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風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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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關鍵詞] 宏觀經濟；鋼鐵行業；市場風險；影響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圖分類號] F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觀經濟指標是企業戰略發展的風向標，而產業或行業的發展也同時影響著宏觀經濟形勢。2010-2011年粗鋼產量變化百分比基本與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當年粗鋼產量增速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鋼產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鋼產量同比增長才3.1%。據中鋼協通報，2012年末，我國粗鋼產量已達7.9億噸，但鋼鐵企業利潤同比下降98.22%，虧損面28.75%；虧損企業虧損額289.24億元，同比增長7.39倍；大中型鋼鐵企業銷售利潤率僅0.04%。此外，鋼鐵的需求一半以上來自于固定資產投資；M2/M1增速一般領先鋼鐵價格增速約24個月，當前者見頂時，后者也將見底。本文從宏觀經濟的多個角度選取了與鋼鐵產業相關的指標來探析各宏觀經濟因子是如何影響我國鋼鐵行業利潤的。

2 市場風險研究概述

廣義的市場風險是指由市場機制作用及其相關因素變化引發的風險，包括根植于市場內在機制的內在風險和根植于市場機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風險。關于狹義的市場風險，我國學者胡杰武、萬里霜將其界定為未來市場價格（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實現其既定目標的影響[1]。王周偉認為市場風險是指由于市場供求或價格因素（如利率、匯率、證券價格、商品價格與衍生品價格）發生不利變動而使公司的表內和表外業務或公司價值發生損失的風險[2]。張濤、黃國良、姚圣 等認為市場風險主要是指企業在生產和購銷過程中，由于市場行情的變化、消費需求轉移、經濟政策的改變等不確定因素所引起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偏離的不確定性[3]。綜合來看，狹義的市場風險是由利潤、價值或收益的下降而體現的，因此本文以鋼鐵行業的利潤作為鋼鐵行業市場風險的指標來研究。可以理解為，行業利潤越大反映市場風險越小，行業利潤越小則說明市場風險更大。

關于宏觀經濟對行業或企業風險影響的研究也不少，如盧永艷以制造業的上市公司為例，運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財務風險的影響[4]；邢治斌和仲偉利用ARMA-GARCH模型實證分析了宏觀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流動性風險的影響[5]；利用改進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上市公司信用風險的影響[6]；李關政選取宏觀經濟因子構建了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運用OLS最小二乘法，構建了宏觀經濟與鋼鐵行業利潤關系的回歸模型，在對模型進行修正檢驗后確定最終模型，從而得出宏觀經濟對鋼鐵行業市場風險的影響關系與程度。

3 實證研究

3.1 數據收集整理

3.1.1 指標選取及數據標準化

本文選取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利潤指標作為鋼鐵行業的市場風險指標（PRO），因為利潤的大小直接反映著企業乃至行業的盈利情況。宏觀經濟因素選取了GDP值、城鎮固定資產投資（FI）、廣義貨幣量（M2）、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PPPI）。數據來源于聚源數據庫，樣本數據為2005年2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時間序列數據共45組。因選取的指標中PRO、GDP、FI、M2是以“億元”單位計，而PMI、PPI和PPPI都是價格指數單位，所以要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本研究采用的是z-score標準化法，利用原始數據的均值和標準差進行標準化。

第2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中國經濟在應對危機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與此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盡管有些問題與風險早就存在,并且在危機爆發之前政府已經開始采取措施去應對,不過,危機來臨使得保增長成了首要任務,很多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我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風險。

強勁復蘇與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取決于供求是否平衡。理論上,供給與需求的力量同樣重要。但短期而言,起主導作用的還是總需求,或者說是GDP的增長。如果GDP的增長遠遠超出了潛在增長率,那么通貨膨脹肯定會到來。從目前來看,2009年GDP增長為8.7%,低于潛在增長率(根據我們的測算,過去30年經濟潛在增長率在9.5%左右),這就是為什么2009年全年通貨膨脹率仍然為負。我們預期2010年GDP增長在9.5%左右,接近潛在增長率。GDP增長率由8.7%上升到9.5%,總需求的上升顯然會給通貨膨脹帶來很大壓力。

不過,我們判斷,2010年的經濟增長不會超過潛在增長率。這一方面由于外部環境仍存在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就政策當局而言,也不會希望經濟出現過熱跡象,畢竟,經濟內生增長的動力還沒有被很大程度上激發起來,政府調結構的任務仍很艱巨,再加上全球復蘇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經濟過熱缺乏有力的支撐。從而通脹壓力也不會太大。

即便2010年經濟增長很快,高通貨膨脹的來臨也會是2011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表明:一般是GDP增長率先達到頂峰,通貨膨脹率會滯后一年達到頂峰。比如,上一輪周期中,經濟增長率在2007年達到周期峰值,通貨膨脹率在2008年達到周期的峰值。盡管如此,強勁的復蘇一定會給通貨膨脹帶來壓力。2010年的通貨膨脹率可能不高,但2011年的風險更大。

房地產業風險關涉政府而非居民

資產價格上升過快,成為當前關注的焦點,也是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重要風險。中國資產價格快速上漲風險主要體現在房地產領域。

那么,房地產風險到底有多大?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所謂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即與房地產相關的信貸占整個銀行貸款的比重。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購房者及開發商貸款占整個銀行貸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則達到56%。再對比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些亞洲經濟體的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有數據顯示,1996年房地產信貸占銀行貸款的比重分別是:香港(40%～55%),馬來西亞(30%～40%),新加坡(30%～40%)。可見,相比起來,中國目前的房地產風險暴露并不是很大。

不過,中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地方政府和央企陷入房地產很深。首先,地方財政高度依賴于土地出讓金,而地方政府的業績也在于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其次,地方融資平臺依賴于土地抵押,也就是說地方投資項目的貸款與土地抵押值以及相應的“地王”的價格都有很大關系。截至2009年6月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于抵押狀態的土地有284萬畝,抵押貸款總額達2.1萬億元人民幣。第三,央企深度介入房地產。據報道,當前國資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過70%的央企涉足房地產業。2009年1～10月,央企中涉及建筑業的利潤總額累計同比增長44.5%。有數據顯示,央企中僅母公司和二級企業設立房地產公司的房地產資產總量,目前已高達1800億元人民幣。這表明,很多央企的盈虧對房地產業的波動都高度敏感,房地產業的風險可能會直接轉化為央企經營風險。而央企的風險最終會是國家的財政風險。

綜合以上分析,房地產風險蘊含著大量的地方政府財政風險及央企風險。此一風險更多地關涉政府而非居民(因為居民部門的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暴露并不算高),這一特點與一些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較大不同,因此要引起高度關注。

潛在財政風險

根據國際經驗,危機之后財政風險上升是不言而喻的。相關研究顯示,危機后三年政府債務會增長86%。目前一些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00%。盡管不同的經濟體,其負擔債務的能力有所差異,但總體上,不斷上升的債務一定是風險累積的過程。

作為對比,中國的公共債務(內外債)占GDP的比重只在20%左右,是非常低的水平。不過,考慮到其他方面的債務,綜合負債水平也頗高。中國目前的綜合負債包括內外債、銀行壞賬、地方債務、養老金缺口等。

銀行壞賬。中國銀監會稱,中國銀行業2009年底的不良貸款率為1.58%,較2009年初降低了0.84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降至4973億元人民幣,較2009年初減少630億元人民幣。總體上,銀行壞賬水平是非常低的。但考慮到2009年貸款的迅速發放并且規模巨大,未來三五年可能會出現壞賬率的上升。因此,稱其為潛在風險是非常確切的。

地方債務。對于地方債務也有多種估算。之前有4萬億的說法,但隨著地方融資平臺的推出,地方債務又有了迅速的上升。來自銀監會的統計數據顯示,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授信總額已經高達8.8萬億元,貸款余額已超過5.56萬億元,與中央政府國債余額相當。全國有13個省的融資平臺貸款余額超過該省財政總收入,更有甚者高出2倍以上。顯然,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地方政府在逐步完成4萬億投資中由地方承擔的重任。盡管目前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還不能準確地評估,但由此所累積的地方債務風險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養老金缺口。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國社保基金會管理的基金資產總額為7765億元,顯然遠不能夠滿足社會保障事業的需要,養老金缺口很大。養老金缺口的測算較為復雜,涉及到很多影響因素,目前還沒有確切的數字。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估算,從2001年到2075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可能達到9萬億元人民幣之巨。另外也有一些機構測算,養老金缺口為3萬億。

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中央政府內外債占GDP的比重僅為20%左右,就認為財政風險很小,而是要格外關注加總了銀行壞賬、地方債務以及養老金缺口的綜合負債風險。

政策退出導致的不確定性風險

如果說此次危機是百年一遇,那么各大經濟體對于危機的反應也是前所未有、規模空前。考慮到雷曼兄弟倒閉后所出現的全球性恐慌,一些超常規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經歷了2009年的經濟“修復”過程,以及全球經濟逐步進入復蘇通道,考慮政策退出以及更多關注政策的常態化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第3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銀行信用風險

 

美國經濟一向都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但是自去年九月至今，以次級房貸為誘因，美國經濟發生了大幅波動，由此造成了嚴重后果。實體經濟的惡化必將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產生不利影響。回顧歷史，1929年10月的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韓國等都在經歷了一個經濟快速增長、資產價格快速上揚和信用快速擴張的階段之后，金融體系卻遭遇了一場全面危機。我們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周期的循環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具有極其巨大的影響。對于經濟可能發生的轉變，我國商業銀行需要吸取各國之經驗教訓，提前做好準備，控制信用風險，防患于未然。宏觀經濟波動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通過一定的機制以及各個相關因素進行傳遞的。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宏觀經濟政策以及金融監管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該國商業銀行風險的大小。宏觀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周期等是商業銀行的主要風險來源之一。下面通過對數據進行分析評估宏觀經濟波動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

（一）評估指標體系的初步選擇

在變量的選擇上，本文選取不良貸款率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來反映我國歷年的信用風險狀況。由于眾多影響因素不可量化以及某些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問題，本文根據《商業銀行風險監管核心指標(試行)》，從信用風險、宏觀經濟及影響因素等方面考慮選取了7個指標。統計年份從1993-2007年，由于我國銀行業起步比較晚，因此數據有限。具體如下:

（1）信用風險通過不良貸款率(Y)來反映：其反映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沉淀情況。

（2）GDP增長率(X1)：反映我國經濟總體波動情況。

（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X2)：反映以貨幣表現的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活動的工作量的變化情況，從一方面反映我國企業生產經營狀況。

（4）進出口總額增長率(X3)：對外貿易活動規模變化情況，從一方面反映國際經濟波動對我國的影響。

（5）通貨膨脹率(X4)：從一方面反映原材價格變化情況。

（6）M2增長率(X5)：反映每年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

（7）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長率(X6)：反映我國企業總體盈利變化情況。

注:本文的相關指標數據都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金融年鑒》并加以整

理所得，部分來自施華強(2005)《國有商業銀行賬面不良貸款、調整因素和嚴重程度:1994-2004》。

根據所選的指標，本文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其中，由實際觀測值構成，為參數向量，為隨機誤差向量。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需要說明的是：GDP增長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進出口總額增長率總是隨著經濟的變化而發生同向變化；由于我國體制的關系，我國政府總是在經濟向好時控制貨幣投放量，而在經濟出現向下的趨勢時加大貨幣投放量。且不良貸款率通常是滯后與經濟變化的。因此，本文假設:

H1:GDP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

H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

H3:進出口總額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

H4:通貨膨脹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

H5:MZ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

H6: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

（三）多元回歸及實證分析

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在經過對方程一系列的檢驗之后，本文得到如下模型結果:

通過t檢驗發現：除X3（進出口總額增長率）以外其余解釋變量均通過了置信度5%的t檢驗，說明除了假設H3（進出口總額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不支持外，其余假設都得到了支持。本文對歷年數據進行了相關性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結果得出：

(1)GDP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假設H1成立，GDP增長率是影響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重要因素。這表明，在我國總體經濟情況較好時，商業銀行信用風險比較小；而當經濟運行情況不良時，商業銀行信用風險高。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呈現一定的周期性，即經濟穩步增長時，隨著信貸不斷增加，風險在不斷積累，至經濟增長放緩時，風險逐漸釋放。我國商業銀行應防范在“好”的經濟環境下的風險積累，降低貸款集中度，控制風險。

(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假設H2成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較高，說明企業投資意愿較強，反映出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良好，有充足的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因此這一時期不良貸款率呈下降趨勢。反之，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較低時，說明企業沒有充足的資金擴大再生產，或者企業投資意愿不強，反映出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可能惡化或者僅僅能維持當前水平，此一時期的不良貸款率可能出現上升趨勢。

(3) 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之間沒有顯影響，假設H3不成立。當對兩者單獨分析時，兩者呈現出負相關。但是綜合各指標進行分析時，沒有進入最后的回歸方程。原因可能是因為，這一變量可能主要通過其它變量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產生間接影響，直接的正向影響很小。我國貸款主要流向房地產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等行業，導致國際經濟的變化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產生不大影響。

(4)通貨膨脹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假設H4成立，明通貨膨脹率是影響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重要因素。這表明在通脹率高的時候，銀行信用風險比較低。不良貸款率對過去的違約事件進行統計。當政府對通貨膨脹率開始重視，并進行有效的調控時，通脹率趨勢開始向下，而總體經濟發展速度趨緩，違約概率開始呈現上升趨勢。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密切注意通脹率變化，一旦發現通脹率有異常變化，商業銀行就應進行適當的信貸政策調整。

(5)M2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假設H5成立。當銀行的索取權受損的時候，銀行就會有更大的投機沖動。由于這種效應在經濟衰退的時候變得更加強烈，銀行的風險程度將會以一種不對稱的方式出現。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在經濟增長放緩，違約率增加的同時，制訂更加嚴格的信貸政策，以減少損失的發生。另一種可能是，由于我國的貨幣投放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響，當經濟增速放緩，政府出于維持經濟穩定的考慮，采用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加大貨幣投放，來刺激經濟。

(6)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假設H6成立，表明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長率是影響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重要因素。當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良好，盈利能力較強時，有充足的資金用于按期償還銀行貸款本息，所以銀行不良貸款率較低。當企業盈利能力減弱，利潤下降時，其償債能力隨之下降。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1993年至2007年數據的分析表明，在這15年間，在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與宏觀經濟密切相關。當我國宏觀經濟高速增長時往往伴隨著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下降；當經濟速度緩慢時，信用風險也往往有所增加，即存在一種親周期性。

針對以上研究結論，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我國商業銀行參考:

1.建立健全全社會范圍內的征信體系。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及早建立健全包括受信企業的歷史信用數據、項目效益、貸款用途及還款意愿在內的一系列數據，以便借鑒過去的經驗，將受信企業借款后一個階段的經濟波動影響完全考慮進去，降低貸款信用風險。2.完善內部管理機制。制定更加嚴格的內部風險控制和管理機制，不能隨著經濟的波動而盲目的放松或執行更加嚴格的信貸標準。3.加大對宏觀經濟形勢以及國家政策的研究。密切關注反映宏觀經濟波動的指標，特別是那些能夠提前反映宏觀經濟走勢的指標，將會對商業銀行下一步的信貸政策提供指引。4.進一步完善風險量化管理。商業銀行要將宏觀經濟波動因素考慮進去，最終要落實到風險度量上去，使風險控制做到量化和動態化。5.加快金融創新。我國商業銀行業務的單調，造成起受經濟波動的影響極大，要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探索出適應我國情況的新產品、新工具，以更好的適應經濟的波動。必須注意的是，在信貸衍生品開發運用的過程中，要防止出現類似美國次貸危機的情況。

參考文獻：

[1]施華強，國有商業銀行賬面不良貸款、調整因素和嚴重程度:1994-2004[J]，2005

第4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互聯網金融是新時展的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產生在當代社會乃至今后將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拓寬了融資渠道，提高了資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經濟的增長。但是，我國互聯網金融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給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帶來了巨大阻礙。文章就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作了相關的分析。

關鍵詞：

互聯網金融；宏觀經濟；影響

在互聯網不斷普及的環境下，互聯網逐漸成為市場各大主體經營發展的方向，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型行業也逐漸成形，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對于互聯網金融這種新型的產業形態，以融合了互聯網的優勢，借助互聯網工具，有效地實現了社會資金的快速流通，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但是互聯網金融在融合互聯網優勢的同時，也結合了互聯網的劣勢，使得互聯網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推動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針對互聯網金融這種新興的意識形態，要科學、合理的利用，要趨利避害，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得互聯網金融可以造福群眾，真正地服務社會。

一、互聯網金融的相關介紹

所謂互聯網金融就是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來開展金融業務往來的一種新型業務模式，這種業務模式是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內在需求，符合了我國當代社會發展以及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從互聯網金融的定義可以看出，互聯網金融是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的，它突破了傳統金融的束縛，借助互聯網技術，金融業務雙方可以實現快速的資金服務，極大地滿足人們的需求，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現行社會發展形勢下，互聯網金融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其所帶來的效益也越來越大，在我國宏觀經濟中產生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積極發揮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也避免是我國未來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在現代社會里，市場各大主體紛紛將目光轉向互聯網金融，互聯網的發展促進了金融行業的競爭，有助于金融業務模式的轉變，促進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國互聯網金融還處于初級階段，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如風險問題，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一）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有利影響

1.推動經濟的增長

經濟增長速度是反映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新型產業形態，不可否認，這種產業形態的出現促進了金融行業的競爭，使得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大大地提高了金融業務交易效率，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另外，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拓寬了金融投資理財渠道，以往，從事金融服務的機構只有銀行、證券以及保險三種，由于從事金融服務的機構比較少，使得社會資本的投資、理財服務渠道比較狹窄，使得大量貨幣沉淀到銀行，不利于社會的發展。而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拓寬了金融服務渠道，人們選擇從那與社會投資、理財的途徑日益多樣化，使得社會消費活躍度不斷提高，從而帶動內需，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在互聯網金融環境下，資金持有者可以直接選擇或組合選擇需要的金融產品，并直接完成交易，節約了交易雙方的事件，為企業、個人提供了更便捷的融資渠道，為產業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2.活躍市場經濟

互聯網金融是社會發展大勢所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企業作為我國市場主體之一，互聯網金融的出現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企業可以借助互聯網金融這個平臺來開展各項經營活動，從而活躍市場，推動企業的更好發展。而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企業獲得了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也會隨之提高。

（二）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

對于互聯網金融這種新型業務模式，利和弊是共存的，在互聯網金融帶來有利一面的同時，同樣也潛在著許多問題，威脅到了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而言，互聯網金融起步較晚，與互聯網金融相關的監管工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使得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風險，及不利于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同時也威脅到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如違約風險，在互聯網金融環境下，由于網絡的開放性、虛擬性，在借助互聯網平臺開展業務往來時，交易雙方之間會存在較大的違約風險，一旦出現違約，意味著受害方資金受到威脅，從而挫傷他們的投資積極性，從而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三、互聯網金融環境下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穩定發展的策略

（一）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

現代社會里，互聯網金融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如何趨利避害是當前互聯網金融環境下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必須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我國現階段的互聯網金融發展來看，互聯網金融監管存在較大的漏洞，而要想推動互聯網金融的穩定發展，就必須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首先，相關部門要積極構建與互聯網金融發展相匹配的法律法規，為互聯網金融監管工作提供法律依據，確保互聯網金融監管工作的高效開展；其次，要成立專業的專業監管機構，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工作，嚴格按照相關規章制度來執行監督，從而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另外，必須加大互聯網金融監管執法力度，嚴格執法，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

（二）強化風險管理

在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過程中，風險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而要想規避風險，就必須做好風險管理工作。在利用互聯網開展金融業務時，金融機構必須全面做好風險評估工作，要全面評估該項金融業務風險系數，并制定風險緊急預備方案，同時，要強化工作人員的風險管理意識和管理能力，為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工作培養專業的人才隊伍，從而降低互聯網金融風險的發生，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

（三）加大信息安全宣傳

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開展是通過一個虛擬平臺來完成的，然而在這個虛擬的平臺環境下，交易雙方在業務往來過程中產生的信息很容易被竊取，從而造成利益損失。而要想避免此類問題的發生，相關部門就必須加大信息安全的宣傳工作，提高人們的安全意識。對于金融機構，要定期維護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系統，杜絕一切潛在安全風險存在，在開展業務往來時，要主動告知客戶謹防上當受騙，要利用各種途徑宣傳互聯網金融需要主義的一些事項，從而提高信息安全性。作為客戶，要具備較高的安全意識，不要在公共環境下泄露自己的隱私，要注意保護好隱私，盡量避免在公共環境下使用隱私信息。要在計算機系統中安全殺毒軟件，定期殺毒，從而保障網絡系統安全。

（四）健全社會信用體系

互聯網金融環境下，違約問題的存在會阻礙互聯網金融發展步伐，從而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發展。因此，在現行社會發展形勢下，相關部門必須結合實際，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全面、有效的社會信用體系，央行要完善個人征信，互聯網金融機構要加強信用跟蹤，要全面了解客戶信用，從而有效地規避信用風險。

四、結語

在現代社會里，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是社會快速發展的必然趨勢，互聯網金融覆蓋廣、效率高，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于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從而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當下，互聯網金融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越來越密切，而要想推動我國宏觀經濟經濟的穩定發展，就必須結合互聯網金融環境來有針對性的加快發展，制定科學的發展策略，從而更好地發揮互聯網金融的作用，使得互聯網金融真正地服務社會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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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志恒.淺析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J].財經界(學術版),2016(11).

[3]陸璐.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分析[J].現代營銷(下旬刊),2016(08).

[4]段蘇玲.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J].建材與裝飾,2016(47).

第5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自從2004年實行嚴格的資本監管制度，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有了明顯額提高，進而影響貸款機制，進而影響宏觀經濟增長。

如果當局實施嚴格監管提高資本充足率，商業銀行為例滿足最低要求，便會降低風險較大的資產――貸款。商業銀行減少的貸款量削弱市場上經濟主體的投資活動，減緩經濟增長。

資本充足率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控制商業銀行貸款的有效工具，對其實施嚴格有效的控制也一直是金融政策的目標，雖然在較短的時間內嚴格的資本充足率在有效降低資本風險的同時會削減貸款的數量，直接影響市場上資金的數量，可能在短期內會造成經濟下滑的趨勢；但是長遠來看加強資本充足率是有利的，它會使得貸款流向風險低的投資者，這樣也就凈化了貸款機制。可見雖然短期內加強資本充足率的管理可能對宏觀經濟有負面影響，事實上，從長期看，資本監管要求的強化，能有效地提高銀行體系運行的穩健性，這對宏觀經濟的長期健康運行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也就對相關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資本充足率約束下我國商業銀行貸款機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的實證分析

1.實證模型的建立

基于以上的分析，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如下：

GDP=C+a*CAR（3）

其中，GDP表示當期經濟狀況，CAR表示資本充足率，C是截距項，a為回歸系數。

2.實證模型結果及分析

（1）實證結果

運用EVIEWS3對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中國17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整理的數據進行計量回歸分析，得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線性回歸方程估計結果：

得出模型

GDP=0.204218+0.856721CAR

對結果分析，發現擬合度不好。CAR的值接近于0，經過圖示法檢驗發現模型存在異方差，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異方差的修正，并再次檢驗修正結果，擬合度依然不佳。

（2）實證分析

從上述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資本充足率相關性較弱，資本充足率的約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說明資本充足率是通過影響貸款數量，進一步影響宏觀經濟。由于數據的可得性不足以研究資本充足率的約束對貸款機制影響在長期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故只能研究短期內，這里的實證所采用的數據是連續21個季度的數據，僅能證實資本充足率的約束對貸款機制影響在短期內會影響宏觀經濟。短期內，資本充足率約束加強，抑制貸款擴張速度，產生貸款緊縮效應，貸款的緊縮導致可貸資金減少，市場經濟活躍性減弱，經濟增長減緩。

三、對貸款機制的對策建議

為適應市場的發展和競爭的需要，商業銀行要擴大經營規模開拓資本補充渠道，又要保持資本充足并提高資本充足率，必須堅持資本充足率監管的理念和政策。由此可見對商業銀行貸款機制的管理就尤為重要。

1.完善風險管理機制，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完善科學的風險管理機制和建立相應的資本充足率管理制度，增強對資本管理和風險防范，確保資本充足率能夠滿足自身需要和監管當局的要求。完善風險控制制度，充分發揮其風險管理的功能，規范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行為，鼓勵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機制轉變，實現商業銀行對資本管理的主動性。

第6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約束;資本充足率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海嘯橫掃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大破壞力,使得對于目前金融監管系統普遍產生了質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更是倍受關注,特別是資本約束的有效性問題。我們既不能完全將次貸危機的責任推給資本約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預防危機發生中的失職之責,需要全面對其有效性進行評價。2009年倫敦G20峰會前夕,周小川行長發文明確指出資本約束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資本約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資本約束有效性研究最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1988年《巴塞爾協議》頒布后研究開始全面展開。資本約束有效,一般指在對宏觀經濟和銀行業的長期競爭力影響不大的情況下,資本約束提高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風險。本文從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及風險、宏觀經濟和商業銀行長期競爭力三個方面對資本約束有效性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全面評價了資本約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試圖指出資本約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資本約束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風險的影響

一般來說,在資本充足率管制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水平會有所提升。然而還需要進行進一步分析,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資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資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還要看商業銀行風險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資本約束主要經歷了主觀資本充足率、客觀資本充足率和《巴塞爾協議》三個發展階段,不同時期的管制所帶來的效果不一樣,不同時期的學者對不同時期的管制效果的結論也不一樣。本文根據資本約束的發展歷程進行介紹。

(一)主觀資本充足率標準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監管部門設計了一套ABC率制度對資本充足率進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機構對個別銀行的考察結果的主觀資本標準,典型的辦法是把同一組內(根據共同特征如資產規模分組)不同銀行的資本―資產比率相互比較,促使資本比率低于同組平均水平的銀行提高資本比率。

最先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Peltzman(1970),他對美國銀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商業銀行投資的資本投資模式,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銀行的投資行為并沒有與監管部門頒布的標準相對應;二是政府部門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規定可能會削弱存款保險制度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最后Peltzman總結說,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制并沒有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分支機構的設置產生影響。[1]

隨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礎上對原來的模型和數據進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國銀行的數據,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2]Dietrich和James(1983)繼續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國銀行1971到1975年的數據,并且增大了銀行數量,得出了類似Peltzman的結論,他們認為Mingo的結論是受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響。[3]

(二)客觀資本充足率標準

1981年12月,為了迅速脫離這種管制的主觀形式,給資本管制帶來統一性和客觀性,美國三個聯邦管制機構宣布了專門的最低資本標準:除了最大的17家跨國銀行以外,所有銀行和資產少于10億美元的銀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級資本至少應為銀行資產的6%;資產在10億或10億以上的機構應為5%。1985年,美國宣布全國性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7%,地區性銀行資本充足率為6.5%。對這段時期資本約束進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國商業銀行業1981-1986年的數據進行研究,不過他的研究說服力不夠,因為他不能夠決定非管制因素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國1800家銀行1983到1987年的數據,利用考察管制資本標準影響外部股權注入商業銀行之程度的雙對數模式,分別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變化和風險變化兩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結論顯示,在資本約束下,資本充足率小于7%的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顯要大于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平均每個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爾資本協議

1988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頒布的巴塞爾資本協議,規定國際業務的銀行,到1992年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并對相關方面做出了統一的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進入了一個新全球化的時期,而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不僅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資本充足性原則對大BHCS的影響,結論顯示,在1989年大多數美國銀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場壓力和幾乎不存在的監管壓力去調整他們的杠桿比率,然而當監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監管壓力時,大多數銀行在這三年里都對杠桿比率進行了調整,并且在后兩年的調整速度會更快。同時研究認為在任何時期,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實際變化是因監管壓力變化和因市場壓力變化兩者間的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對美國銀行1990至1991年資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進行研究時,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進行了進一步發展。他們對風險的變化只采用了一個方程表示,對目標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影響因素分析也有所改變,對監管的壓力的表示也不同。綜合起來,Jacques和Nigro 認為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受這些因素的影響:銀行規模(LNSIZE)、是否屬于某個集團(BHC)、銀行財務杠桿率(LEVD)、銀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凈收入與總資產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礎之上對美國銀行1991到1993年資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進行研究。[7]與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棄了銀行財務杠桿率(LEVD)因素,并且對監管的壓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帶來的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壓力時,他們可以將銀行分為資本充足率很好、資本充足率達標和資本充足率不達標三種。因為面對資本充足率管制時,銀行資本不足的銀行為了逃避因為資本充足率不夠帶來的懲罰時可能會做出更大的反應。得到的結果與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們特別檢驗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矯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對銀行業的影響,發現資本不足的銀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資本的銀行在提高資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國銀行業1989-1995年的詳細數據,包括銀行資產負債表狀況、收益和損失狀況等,在他的計量方法中運用了隨機效果縱向回歸模型。研究結果顯示,英國實行資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在不影響銀行對資產選擇的情況下增加了銀行的穩定性。研究發現,在實行資本充足率管制時,資本充足率在監管最低標準附近的銀行做出了較大的反應,并且大多數銀行是通過增加資本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縮減信貸來提高自己的資本充足率。[8]

Rime(1998)認為很多文獻集中于監管資本要求對于美國的影響,而對歐洲(除了英國外)銀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驗證了監管資本要求對瑞士銀行業的影響。研究發現,瑞士的大銀行并沒有比其他銀行持有更高的資本比率,可能是因為大銀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普遍地持有資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雖然瑞士所實施的資本監管比美國和英國更為嚴格,瑞士銀行業的資本比率對實施資本監管要求的敏感程度(為2.4%)低于美國銀行業和英國銀行業(分別為5.6%和4.8%)。這反映了瑞士銀行業,尤其是小銀行在一個相對流動性低的市場里,調整資本是很困難的。瑞士通過留存收益和發行股權的成本比調整資產組合的成本要低。[9]這與Aggarwal和Jacques(1997)發現美國銀行中資本不足的銀行更能降低其資產組合風險的結論是不一致的,這反映了美國的資產抵押證券市場發達為其調整資產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徑。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對1997到1999年印度銀行研究發現,資本管制對銀行行為的影響已經超過了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目標對銀行行為的指導,更重要的是銀行主要通過調整資本來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風險貸款。[10]總體來說,印度資本管制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加強了銀行的穩定性又沒有影響到銀行對貸款的選擇,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資本充足率管制能夠影響到銀行的決策,高水平的資本能夠有效地阻止系統性災難,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沒有發生像廣泛的觀點認為的,在監管的壓力下,銀行資產將大規模從貸款轉向債券。銀行資產組合在管制的壓力下確實會發生一些變化,譬如像上述現象,但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經濟處于高度發展階段,對貸款的需求量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國存款銀行對資本和風險資產的調整。與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對銀行資本和風險資產產生影響的因素進行約束。研究發現: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調整資本的速度要大于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試圖去建立一個合理的資本結構,通過增加資本金和降低風險資產;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試圖去保持他們的資本充足率,當資本增加的時候,會相應去增加他們的風險資產,然而當風險資產發生變化時不會去調整資本;資本充足率適中的銀行基本上不會去調整他們的資本和風險資產。[11]

張強,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國銀行業從2002-2005年間的數據。分析表明:不管是資本充足情況較好的銀行,還是資本充足情況不好的銀行在資本約束的壓力下都提高了資本充足率;資本約束促進了商業銀行風險的降低。不過,這個效應正在減弱。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資本約束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其提高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風險能力也不斷增強。從上述各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爾協議》頒布后,在全球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貸危機中大量銀行倒閉說明資本約束降低銀行風險的能力還待提高,各位學者也需要從一個更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二、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和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順周期性在次貸危機中遭到了廣泛的批評,認為資本約束對經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般學者認為,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可以從間接和直接兩個方面來影響宏觀經濟及經濟周期。間接方面,資本約束可以通過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也就是宏觀經濟;直接方面,資本約束可以通過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而影響宏觀經濟。

(一)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

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是指資本約束引起的商業銀行資本水平變化,不同資本充足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目前在該方面的研究爭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商業銀行資本水平是否會對貨幣政策傳導有影響;二是不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如何。

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忽略,直到《巴塞爾協議》實施一段時間后。現任美聯儲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銀行資本“信貸渠道”的存在及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他們將“信貸渠道”分為三個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主要通過借款者的財務狀況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銀行信貸渠道”主要通過銀行貸款供給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銀行資本渠道”是指不同資本充足水平銀行的資產風險度不一樣,所以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也不一樣。[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對于不同資本充足狀況的美國銀行,利率的變化引起他們信貸的變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對中小銀行來說。[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奧地利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1997-2003年的數據,研究銀行資本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研究發現了奧地利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而對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資本,研究不能夠去證實銀行資本渠道發揮的效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存在影響。劉斌(2005)通過顯性解的形式研究資本充足率對貨幣政策傳導、信貸及經濟的影響,了解資本監管與準備金管理對信貸及經濟影響效果和途徑的差異性,并為協調兩者的關系提供建議。[14]

大多數學者研究表明,資本約束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產生影響。不過也有些學者不這么認為。Borio et al. (2001)研究認為經濟周期會影響到銀行信貸的變化,資本充足性要求要遠遠小于經濟周期對信貸的影響。

在得出了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可能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后,學者們開始研究保持怎樣的資本水平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較大,關于這個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長期對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影響依賴銀行資本充足狀況;資本充足率較差的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資本充足狀況較好的銀行;同時發現了“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資本充足狀況不同的銀行通過信貸對貨幣政策和GDP的影響也不同。研究結果顯示,資本充足好的銀行能夠有效的抵御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影響,這和“銀行信貸渠道”理論一致。同時,“銀行資本渠道”也發揮了效應,尤其是對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銀行。

也有學者認為不僅僅是高資本充足水平會影響貨幣政策傳導 ,資本充足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其有影響。Tanaka(2002)在理論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非常嚴格或者銀行資本充足性不好都會使貨幣政策傳導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進行了很好的綜述和總結,大多數研究認為,資本約束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資本充足水平較低的銀行更能反映貨幣政策。

(二)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約束是否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二是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發現,資本約束將會影響到資本在銀行間的分配,而資本在銀行間的分配對宏觀經濟的活躍性有很重要的影響。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個關于包括家庭和商業實際資產借貸增長的銀行資產組合調整模型去測量銀行的資本壓力、全國經濟環境指標、該州的經濟環境指標和其他指標。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家庭居民借貸,實際商業借貸更容易受到銀行資本變化的影響,商業借貸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會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證實了資本約束這個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要大于貸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響。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國銀行業1988-1992年的年度數據去檢驗在資本約束壓力下是否小型銀行(總資產小于3億美元)的貸款供給減少會被大銀行增加信貸所抵消。研究結果表明,小銀行資本每減少一美元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要大于大銀行資本減少一美元,資本約束對中小銀行貸款行為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對大銀行的影響。G.Choi(2000)對韓國銀行和宏觀經濟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韓國金融危機后實行的資本約束導致了銀行貸款供給的下降,從而直接影響了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融資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宏觀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論為:第一,資本約束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銀行尤其是資本實力較弱銀行的信貸供給,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要大于發達國家;第二,對金融危機后實行資本約束的國家而言,這一負面影響更大;第三,資本約束對國外大型銀行分支機構影響較小,開放銀行市場將有利于減少管制的沖擊。Hahn(2002)采用奧地利銀行業1996-2000年數據,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資本充足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結果發現,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將會通過銀行信貸影響宏觀經濟。我國學者劉斌(2005)運用中國16家商業銀行實際數據,從分機構和總量兩方面研究資本約束對中國貸款的影響,研究結果,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貸款的影響程度不同,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的貸款影響程度不同,特別是對于資本相對不足的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對貸款的影響程度較大。從總量數據來看,監管當局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一個百分點,使貸款下降2.6個百分點,使GDP增長率下降0.27個百分點,使GDP平減指數同比增長率下降0.25個百分點。劉瀾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測算方法,通過計算和分析亞洲各國(地區)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加強資本管制、提高資本充足率對該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時發現,這樣的舉措在經濟低迷時期不但不會改善宏觀經濟狀況,反而會惡化經濟的發展。[15]

也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大。Heid(2005)通過建立一個能夠準確反映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性影響的模型,研究發現雖然資本成本是不斷變化的,但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不是十分劇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對1994-2004年德國銀行業的研究得出了與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結論。研究發現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非常微弱,實證結果出現了與理論的背離。

從以上研究來看,資本約束會在短期內影響到宏觀經濟發展。但在長期內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研究結果還存在比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從理論模型上分析了銀行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可能會擴大經濟周期。在經濟衰退時,總需求下降導致對貸款需求減少,而資本約束進一步使銀行緊縮貸款,從而影響生產投資和宏觀經濟,具有順經濟周期效應。Tirole(1997)用靜態模型研究,同樣也表明了由市場確定的資本充足率具有順周期特征,這種順周期特征在經濟衰退期將進一步加重經濟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卻表明資本約束有利于穩定宏觀經濟,減少順經濟周期效應,他們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銀行業季度數據,解釋了由于銀行資本和風險厭惡,銀行借貸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不對稱性,發現資本充足性較好的銀行相對來說順經濟周期性效應小。

從上述研究來看,大家普遍的結論認為資本約束確實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不過在其對宏觀經濟周期影響時,并不是所有學者均如次貸危機下大家所指責的那樣認為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是順周期的,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同樣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資本約束對銀行業長期競爭力的影響

如果資本約束能夠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風險,同時也不對宏觀經濟構成影響,我們也不能認定資本約束是完全有效的,因為資本約束還影響到銀行業的長期競爭能力。關于資本約束是否會傷害銀行的長期競爭力,許多學者進行過不同的研究。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與證券市場相比,是否降低了銀行業在金融系統的影響力;二是是否影響了銀行的盈利性。

(一)銀行業與資本市場比較

銀行業與資本市場競爭力的比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為巴塞爾協議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規定和風險權重的擴大導致銀行業相對于證券市場融資功能的下降。許多國家都已經注意到資本的融通從銀行逐漸轉向商業市場和證券市場的趨勢,但是很難去判斷這種轉變有多少是由資本約束引起的。研究者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還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變動;二是信息技術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國管制較松銀行的競爭力。因此,我們不能就銀行在不同市場占有份額的變化去判斷資本約束對銀行長期競爭性影響造成的。

有的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損傷了銀行競爭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論上分析了資本約束對借款者融資的選擇。研究認為,質量中等的借款者數量會因銀行資本約束而減少,這是因為資本約束會提高借款成本和銀行重組不良貸款的積極性下降,這些都會引起銀行貸款需求減少;質量好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選擇資本市場融資,他們認為面對資本約束時,資本市場流動性更強。

也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提高了銀行競爭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資本約束對銀行業內部競爭的影響。他們認為,在資本約束更有利于銀行業的優勝劣汰,尤其是在對國際銀行業的開放下。結論認為資本約束可以提高銀行業整體水平,從另一個層面上來看,其提高了銀行業與其他非銀行業的競爭力。

同時,還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對銀行競爭力影響不大。Arikawa(2008)對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資本市場和銀行之間融資的選擇進行了研究后認為,公司在資本市場和銀行間進行融資選擇時,主要依據公司在這段時期發展的機遇及所面臨的風險。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發展機遇且面臨風險較低時,會傾向選擇資本市場融資。相反,則會選擇銀行貸款融資。由于對于影響銀行和資本市場間競爭力的因素太多,導致學者們研究結果各異。

(二)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

直接研究資本標準頒布后銀行盈利性和銀行業成長性的變化可能價值不大,因為在短期內,他們與宏觀經濟關系有很高的相關性。一個檢驗資本充足率管制對銀行盈利性影響的方法是觀察市場對管制的反應。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通過對銀行股票價格進行研究來檢驗資本約束對盈利性的影響,在資本標準頒布前后很短的時間內對股票價格造成的影響應該不會被宏觀經濟和其他長期因素的影響。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對主要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發現這三個事件造成了股票價格的反常下降。這三個事件為:一是美聯儲頒布被提議基于風險的資本標準(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聯合聲明確定一個最低資本充足率的意圖(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爾協議的頒布(1988年7月11日)。這三個事件造成27個大銀行股票價格的下跌,這說明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影響了銀行的長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與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們發現那些超級大銀行股票價格會因為資本約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國和美國四個國家27家大銀行在12次資本約束條例宣布時股票價格的反應。研究發現,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銀行股票價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國最為明顯,而日本銀行股票價格變化沒有明確結論。隨后Wagster(1996)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將資本約束條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國、荷蘭和瑞士三個國家,銀行數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對模型也進行了進一步深化。研究發現,這七個國家每個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價格反應是顯著的,但是整體上只有日本銀行是顯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銀行面對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應,是否銀行會增發股票去達到資本約束要求。研究認為,如果資本充足率標準明顯改變了銀行目前的最優資本結構,迫使銀行增發股票或者債券,這都會影響到銀行的股票價格。然而,如果銀行自覺地去增發股票或債券,說明銀行所有者對銀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為資本約束,并不能說明銀行前景不好,所以應該不會使股票價格下降。那么資本約束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是十分不明確的。他們對1983-1989年美國176家銀行的491次股票獲債券發行進行了分析研究,對非自愿發行證券銀行發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價格變化與那些沒有發行的銀行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由于資本約束導致的銀行非自愿發行證券對股票價格的影響要明顯小于自愿發行;投資者對非自愿發行的銀行預期要好于自愿發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對美國商業銀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證券發行進行了研究,這段時期剛好是美國資本約束完成時期。研究發現,一般的股票發行會讓股票價格下降1.6%,而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股票增發會讓股票價格下降2.74%。雖然這個反應比較小,并且也沒有十分明顯的經濟含義,但它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投資者對資本約束會影響銀行長期競爭力的預期。

盡管這些研究得出了比較一致的結論,但是仍存在一個問題,即是否投資者短期的反應造成的股票價格變化就一定能反應銀行的長期競爭性。也有少數學者從理論模型上對其進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雙寡頭模型來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利潤的影響。研究發現信息不對稱會加重高質量銀行的負擔,并指出管制仔細調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雙寡頭模型(BDM)來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利潤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對資本狀況較差銀行利潤的影響要大于資本狀況較好的銀行;當銀行在面對非管制金融機構競爭時,由于資本約束導致銀行利潤的減少程度明顯要高于銀行在與同樣管制金融機構競爭或者是沒有競爭時利潤的減少。

四、結論

眾多學者研究來看,實行資本約束比較有效的提高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風險,尤其是在《巴塞爾協議》頒布后,然而次貸危機爆發說明資本約束在降低風險上還做得不夠;在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上,學者的研究出現了分歧,部分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是具有順周期性的,也有學者認為其具有逆周期性,還有學者認為其兩者都有;而關于資本約束對銀行業長期競爭力影響,在影響銀行與資本市場競爭上沒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結論,大部分研究表明資本約束會影響到銀行盈利能力。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次貸危機,我們認為資本約束還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強:

一是提高資本約束降低風險能力。次貸危機表明資本約束并沒有很好的控制商業銀行的高杠桿化運作,未能有效的監管表外風險。

二是降低資本約束的順經濟周期。雖然從理論分析資本約束確實具有順周期性,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風險資產權重的重新設計或者其他政策與其配合來降低其順周期性,讓資本約束能夠起到穩定宏觀經濟作用,緩解金融危機的產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資本金補充渠道。眾多研究表明,資本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損害資本約束的長期競爭能力,這主要表現在資本約束對信貸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資本金補充渠道更加豐富和有效,商業銀行更容易獲得資本金,那么銀行就不會面臨縮減信貸給其競爭力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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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第8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資產充足率監管對銀行貸款行為的影響

從比較簡化的框架出發，面對更高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目前銀行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法來應對：第一種是發行新的權益資本。第二種是通過增加留存收益提高自身積累資本的能力。具體的方法包括：降低分紅水平；提高運營效率，降低運營成本；拉大利差水平，以彌補資本成本的上升；調整收入結構，提高非利差收入占比。第三種是降低風險加權資產規模。具體的方法包括：降低貸款組合的規模；減少非貸款資產；調整資產組合，降低風險加權系數。

在實踐中，由于上述這些方法產生效果的時間有所差異，因此，銀行對這些方法的選取與監管要求的實施進度密切相關。如果實施期間較短，銀行為盡快達到監管要求，會更為依賴一些能迅速產生效果的方法，如追加募集資本，削減風險權重較大的信貸資產，擴大利差水平以彌補資本成本上升等等；而如果實施期間較長，銀行則可能選取一些成本更低的方法，比如通過降低運營成本和優化收入結構來增強利潤留存能力，以逐步提高自身的資本充足率水平。

從2009年起，為配合“巴塞爾協議”的修正以及實施工作，國際清算銀行組織了一次較大范圍的宏觀效應評估工作。這次評估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對新協議的長期經濟效應評估，其中涉及對更高的資本監管標準所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的全面考察。二是對新協議實施，在短期內可能產生的宏觀沖擊進行評估。為全面評估新協議實施（包括更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動性指標）可能產生的短期影響，巴塞爾清算銀行建立了宏觀經濟評估小組（MAG），該小組由巴塞爾清算銀行牽頭成立，IMF、多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和研究部門均參與了此次評估工作。

盡管中國監管當局也參加了MAG小組的宏觀經濟評估工作，但由于數據積累以及建模方面的局限，MAG的最終評估結果并沒納入中國的內容。不過，對于我國實施新資本協議來講，研究其宏觀經濟影響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作為一個銀行業占絕對主導的國家，銀行信貸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銀行監管標準的提高，會對銀行信貸行為乃至宏觀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是我國實施新監管標準必須要先搞清楚的問題。監管標準提高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一國經濟對銀行信貸的依賴程度，不能簡單地拿國際已有的研究數據來對照中國的情況。其次，在實踐中，中國對“巴塞爾協議”的實施情況與其他國家并不相同，特別的，在實際的監管要求中，我國監管當局所執行的最低監管標準要遠高于舊巴塞爾協議的要求，由這點來看，中國銀行業向新資本協議的高標準過渡所產生的波動，可能比其他國家要來的小一些。此外，我國監管當局還結合我國自身的特點，以及現有的監管實踐經驗，在“巴塞爾協議”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資本要求，同時也追加了其他的監管要求，如提高撥備覆蓋水平，等等。所有這些，意味著本文有必要在MAG評估的基礎上，根據中國銀行業和宏觀經濟的現狀，對我國監管當局實施新資本協議可能產生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一個單獨的評估。

基于巴塞爾委員會宏觀經濟評估小組（MAG，2010）的最新研究，利用14家上市銀行28個季度的面板數據，考察我國資本充足率水平與銀行信貸增長之間的關系。

結果顯示，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對其貸款行為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這一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期。我們的數據測算表明，資本充足率變動將在3個季度后對銀行的貸款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在6個季度后這一影響的程度達到最大值。此時，資本充足率每增加1%，6個季度（1年半）后貸款增長率將提高0.464%；核心資本充足率每增加1%，6個季度后貸款增長率將提高0.457%。進一步的分析表明，資本約束對信貸增長影響的這種滯后效應對于不同規模銀行和不同時間段樣本均成立，但幅度略有差別。

資本充足率監管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充足率監管對銀行行為的影響，會通過三項渠道進一步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首先，在短期內，面對更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銀行會傾向于通過削減貸款規模和調整貸款結構來降低風險資產規模。貸款數量的減少（增長速度的降低），對宏觀經濟運行會有直接的影響：一方面是在其他融資來源不變的情況下，銀行貸款意愿的降低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可貸資金數量；另一方面在貸款意愿下降的同時，為控制貸款組合的總體風險，銀行貸款會更傾向于貸給風險較低的客戶。這種調整會產生結構性效應，導致部分行業和中小企業（這些行業缺乏可替代的融資來源）會受到更強的信貸約束，如果這些行業和中小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那么，銀行行為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也會更明顯。

其次，銀行擴大利差的行為會直接提高資金成本，會對社會總需求，特別是投資形成一定的抑制。如果總需求對利率變化很敏感，利差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會比較明顯。

再次，銀行補充資本金的行為還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一些間接影響。在資本市場融資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如果為滿足更高資本金要求，銀行集中進行大規模的資金籌集活動，勢必會對市場產生較大的壓力，拉高市場資本籌集的成本，進而對其他企業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

總體來看，在短期內，實施更為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其大小取決于銀行的行為選擇，而這又與監管要求的實施進度密切相關。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強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集中對短期的分析，因此，傳導機制所體現出的主要是對宏觀經濟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事實上，從長期看，資本監管要求的強化，能有效地提高銀行體系運行的穩健性（降低銀行危機發生的概率），這對宏觀經濟的長期健康運行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資本充足率監管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測算中，如果借鑒了MAG小組所采用的標準法，將評估過程分為兩步：第一步評估資本充足率提高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第二步評估信貸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追加考察“巴塞爾協議Ⅲ”資本要求可能給銀行帶來的籌資約束問題。假設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8.5%，信貸年均增長率維持在15%～20%之間，根據本文的估算，從2011年到2016年，銀行業實施新監管要求所面臨的資本金缺口將在10000億元以上。

而反觀我國資本市場的融資情況可以看出，與新監管要求下銀行業資本補充的需要相比，資本市場面臨著一定的壓力。具體來說，在2005～2010年間，我國資本市場的年均融資額為4224億元（境內市場融資）和5590億元（境內外市場融資總額）。假定上述水平在未來5年間保持年均10%的增長，則從2011年到2016年，累計的資本市場融資總量約為36000億元（境內市場）和47000億元（境內外市場）左右，假定其中20%（從在2005～2010年間，銀行業融資約占資本市場融資總量的22%左右）可以作為銀行資本補充的空間，則在2011～2016年之間，資本市場能夠為銀行提供的資本約為7100億元（境內市場）和9500億元（境內外市場）左右。

第9篇：宏觀經濟的風險范文

自我國在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市場經濟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斷加深，導致我國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也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正在面臨著嚴峻的信貸風險。為了獲得穩定的發展，搶占市場份額，我國商業銀行要革新管理方式，注重風險的防范。要注重宏觀經濟不確定下的信貸風險分析，完善我國銀行業信貸內部控制制度，提高宏觀經濟不確定條件下的行業信貸配置效率。

[關鍵詞]

宏觀經濟；商業銀行；不確定性；信貸風險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飛速發展，我國市場經濟正在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增長速度放緩對經濟下行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市場風險、貨幣政策與經濟走勢均處于不確定狀態。而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主題，商業銀行在不確定宏觀經濟環境下，將面臨更多的市場風險。一方面，銀行的信貸水平難以保持在較高的水準，貸款質量難以得到較高的評價，尤其是中長期貸款的基礎設施類項目中，信貸資金的安全問題備受考驗；另一方面，政府的監管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動態等等，都對銀行的信貸業務帶來極大的影響。在此背景下，商業銀行亟需加強對信貸風險的防范，要避免在不確定性的宏觀經濟環境下受到諸多的影響。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管理現狀

根據穩定運營原則與審核會計原則，商業銀行會對風險資產的質量進行全方位的鑒定，并產生貸款的分類，作為衡量資產真實性與壞賬準備金的前提條件。當前，我國銀行信貸體系中，貸款風險的分類由資金監管者進行管理，采取科學化的方式判斷貸款的風險級別，并對貸款的質量給予客觀的評價。在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進程中，針對不良貸款的分類情況，共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94—1997年，在商業化改革時期，商業銀行采取四級分類法的方式，將貸款分為呆滯、呆賬、逾期及正常四個類別。其中，前三類代表著“不良貸款”。第二個時期是1998—2003年，在延續四級分類法的同時，我國的五級分類法也已經出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內容，貸款分成了“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五個類別（見表-1）。第三個時期是2003年至今，就是五級分類法的完善和使用。通過總結和借鑒國際化的貸款風險分類方法，五級分類法納入了諸多評估風險的綜合性因素，有著更真實的貸款風險評價表現。與不斷完善的信貸風險評級方法相對應的是，我國在多次的不良資產剝離過程中，也發現了信貸風險逐漸加大的情況。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特點與不足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并逐漸認識到市場經濟規律及市場調節機制的重要性。在此期間，我國商業銀行不斷構建信貸風險管理機制，并表現出了明顯的特征。在信貸風險方面，我國的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漸漸淡出微觀經濟領域，讓商業銀行真正開始自負盈虧，成為市場的自主經營主體。與此同時，深化改革的路徑中，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政府為商業銀行的制度革新與體制轉換，奠定了良好的支撐基礎。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信貸對象以國有企業為主，并有著突出性的問題。綜合觀察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安全性方面，不合理的信貸結構，是我國商業銀行信貸管理所存在的特征之一。更多的貸款投向結構存在著趨同性，集中于公共設施領域、商業及服務業、房地產業與制造業，以及水利和環境、交通與物流領域等。與此同時，大量的不良資產漸漸顯現出壞賬本質，且信息披露的情況并不充分。如圖-1所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增量不斷攀升，并且大部分屬于中長期貸款，其風險性難以預估。尤其在中國實體經濟發展下滑的背景下，更是值得關注“天量”級的貨幣信貸情況。第二，流動性方面，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存在著流動性差、運轉緩慢等特性。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中長期的信貸風險不容易發現，并且在長期的貸款過程中，會阻礙銀行的信貸結構調整，導致銀行面臨更大的風險。與此同時，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集中度風險，也在不斷增大。根據《中國商業銀行發展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投向，主要集中于五大行業，且比重達到90%。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存在的不足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我國商業銀行由于長時間缺乏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存在體制化的深層次問題，導致在信貸風險管理方面，有很多不足之處。第一，粗放式的信貸管理模式。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依舊存在著地域化的明顯貧富差距。在計劃經濟時代，商業銀行的統一化管理缺乏靈活性與有效性，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別。對于發達地區，商業銀行的信貸效率不高；對于資源相對匱乏區域，商業銀行也沒能夠做到信貸資源的合理配置。伴隨著我國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各個行業所存在的風險性大小不一，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態勢也略有差別，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夠建立針對性的信貸風險管理體系，依舊采取“大一統”的粗放式管理辦法，則難以發揮信貸風險管理的效用。第二，缺乏獨立的信貸風險管理組織。我國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長期體現為行長責任制與部門分政式。所謂行長責任制，即將銀行的業務發展、內部審計與風險管理等責任，均歸結于行長一身，其弊端在于傳統體制下，行長同時扮演決策者與責任人，導致其難以發揮監督及權力制衡作用。所謂部門分政式，即各個部門的風險管理政策，均表現為各自為政的情況，缺乏良好的溝通與銜接，沒能夠統一信貸風險管理制度與政策。第三，并未建立信貸風險預警機制。完整的風險管理體系，不僅需要事前的防范與事后的處理，更需要建立風險的預警機制，通過全面的制度建設，構建科學化的預警體系。目前，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預警機制還未建立，在遇到不良資產時，往往需要采取極端的事后控制方法來處理，不能完全發揮信貸風險管理的職能。第四，有待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從客觀的情況看，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制度，存在著多個層面的不健全情況，難以達到理想的內控效果。類似信用造假、員工監守自盜、內外部勾結轉移資金等情況時有發生，不利于預防金融風險，無法滿足銀監會監管的根本要求。通過觀察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內部控制情況，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缺乏良好的內控環境，形式主義盛行，缺乏權力的有效監督與管理，評價與激勵機制有待完善；針對信貸風險的評估，在信貸風險管理的組織結構、內部評級方法、信貸風險評估技術以及信貸業務內部控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信息溝通的缺乏，信息化的程度不足，嚴重信息披露失真等問題有待改善；監督機制還有待改善，各級內審部門的監督職能有待提升。

三、不確定宏觀經濟中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分析

（一）不確定性的風險所謂不確定性，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代表著不可度量的風險。而“風險”一詞在信息經濟學中，可以等同于“不確定性”概念。在金融領域，風險就是獲得經濟活動資金的同時，基于不確定性的情況，同時可能需要面對的經濟損失。簡單來說，在金融與經濟領域，“風險”就是不確定性。客觀存在的“風險”，往往也存在著普遍的規律性，根據理性的判斷與決策，人們可以有效地規避風險，降低不確定性。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與科技的不斷革新，市場經濟社會生活也在發生明顯的變化，尤其是在信息化的發展進程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對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存在著明顯的影響。以銀行信貸業務為例，銀行得到企業信息后，需要對照審核信息標準與流程發放貸款，而對于信貸的風險性，銀行可以透過專業的人才采取專業的手段，做出預見性的評估。但基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則很可能引發貸款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造成市場秩序的紊亂，引發金融風險。無論是從宏觀經濟角度，還是從微觀經濟角度，銀行信貸風險的根源，就是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

（二）銀行危機與信貸風險對于商業銀行而言，信貸業務的利潤十分豐厚，但信貸風險也隨之而來，成為了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風險類別。時下，我國商業銀行正在面臨著三重發展危機，即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附加風險以及市場經濟的自身運營風險。面對嚴峻的國際市場挑戰，商業銀行需要及時構建自身的風險防御力，結合自身發展特色，有針對性地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色，構建科學化的信貸風險管理體系。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我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在市場化的經濟發展路徑中，我國金融業正在不斷與國際接軌，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愈加明顯。面對一系列的外部風險及內部風險，商業銀行能否強化信貸風險的管理與防范，將直接關系到社會金融資本的利用率及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

（三）不確定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傳導機制作為兼具企業與銀行特質的中介機構，商業銀行的發展受到多種要素的影響，不管是微觀經濟要素還是宏觀政策要素，都會對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產生影響與沖擊。在改革開放的市場化發展路徑中，我國宏觀經濟環境一直在不斷改變，包括經濟增速不穩定、通貨膨脹及國際金融影響等不確定性問題，也一直在影響著商業銀行的發展。金融的不穩定性，決定了市場發展的更多種可能。基于不確定宏觀經濟背景，過度負債與通貨緊縮成為了金融風險的傳導要素。市場經濟的一路上升，不僅僅取決于內在要素，同時也需要外部條件的引導。目前，全球范圍內，金本位制度依舊發揮著主要作用，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動態，一旦某一個國家出現經濟蕭條，就會造成金融風險的傳導。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典型的案例，這場危機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

（四）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形成機理分析在發展中國家，社會體制對于信貸風險有著十分明顯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對于產業升級轉型的我國商業銀行而言，其信貸風險與社會體制有著更緊密的關聯。剖析我國金融市場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于銀行內外兩個層面。從內部情況而言，銀行自身的體制不健全、產權主體地位缺失等情況，以及執行力不足與人力資源狀況不佳等問題，都是引發信貸風險的潛在影響因素；從外部情況來說，我國宏觀經濟的變量波動，特別是房地產行業的巨大波動，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與數量，很可能瞬間引發信貸風險。與此同時，有待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規，也是導致信貸風險出現的根本原因。

四、不確定宏觀經濟環境下防范信貸風險的策略

（一）注重宏觀經濟不確定下的信貸風險分析通過對近些年商業銀行的貸款業務的觀察發現，在我國市場經濟處于發展期，人們對于市場前景普遍看好，且商業銀行對于信貸項目也有著足夠信心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通過采取擴大信貸規模與放寬政策等方式，讓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貸款。然而，在顯著的順周期性背景下，這種信貸標準的降低，最終會導致通貨膨脹情況的發生，而政府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便會采取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增加利率的方式降低企業的投資需求，無形中加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與此同時，在不確定宏觀經濟背景下，國內的金融市場與全球經濟周期也保持在較強的同步區域，這意味著各個國家的經濟波動，均會影響到國內的經濟與金融發展態勢。伴隨著我國近些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國市場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也越來越高。基于開放經濟環境，商業銀行不僅要注重國內的政策變化所產生的信貸風險，同時更要提前預判國際經濟的不確定動態作用。

（二）完善我國銀行業信貸內部控制制度第一，建立多項銀行內部控制制度，做好信貸風險管理工作。例如，建立以分級審批為核心的信貸授權授信制度，建立權責分明的信貸崗位責任制度，建立獨立運作且相互制衡的內部管理和控制機制，建立信貸風險的電子化控制制度。通過不斷完善內控制度，強化信貸風險的管理，通過明確責權利的各項要素，并迎合時代的發展，采取電子化的技術制衡內部管理的各個部門，有效避免“人為風險”與“道德風險”，均有益于對信貸風險的控制。第二，在完善制度的同時，更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控制措施。例如，營造良好內部控制環境，健全法人結構，營造信貸控制環境；強化內部控制力度，推動制度建設，建立科學合理的授權制度和崗位責任制；完善信貸風險評估體系，全面強化風險管理部門的定位，強化信貸風險的評估技術實力。第三，良好的執行離不開良好的監督。商業銀行需要通過構建獨立的內部審核監督體系，理順稽核體制，避免監守自盜的風險的發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提高宏觀經濟不確定條件下的行業信貸配置效率對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配置而言，我國不確定宏觀經濟的影響十分明顯，所以通過提高行業信貸配置效率，強化配置決策，將有利于規避信貸風險。首先，要從行業角度出發，對于貸款企業的發展現狀及前景，商業銀行要有全面性的了解，要洞悉行業發展趨勢，通過對行業的全面性考核，辨別行業風險與企業基本風險。要結合實際情況，把握宏觀經濟周期的規律性，通過合理配置信貸資源，降低行業風險。其次，要根據國內外的宏觀經濟態勢，正確做出風險預警，在借助現代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下，深入分析企業的有限信息，深入分析信貸風險，選擇成長型優、發展潛力大的行業或企業，作為優質信貸資源配置首選，通過優化配比降低風險性。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風險存在著波動性與聯動性特征，商業銀行在行業觀察與企業觀察過程中，要全面考量上下游企業的具體表現以及關聯度較高的行業所存在的風險情況，避免風險的蔓延與傳導，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條件下，更有針對性地提升行業信貸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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