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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針對內蒙古新農村建設規劃做了一些理論和實踐的探討，內容主要包括新農村建設的內在優勢，并對內蒙古新農村建設規劃的探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
關鍵詞：內蒙古 新農村建設規劃探索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決策。新農村建設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方面，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建設目標既包括美好的居住環境，也包括持久延續的生產發展和健康民主的社會生活。同時，新農村建設又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具有艱巨性和復雜性。抓緊制定“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因地制宜”的建設規劃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在此背景下，新農村建設規劃問題成為近些年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已經產生了比較多的研究成果[1]。
1新農村建設的內在優勢
1.1 傳統農業分化加速
在工業化的帶動下,傳統農業的分化加速,開始由單一的種植養殖向產前、產中、產后等多產業部門演變,為農村的發展創造了可能:首先,優勝劣汰的產業選擇,為農業規模化經營和現代農業的實現提供了足夠的動力,有利于土地綜合利用的全面推進和"農村經營"的實現;其次,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產生了分化,開始由種植養殖產業向非農產業和產前、產中、產后等多領域演變,農民收入也隨之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農村人均純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經濟富余的刺激了農民對現代文明的渴求,有利于調動他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2]。
1.2 農民自身有了發展農村的訴求
城市化、工業化下"鄉鎮企業"的出現和"民工潮"的到來打破了農村社會原有的封閉與寧靜。農村早出晚歸的上班族越來越多,甚至有些條件較好的農民還搬進了集鎮或市區……農村前所未有的接受著城市文化的洗禮。"交往就像社會中射出的一道霞光,照進他們與世隔絕的社會,使傳統農民逐漸開始進入現代世界",農村開始呈現多元化的傾向。
效率、競爭、公平、平等、成就為核心的城市文化意識與長期以來形成的中國廣大農民的傳統保守、固步自封、安于現狀、血緣為核心的小農意識發生了碰撞一一創新、進取、理性、開放的城市強勢文化和先進、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逐漸被農民向往。
2內蒙古新農村建設規劃的探索
2.1 以資源做規劃
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和地方政府依據國民經濟計劃進行投資和項目分配,就業崗位的增長帶有較強的計劃性;戶籍制度、糧油和日用生活品配給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后,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比較穩定,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人口的自然增長一一客觀上為城鎮人口規模預測奠定了基礎。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城鎮職能逐漸綜合化、投資主體多元、區域和城鄉差距的擴大、人口流動的各項制約政策逐步弱化……使得人口在城鄉間流動的速度、規模和模式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規劃工作中的"人口預測"越來越難。
對農村而言,人口的預測就更難了:市場上資源朝著機會更多的地方聚集(這里指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不足為奇。但是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使人口頻繁變動的時間、方向、數量很難確定。精細到以"百"、"十"計的人口變動,對接收它們的城市來說是小數,可以忽略,但是對人口基數本就很小的單個"村莊"而言,卻是"大數"(以內蒙古現在的情況看來,所謂"大型聚居點"人口不過100戶)。農村規劃中若對以"百"、"十"的人口變動估算不準,很容易因村莊的"空心化"帶來設施的閑置與資源的浪費。
2.2多規合一
第一,建設規劃應堅決避免跨越土地利用規劃劃定的基本農田保護線,尊重國土對空間的控制與管制要求,讓其嚴格落實在建設規劃上;第二,村鎮用地分類標準也應該盡可能的與當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用地分類標準一致,保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合理有序。"多規合一"并不是要打破規劃原來的編制方式和程序,而是在規劃編制的過程中,強調各個規劃的定位清晰、層次分明、城鄉統籌,以及規劃間的銜接、協調、多方認同。 "多規合一"的作用不是萬能的,就像提到"總體規劃"與"產業發展規劃"的結合,一定有人會問:它是否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產業穩定性差的內在不足? 一一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經濟模式都改變不了農村產業的不穩定性,但是更優越的規劃方式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市場經濟對之帶來的波動。注重與產業發展規劃的協調,有利于引導原本分散的農業個體經濟向規模化經營的轉變,有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產生……僅僅"有利于"三個字就已經值得我們去探索了一一 "科學規劃"的思想必須融入農村發展的全過程,并貫穿始終。
2.3自上而下引導與自下而上訴求的綜合平衡
新時期的成都市農村規劃,政府依然是事實上和最佳的決策者,也是農村公共品的主要出資人和提供者,但是其職能在更多的朝著引導農村發展與政策制定方向轉化;更多的著力于幫助農村招商引資、安排及籌劃專項資金、為農村解決公共配套與服務以及協調各方關系與利益。而農民也不再是簡單的被公示成果告知與被動接受規劃的角色。成都市的農村規劃嘗試著搭建面向全部村民的開放式平臺:調研階段,充分聽取村民意見,摸清他們的需求;規劃思路形成的過程中,邀請村民參加項目交流會,廣泛聽取并溝通想法;正式成果形成后,公告公示、征詢并反饋村民的想法……以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配置模式的轉變為例:長期以來,成都市農村公共設施"代民做主"的色彩一直較濃。在新形勢下,成都規定,每個村(社區)每年配套的不低于20萬的公共服務專項經費"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由群眾說了算",所有項目必須"一戶一票"征集意見,村民議事會討論決定。確保專項資金的使用方向、實施過程、監督檢查等關節都有農民群眾自主決定。真正做到了 "有錢辦事"和"民主議事"的有機結合,形成了 "規劃定標準,財政轉移支付,提供群眾最迫切、最需要、最關心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的有效模式。
3結論
在"以規劃為龍頭"的"城鄉統籌"戰略之下,21世紀城市規劃必將在我國"新農村建設"中大有所為:從整體上說,規劃可以規范新時期中國農村建設的秩序;從個體上講,規劃可以引導農村地區的發展方向、改變農民作為個體的以后的生活。就"'新農村建設'的規劃策略與方法"而言,既應該為如何有效的組織區域內無數個新農村規劃編制出謀劃策;也不應該偏廢對單獨一個新農村地區如何編制規劃的方法進行思索——雙管齊下,才是筆者希望達到的目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赤峰 農信社 資本約束 問題 措施
隨著國家經濟政策不斷調整和改革，農信社在經營管理方面和抵抗風險方面的能力不斷提升。但是現行經營體制下，不少欠發達地區農信社的經營模式還有所欠缺。尤其是資本約束問題長期存在于農信社的經營管理中，這就需要農信社針對資本營運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提高資金的充足性。
一、赤峰農信社資本約束存在的主要問題研究
（一）資本補充渠道較為單一化
外援融資和內援融資是銀行金融機構累計資金的兩大主要渠道。所謂外援融資是指擴大資金的投資渠道，鼓勵更多的社員入股，增加信用社的股本金。但是這種融資方式會造成資金運轉的穩定性較差。赤峰地區大部分的社員是廣大牧民，獲取更多的貸款是他們參與入股的最終目的。因此牧民參與入股與信用社資本管理者的意愿不一致，他們不會實際參與到資本運行的管理過程中，更不會用自己的股本金彌補信用社資金缺失。在對社員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基本上沒有牧民表示參與入股的目的是積極投身于信用社的資本管理，而是獲取更多的貸款或者獲得分紅的利潤。但是用作貸款的股金最終會被退役，因此外援融資渠道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所謂內援融資是指從信用社經營利潤中提取資本公積或盈余公積，并將其計入補充資本。但是內蒙古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與內地存在很大的差異，無論是信用社的盈余水平還是資本補充數量，都有一定的限制。
（二）資本累計不平衡
就農村信用社資本總額而言，是由實收資本、盈余公積、未分配利潤等部分構成。其核心資本是實收資本和自身資本積累構成。但是內蒙古欠發達地區的資本累計渠道較窄，尤其是赤峰地區，從建設的七十多年來，其累積的核心資本占據總資本的四分之一，社員股本金為余下的四分之三。除此之外，就赤峰地區各家法人機構而言，不平衡是資本積累不平衡的最大特點。將撥備因素納入考慮范圍之內，資本充足率是影響資本積累的重要原因。但是赤峰部分地區的資本充足率遠遠低于平均值，甚至為負數。
二、強化資本約束的具體措施
（一）加大扶持力度
隨著農業企業的不斷壯大和農村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資金需求總量日益增長，信用社肩負著擴充資金數量和調整資本累計額的雙重責任。國家也將農村信用社作為整頓農村經濟和建設新農村經濟的支柱。如國家針對赤峰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支農貸款政策，赤峰地區為響應這一號召，其支農貸款總量高達98%。由此可見，無論是國家政府還是銀行金融機構，都應該加大對內蒙古欠發達地區的扶持力度，從政策和經濟方面提高農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從而逐漸減少信用社的資本約束問題。其具體途徑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其一，取消限制。無論是縣政府各部門還是赤峰縣城各事業單位，都可以在信用社開設基本賬戶。如此一來，信用社的資金積累數量擴大，可用資金充足。
其二，營業稅返還。就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營業稅而言，利息收入和其他收費是主要來源，但是營業稅收入并不是以經營利潤作為收稅基礎。根據國家法律法規相關規定，利息收入只是作為一種計稅依據。但是內蒙古欠發達地區的信用社將利息收入作為主要來源，這樣不僅增加了信用社的經濟負擔，還會大大增加信用社的稅負。這就需要信用社在加大營業稅返還的同時降低其稅負，從而起到提高信用社盈利能力和提高資本充足率的作用。
其三，擴寬信用社的中間業務。中間業務具有風險低、收益率高等特點，正是因為這個特點，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才會大力發展和擴張中間業務。據統計，中間業務帶來的利潤占據西方國家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總收入的一半左右。但是相對而言，內蒙古欠發達地區農信社的中間業務較少，取得的盈利收入較低，大約占據總收入的1%。因此赤峰農信社要想進一步補充核心資本，需要加大對中間業務的認識力度和扶持力度。
（二）鼓勵內源融資
資本具有永久性和非強制性等特點。由于外援融資是內蒙古欠發達地區信用社資本的主要來源，因此要想進一步增加資本的累積數量，需要進一步強化內援融資。首先，政策的支持。國家應該加強對內蒙古欠發達地區稅收優惠政策的扶持。如果提取撥備只作納稅調整，所得稅即征即退，那么赤峰地區將增提拔備三億元左右。
其次，銀監會需要重新調整赤峰地區的資本充足率和計算方法，從而彌補赤峰地區信用社資本填報的復數。且將超出的撥備資金納入附屬資本范圍之內，這樣可以確保赤峰地區的資本凈額高出平均數額。由此可見，通過國家經濟政策的調整和資本充足率口徑的調整，不僅可以大大提高赤峰地區內源融資能力，還可以將內源融資作為融資體系的核心資本。目前，監管部門采取的監管模式為：無限擴充資本融資規模，然后在遇到市場風險的時候進行提示。這樣做的后果是無限擴張市場風險。正確的監管流程為：將監管工作人員動態考核作為研究內容，并以此作為資本擴張的基礎。如此一來，即可以防范風險，又可以提高農信社的監管能力。
三、結束語
欠發達地區農信社在不斷改進過程中，其作為提高資本充足率的主體，國家監管部門和銀行業金融機構應該給予信用社足夠的支持和幫助。監管部門需要發揮其監管作用，將資本的市場風險降到最低，并有效發揮支農輔助的作用，力求最大限度提高資金的充足率。除此之外，內蒙古欠發達地區還需要改變單一的融資渠道和方式，擴寬資金的融資渠道，降低不良貸款率和資本的違約率，提高欠發達地區農信社的資本補充率。
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寧城縣支行課題組，陳旭，張國春.農信社改組農商行現狀、難點及對策建議[J].內蒙古金融研究，2014，07：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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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兒童性”說，也就是李贄的“童心”說，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說，使作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時又是非常孩子氣的”，這看起開是對立的，但文學藝術的創造要的就是這種雙重視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夠把生活的底蘊揭示出來，但同時他又以兒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現生活的充滿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創作，總是有一種“健康的倒退（復歸）”，即從二級過程推回原初過程，從意識推回到無意識，從現實原則退回到快樂原則，或者說這是一種“溶合”，正是這種“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論，從而進入了創造的境界。
李贄(公元1527-1602)是中國16世紀偉大的啟蒙主義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學說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李贄的思想學說有著屬于未來的東西，它無疑可以成為建設現代新文化的一個重要資源。
在文學理論上，李贄提出了“童心說”，前人對此已有不少研究，但多偏重于闡述它對孔子和宋明理學的批判，以及它的解放思想的性質，對其豐富的美學內涵和現實意義研究得不夠。本文擬把李贄的“童心說”作為一種創作美學來把握，并將它與現代西方的人本主義心理學有關思想相比較，力圖通過這種比較，說明我們應如何正確理解文學的本性， 同時也闡述其對當代文學創作的啟迪意義。
（一）“童心說”的理論假設和美學內涵
“童心說”產生在晚明時期，嘉靖中葉以降，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發展起來了，商品經濟迅速膨脹，城市和集鎮也隨之繁榮，其結果是市民階層的壯大。市民階層要求有自己的文化形態，這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對個性解放的憧憬，對世俗生活的肯定等等，一個新的世界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也可以說是社會的轉型期，在這樣一個轉型期，作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精神支柱的理學，再也維系不住人心，王陽明心學，特別是王艮、李贄的激進思想不脛而走。李贄的“童心說”就在這股思想潮流中作為程朱理學的對立面應運而生，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當時文學發展的必然。
“童心說”的理論基礎是人的自然本性論。它的第一個基本理論假設是，人的自然本性傾向于真，所以李贄在＜童心說＞一文中，肯定“童心”，認為“童心”作為“心之初”，是“最初一念之本心”（1）， 這是未被外在的環境所污染的，它“絕假純真”，作家若是能保持著“童心”，就保持了傾向于真的自然人性，因此，他認為“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2）這就意味著，只要自然的童心常在，就有真純之心常在，那么在任何一個時間里采用任何文體都沒有什么人不能進行文學創作，以達到實現自我的目的。這就把“童心”看成是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最佳審美圖式，看成是創作的最佳準備。反之，“童心”一旦被蒙蔽，人性中傾向于真的態勢也就改 變，人就成為假人，人既然是假的，那么無論干什么都假，創作也必然是虛假的。“童心說”的第二個理論假設是，作為創作的最佳準備的“童心”的喪失，是由于理學及其傳播所造成的，李贄說：“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3 ）這里所說的“道理”是指宋明理學，這從他的著作中對宋明理學的厭惡中可以推見，所謂“聞見”則是指在理學思想統治下的人們關于“三綱五常”的文化適應，也可以說是宋明理學系統的社會性普及。這就不難看出，李贄認為，作為儒學的精致化的理學一旦進入人的心中，并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時，“童心”也就被蒙蔽或完全喪失了。所以為了保持“童心”，就必須謹防僵死的理學思想對心靈的侵蝕，使“最初一念的本心”永久鮮活，永遠保持傾向于真的自然的狀態。
這兩個理論假設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復歸。返回自然這一核心思想使“童心說”的豐富的美學內涵顯露出來：
第一，貴真反假。文學藝術要求真善美，但在中國的文論傳統中，不同的學派在真與善問題上各有偏重，儒家以善為美，孔子論＜詩＞特別標舉“詩無邪”，強調“興觀群怨”和“事君”、“事父”，對文學的“真實”的要求被放到很不重要的地位，把“善”作為衡量文學的首要標準。道家以真為美，老莊崇尚自然，因此對人對事，都講一個真”字，莊子說：“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4)不以人殺滅天性，就能返樸歸真，“真”在道家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真與善之中更強調“真”的意義。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這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5）
作家應是“真人”， 他們創作出來的文學當然也以“絕假純真”為標準。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從學術的背景上看，李贄把“童心”解釋為“真心”，除了融匯了道家的思想外，還受李贄深愛的佛禪思想的影響。禪學講，人的佛性與生俱來，這就是所謂的“本來心”，但人落入塵世后，為外物所誘惑，喜功名利祿，“本來心”就被障蔽了，所以必須以滌除外塵，恢復“本來心”以達真實境界，作為居士的李贄，他的“童心說”及其貴真的要求，肯定受到佛禪的啟發。但考慮到李贄是一位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他的真實不是那種排斥各種人生欲望的空明境界，所以與佛禪又不完全相同，他的真實觀還受王陽明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等理論的影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認為“童心”就是真心，是有感而發，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李贄生活的時代，封建主義的統治已搖搖欲墜，只能靠自欺欺人過日子，到處都是假，所謂“滿場皆假”。文壇上也是“假人言假言文假文”的局面，特別是那些理學家“剿襲語錄”為榮，“竊盜掏摸漢子”很多。李贄提出“童心說”，貴真實，反虛假，也是為當時的社會和文壇“打假”開出一帖藥方。
第二，重情輕理。情感是文學的生命，這一點，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傳統，劉勰說：“情者文之經”，可以說是總結了一條創作的規律。創作要有感而發，不能無病，這也是古人反復談到的，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韓愈的“不平則鳴”說，都強調情郁結于心而生詩文的問題。李贄繼承這一傳統，他說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又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以告狀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己噴玉唾珠，昭回云漢，為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6）這是一段很有名的話，作家必須是在現實生活中有各種遭遇，心中有種種郁結，喉中有要吐之物，甚至已達到不能不吐不能不語的地步，這時一旦見景生情，有外部媒介的引發，就必然象大水之決堤，火山之爆發，感情之流不可遏制，必然形諸筆墨，發為詩文。創作要有感而發，是前人早指出過的，李贄的貢獻不在這里，而在從“童心”說出發所提出的，與傳統觀點不同的自然感情美的問題上：“蓋聲色之來，發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為美耳。（7）
在感情的表現上，中國傳統美學觀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就是說感情的表現要受“禮義”的制約。李贄所說強調的是，文學作品中的感情是童心所產生的自然的感情，自然的感情本身就是美的，它來不得任何的“牽合矯強”，更無須“禮義”從外部來加以約束。“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就是說理在情中，自然的情性必然會合乎“禮義”，如果這“禮義”是合乎人性的話。李贄公然對幾千年以來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提出了挑戰。
第三，尊今卑古。在明代中葉的文學發展中，先后出現了兩次復古主義傾向，先有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后有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尊古卑今成為時尚，如果說在“前七子”時期，他們的復古傾向還對明代的流行一時的多為粉飾太平的文風孱弱的“臺閣體”起到一些起衰救弊作用的話，那么，其后的復古主義浪潮，對古典的文學模式亦步亦趨，流弊嚴重，就只能對文學的發展起阻礙作用了。李贄提倡“童心說”，其重要的美學內涵之一，就是尊今，反復古，因為“童心”是面對現實之心，是能感受現實之變化之心，接受變化，以今為美，是童心一大特點，所以李贄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者也。……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近體；有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故吾因是而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么＜六經＞，更說什么＜語＞、＜孟＞乎？”（8）只要有了童心， 隨手寫出的文章，就可能寫人所未寫，發人所未發，因為這里所寫的只是你自身感悟到的東西，最能體現你自己的個性，所以以我手寫我心的就自然是至文。童心的“自我”性，使它與一切依傍相對立。真正的創作不必依傍什么古人古文，更不必依傍＜論語＞、＜孟子＞。它只需面對現實。
第四，崇“化工”貶“畫工”。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莊子提出的“天籟”、“人籟”和“地籟”的說法，莊子認為“天籟”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一種完全從事物的本身、不依靠外力的作用而發出的自然的音響，這里沒有人為的努力在其中；“人籟”是人為而致的音響；“地籟”則完全是物理性的，是風所吹出來的音響。莊子說：“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聞天籟夫。”（10）在莊子看來，“地籟”不如“人籟”，“人籟”又不如“天籟”，“天籟”作為任何約束的、發自事物內在本性的音響，是眾籟中最高層次。李贄從他的“童心說”出發，強調“本色”，提倡藝術表現中的與“天籟”相似的“化工”，他說：“＜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多天地之化工，而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嶼！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圣，亦不能識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以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11）所謂“化工”，是自然造化之工，意思是說在藝術表現中“不作意，不經心，信手拈來”（12），不刻意雕琢，雖出自作家手筆，卻不露斧鑿痕跡，保持造化本色。這種藝術表現正是童心之所見所感所描，與童心的赤誠品質相對應。而畫工，由于它刻意雕琢，由于它不出自童心，所以盡管可以精巧異常，也不可能達到“造化無工”的地步，所以已落入二流。＜拜月＞、＜西廂＞以自然的藝術手段，表現人的本性，所謂“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琵琶＞則人為的手段，表現所謂的“全忠全孝”的封建的倫理道德，雖百般精巧也失去本色。
如果我們聯系李贄的全部文藝思想來理解他的“童心說”，那么我們就不難發現他的“童心說”的確有以上豐富的美學內涵。無論是“貴真反假”、“重情輕理”，還是“尊今卑古”、“崇化工貶畫工”，都是作為創作美學的“童心說”那里衍化出來的。“童心說”的核心思想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這種人的自然本性具有趨真、趨情、趨今、趨自然造化的特性，所以李贄的“童心說”內在地包含了上述內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這樣，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貫穿童心說全部美學內涵的一根紅線。
（二）李贄的“童心說”與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說
李贄的“童心說”及其理論基礎，與西方的人本主義心理說，完全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度、不同文化語境的產物，李贄的“童心說”產生與中國16世紀，西方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則產生于本世紀中葉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李贄的“童心說”是在吸收中國道家的傳統和佛教禪學以及反對儒學教條的文化運動中產生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則在西方的心理學派的斗爭中產生的，兩者在各個方面都十分不同，但它們的從基本理論假設到具體的論點都有相通和相似之處，這不能不說人類的確存在某些相似的思想追求，這種現象應該進入我們的學術視野。
李贄生活于16世紀，其時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方興未艾，雖然那時中國與西方還基本上處在隔絕狀態，但東西方先進的人們，在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這一點上，還是聲氣相通的。李贄的“童心說”的基本的理論假設，可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對人和人性的覺醒和肯定。李贄從不把那些儒家的教條神化，把它擺到人和人性的美麗之上；相反他總是肯定人和人性的重要，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