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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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
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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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魯迅先生曾在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中指出“文藝本應該并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鑒賞”，“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①。這句話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和傳播也是適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為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個部分，深刻而生動地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現代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當前國學熱雖然持續升溫，但是古代文學受眾范圍比較有限，多數時候還是被束之高閣，這是影響其繁榮發展及文化建設功能發揮的最大絆腳石。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始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及學術普及工作，這些只是古代文學大眾化問題上的一部分，對整個古代文學的大眾化問題關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眾化問題應該是古代文學教研的出發點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學雖然離我們時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遠，但并不意味著它就應該是枯燥無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時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滿了玄機和珍寶。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機和珍寶，它不是每個普通大眾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談的古代文學的大眾化，不是讓每個人都成為學者，而是進行學術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眾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賞。這并不是要降低標準，一味迎合大眾低俗需求，而是通過古代文學的研究、傳承、傳播使大眾文化植根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眾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熱火朝天與深層曲高和寡的落差
當前國學熱持續升溫，古代文學呈現出了繁榮的一面：越來越多的中小學開設國學啟蒙課程，很多大學設立了國學班或國學研究院，北大、清華、復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紛紛開辦國學班，全國幾乎所有高等學校都開設了“大學語文”的必修課或選修課，眾多“大學語文”課本中古代文學內容幾乎都占絕對優勢；古代文學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幾乎到了“四海無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下問題，如俞香順在《中國荷花審美文化研究》中提到“從文學與文化角度研究中國花卉也體現了古典文學研究的開放意識和當代意識”，“其研究的原動力或者說是歸宿點都是為了提升當前博興的‘花卉熱’內涵，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品位，從習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華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從而增強愛國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學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無聞的教授走向公眾成為學術明星，引起了學界和普通大眾對于學術大眾化、學者偶像化的紛爭。電視、廣播、報刊等大眾傳媒大量開設古代文學與文化講座或討論版塊，受到大眾的廣泛歡迎和積極參與，如百家講壇。各種形式的解讀經典、改寫經典成為時尚，解讀、改寫經典的圖書也尤為暢銷，如《人生若只如初見》自上市伊始，便進入卓越網圖書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論語〉心得》簽售會后一個月內銷量突破一百萬冊。很多優秀古代文學作品被拍攝成影視劇（如電影《孔子》《趙氏孤兒》等）且收視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們欣喜地看到社會大眾對了解古代文學的熱情十分高漲，古代文化經典也在逐漸走向人民大眾。
但審視一下當前大眾的閱讀現狀，中國古代文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據調查，“讀過四大名著的大學生僅為5%，即便在中文專業的大學生里，這個比例也少得可憐”④，更別說在普通大眾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讀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學術圈內。書店里多數古代文學類書籍問津者甚少。如果大眾了解古代文學多數靠講座、影視劇、課堂講授，缺少主動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閱讀、品讀，大眾無疑只會徘徊在古代文學和文化的邊緣，難以抵達精髓。目前媒體對古代文學的傳播、包裝、炒作明顯存在偏差，受眾也經常是一笑而過，并沒有對精神起多大影響。大學語文課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尷尬局面⑤，古代文學課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閱讀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質化，是影響古代文學傳播質量的關鍵，成為國學熱的硬傷。這注定目前的國學熱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癢式的。這些與當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和人民大眾物質化、功利化的生活態度，以及科技的發展，文化信息傳播渠道的日益增多，書籍、報刊、電視、廣播、電子網絡等傳媒手段令人應接不暇，文化消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多彩有關。與古代文學自身先天閱讀障礙（社會文化背景、字音、詞義等）有關。與學術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存在、學術抄襲剽竊和模仿翻新等問題比較嚴重，學術文章的論述空洞、乏味，真正創新性、價值高、實用性強的研究成果少有關。可見，當前古代文學的大眾化主要停留在表層，普通大眾與真實的古代文學還有很厚的隔膜，大眾對很多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誤差、偏差，難以抵達精髓。
二、里應外合，推進古代文學走向大眾、大眾走進古代文學
古代文學的大眾化道路涉及面廣且漫長。王長華、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眾一般要經歷一個較長過程。從產生成果——同行專家學者認同——眾多學者結合自身體會廣播于眾——滲透到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過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個傳播過程都要注重實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審美性，不斷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學的當下意義。所謂當下意義是指現代意義、實用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同樣要考慮當下實際意義。古代文學的意義和內涵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流派依據主觀意志所規定的，而是結合具體的時代精神，不斷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時強調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生永遠是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古代文學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學中有沒有對今天依然特別有價值的東西呢？趙逵夫的《繼承優秀文學遺產弘揚偉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意義闡釋》等文章中有詳細闡述。具體歸納如下：一是能為現代社會所倡導的社會準則、道德風尚、文化熱點等追宗溯源，豐富發展其內涵；二是中國文學重人倫、重禮儀、講“家國同構”“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進父子、夫妻、兄
弟、師徒、朋友等關系，是現代社會醫治人情冷漠的一劑溫補的湯藥，如《論語》對于今人處理人際關系、人生價值觀架構就有重要啟發；三是大量描寫自然，體現作者對生活環境深切關注，對大自然熱愛的詩歌與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破壞嚴重矛盾的一種呼救；四是大量表現作者閑情逸致、坦蕩胸襟的作品，可以滌蕩現代人浮躁不安的心靈，成為現代人舒緩壓力、心靈安寧的一副安神劑。五是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是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可以使人端視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品位，提高人生修養的一種途徑。作為學者或教師能夠深刻認識、挖掘古代文學的當代現實意義，推進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這樣古代文學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個研究者筆下也是常新的，對每個讀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實際意義的。
其次，無論是教研還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關懷和審美體驗，從而在提高人生境界、豐富情感上發揮難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學本不應該是枯燥、難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為文學本身就是需要心靈溝通、情感體驗與人生感悟。古代文學有時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經無比繁榮的古城，教學和研究的過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師需要在如何抓住觀眾好奇心理、如何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當代學者會有這樣的共鳴，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葉嘉瑩、顧隨等），都是帶著濃厚的學術情感、文化情感開展教學和研究的，而今天還有多少學者帶著濃烈的情感進行教學和研究并體現這種情感和擔當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學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艱辛而高深的學術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時又不低俗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可以多編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學知識讀物，多寫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編選一些適合當下的總集、別集，使古文底子、社會文化背景隔閡不再成為讀者閱讀的障礙。文學研究者應該擔負起將深奧難懂的經典通俗化、生動化的重任。20世紀80年代，古代文學各領域里著名學者撰寫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學知識的讀物——《中國古代文學基本知識叢書》。葉嘉瑩先生也曾萌生過普及古代詩詞的愿望并身體力行，2007年中華書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據她上課或演講而整理的錄音稿，主要是面向社會大眾的普及讀本，包括《唐宋詞十七講》等。2013年首屆“詩詞中國”傳統詩詞創作大賽上中華書局出版了《詩詞寫作常識》《詩詞格律》《怎樣賞
詩》等“詩詞中國”普及讀物。這些書籍對于普及古代文學知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總體量少，宣傳力度不夠，受眾范圍有限。我們至今背誦的經典唐詩依然沿用清人孫洙輯選的《唐詩三百首》，兩百多年過去了，它是否還適合當下的審美需要值得質疑。結合當下編選新的《唐詩三百首》及其他總集、別集也是極有必要的。學術普及意識在整個社會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部分學者也不屑為此事。所以，學者們躬下身來，有意識的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喜歡的語言多編寫一些古代文學通俗讀物、結合時展多編選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義的。
2.從受眾方面看，要培養與引導并重，要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
一方面要“培養成熟的受眾群體”⑨。受眾文化和文學選擇能力高低直接影響古代文學傳播質量。歷史上的文學大眾化，繁榮了文學發展的同時也隱藏了對文學發展帶來的致命傷害，主要表現在降低文學審美水平和質量上。為避免或縮小這種傷害，培養高素質的受眾群體，加大對大眾閱讀的引導尤為重要。學校教育應該更加重視文言文閱讀訓練和古代優秀文學作品的學習，承擔起培養成熟受眾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門可以有意識的做些閱讀引導工作。1997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舉辦了讀書文化節活動，主要目的是倡導讀書風氣、指導讀書門徑，由此產生了季羨林、張岱年等國內54位著名學者聯合推薦的《人文經典應讀選讀書目》。可是十余年過去了，這樣有力的引導工作我們卻沒有繼續做好。各個層面有意識的進行傳統文化、古代文學的宣傳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種宣傳品上印古代詩詞名句、經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圖文并茂的古代文學名篇。
3.充分利用現代媒體，使古代文學走出學術圈，走向社會大眾
現代網絡、傳媒高速發展，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
面。盡管目前其對古代文學的影響遠不如其他領域深刻，偶爾還有些負面影響，但是在古代文學大眾化的道路上我們不能無視或回避。在評議百家講壇時有人說“高雅文化與現代媒體聯姻，便找到了一種覆蓋面最廣和受眾人數最多的現代傳播的載體”。古代文學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艱難晦澀往往為廣泛傳播帶來困難，而電視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中受眾面最廣，觀眾平均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大眾化傳播媒介，恰可以彌補文字傳播的不足。電視、電腦等媒介集圖像、聲音、文字等多種藝術手段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語言塑造的間接形象轉換為直觀的視覺形象，能用通俗生動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種需要通過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間接性，使觀眾容易接受，因而能擴大傳播的廣度。在這樣一種現實趨勢下，以高雅文化為內核的經典文學文化借助現代傳媒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也就實現了高雅文化的大眾傳播。在網絡化的今天，如何擴大古代文學與現代媒體的結合度值得思索。
吟誦、歌唱、說唱、講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學較為常見的傳播方式，對當前的傳播依然有現實意義，《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鈴》等被譜成曲后，其傳唱之廣泛幾乎到了無人不知、無人不唱的程度，通過傳唱大眾既娛樂了身心，又獲得了古詩詞意蘊美之熏陶。今天，我們也不妨借鑒歷史，重新為詩詞譜曲，以古代小說等文學作品為基礎編寫劇本、歌詞。
第3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如現今流行的網絡漫畫電子版，以《三國演義》為例，改編成漫畫版后，其精髓也不減少，依然能見當年英雄本色，適合任何年齡段的人觀賞。漫畫是視覺藝術的一個畫種，既給讀者一種形象直觀、快暢淋漓的審美感受，同樣可以使讀者在輕松閱讀間，能領略到這部經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如果拒絕網絡這一日益強大的媒體，無疑是自絕于讀者。因此，充分運用網絡傳播來爭取消費者以拓寬自己的空間是文學當然的選擇，從而打開一個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新局面。
二、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提供優質的服務
網絡環境的出現和數字技術的發展，雖然只是當今社會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中的一個部分，卻對現代教育教學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肯定的說，數字化資源的利用必將成為學習與教學中的必要途徑和手段。隨著教學環境的變化，在教學方法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必須不斷探索適應新時代的教學模式。目前，全國所有大學及大部分的中小學校都能夠上網，使廣大師生能夠共享網上資源和學習資料，提高教育質量和學習效果。網絡技術可以直接運用到課堂教學過程中，就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而言，中國許多高等院校利用網絡技術為輔助手段，建設了跟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相關的網站或者建立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古代文學數據庫，為學生提供了大量古籍資料和文獻作為教學與研究的參考。在建設的過程中，將不同版本中收錄的中國古代文學盡數錄入，并且予以有序和系統的分類。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教師就可以充分利用了這樣的數據庫，引起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的的認知和思考能力，從而更好的完成教學目標。有論者曾指出，在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上，為了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必須堅持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其中的“直觀演示法”是采用數字技術為輔助的教學方法。“直觀演示法適合于演示比較復雜的事件或介紹相關的背景材料。如《晉楚城濮之戰》敘述晉楚雙方的作戰態勢、作戰過程，敘述頗為復雜，但運用電腦課件將其繪制成圖表，則一目了然，避免了煩瑣的敘述，有效地節約了教學時間。在介紹曹雪芹時，通過曹雪芹畫像、曹雪芹故居、《紅樓夢》手稿的演示，使學生對其有一個直觀的感受。”現今，很多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完成數字化轉換，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信息資源。古典書籍的數字化使讀者可以快速方便地檢索到所需內容，甚至是在傳統古籍中很難查找到的內容。只要了解相關的網絡資料，計算機網絡可以在幾秒鐘內提供出所有上網相關文章，并且有的還能夠全文復制下來。對于查找資料者來說，這些數字資源更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巨大優勢。黃靈慶在《信息時代的古文獻研究感言》一文中用自己的親身體驗闡述了古籍數字化為學術研究帶來的影響。他經歷了從手工抄書———電腦抄書制作電子數據———購買古籍數據庫的過程。黃先生原有手工抄書的習慣，僅古今注釋《楚辭》的書，抄了四十多種。翻閱材料時，得一迭一迭搬出來，很費功夫。他在電腦寫作的過程中體會到了在電子稿中查找某個詞語的便利。于是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將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在電腦上又抄寫了一通。通過對電子數據的查找，任何一個字、詞、次數等，都快速而準確地顯示出來。黃先生后來購買了《國學寶典》，運用電子數據庫的技術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服務。可見，古代文學研究者只要懂得應用這些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這樣就不用在研究工作花費漫長的時間。大多數數字化的古籍都可以速快準確地為研究員及學者提供古典文獻資料，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作用。
三、使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范圍更加廣闊
利用信息技術，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最主要的推動力就是便于文學作品的傳播、普及和弘揚。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將打破了傳統文學傳播方式。以前的傳統文學傳播，無論是口頭傳播還是印刷傳播，都要符合“物質、時間、空間”這三個條件，而這三個條件往往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對外傳播的最大障礙。可是現在的數字技術解決了時空的制約、消除了距離上的局限。現今所謂的“數字圖書館”(DigitalLibrary)就是最佳的例子。數字圖書館是通過多媒體方式，將圖像、事件與背景材料展現于世界每一個角落。
數字圖書館可以提供電子出版物、數據庫、網絡上的各種信息。用戶從數字圖書館中不僅可以查找文獻，還可以得到文獻全文以及多媒體信息。在服務方式上，讀者只要有互聯網，不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圖書館的服務。各國的研究者不再需要出國去查找資料，文獻資料共享的范圍大大擴展。比如，美國的哈佛大學圖書館2002年建立了開放館藏計劃(OCP)，由WilliamandFloraHewlett基金會贊助。后來又推出在線閱讀計劃，這一計劃是開放館藏計劃的延伸，由阿卡迪亞基金(ArcadiaFunds)提供贊助，全球用戶可通過網站在線閱讀由25萬個網頁構成的1200本圖書和手稿。至于中國的數字圖書館，CADAL(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性圖書館之一。由中美兩國計算機科學家共同發起的合作計劃。其總體目標是構建擁有多學科、多類型、多語種海量數字資源的，由國內外圖書館、學術組織、學科專業人員廣泛參與建設與服務，具有高技術水平的學術數字圖書館。在項目一期建設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萬冊圖書。在二期建設中(2010年起)，CADAL的國際化程度將進一步提升，將與美國哈佛大學、伊州大學香檳分校(UIUC)圖書館、德國柏林中央圖書館、瑞典皇家工學院圖書館等等展開資源共建共享合作，促使中國在大規模數字圖書館建設和信息服務領域向世界先進水平邁進。這種數字圖書館為全球各地的學者提供了優質、便捷的信息服務。全球性虛擬圖書館服務將打破地域限制，將全人類連接成一個整體。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文學贏得前所未有的傳播范圍和傳播速度。不過，文學的數字化也有其負面的影響。一個影響可能是文學書籍的大量消失。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文學的基本載體就是書籍，而在數字技術產生以后，書籍的印刷與出版將被改變。作品可以直接置于網絡服務器，所有的人可以通過網絡去閱讀，而不必買傳統的文本。一張小小的光盤就可以容納幾十本書的內容，而且還可以有聲、像的配合。這一點是目前最直觀的變化。此外，我們將數字技術運用于古典文學的整理和研究，如果從事古典文學研究者對計算機了解不深，會制約了計算機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應用。比如說，中國文字存在著多樣式、多種類型的復雜情況，在古典文學數字化過程中怎么處理與規范語言文字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研究者在整理古典文學上不夠專業，仍有很多冷僻字不能輸入，會使文學作品的內容、語言出問題。因此，如何進一步規范古典文學數字化過程中的字庫問題，包括簡繁字處理、異體字處理、字量不足等等，仍然是IT業者和文學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對的事項。
第4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國學;古代文學;思想價值
一、國學思想的思考
國學的內涵極其深厚，主要包涵中國古代的歷史學、經濟學、思想文學、技術學、地理學、哲學、政治學、科學以及建筑學、數學、書畫學、星象學、音樂學、醫學等眾多方面。換言概之，就是指中國古代的學說。我國國學起源于清代末期，由于人們常把傳入中國的歐美學術稱之為“西學”和“新學”，因此，中國學問固有的形式則被“國學”一詞代表。國學大師們眼中的國學內涵都各不相同，但不管從何種國學思想中分析，我們都能得知其與我國古代文學之間的必然聯系。國學的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是指中國學術文化中的所有內容，而狹義上則簡稱為儒學，在幾千年前，我國著名的思想大家孔子便在其論詩中表明“群”、“興”、“怨”、“觀”的作用，由此可見，對于實踐思想的重視與儒家思想的入世早已深入到我國思想文化價值的內涵中。此外，國學還分為傳統與新興兩大類，傳統的國學主要包括學術研究與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以酈學為例，通過深入研究這部作品，從而形成一門學問。國學在某程度上體現了文人的愛國情節，在中國文學歷史思想價值的發展過程中，文學藝術逐漸由傳統的思想向現代轉變，這一轉型的過程對現代與傳統學術的發展起到了推動與承接的作用，立足現代的文學形式，看待傳統國學的思想內涵要以與時俱進的態度來對待。
二、古代文學作品的思想
(一)史部
在史部中，對史書進行收隸是其主要內容，這些史書的涵蓋面非常廣，包括地理類、時令類、雜史類、正史類、別史類、編年類和職官類等十五大類，在史記中，我們能夠深切感受到古人的壯志豪情。在史部中，有一部恢宏著作是不得不提的，那便是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所著的《史記》，這部優秀的作品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高度評價，被其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主要的特點就是在相當的時期內，同一事件對人們的不同看法都被記錄在內。《史記》為史學奠定了獨特的文學地位，不僅對通史體裁進行了先行的開辟，更對我國古代散文、戲曲、小說和紀傳等文學產生了深刻而長久的影響。
(二)經部
作為國學的核心部分，學習經學是提升文學涵養的主要內容，其主要分書類、易類、四書類、詩類、小學類和孝經類等十類。縱觀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不難發現，以儒家著作的思想精髓為主力的作品不在少數，多數作品的美學范疇與審美觀念都與儒家經典密不可分。以我國古代的詩歌為例，其表現特征主要含蓄委婉，而對意境的追求則要求詩歌的含義深刻，使人品味無窮，“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將送別的思念延伸至遠方，就很好得體現了這一內容要求。加強我國古學思想與儒學思想的學習，能夠幫助我們多加了解文學的范疇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念。
(三)集部
集部主要分為總集、文學理論和別集這三大類。對詩詞的專集與總集進行詳細收錄，包括詩文評、別集、詞曲、楚辭和總集這五類。在集部中，我們主要對《詩經》進行深入的剖析。早初期，《詩經》的普遍稱呼為《唐詩三百首》，作為一種流傳極其廣泛的唐詩選集，其不僅僅是一部簡單的兒童啟蒙性讀物，還是一部經過歷史沉淀歷久不衰的文學經典。而《唐詩三百首》最早又被稱為“詩三百”，相傳，經過孔子的刪訂，“詩三百”在后世的經典地位被確定，因此統稱為“詩經”。《詩經》以優美的詞句來體現感情的豐富，這種借詩抒情的形式對后世的文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詩歌具有象征性，一首詩歌中常常除了表達顯意之外，還能體現出言外之意，一首僅僅對事物進行闡述的詩歌不能算是好詩，將寓意與顯意結合在一起，不僅能使詩歌內涵更具層次感，還能使詩的主題思想更加意味深長。
(四)子部
子部主要是對諸子百家的類書及著作進行采集，包括道家類、法家類、儒家類、農家類、兵家類、釋家類、雜家類和醫學類等十四種。在子部中，道家與儒家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因此，我們可以以此為例來進行詳細的解析。道家崇尚無為而治，順應自然，莊子與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莊子》一書詳盡闡述了莊子倡導的理論和思想。這本著作通過對虛擬寓言故事的采用，體現了生動奇特、想象豐富、寓意深刻且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表現手法。在我國古代的文學長河中，莊子與周子早已將文學方面的語言發展到玄遠高深的境界，對后代文學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莊子哲學思想的基礎，“道”達到了其思想主張的最高境界。如若對莊子的文學思想和哲學理論沒有深入的研究與了解，便無法立足古代文人的角度，認識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及精神世界，最終也無法分析與研究他們的經典作品。
三、國學思想體現古代的文學價值方面
(一)綜合性思維的引入
現代文學學科的多方面發展給文學創造了獨立的機會，文學與史學合一的局面被制度化與專業化打破，文學、史學和哲學被“分家”。其中，文學主要分外國文學、現代文學、古代文學、文藝學和當代文學這幾大類，而古代文學則被劃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和唐宋元明清層面，在各個不相同的層面中，按照戲劇、詩歌、小說和散文等體裁進行了更深入的劃分。詳細的分門別類使研究范圍更加明確，在當代學術研究中，學者進行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學問而學問，并沒有通過科學合作與獨立品性產生一種傳統學問通研古今的責任感。現代化的文學學術專家取代了古代的通儒，現代文學的嚴格限定、藝術特色、明確指向、實踐方法和獨立系統等一些文學特性能夠加快研究者的模仿操作能力，能快速提高社會意義、人物時代背景的分析與古代藝術特色的疊加的文學研究的步伐。狹隘批判的古代文學研究觀念降低其本身的學術氣度，造成歷史意識流失，在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學者要統籌全局，引入綜合性思維，加強專業的研究技能，拓寬廣闊的研究視野，才能更深入得體現國學與古代文學的思想價值。
(二)歷史觀念的角度分析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古代文學所持有的同情態度與歷史意識相互制約與平衡。文學者們通過有限的歷史文獻綜合了解與連接，常常將自身所處的環境、時代背景和學說納入到古代文學說，以此來闡述古人的思想意志。由于現代學科在發展的背景下對傳統的價值體系與觀念進行了摒除，且改變了舊式研究范式不成系統的局面，研究者們可以一邊享受研究思維解禁后的自由，另一邊也要擔負起對新范式進行優化和創新的使命，從自然科學領域和西方科學理論中學習相關的方法，對其進行吸收與借鑒。歷史意識是語境的一種還原思想，它要求學者在研究時要站在作者的心理世界與原始時代方面，為雙方創造平等對話的條件，其中，研究者的思維模式處于自由狀態，可以在對話中隨意展現，但不能直接通過文學著作進入作者的生活，否則，超越了歷史的限制，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一個現代人的獨角戲，而不是超越時空界限的文學對話。
(三)對傳統文學的珍視
在當代的學科文化研究中，需要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對傳統的文學進行研究。西方理性學派認為，對待傳統文學要在批判中繼承，這種思想實質上已經對傳統文學持否定態度，在對傳統文學進行研究前就已經在潛意識中產生了排斥的思想，尊敬與信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否決了傳統民族文化的自然傳揚與繼承，從而形成傳統民族文化思想層面上的斷裂現象，進一步導致對傳統文化的忽視與批判。古代文學少不了理性與科學精神，傳統文學遺產并不僅僅表現古老文字的形成與古代文學文明的發展，其蘊含的思想、精神和性情才是文學研究最有價值的部分。因此，通過國學以珍視的態度來對待古代文學是對傳統優秀文學的一種肯定。
四、兩者思想價值的共通之處
國學的思想核心主要為忠德思想、信德思想和孝道思想這三種，這三種思想與古代文學所體現的價值有共通之處。“百行孝為先”，這是古代文人對孝道的首要看法，古代社會的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古人稱其為萬物善良的源頭，《弟子規》中指出:“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這句詩表明，當我們的身體受到損傷時，父母會擔心，但當我們的德行品性受到破壞時，父母會因此感到羞恥，這樣稱之為不孝。古代人用忠德來感化百姓，使百姓受到合理的教育，并將此種品性教化給后人，普通百姓要忠于自己的上級，對君主的美好德行進行繼承與發揚，忠與孝是相互統一的，百姓不僅要恪守忠孝之德，以此治家，還要孝順自己的父母，關愛自己的兄弟姐妹，對他人的父母與兄弟姐妹也要適當的關心孝敬，這是作為普通百姓應恪守的最基本忠德。信道，信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信德是治國、利國的根本要素，在古代社會活動中，信德是人們修身律己的法則，也是衡量一個人品德的重要標準。“信”是人與人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的橋梁，對于社會的穩定亦有重要作用，因此，無論是治國，還是交往相處，誠信是基石，是決定一個人能否長遠發展的關鍵。
第5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科舉文化；古代文學；研究意義
中國古代科舉制是選官制上的新發展，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一項偉大創舉。科舉制作為制度文化現象，確實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說：“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似乎可以用一種穩定而周全的制度長年不斷地為中華民族選拔各級管理人員。盡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當二十世紀的人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1]這無疑是一種較為客觀而通達的認識。在我們已經諳盡以嘲諷和批判一切傳統文化為己任的虛妄與創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學態度重新梳理、認識和借鑒傳統文化的同時，認識、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其必要性已無可置疑。
科舉是一種制度，但更是一種文化，我們把它稱之為“科舉文化”。對于科舉制度，當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但我們在更多地對它作制度方面的關注和析說的時候，卻相對忽視了對它的文化關注。以往的一些學人由于重在科舉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與文學的關系，但并未對科舉的文化意義作足夠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現許多偏狹的認識。科舉文化包容了內在與外在的兩種文化屬性，并由此對文學產生影響，而于林林總總的士人精神存在與文學現象中得以表見。所謂科舉文化的內在屬性，指的是科舉考試內容具備了儒學的與文學的性質，即狹義的文化特質；而科舉文化的外在屬性，指的是由科舉而形成的政治導向性與社會、文化等價值觀，即具有了廣泛的文化特性。科舉文化的內外屬性的湊泊，構成了科舉文化的整體。這一整體又營造了文人及文學賴以成長的文化氛圍與環境。
科舉制度是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漸產生、發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獨特的內涵與形式特色。它所顯示出來的精神觀念和特異色彩，又深刻地影響乃至再造了中國文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種制度造就了如此龐大的文官隊伍。黃仁宇先生曾經把秦漢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作了一個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說是好像美國的所謂“潛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即成萬上千的農民，其組織以純樸雷同為主；中層機構簡單，傳統社會以尊卑男女長幼作法治的基礎，無意增加社會的繁復。上下的聯系，倚靠科舉制度。”[2]以文官集團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統治機構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文化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化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舉制度塑造出來的。因而，從科舉與文學關系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人及文學現象，就無疑會更能鮮活和切實地貼近文人及文學本身，把握他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感情形態，展現他們賴以活動的文化背景，從而在更深廣的范圍來認識古代文學及其發展狀貌。
科舉文化與文學的關系是復雜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舉，抑或是遠離科舉，甚至否定科舉，但最終都無法逃離這一文化氛圍的籠罩。歸屬與反叛其實都是一種“影響”，雖然其價值評判大相徑庭，但“對象”畢竟是同一的。由此，我們想到文學研究上應該建立一門“影響學”，來進行科學的理論探討或實踐批評，以避免文學研究上的簡單、片面。
我們覺得，從科舉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人及其文學現象，其學術意義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價的板塊格局，揭示創作主體與作品的直接聯系。
在文學研究領域，方法與觀念的更新轉變，顯得愈來愈重要。以往的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義，也解決了文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但劃界太清，使三者之間的關涉令人有懸隔之感，失之于籠統汗漫、游談無根。時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樣緊密聯系起來的，恐怕這在實際上是非常復雜的。而文學的文化研究方法，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作為文化的科舉，它是聯系世風、士習的最佳中介，也與文學創作建立了較為切近的聯系。如杜荀鶴，為了科舉及第而積極行卷，幾乎行遍天下，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再如蒲松齡，他一生科場失意，到老鄉試未能通過，其孤憤狂癡寄寓筆端。可以說，《聊齋志異》所展現的就是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當然，科舉只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切入點之一，并不能說它是打破時代、作家、作品板塊格局的唯一途徑。然而，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它確是一種最切實、最重要的文化視角。
其次，追索營造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時空，透視作家的整體精神風貌。
中國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歷史文化時空當中，在這一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思考、創作。由于時代的睽隔、歷史的變遷，白云千載，哲人其萎，我們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時代的現實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癡想。我們已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唐朝，去繁華的長安街上領略磊落唐風；我們也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觀賞萬家燈火。然而，這一缺憾可以通過對當時的歷史文化的考察及對文學作品的文化說解獲得一定補償。科舉制度驅動無數文人負笈遠游、求學應舉，這無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動。譬如唐朝舉子紛紛來到長安，穿著白麻衣行走在長安街市上。他們的大多數帶著強烈的科舉仕途欲望聚集到這里，懷著新奇與激動打量著這座繁華雄偉的帝都，登第的喜悅與落第的沮喪形諸歌吟，春風得意與鎩羽還鄉決定了他們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詩中即反映出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頗堪吟味。這不是文學的懸想，而是歷史的真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演繹，認真切實地把握每個作家的生活空間，這無疑會更能充分了解和發掘作品的思想內蘊與情感內蘊。
如上所說，科舉不只是一種制度，它更是一種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時代的文人的精神風貌。唐代科舉制度初創，這一新的選官制度刺激了廣大庶族寒士從政入仕的強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揚奮發、豪邁奔放；宋代科舉幾乎成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優，使宋代人飽讀詩書、博雅風流；元代科舉幾經廢立，且極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體沉淪，他們充滿絕望、憤懣，與倡優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舉以八股取士，科舉成為牢籠志士、驅策英才的專制工具。這時的文士多在一燈如豆下寫作或背誦八股時文，空疏而迂腐。當然，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時代的總體傾向，但一代文學風貌，莫不與此相關。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對作家群體、詩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現代文學理論為我們研究古代作家群體及流派提供了宏觀方法，給予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結合中國古代作家群體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狀態來考慮問題，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學實際的錯誤結論。科舉制度的建立，在一種新的方式上加強了文人隊伍的聚合。如座主與門生的關系、同年關系、師弟子關系，等等，這些關系都有可能導致文學集團或文學流派的衍生。這是具有原生態的文學現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現代的文學理論模式，但確是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
在這方面，歷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學研究的前列。何冠環先生有一本小書，其題目為《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作者從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胡旦榜進士這一角度切入，析論了他們與宋初朋黨的關系。[3]這一視角頗為獨特，也頗具眼光。這種考察符合北宋朋黨的真實面目，這種切入角度對文學研究也有啟示意義。由此，我們來看古代的文學集團或流派，有些情形就與科舉密切相關。就唐宋古文運動看，它在文學史上的巨大貢獻和作用，已為許多學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運動何以能夠興起，其組織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們覺得，一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舉。韓愈不顧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師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韓門弟子”，這些人大都成為古文運動的中堅。所謂韓門弟子，就與科舉行卷之風相關。以師弟子關系為組織形式，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關鍵。他著《師說》要恢復古代從師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顯明。有意味的是，這一組織方式為北宋文人所承繼，宋代的許多古文家都強調師道，就是一個明證。此外，如明清科舉的鄉試、會試與文學集團的形成也有著一定的關系，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這種視角與取向，無疑會促使我們以更為切實的態度，拓展思路，獲得學術的新視野與新思維。
第四，有助于加強對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的考察及以科舉文化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的系統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強調要加強古典文學研究的文化意識，提出了歷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日晷叢書》總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進行學術研究的，他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就是采用歷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識地溝通歷史與文學，在充分考察那一時代的文化背景上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以及相聯系的時代風貌與社會習俗。[4]這種研究實際上是以人為軸心的文化研究，它所關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狀態，并使這種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與情感狀態在某種歷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顯。科舉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視角之一。“科舉制度產生于7世紀初，一直存在到20世紀的頭幾年，足有1300年的歷史。有哪一項政治文化制度像科舉制度那樣，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態呢？……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礙。”[5]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與科舉制度的聯系如此緊密。通過科舉制度，可以考察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態，這確實是歷史文化研究的一種最佳方式。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知識分子對科舉制度的認識、態度中，又可以看出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以更進一步透視文人的精神世界。這種自我文化關注，主要表現在科舉文學當中。對這一大宗文學作品，我們以往似乎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些作品除表現士子功業意識、濟世情懷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窺見士人的自我情感體驗及對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詩很多，有自陳落第的，還有慰人落第的，情調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視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戲曲小說中對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傳奇中，往往表現士人“婚”與“仕”的矛盾，揭示出當時進士階層普遍的悲劇心理，是士人意識的集中體現。明清時期，對士文化的描寫與反思之作出現，其思想內蘊更為深刻。總之，如果對科舉文學系列進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認識，那么，我們對一些文學現象本身的研究可能會更為深刻而切實了。
參考文獻
[1] 余秋雨，《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
[2]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3] 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中華書局，1994年。
第6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研究方法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是南京大學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的一部力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在當時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流舟先生稱其為“一把開啟疑竇的鑰匙”。（1）雖然這本書只有六萬多字，但是卻以犀利的視角、新穎的研究方法、扎實的考證和深厚的學術功底讓人折服，至今仍充滿著學術生命力。這本薄薄的小書不僅在知識上給我們以啟迪，更在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對以后的學術研究影響深遠，使文學研究出現跨學科和綜合化的趨勢，推動研究向深層次進一步發展。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共分九個部分，程千帆先生開門見山，在第一部分就提出問題：行卷風尚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問題；第二、三、四部分，程先生展現了他扎實的史學功底和考證功夫，詳細探討了唐代進士行卷的由來、具體內容和行卷雙方態度等諸多問題，在充分弄清歷史事實的前提下闡述了進士行卷與文學發展的關系；第五部分，程先生旁征博引，在梳理前人關于唐代文學與進士科舉諸種言論的基礎上，考察各家觀點的得失，肯定唐代進士科舉對于文學的影響，并提出應該區分省試與行卷的不同作用；第六、七、八部分，程先生分別揭示了行卷對于唐詩、古文運動及傳奇小說等唐代最富代表性的文體地推動促進作用，把歷史現象與文學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第九部分程先生總結全文，得出結論：進士行卷“無論是從整個唐代文學史發展的契機來說，或者是從詩歌、古文、傳奇任何一種文學樣式來說，都起過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2）此外，程先生還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存在拔高研究對象的誤區，即“強調到不符合事實，也就是不恰當的地步”。（3）
通觀全書，程千帆先生以文史兼治的方法為立論的基礎，另外運用批評與考證結合，以小見大、辯證法，歸納法，比較法等研究方法，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文史結合；以小見大；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
一、文史結合
歷來都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而文史結合更是中國古典學術的傳統研究方法之一，被廣泛地運用于古典文學研究中。從孟子的“知人論世”到陳寅恪的“詩史互證”，這一研究方法有了長足的進步，運用方式也越來越靈活多樣。
程千帆先生擁有深厚的史學造詣，他不僅對于中國歷史了如指掌，更深入研究過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其《史通箋記》一書，廣搜善本，博采眾家校記及有關論著，被史學家周一良先生譽為“子玄（劉知幾）之功臣”。（4）程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僅體現于史學專著中，更散見于他的文學研究之中，《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可以說是一本文史結合的典范之作。
進士行卷指的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這是與科舉制息息相關的一種社會現象，很長時間都被人們認為是史學的范疇，一般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很少涉及，即使陳寅恪等人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也沒有進一步探究。因此每每論及科舉制與唐代文學發展的關系，多是大而化之地說詩賦取士促進了唐詩的繁榮，很少能進行深入具體地分析。程千帆先生正是抓住這一點進一步挖掘，提出“對于唐代文學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的，并非進士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5）
程千帆先生的這一觀點是有堅實的史實依據的。他從唐代科舉考試不糊名開始談起，介紹了唐代科舉錄取人才的標準：不僅依據試卷，“還要參考甚至完全依據舉子平日的作品和譽望”，這就助長了行卷之風的盛行。（6）他還以豐富的歷史材料區分了省卷與行卷的區別：省卷是向尚書省所屬官府――禮部交納，而行卷則是獻給私人的作品。不僅如此，他還指出只有進士科才存在行卷之風，這與進士科的考試內容有關。接下來，程千帆先生又通過大量筆記、書信等材料地梳理，介紹了行卷之風的具體內容，從作品的題材、體裁到行卷所用的紙張，包括行卷時的服飾，展示了深厚的歷史功底。程先生通過對《北夢瑣言》、《唐詩紀事》、《唐音癸簽》等相關條目的引用，介紹了舉子及顯人對待行卷的態度，并嚴格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行卷：省卷帶有敷衍性質，而行卷才是決定是否能夠高中的因素之一，因此行卷才是文人的心血之作，最能代表他們的創作水平和藝術成就。所以真正對唐代文學發展起促進作用的應該是行卷而不是省卷，這就指出前代認識存在的誤區，將前人大而化之的結論具體化、精確化。
書中的第二、三、四甚至第五部分大多是史學的考證和分析，但是程千帆先生并不僅僅局限于歷史的研究，而是站在文史結合的高度統觀歷史背景下的文學發展。他抓住行卷的特點，著重分析了行卷與詩歌、散文以及小說的相互關系，以宏闊的眼光去審視《唐百家詩選》、韓柳古文運動、傳奇小說的發展與成熟等文學現象，試圖尋找他們與進士科舉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歷史在他的手下不僅是一種背景，更是一種工具。在歷史的土壤中，文學這朵奇葩必然會有自己扎根的一方田地。程千帆先生在本書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根須挖出來，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動。
不得不承認，程千帆先生這本書的選題非常新穎，他站在交叉學科的臨界點上進行了一次有深度有廣度的開掘。他憑借自己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眼光，游走于歷史與文學之間，旁征博引，信手拈來，將進士行卷與唐代文學的關系考察得清清楚楚，盡顯大家風采，這本書可以說是文史結合的典范之作。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文史結合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運用自如的，它要求使用者必須具有深厚的史學修養和文學功底，二者缺一不可。有史無文，文章會淪為史實的羅列；有文無史，文章沒有扎實的根基。如果僅僅具備了這兩方面的能力還是不夠的，如何將兩方面貫穿起來才是最考功夫的地方。因此，這種方法對于我們這種初學者來說，沒有十成把握就不要輕易嘗試，因為我們在知識儲備和學術眼光上都還有所欠缺。以后隨著知識和閱歷的增長，運用也會越來越純熟了。
二、以小見大
以小見大是一種很常用的研究方法，它往往從一位詩人、一件軼事、一首作品甚至一句詩句入手，從微觀一步步走向宏觀，乃至輻射到整個文化歷史背景，最終得出帶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以小見大也是程千帆先生文學研究慣用的方法之一，在《一個醒的和八個的――讀杜甫札記》一文，他從《飲中八仙歌》這首詩歌入手，把杜甫與飲中八仙對立起來，在盛唐的浪漫氣息之下嗅到了杜甫的與眾不同，提出此時杜甫已經從浪漫主義詩人的詩歌陣營中分裂出來，從而深化了盛唐到中唐詩歌轉變的研究，也豐富了對杜甫思想感情的探究。以小見大的方法到了程先生的手中，被運用得出神入化。
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中，程先生以進士行卷這一唐代特有而又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為切入點，開拓了唐詩研究甚至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關于唐代進士科舉與文學的關系，陳寅恪先生等已經有所涉獵，但是程先生敏銳地捕捉到進士行卷這一問題的學術價值，并進行了一番“小題大做”，上升到文學發展史的層面得出自己的結論。第二到五部分程先生圍繞著行卷的問題，進行了扎實地考證，將這個問題弄得清清楚楚。如果文章到這里就結束了，整部書的價值將大打折扣，第六到八部分，程先生展示了他銳利的學術眼光，他分別探討了行卷對詩歌、古文、傳奇的影響，幾乎將唐代最有成就的文體一網打盡，說到了行卷促使詩人對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韓、柳等人也正是通過批點行卷的方式來宣傳和傳授古文，“唐代進士曾用傳奇小說行卷是個事實，現存唐代傳奇小說的作者與進士科舉有關的，又占有一定的數量，為古今學者所認為是曾被用來行卷的三部專集又是比較優秀的作品”。（7）在此基礎上，程先生在第九部分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存在拔高的嫌疑。可以說，第六、七、八這三個部分是最見功力的，沒有數十年的積淀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也是本書運用“以小見大”方法成功的關鍵所在。程千帆先生一直都很重視“大”的發掘，主張把具體的小問題放到大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從更大的范圍來看，中國古代文學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古代的哲學、史學、藝術乃至科技等各種文化形態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作為古人心靈活動的最鮮活、最細微的記錄，理所當然地反映著中華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種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學，又不能不考慮到它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樣才能更準確地把握它的精神實質，才能提高這種研究的學術品位”。（8）
以小見大，是我們這些初入門者最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那能夠彌補我們閱讀面不廣、無法駕馭宏觀題目的弱點，但也對我們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見大首先要選擇合適的“小”。不是所有的“小”都能見到“大”，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敏銳地學術觸覺，挑選真正有研究價值的“小”。譬如唐代進士投卷有行卷和省卷之分，如果程先生沒有犀利的學術眼光，而是把省卷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么也就不會有本書了。其次，如何從“小”上升到“大”更是對自己眼光的考驗。如何從偶然中得出必然，又如何讓這個必然具有深刻的學術價值，這都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需要長期的熏陶。如陳文忠老師在《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一書中提到《漱玉詞》的接受史研究，普通讀者一般能想到李清照的接受史，而陳老師則從中看到了婉約詞在各代地位的變遷和女性作家在歷代的評價。
雖然以小見大的方法對于研究者的眼光有著較高的要求，但是作為初學者的我們還是可以去試一試的，即使選題不是很巧妙，論述不夠深刻，但這是一個拓展自己思維的好方法，能夠激勵自己如深入挖掘一些東西（也許挖不了多深），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見識。
三、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
考證與批評相結合是以后興起的一種新趨勢，它將中國傳統的考證與西方文藝批評結合起來，采二家之長，在文獻的整理與考據的基礎上運用現代的批評方法，深入到文學內部進行研究，即擺脫了傳統考證重視作家作品、生平而輕視文學內部研究的缺憾，又避勉了一味注重批評而疏于文獻整理的偏差，為以后的文學研究開辟了道路。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中，以扎實的文獻整理和考證為基礎，運用文學批評的方法對考證的結果加以提升，即保證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又賦予考證結果以新的生命。如他在研究行卷風尚的盛行與唐代傳奇小說的勃興時，首先對唐代進士為何使用傳奇這種新興文體行卷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通過對《國史補》、《云麓漫鈔》、《南部新書》等材料的整理，認為唐傳奇可以發揮作者在敘事文學方面的能力，而這正是科舉考試科目中所不能體現的；并推斷出《幽怪錄》、《傳奇》、《續玄怪錄》等，很可能是行卷之文。在此基礎上，程先生運用分析綜合的方法，提出傳奇小說的創作受到行卷的影響。為了證明這一結論，程千帆先生考證了《幽怪錄》、《續玄怪錄》、《傳奇》這三本唐人傳奇小說集的基本情況，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觀點。
在具體的行文中，程千帆先生又不拘泥于某一種模式，往往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方法，有時甚至將幾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從而是自己的研究靈活多變。如他在研究進士行卷與古文運動的關系時，他不僅從《郡齋讀書志》、《幽閑鼓吹》等書中尋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將韓、柳等人放在中唐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還運用文本內部證明的方法，通過對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可以說，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的方法在程先生的手里收放自如，成為眾人學習的典范之一。
相對于前兩種方法而言，考證與文藝批評相結合的方法是最難的。考證需要扎實的文獻功底，而批評則要求很高的理論素養，能夠將這二者完美結合的學者，目前學術界也為數不多。精通兩門之中的一門已屬不易，要將二者融會貫通更是談何容易，因此這種方法是很見學術功底的。
總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這本書雖然只有87頁，卻是多種研究方法的結晶。程千帆先生在本書中闡述，不僅給人知識上的啟迪，更帶來方法上的思考。此后的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等著作，無一不是本書啟發下的產物，對八十年代以后的學術界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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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濤.簡論《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文史兼治的學術方法[J].黑龍江史志.2009（5）.
[6]孫良山.簡論程千帆先生《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的研究方法[J].綏化學院學報.2008（2）.
注釋：
（1）流舟：一把開啟疑竇的鑰匙――讀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2）.P84.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5.
（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7.
（4）見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書，《程千帆友朋詩札輯存》第十冊下.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4.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6.
第7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問題
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它的發展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即使現代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無論是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承，還是對古代文學的研究和發展，中國古代文學始終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當然，面對時展，古代文學教學需要不斷與時俱進，以新的手段、注入新的思想等實現教學的時代化和現代化，而教學的內容和精華始終不變。總之，古代文學教學實施改革創新也是必然和必要的，而就其改革，以下則從教學改革的現狀入手，結合筆者教學經驗提出幾點改革建議。
1.古代文學教學改革中的問題分析
在時展之下，古代文學教學既面臨著更大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因此，古代文學教學必須進行改革創新，抓住機遇面對挑戰。針對古代文學教學改革，許多高校都在積極采取行動。但是，縱觀當下一些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其中存在著以下幾點比較突出的問題，這些問題若不加以重視，將會直接影響到古代文學教學的效果，影響到該教學作用的發揮。就其問題而言，以下是具體的分析。
1.1古代文學教學課時縮減的問題
當前許多高校針對漢語言專業課程進行了相應的改革，其中古代文學課程部分也發生了改變。從其課時來看，相對過去古代文學的課時縮減相對較多，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許多學校認為古代文學課程屬于基礎性的課程，與漢語言其他專業課程相比，其排位相對靠后。但是，依據筆者教學經驗，古代文學教學課時的縮短，實際上也會帶來一些問題。由于古代文學涉及到的教學內容從先秦至近代幾千年的優秀作品，包含的內容極為廣泛，這也意味著其包含的知識點也非常多。而該課程的課時縮減，則對教師對學生均是一個挑戰。對教師而言，在時間范圍內要講授所有古代文學知識，教學質量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以上古文學教學內容為例，這部分內容涉主要與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有關，其中代表文學作品包括《詩經》、諸子百家的作品、《戰國策》、屈原的《楚辭》、宋玉的作品等，僅僅是《詩經》就占有上古文學教學的一定比例，在有限的課時內，教師對其中內容的講解和深入分析必然會相應減少。由此可見，教師減少與學生共同深入分析文學作品，古代文學教學的深度則相對不足，學生對各個時代的文學理解不深入，對古代文學的學習則更多停留在表層，最終在漢語言學習以及古代文學研究、傳承及發展方面都是不利的。
1.2古代文學教學新方法應用的問題
古代文學教學的改革及創新，最為突出的則是在教學方法上的改革創新。當前，在大的教育改革環境下，產生了許多新的教學方法以及教學理念，并且這些教學方法及理念大多也都有相應的理論支撐。例如，許多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用探究式教學方法、情境創設教學方法等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加深學生對古代文學中某一知識的理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在應用這些新的教學方法去實現教學創新改革時，面臨著對新的教學方法內涵理解不足等方面的問題。同樣以上古文學教學為例，上古文學具體的時間可從西周東周開始至秦始皇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優秀文學作品有很多，以其中《詩經》為例，教師要讓學生深入了解什么是“風、雅、頌”，教師采用探究式的教學方法，在課堂教學之前，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探究，而后將探究的成果以小組為代表在課堂上分享和呈現。在此過程中，教師以旁觀者的身份看學生參與該主題教學當中。如此一來，教師在教學中的作用極度淡化，這對教學而言也是極為不利的。綜上兩點古代文學教學改革中的問題分析，就古代文學教學的發展以及作用的發揮，筆者對其教學改革與創新有以下幾點建議和看法。
2.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創新建議
基于當前古代文學教學改革中比較突出的問題，關于其改革以下具體的建議和改革對策。
2.1制定科學合理的課程規劃
針對古代文文學教學課時縮減的問題，高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和改進：（1）基于古代文學教學大綱，合理組織高校教師對該教學課程的課時設置進行研討，實現合理科學的課時安排；（2）可在現有古代文學教學課時安排的基礎上，增加以古代文學為主的選修課程，以該選修課程作為相應的補充，以此增加學生對知識掌握的厚重性，又在專業內容拓展方面開闊學生眼界，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專業課程教學體系；（3）可就古代文學教學的課時進行調整，即直接增設該教學課時，并對該課程教學設置相應的學分。以上三點建議，主要重在保證古代文學教學的課時，為該教學提供足夠的時間條件，從而推動該課程教學有效的改革，提升教學質量和水平。
2.2重點突出教學方法及模式的改革創新
目前許多教師在古代文學教學當中已經采用了一些新的教學方法及理念，但是在具體實施這些新教學方法、理念時，存在的對新教學方法、理念的理解不深刻等問題，以下則以當下應用比較廣的幾種教學方法為例，提出幾點看法：（1）探究式教學方法下，教師可以問題為引導，以體驗為手段，教師注重學生主體地位的同時，也積極發揮自身引導的作用。即教師在實施探究式教學方法時，給予學生必要的說明、要求以及指導，或者在某一教學主題下設計好教學問題，讓學生進行針對性的思考和探究，并且對學生的探究進行合理的評價，也可針對古代文學中的某一知識點進行延伸性的提問，引導學生延展思維；（2）情境創設教學之下，具體以情境為基點，以交互為方式開展教學。在教學內容的基礎上，教師可在課堂上為學生構造教學內容背景、進行情境的模擬，以此激發學生對古代文學當中所包含的“美、藝術、情感”產生共鳴及思考。另外，值得重視的是，當下古代文學教學多會借助多媒體開展教學，這一方式可以為教學帶來極大的便利也能夠更好地輔助教學。但與此同時教師在教學改革創新當中，也需要注意不可過分依賴多媒體，無視文學課程自身的個性特點，否則很容易使得學生失去古代文學的美感，學生在想象力和理解能力方面也均會受到影響，最終教學則是不成功的，其改革創新的效果也不能得以體現。
3.結束語
綜上所述，古代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代表著我國文學發展的歷程，是古人智慧的結晶。在新時展背景下，古代文學更是應當被繼承和發展，因此其教學應當不斷就行改革創新，以實現古代文學教學的時代要求。就此，以上主要針對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幾點改革的建議，希望可以為該教學改革提供一些參考，不斷促進古代文學教學的發展，同時也實現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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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語文教師應具備強烈的責任心，樹立對古文課教學的敬重與珍愛的情感。在商品經濟時代，擔任語文課教學工作的從教者端正自己的心態十分必要，從教者對本專業的敬重與珍愛的態度不可或缺。
敬與愛的情感消退直接損害的是古文學經典的價值與魅力。若從教者對自己的事業沒有了敬與愛，僅是把它當作一種維持生計的手段，自然會導致課堂教學時的無精打采，缺乏激情。其結果是將韻味無窮的古代經典變成了乏味的“白開水”，難以激發起學生的學習熱情，從而使學生消減了閱讀經典的興致，重新回到了“快餐文化”式的閱讀層面。
敬與愛的情感消退也抽掉了從教者深入研究的耐心。有些語文教師缺少真正的研究精神，以一種不認真的態度在“游戲文學”。他們不再靜下心來，將自己沉到古代作者的創作語境中去解讀文本。這種學術研究的浮躁心態，導致從教者對本學科的認知膚淺，以至于課堂教學時照本宣科，毫無深度可言。這直接助長了學生對“快餐文化”式的接受知識的渴求，學生心靈的空白之處很可能讓鮮活而無孔不入的“快餐文化”所占據。
相反，從教者一旦樹立起對古文課教學的敬重與珍愛之情，就會產生極大的關注。他們會密切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最新進展以及學科發展的進程，不斷深化自己的研究，努力改進教學方法，使之更有利于學生的接受和提高。這一改變的直接受益者自然是學生。教師熱情的感染以及課堂知識的導引一定會使學生改變對“快餐文化”的態度，重新回到對經典的深層次的解讀中去。
二
從教者應以古代文學跨學科化的研究為契機，大力提高古文課的知識含量。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著的，都與其特定時代的社會政治、歷史發展及思想文化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古文學的從教者應抓住文學的這一特性，在研究以及課堂教學中，借助與文學發展有關的制度體系、歷史事實以及哲學、宗教思想等因素，拓寬研究視野，豐富課堂內容，提高知識含量，使學生從多個方面得到提高。
回顧上個世紀中國的古代文學研究，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聞一多、朱自清、魯迅以及劉師培、陳寅恪等近現代學術大師，就曾經將影響文學發展的政治、經濟、哲學思潮等各種因素融為一體，找出其內在的深層聯系，使政治、歷史、文化背景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讓某一具體歷史時期的文學在文化的整體及其運動中得到真實、全面的呈現。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而始，這種被一些學人稱之為“古典文學的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再一次為學者所關注。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古代文學的研究，一方面要打通歷史和文學，另一方面要對研究對象的文化背景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單一的專業知識構成很難滿足新的研究方式的需要，這就對研究者的知識水平提出了更為廣博的要求。
作為教師，身兼科研與教學兩種使命。在雙重壓力下，只有不斷學習，豐富個人的知識修養，一方面能夠適應不斷發展的研究形勢的要求，一方面可以極大地提高課堂教學的知識信息含量。這樣不僅極大地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還充分滿足了他們對其他學科的好奇心。
今天，文化研究已經滲透到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這就為古文學的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我們應當抓住歷史的機遇，充分吸收其他親緣學科特別是史學、哲學界的成果，努力擴大我們的精神視野和思維空間，使課堂教學更豐富多彩，多方面滿足學生求知的欲望，讓課堂學習成為學生獲取知識的窗口。
三
從教者應以情感教育的理念，增進與學生的交流，真正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情感教育，是一切成功教育的基礎。師生間的情感交流，是消除代溝阻隔，排解認知障礙，實現師生感情溝通的重要手段。缺乏豐富健康的情感，會使我們難于擺脫工作被動與無效的困窘。
然而，在當今的校園中，師生間相互交流的缺乏狀況著實令人堪憂。存在于教育雙方間的鴻溝，最本質的還是感情鴻溝。這是學生教育中久已存在著的老問題，我們沒法回避，只能實事求是地去面對，并積極尋找解決的方法。
第9篇：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范文
一、對傳統古代文學教學方法的反思
在我國各大高校中,《中國古代文學》都是作為核心課程而存在的。經過前輩的長期努力與探索,本門課程的教學已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筆者作為一名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師,自從教以來受益匪淺。然而,在長期的教學中,筆者也深深感到,這門課程中的一些傳統的教學方法存在很大的弊端,束縛了知識的有效傳播,只有加以改革,才能適應21世紀人才培養的需求。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以教師講授為主。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民族文化,詩文詞曲賦等各種文體,通過教師的一支粉筆、一張嘴傳達出來。不可質疑,這種教學模式有它的好處,便于教師及時觀察學生的接受狀況,并根據需要調整授課速度與授課語言,有張有弛,實現師生的良好互動。然而,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這是對教師語言表達的一大挑戰。如果整個學期都以教師口授為主,容易使學生產生聽覺疲勞感與厭倦情緒。這就要求教師授課在內容深刻、條理清晰的同時,還要具有高度駕馭語言的能力,做到以語言吸引學生、打動學生。無疑,這是對教師授課語言的極大挑戰。第二,不利于培養學生對古代文學的興趣。古代文學是學生所接觸的各門學科中時空跨度最長的一門課程,由于古代的人物、事件、語言等與現代的隔閡,口頭表達的方式難以給學生以良好的刺激,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以至于學生學了魏晉就忘了先秦,學了明清就忘了唐宋。第三,不利于對古代一些特殊文體的深入掌握。中國古代有一些特殊體裁,無法以口授方式傳達其精髓。如詞、曲,具有較強的音樂性。很多古代文學教師并不具備音樂素養,口授起來十分困難,學生聽起來也抽象難懂。
二、多媒體輔助教學的優勢
隨著教育觀念的轉變和現代教育理念的樹立,師生間角色的轉換成為必然趨勢。開始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轉變,學生也從“學會”向“會學”轉變,學生不再是被動的單向接受教師的知識“灌注”,而是要求會自主學習。在充分利用教材資源的同時,學會利用網絡資源、媒體資源中豐富的研究成果拓展自己的知識面,真正走進古典文化的殿堂。根據《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大綱》的規定,古代文學的教學目標是要讓學生通過對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歷史和成就的了解,提高學生的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分析評說能力,進而全面提高學生的傳統文化和文學的素養,達到弘揚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目標。要繼承與弘揚民族文化,對“灌注式”的傳統教學方法的改革無疑勢在必行,自主性學習能力的培養越發顯得重要。再加上近年來由于課程體系和教學計劃的大幅度修改,古代文學的課時量不斷壓縮,內容的不斷豐富與課時量不斷縮減形成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更使得教師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全面深刻地傳達古代文化的精華。要實現預定的教學目標,很大程度上依靠學生的課后自主學習。而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增強,需要教師在課堂有限的時間內加以示范與引導。而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對—28—學生的學習具有較大的幫助作用。運用多媒體課件輔助古代文學教學,對傳統教學方式起到了補充與優化作用。它具有諸多的優勢———直觀、生動、豐富多彩,既可增大課堂容量,也可為古代文學課堂增添樂趣,使學生學在其中、樂在其中,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具體而言:第一,利用多媒體系統將教學內容直接投影在大屏幕上,并對教學內容進行講解。這種方法傳遞信息比較直觀,可以給學生以視覺、聽覺的雙重刺激,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觀察問題、理解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對古代文學的教學而言,尤其顯得重要。中國古代文獻中很多文字比較艱深拗口,而這又是講授、學習古代文學不可或缺的。課堂板書費時費力,不可能將所涉及的文本資料全盤抄錄下來,學生接受的效果不太理想。而若以課件將文本資料加以呈現,再加上教師的講解,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們講《詩經》的編集過程,必然要涉及到班固《漢書》中行人采詩的資料和司馬遷《史記》中孔子刪詩的資料。其中的語言與現在是有一定距離的,而若學生邊看邊聽,則既可以了解《詩經》編集的歷史,又可以鍛煉古文閱讀鑒賞的能力,同時還潛移默化地掌握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另外,在課堂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利用多媒體技術直接展現學科前沿成果,也更有利于學生的課后閱讀鞏固。第二,利用多媒體技術以圖片、聲音、視頻動畫輔助教學,更有助于加強教學的直觀性和生動性。以圖片而言,各封建王朝的疆域圖,歷代的書法、繪畫等都有助于增強對古代文化的了解。如我們介紹秦王朝的版圖,配以《秦時期全圖》,則學生一目了然。原來秦的北方是匈奴以及東胡、月氏。西域諸國尚未與秦接觸。再看漢代疆域圖,學生即可對從秦到漢我國疆域的擴展情況有所了解。再如介紹《左傳》中的《晉楚城濮之戰》一文,其中晉楚雙方的作戰態勢、作戰過程的講解極為復雜、抽象,但運用電腦課件將其繪制成圖表,則學生一目了然。以聲音言,詩詞朗誦、古曲演奏等皆可以讓學生迅速進入作品的意境之中;以視頻動畫言,電視電影片段展現更容易讓學生深入其境。如介紹戲曲《西廂記》中《長亭送別》一折,學生很難通過教師的口頭介紹體味其婉曲的音樂、優美的語言、細膩的心理刻畫,走進西廂的殿堂,而若播放《長亭送別》的精彩戲曲片段,在視聽的享受中,既加深了學生的印象,又增強了教學效果。總之,在古代文學授課中引入多媒體技術,已是大勢所趨。多媒體教學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的確具有無法比擬的優勢,成為了教師的得力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