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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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摘要】 本文通過中西醫思維方式比較，闡明中西醫差異的實質是思維方式的差異，并指出以“中醫西醫化”來發展中醫，結果只能是異化它類。要想實現中醫學的卓然自立，只能從思維方式上尋找突破。具體做法是：理論研究，構建現代中醫思維;基礎教育，培養中醫思維;臨床實踐，夯實中醫思維。
【關鍵詞】 思維方式;差異;中醫學;發展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歷經歲月更迭而生生不息，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它有過輝煌的過去，為祖國的衛生健康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然而在西學東進的勁風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東方智慧的中醫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醫西醫化”的思潮幾乎將中醫淹沒，眼下有必要通過中西醫思維方式的差異理清中西醫的本質、特點、優勢及缺陷，探討中醫發展方向。
1 中西醫思維方式的差異
“任何一種醫學都是文化，與其特定的思維相聯系”[2]。中西醫分屬不同的思想體系，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中醫的思維框架主要來源于中國古代哲學，注重整體、功能、直覺的思維;西醫的思維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學、科學的基礎上，注重分析、結構、實證的思維。
中醫是整體-類比思維，西醫是個體-分析思維。中醫不但將人本身各部分之間看成一個整體，而且將人與自然看成一個整體，在這個基礎上采用類比、類推的方法將人體各部分與外界事物融為一體，即“人體小宇宙，宇宙大人體”。西醫的分析還原論認為，整體是由部分組成的，高級運動是由低級運動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細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儀器對原子、分子、基因等離子進行微觀的分析。
中醫是動態-功能思維，西醫是實體-結構思維。“中醫類比之象是動態、功能之象”[3]。中醫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實體結構。“左肝右肺”絕非指肝在左邊、肺在右邊，而是指“肝”與“左”具有上升的陽性功能，“右”與“肺”具有下降的陰性功能。西醫認為，一切現象、表現都是某個實體的存在，對于病情的解釋一定要找到一個什么“體”(支原體，抗體，線粒體)、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陰性，陽性)并結合結構作為診斷的依據 [1]。同時借助于人體解剖學，對人體的病變部位做精準的結構把握。
中醫是直覺-體悟思維，西醫是實證-量化思維。中醫對人體的生理、病理的認識是通過直覺體悟獲得的，臟象、經絡學說體現了這一點，臟腑的生理結構與人體實際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醫則運用現代儀器，直接從病變部位攝取質方面的材料進行病變機理的實證，并測定定性、定量的數據，進行量化分析。
中醫的整體、辯證的思維雖是宏觀、系統的，但與現代醫學相比，已顯得粗糙、籠統和模糊;其動態功能的思維使體系封閉成一體，難以證偽，正確性高，準確性低;其直覺思維不是嚴密、理性的公理系統，重體悟不重論證。西醫重個體、分析的思維，忽視整體以及個體間相互關聯，往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其實體-結構思維是客觀、科學的，卻割裂了人體原有的橫向聯系，顯得呆板、機械;其實證-量化思維帶有程式化的傾向，以統一標準看待有差異的個體，結論往往有偏差。通過對照可知，思維方式決定下的中西醫是大異其趣，各有利弊。這從理論上辨明：用西醫的價值體系、思維方法來評判、懷疑甚至否定中醫做法是極其錯誤的。
2 中醫學發展的思考
中醫從誕生之日起就凸顯其思維的優勢，為中華民族的養生、保健、預防、治病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醫傳入以來，中醫學出現了衰退跡象。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主觀方面，缺乏對中醫精髓的繼承、深挖;客觀方面，西方科學思維滲透、銷蝕的結果。這使得中醫學在發展道路上步履維艱。目前，最大的危機是中醫西醫化[4]。當務之急，中醫學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醫自己表達的“語言”，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觀念，從而給中醫學的發展提供適合的土壤[1]。
理論研究方面，構建現代中醫思維。傳統中醫從整體、宏觀、動態、辯證、聯系上認知生命，是中醫的強項。但也應看到中醫不重量化、分析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生理病理上細節不清、結構不明、定量不夠、診斷辯證上帶有較大的模糊性，理論框架的萬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醫學發展的緩慢[2]。中醫學應該在堅持其傳統思維方式的前提下，借鑒西醫學的思維方式，強化微觀性、分析性、邏輯性來彌補先天不足的問題。即在整體思維、辯證思維的主導下，科學納入分析還原思維，將中醫樸素的系統論思維改造為現代系統科學思維。這有利于廣泛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在宏觀與微觀及宏微觀結合上進一步發展中醫[5]。
教育方面，培養中醫思維。中醫學思維的培養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識結構，科學設置中醫課程。中醫學是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者相互交融的體系[4]，其知識結構應該包括中醫學文化、哲學思想和醫療技能。其次，調整中醫課程比重。中醫院校應著重培養學生的中醫思維能力，因此，在課程的設置上也應以中醫課程為主，把中醫知識結構課程列為專業必修課，其余可安排選修課，這樣學生的思維方式才可能由西醫思維定勢轉變為中醫思維。再次，加強傳統文化的學習。教師除講授傳統中醫基礎知識外，還應將歷史文化背景、哲學根源及認識論、方法論等貫穿其中;最后，實現中醫經典理論的“現代化”，加強中醫經典著作的學習。全面領悟中醫學的精神實質，自覺形成中醫學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中醫人應有相當的中醫文化底蘊，如果中醫人自身學養有了問題，比什么都可怕[1]。
臨床方面，踐行中醫學思維，進行理論創新。現今，中醫臨床采用的是西醫思維方式，運用西醫診斷、中醫治療。這種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醫治療，實際上已偏離中醫的傳統思維，最終導致臨床治療的西醫化[5]，這從原點就掉進西醫思維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險的。中西醫是兩種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很好的切入點，強硬拉在一起，結果只能是兩張皮。我們倡導，在臨床上，診斷、治療運用中醫思維，積累經驗，創新中醫學理論。當然，中醫學理論創新必須按自身的發展規律，堅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維特點、學術價值主體，這樣方可卓然自立，否則將異化它類。如近30年臨床研究所創立的中醫體質學，升華了中醫學對人體生命、健康、疾病的認識，促進了基礎理論以及臨床醫學的發展。具體體現為：使病與診在人體交叉關系上得到闡明，推動中醫病因病機、辯證論治與方法干預的深入研究，拓寬了中醫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 [1]。同時，其“辨體-辨病-辨證”相結合的診療模式，不僅實現了中醫診斷手段的多樣化，而且向精準化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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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關鍵詞：醫學檢驗；臨床學科；有效合作
醫學檢驗和臨床學科結合在一起，能有效的降低醫護人員和病患之間的摩擦程度，減少各類矛盾的發生現象，所以將二者結合在一起已經成為醫學事業發展的必然。醫學檢驗是一門獨立性比較強的學了，在實際的臨床診治過程中，能精準的分析出病患體內各項的數據信息，這些數據信息的價值比較高，所以相關的醫護人員要醫學檢驗人員進行合作，提高二者的合作程度，并對每一個合作環節進行重視，把握整體的工作流程，最大程度減少檢驗過程中出現的誤差，給臨床醫學提供更加真實可靠的診療信息。
1醫學檢驗和臨床學科有效合作的必然性
現階段，我國頒布的一些醫院管理規章制度中，已經明確的要求病患、醫護人員等需要對其檢驗部門的服務滿意程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強調了醫學檢驗的各項管理質量以及其服務滿意度。醫學檢驗實驗室內的質量管理可以被劃分成三個部分，其分別是前、中、后，實驗室內結果分析的質量和其自身的自動化以及信息化等有著一定的連接程度，其性能發展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實驗分析結果的質量以及其分析結果的差異程度。一般來說醫學檢驗實驗室的智能化發展水平都比較高，所以使得實驗質量分析的出錯率有了一定的限制，其出錯率的降低給醫學檢驗實驗室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幫助。一般情況下，在實驗室前期質量管理中，其誤差的發生概率大約在百分之四十六至百分之六十八之間，實驗室中期的質量管理誤差發生率大約在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四十七，在實驗室后期的質量中，其產生誤差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事物，所以，想要保證實驗室的管理質量，就需要深入的分析實驗室各個時期誤差產生的原因，對其檢驗的結果進行科學性的檢測，不斷的加強醫學檢驗和臨床學科之間的溝通程度，注重二者的交流環節。
2醫學檢驗和臨床學科有效合作的措施
2.1下病房。首先，醫院要定期的對檢驗人員下病房的時間進行控制，并盡可能的提升相關醫護人員在醫學檢驗方面的知識儲備量，還要進行醫學檢驗項目開展重要性的宣講，適當的給檢驗人員提供科學合理的意見，輔助人員進行下病房工作的開展，依據其檢驗的結果來幫助臨床醫師進行項目的選擇，并把醫護人員的檢驗意見帶回到檢驗科室當中，詳細的記錄下來，讓檢驗人員及時的發現自身的不足之處，找到影響工作質量的原因，對其原因進行整改和創新，使得醫學檢驗工作可以給臨床醫學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2.2檢驗人員素質。檢驗人員的素質高低會直接影響其檢驗結果的精準程度，所以，必須對檢驗人員的素質水平進行綜合性的考量，秉持持證上崗的方式，進行檢驗人員職業道德的培養，提高其業務的能力以及水平，與此同時還要對檢驗人員的日常工作進行質量的監督以及考核，保證其醫學檢結果的可靠程度。檢驗人員要進行更深度的醫學專業知識的學習，方便其能夠和臨床一聲進行更加深入的交流，明確病患的患病情況，了解各類藥物對其檢驗結果的影響程度，避免在檢驗過程中，其結果出現不同程度的誤差，影響醫學檢驗分析結果的準確西橫渡，減少外力因素對其的影響，做好基礎的保障措施，綜合的提高檢驗人員的素質，讓檢驗人員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發展。2.3臨床醫師和檢驗人員的溝通。一些新分配的臨床醫師需要對實驗室內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解，分析出檢查項目以及工作開展的特性，這樣不僅能加強醫學檢驗人員和臨床醫師之間的友好關系，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各項工作開展的質量以及水平。臨床醫師在進行課題開展以及研究時，可以和實驗室內的檢驗人員進行溝通，共同探討方案，制定出一套可實施性比較強的施工方案，并一起按照方案進行工作內容的開展。除此之外，也可以適當的邀請一些醫學檢驗專家給臨床醫師進行知識內容的講演，給即將開展的實驗項目內容賦予新的意義，找到實驗項目的根本目標，以及其所需要的各類參考數值。提高二者的溝通程度，構建出一個積極活躍的學術探討環境，讓每一個醫護人員都可以參與到其中，互相扶持，共同開展實驗項目，努力組好每一個工作內容。2.4送檢標本。送檢標本是醫學檢驗和臨床學科有效合作的第一個環節，一般來說，檢測標本通常都是臨床醫師和相關醫護人員共同收集的，在采集過后，把其樣本直接送到相應的醫學實驗室當中，這樣能有效的保證實驗樣本的檢測質量，防止其中間出現各類的因素的影響，使得實驗結果出現不同程度的圖文差，如果標本的采集智聯不過關，或者其送來檢驗的時間不正確，都能極大程度的影響到其檢驗的結果，甚至還會使得相關的醫師做出錯誤的判斷。所以，檢驗可是內的工作人員必須要積極主動的到臨床科室給醫護人員分發一些標本采集的要求冊子，并給相關的人員進行標本采集以及時間重要性的講解。2.5檢驗科在引進新設備新項目前應認真聽取臨床意見。還應強調，在新的檢測項目開展和新設備使用前，首先應征求臨床醫生的意見，通過舉辦講座、編寫“檢驗快訊”等形式向臨床科宣傳指導，將有關方法原理、影響因素、藥物影響和臨床意義等的相關信息傳遞到臨床，使每一個檢驗項目都發揮其最大優勢。2.6臨床醫護人員要了解檢驗相關程序。病人需要做什么檢驗項目，往往由負責的臨床醫生根據病人的病情來決定，但有時臨床醫生對某些檢測項目的評價指標還不太熟悉，從而影響對檢驗項目的正確選擇，造成時間、人財物的浪費。臨床醫生也要綜合分析病情，多向實驗室提供病人的情況，遇到有疑問的數據更要及時聯系化驗室，必要時重復實驗，尤其對一些似乎與病情不相符的數據更要核實，防止貽誤診治。總之，本著一切為病人服務的宗旨，研究加強檢驗科與臨床科室溝通的內容方式，將會極大地提高檢驗醫學的發展和更好服務于臨床，更好地為病人服務。因此加強雙方的緊密合作溝通對話十分必要，是使整體醫學診療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2.7與臨床學科合作舉辦學術研討和繼續教育活動。與臨床醫師建立更廣范圍的相互了解、促進和諧的方式之一是合作舉辦院內學術交流會，這類活動讓更多的醫師關注相關專業領域檢驗醫學的發展。
3結語
醫學需要各類學科在一起相互滲透，只有這樣，其醫學的發展水平才能有所提高。醫學檢驗要和臨床學科有效的結合在一起，協調發展。定期的舉報一些醫學檢驗和臨床學科合作重要性的宣講，提高醫護人員的參與度，以此來增加醫學檢驗和臨床之間的交流程度，讓其形式多種多樣，從醫學的發展方向進行考量，提高相關檢驗人員的專業知識技能，讓檢驗人員可以更好的使用檢測技術，并在使用過后，分析其結果，給病患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為我國醫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一定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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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原創新藥研發應該以臨床需求為驅動、以科學為導向。”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在會上表示，腫瘤的治療方式不斷演變，個體化治療成為現今腫瘤治療的新趨向，我國新藥研發進展迅速，分子靶向藥物成為研究熱點，新藥研發過程需嚴格遵守GCP規范等。
腫瘤治療方式的演變，以常見腫瘤為例，非小細胞肺癌在1960年常規治療是手術，2010年采用手術+化療+放療+靶向治療，而現今的新趨向是微創手術、個體化靶向治療；乳腺癌1960年的常規治療是根治手術或超根治手術，2010年采用小手術+放療+化療+內分泌+靶向治療，而今天的治療趨勢是高齡可以不放療，采用分子分型為基礎的個體化治療；胃癌也經歷了1960年的手術常規治療，2010年的手術+化療，再到今天的手術+化療+靶向藥物的過程；淋巴瘤也從放療或化療、放療+化療+靶向治療發展為現今的細致分子分型和靶向治療。
分子靶向藥物研究備受關注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的迅速發展，涌現出眾多不同作用機制的抗腫瘤新藥。針對特定基因和信號通路變異的靶向治療方法顯著提升癌癥治療效果，是近年來癌癥醫學的研究熱點。研發安全、有效和經濟的自主腫瘤靶向藥物能改善民生和國家安全。
傳統化療藥物與分子靶向藥物的對比可見，從作用靶點、選擇特異性、毒性和療效都有很大差異。傳統化療藥物主要作用靶點是細胞周期、DNA、RNA或蛋白質，分子靶向藥物則作用于癌特異蛋白分子、核苷酸片段、信號傳導通路；傳統化療藥物選擇性差，治療窗窄，而分子靶向藥物特異性較高；傳統化療藥物毒性大，對造血系統和消化系統器官易造成損害，分子靶向藥物則只有低的非特異性毒性，易與內分泌、生物品、化療、放療聯合治療；傳統化療藥物對腫瘤起姑息作用，分子靶向藥物則有可能通過監測基因的突變和其它標志物預測療效達到個體化治療。
2015年ASCO癌癥治療進展：靶向藥物齊頭并進，百花齊放。新審批的5種新藥有：Olapafib，作用靶點是BRCA1/2或ATM，適應證是有缺陷的BRCA基因突變晚期卵巢癌治療；Palboeielib的作用靶點是CDK4/6，作為一線藥物治療ER陽性、HER2陰性轉移性乳腺癌的適應證；Lenvatinib（樂伐替尼）是一種口服多受體酪氨酸激酶（RTK）多靶點抑制劑，作用于VEGFRs1/2/3，FGFRs1-4，PDGFRa，RET和KIT靶點，治療放射性碘難治性分化型甲狀腺癌（RR-DTC）；Panobinos-tat作用于HDAC靶點，用于既往接受至少2種治療方案治療失敗的多發性骨髓瘤患者；Sonidegib作用于SMO靶點，作用于經手術或放射治療后病情復發以及不適合這兩種治療方案的局部晚期基底細胞癌。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增加適應證的12種新藥：Ramucirumab（Cyramza，雷莫蘆單抗）批準擴展使用治療侵襲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靜脈注射貝伐單抗（Avastin）聯合化療用于復發性鉑耐藥卵巢癌的適應證；Ramucirumab（注射用Cyramza）；Ruxolitinib（Jakafi）增加治療真性紅細胞增多癥（PV）的新適應證，成為獲批用于真性紅細胞增多癥的首個治療藥物，此前Jakafi已獲批作為首個骨髓纖維化（myelofibrosis）的治療藥物；lanreotide（蘭瑞肽）增加用于治療無法切除或中度分化、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的胃腸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的適應證。抗癌藥依魯替尼Lbrutinib（Imbruvica膠囊）獲批用于既往接受過至少一次治療的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CLL）患者的治療，此前獲批用于至少接受過一次來那度胺或其他藥物治療的套細胞淋巴瘤（MCL）患者的治療，2個適應證獲批均基于客觀緩解率（ORR）數據，尚未建立存活或疾病相關癥狀改善的數據；人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2拮抗劑Ramucirumab（Cyramza）獲準增加用于進展期胃癌或胃食管連接部腺癌患者治療的適應證；Gefitinib（吉非替尼，Iressa）用于EGFR酪氨酸激酶激活突變的局部晚期NSCLC成年患者適應證的新藥申請已被接受；Carfilzomib（Kyprolis）增加復發性多發性骨髓瘤適應證的優先審查已被接受。Nivolumab（Opdivo）增加的2個適應證分別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晚期（轉移性）鱗狀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主要是以鉑類為基礎化療或化療后疾病出現惡化的患者）；Pembrolizumab（Keytruda）獲批用于治療對其他不再反應的晚期或不可切除黑色素瘤；腫瘤治療電場Tumor-treating fields device（Optune）便攜式無創器械，用于治療最新確診的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GBM）患者。
石遠凱教授分析，我國抗腫瘤藥物研發發展迅速，國家設置了“十一五”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加速了我國新藥研發。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藥品審評中心對2011年1月～2013年7月我國抗腫瘤藥物申報和審評情況的回顧分析報告顯示，自2007年起，抗腫瘤藥物申報量上升，占臨床研究比例也在迅速上升，2012年為30%，2013年超過了40%。
目前我國已上市的分子靶向藥物包括：貝達藥業的EGFR激酶抑制劑埃克替尼，深圳微芯生物科技的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西達本胺，先聲藥業的抗血管生成藥人血管內皮抑制素，江蘇恒瑞藥業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藥物阿帕替尼等。我國自主原創抗腫瘤分子靶向新藥發展迅猛，不斷進入臨床應用，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分子靶向新藥有：第一代EGFR-TKI藥物埃克替尼、第三代EGFR-TKI藥物艾維替尼、多靶點的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安羅替尼、ALK/FAK/IGFIR多激酶抑制劑CT-707、Bruton酪氨酸激酶抑制劑CT-1530、程序性死亡受體-1（PD-1）抗體JS001、c-MET抑制劑BPI-9016M。
精準醫學時代，如何找準腫瘤創新藥研發方向？
肺癌是精確診斷與靶向治療結合的成功范例。比如EGFR為分子靶點的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阿法替尼、C0-1686、AZD9291；ALK為分子靶點的克唑替尼、Alectinib；Met為分子靶點的Tivantinib（ARQl97）、Onartuzumab（MetMab）、Cabozantinib（XLl84）；FGFRl為靶點的Nintedanib，XL999；HER-2為分子靶點的阿法替尼；RET/ROS融合基因為分子靶點的克唑替尼，AP26113，ASP3026；HSP 90為分子靶點的Ganetespib；PD-1/PDL-1為分子靶點的Nivolumab和MPDL3280A，P13K/PTEN/AKT為分子靶點的BEZ235，XL-765等；RAS/MAPK通路的Pimastertib，Refametinib，TAK733等。
2011～2015年我國發表的肺癌臨床試驗多達1400多篇，發表在NEJM上的我國重要肺癌臨床試驗IPASS研究開啟了肺癌精準醫學的里程碑。該研究結果顯示，EGFR基因突變的患者在接受吉非替尼治療后，肺癌惡化進展速度較傳統化療顯著降低。不僅如此，吉非替尼副作用小，患者長期服藥后不會出現嚴重的毒性反應，生活質量得以保證。
第4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關鍵詞：3D打印；醫療器械；應用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一種新型制造技術-3D打印技術得以形成，并且以其自身多樣化的成型技術，在航空航天、能源油氣、醫療生物以及高端珠寶等領域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下就3D打印在醫療器械領域內的應用情況開展具體分析。
1 3D打印及生物打印技術簡介
所謂3D打印，即人們常提到的“快速成型技術”，該項技術是基于材料堆積法之上所形成的一種創新型制造技術，與傳統去除材料加工技術相比，更具獨特性。就其原理來看，主要是以三維CAD數據為支持，在快速成型機的作用下將材料堆積成實體，從而實現快速成型。在不同的系統條件下，3D打印原理一致，但所應用的成型材料、成型原理以及系統狀態存在一定差異，可以將其看作是立體化的打印機。
在3D打印中，生物3D打印是比^先進的技術形式，廣泛應用于細胞打印、組織器官打印、手術器械打印等，其中，手術器械打印相對成熟，而活體組織打印的難度較大，需要保證結構的生物活性。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基于高分辨率納米打印技術的基礎上，DNA打印得以開發，若能夠實現DNA芯片的大批次生產，勢必能夠為癌癥、遺傳性疾病以及肝炎等的診斷和預防提供可靠的依據，為醫學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2 3D打印在醫療器械領域的應用現狀
3D打印以其自身精準度高、個性化和復雜成型等特點，受到醫療器械領域的高度關注，甚至與醫療器械一次性、量身定做等要求相符合，因而3D打印的出現，在醫療器械領域內引發了一場革命，個性化手術工具則是3D打印在醫療器械領域得以應用的最鮮明特征。
個性化手術工具以手術導板為典型代表，常見的關節類導板、脊柱導板等，與此同時，導向定位導板的之多，能夠促進放射劑量分布不均等問題，對于醫學上腫瘤殘留和疾病復發等問題的克服具有重要意義。基于的3D打印的個性化手術工具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簡化手術操作，實現精確化控制，在提高手術效率以及減少患者感染與并發癥幾率方面具有重要優勢，受到醫療領域的廣泛關注。
就個性化的植入物來看，3D打印個性化的骨科植入物假體是目前3D打印技術在醫學領域中最成功技術之一。在骨外科中，骨病損狀態是形式多樣、千差萬別的，因此用于骨缺損修復的植入物也只能是個體化的，必須“量體裁衣，度身定做”。3D打印除了用于骨科，在整復外科、口腔科、眼科也能發揮出獨特的作用。2011年比利時和荷蘭的科學家成功為一個83歲的女性植入了3D打印的下頜骨，該人工下頜骨僅比生理下頜骨重30克，手術歷時4小時，比傳統的手術節約近16小時，且患者功能恢復良好。Hasselt大學預計，在未來，為患者量身定制的各種植入物將被廣泛使用。在不遠的未來，定制化植入物將成為常態。
就可視化手術規劃來看，良好的術前策劃是手術成功的關鍵，特別對于風險較大的手術，或新開展的手術，抑或診斷尚不十分清晰的手術，術前策劃尤為重要。3D打印為術前策劃提供了比CT、核磁等更為直觀的手段，方便醫師進行術前手術模擬和手術策劃。可視化手術規劃不僅方便術前會診，利于選擇最佳手術方案，而且還為年輕醫生的培訓提供了直觀有效的手段。
就活體人造器官打印來看，3D打印可應用到的領域非常廣闊，而活體人造器官的3D打印已經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美國康奈爾大學3D打印出一種人造耳，可以植入牛的身體，與牛的細胞結合在一起；英國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家已經成功制造出能夠接收無線電波的仿生耳，未來的仿生耳有望能夠聽到真正的聲音；英國愛丁堡赫瑞-瓦特大學專家研發出的3D打印技術，可以用胚胎干細胞，并成功制造出首個3D打印微型人體肝臟。具有生命特征的活性人造器官的3D打印的發展有賴于生物材料、干細胞、組織培養等多學科的科技突破，目前的成果表明在不遠的將來急需器官移植的的病人有可能輕易獲得肝臟、心臟和其他器官；人類這一期待已久的技術突破已經不是遙不可及了。
3 3D打印應用于醫療器械領域所面臨的挑戰
3D打印自身具有準確、高效的優勢，以其獨特的制造能力滿足了醫療器械領域的個性化需求，為人工組織器官制造以及人工假體等方面的制造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就3D打印在醫療器械領域的實際應用情況來看，仍面臨著諸多挑戰。
第一，材料研發難度較大。3D打印的原材料具有一定特殊性，不僅能夠實現液化、絲化和粉末化，還應當能夠實現重新結合，以滿足3D打印的諸多要求，保證醫療器械制造的精準度與有效性。以金屬粉末為例，粒度分布、松裝密度、流動性等都是影響3D打印效果的重要因素。而對于活體器官來說，所選用的材料應當有助于維持細胞活性與功能，以滿足醫學需求，降低各類風險的發生。由此可知，3D打印在醫療器械領域的應用面臨著嚴峻形勢，尤其是材料研發難度大，3D打印開發具有一定特殊性。
第二，應用成本較高。3D打印設備本身造價相對昂貴，日常維護費用偏高；3D打印機的研制還需要圍繞材料的特殊要求進行；目前3D打印材料大多由快速成型設備廠家直接提供，尚未實現第三方供應材料的模式，從而，再一次推高了原材料的價格，給3D打印的進一步普及應用帶來了困難。
第三，精度、效率方面還不盡人意。3D打印的精度受到材料、工藝、設備能力等多方面限制，難以實現高精度零部件直接面向產品的制造，仍需要后期其它加工模式的補充與配合；打印精度與速度之間存在嚴重沖突。因此，如何在保證產品的表面質量、力學和物理性能的基礎上，實現快速制造是設備開發商應解決的問題。
第四，多種不同特性和不同功能材料的復合打印技術有待突破，特別是在醫療3D打印方面這一需求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金屬與陶瓷的復合打印、金屬或陶瓷與高分子材料的復合打印，軟硬組織的復合打印，不同功能的活性組織在細胞級別的打印組裝等等，相信這些近似科學幻想的追求在不遠的將來都將有實現的可能。
4 結束語
總而言之，信息技術、數控技術以及材料技術等的發展進步，為制造領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3D打印在醫療器械領域的應用也更為廣泛，尤其是該項技術在應用效率、成本控制和精準度等方面的不斷完善，3D打印勢必能夠在醫療器械領域內開創新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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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醫者情深
作為一名醫者，在李彥林的心中，永遠裝滿了對病人的厚重深情。
1992年，李彥林畢業于昆明醫學院，之后的兩年他先后在內科和兒科工作。“之所以最終將骨科運動醫學作為終身事業，其實是因為機緣巧合。”李彥林說，1994年他報考昆明醫學院繼續攻讀碩士學位，本來選擇了普外科，卻意外分到了骨科。可這并不影響他對醫學知識的渴望。“只要不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是李彥林的座右銘，懷著這種信念，他完成了碩士學位，并在2000年獲得了華西醫科大學骨科博士學位。
“在讀博士期間，骨科‘關節鏡’技術讓我特別感興趣。”李彥林說，“這項技術不但是骨科領域三大進展之一，也推動了骨科向微型化發展。”李彥林介紹，與傳統手術常需要開10厘米左右的刀口不同，采用“關節鏡”技術做手術不僅創口小，恢復快，而且可以在檢查的同時進行手術，不僅節約時間，也能減輕患者的痛苦。然而，上世紀80年代初傳入中國的這項技術在云南開展十分緩慢。于是，博士畢業后，李彥林毅然拒絕了國內知名醫院的邀請，回到云南率先開展起“關節鏡”技術，到目前為止已經為數千名患者解除了痛苦。
除了骨科關節鏡技術，李彥林在骨軟骨組織工程、骨關節炎發病機制和計算機輔助外科技術領域亦有所造詣，具有代表性的臨床病例為計算機輔助膝關節鏡下重建前后叉韌帶，膝關節多發韌帶損傷的修復重建，肩關節鏡下巨大肩袖損傷的修復等。且在以上領域的研究成果皆處于國際、國內先進水平及云南省領先水平，故于2009年被遴選為昆明醫學院博士生導師及云南省第十二屆中青年學術技術帶頭人后備人才，并于2010年獲第三屆昆明市青年科技獎及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還于2012年被遴選為云南省運動醫學學科帶頭人。
學無止境
作為一名學者，在李彥林的心中，永遠充滿著對新知識、新技術的無限渴望。
為了不斷提高自身的診療水平，2002年9月16日至10月16日，李彥林到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骨科參觀學習1月，并參加亞洲創傷骨科學會及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進修培訓中心舉辦的椎體成形術工作坊學習并獲證書。2003年10月13日至2004年1月13日，李彥林到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骨科進修學習3月。2006年，李彥林獲國家留學基金委西部人才項目，并于2007年9月―2008年9月先后到美國布朗大學附屬羅德島醫院及紐約大學附屬關節病醫院學習運動醫學及關節鏡微創外科，任職客座教授。
為了系統深入地開展研究工作，李彥林積極主動申請并承擔科研項目，目前作為項目負責人申報獲得的研究項目共7項，具有代表性的科研項目有：（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地區基金項目（項目號：30860286 ）―― SDF-1/ CXCR4信號通路的干預及調節關節軟骨退變的研究；（2）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號：20115317110001）――TGF-β3和BMP-2雙基因轉染調控BMSCs向軟骨分化構建組織工程軟骨的實驗研究；（3）云南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號：2007C0003R）――仿生新材料復合基因增強組織工程技術修復關節軟骨缺損；（4）云南省科技廳社會發展基金重點項目（項目號：2009CA020）――可視化前交叉韌帶仿真重建手術模擬系統的研發及應用示范。
基于以上科研項目，迄今李彥林已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其中7篇論文獲優秀論文獎。主編《適用骨科運動醫學注射技術》，參編《組織工程基礎與臨床》、《干細胞理論與技術》及《臨床特殊檢查》3部著作。且獲云南省科自然科學二等獎1項，云南省科技進步類三等獎2項，云南省衛生科技成果獎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各1項。
勇擔重任
作為一名管理者，李彥林以一身正氣凝聚人心，以高風亮節感染著每一位醫護人員。為進一步推動云南省運動醫學的發展，在醫院領導的大力支持下，2012年3月5日，李彥林帶頭成立了云南省第一家運動醫學科，在他人格魅力的影響和嚴格管理下，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運動醫學科形成了嚴謹高效的團隊精神，在工作量大、危重病人多的情況下，全科醫務工作者精誠團結，密切配合，緊張有序，贏得了病友的交口稱贊。
在李彥林的帶領下，科室全體醫護人員深受患者及家屬的高度認可和一致好評，開科至今他們共收到錦旗8面，拒收紅包5次，從未發生過醫患糾紛和投訴，病人滿意度達98.5%。全科人員每天8點整準時參加科室交班會議，值班醫護分別對前一天患者的病情進行匯報并對相關病情分析討論，不斷提高了科室整體診療水平。
為了更好地服務廣大患者，體現醫院的公益宗旨，科室計劃每3個月進入社區進行免費義診活動，2012年，在李彥林的帶領下，全科共進行免費義診3次，總共診治普通病人600余人，診治相關疾病病人200余人，所有醫護人員認真為每位患者排憂解難，實實在在地解決每位患者存在的問題，深受社區群眾的一致好評，不僅體現了科室一切為患者服務的理念，而且提高了醫院和科室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為醫院及科室業務的發展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
2012年9月1日至9月5日，科室又成功舉辦了2012年度國家級繼續教育項目――運動醫學及關節鏡微創新技術學習班，云南省衛生廳、云南省醫學會、昆明醫科大學、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相關領導出席了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會議還特別邀請到國內外著名專家進行了專題講座和交流，并成立了云南省醫學會第一屆運動醫療分會籌備組，并將于2013年成立云南省醫學會第一屆運動醫療分會，標志著云南省運動醫學事業已上了一個新臺階。
談到科室未來的發展，李彥林說，運動醫學及骨科手術正在向精準化、微創化、現代化、智能化發展，希望年輕一代的醫生們能夠不斷學習，盡快掌握新技術，這樣才能更好地為云南的百姓服務。
心系教育
除了做好醫生的工作，李彥林也不忘為骨科及運動醫學的發展培養人才。
自2000年7月獲博士學位后被按人才引進到昆醫附一院工作，李彥林即于2000年9月在云南省骨科學會上作《骨組織工程的研究現狀與展望》的報告，掀起了組織工程學研究的熱潮，并積極帶頭進行有關研究工作，參與昆明醫學院骨科首批博士點的建立及招生工作，參與博士生及碩士生的科研指導工作。積極響應世界衛生組織開展的“骨與關節十年”活動，協助醫院領導于2003年建立云南省骨關節病研究中心，并率先開展關節鏡微創新技術，曾多次于昆明電視臺幸福頻道、《都市時報》及《春城晚報》欄目中作運動醫學及關節鏡方面的的科普知識介紹，得到廣大患者的好評。為促進云南省關節鏡技術的發展，曾于2005年4月在云南省骨科學會上作《關節鏡技術在骨關節病診治中的應用》的報告，得到同行的廣泛好評。留學回國后為進一步推進云南省關節鏡微創新技術的發展，于2009年3月3日在云南省骨科學會上作《關節鏡下前交叉韌帶損傷的修復》及《肩關節鏡的臨床應用》的報告，得到同行的推廣應用。并于2012年3月5日帶頭成立云南省首家運動醫學科，極大推動云南省運動醫學的發展。
第6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摘 要：現代生活水平的提升，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持，不僅可以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還對醫療行業提出較多要求。科技能夠有效支持各行業領域進步發展，能夠促進醫學技術、電子技術的雙發展。在當前發展中，醫學技術能夠結合電子技術，不斷提升現代化、智能化水平，還能夠優化完善醫學精密儀器。醫學技術、電子技術屬于獨立學科，然而兩種技術具備相互輔助、支持關系。因此，應用電子醫用設備，能夠促進醫學事業的發展，同時提供發展源動力。此外，科學技術能夠有效支持醫療事業發展，融合電子技術精密設備，有助于加強醫療效果，全面滿足日常需求。電子技術開始被廣泛應用到醫院精密醫療設備中，能夠提升醫療事業發展水平，且技術應用的優勢非常顯著，具備廣闊的發展前景。關鍵詞：電子技術 醫院 精密醫療設備 應用實踐隨著經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相應促進了我國醫療事業的發展[1]。電子技術被廣泛應用于醫學儀器領域，標志著醫院精密醫療設備的現代化發展，是醫學事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醫療機構應當高度關注醫學儀器工作，制定科學的管理機制與制度，不斷提升安全管理力度，以此發揮出電子技術在醫療設備中的應用價值，同時可以保障患者疾病治療與康復。本文主要圍繞電子技術在醫院精密儀器中的應用展開討論，具體如下。
電子醫學概述電子醫學是新型學科，屬于電子技術、醫學技術的結合產物，因此具備綜合性特點，不能單獨存在，涉及電子技術、醫學技術、工業科學技術等，能夠代表著醫學領域的多學科、跨領域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電子醫學成為獨立研究學科。隨著電子技術的快速發展，醫學儀器使用精細劃分為分子，能夠全面提升醫學精密儀器的精細度。電子醫學的發展前景廣闊，有助于提升醫學水平，縮短患者治療時間。
電子技術對醫學行業發展作用及重要性電子學屬于復合型學科，是在計算機技術上發展起來的，涉及材料學、數學、生物化學、物理等知識。電子技術發展，屬于電子學科的延伸，遵循科學化原理，優化設計電路模型，能夠為社會生產與生活提供便利。在電子技術發展中，逐漸衍生出電子醫學，成為現代生物醫學工程的重要內容，是生物醫學工程的分支。比如信息處理、大數據、計算機、電磁波射線與信號傳輸等，均屬于核心技術。利用操作設備，能夠對生物生命狀態進行分析，實現量化檢測效果，全面掌握生物機體結構，連惡化生理功能、疾病進展，制作科學的治療方案。盡管電子醫療在國內的發展起步晚，然而經過長期開發與研究，獲得了顯著成果。如，精密注射泵儀器，聯合了電子技術與醫學技術，組成包括支架、絲桿、驅動器等，螺母與絲桿具備移動特性，因此被稱為絲桿泵，只需將藥液盛放在注射器內，以此確保液體傳輸的高精度與平穩性。電子醫學的跨界性與復合型特點顯著，屬于科技的現代化標志。在20世紀50年代，電子醫學劃分到獨立學科，可以有效作用于精密醫療設備，聯合大數據技術張中，可以實現在線交互、數字信號傳感、醫療傳感等內容。比如，可穿戴式醫療設備，可以借助效率性與精確度優勢，在線監控患者身體狀態，集中上傳生理信息，以此支持慢性疾病。
電子技術在醫院精密設備中的應用類型電子技術在醫療精密儀器中的應用，主要基于電子學原理，通過多類型電子元器件，實行優化設計與制造，確保設備滿足醫療檢查功能與治療功能。在醫院精密設備中，開始廣泛應用電子技術，全面提升醫療檢測水平、治療效果。隨著現代電子技術的科學化發展，獲得了顯著的應用成果。電子技術具備便于攜帶、能耗低等優勢，因此不再受到傳統醫用領域的技術限制。在現代醫療事業中，不僅針對疾病人員，也開始注重疾病前期預防、體檢保健等領域，人們開始高度重視醫療保健領域。除過精密電子檢查儀器外，電子技術也可以應用到高精密儀器中，全面提升醫院檢測儀器的準確度，進一步加強醫療技術水平，給予患者支持與幫助，降低漏診率與誤診率[2]。所以電子技術在醫院精密設備中的應用如下。傳統技術的應用：基于宏觀角度分析，電子傳感技術屬于新型電子科技，所以必須應用技術制造傳感器。通過電子傳感器，能夠對被測物質的物理性能進行分析，同時通過專業系統，對物質物理性質進行分析，同時實行數字化轉變，提供可識別信息數據。通過信息數據，能夠幫助使用人員作出科學判斷，同時將數據信號傳輸到網絡系統內，使用計算機分析和處理數據信息。上述內容均為檢測儀器的功能優勢，既發揮出電子技術的應用優勢，還涉及生物、物理、醫學與化學學科，屬于新型高科技產物。通過此種儀器，能夠詳細分析儀器輸出信息數據，判斷檢查對象的身體狀態。由于技術采用生物芯片方式，可以采集不同生物機體樣本，開展化學排查、細胞檢測等。芯片技術多采用硅類半導體材料[3]，同時包含非金屬材料，比如塑料和玻璃，能夠廣泛應用到醫學領域。無線網絡通信技術的應用：在醫學精密儀器中，開始注重無線網絡通信技術應用，應用優勢顯著。比如，技術操作距離近，成本低廉，且能源消耗量少，因此為多項結合、雙向的電子技術。一般來說，技術多應用到傳播速率高、近距離、低耗儀器中，距離增加、儀器復雜度、功效消耗之間，均具備正比。基于現狀分析可知，無線通信技術具備較強實用性，且醫療環境內的無線通信技術可以應用到臨床護理中，為醫生、護士、患者提供交流溝通渠道，及時掌握和了解患者疾病進展、健康狀態，提升治療效果[4]。在便攜式醫療儀器中的應用：隨著醫療儀器的發展，逐漸出現了較多家庭便攜式儀器，能夠滿足醫院與群眾需求。通過該醫療儀器，可以借助電子技術，利用藍牙、無線網絡實現信息傳遞，確保患者能夠隨身攜帶醫療儀器。便攜式儀器的制造成本低廉，且價格適中，動作操作性非常強。患者使用便攜式儀器，無需住院觀察，就可以使醫生實時監測病情，且儀器精確度非常高，可以確保信息傳輸的準確性。在數據監測、患者病情遠程控制中，可以應用電子技術，在檢查患者身體時，電子儀器設備的精度也非常高，可以保證檢查與病情記錄的全面性，制定有效的治療方案，確保疾病治療的針對性[5]。數字信號處理：在家庭式護理精密設備中，最常見的就是可穿戴式醫療設備，該類設備可以集合智能化信息技術、網絡中斷內容，通過數字信號處理技術，可以獲得相關目標信息。比如，患者將儀器佩戴在身上，通過生物感應器可以感應心電信號，通過過濾處理之后，可以凸顯出特征性數字信號。根據心電濾波計算公式，可以對心電參數進行判斷，掌握心電信號是否處于異常狀態，可以將信息數據傳輸到控制中心。家庭醫療設備可以實現無線網絡、數字信號處理等功能，且體積小，成本低廉，患者無需到醫院治療監護，就能夠確保醫生掌握病情，精確度非常高，全面提升醫護決策的有效性[6-7]。注重遠程病情監控：隨著現代電子技術的發展，精密醫療設備被應用到各行業領域，涉及病情遠程監控、生物監測、放射治療等。針對慢性疾病患者，電子技術能夠遠程監控病情，利用網絡傳感、數字藍牙，就能夠掌握身體狀態，同時監測病情進展，全面提升信息傳輸準確性，患者無需長時間住院治療或觀察。
電子技術在醫院精密設備中的應用展望在醫院精密設備中，電子技術的應用領域非常廣，包含病患遠程監控、放射檢測、人體檢測等。電子技術被應用到前言醫療檢測、診斷治療設備中。比如，利用電子技術，能夠提升X線儀器的運行效率、清晰度、分辨率，全面顯示患者病變位置。電子技術還可以應用到超聲檢查、核磁共振、電子內鏡中，通過對比度灰階模式，能夠降低患者在醫學檢查的損傷。在未來發展中，為了全面發揮出電子技術在醫院精密儀器中的應用效果，還應當注重建立庫房管理制度，業務人員利用電子系統，可以隨時查看設備參數，確保工作流程數據的依據性。通過電子信息系統，可以詳細記錄設備出入庫賬目，維護醫療活動運行的有序性。通過電子信息系統管理，能夠及時掌握設備需求與運行狀態，提升設備運行有序化，減少費用支出。綜上所述，電子技術在醫院設備中的應用效果顯著，對于現代醫療發展，不僅是機遇，更是挑戰，所以醫療機構管理人員必須充分發揮出電子技術的作用，將其科學應用到精密儀器管理中，以此提升醫療高精密儀器的診斷治療作用，為患者提供高精準的檢查體驗，優質的醫療服務，從根本上促進現代醫療工作的發展。參考文獻[1]潘哲.設備器械圖片管理對精密手術儀器管理質量的影響[J].中國醫療器械信息,2020,26(15):161-163.[2]為醫療設備精密制造提供最優設計加工方案[J].現代制造,2020,25(1):58.[3]羊月祺.基于物聯網的醫療設備運行環境與狀態監測系統設計與實現[D].南京:東南大學,2019.[4]史元靖.關于精密醫療器械設備維修與保養的必要性分析[J].全科口腔醫學電子雜志,2019,6(8):26.[5]黃時航.應用PDCA循環原理提高醫療設備管理和維護能力[J].設備管理與維修,2019,10(4):5-6.[6]黃家富.精密醫療器械設備維修與保養的必要性探究[J].中國醫療器械信息,2019,25(2):175-176.[7]趙欣然.精密醫療器械設備維修與保養的必要性探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7,28(7):100.
第7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關鍵詞】中醫英語 特殊性 現狀 教學改革
近些年我國對中醫藥的宣傳和傳播逐漸加大了力度，對外交流也進一步得到拓展，而中醫作為人類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愈來愈受到國際醫藥界的重視。對于中醫藥院校來說，能夠培養出既有高水平的英語說寫能力，又有專業中醫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是目前的重要任務。近年來，全國各醫學院校的中醫系和中醫藥院校已意識到中醫英語教學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相繼開設了中醫藥英語教學課程，并著手進行中醫英語教育教學的相關研究。培養外向型和國際化的中醫藥人才已迫在眉睫。
但是當前我國高等醫學院校中醫英語在學科建設、教材、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目前尚都處于探索階段。中醫專業英語教學需要正視其特殊性及當前的教學現狀，對如何培養高素質、有能力參與國際經濟和技術競爭的人才問題，以及如何采取高效的教學方法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全面提高學生對中醫專業英語的實際應用能力，改革中醫英語教學模式，培養高素質人才。
一、中醫英語教學的特殊性
所謂“中醫英語”，簡單地說就是英語語言在中醫藥對外翻譯與交流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表達體系，是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即“專門用途英語”）家族中的一個新成員。按照ESP的命名法，“中醫英語”的標準名稱應為English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urpose（即“中醫用途英語”，簡稱為ETCMP）。這個名稱本身，可以說已經給“中醫英語”下了一個十分簡潔明確的定義，并且闡明了其功用 [1]。
中醫作為中國傳統醫學，其特有的專業詞匯和內容在英文中很難找到現成的闡述和注解，所以就會讓中醫英語教學存在一定的難度，它的特殊性也就決定了來教授中醫英語教學的人需要同時具備這兩方面的知識，即英文和中醫。之后，才能根據教學需要創造相應的詞匯內容。
另外，因中醫專業術語的翻譯到現在為止，并沒有相對權威固定的標準，也就導致了同一個中醫詞匯卻有不同英文解釋的情況，所以應該加大這方面的研究力度，并建立一個對中醫英語教學、研究和中醫英語翻譯有促進作用的語料庫。學習中醫英語有利于減少在專業知識學習過程中遇到阻礙，從而更好地掌握中醫的精髓和基本理論。中醫專業概念的傳遞在中醫專業英語教學上，是用英語表達的，所以有一定的難度，但也有優勢。難在需要掌握第二語言，優勢是中醫本來就是漢文化的結晶，源于漢語，所以很容易理解和掌握。
中醫的詞匯特點最明顯就是簡潔明了，語言的概括性很強。一般幾個字或詞就概括了一種重要的療法或理論，而翻譯成英文時，似乎很難用數量相當的英文詞匯去表達。于是造成了用英文去解釋中醫相關理論概念，給中醫概念注釋的情況。
另外，中醫概念的拼音化在中醫英語教學和學習中無法避免。因中西醫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中醫理論中很多概念詞匯在英語中幾乎找不到相應的詞，例如：“氣功”、“陰陽”、“推拿”、“針灸”等。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精髓，不管是直譯抑或意譯都不能精準表達和概括原文的意思，所以目前國內外的中醫英文等外文翻譯都采用音譯來翻譯某些中醫學的概念，這種方法也逐漸被中醫翻譯界廣泛采用，而國外讀者也欣然接受。
二、中醫英語教學現狀
盡管中醫專業英語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重要性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中醫藥院校所了解，但由于受到諸如教材缺乏系統性、教學方法的陳舊、教學師資嚴重缺乏等原因，嚴重制約了中醫英語教學的發展，阻礙了中醫藥國際化的進程[2]。現在用于中醫英語教學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中醫原版教材的翻譯，缺少相應的教學理論和語言理論的支持。現有的教材資料并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且大多數選擇面窄，缺乏針對性，對于中醫藥的發展和中醫英語教學沒有多大意義。
各高校普遍采用的中醫英語教學模式是重講授、輕互動的傳統教學形式。其主流教學模式是：“閱讀+翻譯”。盡管這樣的模式對學生掌握語言知識和翻譯技能有好處，但它缺少必要的交流互動，知識面又狹窄，不利于學生獲取更全面的知識內容。影響了學生原創的熱情，妨礙了思維上的互動，課堂教學枯燥乏味。
中醫英語課程教學的另一弊端就是教師大量灌輸醫學詞匯，造成了學生將學習的重點放在記憶新詞匯，忽視了對于中英兩種語言的轉化上的運用；造成了強于背誦單詞，弱于翻譯實戰的教學效果。 而中醫英語課程的主要內容應該回歸到對于中醫素材的文獻、病案的口筆譯上來。中醫英語對師資力量要求嚴格，教師需在中醫和英語兩個領域都要有較高的造詣，才能更好地理解與傳授知識。
三、中醫英語教學模式的創新、改革和實踐
中醫英語教學應包括中醫英語閱讀，翻譯技巧，臨床常用對話，中醫應用寫作，全面培養學生的中醫英語的綜合能力。中醫英語教學應培養學生專業英語閱讀能力，同時也要提高學生靈活運用英文的能力，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應加強。因此，中醫英語教學模式的中心是學生，教師要做必要有效的指導，配以現代化多媒體技術支持，有利于培養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面對中醫英語的自身特點及當前教學中存在的弊端，我校對中醫專業英語教學模式進行了必要的改革，通過模式改革更好地改善了中醫專業英語的教學質量。
第一，注重中醫文化背景教學
我們在中醫英語課堂教學中，加強了文化背景的教學。在我校的高年級階段教師在講授中醫英語時，與公共英語教學相結合，為學生導入許多中醫背景知識，讓他們熟悉我國中醫文化背景。語言作為文化的產物，無法與之脫離，倘若漠視了文化背景，只是從中醫本身和現有的教材書籍上獲取相應的翻譯作為注釋，那往往是不可靠的，起碼不夠全面和準確。中醫學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深深根植其中，像中醫概念里的遣詞造句都濃縮著漢字的精髓，也包含大量的中國文化哲學術語。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都有著深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概念和思維方式的烙印，這是它誕生的條件和土壤。
因此如果不從傳統文化背景上去講解， 學生很難真正了解中醫內涵。從文化背景入手，具備哲學、文化學、中醫學知識，才能清楚中醫，弄清其術語、體系的來龍去脈，才能正確地把中醫的術語和學說翻譯成英文，才能清楚認識中醫的概念術語和學說的真正內涵與本質。
第二， 注重語境因素教學
在中醫專業英語的教學過程中，我們特別注重了語境因素培養。由于學生忽略了文化及語境因素，加上他們自身往往缺乏翻譯知識和文化意識，所以在學習中醫英語翻譯時只會在英語中尋找與漢語對應的詞，從而造成很多錯譯、誤解。比如中醫有“少火生氣”的說法。如不推敲“生氣”在這里的含義而直接用“angry”來翻譯的話，就完全曲解了原文，也會使讀者不知所云。另外，同一個術語，在針對不同的讀者群時，譯文就必須考慮讀者的認知語境和閱讀反應，也就是要考慮譯文的實際交際效果[3]。
因而我們讓學生在翻譯時要注意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以及在同一語言的不同語境下使用不同的譯法。根據學生未來的發展，我們為學生制定了不同目的的專業英語學習規劃。通常情況下，中醫研究人員和相關專業人員，以使用科技英文構詞法中的縮合法、法等構成的專業性強、比較規范的術語，這樣有利于國際上的學術交流；而對于未來從事中醫臨床，或有可能接觸到需要中醫治療的外籍病人，盡量讓學生學會用淺顯的普通詞匯，選用根據復合法構成的術語[4]，跟這些病人交流。
第三，重視把學生作為中心 教師為指導的教學模式
轉變中醫英語教學的教育理念。傳統的教學理念一般都是以教師為中心點，只是單純地傳授語言知識和技能。而新的教學模式需要把學生作為中心點，在傳授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同時，注重培養學生靈活運用語言的能力以及和自主學習能力。學生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忽視了中醫英語的實際應用，忽略了中醫英語課程本身是依托于中國傳統醫學，以傳達中醫診療方法為主題的鮮明特點，使學生不能勝任普通的臨床口譯或中醫藥學術講座的交替傳譯的情況，阻礙了我國中醫藥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傳播。
所以教學過程中我們貫徹了“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原則，將學生從被動的灌輸語言知識的對象，變成教學活動的參加者、問題的討論者、語言的操練者，成為教學活動的中心人物，使英語教學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朝著個性化，自主式學習方向發展。教師不再是課堂的主宰，只是課堂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去學習。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把教師的“語言講授”改為學生的“語言實踐”。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與交際能力，使學生能夠學會自主輸出信息。
此外，充分利用計算機多媒體語言學習系統，使英語學習更為直觀，有利于提高教學效果。在教學過程中，我們還采用網絡自主學習和小組輔導等方式，有效地提高了中醫藥學生的英語自主學習能力和英語綜合運用能力，充分展示了教學模式改革的實際應用效果。
第四，以提高學生中醫英語翻譯能力為教學重點
中醫專業英語教學要突出翻譯能力的培養，目的是為了今后把中醫藥這門學問推向世界，同時，使學生的英語水平和專業素質同步提高。翻譯既是一門藝術，又是一門科學。沒有理論指導的中醫翻譯只能是盲目的實踐。因為“只有科學的翻譯理論才有可能揭示翻譯中最本質的東西，從而從宏觀上指導翻譯實踐。翻譯理論的指導性就在于減少實踐的盲目性、因循性，而提高科學性、功效性”[5]，因此我們在中醫英語教學中，重視傳授翻譯理論。
教師在課堂上首先向學生講授基本的翻譯理論，其次在講解下科技英語翻譯所遵循的原則和特點，之后再引入到中醫英語翻譯中。其中重點需要向學生指出中醫英語翻譯的特殊性，讓他們學會翻譯的技巧和方法。在學生有了一定的翻譯基礎知識和相關技能后，就應該把翻譯實踐工作作為重點，并鼓勵學生用所學的理論進行獨立的大量的翻譯訓練，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在教學中重點在于進一步提高學生中醫英語應用能力及水平。
四、中醫英語教學模式的改革勢在必行
高等中醫藥院校的專業英語教學肩負著培養國際化、外向型中醫藥人才的重任，而中醫英語作為一門專業英語基礎課，對于培養外向型的中醫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盡管中醫英語在教學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與困難，如中醫名詞術語國際標準化尚未完全實現、國內尚無統一規劃教材、師資力量還比較薄弱等。
但是要推進中醫英語教學事業的不斷進步，需要教師一方面不斷夯實自身的英語語言功底和中醫理論水平，另一方面也應當在教學實踐中進行積極思考和總結，歸納出一些好的教學方法和經驗。一個好的科學的教學方法對于有效達成既定的教學目標和教學要求起到關鍵核心作用，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的好壞與否和教學方法有直接關系，提高中醫英語教學效果，需要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改革和調整中醫院校專業英語的授課方式方法，找到更為合適的教學模式，從而達到最為滿意的教學效果。通過科學高效的教學模式，才能真正培養出適應我國經濟增長和國際交流需要的中醫人才，才能更好地弘揚祖國的傳統中醫藥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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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宓慶.論翻譯者的技能意識[J].中國翻譯，1987，8（5）：7-11.
作者介紹：
師旭亮， 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醫，英語教育，工作單位：河北中醫學院
益文杰，副教授，碩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語語言學，工作單位：承德醫學院。
第8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據他介紹，腦卒中在我國為第一位死亡原因，發病率逐年上升，每年給國家造成的經濟負擔高達400億元。顱內動脈狹窄是缺血性卒中的一個重要病因，我國有33%～50%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存在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很多數據表明中國人群顱內動脈狹窄的比例遠遠高于西方人群。有研究顯示，對于狹窄程度>70%的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患者1年卒中復發率高達23%。顱內動脈粥樣硬化是顱內動脈狹窄的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此外，顱內動脈狹窄還有顱內動脈夾層、血管炎、可逆性腦血管收縮綜合征、煙霧病以及其他少見原因。這些原因都可以導致顱內動脈發生嚴重狹窄或閉塞，從而導致缺血性卒中的發生。臨床上可應用現有影像學技術手段對上述病因進行判斷識別，才能進一步指導我們給患者進行針對性治療。
當前顱內動脈粥樣硬化的識別和判斷有很多影像學進展，我們在臨床工作中可應用很多影像學技術對顱內血管的形態進行精準性的描述和評估。比如常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MRA）、CT血管成像技術（CTA）和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可以對大部分的血管病進行精準的判斷，幫助我們了解顱內血管形態的改變。比如，MRA可以明顯顯示顱內動脈的狹窄情況，CTA可以很好描述雙側鎖骨下動脈閉塞的患者側支循環代償的渠道，三維數字減影血管造影（3D-DSA）可以清楚地顯示大腦中動脈遠端開窗畸形。很多情況下單純的顱內血管形態學評價并不能發現患者的確切病因或發病機制，還要精準描述患者的血管管壁情況和結構以期做好鑒別診斷。
近幾年來發展的高分辨率磁共振周圍神經成像（MRN）技術已成為很多醫療機構日常檢查方法，對血管病變的判斷有其獨特優勢，尤其是對一些青年患者顱內動脈病變的病因學診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5年韓國學者綜述性報道了應用高分辨率磁共振對顱內血管病變進行病因學鑒別診斷，提到了顱內動脈狹窄的顱內動脈夾層、血管炎、動脈粥樣硬化等3個主要病因的鑒別。當然，臨床上可以通過其他影像學方法或臨床特征性的表現，對顱內動脈狹窄的幾個病因進行鑒別診斷。但在不能進行病因學診斷的情況下，尤其是對剛出現顱內動脈狹窄青年患者的診斷，需要應用高分辨率磁共振來加以甄別。
楊弋教授列舉了3個應用高分辨率磁共振診斷顱內動脈狹窄的病因學診斷的實例。
病例1：27歲患者因發作性右側肢體活動不靈2個月入院，具有長期吸煙飲酒史，血脂異常和肥胖等危險因素。MRA提示雙側大腦中動脈局限性不同程度的狹窄。一般應用MRI（核磁共振成像）和MRA對患者進行大體上的病因學評價，結合病史，診斷該患者顱內動脈狹窄和缺血性腦血管病的發生是由于動脈粥樣硬化所引起，但對于
對斑塊的評估方面，使用VPD斑塊分析軟件進行勾畫和測算，可以得到斑塊的更多信息，包括管腔面積（LA）、管壁面積（WA）、外壁總面積（OWA=LA+WA）、最小管壁厚度及最大管壁厚度；使用RadiAnt DICOM讀片軟件對斑塊角度進行測算，可以得到重構指數、狹窄程度、偏心指數、斑塊負荷和斑塊角度，為我們研究斑塊和缺血性卒中的關系提供更好的技術手段。
病例2：一位34歲高血壓男性患者左側肢體活動不靈2天入院，具有高血壓家族史，MRI檢查結果可見右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有梗死，MRA提示右側頸內動脈閉塞，原因不明。入院4天后患者病情進展迅速，梗死面積和范圍明顯擴大，血管狹窄情況也有明顯進展，大腦中動脈未見顯影，這是一例進展性卒中青年患者。什么原因導致患者的血管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從而引起卒中的進展？通過一般影像學很難進行識別和判斷，于是通過高分辨率磁共振可見嚴重主動脈夾層的壁間血腫形成，軸位血管掃描可見殘余管腔在大腦中動脈形成了一個動脈夾層，這在臨床上非常少見，患者血管狹窄和卒中進展與動脈夾層的逐漸撕裂有關。
病例3：在一年半發生4次腦卒中的35歲男性患者。2014年3月，門診隨訪可見患者右側頸內動脈閉塞，2015年1月超聲檢查又發現左側頸內動脈閉塞。患者相繼發生頸內動脈閉塞一定有其病因，但實驗室檢查、生化檢查、所有病毒和免疫因子篩查都是陰性結果，通過高分辨率磁共振看到了頸內動脈巖骨段鉛筆芯樣改變，管壁明顯強化和管腔殘余狹窄，考慮患者為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給予激素沖擊治療后，管腔狹窄出現明顯緩解。
缺血性卒中多種病因分型
缺血性卒中病因學分型方法歷經20多年的演變，日趨準確。從1993年第一個廣泛應用的美國“TOAST”病因分型、2005年美國的SSS-TOAST、2007年CCS-TOAST、韓國改良TOAST，2009年歐洲國際卒中專家ASCO分型到2011年中國缺血性卒中CISS分型。如果還以臨床表現和一張CT來治療腦梗死已遠遠不夠，主動脈弓粥樣硬化在TOAST和韓版TOAST分型都沒有提及，在SSS-TOAST和ASCO中劃歸到心源性，考慮其動脈硬化的病理性質，CISS將其歸于大動脈粥樣硬化型CISS診斷標準。
對于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穩定性判斷有多種標準，從病理學研究來看，動脈硬化斑塊的穩定性與缺血性腦血管病的主要和次要標準已十分明晰，因為國外很早就開展了頸動脈內膜剝脫術，通過取得的斑塊標本，并結合影像學信息，對于頸動脈斑塊的研究要遠遠超前于顱內動脈斑塊的評估研究。主要標準包括斑塊活動性炎癥、薄纖維帽和大脂質核心、內皮剝蝕伴表面血小板聚集、開裂或受損的斑塊、嚴重狹窄等。次要標準包括淺層鈣化結節、黃色斑塊（血管內鏡下）、斑塊內出血、內皮功能不良和正性重構（擴張性重構/PR）。對頸動脈斑塊易損性的識別也有很多方法。頸動脈斑塊的超聲評價反映整體的動脈粥樣硬化負荷，預測心腦血管急性事件發生，識別易損斑塊；而斑塊部位、類型、大小對于外科治療方式的選擇至關重要。此外，不穩定性斑塊的特征性病理表現主要是有大量新生血管的生成。普通超聲檢查顯示較為類似的幾個斑塊，而利用斑塊內新生血管的特性，超聲造影可以進一步區分不穩定斑塊和穩定斑塊。
一項隊列研究對比了有癥狀大腦中動脈（MCA）狹窄和無癥狀MCA狹窄的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對比血管面積（VA）和管壁面積（WA）結果顯示，有癥狀MCA狹窄更多見斑塊偏心性強化。研究方法是通過質子密度加權像（PdWI）采集6至8層，在血管橫斷面上測量血管面積（VA）。重構指數（RI）=最狹窄處VM近端正常血管VA，設定正性重構（PR）組為重構指數（RI）≥1.05，非正性重構組為RI
在研究斑塊特性的同時，對粥樣硬化動脈管壁面積和管腔面積的定量測量結果發現，很多動脈粥樣硬化患者存在動脈正性重構現象。大腦中動脈狹窄血管面積（VA）明顯更大是動脈正性重構（Glagov現象）。即粥樣硬化動脈管腔的狹窄并不單純由病變擴大而引起，血管重構很大程度上可使動脈壁斑塊得到代償，這種代償性重構是指血管向外擴張，以維持原有的管腔面積和血流量（Naghavi，et al.Circulation，2003，108：1772-1778；Berman DS，et al.J Nucl Med，2006，47：74-82）。這種代償性重構是否有益？從某種程度上看并非有益。正性重構也是動脈硬化斑塊不穩定的一個生物學標志和病理學的次要標準。
MCA狹窄的正性重構與微栓子有何關系？
栓塞是MCA狹窄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重要機制，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TCD）對監測微血栓有重要臨床意義。2010年發表在Lancet Neurol的研究發現，微栓子信號（MES）對于無癥狀頸動脈狹窄患者未來缺血性卒中的發生具有預測作用。眾所周知，我國患者常見顱內血管狹窄尤其是MCA狹窄，但目前無癥狀MCA狹窄者微栓子信號的研究較少，因此我們針對癥狀性及無癥狀性MCA狹窄的微栓子進行了對比研究。我們將癥狀性MCA狹窄患者按是否有正性重構分為兩組后發現，有正性重構的那一組的微栓子脫落率更高。正性重構（PR）可能是動脈粥樣硬化早期的、生物學上更活躍的病變，與斑塊易損性和破裂有關，更容易導致缺血事件。
無癥狀性大腦中動脈（MCA）狹窄微栓子監測是否能預測缺血性卒中？我們基于目前的研究結果認為，尚未發現微栓子監測對無癥狀MCA狹窄未來發生缺血性卒中具有預測價值。我們關于微栓子監測的研究結果顯示，無癥狀性MCA狹窄的斑塊較為穩定，微栓子發現率低，僅為1.85%（2/108），有癥狀MCA狹窄的微栓子信號發現率為38.89%（49/126），卡方檢驗（Chi-squre）值為46.8，P
腦血管狹窄與腦灌注有無關系？
既然微栓子監測方法不能作為預測無癥狀性MCA狹窄缺血性卒中發生風險的預測因子，就要在臨床中繼續尋找識別卒中高危人群的方法。我們通過研究得出結論，對于無癥狀性缺血性卒中高危人群的識別，除對腦灌注進行描述之外，還應檢查腦血流自動調節（CA）情況。腦動脈狹窄引起最直觀的生理學改變就是腦血流的改變。在臨床中也常見一些腦動脈狹窄患者腦灌注不存在改變，這與其他因素的參與有關，比如是否建立了側支循環，以及是否具備腦血流自動調節（CA）的功能。CA對腦動脈發生狹窄時維持腦血流發揮了巨大的作用。1959年CA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即動脈血壓（ABP）和腦灌注壓（CPP）在一定范圍內波動時，腦阻力血管通過收縮或舒張來維持腦血流量（CBF）相對恒定的過程。1989年Aaslid提出CA應包括靜態腦血流自動調節（sCA）和動態腦血流自動調節（dCA）。腦血流量與腦血管阻力的關系可見以下公式：CBF（腦血流量）=CPP/CVR（腦血管阻力）=ABP-ICP（顱內壓）/CVR=ABP/CVR。
無癥狀性大腦中動脈（MCA）狹窄是否能預測缺血性卒中？一項觀察性研究單側大腦中動脈狹窄患者腦血流自動調節的研究刊登于醫學（Medicine）雜志[Shuang wang，ZN Guo，YQ Xing，et al.Medicine，2015，94（52）]。研究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單側大腦中動脈狹窄患者的腦血流自動調節能力是否受損與血管狹窄程度有關，僅重度無癥狀性大腦中動脈狹窄組的動態腦血流自動調節能力受損；二是腦自動調節功能受損是無癥狀性大腦中動脈狹窄患者缺血性卒中事件發生風險的預測因子。如果腦動脈發生狹窄，其狹窄側腦血流自動調節功能會受到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是永久性的，當血管狹窄解除后，狹窄側的血流自動調節功能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恢復。
第9篇：精準醫學的現狀和發展范文
關鍵詞：老年糖尿病；腸道菌群變化；抗菌素；微生態制劑；影響與作用
近幾十年來，我國糖尿病患病率持續增長，其中老年病患者比重更是加重，整體占世界此中的1/3，糖尿病患率位居世界第2，如今仍然以較快速度，較高的數量增加，情況依舊惡化。
1 老年糖尿病的具體含義
糖尿病是一組以慢性血葡萄糖水平增高為特征的代謝病群。主要特征表現為血糖過高、糖尿、多尿、多飲、多食、消瘦、疲乏等現象或癥狀。糖尿病一詞是描述一種多病因的代謝病群，伴隨因胰島素分泌或作用缺陷引起的糖，脂肪，蛋白質代謝紊亂。糖尿病具體可分為1型和2型兩種。1型糖尿病發病年齡輕，大多
糖尿病的病因與發病機制十分復雜，大致有以下幾個：①種族與遺傳因素，1型或2型糖尿病均存在明顯的遺傳異質性。糖尿病存在家族發病傾向，1/4～1/2患者有糖尿病家族史。臨床上至少有60種以上的遺傳綜合征可伴有糖尿病。并且根據調查研究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家族的糖尿病率各有差異，極大可能是由于種族，家庭遺傳導致；②環境因素，隨著近年來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改變，體力勞動逐漸減少，智能機器廣泛推廣；飲食無節制，高熱量，高脂肪的食物隨意攝入，綠色健康清淡蔬菜減少，身體內微量元素的缺乏；以及由于社會發展，社會環境復雜化，引發的各個階層諸多精神壓力，精神疾病；精神問題，進食過多，體力活動減少導致的肥胖是糖尿病最主要的環境因素。
2 老年糖尿病患者中腸道菌群的變化
通過對部分糖尿病患者抽樣調查分析，觀察發現各個年齡階段的糖尿病患者中的腸道菌群都發生變化，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由于年齡增長，身體器官退化，身體素質低下，免疫力較弱，其腸道菌群的增加較多，幅度較大，腸道菌群失調尤為突出。腸道微生態與人的壽命與人的身體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在微生態平衡的狀態下，微生物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菌群保持著一定的數量與比例，腸道菌群內的細菌就有益于人體，起營養，生物拮抗，免疫，促進生長，抗腫瘤和防止衰老的作用。而現在老年糖尿病患者正常的腸道菌群數量與種類發生變化，異常增多，導致微生物生態失衡，有害菌產生的毒性物質與內毒素的釋放，以及腸內細菌引起的內源性感染等，會降低腸道系統的免疫能力與其他一系列功能，又會引發更多疾病與并發癥的發生，從而影響人體的整個身體機能，加速衰老與死亡。
3 抗生素與微生態制劑對其的影響與作用
抗生素是由微生物或高等動植物在生活過程中所產生的具有抗病原體或其它活性的一類次級代謝產物，能干擾其他生活細胞發育功能的化學物質。現臨床常用的抗生素有轉基因工程菌培養液液中提取物以及用化學方法合成或半合成的化合物。抗生素是一把雙刃劍，對腸道菌群的影響利弊皆有，所以應當合理控制，有效利用，長時間使用抗生素極有可能導致腸道菌群再次失調，而不是促進腸道菌群數量種類正常化。老年人免疫力較差，腸道菌群的抵御力極弱，容易收到外在因素與環境影響導致腸道菌群的變化失衡。通過研究顯示，在使用抗生素的5d內，腸道菌群中的腸桿菌，乳桿菌等一些桿菌數量明顯減少，是由于抗生素對細菌的抑制，滅殺作用，持續使用抗生素，然而到10～15d時，部分腸道菌群不減反增，數量明顯迅速增多，由此可見，抗生素使用，可以維持腸道菌群的平衡，也可能導致腸道菌群的失調，在醫學使用中要合理精準地把握尺度，減少使用頻率，控制使用的時間，合理有效的利用抗生素保護，修護人體腸道功能，治療糖尿病，避免一系列并發癥，減輕由此引發的痛苦程度。
微生態制劑，是利用正常微生物或促進微生物生長的物質制成的活的微生物制劑。也就是說，一切能促進正常微生物群生長繁殖的及抑制致病菌生長繁殖的制劑都稱為"微生態制劑"。由于其調節腸道之功效，快速構建腸道微生態平衡，無論在嬰兒，老人，還是新生畜禽可以防止和治療腹瀉，便秘。隨著我國醫學的發展精進，我們逐漸地發展腸道菌群失衡的狀態可以得到改善，微生物失調的過程是可逆的。通過改變生活習慣，飲食結構，以及微生態制劑的適當干預，可以使腸道菌群失調得到消除或逆轉。微生態制劑通過生物拮抗作用，調節和維持腸道微生態平衡。生物拮抗作用是指對有益健康的部分腸道菌群有利于成長，起到促進繁殖的作用；對部分致病菌則起拮抗作用，用兩種雙重作用調節腸道失調，維持腸道微生態平衡。使用微生太制劑后，可以恢復腸道菌膜的拮抗作用，保護小腸皮上細胞并促進被損壞細胞的增生修復，同時有利于恢復小腸消化吸收功能。由上述兩種影響因素來看，可以將兩種方法結合使用，前期先使用抗生素控制腸道菌群的增加，到達一定期限后，再使用微生態制劑維持現狀，保持腸道菌群的合理正常，不增加也不減少，兩種手段相輔相成，共同作用。
4 小結
綜上所述，抗生素與微生態制劑對老年糖尿病腸道菌群變化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對糖尿病的緩解與治療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們并不能安于現狀，由于抗生素與微生態制劑的局限性，以及我國糖尿病的嚴峻形勢，國家應當對糖尿病中腸道菌群自己其他方面研究更加高度重視，相關研究者則應當深入地，多方面地研究其他更為有利的方法，維持腸道菌群的平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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