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范疇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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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流通、生產成果、商務經濟

一、流通與流通經濟學

流通，從本質上講其可以說是一種流動，但基于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其所包含的范圍比較寬泛，例如對于研究人體結構，我們可以說人體血液的流動也是一個流通的過程，對于研究大自然的環境變化，我們通過研究空氣的流動、海水的流動等等，總而言之，所有的物質流動都可以稱為流通過程，而本文所研究的流通是基于經濟學的范疇來進行。

從經濟學范疇來講，流通是一種商品或產品的流動，從傳統意義上說，我們所說的流通只包含了商品的交換與流動，商品指的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而流通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么一個交換的過程。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信息時代的到來，流通不僅僅指的是商品的流動，而包含了資金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等等，同時也不僅僅是指一種實物流通，也可以是一種無形服務流通。但這一切都包含著一個共同點，即流通是將產品從生產范疇過渡到消費范疇這么一個過程。

流通經濟學就是以流通為根本的一個學科，其反映了產品流通的本質，當然，這里所說的產品包含了兩種含義，一是有形的商品，如穿的衣服，吃的米飯，住的房子，行的汽車等等，二指的是無形的產品或者說是服務，特別在這么一個時代，這種服務日漸明顯化，如衣服的退貨服務、汽車的保修服務等等。因此，流通經濟學應該把流通作為其核心概念來進行產品流通研究，如何進行產品的資源優化，通過什么有效途徑把產品流通出去，如何做好保修保障等等都是其研究的范疇，這就要求我們從產品的購置、加工、運輸、營銷等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實施。

二、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重構流通經濟學

上文說到，對于流通經濟學的研究，應以流通作為核心的概念來進行，但其中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流通經濟學究竟屬于哪個范疇，政治經濟學？空間經濟學？產業經濟學？難以界定，其次，流通一詞比較含糊混淆，其難以與貿易、商業、營銷等等詞匯區分開來，因此難以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這些詞語都可以用一個行內術語――商務來表示，因此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重構流通經濟學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

商務，簡單來說，是一種交換活動，這種交換活動與商業行為和服務行為相關，而商務經濟學正是研究這樣一種商業行為與服務行為的運作規律的一門學科。商務經濟活動是包括了所有流通經濟和服務經濟的一種活動。商務經濟學不僅研究的是國內的經濟行為，同時也兼顧國外的經濟行為，同時也把國內外的行為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分析。商務經濟學首先是覆蓋整個流通和服務領域的經濟學。商務經濟學首先要研究商業活動的規律。包括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運營規律。除此之外，商務經濟學還要研究與服務有關的經濟理論。服務作為無形產品，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生產業和生活業的發展演變規律，研究服務業發展與商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流通經濟學，擴寬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傳統的流通經濟學，研究的只是一種有形商品的實物交換過程，從商品生產出來流通到消費者的手中，期間并無太多的交集，但商務經濟學則從一個新的范疇來研究，即服務，特別隨著電子商務這一概念的出現，我們買賣的交易不僅僅強調產品的質量與功用，同時也強調一種服務的態度，服務的意識，服務的精神，而如今的淘寶網、當當網等這些網站的出現，正是很好地體現出來這一點，對于服務態度好的商家，顯然我們更樂意也更愿意去購買他們的產品。因此，拓寬了研究領域的流通經濟學不僅僅局限于商品的交換，也應強調服務意識。其次，我們也越來越了解到一種變化，即我們交易方式的改變，傳統中的交易一般都是面對面的交易方式，如今，我們可通過網上交易，以前走幾公里路給的一個東西，如今一個快遞明天便可到達，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流通方式的改變也要求我們的服務精神盡善盡美。因此，商務經濟學的電子商務研究，無疑給流通經濟學提供了一種巨大的流通生產力。

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流通經濟學，拓展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空間。傳統的流通經濟學研究的空間只局限于國內的流通與貿易，比較缺乏對于國際間貿易流通的研究。而商務經濟學不僅僅局限于國內的研究，同時也能夠兼顧跨國流通的研究，實現了國內外流通與貿易的結合與統一。比如對跨國公司商務行為的研究，把國內的公司、國外的公司和跨國的公司的流通手段、貿易功能結合起來進行對比分析，可得出比較全面的流通信息，特別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流通經濟學不僅要研究國內的產品服務，也要研究國外的產品服務，才能很好地把自身的產品流通到消費者的手中。

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流通經濟學，明確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在以前眾多的研究流通經濟學的過程中，流通經濟學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沒有人能給出一個正確的定義，從而也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層出不窮。但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下，我們可以以其作為一門學科來進行研究。唐?埃思里奇曾把研究問題的科學方法描述為以下一般步驟： （l） 識別問題；（2） 限定研究目標；（3） 提出假設，提出預期結果以及研究方法；（4） 設計研究程序；（5） 獲得適當信息；（6） 解釋結果并得出結論。我們在研究流通經濟學時，要分析研究的問題是屬于專題性的？學科性的？還是為研究其對策。顯然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下構建流通經濟學應將其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應按照唐?埃思里奇這種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來進行，從而才能明確流通經濟學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升流通經濟學的學科地位。

三、從商務經濟學中得出研究流通經濟學的框架

基于上文分析了商務經濟學對于流通經濟學的重要性，以下我們探討出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下流通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研究流通與流通經濟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包含流通的內涵與外延，流通的本質，流通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歷程。第二、流通的要素與分類。如可將流通可分為商品流通，資金流通，信息流通等等。第三，流通的功能、結構、渠道。具體是流通可帶來怎樣的影響，可通過什么方式渠道去促進商品的流通。第四，流通經濟的基本原理與基本理論。流通的經濟學理論與管理學理論的聯系。第四，流通經濟行為的運作規律。第五，基于不同空間的流通經濟行為。如可研究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間的流通經濟行為特點。第六，流通經濟的規范與政策。對于流通經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有怎樣的規章制度和運作條例。

四、結語

隨著經濟、科技的進步和發展、流通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流通也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越來越不可或缺的部分，流通經濟也越來越得到重視，本文是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下，去探討研究流通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以及其研究的框架。既是為流通經濟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同時也提出了把流通經濟學當成一門學科去進行研究，希望能通過對商務經濟學的研究去促進我們對流通經濟學的認識與理解，同時希望給日后研究流通經濟學的學者做一個參考與借鑒。

參考文獻：

[1]冉凈斐.重構流通經濟學：基于商務經濟學的視角[J].企業活力 2012

第2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博弈論 語義分析 經濟學方法論 實證分析 語言轉向

“囚徒博弈”、“智豬博弈”、“懦夫博弈”、“協調博弈”等許多經典案例，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學、決策論、管理學等各學科領域；而這些虛構的案例能否用來說明博弈理論引發了學者們激烈的爭論。直至今日爭論看似逐漸平息，經典案例仍在使用，但爭論其實仍是無果而終或只是暫時表面的平靜，而相類似的討論不斷在經濟科學的其他領域重演。必須認識到，這場爭論歸根到底是方法論問題。按照傳統方法論提出的規范與實證二分法無法處理這一問題，本文試圖從語義學的視角進行分析。

爭論雙方的觀點

（一）質疑者的觀點

較為溫和的批評者認為，“囚徒博弈”等所謂的“案例”不真實，只是一個故事或寓言，不在現實中發生。激進的批評者指出，不僅上述案例是虛構的，經濟博弈論中一些所謂真實的案例，也包含有假設和抽象的成分。極端反對者不僅把焦點放在質疑案例本身，而且通過分析案例與模型、現實與理論的關系，進一步對博弈論的整體研究方法提出質疑。

從理論角度看，博弈理論和模型中包含有假設的變量，這些變量無法在現實中進行觀察。從案例角度看，在案例中被忽略掉的變量對結論不一定是無關緊要的，相反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此整個博弈論漠視了變量可觀察的重要性，無論理論建構還是案例實證都需要做出改進。

（二）支持者的觀點

對案例使用的辯護者則直接從研究方法出發，首先強調博弈論研究中使用假設和抽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門科學研究都需要假設和抽象，抽象和假設并不是博弈論的局限性，而是任何理論的局限性。經濟學科的研究方法如同物理學、生命科學的研究方法一樣，通過抽象和假設從萬千變化、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找尋本質的經濟規律，經濟學家使用博弈模型的目的是試圖完成一種可解釋不同經濟現象的一般理論或機制體系的建構，通過博弈模型抓住諸多現象的本質機理。

（三）觀點比較及本文的思路

通過以上雙方觀點分析可以總結出雙方的三點同識和一點分歧，如表1所示。同識在于：第一，雙方都同意博弈論屬于實證分析而不是規范分析；第二，無論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認同博弈理論的正確性需要在現實中得到驗實；第三，真實的案例有證實或證偽博弈理論的作用。而分歧主要在于：虛構的案例能不能用以論證博弈理論？支持者表示同意，反對者堅決抵制。

傳統的經濟學規范和實證的二分法并不能處理關于博弈論案例使用的爭端。而如果將博弈論作為一類知識，從知識論的角度對實證知識的語義進行分析，則實證知識可進一步劃分為綜合知識和分析知識，它們都屬于實證知識的范疇，但有著不同的命題性質。本文旨在介紹實證知識二分法，闡明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命題性質與邏輯關系，論證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的范疇，劃清了博弈論案例使用的合法范圍，以避免研究中的方法誤用。

經濟學實證知識的二分法

（一）經濟學實證與規范二分法

經濟學以實證方法描述經濟事實、發現經濟規律。實證與規范二分法最早追溯到休謨（D.Hume），休謨砍刀（Hume`s guillotine）提出不能從是中推出應當，經濟學實然知識與應然知識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分別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穆勒（J.S.Mill）、韋伯（M.Weber）、西尼爾（N.W.Senior）和凱恩斯（J.N.Keynes）的著作對這個劃分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與運用。弗里德曼（M.Friedman）著名的論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再次提出，并且對它進行了詳細地討論，“斯諾命題”加深了人們對兩類知識差異的認識。當前關于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二分法，在經濟學領域是被普遍接受的。

（二）經濟學實證知識二分法的提出

將經濟學知識視為整體知識體系中的一類，則按照研究方法將經濟學實證知識劃分為分析知識和綜合知識。在第一個層次，經濟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是通過命題語言來表達，命題語言既包括文字語言，也包括符號語言、數學模型或公式。在第二個層次上，按照傳統劃分，經濟學分析劃分為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在第三個層次上，經濟學實證命題可劃分為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同時根據實證原則將命題劃分為無意義的實證命題和有意義的實證命題。

經濟博弈論實證知識類型證明

（一）從主詞指稱上

從語義學上看，命題的主詞是概念詞或是專名。概念詞表述某類事物或屬性，專名表述個體事物。弗雷格對命題主詞的涵義與意謂做出明確劃分，指出在數學中，a=a和a=b之間的差別，只是表達形式上的差別。前者使用相同的符號，后者使用不同的符號。由于它們表示相等的數量關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命題語言中情況就不同了。在命題中要考慮語義的關系，即同時要考察主詞的意義與意謂，這不像代數的等式中那樣只考慮數量間的相等關系。

主詞的意義是主詞表述的思想，主詞的意謂是主詞指稱的對象。“蘋果”是有意義且有意謂的概念，“理性”是有意義但無意謂的概念，“地球”是有意義且有意謂的專名，“智豬”是有意義但無意謂的專名。對于任何一個有意義的命題，主詞必然有意義，但不一定都有意謂。有意義的命題，主詞一定有意義，但不一定有意謂。綜合命題的主詞必須同時有意義與意謂，即在實現中的相對應的對象。

根據命題主詞指稱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理論的真與主詞的意謂無關；從案例看，如“智豬博弈”中用任何一個概念代入x或y，或替換“大豬”和“小豬”，案例結論仍成立。

（二）從命題與現象的時空關系上

在命題與現象的時空關系上，又體現了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根據不同。引用張慶熊等學者說明賴爾（G.Ryle）“范疇錯誤”所使用的五個命題：“（1）一只蘋果正掛在樹上。（2）蘋果服從萬有引力定律。（3）我剪斷了它的柄。（4）蘋果因為萬有引力掉到地上。（5）蘋果掉到地上因為它的柄被剪斷了”。

分析命題具有超時空性，分析命題的真包含一切可能的世界，求證分析命題的真與時空無關。時空是綜合命題真的必要條件，綜合命題描述的對象一定位于現實世界。時間、空間是綜合命題必然的、普遍有效的形式，是因為綜合知識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話，或者說如果是綜合命題的話，就必定帶上時間、空間和因果性的印記。空間、時間和因果性是綜合命題的可能性的條件。

于是，句（1）、（3）與句（2）在邏輯上是不同范疇的實證命題。句（1）和（3）屬于綜合命題，它們報道發生的事情，人們可以提問句（3）在什么地方剪斷蘋果柄，它在什么時候發生，它花了多少時間等。句（2）不是綜合命題而是分析命題。句（2）是理論或假設而不是一個事件，它并不發生，它假設命題在一切可能世界都為真。對這樣的句子不能提問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點發生了什么事情，它是理論或假設。根據命題與現象的時空關系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命題的真與時空無關；從案例看，案例的發生與時空無關。

（三）從命題間的因果關系上

從命題間的邏輯關系上分析，用分析命題作為原因的命題仍是分析命題，用綜合命題作為原因的命題是綜合命題。句（4）和（5）都在解釋蘋果掉到地上的原因，都屬于實證分析范疇。用句（4）作為蘋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2）作為句（4）的原因，是采用邏輯演繹方法進行推理，因此句（4）是分析命題。用句（5）作為蘋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3）作為（5）的原因，是通過經驗觀察獲得的知識，因此句（5）是綜合命題。盡管句（4）和句（5）中都有“因為”這兩個字，都屬于實證分析的范疇，但是這兩個“因為”在各自的句子中所起的邏輯上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前者是分析知識，后者是綜合知識，不能犯“范疇錯誤”。

與此相聯系，分析知識的真是必然的，綜合知識的真是偶然的。用句（2）作為句（4）的原因是必須的，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用句（3）作為句（5）的原因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即蘋果有“我剪斷了它的柄”之外的原因落地。分析命題的真假通過邏輯規則推論出來，綜合命題是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其真假通過經驗加以檢驗。

根據命題間的因果關系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命題間的因果關系是必然的；從案例看，案例的結論與前提的關系是必然的。

（四）從命題的驗證方法上

從命題的驗證方法上分析，分析命題通過邏輯規則，綜合命題通過實際觀察。分析命題依據矛盾律從一些先天的概念、原則演繹出來；綜合命題通過歸納一類事物的性質或事物間的關系得到結論。驗證分析命題，只要看看它們是否在邏輯上自相矛盾；驗證綜合命題，則要看看它們是否與現實中情況相符合。

對此托馬斯·謝林（T.C.Schelling）也指出，博弈論是抽象的和推論的，而不是一門研究人們如何決策的經驗主義科學，但它是一種附有以下相關條件下的演繹原理，即參與者的決策必須是“理性的”、“一致的”或“非矛盾的”。

根據命題的驗證方法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它不能被綜合命題證明或證偽，因為它的檢驗不依賴于經驗事實而依賴于邏輯規則。從案例看，無法被經驗觀察所證明或證偽，因為它的檢驗來源于理論模型內部的正確性。

通過綜合命題和分析命題的五個性質區分（見表1），本文證明了博弈論及其所使用的案例均屬于分析命題的實證知識范疇。

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知識。根據傳統方法論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實證知識而不是規范知識，是關于“真”的知識。而根據語義分析，在知識類型上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知識而不是綜合知識。如圖1所示，分別用實線框和虛線框表示屬于和不屬于經濟博弈論的語言區域。在求真方法上，經濟博弈論通過演繹、推理獲得，而不是通過經驗觀察從現象中獲得。

不僅是虛構的案例，任何案例運用于博弈理論研究中，既無效又無益。本文業已證明博弈論知識屬于分析命題范疇，博弈論的真與案例無關，試圖用空想的案例或抽象的案例來“實證”博弈理論的做法是無效。用案例去論證博弈理論，是用綜合知識的研究方法去處理分析知識，是對博弈論研究方法的破壞，對整個博弈論研究是無益的。

博弈論案例使用爭論雙方的觀點都是對的。反對者絕不允許用虛構的案例去論證實證知識的做法是正確的，是對實證精神和實證方法的捍衛。支持者絕不允許實證知識只停留在抽象思維的層面，堅持用案例證實或證偽理論的做法是正確的。產生爭論的真正原因是誤把作為分析知識的博弈論當作綜合知識。如表2所示，爭論雙方的觀點都是對的。

第3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從實體存在論到辯證存在論，黑格爾辯證法實現了對于資本邏輯存在論基礎的哲學批判。黑格爾為《資本論》沖出資本邏輯的牢籠，實現徹底的資本邏輯批判提供了哲學先導。列寧指出:“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同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4］可見，《資本論》及其所建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是透視黑格爾哲學合理價值及其理論局限的重要依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黑格爾“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1］112。這里所說的辯證法“一般運動形式”與馬克思的早期論斷是一致的:“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非對象化，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5］320可見，辯證法思維方式的偉大之處在于，它以獨特的視角表征了人類固有的過程性和矛盾性存在方式。正如科爾紐所說:“不幸和努力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這種結合，就沒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這種結合的象征。這一思想構成了黑格爾體系的基礎。”［6］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肯定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論功績，就是強調了辯證法思維方式能夠突破以往哲學對于人的實體化理解，而把人看作是過程性高于實在性、可能性高于現實性的特殊存在者。辯證法這種充滿張力的思維方式無疑對于資本邏輯的實體存在論基礎具有內在的哲學批判力量。馬克思在充分肯定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論功績的同時，也揭示并揚棄了黑格爾辯證法在批判資本邏輯方面的理論局限性。馬克思指出:“黑格爾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他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勞動是人在外化范圍之內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黑格爾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5］320可見，揭示黑格爾辯證法對于資本邏輯批判的局限性，必須深入反思黑格爾哲學與國民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因為黑格爾辯證法的保守性體現在:它始終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來看待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下的矛盾關系。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明顯對當時的國民經濟學有著高度的理論認同感，“政治經濟學就是從上述需要和勞動的觀點出發、然后按照群眾關系和群眾運動的質和量的規定性以及它們的復雜性來闡明這些關系和運動的一門科學。”［7］204“這門科學使思想感到榮幸，因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到了規律。在這里，一切的聯系怎樣地起著反作用，各特殊領域怎樣地分類并影響別的領域，以及別的領域又怎樣促進或阻撓它，這些都是有趣的奇觀。”［

顯然，在黑格爾看來，國民經濟學找到了隱藏在經濟生活中的矛盾規律，進而顯現了“思想”，并且使“思想感到榮幸”。這種“思想”就是黑格爾非常注重的矛盾發展原則或辯證法思想。因此，黑格爾在贊嘆國民經濟學的“天才發現”的同時，也自然暴露了自己與其理論立場的一致性。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與國民經濟學有著深層的合謀關系。黑格爾“把帽子變成了觀念”，表面上是還原了被國民經濟學家實體化為商品的人類勞動的過程性，但是“人—帽子—觀念”的三位一體模式隱藏的實體存在論模式卻從未被真正突破，因為對于商品的觀念式批判必然預設一個最高的實體性觀念形態作為終極目的，本來欲加以過程性詮釋的人在這個終極目的面前必然被再度實體化，觀念化的人最終變成邏輯化的理念。結果，辯證法最具個性的否定性品質被黑格爾引向了非批判的純粹概念思辨。因此，在把具體的人實體化的意義上，黑格爾與國民經濟學家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只不過國民經濟學家是把這一實體看作是商品，而黑格爾則把這一實體看作是觀念和自我意識。馬克思認為，“國民經濟學由于不考察工人(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系而掩蓋勞動本質的異化”［5］269。這種被“掩蓋”了的“抽象勞動”的抽象性表現為:“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這種勞動不是滿足一種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種手段。……工人的活動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動。他的活動屬于別人，這種活動是他自身的喪失。”［5］270－271同樣，黑格爾把具體勞動及其異化抽象為自我意識的勞動及其異化，但是這種勞動如果離開了其所依附的具體的人，就只不過是“無人身的理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里看到的不是一個用普通方式說話和思維的普通個體，而正是沒有個體的純粹普通方式。”［8］“用這種方法抽去每一個主體的一切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所謂偶性，人或物，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最后的抽象中，作為實體的將是一些邏輯范疇。”［9］所以，國民經濟學的經濟批判和黑格爾的哲學批判分別以實證和思辨的隱蔽方式“再現”了資本邏輯。國民經濟學家們以經濟學視角“再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人類艱難生存狀況，即活勞動被商品化為死勞動。黑格爾以哲學思辨的方式“再現”了人類正在被抽象理性統治這一時代精神狀況。但是，當他們或者把人看作商品化的存在、或者把人看作概念化的存在時，兩者實際上存在著一種隱蔽“合謀”關系。不管是經濟學批判還是哲學批判都沒有真正觸及人的存在與物的存在的根本差異，這也就沒有從根本上對于資本邏輯展開真正的存在論批判，從而也就不可能跳出資本邏輯所構造的同質性的“物體系”。因此，拯救辯證法的批判本質、創新辯證法在資本邏輯統治時代的批判精神構成馬克思哲學的重要任務。

二、馬克思辯證法對于資本邏輯的存在論批判

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開始徹底改變人類命運，社會關系從借助溫情脈脈的情感加以維系轉變為借助冷冰冰的利益加以維系。于是，黑格爾時期“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過渡到馬克思“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而馬克思強調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所指認的就是資本邏輯以及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剝削體系。黑格爾對于人的本質的辯證詮釋無疑對《資本論》的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決定了馬克思對于資本邏輯的研究沒有僅停留于對資本的發生現象加以科學的描述，而是始終保持著對資本邏輯的存在論批判。因為《資本論》對于資本邏輯的敘述不是科學實證意義上的經驗陳述，而是哲學批判意義上的辯證敘述。所謂“辯證敘述”是指《資本論》的每一個概念都不只是抽象和孤立的經濟學范疇，而是在經濟學的外表下隱匿地表征著人類辯證存在方式的哲學范疇或存在論范疇。正如捷克哲學家卡萊爾•科西克所說:“政治經濟學顯然是一種存在哲學，它只把經濟范疇看作某一隱蔽本質的信號或符號，看作人的生存狀況的信號或符號。”［10］124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認為《資本論》中經濟學概念及由之所構建起來的經濟學批判體系，其理論實質是建基于馬克思新型存在論基礎之上的哲學批判體系。如果德國古典哲學對于實體存在論的革命是近代哲學的基本趨勢，那么在求索后實體存在論的存在論形態問題上，馬克思給出了與德國古典哲學不同的解決路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詮釋的存在論是一種新型存在論，它的提問方式和詮釋模式與傳統存在論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在《資本論》的手稿中，馬克思通過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來展開他的新型存在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范疇關系背后所隱藏的是人的社會關系，或者說，經濟問題的實質是社會問題，只有把人看作是社會性的存在，關于的人的經濟存在才獲得了解釋的存在論基礎。馬克思指出:“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關于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象中)的順序。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11］49可見，經濟存在的基礎是社會存在，這說明《資本論》的經濟存在批判的動力來自于其背后的社會存在批判。馬克思對于社會存在的強調是對于傳統哲學所遵循的理論邏輯的顛覆，是對于社會存在論所遵循的實踐邏輯的充分高揚。如果說哲學的旨趣在于建構關于一種對于現實世界的可能性理解，那么馬克思哲學所追求的“可能性”是通過實踐地批判和瓦解“現實性”來達到新的“可能性”的。傳統哲學對于可能性的追求是通過理論化的概念系統重塑“現實性”，從而讓不光彩和不神圣的“現實性”在哲學對于“可能世界”的建構過程中變得光彩和神圣，而這正是由傳統形而上學固有的理論邏輯框架所決定的。面對現實世界的“不純粹”和“不光彩”，馬克思沒有選擇形而上學的理論邏輯路徑，而是選擇了挖掘“不純粹”和“不光彩”的社會歷史根源，特別是生產過程中的根源。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本來應該讓人富有尊嚴且讓世界“光彩”的人類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喪失了自身的審美向度，勞動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中變成了可以買賣的物，勞動所固有的感性對象性和內在超越性被商品、工資、資本等冷冰冰的理性實存所遮蔽，而后者作為實體存在論的現實形體，其本身就暴露了看似“光彩”的勞資關系背后所隱藏的“不光彩”的存在論秘密。

在《資本論》的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人是什么”這一問題只能通過人的社會存在論基礎來回答。“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11］25。可見，馬克思總是通過社會關系和生產實踐活動來理解人的存在，物質生產活動對于馬克思哲學而言具有存在論意義，它使得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存在得以可能，而馬克思對于人的社會性和實踐性存在方式的強調，更是對西方以知識論為主導的存在論“視軌”的變革。當馬克思以“社會觀點”和“實踐觀點”去詮釋人的存在方式及其與世界的關系時，按照美國哲學家蒯因關于存在論劃分的觀點來看，馬克思開創的新型存在論已不是傳統哲學回答“存在何以可能”的實體存在論，而是一種存在論的承諾。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存在論承諾”是對人的“自由與解放何以可能”的“形而上性”承諾，從這一承諾出發，馬克思重新審視現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非自由狀態，批判一切阻礙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羈絆。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及其辯證法的“實踐邏輯”形態為理解馬克思辯證法“解放旨趣”的“形而上性”提供了內在支撐。通過打破傳統形而上學理論地“言說”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傳統，馬克思把人對存在的“言說”轉變為人對自身存在方式的“承諾”。哲學存在論是人對自身理想性存在方式的守護和對人的自由與解放的超越性尋求。這種“守護”和“尋求”并不是書齋式的哲學思辨，而是不僅去現實地揭示現實生活中“資本的邏輯”對人的物化，同時去現實地批判和揚棄這種物化，從而把人的“形而上性”所“承諾”的理想存在方式在現實革命活動中實現出來。

第4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分析法 法律 實踐 不確定性

一、法律的經濟分析之學理概念及其在中國的界定

（一）法律的經濟分析之學理概念的界定

從學理上講，法律的經濟分析又稱為法律經濟學，其主要作用在于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法律的形成和發展。由于這門學科是由經濟學和法理學兩大學科相互融合的新型課程，因此歸類到邊緣學科的范疇。要對法律經濟學進行界定，需從兩方面入手，其一，從經濟學角度講，法律的經濟分析屬于經濟學的拓展分支；其二，從法理上講，法律經濟學通過不同的視角，對法律進行了更加透徹的觀察和研究，從而形成了法理學領域的新型流派。

（二）法律的經濟分析概念在中國的界定

法律的經濟分析這一概念是由國外引進，可是，國外的專家學者對其具體概念尚未達成共識，我國在引進這一概念時難免受到一些影響。但是，通過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態，與國外理論和概念相結合進行研究，從而提出了符合我國國情的法律經濟分析體系概念，由以下四點形成：

第一，它是一種研究方法。由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優越性，導致了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法律分析的同樣適用。因此，經濟學適用于法律的分析方法之本質是研究方法的優越性。

第二，它是一個交叉學科。之所以產生法律的經濟分析這門學科，是因為人們經常運用經濟學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的結果。因此，法律的經濟分析是處于法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

第三，它屬于經濟學范疇。在早期，經濟學的眾多學者就已經把法律的經濟分析歸為經濟學的一個旁枝，從而納入經濟學范疇。

第四，它屬于法學范疇。法律的經濟學分析雖然運用經濟學研究方法和手段，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法律。

二、法律的經濟分析在中國運用于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法律的經濟分析在實際運用中存在一定的問題，只有通過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才能理清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理論與實踐、共性與個性之間的關系，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法律的經濟分析之缺陷與局限

1.可能會導致法律的不確定性

在經濟分析中，理性假設可以實現財富的最大化，但是對于法律卻不適用。建立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確定行為準則，增強做事的可預測性，提高對合法性的認識。如果完全引用經濟學分析，就有可能導致人們的日常規范隨著價格波動變化，對于相同的行為做出不同的判斷，很大程度上影響司法判斷的公平性。

2.有時會將問題理論化

經濟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運用到法律問題中就不能僅僅滿足于表面的形式，因為法律問題涉及到人們的日常行為規范和社會活動規則，必須從現實考慮出發，并非依靠純粹的理論體系就能夠解決。

3.范圍難以確定

在學理界一直有兩個相反的問題。第一，自從法律的經濟分析創始以來，就涵蓋了整個法律體系，幾乎涉及到法律的各個部門，這很可能導致一些法律領域無法運用經濟分析的方法進行解釋。第二，法律的經濟分析在某些領域視角過于狹隘，過于追求“法律中心主義”不能自拔。以上兩種問題充分說明了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圍很難確定，兩個問題也代表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要解決法律范圍問題，就必須確立合適的價值取向。

（二）法律的經濟分析在中國運用與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針對法律的經濟分析無法避免的缺陷和局限，我們通過引入中國的實際情況從而得出其在中國實際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1.目前，法律的經濟分析已經運用于中國的法律界研究工作，但是，由于其過于理性的方式導致法律的不確定性逐漸多了起來。中國的法律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比如傳統的細想、道德、倫理、信仰等各個方面，這些因素本身就帶有很多感彩，很難完全用過于理性的經濟分析法去判斷。

2.理論多于務實。在我國，法律的經濟分析長期處于一種理論研究的位置，對于幫助解決實際生活中的法律問題沒有太大意義。就像一個花盆，擺在那里很漂亮，但是沒有具體左右，是一個完全可有可無的東西，法律的經濟分析同樣如此，這些年很多學者花費大量經歷研究，但是對于服務社會很難做出具體貢獻，這也是近些年人們批評它“華而不實”的重要依據。

3.缺少定量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法能夠更加客觀、真實的詮釋法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

4.尚未理清其分析范圍。法律的經濟分析在國際上還沒有形成公認的定論，在我國同樣如此，我國還處于研究的初級階段，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對其確切的范圍無法確定，導致在實際運用中經常出現一些不確定因素。

三、針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在中國運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辦法

根據上文所述問題，可參照以下觀點提出解決辦法。

（一）關于法律的經濟分析理性假設導致的不確定性問題解決辦法

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理性假設和現實情況經常發生沖突，為了防止過于理性而產生的不公平性，可以效仿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根據實際情況加入“感性”因素，一方面由理性法律做后盾，另一方面根據事物具體情況做出判斷，既提高了法律的確定性，也防止了“過分理性”的發生。

（二）關于理論多于務實的解決辦法

由于我國法學界深受注釋法學的影響，因此對法律條文的合理性通常依靠單純的邏輯角度評價，一旦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會產生很多實際性問題。要改變這種情況，就要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理清，注重法律的務實操作。

（三）關于缺少定量分析方法問題的解決

受我國傳統思想的影響，法學研究通常比較重視言辭，而忽視了數據的重要性，其產生的結果就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低落。因此要消除偏見，提倡定量分析方法的運用。

（四）關于如何理清法律的經濟分析之范圍

根據我國目前法理界的實際情況，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憲法及部門法；第二，反壟斷法和政府規制問題；第三，法規和具有約束力及規范性的政策。對于前兩個方面，可以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圍，后者等我國理論更加成熟后可以考慮納入分析范圍。

參考文獻：

[1]張玲燕.法律的經濟分析理論探析[J].法制現代化研究（第五卷），2009（5）：667-668.

第5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資源詛咒；資源型經濟；經濟轉型

作者簡介：曾傳暉（1972-），男，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資源型經濟與稀土資源開發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22-0082-05

對資源型經濟而言，無論是現實中還是理論界總存在著一個“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性問題。短期來看，天賦的資源毋庸置疑是資源豐裕地區的“紅利”。但就世界范圍的資源型經濟而言，大量的資源型經濟體卻先后陷入內外交困的“資源陷阱”，出現類似“荷蘭病”的經濟現象，即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濟增長存在反向關系。在國外“荷蘭病”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1993年，奧蒂(Auty)首次使用“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來解釋這種現象，從而掀起了資源型經濟的研究熱潮。

一、資源與經濟關系的認識演進

古典經濟學產生以來，經濟學的最核心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問題。怎樣促進經濟增長，什么因素帶來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繁榮，探究與經濟增長有關的諸種因素和條件即尋找增長的源泉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們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焦點。而對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最廣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產率法。那么什么是生產要素？哪些資源能成為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如何形成？生產要素的國別分布差異如何形成？在解釋資源與經濟增長關系時，理論的切入點在于通過生產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資源。

資源與生產要素兩個概念并不能等同。資源在經濟學指對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間接經濟價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種東西，而這種價值恰恰是以資源成為生產要素為前提。資源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資源概念包括自然資源或稟賦、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公共秩序與法律乃至信念和價值觀。狹義上的資源則指自然資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資源，比如煤礦、金礦、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作為一切生產要素來源和物質生產活動的必要投入品，是經濟賴以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近現代工業化發展史的軌跡說明，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通常蘊含了更大的發展潛力，現實中也往往更為富足。為此，古典經濟學誕生以來傳統的理論認識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大國發展歷程都認可：自然資源對于一國國民財富的初始積累具有重要且關鍵的作用，即經濟發展會受益于資源稟賦，這是資源正效應即資源紅利的初始表現。

理論界對資源作用的系統認識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在所有自然資源中第一個被給予肯定的自然資源是作為“萬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經濟學家們在價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資源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資源有限性及擁有方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無論是馬爾薩斯還是后來的李嘉圖在強調土地資源對經濟的影響關系時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導致的資源產出遞減趨勢。邊際革命后，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研究方向，僅僅關注不同用途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而資源在經濟中作用的研究，則逐漸淡出了經濟學的研究視野，而成為“生產力”研究范疇。與新古典一脈相承的當代主流經濟學派則在忽視資源作用的路上漸行漸遠。

盡管，資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肯定，但自然資源卻一直未能納入經濟增長模型進行分析。為此，無論是哈羅德—多馬模型，還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都僅限于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盡管，現實中資源對一國尤其是工業化起步階段的經濟具有重要影響。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資源和環境都未能構成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約束條件。資源往往被主流經濟學家假設為定值或無約束量，這種研究方法實則是將資源置于經濟增長研究以外。從而，類似于古典經濟學對自然資源的討論基本上消失了。

相對而言一直處于非主流地位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則真正走出了“資源即土地”的古典經濟研究束縛。納克斯和羅斯托認為，一切自然資源都存在潛在收益，有與“地租”一樣的“經濟租”或“資源租金”。租金進一步轉化為資本，從而達到支撐經濟增長的作用。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則認為，缺乏資本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資源出口、提高資源出口價格獲得資源型收益。且資源越是豐腴資源帶來的收益就越高。當然，資源的作用不僅限于發展中國家，一切經由工業化起步的國家均無不受益于資本積累時期因豐腴而廉價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Wright和Czelusta認為美國工業化和快速崛起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采掘業的作用是分不開的。Dasgupta和Heal等人分析了不可再生資源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Hartwick提出了著名的Hartwick-rule投資規則，即只要將不可再生資源的Hotelling租金全部用于投資，即生產人造資本和人力資本，就可以保證持續消費的可能。

第6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1)由靜態向動態,由計量過去到計量未來;

    2)由重視企業內部成本向重視內、外部成本并重;

    3)計量由簡單的加減向綜合化和數學方向發展;

    4)以貨幣計量為主向采用多種綜合計量手段并存的階段發展。

    關鍵詞:會計成本;成本概念;傳統成本;現代成本

    一、會計學中的成本概念

    會計學的成本是根據實際成本原則和權責發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計算對象受益的情況匯集和分配所發生的生產費用,所計算出的一定數量產品或勞務的個別勞動耗費的補償價值。它可以用來計量企業生產經營性資金耗費、計算企業損益、考核企業耗費水平、限定生產經營性耗費補償的范圍和數量等等。會計學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點:

    (1)圍繞企業生產過程進行研究,重點研究生產成本。不涉及企業與外界和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的費用。

    (2)是對歷史的反映。只關心實際發生的成本,不關心未來的產出。

    (3)能夠以貨幣加以計量。只核算企業成本中可以在貨幣支出形態上直接反映出來的部分,不包括應計入而不能在貨幣形態上直接反映出來的成本。

    (4)只計量實物資本成本,不計量人力資本成本。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成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商品作了透徹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經濟內涵。他指出: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每一商品的價值W,用公式表示是W=c+v+m,公式中(c+V)這個部分即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格和所用的勞動價格的部分對于資本家來說,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

    馬克思從耗費和補償兩方面對成本進行論述。成本從耗費的角度看,是商品生產中所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中必要的勞動價值,即(c+v)部分,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經濟內涵;成本從補償的角度看,是指補償商品生產中資本消耗的價值尺度,即成本價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費又必須在價值和實物上得以補償的支出。馬克思的企業成本理論揭示了成本的經濟內涵。

    (1)從成本的經濟性質上看,其是生產經營活動中勞動耗費的價值度量,體現了成本的可計量性。

    (2)從成本經濟內容上看,成本是商品價值(c+v+m)中的前兩部分。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該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成本是生產該產品的個別勞動耗費,體現了成本的個別性。

    (3)從成本經濟本質上看,成本是為生產一定數量和質量勞動成果發生勞動耗費的價值補償,體現了成本的可補償性。

    三、西方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

    (一)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成本概念

    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成本理論主要是從廠商的角度出發,分析其在生產經營中如何通過比較各種成本支出方案,最終作出生產決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獲得一定利潤或以一定成本支出獲得最大利潤。也就是說,傳統成本理論是以企業的生產經營為出發點,主要研究生產成本問題。傳統經濟理論中主要包括生產成本、邊際成本、機會成本等幾個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產成本。由于生產過程本身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因此生產過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是生產成本,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生產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內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產者來不及調整某些生產要素的情況下,生產一定的產出數量所花費的成本。短期成本(TC)包括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TVC)兩部分,前者不隨產量的變化而變化,后者可隨產量變化而變化,呈現遞減、不變、遞增的態勢。短期成本有兩個重要概念:平均成本(AC)和邊際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為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變成本(AVC)和平均總成本(AC)。平均固定成本(AFC)隨產量增加而遞減:平均可變成本(AVC)、平均總成本(AC)、邊際成本(MC)隨產量的增加而經歷遞減、最小、遞增三個階段。

    (2)長期成本。是生產者在可以調整所有的生產要素數量的情況下,進行生產所花費的成本。長期成本只包括可變成本,它是短期成本從長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組成。長期總成本曲線(LC)、平均成本(LAC)曲線分別是短期總成本曲線(SC)、平均成本線(SAC)的包絡線。企業可根據長期成本曲線來作出生產規劃。

    2.邊際成本。它是成本計量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謂邊際成本就是指由于廠商產量每增加一單位所增加的成本費用。它可以通過總成本增量和總產量增量之比表示出來:MC=dTC/dQ.

    由于邊際成本即廠商每增加一單位產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變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單位可變成本又存在著先減后增的變化規律,因此作為它變動的結果,邊際成本(MC)也必然是一條先降后升的u形曲線。邊際成本作為一個動態成本的概念,對平均成本(AC)的水平及其變動趨勢有著重要影響,表現為:當MC<AC時,AC隨產量的增加而下降;當MC>AC時,AC隨產量的增加而上升,當MC=AC時,AC為最低。

    另外,邊際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長期所有生產要素同比例變動時,規模報酬遞減的情況。同機會成本一樣,邊際分析是經濟學家系統地考慮各種可替選擇成本的關鍵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機會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中所言,我們最難以做出的決策不是做某事還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還是少做些。

    3.機會成本。經濟學一般著眼于社會生產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故機會成本在經濟學中被定義為"從事某種選擇所必須放棄的最有價值的其他選擇。"機會成本不是實際的支出,而是對資源配置的一種度量,表達了稀缺與選擇之間的基本選擇。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實際的支出,不關心已經發生的成本,而關心未來的產出,是對未來活動結果的預見。

    把機會成本作為現實的重要因素,其意義在于:

    1)有助于決策者全面考慮可能采取的各種行動方法,以便為有限的資源尋求最為有利的使用途徑;

    2)有助于人們理解貨幣成本和真實經濟成本之間的差異,從而也就解決了資源的使用在會計上是盈利,在經濟學上是否有效的問題。

    (二)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幾個重要的成本概念

    現代成本理論突破了傳統成本理論僅僅圍繞企業生產過程進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業作為社會活動的一個細胞與外界以及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發生的成本費用。

    1.社會成本。所謂社會成本是指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考察的進行生產的代價,它既包括各項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種各樣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單個廠商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整個社會利益的損失。比如廠商生產經營中排放廢氣或污水,會引起空氣和水資源的被污染,造成整個社會生態環境的惡化,從而引起社會環境治理投資或費用的增加。這一部分投資或費用盡管是由于廠商的生產行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廠商承擔,而是社會來承擔。這種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總和構成社會成本。

    2.交易成本。又稱交易費用。西方學者對交易成本定義眾多,但并無質的差別,只是其側重點或范圍不同而已。科恩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可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簽約的交易費用;二是簽約后的事后費用。最后交易費用概念擴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護產權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等等。阿羅使交易費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屬于交易成本的范疇。

    交易成本有以下幾個特點:

    1)交易成本是發生在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離開了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交易活動不可能發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會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領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產成本。

    3)在社會中,一切經濟活動成本除生產成本之外的資源耗費都是交易成本。

    關于交易成本的計算,人們還沒有達到像傳統成本價格的計算那么精確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經濟學家正在完善對交易成本的計算。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諾恩,計算了美國1970年交換部門的交易成本,占美國GDP的45%。張五常估計的香港交易成本占香港GDP的80%,交易成本數額巨大。正如有學者所說:"如果說亞當。斯密時期的經濟學家在構造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所產生的費用的話,那么現代的經濟學家再也不能忽略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了。"

    四、會計學成本與經濟學成本之比較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賦予了成本本質的規定性,體現了成本的個別性和可補償性,揭示了成本的經濟性質,它對于研究對比會計學成本和西方經濟學成本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2.會計學成本重點研究生產成本,其與傳統經濟學中的生產成本,邊際成本范疇相同。在西方經濟學中生產成本和邊際成本概念已經比較成熟,其理論也廣泛地運用在會計學實踐上。

    3.會計學成本與機會成本。在傳統會計學上,成本只是企業實際發生的,但忽略了機會成本,經濟學則關心企業如何作出生產和定價決策,衡量成本時就包含了所有機會成本。在會計學中引入機會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傳統會計在現有以核算為主的基礎上加強參與決策,實施適時控制和開展經濟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學者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主張計量股權資本成本,將其視為真實成本,納入會計核算中來。機會成本不是對傳統會計成本的否定,而是對傳統成本分析的補充,擴展了傳統會計成本的內涵。

    4.會計學成本與社會成本對比。根據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經濟實質是價值消費和補償的有機統一體。為此,人類的勞動消耗需要補償,自然資源的消耗同樣需要補償。而傳統會計所依賴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業微觀本身來處置成本補償。若單個企業的生產行為造成自然資源的無償占用和污染破壞,而不計入社會成本,就會以犧牲社會環境質量為代價而虛增企業盈利。社會成本概念告訴我們,應從可持續發展實際要求出發,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待成本耗費和補償問題。為此,眾多學者提出將社會責任會計和與之相應的環境會計納入會計核算體系。在成本中反映企業生產商品對社會資源消耗和損失程度,求得實際成本的真正補償。

    5.會計學成本與交易成本。傳統會計學成本重點研究生產成本,但在社會中,一切經濟活動除生產成本之外的資源耗費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據交易成本相關理論,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點,是契約聯結的網絡。企業不僅與人力資本的提供者(雇員、經理)、實物資本的提供者(股東、債權人等)締約,也與原料供應者、產品購買者締約,還與政府締約政府管制契約,與社會締結有關社會責任的契約,故形成了人力資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會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疇,這些成本范圍隨著各種條件的成熟,會最終進入會計成本的研究范圍。

    會計從來是服從和適應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經濟運行的狀態決定著會計運行的方向。傳統會計學成本是適應于傳統工業經濟,在新的經濟下,要求會計模式也要進行相應變革,而經濟理論恰恰為會計理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指導。通過會計學與經濟學成本之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會計學成本的發展方向,從中可窺視出會計未來的發展趨勢。

    (1)傳統會計成本正從單純計量過去信息,正向能動地運用信息參與決策,提供未來信息的方向發展,即由靜態向動態,由計量過去到計量未來。

    (2)會計成本由重視企業內部成本向重視內部成本與外部成本并重發展。

第7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 李嘉圖惡習 休漠的鍘刀 經濟學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導言

經濟學方法論是一門有關經濟理論分析中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規律或規則的學問 。經濟學方法論是有一定的層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學意味的一般方法論，如有關實證和規范之間關系的討論，關于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討論等都屬于一般方法論的內容；又包括反映著經濟科學本身的性質和特點的具體方法論，如借用物理學概念而發展起來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論，主張經濟理論必須著眼于個人態度和行為或者集團行為而形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或整體主義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獨特的導向功能。如果沒有個人主義方法論在19世紀末的廣泛傳播，微觀經濟學中的諸多理論就難以在當時產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沒有建立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制度主義這一經濟學“異端”也不可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另外，一種學說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總是會受到某種方法論的制約或支配。雖然很多經濟學者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抱有否定的態度。

但是，在對西方經濟學 引進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越來越多的觀點和學說，而在理論探討的過程中，辯論雙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論基礎和前提假設進行討論，已經在我們的實踐中造成了太多本不應該存在的爭議和概念的模糊。這種因為缺少對方法論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費是驚人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在馬克思總體方法論的基礎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探討，不能脫離“生產總體”及其不同的環節和過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這個環節和過程在整個經濟關系總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論界爭論較多的生產要素分配問題，實際上主要是分配環節和分配過程的問題。發生在生產環節和過程的價值形成，決定的是可供分配的價值總額，生產要素所有權等規定決定著對既定價值的分配份額。從價值的形成到價值的實現、再到價值分配，存在著系列的轉化過程，這是總體內的辯證運動的過程 。不能對馬克思總體方法論有深刻的理解，必然會造成對勞動價值論的重大爭議。

這個例子的引入并不是為了比較某種方法論的優劣，雖然很多時候這種比較是必要的。因為對于不同的分析對象畢竟存在與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從思想史的角度，對經濟學方法論中兩個隱喻“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進行分析，并在分析的過程中引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中對這兩個隱喻所涉及內容持有的態度，在此種意義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較介評的意味，但是我們并不把某種態度作為標桿，而是在這種比較分析中，讓各種方法自己顯現出它的優勢與不足。

一、“李嘉圖惡習”

大衛·李嘉圖（1772－1823）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這是一本標志著英國古典經濟學最后完成的著作。全書共分三十二章，馬克思指出，他的理論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論價值”，”論地租”）中，除貨幣一章以外全書其余各章只是這兩章的補充和附錄。確保李嘉圖在經濟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鍛造了一般分析體系的能力，這種分析體系基于相對少的原理而獲得廣泛的結論，他的“體系”是演繹推理過程的一個紀念碑 。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有了他，經濟學喪失了以亞當·斯密的方法為特征的經驗傾向而變得嚴格和抽象了，從而經濟學變成真正自治的東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從它本身的思想體系的內部邏輯中產生的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他的寫作風格的特點是要縮小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復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量，然后通過對這些變量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于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熊彼特，1954年）。

李嘉圖擁護一種抽象的演繹方法是獨創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現代經濟分析的道路，并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李嘉圖創立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來觀察經濟也具有獨創性。沒有比李嘉圖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沒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時更忠實于“奧卡姆剃刀 ”這樣的邏輯了 。李嘉圖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他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經濟學中是必不可少的。“經濟人”假設是一個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現代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魯定理、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礎之上。這些“參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 。李嘉圖的這種抽象方法與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type）”有相似之處。韋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經常使用“理想類型”的概念。雖然名稱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規范的或者值得稱贊的東西，而與現代經濟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親緣關系。一個“理想類型”就是一種思想上的構造，它并不描繪現實，而是通過夸張它的某些特征并丟棄其他的特征而從中抽象出來的。它簡化了對經驗上觀察到的物質的假說、系統化和分類的形式化。

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于把這種抽象直接應用于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對李嘉圖的這一方法給以高度評價，并做了精辟的論述。馬克思說明了李嘉圖采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 。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此亦有經典的評價，“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比例交換魚和野味......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 。

第8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現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美國傳統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見，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總之，對于“公共財政’這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第9篇：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觀念價值 交換價值 使用價值 價值形式 市場營銷

價值理論的內涵

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基礎，它包括商品交換規律和收入分配規律。而商品交換規律是構成工商企業管理理論以及商品流通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石，因此一直是經濟學、社會學以及管理學科研究的重點內容。市場營銷學作為現代工商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所關注的消費者需求以及商品供應范疇，讓研究者格外關注相關的價值判斷和評價，因此價值理論成為市場營銷領域一個重要內容。

從經濟學中的價值概念的演變以及價值理論的研究對象來看，價值的內涵經歷了從單純的物的使用價值、效用到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分離，這是人類社會商品交換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正是社會商品交換關系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商品交換的重要性以及交換價值的重要性，甚至產生了只有交換――貿易才能帶來財富的社會主張。

古希臘的著名歷史學家、作家色諾芬把財富定義為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他指出：“一支笛子對于會吹它的人來說是財富，而對于不會吹它的人來說，只有在他們賣掉它時是財富。”（色諾芬，1961年）。色諾芬認識到了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某種使用價值的屬性，同時也注意到了物作為交換對象時給物主帶來的經濟利益。這種認識表明了財富本身所具有的直接滿足需要的功能，同時也具有有利于交換的功能。關于這一點，亞里士多德后來曾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每種貨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種則不然，例如鞋，既用來穿，又可以用來交換。二者都是鞋的使用價值，因為誰用鞋來交換他所需要的東西，誰就是利用了鞋”。亞里士多德把交換價值當作與直接滿足個人需要的使用價值相對立的另一種使用價值來看待。

本文作者要提出的是：當色諾芬的笛子被不會吹的人收藏，沒有賣掉；當亞里士多德的鞋子沒有被穿也沒有被換取其他東西的時候，該笛子和鞋子是否有價值？是一種什么樣的價值？為了說明價值問題，這里首先對相關范疇進行定義。

物務的定義及相關范疇

關于物務的概念

本文將一切可能為人們所使用或者享受的物品以及為他人提供的服務等統稱為物務。它既包括人們的具體勞動成果，同時也包括非人類勞動創造的，但是為人們利用和享受的一切事物。例如，屬于前者的計算機、食品；屬于后者的被人們所留連忘返的大自然風光等。

關于觀念物的概念

本文將基于人們特有的觀念所形成的對外界事物的認知、態度、觀點等稱作觀念物，它是人們在固有觀念基礎上，對外部事物思考的結果，反映了觀念物持有者的基本思想與思維方式。例如人們對娛樂、人生以及死亡等的看法、觀點都屬于這個范疇。

關于觀念產品的概念

本文把基于人們特有觀念所形成的對外界事物的認知、態度、觀點等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稱為觀念產品。例如，針對企業或者家庭的理財方案、市場策劃案，基于對市場認知的新型設計的有形產品以及服務等。如果說人們所持有的觀念物是通過思考獲得觀念的直接產物，那么觀念產品就是經過了具體的人類勞動以后所形成的觀念物的具體表現形式。

關于觀念價值概念

本文將人們對某種物務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感知稱作為該物務的觀念價值。這種價值基于感知者的觀念、知識以及相關社會階層對該物務的理解，并非一定能夠換取相應的貨幣，當物務作為商品形態存在時，甚至與所包含的交換價值量差距很大或者是完全無法實現的價值。如果說使用價值是人類的具體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由人類的抽象勞動創造的，那么觀念價值就是人的知識體系、觀念體系累積和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是較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主觀的產物，與作為商品屬性的使用價值不同，任何物務都具有觀念價值。

物務觀念價值及其觀念產品

本文所提出的觀念價值，是基于人的認知的一種價值形態。它不同于物務的有用性的使用價值，也不同于商品交換中抽象的人類勞動創造出的交換的量上的關系和比例――交換價值，它是物務客觀存在時為人們所感知的一種價值，即它是一種觀念物。這種被認知的價值的高低一般會受到市場上對該物務的供求狀況的影響，但不單純取決于供求狀況，甚至脫離了市場的供求關系作為人的感知對象，是人們對該物務的使用價值以及內在的交換價值的認知。如果說對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的關注是人天然產生的，屬于自然屬性，那么觀念價值就完全屬于社會屬性。開篇所提到的色諾芬的笛子和亞里斯多德的鞋子，當它們不被物主所消費，即主人不吹笛子、不穿鞋子的時候，不同的人對這種時候物務價值的認知往往是不同的，有的會認為很有價值，是一種財富的象征；同時也會有人認為，閑置的東西就沒有價值，其根源在于對物務認知的人的觀念的不同。基于不同的觀念的人對同一個物務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認知往往是不同的觀念價值。同一個物務的不同人的觀念價值可以不同，但是基于觀念之上的知識而形成的價值上的認知，就成為了觀念產品，成為了觀念產品形態的觀念價值是統一的。

中央電視臺的《鑒寶》節目就充分反映了這種觀念價值。持寶人將寶物進行展示，專家、持寶人和觀眾分別給出一個價格，三者之間往往差異很大，反映了三方對寶物認知上的巨大差異。其中缺乏相關知識和能力的持寶者和觀眾給出的價格，屬于觀念物范疇，而專家憑借其豐厚的專業知識所給出的價格則屬于觀念產品范疇。三方同一事物觀念價值上的差異，一方面，反映了三方所掌握的相關知識的多寡；一方面，反映了各自認知觀念上的差異。一旦藏品到市場流通，實現的交換價值往往并非人們所給出的價格即并非各自差異較大的觀念價值，而是會在買賣雙方共同協商下得到一個共同認可的成交價格，而其中所包含的內在交換價值得以體現以及成交價格達成前提是買賣雙方獲得了對藏品一致的認知，即以雙方的觀念趨于一致為前提。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觀念價值是以一定的觀念為前提的，它與傳統意義上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不同，但也有相當密切的關系。物務的有用性即使用價值是物務存在觀念價值的基礎，正是物務存在著使用價值，人們才會從觀念上去認知它的價值， 而這種觀念價值在買賣雙方之間的趨同過程就是該物務交換價格形成的過程。任何物務都存在觀念價值，非商品僅僅表現為各種不同觀念價值；商品所實現的價值量是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與人們不斷趨同的觀念價值所共同決定。

觀念價值的營銷學意義

觀念價值作為一種新的價值形態提出來，對市場營銷學的發展以及企業的市場營銷實踐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拓展了價值理論的基本范疇和領域

將非人類勞動創造的物務引入到價值理論，從而為相關物務的營銷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傳統價值理論探討的是基于人類勞動的價值范疇，而觀念價值考察的對象包括所有能夠給人們帶來各種享受和效用的物務，這使沒有經過人類勞動單純由大自然作用產生的對人類有益的物務都可以進入到價值領域進行基于人類觀念的價值考察。例如，人們對于環境優美的海濱城市的向往和留戀就反映了這種價值，正是這種觀念價值的存在才導致了海濱城市的經濟繁榮和發展。

完善了物務的價值形態

觀念價值描述了沒有投入到使用也沒有用于交換的物務的價值，為相關物務進入流通提供了價值基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深入，各種資產類物務的交易越來越頻繁，對相關資產的估價成為一種常見的經濟行為，觀念價值以及觀念產品概念的提出為這種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闡釋方法，從而為相應的市場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專業人士提供的觀念產品還是普通人對相關物務認知的觀念物，都構成影響交易的重要因素。

提供了營銷者考察消費者的嶄新視角

觀念價值是基于人的觀念的認知的價值，具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在營銷活動中消費者是被關注的核心，本質上就應當是對其觀念的關注。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的核心是消費者，消費者的認知、態度以及行為關系著其對企業所提供的觀念、產品以及服務的認同程度與忠誠程度，而其中起到決定作用的就是消費者與產品、服務相關的生存方式與生活觀念。因此，對于消費者觀念的研究是當代企業營銷工作的一個重點內容。消費者所認知的物務觀念價值反映了其基本的相關觀念狀態，是其內在觀念的必然流露，作為營銷者只要了解了其外在的觀念價值判斷，就得到了深入研究其內在觀念以及可能的對企業、產品、服務和品牌的態度和購買可能方式的途徑。

觀念價值作為基于人的觀念的價值形態，隨著人的知識結構、認知水平的發展、變化而發生演變，它為基于社會進步和發展而發展的行業、物務的價值評價提供了理論基礎。例如，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市場營銷學的發展，非盈利組織營銷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由于非盈利組織的特殊性，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涉及的物務由于不進行商品的交易而不表現為交換價值，但是往往會存在很大的社會價值，這種社會價值能夠通過人們感知的觀念價值的形式來充分反映，并隨人們的認知水平的提升而發生相應的變化。與此同時非盈利組織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觀念價值也能通過相應的經營策略和戰略體現出來。

提供了營銷者細劃市場的重要依據

觀念價值的基礎是當事人的相關觀念，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對于同一個物務的價值判斷往往存在很大差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內在觀念上的差異，為營銷者制定科學合理的營銷戰略創造了注重消費者人文關懷的可能。企業的市場營銷行為是以特定的消費群體為基礎的，基于觀念的市場細分更容易把握細分市場的基本特征以及變化的規律。根據消費者對相關物務的觀念價值來劃分市場的層次和范圍，營銷者就能夠更為深入而快捷地了解市場的基本形狀和發展趨勢，從而有助于企業制定合理的符合市場需要的營銷戰略與策略。

此外，觀念價值、觀念產品以及觀念物等相關范疇為觀念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完整的范疇體系，從而為市場營銷者對消費者進行消費觀念研究提供了基本內容和方法思路。

觀念價值作為一種基于某種觀念所產生的對物務價值的認知，是市場經濟時代人們對價值關注所需要的，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科學創新的需要，它解釋了物務存在的第三種形態的價值描述。它對市場營銷者的市場認知、營銷決策提供了研究范疇和體系，有助于其對消費者的更為全面的認知，進而促進有效的營銷策略的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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