自然科學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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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庫恩：科學革命的闡釋

在人類認識史上，有一個難題一直困擾著哲學家，那就是：自然科學是否存在有方法論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傳統的看法認為：自然科學家說明自然現象；而社會學家則是理解社會現象，一個是關于事實的判斷，一個是關于價值的判斷，兩者之間存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從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是以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為代表，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沒有原則上的區分，自然科學在進步和發展中建立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理想模式完全適用于人文科學，另一派與此相反，狄爾泰、泰勒等人認為，在闡科學意義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說明（explaination），人則必須理解（unelerstanding）”〔2〕庫恩從科學史角度反對實證主義的教條， 同時又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區分不以為然。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闡釋，也與文化相關。1988年庫恩與泰勒為此展開一場大辯論。泰勒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人文科學的對象本質上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則不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解釋。如果說自然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解釋的，那么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基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或進步的動態模式，對庫恩的區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認為，“自然科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現代實踐者從他們的前人那里繼承來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個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現代實踐者通過訓練模仿得來的，而這只有通過闡釋學的技巧，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響社會的其它成員。”〔3〕在此， 庫恩已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過的世界；我們關于自然知識，是對先天知識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敗的一種反應。如電池、共鳴器或電子振蕩器以及化學反應等，都屬于人類活動的一個有意義的范圍，處于歷史中并具有與歷史不能分割的意義。在他的《從必要的張力》一書序言中，庫恩使用了“釋義學”這個詞，是為了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書作釋義學的理解。庫恩實際上已經揭示了自然科學的釋義學特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實在論問題。實在論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某些領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賴于對象在該領域里的真實特性即它們所擁有的特性，而不管人們的信念、實踐或標準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學對象這一意義來說是實在論者，庫恩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實在論發起猛攻。在庫恩看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人們對自然會作出不同的科學說明。他引用泰勒《闡釋與人的科學》一文中同樣的“天空”例子說：“雖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天空與日本的天空相比較”，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的天空與古臘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們和希臘人對天空的分類也不同，因為我們的天體分類學與希臘人的天體分類學截然不同。庫恩立論的科學革命，他堅持相互競爭的科學的實踐和標準的不可通的約性，并且否認我們能夠立于科學歷史而達到對世界真正認識。這在人文科學領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樣如此。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問題中，“庫恩和我（指羅斯）站在一邊”〔5〕始終保持一致的話，那么在最后一個問題上兩人則出現了分歧。這個問題即：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來說，是否在認識論上存在有區別的解釋活動？泰勒堅持一種強的觀念，在那里，詮釋是人文科學獨有的；自然科學獨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詮釋的。庫恩反對泰勒的區分方式，但仍然承認兩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特別是在實踐中，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時，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必須經常進行詮釋，而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則根本不必這樣做。羅斯反對庫恩的這一區分，把科學的解釋范圍界定為實踐的解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學同其他文化領域區別開來的普通的方法論或合理性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庫恩的這種區分同羅蒂曾經在闡釋學與通常的演說之間所作的區分是相似的〔6〕。

羅斯與庫恩的分歧是從他閱讀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始的。首先在他對庫恩的“兩種理解”中，羅斯比庫恩本人“更樂于把他的科學陳述觀點遠遠地作為一種實踐，”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加劇兩個庫恩的明顯區分。”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詮釋，而為了發展科學的解釋，而這在庫恩那是經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與庫恩不同， 羅斯把范式看作實踐活動的共同領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領域。其次，語言與世界實在的關系，在庫恩那里沒有得到有意義的說明。羅斯強調語言和社會實在的不可分離性，認為語言的區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們社會實踐情境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實踐情境，離開了合適的語言來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礎上，羅斯提出了他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分析。

羅斯：科學批判理論

如果說現代闡釋學最初是人文科學陣營內部，以理解作為人文科學獨特方法開始去反對實證主義科學認識論的“稱王稱霸”，那么羅斯與庫恩出發點相同，都是從自然科學出發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進行分析的。一方面與庫恩一致，羅斯看到泰勒為建立人類科學唯一性所作的論證恰恰也適用于自然科學的陳述，從而證明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并沒有闡釋學方法論的區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庫恩，羅斯否認闡釋學或闡釋學的解釋區別于其它質疑形成。他認為庫恩對此所作的區分“是不成立的”。〔9〕

羅斯的主要哲學思想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對作為實踐活動領域的科學的關注。第二，我們不能把科學的認識論范圍和科學的政治范圍截然區分開來。正是說明科學知識增長的實踐，在政治范圍內，也必須理解為貫穿科學本身和對我們其它的實踐和團體產生重大影響的，進而最終影響我們自身理解的種種權力關系。

在羅斯看來，“在人文科學中存在有一種與其自身的實踐背景的合法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在物理學或生物學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識與權力》一書中羅斯談到，科學家經常聯系實踐的敏感性、精確性、有效性以及技術技能從事科學研究。他聲明，重要的不在于我們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們“創造”，而在于我們通過實踐在一定的場境中與自然交往是恰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在實踐方面比庫恩走得更遠。羅斯把庫恩科學革命的思想發展為激進的庫恩—庫恩。不同于庫恩：把科學團體當作信仰者的共同體，“對于庫恩來說他們是實踐伙伴的共同體”。（11）前者認為共同體不能容忍基本的異議，后者認為科學共同體充滿了不一致。科學共同體的特征，是由共同的問題和技巧以及由對相同成果的說明規定的，而不是獨立地由共同輿論決定的。異例不是理論之間的沖突，而是實踐的困難。而危機的到來，則標明科學家們不再有共同的活動領域。區別于庫恩，庫恩并不是強加給科學歷史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和危機并不是歷史的過程，而是實踐科學的方式。那種通常認為在某一范圍內科學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論變化是同一的觀點，對于庫恩未必是事實。新的設備、技術或現象，能夠在某一確定的研究中發生同樣的基礎性變化。

羅斯用“實踐理性”代替了長期以來統治科學的“理論理性”，進一步闡明了科學知識與政治和權力的相互關系。在他看來，科學實踐以及自然世界通過實踐呈現的方式，是語言與實踐構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實踐屬于副科學稱為“統治”的領域：“統治并不是僅僅指政治結構或國家的管理……統治就是去構造其他人行為的可能范圍”。（12）一個行為領域，是由材料背景，技術能力和在該背景中的共同理解這兩者組成的。羅斯認為，科學實踐在它有助于以兩種方式構造我們的行為領域這一意義上是政治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材料背景和技術能力；也有助于規定（及被規定）表明行為的概念和實踐。他說：“我們同自然世界的聯系……在廣泛的意義上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政治觀點”。（13）羅斯是從兩個方面闡明科學解釋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學革命改變了舊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個無限的宇宙，同時也是改變了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另一方面，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也包含了政治觀點。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及其評估包含了客觀的理性，這種理想反過來又與我們作為行為者的自我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客觀性是揭示對象的一個主觀的特性”。羅斯強調，無論如何，客觀地理解自然的恰當觀點是什么，并不能從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夠和應該怎樣彼此聯系這些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

對于怎樣理解權力和知識，最近大多數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解釋是：權力和知識是人類關注的不同領域；但兩者仍以某種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羅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權力關系，知識的產生和評估“不代表不同的領域”，而是以某種相互關聯的方式“關注同一領域”。（14）在《知識與權力》中，羅斯對權力和知識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權力從狹窄的社會相互運行，展為包括實踐及事物過程變化的更豐富的內涵。同樣地，科學知識也是能動的，知識不是一種擁有或可交換的東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共同體思考獲得的一個過程。因此，“一個陳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識，在對它的認識過程中依賴于其它許多的實踐和能力關系，特別地依賴于再生產的改變的和擴展的關系”。（15）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實踐領域，羅斯稱之為“場境”（fielel）。它包括了一個比信念網絡更多的內容：技能和技術，可供操作和使用的儀器及物質系統，可用的資源（包括資金、設備、信息及職員等）、團體結構及相關的其它社會實踐或政治關注，等等。

對于權力與知識、科學的關系，羅斯察覺到至少有兩個重要的觀點是傳統哲學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對象領域精確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權力與知識趨于一致。第二，社會運動或變革可能同時在認識論和政治上產生影響。羅斯總結說：“權力和知識既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又不是同一個東西”。（16）兩者代表我們認識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沒有對權力與知識的相互關注，就不可能達到對科學知識正確的批判性的認識。

幾點結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庫恩與羅斯對科學的闡釋，科學的合理性及其發展，科學與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存在著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時也有分歧。

（1）庫恩與羅斯批判地分析了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 從方法論與本體論方面打破了科學理性的一統天下。不同在于，庫恩是從科學革命的角度展開這種批判的。庫恩不滿意于當時邏輯實證主義撇開科學史孤立研究科學著作時，能夠讓歷史發揮更大的作用”。羅斯也反對實證主義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從科學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科學實踐（包括技術設備，物質條件等）的角度進行批判的分析。

（2）羅斯與庫恩都關注于自然科學領域， 關注自然科學的闡釋特征，責怪泰勒等人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闡釋學區分，認為自然科學也同樣需要闡釋。盡管如此，庫恩還是承認在認識論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他說：“雖然自然科學可能要求一個稱作闡釋學基礎的東西，但它們本身并不是闡釋學的事業。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則經常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18）它徹底需要闡釋學的闡釋。這是因為人文科學缺乏范式，沒有自然科學式的常規解疑研究。羅斯反對庫恩上述區分，認為它“預設了科學理論的一種構想（19）”

（3）羅斯與庫恩都反對自然科學的實在論， 強調科學本質上不是一項一成不變的事業，反對科學行為定下不變的，不可違反的規則和規范方法論。但是對于范式及科學革命等，兩人仍存在著分歧。作為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創造性地在科學哲學中引進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為突破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爾泰《狄爾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第2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從哲學基礎上講，當代的科學哲學研究形成了兩個迥異的派別，一是分析經驗主義，其代表是作為20世紀西方哲學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學哲學；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原則和立場的科學哲學，以俄（蘇）和我國的科學哲學研究為代表。就俄（蘇）和中國的科學哲學來看，雖然二者同屬的研究傳統，但由于兩國在科學、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鮮明特色。

一、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包括兩個領域。其一是自然科學本身的哲學，是對有關物質世界、自然現象的科學理論本身的客觀內容以及對所運用的相應的實驗和理論的認識手段所作的哲學分析。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學研究的具體世界觀和方法論內容，即越來越深入到自然科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二是對整體的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作的哲學分析，旨在闡明自然科學理論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和方法，闡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中經驗層次和理論層次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的研究側重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的方法、理論原理和證明的論證方式、科學動態發展的規律等。蘇聯學者把這一角度的研究稱為“科學哲學的側面”［1］（p2）。也就是說，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內在地包含了科學哲學的萌芽。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蘇聯關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領域中。“蘇聯時期一直存在的重要爭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2］（p2-3）從蘇聯出版的經教育部審定核準的第一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教科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教程》（該書由時任《哲學科學》編委、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自然科學哲學教研室主任c.t.麥柳欣主編）的內容上看，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圍繞前一個領域，而對所謂的“科學哲學的側面”則很少觸及。

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傳統的自然觀研究開始退居次席，以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為核心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的主導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爾普寧、б. м. 蘇哈諾夫和в. и. 沙羅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作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會不斷揭示出自然界的發展趨勢和過程，而唯物主義辯證法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就是發展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該書逐一研究了力學、物理學、化學、技術科學的有關資料，論述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和更為迫切的方法論問題，即，“科學認識中經驗和理論的相互關系，理論知識的綜合，科學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論研究的哲學意義等問題”①。與此同時，蘇聯的一大批學者，如б. μ. 凱德洛夫、μ. з. 奧麥利雅諾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諾夫、а. д. 烏爾蘇爾、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從各個方面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進行了討論，這反映了蘇聯哲學界對科學認識方法論研究的重視。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開的全蘇第三屆自然科學哲學會議上，科學院院長г. л. 亞歷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對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進行探索和思考的一個中心樞紐”［3］（p407）。由此可見，這一轉向已使得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內涵發生了變化。

蘇聯科學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下進行的。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正確評價傳統下的科學哲學研究。從總體來看，西方的研究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4］（p99）西方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們長期討論蘇聯出版物中的這些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是真問題，還是人為的、政治的產物。當真影響了蘇聯科學家們的思考，還是僅僅就是個裝飾”［2］（p3）。只有少數西方學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采取了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體研究的基礎上，客觀地評價說：“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蘇聯一些科學家的工作的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這種影響幫助他們形成認識結論，并贏得了國外同行對他們的認可。”［2］（p3）

二、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第一個范式是自然觀范式。［5］（p56）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以自然觀為基礎，建立了由自然觀、科學觀和科學方法論構成的內容體系。

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來源于自然辯證法研究范式的轉換。20世紀90年代末期，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式發生了多個方向的轉向，其中包括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思想史、科學社會學、自然哲學等。在傳統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著雄厚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和科學觀。隨著研究范式的轉換，譯介和評述西方科學哲學的文章大量出現，科學哲學成為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自然辯證法通訊》兩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欄目。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隊伍都發生了重大轉向。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學會曾一度號稱中國第一大學會，其研究絕不僅僅限于自己的學術圈子。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種學術事業，又直接面對國家發展的現實問題，在研究問題時常常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學術空間。科學哲學關注的問題其實是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內部問題。正因如此，從學科上我們把自然辯證法調整為科學哲學，但并未放棄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以自然觀為基礎，恰恰是我們相對于西方科學哲學的優勢所在。“由于西方科學哲學僅僅面對自然科學，無視自然科學背后的本質和客觀基礎，因此，他們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論的內在完備性和科學理論進步之間的關系。”［6］（p111）西方科學哲學的這一特點，是它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科學哲學是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延伸,傳統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決定了中國科學哲學的演進與定位。并且，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和自然辯證法研究呈并行之勢。

三、差異與趨同

科學哲學在蘇聯和當代中國的興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別。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國家已有的哲學研究中早已內在地包含有關科學哲學的相關研究。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包含“科學哲學的側面”，而科學動力學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論、結構化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和宇宙學等。“蘇聯上千種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都包含上述各種值得討論的問題。”［2］（p3）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而且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觀也必會通過相應知識領域的理論內容而被具體化。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科學不僅是關于世界的理論知識的總和，更是一種社會建制。因此，他們不僅研究科學哲學領域中我們熟知的那些主題，更為注重科學發展的社會決定要素和動力。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屬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屬于問題研究的“內部轉換”。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一直不是蘇聯哲學的獨立分支，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使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由一個附屬的領域開始走向相對的獨立。

和蘇聯不同，自然辯證法在中國不僅作為一門重要的獨立學科來建設，而且已經成了一項有較大規模的社會研究事業。我們不僅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組織——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而且這一學科作為高等學校理、工、農、醫類碩士研究生的公共課大規模進入了課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導下，自然辯證法的研究領域變得越來越廣泛。20世紀80年代，自然辨證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科學觀、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及科技與社會研究，90年代以來則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學術研究不斷拓展，成果更加豐厚。劉嘯霆將自然辯證法的精神財富和價值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它恢復和堅持了哲學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堅持和宣揚了科學中的哲學精神，包括對科學精神、科學理性、科學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學發展和發展的邏輯、模式、機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其五，它無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許多新興的學科，在自然辯證法的事業下還為很多新的學科如科學社會學、科學管理學、科學政策學等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發展的空間。［5］（p58）1996年，于光遠在他的著作《一個哲學學派在中國興起》中指出，中國正在興起一個哲學學派——自然辯證法學派。這個學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屬于；其次，除傳統的自然觀、科學觀研究外，它還特別重視社會實踐問題，如西部大開發、科教興國、國家創新體系、可持續發展等。

第3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主流心理學；科學主義；自然科學取向

分類號：B84-06

1　引　言

心理學中存在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對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構造主義、行為主義和現代認知心理學接受“原子論、還原論、客觀論、決定論、量化方法五個原則”(高峰強，2001)，，以較大的影響力，在心理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主流心理學借鑒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理學、醫學和計算機科學等，以機械自然觀為基本世界觀，以實證主義為基礎方法論，吸收了經驗主義、客觀主義、操作主義、價值中立等自然科學原則，并引進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技術、設備和成果，建立了類似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來指導自身的研究。這種自然科學取向，盡管促進了主流心理學的獨立和發展，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學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和社會責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為什么主流心理學選擇走自然科學之路呢?近20年來，盡管不少學者對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進行了批判，但是對于它產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從歷史、社會、經濟、時代精神、學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學選擇自然科學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歷史上自然科學對主流心理學的影響、自然科學具備成熟的方法論和有利的時代精神、自然科學的實踐性優勢、社會需求對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的促進、主流心理學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作者提出，隨著心理學科的成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觀的演變，人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研究將會受到更多的重視。

2　自然科學對主流心理學的歷史影響

2.1　自然科學幫助心理學獨立

人類心理一方面作為哲學思辨的主體和過程，另一方面又作為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這種主客體的雙重角色，使得心理學同哲學相互交織，難以分離，無法跨出哲學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終無法獨立。近代自然科學首先提出了獨立的心理學研究的要求，并貢獻出方法論、儀器和測量手段，幫助心理學擺脫了附庸哲學的地位，實現了獨立。

19世紀初期，天文學家被反應時間差異所困擾。貝塞爾總結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應時間這一研究課題。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神經生理學、感覺生理學、腦機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學領域。以醫學家布洛卡、維爾尼克和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為代表的研究者們，研究了大腦機能、神經沖動和知覺等，創造了臨床法、切除法和電刺激法，促進了生理心理學的產生。19世紀30-60年代，生理學家韋伯研究了物理刺激與心理感覺之間的關系；物理學家費希納利用物理學和數學方法，創造了均差法、正誤法和最小可覺察法，創立了心理物理學。1879年馮特借鑒自然科學，建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心理學研究終于具備了客觀性、實證性、經驗性和可操作性，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2.2　自然科學推動主流心理學發展

主流心理學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成果。艾賓浩斯以實驗方法控制記憶條件、觀察記憶結果，首次研究了高級的心理過程，推動了實驗心理學的發展。鐵欽納吸收經驗主義和聯想主義，秉承原子論，對注意、聯想、情緒和情感進行了研究，創立了構造主義心理學。行為主義采取實證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和還原論，吸收了條件反射學說和生物進化論，以刺激一反應模型對行為進行了嚴格的實證性研究。新行為主義接受邏輯實證主義、操作主義和物理主義，采用數學和邏輯語言來描述人類行為。認知心理學吸納了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數理邏輯、計算機科學，把人的思維看作物理符號系統來進行研究。盡管它反對行為主義對意識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繼承了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原則。當今的主流心理學出現了生物神經學化的趨勢。它吸收了認知神經科學、生物遺傳學、習性學的研究成果，從生物決定論的視角，以基因、神經和激素等生物層面上來解釋心理現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學獨立和發展的過程中，自然科學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創立和發展，相對于自然科學來說比較晚。加之這些學科本身就不夠成熟，其對于心理學的影響也較為次要。

3　自然科學成熟的方法論和思想基礎

3.1　原則和方法論優勢

自然科學方法論建立在決定論、機械自然觀和客觀性原則上，追求普適性真理，采用實驗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較，自然科學具有原則和方法論的優勢。

1)決定論：決定論假設存在著普遍的因果規律。這就意味著，一旦認識到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人們就有能力對事件進行預測和控制。因此，決定論是科學研究和社會控制的前提。與決定論概念相對的是自由意志，它較多出現在人文社會研究當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關系，然而沒有因果關系，學科的實用性就大打折扣。

2)機械自然觀：機械自然觀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機器。這種世界圖景具有簡明性、精確性、規律性、可預測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開展和研究成果的應用。人文觀點承認心理的主觀能動性、復雜性和易變性，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難。

3)客觀性原則：自然科學家堅持客觀主義，盡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觀態度、信念和偏見對科學研究的影響，以期發現客觀真理。客觀性原則還樹立了一元的真理標準，有利于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和對成果的評判。

4)普適性：自然科學追求普適性的真理。自然科學家運用歸納和演繹的思維方式，來探索個別現象和普遍真理的聯系，這種方法有利于理論的產生、檢驗和推廣應用。

5)實驗方法：在實驗方法中，自然科學家通過控制變量來確定相關或因果關系，產生的結果具有必然性和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論具有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較低。

以上原則和方法的應用使自然科學具備了客觀性、普適性、準確性、一致性、可觀察性、可重復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方法論體系。

3.2　有利的時代精神

科學的發展是特定的社會階段和時代背景的產物。因此。“對心理學發展史的理解必須考慮這一學科進化的背景，考慮學科中的流行觀念和那個時代的文化，以及時代精神或時代的思想氛圍”(Schultz&Schultz，2007)。近幾個世紀的多數哲學思潮、時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學的。

唯科學主義極大地提高了科學的地位。自文藝復興、科學革命開始，天文、數學、物理、生理、醫學等自然科學獲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學取

代宗教成為最為突出的理智的權威，成為文明世界的世界觀的定義者、審判者和護衛者”(Richard，2007)。唯科學主義隨之誕生，它認為自然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而其他知識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學主義盛行的情況下，主流心理學作為新興的、具有爭議的學科，采取自然科學的定位是明智的選擇。

從物理屬性來闡釋人性的機械主義人性觀也隨著科學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業生產方式，“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征是機械化，工業化和技術化代表了機器變成社會中心這一過程”(Griffin.1998)。在機械主義人性觀和機械化社會的影響下，主流心理學走自然科學的道路，是符合社會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紀開始流行的實證主義崇尚理性，強調經驗，提出科學研究必須采用假設、演繹、驗證和數學方法，以揭示事物運動的規律。這些思想是與現代科學精神相一致的。通過這些主張，實證主義提高了自然科學的權威，為其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圍。

經驗主義是自然科學的基本原則。它主張人類知識起源于感覺經驗，而自然科學正是通過經驗性研究來實現的。與之相對的理性主義否認經驗的可靠性，也就貶低了科學的價值。在兩種哲學思想的交鋒中，經驗主義自13世紀開始占據上風，直至今天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現代工業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導，這與自然科學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現代經濟、政治、社會管理等基本活動都體現了理性精神，這一精神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創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學的文化氛圍。

除了剛提到的唯科學主義、機械主義人性觀、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義、聯想主義、客觀主義、身心交感論、物理主義、操作主義，以及達爾文主義等哲學思潮，都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學向自然科學靠攏。相比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釋學、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則影響力較小。

4　自然科學的實踐性優勢

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自然科學具有較多的實踐性優勢。這些優勢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學，也成功地推動了主流心理學的發展。

4.1　研究對象的性質

從研究對象的性質來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物質世界，具有客觀性、機械性、普便性、同質性和易操作的特點。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不同的自然科學家能夠找到同質的研究對象，進行重復驗證。因此，自然科學易于積累、比較和評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較大的主觀性、發展性、異質性、歷史性、文化性、倫理性和不穩定性，操作性也較差。人文社會學者很難找到同質的研究對象：很多人文社會現象隨著歷史推移而變化或消失；倫理性原則束縛了對研究對象的控制：社會現象、文化和人類個體較難作化研究。

從研究對象與外界聯系來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相對孤立的，較容易確定因果聯系。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則處于宏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交互錯雜的關系當中，較難尋找到規律。因此，主流心理學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學品性的心理現象。

4.2　研究方法

實驗方法是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實驗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過控制變量來確定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容易得出較明確的結論。因此它也贏得了主流心理學的青睞。在《四十項改變心理學的研究》一書里，40項心理學研究中，有28項采用了實驗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觀察法、調查法、臨床法、總結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來，才占了12項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學應用數學方法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以求客觀性、精確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學追隨了自然科學的數學化趨勢，以對其重要思想進行嚴密的闡述(Thurstone，1986)。數學方法的引用為心理學帶來“簡潔精確的形式化語言，數量分析和計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邏輯證明工具”(陳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則較少采用數學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時，其定性的標準又多為主觀，難以確定。結果就造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難出成果，卻更容易產生理論分歧。

另外，技術、設備的應用幫助自然科學家更好地觀察、測量和控制研究對象。主流心理學采用了大量類似的技術和設備：從記憶鼓、棒框儀、閃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納箱、測謊儀，再到磁共振成像技術、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事件相關電位研究技術等；近年來還出現了計算機化的研究趨勢。這些技術、設備的應用使自然科學成果產出穩定，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較難應用技術、設施來輔助研究，故顯步履艱難。

4.3　研究成果的物質轉化

自然科學與物質進步直接相聯系，多數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業生產、生活消費當中，社會貢獻是外顯的。在實際運作當中，自然科學研究往往和農業、生產制造業、商業等聯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換取資金支持。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則更多是非物質和隱性的，不直接貢獻于物質資料，較難投入商業運作，只能應用到政府、管理、學術界、藝術等有限領域，獲得的資金、政策支持也比較少。

4.4　社會認可度

自然科學研究具備客觀性和精確性，為社會作出顯而易見的物質貢獻，因此比人文社會科學受到更多的社會重視。從社會心態來看，由于自然科學距離生活常識較遠，大眾缺乏專業知識對自然科學進行批判。而人文社會科學貼近現實生活，大眾經常憑生活經驗對其進行批判，因此，它在大眾心目中的權威性不如自然科學。

5　社會需求對自然科學取向的促進

科學的發展受社會需求的推動。“科學已經有意識地并直接地指向具體的領域，而且這些具體領域的選擇已經越來越不由科學家決定了……科學研究工作越來越多……受科學以外的機關或團體――工業和政府部門所組織起來的研究機關或團體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學的獨立和發展歷經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世界大戰、信息化、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建設。這種社會經濟狀況對心理學的需求，更多表現在物質建設的層面。工業、商業、教育、醫療、軍事、科學等領域的需求，有力地促進了行為主義、認知心理學和心理測量等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的發展。

獨立的心理學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學、物理學和生理學等自然科學提出來的。主流心理學回應自然科學的需要，強調人的機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與自然科學聯系到了一起。為了解決狗的腺體分泌遭遇干擾的問題，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轉向了對條件反射的研究。行為主義建立在條件反射原理上，與生理學產生了必然的聯系。

1903年法國政府對智障兒童的關注，1905-1913年歐洲向美國的大規模移民，1917年美國加入一戰時大量征兵，都需要檢驗人們的心理素質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動了心理測量運動。現代社會的多個領域――教育、醫學、企業、行政、學術研究等，都大量應用測量技術對人的心理進行評估。

美國工業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國的移民需要接受訓練，以適應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不同地區、群體之間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調和，以鞏固統一的國家觀念；工業的迅速發展要求培訓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這使得強調行為塑造、社會控制的行為主義被廣泛應用，占據心理學統治地位長達幾十年。

二戰后，戰爭的推動、計算機與航天科技的發展，都要求對人類認知進行研究。隨著西方國家從工業社會邁入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知識產業、信息產業發展壯大，推動了現代認知心理學的發展(車文博，2007)。

縱觀歷史，心理學獨立之時，正是工業化、社會化生產蓬勃發展及社會制度完善的時期。工業社會更多強調的是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的目標，而非人文的、精神的關懷。在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業文明中，“心理學服務于這些機器的設計，使得機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時確保人最有效地使用這些機器”(Denis，2007)。國際競爭造成了近代科學發展的一般傾向：“工業不大發達的國家總是在大力開展工業方面的科學研究，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則把大部分撥款用在軍事科學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迎合了工業和后工業社會的需要。

但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已經開始挑戰工業文明和理性主義，強調社會、文化環境當中的人的生存狀態，為人文取向的心理學開拓了空間。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將更加重視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學也會隨之發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學術偏好

庫恩指出，科學中的一些決定并不是出于邏輯思考。而是基于個人的喜好、價值、政治信念和科學共同體中的共識(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別提出，心理學家的學術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觀，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學家劃分為柔性思想和剛性思想兩種，以此解釋了他們選擇不同學術取向的原因：“這些純粹是由性情決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選擇”(Lashley,1923)。Kimble選取APA成員和大學生進行調查，得出結論：不同分會的APA成員、不同學術水平的人士分別傾向于不同的學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取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學術隊伍組成的影響。在心理學早期的學術隊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學家，比如馮特、鐵欽納、詹姆士、高爾頓、卡特爾、麥獨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從醫學、生理學或物理學轉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學研究中，他們把大量的自然科學方法和成果帶入了主流心理學。在后來的發展中，主流心理學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學、醫學、計算機、數學等領域的人員。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學都鼓勵有醫學、數學或計算機基礎的學生報考心理學。接受自然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研究人員，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人文社會取向的研究者，這種狀況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學向自然科學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顧慮

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將心理學建設成為一門自然科學，成為了無數研究者的夢想。但是，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學誕生艱難，科學地位不鞏固，以至于研究者對心理學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現象的主觀性和內隱性，早在17世紀，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學不能成為一門科學。由于心理現象在過去不能被實證研究，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孔德拒絕把心理學列入科學的名單。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認為心理學無法成為科學。心理學是否屬于科學的問題，至今仍在爭辯當中；近20年還出現了關于心理學合法性的危機論。

根據流行的英美科學體系，只有自然科學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社會學科只能勉強算是科學，而人文研究則只是“學科”，不是科學。因此，為了確立心理學的科學地位，多數心理學家選擇了自然科學而不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取向。很多心理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顧慮，于是盡力遵循自然科學方法論：“以方法中心為根基的正統觀念鼓勵科學家保持‘安全、明智、穩妥一(馬斯洛，1987)。

哲學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學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紀，對哲學式思辨的指責成了對心理學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論的時候，馮特、華生、斯金納和喬姆斯基紛紛批評前人對哲學思辨方法的依賴(Teo，2008)。為了避免哲學化之嫌，華生否認把意識作為研究對象，而是將心理現象還原為肌肉活動和腺體分泌的物理、化學現象。在斯金納的激進學說中，理論研究甚至被完全拋棄(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學家服從自然科學的權威，忽視了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點，造成了自然科學化的取向。

7　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點

7.1　早期的自然科學取向

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有著復雜的屬性：物質性、生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并存。這四個范疇之間有依存性和時間性的遞進關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由前者演進而來。在時間上，存在無機物、有機生命、社會、意識先后發生的時間關系。由于這四種屬性中占據前位的相對客觀、機械、靜止和外顯，所以研究起來比較容易。這就決定了學科自下而上的發展規律。學術研究從基礎性的對象開始，這樣不僅有利于進行根源性的探索發現，也有利于知識在由低到高的層次上積累和發展。另外，這種研究順序也符合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規律，從而順應了社會需求。

由于人類機械性與主觀能動性、生物遺傳與社會文化影響、物質性與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臨很大困難。剛誕生不久的心理學不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對如此復雜的研究對象展開全面研究，只能從低級的心理現象入手。所以，機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現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學的青睞。

7.2　未來的整合趨勢

主流心理學選擇自然科學取向盡管是明智之舉，但是也為此付出了代價：“理論和方法通過忽視不能被數量化的現象來獲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學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規律：從機械性到能動性，生物性到社會性、精神性，靜止到動態，外顯到內隱，由片面研究到整體研究，決定范疇到自由王國，功利追求到審美追求，從服務經濟到以人為本，從關注人的生存需要到發展需要。當心理學逐步成熟時，人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將獲得較大的發展，與自然科學取向心理學進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學面臨的困難是整合關于人的不同層面的知識的困難，并且提出了一個與上述觀點相似的樹形知識結構(由四個維度：物質、生命、思維和文化組成)，來整合知識系統，從而解決心理學分裂的問題(Henriques.2008)。

洪曉楠從科學哲學角度闡述了科學與人文進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學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個維度或幾個維度，……人對世界的把握并不僅僅限于科學認知，意義的追問和探求總是多向度的，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來完成。只有科學與人文的互補整合，才能完整地表達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質的豐富性”(洪曉楠，2008)。主流心理學將人機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會、文化和精神維度，是不足以窮盡心理現象的豐富內涵的。一個更為宏觀、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對人的心理現象進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結語――個宏觀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學在發展初期走自然科學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學科建設意義。但是“近年來，我們已經觀察到逐漸上升的對科學心理學方法論，以及其相應的理論思考的不滿”(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心理學研究已經被批評為“解答問題的方法論與所提出的問題之間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學中有很多問題并非經驗性問題，而是關于意義、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觀的問題，并不僅僅限于因果關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學模式不能完全滿足心理學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學方法論是由哲學規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設、建構理論和解讀數據的時候，哲學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學思辨不應該成為心理學的禁忌。

第4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一)自然主義的研究框架

客觀范式視人、人的心理與行為為自然的一部分，具有與其他自然物相同的先定、普遍、凝固不變的本質或規律。在心理學中，人被等同于動物或者機器，正是這一研究框架的體現。與此相適應，心理學被看作了一門自然科學，物理學成為心理學效仿的榜樣，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順理成章地成為心理學的研究模式。可以說，堅持客觀范式就是在心理學中堅持以自然科學為最高價值標準的研究取向和理論建構的模式。

(二)邏輯主義的研究路線

邏輯主義認為知識本質上是邏輯思維運動的結果，始終呈現為某種必然性的聯結，知識陳述的是客觀事物本身。堅持邏輯主義，意味著心理學研究必須排除己見，禁止使用科學之外的以及帶有主觀性的概念，并盡可能排除所有價值因素和個人因素，以保證研究的客觀性。

(三)還原主義的研究原則

 根據邏輯主義的原理，凡事皆有因果，人們可以根據原因推知其結果，達到解釋與預測的目的。對心理學而言，意味著可以將心理現象與行為還原到其最初的水平上，并從低級推知高級、從元素獲知整體、從簡單推知復雜。在對人及其心理本質的理解上，還原主義將人還原為物，認為人是由最基本的原子(元素)構成的。在研究路線與研究方法上，主張還原分析。其基本程序是:先將復雜、高級的東西簡化為基本的、無法再分的元素或低級的東西，再將元素、部分從整體中抽離出來進行孤立、靜止的考察，然后以線性因果觀或“算術和”說明元素或部分間的關系及事物的性質。

(四)客觀實證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客觀范式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借助數理統計的方法，形成了一系列以客觀實證為主要特點的研究方法，包括了觀察法、條件反射法、實驗法及測量法等。另外，個案研究、言語報告等作為上述方法的補充，也時常出現在客觀范式的各心理學研究中。

二、客觀范式的緣起

心理學客觀范式是在對科學主義主觀范式的批判中萌生并不斷發展的。科學主義主觀范式形成于心理學初創期(1879-1913，它堅持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定向，保留了意識這一帶有主觀性的研究對象，強調客觀實證的研究路線和還原主義的研究原則，以獲得客觀知識為目標，同時也保留并采用了以主觀思辨為特征的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馮特的內容心理學、鐵欽納的構造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以及機能主義心理學中。

    馮特和他的學生鐵欽納，均以經驗實證論為哲學基礎，確立了中立一元論的世界觀，認為意識、心理與自然物作為一種統一、集合，本質上沒有任何差別。經驗是一切科學研究的對象，無論是可共證的經驗還是不可共證的經驗。因而研究可共證經驗的客觀方法(實驗法)與研究不可共證經驗的主觀方法(內省法)均是有價值的。如馮特所言，“在自然科學和心理學內，我們所研究的經驗現象只是以不同的觀點來考察同一經驗的現象。在自然科學內我們把經驗看成是客觀現象的相互聯系，由于抽去了知覺著的主體，它也被看成是間接的經驗。而在心理學內，我們則把經驗看作直接的和非派生的。這樣，心理學可以成為一門像物理學一樣的自然科學，可以采用自然科學的客觀方法來研究作為直接經驗的意識。然而意識現象帶有主觀性，為了更加契合科學主義對客觀性的研究，馮特將客觀實驗方法與主觀內省方法相結合，用實驗技術來控制內省。鐵欽納則提出了嚴格的實驗規則來盡可能地使其達到客觀性的要求，譬如實驗內省法的被試必須是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實驗必須排除內外刺激的干擾等。格式塔心理學家贊同馮特和鐵欽納的心理學的自然科學觀，也并不反對他們對主觀意識經驗的內省研究，但他們強調對意識、心理的整體研究原則，反對用實驗法來改造內省法，認為借助純粹的現象學的內省，也可以獲得客觀知識。

美國機能主義心理學建立在實用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詹姆斯認為人類經驗中所有得到一致的報告的方面都值得研究，哲學方法、科學方法都可以運用，而無需考慮是否帶有主觀性。在心理學中，他強調既要研究動物、兒童、變態者，又要研究健康人，既要研究客觀的行為，也要研究帶有主觀性的認知、情緒及意志，甚至是宗教體驗等。相應地，在方法上，既可以使用實驗法，又可以使用內省法和比較法。并且較之于實驗法，內省法具有重要的價值，“內省觀察是我們不得不最先、首要和始終依賴的東西”

第5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復雜性，社會科學規律，合理性，反面理論，特征

〔中圖分類號〕C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2）04-0026-06

通常對社會科學的哲學反思有兩種進路：一是認為社會科學不是真正的科學。因為只有能發現規律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然而社會科學不能創立像自然科學規律一樣的規律。另一是通過堅持規律與社會說明和預測無關，即反對規律在普遍意義上具有說明和預測的功能，從側面保護了社會科學不被邊緣化或被劃定為非科學。這兩種觀點雖然角度不同，但都認為社會科學中不存在規律。〔1 〕 （P299-307 ）復雜性科學在此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論，強調異質主體和基于主體的模型的作用。同時，復雜性科學的出現開創了一種新的方法論視角，即正視社會現象的非均勻性、非恒定性及價值負載性，并把它當作一種真實的方法論優點，建立在系統復雜性和非線性的辯證動力學基礎上，探尋一種特殊的分析和處理復雜性的深度。〔1 〕 （P7288-7295 ）本文試圖從復雜性視角對社會科學規律問題進行分析以闡明這一觀點：社會科學中不僅存在規律，而且其研究主題與自然科學規律一樣豐富，應用也同樣廣泛；社會科學規律不僅可能，而且發現社會科學規律的方法同自然科學規律并無多大差異。

一、社會科學規律存在的合理性

一方面，在幾乎每個對社會科學規律的懷疑說明中，總有一個原因是普遍認可的，即社會科學主題的復雜性。以下將從社會科學與物理學、生物學和化學等經典自然科學的具體類比中，澄清這一問題。

1.社會科學與物理學的類比。通常認為，數值計算和自然科學緊密聯系，科學家相信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的數據，在對數據進行計算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真實可信的。而在社會科學中，一些社會因素并不能像風力、風向、溫度或氣壓等變量一樣可觀察和檢驗。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能通過對社會要素的統計分析得出可靠結論，更不可能在此基礎上抽象出一般的社會科學規律。

雖然在經典物理學中，以牛頓力學為例，使用近似和收斂方法是普遍存在且無傷大雅的。對哈雷彗星周期運轉的預測就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但是，1961年氣象學家洛倫茲使用一臺舊計算機對描述天氣的簡化方程進行模擬仿真，以期實現天氣預報的計算機化時得出的意外結論，恰恰挑戰了我們這種認識。為了考察的簡便，洛倫茲在實驗中直接把上一次四舍五入后的結果作為其后的計算初值進行輸入，但令人意外的是，從幾乎相同的出發點開始，計算機模擬出的天氣模型差別越來越大，以致最后毫無相同之處。這種做法的前提假設很明顯是受到牛頓時空觀和拉普拉斯決定論的影響。因為科學家們普遍相信，只要近似地知道一個系統的初始條件及其運行規律，就會得出近似準確的結果。在物理定律的作用下，世界只要運轉起來就會按照牛頓定律按部就班地運行。正因為如此，洛倫茲實際的計算結果如此意外，以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這就說明了自然科學中的變量并不像傳統認為的那樣“可靠”，初始變量的微小差異都會引起結果的大相徑庭，而不是在一定的初始條件和規律基礎上按照固定模式運行。同樣，這種現象在社會科學中普遍存在。數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就是一個明顯且殘酷的例子。當然這并不是說數值計算是不可靠的，而是有一定的作用域，因為數值計算現在也逐漸發展成復雜性科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分形理論和混沌理論，可以描述和計算那些隱藏在復雜組織中的確定結構，這一方法對于理解社會行為的非線性特征，發現指導特定社會行為的普遍規律而言至關重要。

2.社會科學與生物學的類比。格蘭特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態學和達爾文雀的進化》一書中指出，社會科學面臨的很多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式與生物學極為類似。

格蘭特通過對加拉帕戈斯群島的達爾文雀進行為期十年的觀察，深入研究并記錄了這些達爾文雀的演化變化。這些雀鳥幾乎是同樣的體形，不同種間最大的差異是鳥喙的尺寸和形狀，因為它們是對食物來源的適應結果。這一結論是在格蘭特區分并排除了各種復雜要素后得出的。如從雀鳥規模的宏觀層面看，漂變的作用力是很小的；從包含在微小的基因累積性變化過程中的鳥喙大小進化的微觀層面上看，達爾文雀內部的約束力也是不重要的。他將這些因素排除在了自然選擇的過程之外，認為這些雀鳥就是在對不同食物來源的適應過程中直接被選擇出來的。

第6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人文科學實驗 科學性 可行性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3）02-0067-04

實驗作為一種基本的、有效的教學和科研方法，最早在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中開始運用，20世紀以來逐漸在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學科中得到運用，而在人文學科特別是在關涉人文科學實質內容的所謂“形而上”領域內，運用實驗的方法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作為一種體現科研和教學規律的實驗方法，是否可能在人文科學得到運用，需要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給予理論梳理和經驗總結。

一、不同學科的實驗性基礎

科學實驗的可行性前提首先是該學科必須具有一定的實驗性。按照實驗科學的基本理解，所謂實驗性就是某種學科理論或知識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備能夠通過實驗的方法來驗證或描述的屬性。學科的實驗性既與學科對象以及學科的方法論特征直接相關，又與具體的實驗技術密切相關。

1 自然科學的實驗性基礎

最早的實驗完全是自然科學實驗。科學家們有目的、有意識地選取自然中的典型過程，并通過儀器、設備等媒介對這些過程加以控制或改變，以便進行觀察分析，從而把握事物發展和運動的規律。《辭海》對實驗科學的解釋是：“實驗科學亦稱‘經驗科學’，同理論科學相對。一般指19世紀以前的經典自然科學或以實驗方法為基礎的科學。哈維的血液循環學說、伽利略的動力學、牛頓的經典力學以及后來的熱力學、電學、化學、地質學等等，都是實驗科學典范。20世紀以來，由于現代科學的高度綜合性，數學和理論思維在科學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故一般只把一些實驗性較強的科學稱為實驗科學。”即在科學史上，乃至今天，人們通常所說的科學實驗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實驗，這主要取決于自然科學擁有的“較強的實驗性”。

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擺脫各種外在影響，科學家的個性、愛好、性格、或政治傾向等因素并不會影響到他所研究的物質對象。一種物理結構與化學現象，并不因為觀察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自然界本已存在的各種規律，是獨立于人的主體意識而存在的，同時也是人可以逐漸認識并發現的。盡管這種認識與發現的正確程度是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是一個越來越接近真理的過程，這主要受制于人們的認識水平和認識方法，而與其他主觀因素關系不大，研究者只要遵循正確的研究過程或研究程序，都可以達到共同的認識結論和結果。自然物質世界所具有的這種內在規定性、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重復性，為自然科學實驗提供了客觀前提，而這一點恰恰是人本身和由人組成的社會所難以比擬的，因而也是實驗方法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應用遲滯的主要原因。

2 社會科學的實驗性基礎

大約從19世紀下半葉起，自然科學所采用的包括實驗在內的科學方法逐漸被社會科所學采用，并以法國哲學家孔德和社會學家涂爾干等人為代表，發展了一套被稱之為“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宏觀地看，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社會規律當然是人的規律，但卻不是個人的規律，而是構成社會的無數個人和各種團體、集團、階層、階級、機構等社會因素合力作用下的規律。社會體系與結構的運行發展，它的經濟、政治、法律關系的存在與變遷，公共制度與公共政策的選擇與調整，都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其內在規范、過程與法則。因而社會運行與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類似于自然物質世界那樣的獨立于個人主觀意愿的客觀性規律，這種規律是可以通過實證的方法（包括實驗的方法）加以認識和把握的。微觀地看，社會科學實驗所表現的人和人的行為，并不是從人的主觀意愿、個性特征、情感世界等個體性因素出發的，而是從社會關系和公共政策選擇的角度，從社會的結構、體制、功能、作用的角度出發的。從這種角度出發，個人不過是社會的一個“角色”、一個群體中的“成員”、一個社會有機體中的“分子”。因而在社會科學實驗中，人和人的行為可以表現為政治學中的“一張選票”，或經濟學中的一種“資源”，或社會學中的自殺行為統計數據，或管理學中的“管理對象”，即人和人的行為是一種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具體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符號”存在或“信息”顯示，這種去個性化的實驗對象既提供了實驗的客觀依據，也提供了實驗技術的實現可能。正因為如此，在目前的社會科學實驗中，除了少數學科專業（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法學等）采用實地實驗之外，在現代實驗技術條件下，更多的社會科學實驗是借助人和人的行為的“符號”存在或“信息”顯示，主要通過計算機技術實現實驗室實驗，并集中在金融、財會、工商和行政管理等學科專業領域。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計算機應用技術實驗，如金蝶財務系統、稅收管理信息系統、企業財務分析系統等；一類是情境模擬實驗，如股票實時交易模擬實驗、ERP（企業資源規劃）模擬實驗、集裝箱運輸業務模擬實驗、人力資源管理沙盤模擬實驗等等。

3 人文科學的實驗性基礎

人文科學包括了諸多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同的知識性或事實判斷問題，比如關于文學史、哲學史中的許多知識性內容，關于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等基本的歷史事實，關于道德行為的經驗性判斷，關于藝術特點的描述性分析等。因此，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有許多相通之處。特別是20世紀以來，在人文科學領域，許多來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認識工具、認識手段甚至概念術語，諸如結構、程序、編碼、概率、反饋等等，都出現在文學、藝術學、歷史學、哲學、美學的研究過程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實驗的方法開始被引入到人文科學，并主要通過計算機技術運用于人文科學的一些技術操作性領域和某些知識性整理、考訂工作，突出集中在語言、文學、藝術、新聞、傳播等學科專業領域。如多媒體寫作工具、應用語音實驗、計算機圖文處理高級應用、文獻檢索與利用、inter-net應用技術、圖形標志設計、電視攝像、數碼編輯、新聞攝影、廣播電視節目制作、電腦報紙編排等。其中，應用技術類實驗占主要部分，情境模擬實驗相對很少，而且主要限于對一些技術手段或技術環境的模擬實驗，如“網絡新聞實務課程實驗”等。

客觀地說，上述實驗并未觸及到人文科學的實質內容，即使是在知識性問題或事實判斷的領域里，實驗的適用范圍和程度也受到很大限制。我們知道，人文科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它不僅是一個知識體系，更是一個價值體系，是關于人的信仰、信念、道德、宗教、文化、善惡、美丑等方面的意義體系。這使得人文科學不能以事實判斷、經驗陳述以及技能訓練來代替應然性問題，它一定要有主體性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說明，這是人文科學的實質內容，而這恰恰是上述實驗所缺少的。這也意味著信念、情感、善惡、美丑等主觀判斷和應然性問題很難用某種抽象的“符號”或“信息”來顯示，這也是目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相比較，其實驗性相對薄弱的原因所在。

二、人文科學實驗的技術路徑

實驗科學的歷史表明，實驗是一種歷史范疇，其范圍和深度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地擴大和深化。在傳統實驗技術條件下，主觀性和不確定性較強的人文科學，其實驗性較弱，很難用實驗的方法進行檢驗、解釋和描述；但在現代實驗技術條件下，特別是隨著計算機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發展，這種狀況有可能得到改變。

1 “人”的“出場”與情境模擬

在計算機技術背景下，目前人文科學實驗主要是以輔“工具”類即應用技術類實驗為主，而實質性“價值”類實驗幾乎沒有，至于基礎性“知識”類實驗則與社會科學的模擬實驗類似，主要是針對少量能夠作為“符號”存在或“信息”顯示的個別人文現象進行模擬實驗。人文科學在實驗科學的這種“邊緣”狀態是與人文科學對象的基本特點直接相關的。如上所述，人文科學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意義世界，這里的“人”既不是自然科學中可以被解剖的具體的“生物人”，也不是社會科學中可以被“符號”化的抽象“社會人”，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個性、有情感現實的“人”，這種“現實人”構成了人文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實驗對象。當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離不開人，也與人密切相關，但其出發點和實驗呈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學是對“人所生存的自然環境或自然條件”的研究，因而實驗可以直接通過自然物質方式來呈現；社會科學是對“人所組成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環境”的研究，因而實驗可以通過某種“符號”或“信息”來呈現；而人文科學則是直接對“人本身”、對“人的存在、精神、價值、意義、情感等”這樣一些“內在的”、“形而上”或“終極性”問題的研究，因而實驗只能通過“人本身”才能較完全地呈現。

這意味著，要通過具體的人文科學實驗表達抽象的人文科學內容，必須要有富有個性的、鮮活的“人”的“出場”以及相伴隨的“情境”表現，這與人文科學的方法論特點是相呼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事實判斷、必然性問題傾向于客觀性和普遍性，所使用的主要是邏輯與實證的方法。而人文科學的價值判斷、應然性問題卻傾向于主體建構性，具有明顯的主體選擇性和個體感受性，所使用的主要是情感體驗與心靈感悟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具有活生生的“人”的“出場”的情境模擬實驗，恰好提供了以主觀性、個別性、多變性為特征的互動平臺，因而更有助于主體亦即實驗者更好地進行體驗和感悟。

2 多媒體技術及其提供實驗的可行性

實驗離不開技術，所謂技術就是“為了達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和規則的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被應用于實驗科學和實驗教學的實驗技術的水平，決定了實驗的范圍、深度和水平。如果說在傳統實驗技術條件下，實驗還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學領域，那么在計算機技術條件下，實驗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領域；而隨著多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隨著實驗中“人”的“出場”和相應的情境模擬的實現，實質性的、更廣泛的人文科學實驗越來越成為可能。

以往的計算機技術主要是對文本、數字、圖形等相對單一信息的處理，還很難做到“形聲兼備”，因而要實現鮮活的“人”的“出場”和相伴隨“情境”的表現還很難做到，但在多媒體技術條件下則完全可以實現。多媒體技術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廣泛的綜合性，它將計算機、聲像、通信技術等合為一體，是計算機、電視機、錄像機、錄音機、音響、游戲機、傳真機性能的大綜合；二是充分的互動性，它可以形成人與機器或人與人通過機器的互動，且互動的方式可以是多樣的。這兩個特點恰好滿足了人文科學模擬實驗的基本要求。對于“人”的“出場”和相應的情境模擬要求，以往只能在影視片中實現，但卻完全是單向的，無法進行互動，且制作成本較高。現在通過多媒體技術，可以較好地彌補這些不足。多媒體的綜合性特點，可以將所需要的人物、場景、物品、圖形、圖象、視頻等元素按照要求進行設計、組合和呈現，并較方便地創設出二維或三維動畫形式的“人”和相應的情境。實驗的本質在于操作，多媒體的互動性特點，可以很方便地進行人――機或人――人的互動，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滿足實驗的操作性要求。

三、人文科學模擬實驗的相關問題

基于計算機技術的人文科學模擬實驗不僅與傳統的自然科學實驗完全不同，而且也與以往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計算機模擬實驗迥然相異，實驗中有人物、有場景、有情節，有實驗者的個體感受性和主觀選擇性，甚至有情感色彩。人們或許會質疑，這是科學意義上的實驗嗎？抑或應該屬于藝術的范疇，甚或還是一種電子游戲？

第7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關 鍵 詞：體育文化；中華民族體育；單一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

中圖分類號：G8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6）04-0025-05

On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CHEN Qing

（College of Physical Cul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fully explain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oday’s world where scientific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when facing the change of research subjects， especially complicated body behaviors in national sports，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hould be necessarily deconstructed， while discipline crossing and blending type research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fully referring to research paradigms for na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sports culture， which bases mainly on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in which natural science is blended in，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tudy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therefore gradually enrich and perfe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cientizatio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Chinese national sports；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中華民族體育不僅表現出特色鮮明的特質，也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玄妙、神秘的特征，如導引養生、氣功。由于對中華民族體育研究多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經驗研究相對于理性研究，難以清晰說明研究對象的結構、功能、表現和價值。在自然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僅依托單一的研究范式會制約其深入發展，應借助自然科學的優勢共同探索，使中華傳統文化中舉世矚目的理論，以及生動、形象印刻這種文化的民族體育煥發時代光芒。在中國知網以“武術”為主題，搜索歷年研究成果，20 224篇武術學術論文中，涉及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內容則十分有限。鑒于民族體育中核心構成――身體行為是多元學科共同關注的對象、復雜的研究對象需要多學科綜合分析等因素，實現多元的研究范式研究具備可能性。關于研究范式的研究近年來逐步被國內學者重視，不過，對中華民族體育的研究范式的研究才寥寥幾篇，如李龍、楊海晨等學者的成果。范式理論倡導者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宣稱范式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由此可見亟待完善的中華民族體育學科狀態。

1 中華民族體育研究的局限性

中華民族體育很多內容不宜用現代科學理論解釋，與中醫等文化現象相似。比如，中醫通過疏通經絡治病，但經絡在哪里？中華民族體育技術掌握需要“悟性”、技術風格依托“意境”、功力水平重在“氣度”。那么如何評判習練者的掌握程度？顯然缺乏具體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文化全球化、文明共享的當下，這些內容與西方競技體育相比存在較大的差異，國人尚且不易理解和掌握，何談對外傳播、交流和推廣。其實，中華民族體育可以通過科學理論給予清晰表述，只是在以往的中華民族體育研究過程中，學者們更傾向于單一的人文社會科學論述，忽視自然科學理論的介入，由此形成中華民族體育研究的局限性，進而影響中華民族體育的發展。

中華民族體育研究的局限性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隸屬于文化領域的中華民族體育獨立性不強，使研究者對這種人文現象認識不充分。中華民族體育與共生文化尚未完全剝離而自成體系。比如祭祀、節慶、游戲、娛樂等活動中，肢體活動與體育中的身體行為總是交織在一起，人們極易混淆日常生活與民族體育中的身體活動，因此難以確定研究切入點。第二，人文現象似乎只能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但是研究中又較少涉及民族體育，阻礙民族體育學科研究體系化。第三，中華民族體育是特殊社會文化熏陶的結果。研究者多以人文學科方式認識民族體育的背景、起源和功能，主觀臆斷人體文化的結構和本質。第四，強大傳統思維制約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研究。正如張岱年[1]在《中華文化概論》中表述的那樣，“中國古代的科學中也的確形成一些杰出的理論，如天人學說、元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但這些理論是功能普適型的理論，普適于天地萬物以及人事和人身。這種高度普適性的理論，雖也可以用來籠統、模糊地解釋一些自然現象，可當它一旦成為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律條時，也就成了人們對自然界進行具體的、有分析的探討的束縛力量，最終成為人們深刻認識事物本質、形成科學性專門理論的障礙。”第五，科技水平不高地區，普遍存在著研究者掌握自然科學理論有限、研究手段、設備和經費不足等情況，因此難以對復雜的人體文化進行必要的自然科學研究。

2 改變中華民族體育單一研究范式的條件

第一，研究對象的一致性決定多元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中華民族體育領域擁有共同的關注對象，那就是人的身體以及身體運動。其中身體行為是民族體育的核心結構，是肢體活動轉化為體育的關鍵環節。因此，兩個學科在研究中華民族體育時，完全可能進行跨學科多元研究。

第二，身體運動的復雜性需要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需要決定多元研究的必然性。人文社會學科多是感性的定性研究，而自然科學則是以理性的定量為重，兩者可優勢互補。特別是對復雜的身體運動和民族體育的研究，應該在感性認識之后進行理性認知。對中華民族體育的認識，以往多以感性為主的界定，認為民族體育是以肢體活動為手段去達到某種目的的活動。這樣的認識難以解釋生活、生產中的肢體活動與民族體育的區分。

第三，研究對象的轉換決定多元研究的可行性。從研究范式演變中發現，研究對象發生轉化之后，研究范式必然發生轉換，該趨勢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中華民族體育以往更多依附在各種社會文化事項之中，如今已經逐步走向相對獨立，特別是成為一種對人生命塑造的文化現象后，民族體育已不是體能階段的生產準備過程，智能社會階段的民族體育的生產性已經被生活性所取代，逐步具備自身框架，運用新的研究范式完全必要和可行。

3 構建中華民族體育多元研究范式的思考

3.1 研究態度的轉變

中華民族體育完全可以借鑒其他學科研究方式和方法以及相關理論。中華民族體育的研究必須充分認識和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克服單一的研究范式對自身發展的制約。

人文現象可以借鑒和利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融合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會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刻。現實中，學者對定性研究為主的人文社會科學習以為常，有意無意忽視注重分析、注重理性的定量研究，這種態度誤導學者的研究行為。關于經驗研究和理性研究，可形象地將經驗研究比喻成為“正向的金字塔”，理性研究是“倒置的金字塔”。從經驗金字塔任何一個地方抽取一塊基石也不會立即影響其穩定。恩斯特?卡西爾[2]146-147在《人文科學的邏輯》一書中明確地闡述人文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否在人文科學中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關鍵在于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者們的態度。卡西爾說：“如果文學科學和藝術科學要成為可以用真正的科學方法加以處理的科學，那么首先要放棄它們所宣稱的自主地位。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它們都不可自認為與自然科學不同，它們必須完全融合于自然科學之中。由于一切科學的認知都是因果的認知，因此，如同根本不存在兩種不同層次的因果系列――‘精神性’的因果系列和‘自然性’的因果系列――那樣，根本不存在自然科學之外的‘精神科學’。”其實，這兩種因果關系相互制約和影響，在某一個階段自然因果發揮更大的作用，旋即人的自由意志因果性表現突出，但是自然因果鏈并未消亡，人的理性力量是對自然因果的不斷解讀和對規律把握的表現。在進入大數據時代，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研究需要借自然科學的幫助和支持，卡西爾所強調的“只有數學性的原因才是真正的原因”[2]163有其深刻的道理。

3.2 研究范式的探索思路

1）演繹與歸納的結合。

反常態研究，即改變以往常態的研究方式的方法。通常學者們以歸納研究為先，隨之再進行演繹。如果運用融合式、反常態進行研究，會得出更切合實際的結論。根據艾爾?巴比[3]在《社會研究方法》中提供“先推論”的演繹法能夠給研究提供合理的假設提前，然后再進行以觀察為主體的歸納法進行驗證或修正假設，從而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的研究方法，這是中華民族體育研究可借鑒的研究范式之一。沿此思路，發現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中，有許多文化現象彼此間存在著隱形的函數關系，需要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論證和解釋。比如，從普遍性的理論理解出發，推論（演繹）一個期望，提出假設：中華民族體育有益于人的健康。因此模擬繪制量化的數據如圖1。以此主觀假定兩者之間的函數關系：Y=F（x）。僅僅運用演繹尚不能解釋實際，需要進一步借助歸納法進行分析。歸納法將具有一定離散程度的，非線性相關的現實進行科學修正，得出圖2結果，于是出現符合實際現狀的理性結論。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條非線性的曲線，研究過程中必須借助各種方法歸納，并使用自然科學的方式予以具體分析，以便于更明確地說明問題。人體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特別是對活生生的人，難以完全使用自然科學理論進行刻板分析。但是能夠使用具有規律性的數據表明趨勢，如人的一生中存在著客觀的內緣性機能下降，以及生存環境等外緣性因素影響的機能降低等影響趨勢。其中，社會環境中機械化的工作方式、優越的生活方式改變導致人的體能降低，如人在12 min內跑的距離隨著特定年代的推進而減少。由此得出人的有機體體能隨著人的衰老、社會環境的改善而降低的結論。對于這種現狀，人類絕非束手無策。相關歸納研究表明，通過合理、科學、周期性的體育活動可以有效促進健康，幫助人類延長壽命。從而驗證、推導出中華民族體育作為體育的有機構成，自然也能夠促進人的健康。這種方式彌補先歸納后演繹，以及白描推理的不足，科學的數據圖示形象、生動展示了蘊含其中的規律。

演繹向歸納推進，歸納完善演繹，兩者相得益彰，從而使研究從經驗走向科學研究。如李寧[4]有關太極拳練習速度中的腦電變化研究，采取的便是腦電檢測的科學研究方法，自然科學的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修正人們原本認為入靜的太極運動者腦神經不宜受到外界影響的假設，經過歸納和再演繹，可以看出人的意識始終能夠作用于客體自身，使之產生相應的改變。那么，可以推測有意識通過太極拳等中華民族體育項目的練習，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健康狀態。從研究到現實，民族體育具有健康促進作用，民族體育科學健身如何實現應深入思考。李文川[5]發表《身體活動建議演變：范式轉換與量的積累》論文，為民族體育健康服務提供了演繹與歸納相結合的研究思路。文中提及目前由于身體活動的不足已成為全球范圍第4位致死因素。2008年，全球15歲及以上成年人約有31%身體活動不足，每年約有320萬例死亡與缺乏身體活動有關。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中國在2010年18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僅有11.9%參與有規律的身體活動，83.8%的人不參與身體活動。由此導致從1993到2003年10年間，心血管疾病發病從31.4%上升到50.0%，糖尿病從1.9%上升到5.6%這樣持續惡化的局面。面對這種局面，李文川根據各類研究成果，認為中等身體負荷的多次積累能夠發揮“量劑效應”，有益于促進健康。受此啟發，深入研究中華民族體育以何種運動方式和運動量為各個民族提供適合本民族“口味”的疾病預防和有效的健康保障，必須進行“從經驗到科學”研究范式的轉變，對涉及身體負荷的各指標進行“藥劑學”分析，提供具備科學原理的民族體育健身處方。

2）量化與質性研究的結合。

量化研究重點在于獲得具備統計學意義的數據，通過具體的數據來表達現象的集中趨勢。然而，量化研究所獲得數據卻容易抽空客觀存在的生存情景，從而損失對具備豐富性和復雜性現象的真實反映。質性研究則是一種注重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意義理解、交互影響、生活經歷和現場情景，在自然狀態中獲得整體理解的研究方式[6]。必須有機地結合，從量化向質性研究過度，使具體的數據變得生動、真實。質性向量化研究靠攏，使繁復的現實明確地展示其集中趨勢、運行規律和特征。

（1）融會貫通式研究，是一種以跨學科理解方式，側重運用量化指標說明客觀實在的研究。用這種研究思維和研究方法對最具民族特色的武術進行研究，其成果遠比運用中華民族文化“律條”的解釋更能夠深入人心。武術運動之美令人嘆為觀止，溢美之詞充斥各類文獻。然而武術之美的科學原理是什么，至今很少美學理論和自然科學理論被運用到武術美學研究之中。人類對美的感受在于人的內在體驗，當然被審美的客體也必然具備著美的客觀存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會對具備黃金比值（0.618）特征的客觀存在產生美感，比如人們普遍對花卉、樹木、書籍、人體等產生美感。因為，這些存在物的各種比例到達黃金分割論中的所謂“黃金比值”，該比例能引發人的愉悅感覺。人體的形體美自然也與此密切相關，以肚臍為黃金分割點，其下長度與身高比接近0.618――黃金比值者就會給人以美感。黃金比值與心理審美耦合，從而產生審美體驗，而且有價值的存在強化著美感。武術項目雖未注重形體美的客觀存在的美學原理，但在武術套路演練中則通過技術動作節奏彌補這個缺憾。計算武術運動員處理技術動作節奏中的快與慢、動與靜、輕與重、急與緩等的比值，如果演練者很好地處理了兩者的關系，使套路中各個組合韻律處理接近黃金比例的節奏變化，必然會引發人們的審美享受。武術發展至今天，已經從實用的征戰、搏殺技法為主轉變為富有藝術性的套路演練為主，所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決不能脫離武術發展的現實社會背景，以及時代審美情趣。只要能夠恰當地站在特定的場域，有效地運用量化數據方能幫助中華民族體育切實的發展。對此，武術套路的韻律與意境研究必須向著融會貫通式的方向發展，使研究成果能夠提供武術套路演練的具體節奏參數，使研究具備應有的實踐指導價值。

（2）質性落實研究，是在量化研究基礎上，通過質性研究對人類行為進行文化的解釋、理解，以及價值實現的研究方式。在眾多的研究范式中，質性落實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獨特的中華民族體育文化意義和價值，以此指導實踐。在武術教學中，如何解決套路記憶問題，需要通過量化研究成果說明100%規范完成技術動作能夠輕松記憶套路，即大腦對某一技術動作的神經沖動所釋放的定量神經遞質引發相應數量的肌纖維運動，只有規范每次練習，才能使神經遞質的釋放量保持定量化，以及與引發的肌肉纖維數量保持一致，從而快速地形成所謂的“動作肌肉記憶”，如同學習游泳、騎車技術，一旦學會終身不忘的科學原理。量化研究可對學生曉之以理，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為進一步的教學打好基礎，然而，量化研究難以動之以情，即使學生明確道理，對套路記憶的教學任務關鍵還在于教師的技術權威、教學藝術引導、教法有效性、教師生動形象的文化灌輸，以及和諧的教學氛圍等。這些因素難以量化，唯有質性落實研究，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使學生從文化意義上強化套路記憶。因此，對此類問題的研究易于以質性落實研究為主。但是，重視質性落實研究，絕不能忽視量化研究的基礎性作用，避免再一次回到傳統研究范式的窠臼。

（3）數學思維研究，是建立在邏輯思維基礎上的量化與質性結合研究方法。在側重于質性研究過程中不能脫離數學思維的支撐，運用數學思維是有效提高質性研究深度的關鍵。作為人文科學的重要學科――哲學與數學保持密切聯系，其他學科也必然存在著聯系。“哲學在希臘開始萌芽的時候，數學就一直是引起哲學家特殊興趣的科目”[7]374。中西方的體育文化分別是等式兩邊的內容，但是兩邊的體育文化意義卻截然不同。該規律的啟示是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決不能完全循西方競技體育的發展之規。比如，中華民族體育競技程度有限，中華民族體育競賽模式難以在域外與西方競技體育抗衡。那么通過中華民族體育特有的內修養生模式則可以彌補西方競技體育外練強身格局的缺憾，使等式的兩邊文化分量達到平衡。中國特有的養生內容缺乏可以量化、重測、驗證的數據事實，難以被世人接受。對此，通過對傳統養生、傳統文化理論的數學思維研究，以數學注釋形式向全球推廣已經成為迫切的任務。在解決社會問題，解釋文化現象時最好不要遠離數學的詮釋。比如，人們常用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來形容運動員或體育工作者，對此如何回應？數學成為體育最好的幫手。董進霞[8]撰文綜述一系列的數據，充分表明體育活動對大腦的發展和認知能力發展有積極的作用。理性地糾正被社會普遍誤讀的所謂“常識”。再如，在描述中國春秋文化思潮涌動繁榮景象時，使用“百家爭鳴”表述方式。中華民族文化雖然很少這種近代數學的清晰介入，但是中國早已廣泛應用的陰爻與陽爻理論就是一種經典的數學思維基礎。如今需要將中西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科學進行融合，運用現代言語形式加以表述，發揮中華民族文化的智慧功效。

單一研究范式是人為所致，只要明確的科學態度，主動運用科學的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便能夠很快構建起來在人類社會有許多看似難以表述的事物，這可能是慣性思維制約的結果，如果轉換思路和方法，必然會有更多驚喜等待著我們。尤其是對過于集中人文科學領域研究的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在強大的自然科學體系支撐下，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研究充分融合、借鑒自然科學的成果，一定會是古老且經典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煥發勃勃生機。張平中[9]對中國過去1 810年的高精度、高分辨率降雨量變化曲線、鐘乳石生長曲線與歷史朝代的更替進行對比，發現降水量大幅度減少的年代與朝代的衰亡年代基本一致。其結論是鐘乳石生長的速度與社會發展呈正相關的關系。原因是鐘乳石在風調雨順期間成長較快，社會發展也在這個期間處于國泰民安、穩定發展的狀態。那么，可以繼續深入一步研究一番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在此階段的表現，一定會彌補各種體育史料、考古資料的不足，并且能夠更加準確、客觀地繪制出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發展曲線。

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在相對封閉環境中滋生出頑固的內斂傾向，為保全其自身地位，人為制造玄虛，保持神秘，其結果是作繭自縛。為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必須打破這種局面。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研究應突破單一研究范式，建立融會貫通的多元研究范式。合理、充分利用自然科學的成果，充分運用多元研究范式，不斷解決自身生存和發展問題，構建自身科學化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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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一、實驗設計要符合科學科特點

一切自然科學都來自實踐，都是從科學實驗和生產實踐中總結發展起來的，小學自然科學也不例外。教師在教學時，要讓學生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豐富多彩，培養學生探求自然科學知識，興趣、愛好，增強學生學科學、用科學的能力。

認識自然始于觀察自然，讓學生用觀察的方法認識自然。如“四季星空”的教學，由于教學內容分散、抽象，學生很難形成對四季星空的整體認識。教師在實驗設計時，要科學地安排學生觀察四季星空，保證觀察的持續、完整。指導學生用正確的方法觀察，寫出觀察日記，積累有關四季星空的感性認識和材料。并引導學生歸納總結出：不同季節星座交替出現，北極星始終停留在原位置不動，周圍的星座繞著它逆時針轉圈，且一年轉一圈等有關四季星空的變化規律。“水的循環”的教學設計則可以采取另一種方法。教師充分利用學生已有的對水的感性認識。如：天上有下不完的雨、雪，淋濕的衣服會干，冬天關在屋子里洗澡窗玻璃上會有水珠等。引導學生通過實驗歸納總結出：水或冰受熱變成水蒸氣，水蒸氣遇冷變成水或冰的循環規律。讓學生通過實驗的方法認識自然現象，總結自然規律，使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為培養學生科學世界觀創造條件，增加學生探索宇宙奧秘的興趣愛好。

二、實驗設計要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

教學活動是教師教、學生學的雙邊活動，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在實驗設計時要充分考慮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通過自己的觀察、思考、實驗得出結論，達到認識周圍自然現象的目的。低年級學生年齡小，注意力不易集中，感知世界往往從興趣出發，抓不住事物主要特征等特點。設計實驗時要采取多種方式，調動他們的各種感官有意識地直接觀察事物。如：“植物的根”的實驗設計，教師可通過提供大量的可供學生觀察的有代表性的實驗材料──植物的根，讓學生在觀察、比較的基礎上，歸納總結出：植物的根有直根和須根之分。常見的蘿卜、胡蘿卜等直根，土豆、紅薯等須根，它們可以儲藏養分即貯藏根。學生可以通過觀察直接獲得知識，而中高年級學生已初步具備了觀察事物的能力，且能自己動手做一些實驗。他們對神秘的自然界充滿了好奇，對探索自然奧秘充滿了自信。這時教師設計實驗，主要是以一種引路的方式讓學生多動手，多動腦，自己動手實驗獲得結論，并自己設計實驗驗證結論。設計“水的浮力”的教學實驗，就可以通過學生自己動手將各種不同類型的實驗材料放入水中觀察現象，并動手將浮在水面的物體用手向下壓，產生水有向上的浮力的直觀感受，從而得出結論。然后讓學生自己設計實驗證明下沉物體也受到水的浮力的作用。并啟發學生思考如何利用水的浮力，使不平衡的杠桿達到平衡。這種設計可滿足學生強烈的求知欲，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實驗設計要聯系當地的自然條件

教學大綱規定：“自然課要密切聯系當地自然條件。”我縣地處鄂西山區，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礦產資源。這些抬頭可見、垂手可得的實驗材料，為豐富自然科學教學實驗提供了方便。教師在設計實驗時，充分利用這一自然優勢，通過多種形式，使原本生動的自然科學課教學更加豐富多彩。

“學習的最好刺激乃是對所學材料的興趣”。小學生對周圍的一切事物都充滿了好奇，他們渴望認識自然，了解自然，弄清為什么有的樹到了秋冬季就會落葉，而有的卻抽出了新芽，動物靠什么越過寒冷的冬天等問題。教師要充分利用學生這一興趣特點進行實驗設計。如昆蟲是小學生常見的最易引起他們興趣的一類動物，在山區無論是天上飛的，還是地上爬的應有盡有。教師在設計實驗時可先安排學生到林間、樹旁、小河邊捕捉各種昆蟲，并將各自捕捉的昆蟲有選擇地帶到課堂，進行認真觀察、研究，看它們都有一些什么共同特征，從而達到認識昆蟲的教學目的。

第9篇：自然科學的特征范文

一、 共性突出

本單元4篇課文均屬于知識小品文，以淺近、生動的語言給學生介紹自然科學知識。《地球和它的七個兄弟》以淺近的語言介紹了行星各自最突出的特點及“不停地繞著太陽轉”等共同特征；《水滴的旅行》以自述的方式介紹水的不同形態；《會睡覺的植物》以三葉草、蒲公英、胡蘿卜為例，介紹植物睡眠的狀態及作用；《南極的主人》以形象的語言，介紹企鵝的體態、習性等知識。這幾篇課文知識性強，閱讀文本，學生能了解許多自然科學知識。

葉圣陶先生在《文章例話》中說：“說明文不一定就是板起面孔來說話，說明文未嘗不可帶一點風趣。”教材編者充分關注閱讀對象特點，在內容準確、科學的基礎上，力求表達方式的趣味性，文章結構層次清晰，敘述形式活潑生動，語言淺近形象、通俗易懂，貼近兒童，有生活氣息與情趣。《地球和它的七個兄弟》《會睡覺的植物》《南極的主人》采用擬人化寫法，將行星、植物、企鵝人格化，賦予其人的行為、心理、情感等。太陽系是一個大“家”，而行星是“兄弟”；植物會有不同的“睡覺”方式；企鵝或佇立眺望，或派頭十足地走路，或羞羞答答，或交頭接耳，情態可愛。《水滴的旅行》以自述的形式，通過水滴敘述“旅行”見聞、經歷，介紹水的相關知識，可以說，寓自然科學常識于生動活潑的語言形式中，充分激發了低年級學生閱讀興趣，為其打開自然科學知識之窗。

二、 個性鮮明

本單元4篇課文，既有文體共性，又有篇章個性。

《地球和它的七個兄弟》共3個自然段，第1自然段簡述地球和七個兄弟都住在太陽系這個大“家”里；第2、3自然段介紹行星之“最”，即最突出的特點――金星最亮，木星最大，水星最小，火星離地球最近，土星會轉呼啦圈，天王星溫度最低，海王星是淡藍色的，地球是我們的美麗家園；還介紹其“不停地繞著太陽轉”的共同特點。因為考慮到一年級學生閱讀特點與需求，所以知識介紹力求精簡，著重講述最顯著的特點，言語表達也力求淺近。如用“個頭”大小來介紹木星和水星的體積不同，同時巧妙地將二者放在一起作比較，讓學生印象深刻；土星有一個顯著的行星環，主要成分是冰的微粒和較少數的巖石殘骸以及塵土。編者沒有將科學術語直接搬入文本，而是巧打比方，用“轉著呼啦圈”將抽象的科學知識形象化，讀來趣味無窮。

《水滴的旅行》共4個自然段，第1自然段以水滴是“旅行家”開篇，引發好奇心；第2、3自然段主要介紹水滴在不同地域、不同溫度下不同的形態，“美麗的雪花”“嬉戲”“奔跑”“聚在一起”等語言，把水滴的情態寫得生動活潑；第4自然段交代了水在氣溫升高情況下形態的變化，“開始我新的旅行了”一句最為巧妙，既呼應了開篇，又給予學生無限的想象與探究空間。

《會睡覺的植物》帶有聊天交談的話語方式，第1自然段以人們需要睡覺休息為話題，自然地引出對植物睡眠知識的介紹，一個問句，引發學生閱讀期待。第2、3自然段，作者列舉三葉草、蒲公英和胡蘿卜等3個事例，介紹草、花“睡覺”的時間、樣子與特點等，有詳有略。“只要天一黑，它就睡了”“……折疊起來，好像人閉上了眼睛”等詞句，用擬人化寫法，形象寫出三葉草的睡眠特點；“向上合攏”“向下低垂”則通過比較，寫出兩種花兒“睡覺”的不同姿態。第4自然段簡要寫明植物睡眠的作用。全文層次清晰，“睡覺”切入點選得巧，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利于學習、理解知識。

《南極的主人》共4個自然段，分別介紹了企鵝生活的環境、名字的由來、體態樣貌和對南極的獨特作用等，條理清晰。第2、3自然段，用較為生動形象的語言描寫企鵝的形態、面貌等，如“經常昂首挺胸，眺望遠方，好像在企望什么”“胖胖的企鵝披著黑黑的羽毛，挺著白白的肚子，走起路來一搖一擺，派頭十足”“它們或羞羞答答，好像不知道該怎么辦，或東張西望，交頭接耳”等語句，通過摹狀貌（形象描繪），把企鵝的形態、活動等特征介紹得栩栩如生，讀來如見其形，饒有趣味。

三、 價值多元

把科普小品文作為一個單元集中呈現，在小學低年級教材編寫中，是一種大膽且有益的嘗試。教學中，教師需準確把握編者意圖，基于文體特征和學情需要，多角度挖掘這類文本的教學價值，研制較為合宜的教學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