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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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 應用型本科；經濟學基礎；教學改革
［基金項目］ 本文為桂林航天工業高等專科學校校級課題“應用型本科《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張景新，桂林航天工業高等專科學校講師，廣西 桂林，541004；黃濤，桂林航天工業高等專科學校講師，廣西 桂林，541004
［中圖分類號］ G423.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23（2012）03-0106-0003
應用型本科教育既注重學生堅實、系統的基礎理論知識的學習,又強調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經濟學基礎》在許多高校的課程設置中也稱為《經濟學原理》、《西方經濟學》等，課程體系并無區別。《經濟學基礎》課程作為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其知識體系、研究方法是后續課程學習中必要的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應用型本科的教學而言，《經濟學基礎》的教學在保證科學性和系統性的基礎上，必須突出經濟學的應用性，力求讓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礎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分析工具，努力培養學生靈活運用所學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分析后續課程學習中與現實社會中常見的經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應用型本科《經濟學基礎》課程的教學必須遵循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內在規律與價值取向, 才能凸顯其人才培養的優勢與特色。
一、明確應用型本科《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目標定位
應用型本科的人才培養目標應定位于培養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職業精神于一體的專業化人才。對于應用型本科教學而言，《經濟學基礎》課程主要講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知識，課程學習應圍繞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學分析方法和經濟理論實施等內容展開。
經濟學本身具有復雜的理論體系，內容豐富，各環節的理論之間既略顯松散又不乏邏輯上的嚴謹性，涉及到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即使是初級經濟學教學也涉及到相當廣泛的內容。同時，經濟學中的基本經濟思想和分析方法，如彈性分析、邊際分析、最優化原則等，不但廣泛應用在經濟領域，還被許多學者應用在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再加上經濟理論的不斷發展，經濟分析從理論研究轉向實證研究，使得經濟理論對現實經濟的指導作用不斷加強，對《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應用型本科的《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應定位于：掌握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分析方法，并結合專業特點靈活運用所學的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來分析一般的經濟現象和問題，著重培養學生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素質，為后續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應用型本科《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改革探討
根據多年的教學實踐和總結，并根據學校發展應用型本科的發展定位，筆者嘗試提出以下的一些建議。
（一）教學中要加強對學生經濟思想和經濟素質的培養
筆者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發現，很多學生在學完《經濟學基礎》課程后，只能記住一些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但對其內在聯系理解不深，也不能很好地應用到自己的學習生活當中。而很多畢業生更覺得經濟學與自己的實際工作聯系很少。這說明在《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中沒有很好地將經濟理論與經濟分析結合起來培養學生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素質。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有限的《經濟學基礎》教學時間內，教師不應只重視基本經濟理論的教學，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素質，讓學生在遇到經濟問題時能自覺運用所學的經濟學知識去思考和解決問題，這才能讓學生終生受益。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幫助學生構建嚴密的經濟理論體系，使學生理解各章節內容之間的關聯和在整個經濟理論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
（二）合理分配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比例
經濟學本身是一門學以致用的學科，讓學生能靈活運用所學的經濟學知識和分析方法解決實際問題是最終的教學目標。對于應用型本科來說，《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要從根本上重視實踐教學。從目前來看，高校中《經濟學基礎》的教學普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情況。不可否認，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本身偏重理論；同時由于經濟學理論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很難像自然學科在實驗室中驗證各種經濟理論。但是，教師可以組織形式多樣化的教學手段來進行《經濟學基礎》的實踐教學，例如案例分析、課堂討論、隨堂實驗、熱點追蹤等課堂教學手段，還可以布置學生課后查找資料、開展辯論會等方法，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分析問題，學會尋找解決思路和策略。這樣才能讓學生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更好地幫助學生培養經濟思想。因此，應用型本科在《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時間中，要合理安排一定比例的實踐教學時間。
（三）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
《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的理論性、系統性比較強，這就要求教師需要靈活而合理地運用各種教學方法，積極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參與性，將傳統的傳授式教學轉變為參與式教學，在傳授知識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理解和思考能力、查閱與組織資料的能力和敢于發表自己看法的能力，培養學生的經濟思想、創新精神和膽識。
1. 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高校教學中廣泛運用的教學方法。案例教學法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從實例到理論，即引導學生從案例的分析解讀中去尋找知識的形成規律，發現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并運用掌握的規律和概念去解決實際問題；另一種是從理論到實例，即講解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通過對案例的解讀與分析去啟發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發散思維，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合理選取案例是案例教學法的關鍵，除了教材中的經典案例，還要根據學生實際生活、所學專業、社會熱點問題，同時結合學生的年齡和心理特點來選取容易吸引學生、引起學生共鳴的案例。同時，選擇的案例既要有正例也要有反例，還要充分考慮學生所學專業的要求，使學生能更好地分析、歸納和總結。
2. 情景模擬實踐教學法
情景模擬實踐教學法是一種理論學習與實踐緊密結合的教學方法。它是在課堂教學由教師構建模擬實踐場景，讓學生在一個仿真的模擬情景中將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結合起來，進而高效率地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中，可以通過教師對教學實踐內容的設計和模擬情景的構建，使學生高度參與教學整個過程，在引導學生主動運用所學知識和分析方法來分析問題，得出結論，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學習效果，還可以增強了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互動與交流。
3. 多媒體教學
《經濟學基礎》課程的教學中有大量圖表、圖形，使用傳統的黑板教學不但浪費時間，使得授課信息量小，而且單一的展示手段也不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引入案例教學法等其他先進的教學手段和方法。采用多媒體教學可以有效擴大課堂教學的信息容量，增強授課的直觀性、形象性和生動性，同時可以與其他先進的教學方法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運用，大大提高了教學效果。采用多媒體教學還方便教師及時更新授課內容，有利于教師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課程教學設計中去。
但是，從教學實踐中看，單一的多媒體教學對教學效果的提升有限，這主要涉及到幾個方面：（1）教師的多媒體課件的制作水平。文字表述與各種圖形、圖表的展示比例要合理，不能都是文字表述，把多媒體課件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黑板。（2）教師對課程內容的理解深度，對授課內容設計的合理性，多種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情況。這將直接影響到授課的邏輯性與學生學習的邏輯性。（3）必要的公式推導仍需要黑板板書的配合。因此，使用多媒體教學要合理設計授課內容，演示與講授的比例要根據教學內容、學生的接受情況、課堂氣氛等因素來進行動態調整。
（四）適當強化經濟理論的數學推導論證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分析各種經濟問題，《經濟學基礎》中的教學內容也有許多建立數學模型的內容。通過嚴謹的數學推導證明不僅可以提高經濟理論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培養學生科學嚴謹的思維和觀念。只有掌握了有效的數學方法去分析問題,才能讓學生更準確地理解經濟理論。由于不同專業的學生的數學基礎不一樣，因此要依據學生的數學基礎適度在教學過程中使用數學工具，同時也不可過分使用數學推導論證，從而影響教學效果。
（五）教學中要突出專業特色
《經濟學基礎》課程是許多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因此在授課內容的設計與安排中必須要考慮到不同專業學習和發展的需要，針對不同專業的需要靈活調整其授課內容。同時，在案例的選擇、情景模擬設計等方面也應盡可能選用相應專業領域特點的案例和情景設計。考慮到不同的學校中專業歸屬于不同的教學院系，應由學校建立良好的溝通平臺和機制來實現相關專業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保證教學內容的前后連貫性與適用性。另外，針對不同層次和專業的學生，也應選擇難易程度不同的教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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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洪濤.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探討［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06,(19).
第2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效率；經濟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
法律經濟學（Economics of Law），是一門“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按波斯納所言，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1]。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
法律經濟學產生并形成于20世紀中期，但萌芽于18世紀中期。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述“刑罰應當與犯罪相對稱”這一原則時指出，此原則必須依賴于對刑罰與犯罪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術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計算代替數學中計算的精確性”[2]。對此，邊沁做出了進一步的經濟學分析，用成本效益來解釋罪罰相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經濟學思想開始被用于對法律制度、規范的分析。
19世紀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周期性的越來越明顯，舊制度經濟學者們企圖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分析現有制度的動態演進，并通過對制度的改良來緩解經濟發展周期性問題。與此同時，以弗蘭克、盧埃林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興起。在這兩大因素的影響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西蒙斯和艾倫·迪萊克特開始利用微觀經濟學來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倫·迪萊克特教授在1958年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譯《法律經濟學雜志》），即為后來法律經濟學建立的標志之一。這個時期，法律經濟學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個別領域，區別于后來對法律作出全面經濟分析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通稱為“舊經濟分析時期”。
以1960年羅納德·科斯的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發表為標志，法律經濟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新經濟分析時期”。就學術流派而言，主要有產權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經濟分析的范圍，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權法、財產法、勞動法、婚姻家庭法等領域全面擴展。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納，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集這一時期的經濟法律分析之大成，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標志著法律經濟學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較為平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趨勢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傳統的法律經濟學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這種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進程較為緩慢。另一種“非主流”學派強調“法律的經濟哲學分析”，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分析和評估可供選擇的多種社會模式，研究和探索選擇各種不同社會模式的法律制度與經濟關系的后果[4]。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響，主導著現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縱觀以上的法律經濟學發展歷史，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都自然會受制于歷史進程中一定的社會規律，那么真正貫穿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法律”還是“經濟”
以法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準，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傳統法學研究所強調和重視的“公平”、“正義”這一類概念本身的含義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很多情形下，經濟學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與法律分析相同的結論。所以可以用“經濟效率”去取代“正義”之類的傳統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將法律轉為經濟學。鑒于此，法律經濟學一直被作為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來看待。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律經濟學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和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5]法律經濟學顯然是利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那么我們進行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顯，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變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中的經濟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對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的注釋》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極力說服經濟學家離開的世界，傳統經濟學錯就錯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們應該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法律制度至關重要。如果不對交易賴以進行的制度詳細地加以規定，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交換過程的討論就毫無意義。”[6]這說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認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現實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經濟學中以大量的經濟分析方法為基本工具，法律經濟學首先也應當是一門法律學科。因為作為區分學科的重要標準——研究對象是法律及相關制度。經濟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
第3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 《技術經濟學》考試成績 綜合分析 影響因素 教學建議
引言
技術經濟學是中國科技工作者在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經驗、廣泛吸收相關學科和國外理論方法的基礎上自己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經過近三十年的摸索，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技術經濟學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并已逐步趨于完善，從它的研究對象、性質、任務、特點、步驟到它的指標體系、方法、判別標準、應用等等，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適合我國國情的技術經濟理論和方法體系，并廣泛地應用到了生產實踐活動中。
技術經濟學是我校管理學院工程管理系針對理工科學生開設的一門必選課。它是一門應用經濟學，研究技術與經濟最佳結合、協調發展的條件、規律、效果及實現途徑的一門交叉科學。它的主要內容包括技術經濟學概述、技術經濟分析的基本理論、技術經濟分析的基本經濟要素、資金等值計算、投資項目經濟效益評價方法、投資項目決策方法、不確定性分析、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設備更新的技術經濟分析和價值工程等。該課程具有綜合性、系統性、實用性、選擇性、預測性、定量性等特點，其主要任務是從經濟角度對具體工程項目、技術方案進行分析評價，為我們提供科學的分析方法和決策方法。
考試是整個教學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反映教學結果的一個必要手段。為了了解學生對知識點的掌握情況，更好地反映教學的效果，該課程授課教師嚴格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命題，自2005年以來實行標準化考試，題型為80道選擇題，考核知識點涵蓋了技術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實際應用問題，能夠全面考核學生對技術經濟學基礎知識、基本概念、基本理論掌握的熟練程度、理解的準確程度、應用的靈活程度、思維的敏捷程度，以及綜合應用知識、邏輯推斷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1 理工科學生學習技術經濟學課程的必要性
1.1 技術經濟學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是科學決策的重要手段。
技術經濟學是研究生產、建設等各方面需要解決的技術經濟問題，是科學決策的重要手段。技術經濟問題無處不在，技術經濟分析計算的應用方法無處不可用。技術與經濟相互依存，是有機結合的整體。任何生產過程，既不能只有經濟行為而沒有從事經濟行為的技術手段，又不會只有技術行為而沒有經濟目的。它們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競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尤其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還不夠發達，資金有限，如何做到少投入多產出，達到技術與經濟的最佳組合，減少決策的失誤，是提高企事業單位乃至全社會經濟效益的關鍵。因此我們的決策必須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搞好投資項目的經濟評價工作，保證決策的科學化。
1.2 社會需要復合型人才。
新的歷史環境下對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紀需要高質量的復合型人才。對于理工科學生，不僅要掌握專業技術，還要具備經濟管理相關知識。技術作為人類發展生產力的有力手段，具有十分明顯和突出的經濟目的，工程師的每項成果都涉及經濟問題，都涉及投入、產出和經濟效果問題。所以工程師的工作離不開經濟，工程師必須具有強烈的經濟意識，掌握常用的、基本的經濟學理論與技術方案評價的知識和方法。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能夠培養出既懂技術又懂經濟的社會急需的復合型人才，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理工科學生學習《技術經濟學》課程勢在必行。
2 《技術經濟學》考試成績綜合分析
2007年秋季學期共有1841名（共67個班）大四理工科學生參加《技術經濟學》考試，他們分別來自機械學院、化工學院、能環學院和信息工程學院，其中本科一批的學生（簡稱“本一”）875名，本科三批的學生（簡稱“本三”）966名。承擔這門課程授課任務的教師共10名，本一和本三學生各有5名教師。為了方便分析問題，筆者從這四個學院各隨機抽取本一和本三學生100人共800人作為樣本，分析不同學院的學生成績有無差異；此外，又從這10名教師所教授的學生中各隨機抽取學生100人共1000人作為樣本，分析比較不同教師的學生成績有無差異。
2.1 課程知識點及其聯系。
本次技術經濟學考試滿分為100分，共80道選擇題，考核知識點可以分為8部分內容：（1）技術經濟學概述；（2）技術經濟分析的基本理論；（3）技術經濟分析的基本經濟要素；（4）資金等值計算；（5）投資項目經濟效益評價方法；（6）投資項目決策方法；（7）不確定性分析；（8）技術經濟應用問題（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設備更新的技術經濟分析和價值工程）。這8部分內容在考試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7%，7.5%，14.5%，27.5%，17%，10%，12%，4.5%。其中，第1和2部分是關于技術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要求學生理解技術經濟內涵和基本理論，同時為后續章節的學習奠定基礎。第3―7部分內容為技術經濟學課程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占考試內容的81%。其中，第3部分內容是介紹現金流量的概念及表示方法、影響現金流量的基本經濟要素及其計算，它為技術經濟分析提供了基礎數據；第4部分內容是關于資金等值計算，資金等值計算是對技術方案進行動態分析及計算動態分析指標的基礎；第5部分在3、4部分內容的基礎上，講述技術經濟效益評價指標的計算與分析；第6部分又在第5部分內容的基礎上，借助于經濟效益評價指標進行投資決策分析；第7部分是考慮現金流量和投資收益情況不確定下的項目風險分析和評價。第8部分內容是探討技術經濟的應用問題，這部分內容要求學生自學，所占比重只有4.5%。由上分析可見，技術經濟學的各部分內容都是緊密相連的，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2.2 考試成績總體情況分析
下面表格統計了各學院本一和本三學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以及這8部分內容的得分率。
注：表中（1）、（2）、……（8）分別代表前面提及的8個知識點（即8部分內容）。
就這次考試的總體情況來看，考試命題偏難，題量適中，覆蓋面寬，平均分為61.53分，及格率60%，平均分和及格率都偏低。對知識點的掌握情況總體不太好，第1、2部分得分率最低，其次是第3、5、8部分內容，第4、6、7部分內容掌握相對較好。學生對技術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理解和掌握不牢固，對基本分析方法和應用掌握稍好，但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2.3 基于不同生源的學生考試成績分析。
本一和本三的學生在高考錄取時分數差距較大，他們的學習基礎也有較大差距。但是在同一個學校，就技術經濟學這門課程而言，本一和本三的授課教師基本沒有差別。因此在命題時，本次考試本一和本三的學生試卷的難易程度基本相當，考試知識點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重都相近，便于我們對比分析他們在平均分、得分率及知識點的掌握等方面的差距。
總體來看，本一學生的成績要好于本三學生，平均分高出4分，有一些差距，但及格率高出11%，差距比較明顯。從各部分知識點的掌握情況來看，只有第1和8部分內容本一學生的得分率低于本三學生，其它部分得分率都要高于本三學生，說明本一學生對基本理論和方法的掌握更為扎實，但是這種差距并不是非常明顯。可見，雖然學生入學時學習基礎有一定差距，但是隨著近四年大學的學習，在相同的學習環境下，他們的學習成績的差距會逐漸縮小。
2.4 基于不同學院的學生考試成績分析。
2.4.1 各學院本一學生成績分析
本一學生中，總體來看，這四個學院學生成績差距很小。（1）平均分：能環學院學生最高，機械學院學生最低，但是二者差距不大；（2）及格率也是如此；（3）各部分內容的得分率基本上差不多，都是第1、2部分得分率偏低，其次是第3、5、8部分內容，第4、6、7部分內容掌握相對較好。
2.4.2 各學院本三學生成績分析
本三學生中，總體來看，信息和電氣學院學生較好，機械和能環學院學生較差，而且差距比較明顯。（1）平均分：信息學院最高，其次是電氣學院，能環學院和機械學院平均分接近，機械學院最低，最高和最低的學院平均分差距較大為6分；（2）及格率：信息學院最高，能環學院最低，而且二者差距大，為23%；（3）各部分知識點的掌握程度也是信息和電氣學院學生較好，機械和能環學院學生較差。四個學院學生各部分知識點的掌握都是第6、7、8部分內容掌握相對較好，其次是第3、4、5部分內容，第1、2部分得分率偏低。
3.考試成績影響因素分析及教學建議
本次《技術經濟學》考試成績的統計數據為我們把握考試質量及學生的真實水平提供了依據。總體來看，學生成績平均分數61.53分，偏低，有40%的學生處于不及格的水平，說明還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對技術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方法掌握不夠牢固。筆者認為影響考試成績的因素及建議如下。
3.1 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風。
學習態度和學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生成績。好的學風能很好地帶動各位學生共同努力。不同的學院及不同的班級的學風是有差別的，因此他們的總體考試成績也會存在差異。作為教師，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其端正學習態度，多與學生溝通交流，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樹立良好的學習風氣，為《技術經濟學》課程的學習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3.2 學生的學習興趣。
理工科很多學生認為《技術經濟學》課程不屬于他們的專業課程，因此重視程度和學習主動性不高。所以教師要強調理工科學生學習經濟類課程的重要性，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以通過舉例的形式把技術經濟學相關知識與實際生活及學生專業知識結合起來，這樣就會促使學生專心聽講，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學習，進而提高授課效果。再者，可以為學生提供參考資料，使學生充分利用圖書館、網絡等資源主動學習，擴展知識面，使《技術經濟學》課程的學習滲透于日常學習和生活，充滿樂趣。
3.3 學生對課程知識點的把握。
從考試成績來看，學生不能很好地把握課程學習的知識點及其聯系。很多知識點學生只是機械地去記憶和運用，不了解知識點的內涵及其聯系，因此學生的基本理論部分得分普遍偏低，第3到7部分內容是關于技術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作為課程的重難點部分，學生得分雖然相對比較高但也不理想，說明學生學習理論知識不夠扎實，對基本方法的掌握也比較膚淺。鑒于此，授課教師應該多列舉實例幫助學生強化對理論部分的理解。再者，要多與學生溝通交流，課上允許學生隨時舉手提問，課下多與學生溝通，了解學生對知識點的掌握程度，使學生很好地把握重點和難點，以便系統地學習本課程。
3.4 試題難度。
本次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題目難度偏大一些，尤其是第1、2部分關于技術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部分試題難度比往年提高較大，因此這兩部分內容學生得分普遍很低，這也對考試成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3.5 其他原因。
本次開課的學生都是大四學生，大四學生面臨著就業和考研的壓力，因此學生出勤率不太高，課余時間的利用率不足，課堂教學效果不太理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考試成績。除此之外可能還會存在學生基礎程度的差異、社會原因等。
分析本次考試成績的結果，不同教師的學生成績還是略有差距，建議各位教師相互學習交流，共同探討教學內容、教學的重難點及解決辦法、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考試改革措施等問題，進而提高教學質量；另外，針對基礎程度不同的學生，任課教師要因材施教；再者，根據不同學院的學生，可以深入分析其學生和專業特點，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樹立良好的學風，為技術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工作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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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一、數據獲得
現行CPI價格數據采集與權數數據采集獨立進行。具體來看，價格數據采集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總隊抽選調查市（縣），調查市（縣）按照定點、定時、定人的“三定”原則對確定好的規格品進行采價。目前中國調查市（縣）樣本總數大約為1380個，其中500多個市（縣）參與城鎮調查，880多個市（縣）參與農村調查，這些調查市（縣）分布在6．3萬個調查點，由約5000人組成的價格調查員隊伍負責對約600種代表規格品進行實地采價工作。權數數據主要依據城鄉住戶調查的居民消費支出數據確定，目前參與調查的住戶約14萬戶，其中城市約6萬戶，農村約8萬戶，權數全面更新周期為5年，每年會有所調整和修正。綜上所述，現行CPI的計算中，基本分類價格指數的計算采用簡單幾何平均法，并未對各規格品的相對重要性加以考慮，勢必產生“權數缺失”性誤差。高層級價格指數的計算采用lowe指數，無法實現量價調查數據的同時性，勢必產生“時差性”計算誤差。此外，價格數據與權數數據分離，由于數據銜接性問題對CPI的計算結果產生的“錯位性”誤差也不容忽視。
二、基本分類價格指數的權數影響
（一）理論分析由于代表規格品的權數資料不易獲得，目前中國CPI編制中的基本分類價格指數采用代表規格品的簡單幾何平均的計算方法。在基本分類內的各消費品和服務之間的價格變動差異和消費量差異比較大的情況下，基本分類價格指數的計算精度必然降低。基于經濟學的考慮，價格上升較慢或價格下降的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量通常會增加，而價格上漲較快的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量則會下降，即價格變動差異將會引發消費量的差異，而且這一差異很可能是巨大的，不考慮商品消費量的差異與變化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的做法有待商榷。Masato（2001）的研究表明，采用掃描數據對1997－2000年間250個類別的加工食品和日常必需品計算的基本分類價格指數平均比官方采用Dutot指數計算的基本分類價格指數低0．2個百分點。其它國家的研究也顯示，基于掃描數據計算的價格指數通常低于官方統計機構的相應估算，有時兩者差異顯著，因此，對基本分類價格指數進行加權可以大大提高其精度［5］347。
（二）加權方式及相應的計算公式采用加權平均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需要建立在單位價值的計算基礎之上。首先用銷售額除以銷售量得到單位價值，然后將報告期單位價值與基期單位價值之比得到單位價值指數。根據基本分類包括商品和服務的范圍不同，單位價值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具有嚴格“同質性”的商品和服務的銷售額除以銷售量得到的單位價值視為狹義的單位價值，不能滿足“同質性”要求的同類商品或服務的銷售額除以銷售量得到的單位價值視為廣義的單位價值［6］。因此，有兩種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的方法：一是“分別比”法，即分別計算代表規格品的單位價值指數，進而通過幾何平均得到基本分類價格指數；二是“聯合比”法，即計算基本分類內所有代表規格品的平均價格，將報告期平均價格與基期平均價格相比即為基本分類價格指數，其本質是一種廣義的單位價值指數。1．“分別比”法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Jevons指數）（1）計算代表規格品的平均價格。其計算公式為其中i表示第i種基本分類；j表示第j種代表規格品；p1ijt表示報告期第i種基本分類第j種代表規格品第t次采價價格；q1ijt表示報告期第i種基本分類第j種代表規格品第t次采價時的銷售量。同理，可以得到基期的平均價格。（2）計算狹義單位價值指數，即代表規格品的個體指數。計算公式為：（3）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即對各代表規格品的單位價值指數進行加權幾何平均。計算公式為：2．“聯合比法”（加權Dutot指數）（1）計算廣義單位價值。“聯合比”法與“分別比”法的不同之處在于不需要分別計算各代表規格品的個體指數，而是依據整個基本分類的銷售額和銷售量數據，直接求得基本分類平均價格，即廣義的單位價值，此時的單位價值實際上是各商品價格的加權平均。其計算公式為：其中p－1i表示報告期第i種基本分類的單位價值；p1ij表示第i種基本分類中第j種代表規格品的價格；q1ij表示第i種基本分類中第j種代表規格品的銷售量。同理可計算基期第i種基本分類的單位價值p－0i。（2）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計算公式為：雖然從理論上來講，為了防止質量差異對指數產生不良影響，應盡可能在具有嚴格“同質性”的商品范圍內計算狹義的單位價值并采用“分別比”法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但這一做法會極大地增加計算量，由于舊商品的淘汰和新商品的出現，使商品的“同質性”要求很難達到。因此采用廣義單位價值的“聯合比”法計算基本分類價格指數可操作性更強，而且從統計學的角度，“聯合比”應優于“分別比”，因為“分別比”中的每一個單位價值指數的對比價格各不相同，所以將各單位價值指數同等對待有失偏頗。
（三）實證分析本文根據基本分類價格指數的各種計算公式分別進行計算，原始數據及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上述計算結果說明，各種方法計算的結果差異較大，僅從此數據來看，“分別比”法根據兩種代表規格品計算的基本分類價格指數取值與“真實”數值的差異最大，為3．10％，其次為現行方法計算的基本分類價格指數，差異為2．57％，采用“聯合比”法在不增加代表規格品數量的條件下也可以提高基本分類價格指數計算的精度，而采用新調查方案并利用“聯合比”法計算的基本分類價格指數與“真實”指數最為接近，差異僅為0．62％。
三、高層級價格指數的權數影響
（一）理論分析與基本分類價格指數計算的權數缺失不同，中國高層級價格指數的計算采用了加權平均的方式，但權數的準確性會影響CPI的計算精度。由于中國CPI的計算所用權數的全面更新周期為5年，當期所用權數并不完全是當期的銷售份額，即高層級價格指數計算存在權數滯后問題，如果居民的消費結構變動速度和幅度較大，權數更新周期長則會對CPI的精度產生較大影響，反之影響就會比較小。
（二）實證分析本文采用《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城市家庭消費支出數據作為CPI權數確定的依據，由表2可以看出，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居民消費支出分類與計算CPI總指數的大類指數類別基本吻合，這為我們采用居民消費支出數據作為考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所用權數的合理性提供了數據支持，分別用近5年的消費支出份額作為權數計算得到不同的CPI取值，這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權數對CPI精度的影響程度。由表3可知中國2006—2010年間城市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情況，其中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家庭設備及用品、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份額變化明顯，變異系數均超過了5％，在衣著、居住、食品方面的支出份額變化不大，變異系數均2％。用近5年的消費支出份額作為權數，計算得到的2010年各月的CPI數值，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計算結果可知，各月份的計算結果平均差異在0．42％～0．84％之間，這一數值相對于通貨膨脹率的適當取值影響巨大，由此，如果采用不合理的權數將會大大降低CPI的精度。此外，隨著所采用權數所屬時期與CPI計算期的靠近，所計算出的CPI數值基本呈下降趨勢，這一規律說明了CPI的權數滯后會高估其取值，因為消費者更傾向于購買物價上升幅度小或者下降的商品或服務。綜合以上理論與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無論基本分類價格指數計算中的權數缺失，還是高層級價格指數計算中的權數滯后問題，均會對CPI的精度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合理確定各層級價格指數計算中的權數問題是提高CPI精度的有效途徑。
四、合理確定權數的建議
第5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1認識學生的知識背景
這里所述的知識背景主要是指理工院校管理類碩士研究生所具有的有關經濟與管理相關的知i只體系與結構。從現實情況來看，理工院校管理類碩士研究生專業背景非常的寬泛。本課題小組調查了周邊的理工院校，調査主要為2010屆至2014屆管理類碩士研究生畢業生以及2012級至2014級在校生。調査總人數為270人，其中6人未予回復。數據顯示，近年來理工院校管理類碩士研究生主要來自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等經管類相關專業，占總人數的77.3%,部分來自于計算機、軟件工程、數學等數信專業，占總人數的13.6%,另外少量學生來自于化工、機電、地質、機械、環境科學等歸為其它理工類專業，占總人數的9.1%。當問及本科是否學習過經濟學等相關課程時，經管類專業出身的學生均表示學習過相關課程，但學習效果好壞不一;而理工科出身的學生均表示未系統接受過經濟類課程的教育,少量學生出于愛好閱讀過經濟類書籍。他們或是出于興趣，或是出于就業前景，繼續讀取本專業研究生或轉專業而來，知識背景差異很大。究其原因，發現以下三個主要因素：第一，本科專業不同，所受教育經歷不盡相同。本科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大多學習過經濟學相關課程，相對而言，他們具有較為系統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本科學習理工科專業的學生，他們在本科時幾乎從未接受過經濟學的教育，只是為了考研而自學相關課程，這些學生大多知識較膚淺，雖然通過經濟學的人學考試，但并不具備經濟學的頭腦。第二，不同院校的同一專業課程安排存在差異。不同的學校教育資源和環境具有明顯不同，財經類院校更重視系統性理論知識和綜合能力的訓練，理工院校更重視應用能力與動手能力的訓練。第三，個人對經濟學課程的興趣和努力程度不同。對經濟學課程感興趣的學生,必然會更努力地學習課程、更自覺地獲取課外知識。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因素影響學生的經濟學知識背景。例如，當今的教育模式更大程度上是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教育而教育，在師生之間普遍缺乏經濟學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的理念[1]。即使本科階段已經學習過經濟學相關課程的學生，也大都缺乏有關經濟學綜合性的實踐教育和體驗。總之，雖然他們具有某一專業的知識和優勢，但是，對于學習經濟學課程、培養經濟學思維，普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1)經濟學學習目標不明確;(2)局限于理論的學習，缺乏應用訓練;(3)未能建立經濟學思維模式，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4)經濟學的綜合能力不足。
2了解人才市場需求的特點
一般而言，管理類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就業方向主要分為以下四類:一是進入各類工商企業以及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從事管理工作，通過在工作中的不斷實踐和學習最終成長為高級管理人才和決策者;二是進人金融機構或金融監管部門等，從事相關的經濟數據分析、預測、規劃和管理等工作;三是進人研究性機構以及科研院所從事教學和科研等方面的工作;四是自主創業。
課題組通過走訪用人單位、瀏覽網站招聘信息，結合相關文獻資料等了解了用人單位對管理類人才的需求，結果顯示:不同類型的就業單位對管理類人才的經濟學素質和能力要求的側重點各有不同。第一，一般企業對管理類人才的經濟學素質和能力要求更注重理論知識的運用能力和實際工作經驗。具體表現為:一是了解與企業相關的經濟政策并能運用于企業的實際;二是處理實際工作的技能;三是工作經驗和實習經歷。用人單位表示：在校學生更多的是學習經濟學的原理，很少有機會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去，綜合運用能力普遍較差。在招聘人才時，有相關工作經驗和實習經歷的往往能優先錄用。第二，政府部門及金融機構對于管理類人才的能力要求則更注重經濟分析、預測和規劃等能力。具體表現為:一是能理解國家及政府的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二是對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行業或某一特定投資進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分析預測的能力，這就要求學生關注國家政策及財經新聞,并具有數據分析與處理能力。第三，高校則更關注管理類人才的經濟學理論知識及其邏輯性和創新思維與創新能力，這就要求應聘者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知識功底，還要有清晰的知識結構和邏輯表達能力。值得強調的是，在權威期刊上發表相關論文者往往獲得優先錄取。第四，自主創業者最基本的素質就是敏銳的洞察力，能夠根據當前經濟政策、形勢及消費者偏好，及時發現商機，運用所學知識預測其經濟效益，分析可行性。
3探討新的經濟學教學模式
3.1確定經濟學教學目標，提高教學的針對性
不同的專業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具有不同的目標偏愛，對管理類碩士研究生來說，他們要成為從事管理理論研究或管理實務高級人才[1]，就需要遵循教育外部關系規律，以社會需要為參照基準,調整專業的培養目標、培養規格，使人才培養更好地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2]。然后再針對其專業培養目標、人才知識、能力與素質結構，確定經濟學教學目標，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工商管理類碩士研究生旨在培養系統地掌握管理科學知識，熟悉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技巧與方法，了解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前沿，能夠成為工商管理理論研究與教學、政府經濟政策研究、公司的決策分析與戰略制定等領域的高層次創造性管理人才。
關于學生學習本專業目標取向，經調查發現，有15%的學生目標是成為理論型人才,50%希望成為應用型人才，35%希望成為綜合型人才。從學習經濟學目的來看，希望了解經濟學在以后學習工作中有用途的占50%，希望掌握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礎的占35%，認為經濟學成績對找工作有幫助的占10%,僅為完成必修課程的占5%。對于期望獲得何種經濟學能力，有50%的學生選擇了閱讀經濟學論著及報告的能力,55%的學生選擇了洞察經濟學動態的能力，60%的學生選擇了理解并能夠利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95%的學生選擇了利用經濟學知識分析和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選擇其他的僅占5%。由此可以看出，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期望通過學習經濟學課程獲得運用經濟學知識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對此經濟學教學目標應注重經濟學原理和方法在學習、工作、研究中的運用。
綜上所述,經濟學教學目標定位為:通過介紹現代中高級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引導學生理解現代經濟學的規范化過程，培養學生以嚴謹方式分析經濟理論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經濟學思維方式,掌握經濟學的前沿理論和現代方法體系，并能靈活運用經濟學原理深人、系統地分析現實經濟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表現及政府政策的效果評價，為今后進一步學習其它經濟管理課程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
3.2整合經濟學教學內容與體系，培養學生經濟學思維能力
經濟學的內容相當廣泛,管理類碩士生的經濟學課程作為專業基礎課,一般為40學時左右，課堂時間相當有限，選擇教學內容就顯得非常重要，教學內容要適當取舍，側重應用性，在教學體系的設置上適當增加經濟學技術分析方法的內容及專題講座等等。具體框架為:第一，經濟學認知與思維方式通過本科階段學習的經濟學原理的教學來培養，研究生階段在此基礎上拓展為專題一一經濟學原理與中國經濟改革，用現代經濟學理論與思維模式試圖研究或解決當前我國現實的經濟問題。第二，引導學生了解并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這對正確理解和學好現代經濟學以及對將來管理思維的創新和應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能幫助人們正確地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來研究不同經濟環境、不同經濟人行為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各類經濟問題[3]，并為將來管理應用提供基本的分析工具。可由中高級西方經濟學重點章節來實現，如全面論述不確定條件下的消費者選擇問題，建立完整的消費理論體系，運用博弈論方法嚴格論述一般均衡與社會福利問題，建立令人滿意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培養學生的經濟學思維方式，提高學生分析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今后研究鋪墊基石，并將把學生引向現代經濟學的前沿。第三，數據處理、經濟分析和預測能力則由后續的計量經濟學完成。第四，團隊協作能力和主動學習的能力利用后續跨學科選課基礎平臺、創新能力延展性平臺等來實現，以培養學生利用經濟學和其它學科共同分析某個領域的能力，拓展學生能力的培養。
3.3探討教學形式與方法,提高學生的興趣與參與度
針對經濟學體系全面、邏輯性強、對學生的理解質量要求高等特點，探討課堂內外的教學形式與訓練方法。經調查對于學習經濟學的興趣，僅有5%的學生表示對經濟學很感興趣，55%的學生表示比較感興趣,35%的學生表示興趣一般，另外還有5%的學生對學習經濟學不太感興趣。學生們對學習經濟學的興趣不高，這就要求老師通過多樣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通過增加教學內容的趣味性和實用性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從本科階段對經濟學學習的難易程度來看，60%的學生認為本科階段的經濟學課程有些難度，35%的學生認為難易適中，僅有5%的學生認為偏容易。總體來說，學生普遍認為本科階段的經濟學課程有相當的難度。關于本科學習經濟學的難點，有40%的學生表示知識點過多，很難理清這些理論之間的關系，40%的學生表示曲線太過抽象，容易混淆，15%的學生表示數學公式以及推導難以理解。因此，在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當關注理論知識間的聯系、曲線含義以及公式的推導和理解。從學生對于期望從老師獲得的幫助來看，希望獲得教學輔導的學生占總人數的40%，希望獲得創新項目輔導的占65%，希望引導模擬實驗的占50%，希望獲得社會實踐機會的占80%。由此可知，絕大多數學生都希望有機會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在實踐中運用和檢驗所學知識，進而指導今后的理論學習。從教學方式定位上，有30%的學生選擇了課堂教學，80%的學生選擇了案例分析，60%的學生選擇了專題討論，70%的學生選擇了實務訓練。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數學生希望改變傳統的單一的課堂教學方式，融入案例分析、專題討論、實務訓練等。學生積極主動實踐是教育成功的保證，西方有一句名言“聽過的我會忘記，看過的我能記得，做過的我才理解”[4]。
第6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新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比較
前言：經濟學研究是一門系統學問的研究，其源自于《國富論》中，且在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后形成了眾多派別。縱觀經濟學發展歷史，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衍生與新古典經濟學始終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針對此現象，當代經濟學專家開始對其展開了全面的研究與了解。以下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比較的詳細闡述，望其能為相關專家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參考，并由此帶動新興古典經濟學考察的不斷深入。
一、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差異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從大量的研究數據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之間存在的一定的差異，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為二者間差異的主要體現。經過經濟學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經濟學向新古典經濟學進行轉化的過程中其研究核心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將資源配置問題化為了自身研究重點。而導致研究核心發生轉變的原因主要歸咎于馬歇爾專家在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存在著數學工具較為匱乏等問題，最終導致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將重點轉移到了資源配置層面。然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的選擇存在著異議，進而致使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現代化研究工具展開了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重點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的分析框架也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即新興古典經濟學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點定位的不準確導致其分析框架的設置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因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在設定分析框架過程中強調了對于純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絕對兩分限制了經濟學的解釋力，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邊際分析方法對資源配置等問題展開了詳細闡述，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無法對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是利用生產函數來對廠商的生產情況進行描繪的，因而其對專業化經濟概念來說無絲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必然會摒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構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經濟分析框架，且通過經濟化概念的形式體現廠商生產狀況。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選擇是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其主要體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采用的是將最優決策中的某個變量設定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邊際分析。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揚棄了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采用了超邊際分析形式，即通過對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數據解釋，然后對剩下的角點解展開局部最優值求解處理，最終達到分析目的。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繼承
（一）二者都是四層次分析法
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中四層次分析法。四層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層次即表示經濟學家在對經濟學進行研究時通常通過數學函數來描述決策前的經濟環境，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等。第二層次的決策結果取決于個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經濟環境存在著隨時變動的特性，因而利用環境變化來描述人的自利行為必然會受到人為因素的限制。第三層次是由個人行為和人與人間相互作用兩個部分構成的，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常常處于靜態分析狀態。此外，若在對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結合時間因素對研究的影響，那么在此基礎上第二層次及第三層次均會呈現出動態決策結果。第四層析的分析是對前面分析結果的一種詮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四層次分析法繼承的同時，亦對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處進行了補充與說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脈相承的
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一脈相承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興古典經濟學中應用的超邊際分析工具脫胎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某些差異，即超邊際分析工具分析的結果要更為集中且精確。此外，超邊際分析應用了現代化的數理模型及工具，簡化了分析過程，同時深化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第二，超邊際分析內容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與關鍵，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重點研究問題，即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展開了有效解決。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興古典經濟學仍然處在發展中階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對其展開細致的評價具有一定深遠意義。即在新興古典經濟學興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經濟學也由此迎來了新的挑戰，并為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拓寬了其分析范圍，致使其在此基礎上必須通過整合自身核心理論達到最佳的分析狀態。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對超邊際分析工具的應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代經濟學分析工具的發展，且強化了相關專家學者對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終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應用水平。另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在我國經濟改革中起到了引導作用，且調動了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3]。
結論：綜上可知，古典經濟學在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后實現了不同派別的分化，而新興古典經濟學作為發展中的經濟思想，其在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核心與分析工具的基礎上，也繼承了其四層次分析法，且對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處進行了相應補充，最終達到了精準分析的目的。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繼承了古典經濟學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內容，且通過對分析工具的優化解決了分工與專業化等相關問題。（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周海歐.經濟增長、交易費用與制度變遷的一個形式化分析框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貢獻[J].當代財經，2013，15（05）：5-14.
第7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相融的趨勢日漸明顯，人們逐漸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行為主體的不同選擇，兩者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定基礎。因此，研究和探索有關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兩種理論在新形勢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個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于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回顧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這兩者都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所以，用國際分工的思想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
第8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在工程造價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住建部提出積極引導高校參與造價管理重點課題研究，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和選拔模式，大力推進校企合作，探索產學研一體化的人才培養機制[1]。在此背景下,武漢生物工程學院立項了33門專業核心課程,著重培養學生在本學科專業應用領域里的核心知識和核心能力。通過一段時期的課程建設，工程經濟課程在教學團隊、教學目標改革、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改革及課程資源建設等方面均有所改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課程體系。本人現將工程經濟核心課程改革中的經驗、做法做一些總結和思考，供各位同仁探討并指正。
1教學目標改革
工程經濟是工程項目實踐活動的理論總結，更是工程設計、項目施工、工程造價從業人員必備的知識與技能，在教學過程中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2]。因此，在課程建設過程中，教學團隊以工程經濟學科的基本內容和建設領域執業資格考試（一級建造師、一級造價工程師、結構工程師等）對工程經濟知識結構的要求構建課程知識體系，以建筑市場對工程管理人才（造價人才、施工人才）的一般能力要求培養學生應用能力，以具體工程項目的工程財務評價或國民經濟評價來完善學生專業知識體系。綜上所述，該課程需達到以下教學目標：（1）知識目標：要求學生在理解工程經濟基本要素和資金等值計算原理的基礎上掌握工程經濟評價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礎上熟悉對項目方案進行不確定性分析、工程經濟評價、價值工程分析和設備更新分析的基本步驟。（2）能力目標：要求學生能對具體工程項目進行基本的財務評價和國民經濟評價，編制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并對工程建設全過程中的各類方案（如設計方案、施工方案、投標報價方案等）進行評價比選。（3）德育目標：就工程造價專業學生而言，工程經濟在實際項目中的運用更要求學生要遵守“誠信、公正、精業、進取”的執業原則，愛崗敬業，不弄虛作假，對自己的造價成果文件負責[3]。
2教學內容改革
工程經濟的教學內容可大致分為三個模塊：第一模塊為基本理論。這一模塊的主要內容為工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工程經濟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工程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以及工程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資金的時間價值的計算。第二模塊為分析方法，由工程項目經濟評價指標、多方案的比較與選擇、不確定性分析等內容組成。第三模塊為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的實際運用，主要由工程項目的經濟評價（財務評價、國民經濟評價）、可行性研究、價值工程和設備更新的經濟分析組成。在課程建設過程中，通過對工程經濟課程教學調研的結果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的要求，將教學內容進行了重新安排，將教學內容劃分為四大模塊：投資估算編制、項目確定性分析、項目不確定性分析和經濟評價。
3教學方法改革
工程經濟教學內容知識點多，日常的課程教學以講解計算方法或理論為主，學生容易感覺教學內容枯燥，考核方式科學性不夠，主要考核學生對基礎概念的理解和計算能力，忽視了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培養。目前，在核心課程改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案例教學法和小組討論法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在調整教學內容組織結構的基礎上，設計最佳的課程主線，從對應的教學案例出發，引導學生積極討論。
4教學體系改革
工程造價專業是工程技術與經濟管理相互結合的復合性學科，針對該專業的特點，有必要讓學生深化經濟知識水平，具備利用工程經濟知識知道、合理評價工程項目的能力[4]。因此，在人才培養方案中，把工程經濟教學的體系進行修訂，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獨立實訓環節。實踐部分以具體工程項目財務評價進行驅動，包含課程從投資估算編制到確定性分析和不確定分析的內容，增強學生對具體項目經濟評價的運用能力，掌握工程項目可行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為保證實訓效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以實際項目作為背景，介紹理論知識后即引導學生課后完成相關報表和經濟指標的計算，得出項目可行性分析的結論。
第9篇：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核心定理；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01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2-0095-05
新制度經濟學（NIE）是最近四十多年興起的一門經濟學子學科。雖然R·科斯早期的兩篇文章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卻長期處于“引而不用”的尷尬地位。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一批學者開始推進科斯的思想，逐漸實現了制度問題與經濟分析的有機結合，有價值的成果不斷涌現，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深刻的研究領域。人們習慣于將這些理論歸入NIE之列，其中包括諸多分支，例如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等。但這些理論所用的假設、概念、視角等并不完全一致，我們往往很難把握NIE的理論體系，以致NIE似乎只是一些松散觀點的堆積。一些學者已試圖歸納出NIE的分析框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T·埃格特森的《經濟行為與制度》以及E·弗魯博頓和R·芮切特的《新制度經濟學》。[1][2]這些工作加深了我們對NIE體系的理解和把握。不過，前者對各分支之間的關系還缺乏歸納和提煉，而后者雖然進一步歸納了它們之間的關系，但把基準立于不完全契約之上。除此之外，目前NIE還存在與傳統制度經濟學交叉和互補發展的趨勢，S·鮑爾斯對此趨勢做了理論概括。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從研究思路、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來重新審視NIE，從而指出其分析框架的基本特征。
一、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
總體看來，20世紀以來研究制度問題的經濟學者主要可分為兩個陣營，即傳統制度經濟學（OIE）和新制度經濟學（NIE）。M·盧瑟福用五個標準仔細區分了二者，即形式主義與非形式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理性與規則遵循、演進與設計、規范性判斷的基礎及政府干預經濟的適當作用。其中NIE強調形式主義方法，相信個人創造制度，強調理，秉持自發過程、個人主義規范標準以及提倡政府的有限作用；OIE則強調非形式化的方法，相信制度造就個人，強調習慣和社會規范、集體選擇，秉持社會規范標準以及提倡政府的更大作用。這種區分有助于我們把握它們的主要特征。[3]不過，根據這些標準，即使同一陣營學者的觀點或方法也有差異，而不同陣營學者的觀點和方法也有相通之處。換句話說，該標準很多時候并未能對二者進行準確概括和區分。
我們采用“范式”概念從學科的高度來把握這種差別。范式概念是由T·庫恩最早提出，并經過了I·拉卡托斯的發展。[4]范式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它們形成了科學家的共同信念。庫恩把范式的形成看作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成熟標志。任何一門學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稱為科學，否則就不能稱為科學或稱前科學。而科學革命的實質則是一種范式向另外一種范式的轉換。拉卡托斯繼而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他把一門學科分為兩個部分，即該范式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防護帶。對研究方式的修正是重新調整其保護帶，而對內核要素的改變則是形成了新范式。從以上思路著眼，我們發現NIE與OIE的關鍵區別在于它們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一般而言，前者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本分析工具，而后者則與之關系松散甚至持排斥態度。進一步地說，NIE只是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防護帶，而沒有改變其基本內核。
新古典經濟學是在19世紀60年代隨著古典經濟學的解體和邊際主義的興起而發端的，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已形成了較成熟的分析框架。它在秉持關注資源配置效率的經濟學基本視角的同時，強調個體主義和理性精神，并采用邊際和均衡分析方法。這些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核。而它的保護帶則主要包括分析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即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經濟人，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商品及其價格。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充分顯示了這些特點。它表明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社會資源可以達到最優配置。該狀態實現所需的四個條件都是技術性的，并不涉及任何制度因素。或者說，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可以達到帕累托狀態。而NIE在繼承這些內核的基礎上，又做了以下兩個相互聯系的重要發展。
其一是研究對象的改變。康芒斯首先對交易概念內涵和外延做了明確界定。他認識到生產和交易構成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全部內容，并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區別。生產反映了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交易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交換不同，交易是一種讓予和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法律活動，實現的是對所有權的法律控制。因此，它的本質并不是商品的單純讓渡，而是財產權利的轉移與控制。這一內涵使交易的外延大為擴展，大量的經濟現象被包括進來。根據各主體之間地位或關系的差別，康芒斯把它們劃分為三類，即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它們分別對應了市場上、組織內部以及政府與居民之間的經濟活動。可見，通過從權利角度認識交易，社會經濟活動的絕大部分就被納入了一個統一的分析范疇。因此康芒斯視交易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這些分析被NIE學者繼承和發展，從而成為其基本的研究對象。[5]
其二是行為假設的改變。F·奈特和R·科斯等學者對經濟人假設提出異議，要求對它加以修正，以恢復實際的人的顯著特征。根據對現實的理解，NIE提出了契約人的概念，即行為主體總是處于一定的交易關系中，該交易背后總是有某種契約支持。與經濟人相比，契約人具有兩個鮮明特征，即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前者是指當事人“意圖上追求理性，但客觀上僅有限地做到這一點”的行為特征；后者則指人們利用一切機會來實現個人利益的行為，尤其是采取見機行事的不誠實或欺騙手段。這兩個特征使我們研究問題的視角發生了很大轉變。在完全理性和誠實的經濟人假設下，當事人能夠達成完全契約以保證交易順利進行。可是，契約人的假設則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締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契約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因此，研究如何建立不同的組織或制度，從而選擇不同的契約以彌補事前契約的缺陷和解決事后爭端，就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可見，NIE只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它并沒有形成新的理論范式，而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之上，修正了其分析主體和客體，從而實現了制度問題和經濟分析的結合。
二、新制度經濟學各分支之間的內在聯系
目前歸于NIE下的大量理論分支，往往被很多介紹性文獻或教科書簡單地分門別類敘述，而它們之間的關系卻很少得到系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使得我們在分別掌握它們的同時，也易于忽略從學科體系的高度來把握它們。總的來說，這些理論不管有多大程度的差異，它們都有一條主線貫串在一起，即科斯定理。我們下面結合NIE的幾個主要分支來具體闡述這種關系。
科斯定理，這種提法最早出現在G·斯蒂格勒1966年出版的《價格理論》一書中，它來源于R·科斯1960年的經典文章《社會成本問題》。此后二十多年里，人們從多個角度對它的內涵和意義做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它不僅出現在很多流行的教科書中，而且被寫入了《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它自身也有科斯定理1和定理2、規范和實證的科斯定理等等不同表述。我們把它概括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如何界定并不影響效率。
這個定理分析的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情況，或者說是一個“無摩擦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它的理論地位才變得無可替代。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問題的平臺，促使我們理解各種制度和組織存在的原因和意義。因為根據科斯定理，我們自然推出：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那么初始產權的界定就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斯定理2。各種制度或組織是與交易成本的節約相適應的，沒有交易成本也就不會有制度或組織問題。因此，面對資源低效使用的問題時，我們就會自覺地去考察阻礙效率的制度或組織因素，并探究解決或改進辦法。鑒于科斯定理的重要價值，許成鋼恰如其分地把它稱為現代經濟學五大“不相關定理”之一。[6]由該定理出發，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來認識交易成本，從而發展了不同的分支學科。盡管每一分支都有大量理論，但我們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內容。
1.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的存在，要求屬性各異的交易與效能不同的治理結構進行合理匹配。O·威廉姆森1979年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契約關系的規則》對此作了詳盡闡述，從而開創了交易成本經濟學。通過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等三個維度，他把各種交易仔細區分開來。這些交易要順利進行，就需要采取有效的組織方式。而市場、企業和混合型則正是針對不同交易而產生的治理機制，以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可以說，這個定理為我們研究千差萬別的組織問題提供了一個可操作性的框架。
2.委托—理論：成本的存在，要求組織建立一套有效約束和激勵人行動的制度安排。M·詹森和W·麥克林1976年在《企業理論：經理行為、成本和所有權結構》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這個思想，從而開創了委托—理論。企業被視為各類合同關系的紐結，其中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成本問題，即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間利益和信息的不對稱，人并不會自動采取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行為。該問題的解決程度將極大地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率，企業的諸多努力也正是致力于此。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企業的資本結構等一系列問題。
3.不完全契約理論：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組織的效率取決于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匹配和配置。S·格羅斯曼、O·哈特和J·莫爾在1986年發表的《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和1990年發表的《產權與企業的性質》兩篇文章中闡述了這一思想，從而開創了現代產權理論。不完全契約意味著權利被分為特定權利和剩余權利，而剩余權利才是最為重要的，它包括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其中剩余控制權就是真正的所有權。這兩種剩余權利的合理匹配，并且配置給恰當的主體，是企業等組織實現有效運行的必然要求。
4.法經濟學：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權利應賦予那些對權利凈值評價最高并且最珍視它們的人，事故責任則應歸咎于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而沒有這樣做的當事人。R·波斯納在1973年發表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總結出有效率的法律安排的一般規律，從而推動了法經濟學的發展。它不僅滿足效率最大化的條件，而且對于指導事前的權利安排和事后的責任判定具有易于操作的特性。波斯納將這一定理用于對部門法、憲法和經濟組織的分析，從而表明經濟學是分析一系列法律問題的有力工具。
5.新經濟史學：國家的存在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D·諾思在他與R·托馬斯1973年合寫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最早對此做了論述，從而成為新經濟史學的基本命題之一。國家對于產權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產權的界定和實施往往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另一方面，國家有時也會為了一己之利而侵犯或損害產權。國家不能建立符合社會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包括統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機構問題、利益集團的沖突以及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等。
不難看出，上述五個子定理其實是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在交易成本存在時，經濟效率所受的影響以及我們為此所提供的解決方式。因此，它們都可視為科斯定理2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在科斯基準定理之上的不同發展。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而有機的研究主題，從而揭示了制度、組織以及國家的重要意義。
三、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分析上的三個統一
一般說來，我們判斷一種分析框架是否進步，主要是看它解釋或預測問題的范圍是否擴大或精度是否提高。做到其中任何一點，我們都可認為它是理論上的一個發展。新古典經濟學通過供求分析模型，實現了商品定價和收入分配的統一，這被視為經濟分析上的重要進步。NIE則實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統一。
（一）廠商和家庭的統一
廠商和家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分開的，它們分別構成了商品市場上的供需方和要素市場上的需供方。前者追求最大利潤，后者則追求最大效用。但NIE卻把這種差別給打破了。它向我們揭示，企業并不是一個“黑箱”或生產函數，而是有著多種結構的復雜經濟組織，不同結構對于企業績效有不同影響，因此企業并不能被自動假設為必然致力于利潤最大化。它也是由具有自身利益的人來組成和經營的，他們也會努力實現最大效用。于是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都被統一為效用最大化。[7]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其實都是在資源和制度等約束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問題。可以說，正是由于NIE把視角深入到了組織內部，才真正做到了企業和家庭分析的統一。這不僅推動了我們對企業的性質、規模、結構以及兼并等大量問題進行深入考察，從而形成了日臻完善的企業組織理論；而且推動了我們對家庭形式及其原因等問題的重新認識，從而發展了家庭組織經濟學。
（二）市場和企業的統一
市場和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也是分開的，市場通過價格來配置資源，而企業則主要通過指令計劃。作為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它們甚至一度被視為可以相互替代的。但NIE深刻指出了二者的同質性。I·麥克內爾在上世紀70年代根據契約的不同性質，把它們分為古典契約、新古典契約和關系契約三類，從而為我們分析交易問題搭建了一個框架。威廉姆森等人通過引入交易成本的視角而賦予了它新的理論意義，從而揭示：古典契約相當于市場治理，新古典契約對應于三邊治理，而關系契約則對應于雙邊或層級治理。現實中的絕大部分交易活動都是由上述三種契約支持的，它們與各種治理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這樣，市場和企業就不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只是不同的治理機制而已，其間還存在大量而連續的混合制。這些機制的主要差別就在于適應性、激勵強度和行政控制等方面。市場是自發適應作用發揮最充分的機制，它具有高強度的激勵效果，交易各方處于自主地位，對彼此的控制能力很弱。而企業是自覺性適應作用發揮最充分的機制，它的激勵強度最弱，交易各方處于不平等地位，存在嚴格的等級關系。混合制則處于二者之間，它在適應性、激勵強度和行政控制方面都處于中間值。
（三）政府與微觀主體的統一
政府和微觀主體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也是分開的，它們按不同的動機和目標各行其是。微觀主體關心的是個體利益，這不僅是普遍的而且被視為正當的，利益驅使他們做出各種抉擇。政府關心的則是整體利益，它被視為公益的維護者和促進者，從早期的“守夜人”到現代的彌補“市場失靈”的角色莫不如此。但NIE為我們揭示了二者的一致性。與其他組織一樣，政府也是由個人組成和運行的，這貫穿于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作為“人”所具有的特點，而一廂情愿地假定他們都是全知全能而大公無私的。他們也存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也有動力在一定約束下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政府于是就褪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環，它也會“失靈”而給社會造成重大損失。這樣，分析政府和個人就可以采取統一的框架。我們由此可以理解政府諸多行為的前因后果，從而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政府問題受到了D·諾思等諸多學者的高度關注，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這從林毅夫[8]對此類文獻的綜述可見一斑。
四、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既然NIE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那么后者的基本分析方法，比如邊際和均衡分析，就仍為NIE所普遍采用。除此之外，NIE還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思路或方法，我們把它們主要歸為以下三類。
（一）制度因素分析
這個思路是最容易被大家想到也是運用最普遍的，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方法聯系最緊密。新古典經濟學習慣于分析行為主體在既定約束下的最大化問題，薩繆爾森等人為該方法的規范和推廣提供了基礎。許多學者采用該思路來分析制度或組織問題，不過在技術上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其一是把制度視為相對獨立的要素；其二是把制度視為經濟決策的約束條件。M·詹森和W·麥克林1979年提出的一個生產函數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Q=FR（L，K，M，C：T）
在該式中，制度安排C和勞動L、資本K以及原材料M等要素處于同等地位，都為產出Q做了貢獻；而C的選擇則受制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R。它啟示我們要在考察制度環境的基礎上來確定可行的制度安排，進而分析它對經濟活動的意義。但該思路的真正困難在于如何衡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大小。如果我們像D·諾思那樣把制度視為經濟增長的原因而不是組成部分，或者像馬克思那樣把制度視為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那么這種衡量工作恐怕就是缺乏根據而難以企及的。
（二）比較制度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習慣于假定存在一種資源配置的理想標準，即帕累托最優，并以此來評價現實的資源配置效率。R·科斯對這種做法表示強烈不滿，認為它最終導致了思維的松散，因為所比較的替代對象的性質從來就不清楚。從一定意義上說，任何一種資源配置都是最優的。即使存在低效率，我們通常也能從約束條件上找到原因，因為最優都是在既定約束下的最優。因此，這種思路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往往顯得捉襟見肘。與此不同，NIE通常采用比較制度分析方法。它不是在理想標準與現實“不完美”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而是比較可行的各種備選方案的效率優劣。如果一種制度在所有可行方案中是最有效率的，那么它就是最優的。
在比較各種制度或組織時，NIE主要考察它們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差異。這是因為交易成本是它們存在和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一個無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制度是不重要的。與之相應，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或組織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而我們評價制度更替的效率時，也主要看它是否實現了交易成本的節約。這個方法也可以間接地衡量制度的貢獻。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如果我們采取不同制度而產生了不同效果，那么就可以用制度來解釋這種差異。不過，要比較準確地做到這一點，需要保證初始條件相同或很少變化。
（三）博弈分析
博弈論與制度分析結合的時間較晚，最早可追溯到A·肖特1981年的著作。[9]與將它引入經濟學其他領域所起的效應一樣，博弈論的采用也推動了我們對制度問題的研究，這主要體現在制度演變方面。[10]制度存在的意義在于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以實現不同程度的合作。在一個組織、社區或領域內，單個主體的行為會影響其他主體的收益，因而各主體之間的行為影響具有相互性。而博弈論則是一種研究決策相互影響的理性人如何決策以獲取最大收益的理論。它既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均衡方法，即各理性人在既定約束下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又考慮了他們之間存在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因此，博弈論不失為一種研究制度的有力工具，二者結合被視為經濟學發展的很有前途之域。
目前博弈論較多被用于分析制度變遷問題。一種制度無論是產生還是變遷，都是不同主體相互博弈的結果。在一定條件下，某種制度穩定意味著各參與者行為結果已是最優，因而無動機改變目前決策；而一旦條件發生變化使得參與者積極追求新的最大收益，原有制度就開始發生變化。我們可以認為制度是博弈規則，其創新與變遷分別對應著參與者對游戲規則的制定和修改。但制度并非像一個博弈規則那樣簡單，該規則如何形成以及為何變化也有待進一步探究。換句話說，除了理解理性人在不同規則下的最大化行為，我們更需分析這些規則自身的前因后果。
五、結論
綜上所述，目前NIE各理論分支雖然存在諸多差異，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內在一致性。NIE一方面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堅持個體主義和理性精神，采用均衡和邊際分析；另一方面又有了一些重大突破，改變了行為主體和分析對象，實現了企業和家庭、市場和企業以及政府和微觀主體在分析上的統一。NIE諸多分支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定理展開的，它們只是從不同角度對科斯定理的具體延伸。而制度因素分析、比較制度分析以及博弈分析等方法也顯示了NIE的自身特色。本研究并未概括NIE的全部內容，尤其是與OIE相關的部分；而只是對其分析框架的一個提煉。這至少有助于我們理解NIE現存的主要內容，從而有助于我們對NIE的進一步研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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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培頓·楊.個人策略與社會結構——制度的演化理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an Qingg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