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模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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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關鍵詞：信用卡詐騙；金融監管；檢察機關
近年來，隨著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日趨嚴重，決定了金融檢察介入信用卡監管的必然性，但是鑒于信用卡領域的行業特性和刑法的謙抑性，介入時必須堅持審慎適度的原則。本文在總結金融檢察介入信用卡領域監管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力求提出更為科學合理的介入模式，更好地為信用卡行業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一、 信用卡詐騙罪的界定及表現形式
根據王作富教授的定義，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惡意透支，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行為。[1]
信用卡詐騙罪的表現形式有五種，以下分述之。
1、使用偽造的信用卡
偽造信用卡，是指無權制作信用卡的單位或個人，非法制造、發行信用卡的行為。[2]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無權偽造，即根本不具備制造信用卡的資格，非法模仿信用卡的質地、板塊、模式、圖樣以及磁條密碼等制造信用卡；二是越權偽造，即信用卡的制作本身是合法的，但是未經發卡機構授權給用戶正式使用，也未錄入有效數據，就將這種空白信用卡再進行一番加工，使其貌似已經發給用戶正式使用的信用卡。[3]
2、使用作廢的信用卡
作廢的信用卡，即因特定事由而失效的信用卡。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信用卡超過有效期而失效；二是信用卡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內停止使用，并將其信用卡交回發卡機構，辦理退卡手續后，該卡即失效；三是信用卡因為掛失而失效。”[4]
3、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
2005年2月，“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作為信用卡詐騙罪的獨立類型被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中。所謂騙領，是指行為人違背他人意志，使用他人真實身份信息申領信用卡，或是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材料申領信用卡。
4、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未經持卡人同意，以持卡人名義使用信用卡的行為。關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具體表現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做出了明確規定。[5]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不論對信用卡的占有是合法還是非法，都違背了持卡人的意志使用信用卡。
5、惡意透支
透支是信用卡最基本的一項功能，也是持卡人申領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在信用額度內透支，并按照發卡銀行的規定按時足額還款，是善意透支，是為法律所允許和保護的。但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則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6]。善意透支與惡意透支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直以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因為其規定的抽象性及不確定性，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諸多難題，出現了一些爭議頗大的認定和裁決。正因如此，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了惡意透支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六種表現形式[7]。
二、信用卡詐騙案件基本特點
上文論述的是信用卡詐騙犯罪的五種行為方式，具體到司法實踐中來，表現為形形的案件，來自某基層檢察院的近三年統計數據表明，信用卡詐騙案件呈現出以下五個特點：
（一）犯罪數量激增，危害后果嚴重，社會影響惡劣。
就該基層檢察院而言，自2010年以來，信用卡類犯罪案件收案數呈持續上升趨勢。2010年辦理信用卡詐騙案件14件，2011年與2010年基本持平，全年辦理信用卡詐騙案件共16件，而2012年一下子激增到了144件。
（二）惡意透支和“冒用型”信用卡犯罪是信用卡詐騙犯罪的主要形式。
2010年到2012年該院的收案統計數據表明，惡意透支和“冒用型”信用卡犯罪成為信用卡詐騙的主要手段，且呈現由“冒用型”主導向“惡意透支型”主導過渡的趨勢，信用卡詐騙犯罪數量劇增。2010年至2012年期間，該院共受理這類案件134件，占信用卡詐騙總數的77%，且上升趨勢明顯，2010年占當年信用卡詐騙案件的7.1%，2011年占31.2%，至2012年已經猛增到88.8%。
（三）犯罪動因呈多樣化，融資和維持生活目的增多。
通常信用卡詐騙所得資金多被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但隨著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日益突出，不少人出于維持企業運營、周轉資金的目的而申領多張信用卡。
（四）作案手法多樣化，向信用卡詐騙的上游犯罪發展。
2012年以來，出現兩種新的犯罪手段，一是犯罪嫌疑人事先購買竊取信用卡信息的讀卡器等設備，再使用假名進入一些高檔酒店應聘服務員，趁顧客刷卡消費之機，竊取顧客的信用卡信息資料和密碼，此后通過事先購買的設備制作假卡，到外省市的提款機提取大額現金或進行大額刷卡消費，最終因觸犯信用卡詐騙罪、竊取信用卡信息罪被數罪并罰。二是利用電腦合成制作數份人民的士兵證等身份證明到銀行騙領銀行卡，然后倒賣給他人。
（五）行為主體呈現低齡化、高智商化趨勢。
從涉案人員的年齡結構和受教育程度來看，行為主體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的趨勢。如張某因信用卡詐騙罪被抓獲時年僅19歲，又如名校經濟學博士佟某2010年因迷上炒股而開始透支信用卡。
三、金融檢察介入信用卡監管的現狀分析
嚴峻的信用卡犯罪形勢表明，單一的行政手段監管不足以遏制住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需要施以刑事手段加以規制。從檢察機關介入信用卡領域監管的實踐來看，對信用卡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已取得顯著成效。然而檢察機關的介入并不意味著檢察權的肆意擴張，而是與行政監管相輔相成，形成合力，共同遏制信用卡詐騙犯罪。
（一）當前金融檢察工作的開展途徑
為適應打擊金融犯罪專業化辦案的需要，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檢察機關紛紛設立專門辦理金融案件的金融檢察部門。2004年5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設立了全國首個金融犯罪公訴組。2010年，二分院將辦案職能進一步精細化，在金融公訴組內分別設立銀行、證券、期貨等專門崗位，由辦理類案經驗豐富的檢察官負責。2012年10月，西城區人民檢察院金融犯罪檢察正式成立，成為北京市各級檢察機關中第一個具有獨立建制的金融犯罪檢察處室。
（二）金融檢察部門與金融監管部門的對接、協作情況
各級金融檢察部門積極尋找檢察工作服務金融建設的切入點，構建與金融監管部門的對接、協作機制。上海市浦東金融檢察委員會已經與央行上海總部、市證監局、市銀監局、市保監局、市金融辦和區金融服務局建立起穩固的合作關系，在信息通報和配合監管等方面形成了長效協作機制。在辦理類案的過程中，該委員會還主動發掘、匯總存在共性的問題，如金融機構管理方面的漏洞、金融監管的立法空白等，及時向央行上海總部金融穩定部通報，為相關部門的金融風險防控工作提供案例參考和建議。[8]
四、金融檢察介入金融監管的探索和設想
現階段，我國檢察機關介入金融監管的路徑主要是行使批捕、公訴職能，以及較為固定的檢察建議、講座授課方式，以事后介入為主，介入方式較為被動，難以從源頭上遏制信用卡詐騙犯罪的發生。積極探索檢察職能的延伸，是金融檢察機關介入信用卡監管的核心。
（一）在打擊犯罪中強化監督職能
實行專門的金融類案件訴訟監督，著力于開展對金融經濟犯罪案件的立案監督和偵查監督，加強對疑難復雜案件的提請介入，引導取證等工作，加大對金融監管等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線索的監督力度，并充分運用抗訴和檢察建議等方式監督糾正司法不公等問題。
1、強化信用卡犯罪案件的公訴職能
第一，切實提高對信用卡犯罪新罪名司法認定的水平和能力。
我國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信用卡類犯罪罪名有“信用卡詐騙罪”、“偽造金融票證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從信用卡犯罪的現狀來看，信用卡犯罪不斷向上游犯罪發展延伸，信用卡詐騙犯罪常常與其他信用卡類犯罪交織在一起，使得認定更加困難。名目繁多的法律條文和錯綜復雜的司法實踐要求要檢察官準確運用各項罪名，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
第二，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導信用卡案件查辦工作。
檢察機關在履行信用卡詐騙犯罪公訴職能時，要嚴格把握嚴重違法與輕微刑事犯罪的關系，既要做到有罪必罰，又要防止擴大化，在輕微刑事案件中體現刑罰的謙抑性，減少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因此，在處理方式上，將數額較大的“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在案發后及時歸還全部本金、利息和滯納金的且認罪態度好的犯罪嫌疑人做相對不處理。對達到標準且情節較為嚴重，社會危害性較大的信用卡犯罪，則要依法提請公訴。
2、強化銀行卡犯罪的訴訟監督職能
第一，加強對信用卡領域犯罪案件的立案監督。由于信用卡犯罪案件具有跨地區甚至跨境流竄作案的特點，案情涉及銀行卡業務專業知識，辦案過程調查取證工作難度較大。實踐中部分公安機關出于畏難情緒，因此出現對符合立案條件的案件而不予立案的情況，引發持卡人或商業銀行的不滿。對此，檢察機關應積極發揮立案監督職能，發現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信用卡詐騙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應當要求公安機關在法定期限內書面說明不立案理由；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
第二，加強對疑難復雜、新類型信用卡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引導取證工作。以信用卡套現案件為例，實踐中由于收單業務的專業性和作案手段的技術性等多種復雜因素相交織，會導致偵查階段調查取證工作出現困難。檢察機關可以加強對公安機關偵辦套現案件的取證引導工作，通過提前介入的方式指導和規范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工作。
3、加大對信用卡領域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
為強化對信用卡領域職務犯罪的偵查職能，檢察機關可以組建專家咨詢委員會、邀請信用卡業務專家擔任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為檢察機關辦理信用卡領域案件提供咨詢幫助；同時，積極關注信用卡產業的最新發展，與銀行卡行業保持定期溝通，必要時可派員到銀行交流鍛煉，與銀行合作加強對重點問題和突出問題的專項調查研究，積累金融知識，提升實際辦案水平與能力。
（二）延伸檢察工作觸角、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開展檢銀攜手防控金融風險，在預防信用卡詐騙犯罪中充分發揮檢察職能。
1.加強與銀監會、商業銀行間的信息溝通和共享。
檢察機關要繼續利用講座授課和檢察建議方式，指出銀行在信用卡審核、發放、管理、催收上存在的制度疏漏和管理弊端，提出預防和減少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方法和措施，督促銀行規范信用卡相關業務操作。同時，不斷探索在專家授課制度、警示教育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聯席會議制度等銀檢合作事項上的全方位、深層次合作。
2.堅持立足檢察職能，結合執法辦案、積極開展防范信用卡詐騙主題法制宣傳教育。
一方面，檢察機關可向銀監會、銀聯等部門建議開展持卡人安全用卡教育。發卡人員在發放新卡的時候，將銀行印制的《安全用卡須知》向用卡人予以解釋說明，尤其是對違法違規使用信用卡的行為后果進行提示。郵寄送達信用卡的，可在信里附上《安全用卡須知》。另一方面，檢察機關要積極做好持卡人的法律法規宣傳教育，利用新聞會形式，將近期辦理的信用卡詐騙犯罪的總體情況、案件特點和典型案例予以通報，借助媒體力量宣傳信用卡詐騙犯罪法律知識。
注釋：
[1]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頁。
[2]趙秉志、許成磊：“金融詐騙罪司法認定中的若干疑難問題探討”，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主編：《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法律適用指導》，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
[3]李文燕：《金融詐騙罪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頁。
[4]高銘暄：《新型經濟犯罪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950頁。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二）騙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三）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第2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摘 要 本文通過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監管現狀及存在問題的分析，提出我國金融監管能夠應對國際金融發展趨勢帶來的挑戰。
關鍵詞 金融現狀 監管模式
現階段，我國實行的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專業化優勢較為突出，便于分散風險，而這一點亦導致了監管協調中深層次的問題。我國加入WTO以后，面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應對來自混業經營、金融創新、網絡金融的挑戰日益加劇。
針對改革前期混業經營中出現的問題，1993年國務院了《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規定“對保險業、證券業、信托業和銀行業實行分業經營”，“國有商業銀行在人、財、物等方面要與保險業、信托業和證券業脫鉤，實行分業經營。” 1995年我國頒布《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和《保險法》，確立了我國的金融分業經營模式。1998年頒布的《證券法》進一步明確了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這一分業經營有效的穩定了金融秩序、消除了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防范了金融風險。
一、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分析
1.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現狀
我國現行金融監管模式是單層多頭監管，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對銀行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業、保險業實行分業監管。在銀監會成立之前，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對銀行業和非銀金融機構的監管。2003年4月28日銀監會正式成立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就將絕大部分監管職能分離出去，目前只享有在特殊情況下間接監管的權力（修改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當銀行業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困難，可能引發金融風險時，為了維護金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經國務院批準，有權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監督”，該條款從分析風險性質及嚴重程度這一角度出發，賦予中國人民銀行為化解金融風險而享有的檢查監督權）。
2.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是業務混合與資金往來導致監管真空。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等各種不同的金融機構能夠提供一些具有替代性的金融產品，從而產生業務交叉現象。此外，保險公司近年來推出的分紅型保險，兼具投資和儲蓄雙重功能，也是一種業務混合。這種不同金融行業之間的業務交叉混合削弱了分業監管的基礎。
二是金融控股集團向分業監管提出挑戰。我國事實上的混業經營除了少數金融控股公司以外，大量混業經營企業是通過工商業集團實現的，這與國外常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者銀行控股公司的形式不同。目前，金融集團在我國已經有相當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政策性或歷史性原因形成的、由金融機構控股的公司；另一類是工商企業集團借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改制以及證券業和信托業的發展之機，參股金融機構而形成的金融集團。
三是金融創新引起監管缺位和監管重疊。分頭監管對于業務混合的監管虛弱是先天性的，不同種類金融機構的業務發生交叉時，新業務的開展需要經過多個部門長時間的協調，在監管中容易發生重復監管或者監管缺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的規定：定期研究加強銀行、證券、保險監管部門的交流與合作，增強監管合力，協調監管措施，能夠促進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穩定發展。但是該聯席會議只是協調機構，缺乏相關法律保障，尚待進一步明確。
四是分頭監管的執行成本加大。分頭監管的執行成本要高于統一監管，在分業監管體系下，各監管機構對開展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可能會進行重復檢查，加大金融監管工作的成本，也加重了被監管機構的執行成本。
二、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發展的思考
1．鼓勵創新應成為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金融創新不足嚴重束縛了我國金融機構競爭力的提升，無法為經濟結構戰略調整提供相應的金融支持。金融監管可以為金融創新提供更為寬松和健康的環境，為金融創新提供更安全的保障。要鼓勵金融機構將金融創新引入風險管理，發揮衍生工具和證券化等創新產品風險“吸收器”和市場動蕩“減震器”的作用。
2．科學設計我國金融監管模式
根據我國國情的需要，考慮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歷史沿革和改革中各種力量的利益博弈，在金融經營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最終形成的符合國情的監管模式；加強現行金融監管聯席會議的法律制度建設，在宏觀政策層面上，中央銀行繼續對金融業的穩健運行承擔相應責任。中央銀行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間建立一個穩定的溝通協調機制，同時 要求中央銀行加大對三大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力度，定期就金融政策、金融運行重大問題進行磋商。
3．監管機構設置有待進一步整合
從監管當局的結構狀況來看，新成立的銀監會在全國設立有36個銀監局和296個銀監分局 ，其監管力量狀況只能滿足于對證券機構的市場準入監管和持續營業機構的非現場監管，還無力顧及到對其監管對象經營合規性風險性的檢查與評估；保監會在全國設立31個派出機構 ，對于監管所需力量來說也比較缺乏，由此造成保險業的監管責任脫節，監管質量與效率不夠理想。隨著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的發展，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現有監管力量遠遠不夠，現有的監管能力和手段需要加強。在分頭監管體系下，需要建立監管機構之間合作系統，并需要完善監管體系，要進一步完善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的聯系制度，加強信息交流與技術合作，各監管機構之間要明確監管職權，按統一標準行使監管職能。
參考文獻：
第3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論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機的事實證明歐美各國的完全放任金融業發展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并不能使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危機只是暫時的，世界要發展、中國同樣要進步，因此，盡快推行金融監管體制“一統化”改革，成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把不同監管部門的外部協調變為單一部門內部的協調。是改善監管者協調性的重要措施。
一、開篇立論
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的關系與中國不同，它是完全放開，由市場機會和利益指引人們的創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場失靈，卻因為監管滯后不得不讓政府與百姓付出巨額代價。而中國的金融創新必須由政府批準，穩定秩序唯此唯大。導致創新步伐太慢，內需總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即是挑戰同時又是難得的機遇，金融危機帶來了一次世界經濟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機的突破口就能獲得領先一步的發展。在改革方面中國一直保持著嚴謹的態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這也是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影響較小的原因，然而這樣的態度并不長遠，危機只是暫時的，危機之后必會產生更加完善的金融體制，中國目前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模式已經不適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創新和快速增長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監管體制已經是我國目前金融監管創新的當務之急。
二、金融監管創新的必要性
（一）分業、混業經營界限模糊，分業監管受到挑戰。
隨著金融開放和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 國內金融業由原來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漸朝綜合化經營模式發展我國以金融機構作為監管對象的分業監管體制， 1999年，我國頒布了《 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管理規定》和《 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同年 10月，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又一致同意保險基金進入股票市場。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出臺這一切舉動表明。我國分業經營體制的松動，必然要求我國傳統的分業監管體制做出相應的調整，我過金融監管體制已受到極大的挑戰。
（二）中資、外資銀行競爭越顯不公平，期待統一競爭平臺。
（1）從分業轉向混業經營外資銀行具有先天優越性。我國對外資金融機構已開放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 大量跨國金融集團進入我國市場，各子公司也必須受到中國的法律的限制實行名義上的分業經營，隨著金融全球化，金融創新國際化中國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步向混業經營進行探索，而此時在中國的內的外資銀行的母公司已經具備較為完善的混業經營模式， 根據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綜合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這對于那些只能從事銀行、證券、保險中的某一領域的國內金融機構來說， 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將使我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進一惡化。
（2）目前我國在服務收費、存款準備金利率、業務范圍以及稅收政策方面對外資銀行還存在“超國民待遇”，而且外資銀行承擔的國家政策性任務遠低于中資銀行。這對中資銀行來說無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層次的不平等競爭使得中資銀行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無論在空間、時間、市場上都受到極大的落后性，因此給中資銀行帶來極大的發展壓力。
（三）中國需要發展，金融業需要創新
從國際上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金融監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術手段與國際先進水平還存在諸多差距，我們必須努力縮小國內監管標準與國際監管標準的差距加快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才能使我國金融業發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國際化，從國內角度講，我國是人口眾多，勞動力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就業及生存壓力重大，在此危機關頭，穩健、高效的金融體系才能快速的帶動經濟增長，保持中國的正常運行，然而對于金融業發展而言，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關鍵，隨著我國加，WTO，國外金觸機構向國內金 市場迅速滲透，目前我國金融業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金融競爭國際化要求，金融創新的全面推進，是改變目前我國金融業競爭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監管阻礙金融創新的觀點，人為地把金觸監管與金融新對立起來，嚴重制約著金融創新的全面推進。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打破金融創新瓶頸，為金融業的快速發現拓展空間，提供優勢資源。
三、對我國金融監管創新的幾點建議
（一）增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合作
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緊密地聯結，而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存在區域性受到國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傳染效應”帶來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監管體系的強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環節所決定的，無疑發展中國家是這其中的軟肋。而且投機性攻擊的不對稱性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效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投機性攻擊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東亞國家金融體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機性攻擊后金融機構出現普遍恐慌的“羊群效應”有密切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打破國界界限，增強國際間的金融監管合作，使得金融監管緊跟金融創新步伐，在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同時共同防御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的國際金融監管體制，使的金融監管同樣走向國際化。
（二）對我國金融行業應該進行全方位統一監管
目前我過實行我“一行三會”監管體制存在眾多矛盾和不足，（1）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金融主業分別由一個監管部門監管，容易出現死角，可能會影響審慎監管的效率（2）隨著金融機構和業務邊界的模糊，提供類似金融產品的金融機構由完全不同的主體來監管，而不同的監管機構在監管方式和目標方面則出現差異。（3）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監管體制中同樣存在眾多的不合理，此時我們亟需一個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內、外資、境外等業務統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監管制度，做到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發展。實行統一監管不僅能迅速適應新的業務，針對金融業務日新月異的情況，根據金融產品確定相應的監營規則，有效地處理混業經營下不斷出現的創新金融產品的監管問題；而且對整個金融業來設計監管機構和監管規則，更具有前瞻性和預見性，能更好地處理金融業不斷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避免監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創新形成的新的系統性風險，避免多重監管，降低不適宜的制度安排對創新形成的阻礙。
（三）從根本上降低金融監管成本
（1）我國金融監管成本存在急劇擴大的趨勢。由于中央的預算約束比較寬松， 職能長期不確定， 以及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 使監管成本存在膨脹趨勢。主要表現在: 一是監管機構龐大， 人數眾多， 人力成本較高。二是監管制度設計重復， 成本增加。三是現場檢查的實施效果差， 監督成本高.(2)目前，中國銀行在所設海外分支行的25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已有18家當地監管機構(包括所有發達金融市場國家)明確提出了實施新資本協議要求，占中行全球網絡的72％，而在國內，銀行業還停留在執行舊資本協議的階段。面對這種監管差距，海外分支機構要付出很大的轉換成本，僅各種財務報表就要有兩個版本。面對花費較大且無實際效益的成本必須從監管體制上進行完善創新，減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監管需要一個過渡期
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離不開高素質、高文化水平的專業工作人員。我過目前亟待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統一的監管模式必是中國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的必經之路但是由中國目前的發展現狀和綜合實力還不具備統一監管的條件，在現狀和統一監管模式之間存在一個過度期，即“分業—過渡期—統一監管”路線。然而過渡期內金融業應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業務，提高服務質量，培養專業人才，優化和充實核心資本。同時利用這一時期，我國貨幣金融當局可以進行充分論證，考察各種情況，吸納世界各國先進的經驗和立法，對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及法規體系進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進、具體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為我國金融業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培養專業化的監管人才 。
四、總結
金融監管的國際化是擴大金融開放的制度保證和前提條件之一，其實現程度最終取決于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參與程度和國際競爭力狀況，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本文仔細討論了我國目前發展狀況的缺陷和當前國際形式，從而建立起更優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監管模式。進行這項課題研究的現實意義在于將傳統的監管引入不確定性的領域，并對其進行發展和創新，以適應世界金融格局的變遷和空間、對象、環境的日益復雜與模糊所帶來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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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關鍵詞金融監管模式 分業監管模式 混業監管模式 立法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1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分業監管模式。但我國的金融監管制度明顯落后于當今時代的發展,從整體上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那個時候我國其實無所謂金融監管。當時由于經濟落后,金融產業也不發達,證券業、保險業等都還未正式成型。所以當時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一家獨大,對我國的金融主要是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監管。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至1995年以前。在這一時期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適應經濟發展和世界金融監管模式的發展趨勢,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進行了探索。在這期間,在我國銀行業成立四大國有銀行,并先后組建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金融機構,同時四大國有銀行陸續開始經營證券業務,并向房地產、保險等業務領域滲透。這個階段金融監管模式主要還是大一統的監管模式,但逐漸出現了分業監管的一些征兆。
第三階段,1995年至今。這一時期正式確立了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原則。20世紀90年代,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增加,以及資本市場和保險業的迅速發展,我國開始設立各種專業監管機構對金融業進行分類監管。1992年10月26日設立了中國證監會,對證券業進行監管;1998年11月18日,中國保監會成立,將保險業從銀行業分離監管;2003年初銀監會的成立,從此銀行業也有了專門的機構監管;而中國人民銀行職能變得非常純粹,僅僅執行貨幣政策職能。由此我國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模式形成了。
2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隨著我國加入WTO和金融業的不斷發展,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
第一,分業監管模式加重了金融監管的成本。金融監管要注重效率和成本,但我國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模式中,“三會”彼此地位平等,沒有從屬關系,各監管者可能對本部門的市場情況考慮的較多,而對相關市場則不太關心,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和協同監管仍比較有限,缺乏必要的信息共享和行動一致性,從而加重了我國金融監管的成本,降低了金融監管的效率。
第二,混業經營的大量存在,削弱了分業監管的基礎。近年來,金融控股公司的大力興起,其控制下的銀行、信托、證券、保險業之間的業務往來,還是形成了事實上的混業經營。如光大、中信、平安等集團控股了多個金融機構,對分業監管提出了挑戰。同時由于經濟發展,金融創新日益增多,然而我國的分業監管,各個監管機構實行直接監管,對市場風險監管過于謹慎,可能阻礙金融創新。
第三,分業監管極易導致監管沖突和監管漏洞,同時也難以協調各個監管部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家金融機構自成系統,只關注各自特定的金融機構,對于跨行業金融產品和金融機構的監管,由于缺乏明確的權責,極易導致監管重復和漏洞,同時三大監管機構信息共享程度低,協調難度大。
第四,這是我國適應世界金融發展的趨勢,也是我國融入全球化必然要面對的挑戰。隨著金融機構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準入力度加大,越來越多的外資金融機構涌入,其中多數都采取了金融混業經營的模式,這對我國的分業監管模式提出了挑戰。
3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現實選擇
當前,在混業經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的主流趨勢下,面對著經濟的日益發展,金融創新的不斷出現,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改革也勢在必行。然而在現階段如何創新我國的金融監管模式,是我國當前加強金融監督的最重要的目標。一個合理的制度,既要關注我國傳統模式,同時又要注意未來發展趨勢,因此,對于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選擇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從目前我國的金融業形勢來看,雖然金融業有了巨大發展,各種金融衍生產品也逐漸出現,但相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而言,我國還處于比較低級的階段。剛確立不久的分業監管模式還能基本適應其發展。暫時還不宜立即將我國的分業監管機構合并成一個綜合監管機構,實行統一監管,這也不符合我國國情。而應堅持分業監管模式,同時隨著金融業不斷發展,不斷改革,逐步實行金融統一監管。
第二,從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發展的趨勢看,金融控股公司將日益發展,銀行、證券、保險業等行業的混業經營趨勢將會進一步加強,這個形勢下如果依然適用分業監管模式,將導致金融監管重復,并可能提高監管協調成本。所以從未來世界的金融業的總的發展趨勢來看,統一監管模式將是我國未來金融業的必然趨勢。
第三,一個合理有效的金融監管模式應該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既要考慮未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趨勢和變化,同時也要滿足當前我國金融監管的需要,能使監管當局以最低成本實現既定的監管目標。因此在當前階段,我國適宜選擇一種過渡性、折衷性的監管模式。從今后我國的發展趨勢來看,當前我國宜采取一種“一局三會”的綜合監管模式,即建立一個統一的監管當局,下設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個監管部門,實行一種混業監管和分業監管的綜合監管模式。
具體對我國來說,就是根據目前我國金融監管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在國務院下設立專門的金融監管機構――國家金融監管局,直接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統籌監管并從宏觀統一監管;在其下保留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個專門監管機構,作為金融業分業監管基礎。其中,銀監會負責對我國銀行業的監管;保監會負責對保險業進行監管;證監會負責對證券業的監管。中國人民銀行只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從宏觀上把握我國的經濟金融形勢,確保我國各項經濟金融目標的實現。另外,各行業的自律性的約束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這種金融監管模式,發揮了分業監管和統一監管模式的優點,又避免了監管部門各自為政,效率低下的不足,很好地協調了央行和“三會”之間的工作關系,將有效地改變我國目前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各種弊端,從而明顯地提高我國金融業的監管水平和實力,增強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國家金融監管負責三個監管委員會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負責召集聯席會議和經常聯系會議,并與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相關部委進行溝通和聯系。
4 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路徑選擇
隨著混業經營的不斷發展,我國融入世界的速度不斷加快,為適應我國金融現狀,我國必須建立從分混結合的綜合監管過渡到統一監管,但考慮到當前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狀,統一監管的路途遙遠,其最終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根據國內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程度分三個階段來實現。
第一步,建立國家金融監管局。在現階段,主體依然保持我國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不變,設立由國務院直屬的國家金融監管局,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管理體制不變。國家金融監管局獨立于中國人民銀行,并且有自身獨立的組織體系與行政設置,功能在于一方面負責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統籌監管;另一方面,由國家金融監管局不斷完善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聯席會議和經常會議制度,并不斷加強與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的聯系,協調央行與“三會”之間的關系。
第二步,完善國家金融監管局的綜合監管能力。隨著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不斷完善和金融體系自我約束能力的提高,順應金融控股公司的不斷壯大,不斷加強國家金融監管局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經營實施整體綜合監管,不斷加強國家金融監管局對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等分業監管機構的職責和爭議予以界定和仲裁,加強國家金融監管局對“三會”的綜合監管。中國人民銀行只負責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通過此種安排,建立雙層的金融監管模式,一方面可以確保現行分業監管體制下對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實施有效的分業監管,另一方面明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監管職能部門后,不僅能使銀行、證券、保險三個監管部門在協調金融控股公司監管上形成制度化,而且有利于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總部的監管,同時也能夠最佳地協調中國人民銀行同“三會”的關系。經過上述組織設計,可有效解決我國在向混業經營轉變過程中混業和分業經營行為并存而引發的監管難題。
第三步,把國家金融監管局改善成為我國金融監管的統一監管機構。如果混業經營趨勢蔓延到中小金融機構,也就是說金融控股公司成為我國金融監管機構主要組織形式時,管理層就可以對上述監管組織機構進行精簡合并。具體而言,就是取消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專業監管機構的獨立地位,將之轉變為我國金融監管監管局的內部分支部門。同時,加強我國金融監管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的協調機制,設立協調委員會,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這樣金融機構的設置成本和協調成本將大大降低,同時能夠提高其對金融業的監管效率。
在我國現階段,依據“三步走”的設想,通過從“分業監管” ――“混業監管”――“統一監管”的步驟,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進行改革。既可針對我國金融業目前混業經營程度還較為有限的現實,在保護金融監管有效性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維持監管組織結構的穩定,保留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個專業監管機構;又能順應我國金融經營體制轉變的這一漸進過程,在“三會”之上設立一個直屬于國務院并獨立于中國人民銀行的“國家金融監管局”,同時明確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只負責貨幣政策。通過對金融監管組織結構的逐步改革,始終保持金融監管體制與經營體制的一致性,使監管體制為經營體制的轉變提供必要的監管保障。上述構想與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實相適應,能夠在提高我國金融監管效率的同時,促進我國金融業在面對外來的激烈競爭的形式下保持穩定、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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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頻繁。根據危機爆發的先后順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國奧蘭治縣破產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機，1995年初英國巴林銀行倒閉和法國里昂信貸銀行巨額虧損，1996年底阿爾巴尼亞金融危機，1997年初英國國民西敏士銀行巨額虧損和年中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和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瀕臨倒閉，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經濟金融危機。這些危機往往都有涉及金額大，波及范圍廣，造成的損失嚴重的特點，它們的影響不僅是國內的也是國際的。大量金融危機使金融監管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按照金融監管所涵蓋范圍的大小，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金融監管簡單地說就是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管理。隨著金融創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金融監管的主體和對象日益擴大，狹義的金融監管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本文對金融監管擬采用一種廣義上的定義：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1]這一定義包括監管的目標、主體、依據、對象和方式等內容，實際上是對金融監管實踐的抽象總結。
西方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僅8個主要發達國家在世界1000家大銀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達55．5％。，他們在金融監管方面的實踐和經驗總結往往代表著金融監管的方向。[2]由于時代背景和經濟金融條件不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西方國家的金融監管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很值得我們研究學習。
二、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一）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理論的新趨勢
金融監管理論的爭論實際上是圍繞著要不要監管，如果要監管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樣的方式進行監管展開的。它的發展變化以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發展變化為依托。對金融監管理論影響最大的兩大經濟學理論體系是18世紀70年代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和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它們分別成為金融監管是放任自由還是加強政府干預的理論來源。20世紀30年代以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盛行并占據統治地位，金融監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則是凱恩斯主義獨領的時代，政府普遍對金融活動進行干預。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得到“復興”，金融自由化理論也因此大行其道。進入90年代后，隨著大量金融危機的爆發，人們開始審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從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中尋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對金融監管理論發展的總體評述，不過，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特征，金融監管也不例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經濟學的興起，金融監管理論呈現出以信息經濟學為分析范式的趨勢。信息經濟學認為在一般市場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完全的現象。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擁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給不充分、故意隱瞞真實信息甚至提供虛假信息。由于信息對于金融交易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對稱還是信息不完全都會導致金融市場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損失。以“貸款人——銀行——存款人”這一關系鏈為例，貸款人與銀行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貸款人具有信息優勢，銀行很難確切地知道貸款人的真實狀況和貸款的具體用途及使用情況；而從銀行與存款人之間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銀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銀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貸款人使用的狀況。這就有可能出現貸款人把風險或損失轉嫁給銀行，銀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風險或損失不適當地轉嫁給存款人，同樣，在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與債權人之間，也會出現類似情況。信息經濟學向人們說明，不僅僅是貸款人，銀行也有可能產生道德風險，這就改變了以往金融監管理論只對貸款人進行監管而忽略了對銀行監管的做法，使監管更為全面。作為對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理論的回應，2004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新資本協議（《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場監管）作為該協議的第三大支柱載入其中。
（二）西方國家金融監管實踐的新趨勢
金融監管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涉及的內容十分龐雜，并且各國在具體的金融監管實踐上更是差異明顯。因此，考察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必然遇到統一性不足而多樣化的困難。為此，下文將以監管的目標、主體、依據、對象和方式等內容作為分析框架，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做一些分析。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
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因此，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3]因此，筆者認為，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這一觀點的另一佐證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風險監管進行連篇累牘的論述，但對商業銀行如何從監管中獲取收益的論述卻顯得很不充分。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
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近年來，一些國家將銀行監管部門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例如，在歐元區國家中，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不復存在，有一半國家將銀行監管部門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另外，根據1999年各國中央銀行公開出版物顯示，只有35％的工業化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放在中央銀行內，而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則把銀行監管職能放在中央銀行之外。[4]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進，金融業務逐漸走向綜合化，分散的監管很難滿足金融業發展的需要，金融監管主體具有從分散走向集中的趨勢，但已經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銀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麥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國于1997年、澳大利亞于1998年成立了統一監管機構，并將其移出中央銀行。日本、韓國、新加坡相繼效仿，愛爾蘭、以色列、拉脫維亞、墨西哥、南非、奧地利、德國、愛爾蘭和比利時都有類似改革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國家都從分散化監管向集中監管轉化。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監管并沒有被放棄。
3．監管依據的新趨勢
為了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每個國家都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的經濟金融環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監管的法規作為金融監管的依據。毫無疑問，這些金融監管法帶有顯著的國別特征。但就西方國家整體而言，其監管依據卻有很大的共性。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7月頒布的“巴塞爾協議”和1997年9月的《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它們對穩定金融體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經成為全球通用的銀行監管文獻。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銀行經營復雜程度的不斷增加和風險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資本協議已經越來越滯后于風險監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經過長達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簡稱新巴塞爾協議或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或巴塞爾協議Ⅱ）。新資本協議反映了現代金融和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國際金融活動的游戲規則。例如，審慎合理的風險承擔、科學準確的風險衡量、充分有效的內部控制、科學合理的資本配置和風險敏感的資本監管框架。雖然目前很多國家還不具備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條件，但是隨著2006年底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十國集團①的實施,將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效仿。
4．監管對象的新趨勢
20世紀早期金融監管的對象主要是商業銀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的發展，涌現出了大量非金融機構，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場迅速膨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國銀行和其他跨國金融機構與日俱增，這些現象的出現都使金融監管對象日益變得多樣化和復雜化。
以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例，目前，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現在機構類型日趨多樣化，發展迅猛，并且其資產和負債規模所占的比重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銀行金融機構，其業務領域日益拓寬，在金融創新、資產重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銀行、證券、信托以及保險業務、長短期批發零售業務、政策性業務等都是相互分離的，使得非銀行金融機構更加多樣。因此，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經濟影響和貨幣供給兩方面考慮，金融監管當局都不得不重視和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
5．監管方式的新趨勢
20世紀上半葉，金融學基本上處于定性分析階段。20世紀后半葉，金融界發生了兩次華爾街革命②，工程思維被引入金融學，標志著金融學進入了定量分析階段。一些人開始利用數學工具研究金融，進行數學建模、理論分析、數值計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動的內在規律并用以指導實踐。但是模型化監管雖然代表一種先進的管理方式，然而這一方式無法避免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道德風險問題。具體地說，這種監管方法可能會使銀行建立兩套模型：一套用于內部風險評價的模型，該模型不遵照監管當局的參數標準，而是采用該領域內的最新技術，用于銀行內部的風險管理；另一套模型僅僅用于決定監管資本，這套模型完全遵照監管者的要求而設定。也就是說，采用這種監管方法沒有辦法使監管者完全能夠證實被監管者上報監管當局的風險價值是否與銀行內部風險管理所確定的風險相一致。
為了克服這種缺陷，許多經濟學家在VAR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提出了對銀行資本監管的預先承諾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即PCA）。該方案的內容是：監管當局設定一個測試期間（例如一個季度），銀行在測試期初向當監管當局承諾其資本量水平（即下一個期間內將保持的最大損失值），為該期間內可能發生的損失做準備。在這一損失最大限額內，監管者不會介入，各機構自行管理和控制風險，如果在此期間任何一個時點違反了這一承諾，即損失超過了預定限額，監管者就會介入其具體活動，對其進行處罰。
預先承諾法能夠將銀行出于內部風險管理目的而計算出的風險價值同監管當局出于監管目的而要求銀行確定的資本要求有效地聯系起來。在預先承諾法中，每個銀行預先承諾的資本數量是根據其特有的市場狀況、經營環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場上業務水平作出的，因此解決了“一刀切”的問題。基于這兩點考慮，1995年10月31日美國清算機構的成員銀行在給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信中建議聯儲及其他監管機構考慮實施PCA方案。雖然這一方法尚未被納入巴塞爾委員會的正式文件，但從中可以看出未來金融監管的基本精神——內外監管相結合，但更注重金融機構自身積極作用的調動和發揮。
三、對我國的啟示
西方國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他們對金融監管理論的探索和實踐代表著金融監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趨勢對國際金融界具有深遠的影響，也給我國金融監管予重要的啟示。
從監管理論上講，西方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時刻關注經濟學和金融學發展的新理論，并在實踐中善于吸收和應用這些理論。信息經濟學作為現階段金融監管的一個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國金融界應高度重視，在實踐中加強對相關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對稱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場的不公正。
從監管實踐上講，西方國家金融監管各要素的變遷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這對我國金融監管具有借鑒作用。對我國金融監管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對我國監管目標的啟示。安全優先、兼顧效率作為西方國家監管目標的基本原則，對我國尤其適用。目前，我國經濟金融體系還不完善，各種經濟金融制度還不健全，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來說，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仍然應該以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為首要目標。
二是對我國監管主體的啟示。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采用分業監管的模式，即銀行、證券、保險分別設置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加以監督管理。從全球看，雖然發達國家具有統一監管的趨勢，但多數國家（82％）仍然實行銀行、證券和保險的分業監管體制，有72％的國家的中央銀行仍然負責銀行、證券、保險的監管。[5]因此，我國不應該隨波逐流，而應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金融監管體制。
三是對我國監管依據的啟示。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舊巴塞爾協議對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監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國商業銀行競爭力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國性銀行中，資本充足率達到銀監會規定的8％的銀行共計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實施新巴塞爾協議需要比較苛刻的條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數據庫的建設，熟悉新巴塞爾協議的人才的培養以及高額的實施成本等，我國目前及十國集團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頭幾年里，仍將重點實施好舊巴塞爾協議，并逐漸將“監管當局的監管”和“市場約束”納入商業銀行的監管體系，以期向新巴塞爾協議靠攏。
四是對我國監管對象的啟示。由于非金融機構、金融衍生品市場和跨國銀行及非銀行跨國機構在現代金融領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忽視對這些監管對象的監管或者監管不當，也會像商業銀行一樣誘發金融風險，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例如，中國第二大外幣債券發行公司——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GITIC）因為負債累累和支付危機于1998年宣布破產倒閉，引起海內外震驚。這提醒我國今后要針對金融監管對象的變化及時出臺相應的法律措施對其實施有效的監管，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五是對監管方式的啟示。相對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先進的監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監管方式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監管、合規性監管和標準化監管。行政命令式的監管不利于發揮市場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敗；合規性監管是一種事后監管，經常會遇到想要“亡羊補牢”卻發現為時已晚；標準化方法最大的優點在于它側重于對風險的事前防范，通過評估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及時和有針對性的提出監管措施，但該方法實際上是一種靜態的風險監管，對當今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的風險預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國金融監方式要積極吸收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理念，逐漸向數字化模型化監管轉變，為以后更高級的承諾式監管做好準備。當然，實現這種轉變不能匆忙上陣，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走循序漸進的道路，防止不切實際的跟進并因此造成重大損失。
注釋：
①十國集團包括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瑞典、英國和美國。
②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馬科威茨提出證券投資組合理論，第一次明確地用數學工具給出了在一定風險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資多種證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資方法，引發了第一次“華爾街革命”，馬科威茨因此獲得了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布萊克和斯克爾斯用數學方法給出了期權定價公式，推動了期權交易的發展，期權交易很快成為世界金融市場的主要內容，成為第二次“華爾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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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關鍵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國際金融監管模式；國際合作協調
一、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之概念界定
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機構之中處于極其重要的位置，對其之監管對于國際金融機構的穩定有莫大助益，對于“系統重要性”的定義，金融穩定委員會給出這樣的解釋：“由于規模、復雜度與系統相關度，其無序破產將對更廣范圍內金融體系及經濟活動造成嚴重干擾的金融機構。”然而不同的國家的理解具有一定差別，一些監管當局關注的是對金融體系的沖擊，而另一些監管當局關注的則是對實體經濟的最終影響，由于各國金融體系的發展與構建的完善度不盡相同，[1]因此對于何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有著本土化的理解。在200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穩定委員會以及國際清算銀行認為所謂的“系統重要性”是指當金融服務流或者業務流中斷時導致：（1）全部或者部分金融系統癱瘓；（2）對實體經濟有嚴重的潛在負面影響。[1]這樣的制度配置，顯然是綜合考慮了各個監管當局的不同關注點，形成了廣泛之概念認識，較之前的認識更進一步，顯得更為合理。
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國際金融監管模式
1.美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即是金融發達國家的次貸危機，可見其對金融機構尤其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的不足，但美國在危機后進行了監管措施的改革，先后出臺了多部金融監管改革文件和法案，[2]構建了一個“高度重視系統性風險、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監管模式，主要包括：（1）高度重視系統性風險，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2）改革對問題機構的救助和處置機制。（3）擴大美聯儲權力，同時加強對美聯儲的審計，將美聯儲納入國會的家督之下。[3]
2.歐盟。歐盟的成立試圖在該區域內部形成金融合作、經濟合作的高度統一化，這樣的目的亦可看作是為了防止金融危機的大面積爆發與擴散，減輕世界性或國際性金融危機的波及效應，然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之中，歐盟的實體經濟遭受了最大之重創，其嚴重不亞于美國的程度，危機充分暴露了歐盟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因此歐盟在危機之后也同美國監管當局一樣頒發了諸多有關金融機構的監管法案，尤其針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之構建
從世界范圍內已經公布的各項研究成果以及出臺的各項監管政策來看，構建解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問題的監管模式和規則或者主要措施大致可以分為四個不同類型，即：
1.事前規避。事前規避是指通過推行簡約金融模式，從根本上不免“大而不能倒”、“太重要而不能倒”、“太關聯而不能倒”的問題的發生，例如美國監管當局采取的 “沃克規則”，其主要包括兩項內容：其一是那些吸收聯邦擔保的儲蓄或有權從美聯儲借貸的商業銀行將禁止擁有、投資或資助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進行只為銀行自身盈利的高風險行為；其二是對銀行的規模做出限制。構建事前規避之模式必須降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規模及業務復雜度，因為控制金融機構規模及業務復雜度，推動金融機構簡化內部結構，是防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風險的基礎環節，防止過大、過于復雜的金融機構的出現與膨脹，從而達到對金融機構的事前監督。
2.事中防范。在構建了事前規避的監管模式后，在現有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業務或者金融活動的范圍內，提高機構的存續狀態下穩健經營的概率，降低其破產可能性。在事中防范監管模式中，采取監管措施減少對手方關系產生的相互聯系、金融市場即機構的風險關聯度，證券及衍生產品激增是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該產品急劇擴散增強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聯系性，導致“太大而不能倒”、“太關聯而不能倒”局面的出現，因此可以附加資本要求，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關于銀行監管的資本要求等。
3.事后補救。金融危機是難以避免的，需要的是防范及降低其危害范圍與力度，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出現困境存在兩種可行方案：一是進入傳統公司破產程序；二是一夕之間對瀕臨破產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采取大型的政府救助避免其實際破產。[4]然而這兩種的方案都不符合金融市場發展，前者過于死板，機制不夠靈活、關注視角過于狹隘，存在對破產第三方影響關注不足等缺陷，而后者財務成本和政治成本都較高，因此有必要建立有序的處置機構，解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潛在破產風險，例如暫時維持機構核心業務，進行市場鎖定、實現資產拋售最小化以及安撫股東、進行管理權轉移等等。
4.國際協作。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讓金融活動的影響力超越了國邊界，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可以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大面積受災，因此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并非是一個國家或一片地區可以獨立完成，尤其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一般都是跨國公司或組織，其影響力也是全球性的，故而在當前金融危機的頻繁的時代，國際間有效合作協調是極其必要的，建立多層次、多形式、分區域的金融監管合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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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揚等.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監管改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45-52.
第7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關鍵詞]金融統合監管混業經營金融監管改革監管模式
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入以及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我國經濟融人世界經濟的程度越來越深，金融與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日益凸顯，并帶來了跨市場、跨系統金融風險傳遞的隱患。從長遠來看，混業經營將是世界金融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金融監管模式也將逐步朝著囊括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個金融部門統合監管的方向邁進。
所謂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是將金融業作為相互聯系的整體進行統一的、綜合的監管，把對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的監管權均交由單一的、職權配置充分的監管機構負責。二十世紀末以來，在全球范圍內金融、資本市場統合法和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的誕生，使全球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我國建立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的現實依據
全球金融業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1929-1933年經濟危機時期，作為危機的產物，美國率先--在全球建立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并通過了著名的《格拉斯―蒂格爾法》，其基本思想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于是以《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為基礎的美國分業監管體制開始確立。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興起，原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逐漸受到了沖擊，以至于“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金融體制取而代之而逐漸成為主導全球的金融體制。
所謂金融業混業經營是指商業銀行及其它金融企業以科學的組織方式在貨幣和資本市場進行多業務、多品種、多方式的交叉經營和服務的總稱。
隨著金融自由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分業經營的金融業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難以適應市場的發展，金融業開始從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不斷轉變，金融混業經營已成為世界金融發展的大趨勢，也是我國金融改革的最終目標之一。
我國現有金融監管模式存在不足。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分業監管的模式，實行所謂的“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即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以及中國保監會為主的金融監管框架。在這種監管模式下，各個金融監管部門的權責缺乏嚴格的界定，相互間缺乏協調，從而降低了整個金融監管的效率。
雖然在上述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建立了聯系會議制度，但是該制度僅僅局限于溝通信息，信息共享機制不完善，強制約束力不強，缺乏法律予以認可的并且行之有效的協調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各個金融監管部門以各自的部門劃分標準來進行監管，勢必會出現監管盲區，加劇金融創新中的道德風險，并且各監管部門會為了本部門的利益而忽略了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的提高。因此，我國的分業監管體制不能適應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它能夠減少監管交叉和重復，簡化監管過程，能夠有效地避免在分業監管中因監管權限紛爭所致的低效問題。
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已成歷史潮流。為了適應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世界各國正不斷探索由分業監管模式向統合監管模式轉變的金融監管改革。挪威(1986)、加拿大(1987)、丹麥(1988)、瑞典(1991)等國家相繼成立了在中央銀行之外的統一監管機構④。美國雖然在實行混業經營體制后并沒有立即對原來的分散監管體制進行改革，但是近年來尤其是奧巴馬政府最近提出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正在逐漸改變這種情況，美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方向是逐漸向以英國為代表的混業集中金融監管體制靠攏。
對我國建立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的法律思考
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反映了當達金融服務領域的現狀和發展需求，盡快建立統一有效的統合監管模式已是當務之急。因此，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和建立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的迫切需求為我國金融監管法制改革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筆者在根據我國金融市場的國情以及借鑒其他國家金融監管法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為構建和完善我國金融統合監管立法提出幾點建議：
建立并完善金融統合監管法律制度體系。近年來，我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適應全球的金融自由化，金融立法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相繼頒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規，對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創新，我國亟需建立一套相對完備的金融統合監管法律體系。
因此，我國應該在借鑒歐美、日韓等國在金融監管法制改革的基礎上，結合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現狀以及特點，在現有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法規的基礎上進行金融法律的整合，制定一部覆蓋面較廣、內容較綜合的《金融服務法》或《金融商品發行與交易法》，對我國金融業統合監管模式的探索提供法律依據。立法應當明確金融監管機構的職能，加強對金融投資者的保護，提高金融風險防范能力，為金融統合監管鋪平道路。
為了配合金融業統合監管法律體系的構建，我國還應逐步推出《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衍生產品法》、《資產證券化法》等多部法律，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為規范化、制度化的金融監管提供法律基礎。同時，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對相關金融法律法規適時進行修改和完善，制定有關法律的實施細則，增加金融統合監管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針對性，形成從市場準入、業務經營、風險控制到市場退出的全方位監管，全面改革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管格局，逐步建立我國金融統合監管法律制度體系。
金融統合監管法應擴大對金融投資商品的范圍。隨著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不斷多樣化，金融機構對于新生的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界線日益模糊，現有法律對金融投資商品的列舉式的定義已經不能適應當今金融自由化的快速發展。因此，在新制定的金融統合監管法中，應當引入“金融投資商品”的概念作為金融統合立法的基礎，將“有價證券”的概念擴展為“金融投資商品”，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將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投資服務作為金融統合立法的規制對象，避免產生法律的真空地帶，達到充分全面保護投資者的目的。
金融統合監管法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極大地擴大了有價證券的范圍，甚至試圖對金融投資商品做出概括性定義。因此，我國金融統合立法在對于投資公司可以經營的金融投資商品種類方面上的規定，應當從一貫采取的列舉主義向兼容并包主義轉換，擴大對金融投資商品定義的范圍。
在此方面，我國可以仿照其它國家采用兼容并包主義的方式對金融投資商品做出統一的界定。例如韓國的《資本市場統合法》將金融投資商品區分為證券和金融衍生品兩類，同時按照法律性質的不同將證券進行分類，這種界定方法可以盡可能地使法律覆蓋對金融投資商品的界定范圍，防止出現由于法律規定上的空白而產生金融投資商品監管上的疏漏，有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值得我國借鑒。
第8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 發展 監管
互聯網金融具有高透明度，廣泛的參與度，中間環節少，成本低，支付快捷，信用數據豐富多樣化以及數據信息處理高效化等方面的有點，已成為傳統的金融體系發展的重要補充部分。而且，互聯網作為全新的金融體系，金融業向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就需要出臺新的金融監管制度。
一、互聯網金融發展趨勢
（一）互聯網金融填補了傳統金融業的空白
互聯網金融的優點就是互聯網能夠直接的實現資金信息的有效交易和信息互聯，出資方和資金的需求方根本就不需要見面，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中間成本，節約了大量的時間。這種方式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單筆交易金額比較少，所需要的手續簡便，而且收入也是比較可觀的。互聯網金融的客戶主要是個人客戶和中小微企業，他們需要貸款都是小額的，貸款周期比較短，存在的風險較小，而且中間手續的環節比較少，因此互聯網金融得到了非常快速的發展而且也受得到了廣泛的追捧。
（二）互聯網金融模式靈活多元化
如今，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模式各部不同，主流機構、第三方支付平臺、P2P借貸機構和網絡信貸行業，在最近幾年，傳統的金融公司開始加入網絡營銷的行列，各企業之間的競爭變得日益激烈，如：建行開通“好財商”的金融業務，中國招商銀行則推出手機錢包的服務這些都是通過互聯網進行融資的手段。網上銀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網上銷售金融產品，網上證券交易等都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手段。
（三）互聯網金融業務量大，業務范圍寬泛
首先，網上銀行交易量比較大，充分顯示出了單筆交易量小的特點，發生的交易頻繁程度較高。另外由于互聯網金融產品涉及到比較廣泛的領域，與傳統產業和傳統金融行業相比較，網絡的金融產品品種較多，??幾乎每一個行業的業務都可以涉及，而且幾乎每個公司都可以找到自己在互聯網中的位置。
（四）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
互聯網能夠將互聯網和金融行業進行有機的融合，而且在當今互聯網時代，互聯網能夠實現資金的快速配置，同時實現了資金融通的新方式。例如寶余額，就是網絡金融的新產品，據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6月13日其推出以來欲額寶的量的資金融資量就達到了25億人民幣，并表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而且其他的網絡金融產品的發展勢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二、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建議
（一）推進互聯網金融實名制建設
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的關鍵就是要實現網絡金融參與者的實名制和互聯網金融參與主體的準入注冊登記，從而以便于管理。首先需要對互聯網金融環境進行建設，加強網絡認證的落實，從而能夠確保對參與者的有效確認。另外就是要對參與者進行準入資格的認證。中國有句古話就是“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只要在網上對網絡金融參與者進行市場準入管理登記，并向社會進行公示，雖然互聯網金融服務是虛擬化的，但是使用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手段就能夠保證對金融業務風險的有效控制。
（二）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合作
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金融行業也逐漸實現了一體化的發展，跨區域，跨行業和跨境交易已成為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方向。互聯網金融時已成為當今經濟發展的方式，如果還依靠單一的部門對其進行監管就不能夠保證互聯網金融的穩定發展。所以，就很有必要實現金融監管機構之間溝通和合作。另外還要加強企業將的國際合作，實現統一和有效的監督。
（三）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
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也應該納入到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領域。首先就要對網上金融投訴機制進行完善，開通各種投訴渠道，來有效處理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因此就需要央行對全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投訴平臺進行設立，設立全國統一的咨詢投訴電話，建設相應的網站，實現網上金融消費者的直接投訴如對接。二是建立對個人信息保護的網上管理系統，對互聯網上的金融參與者的個人信息進行保護，從而保障和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利益。此外，互聯網金融信息咨詢中心也是不可缺少的，為消費者提供網絡金融機構的支持并提供相應的咨詢服務。第四，就是要建立網上金融投資風險預警機制，建立一個統一的互聯網數據分析平臺，有效排出非法的金融產品的滲入，保護網絡參與者的財產和信息安全。
（四）確立統一監管體制，強化對業務創新的管理力度
金融監管體系應該進行“監管機構型”向“功能監管型”的轉型，確立統一的監督監管機構，需要將金融機構咨詢機構在內的一些非金融機構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將監管的重點放在金融交易和客戶信息保護這兩個方面，從而能夠有效的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羅明雄，唐穎，劉勇.互聯網金融[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
第9篇：金融監管模式范文
【關鍵詞】金融 金融監管模式 階段性選擇 創新
一、金融監管模式概念及分類
“金融”一詞在現代社會中被廣泛應用與傳播，但就其具體含義來說，中外經濟學術界的觀點也有所不同，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共識性概念。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多指貨幣流通，金融機構包括金銀鋪，錢莊，當鋪，銀號，票號等，業務范圍僅限于存取、匯兌業務和典當業務。通過與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含義對比可以看出，我國現代意義上所說的金融應該是一個外來詞匯，其在外文中的對應詞匯是finance。該詞的另外一種解釋是財政，資金。美國金融學家格萊尼?馬恩在其主編的《銀行業與金融百科全書》一書中對finance一詞歸結為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政府通過稅收的征收或者債券的發行以籌措資金，以及對于此部分資金的管理，即當前意義上的公共財政；第二層含義具體指為了企業的組建、重建以及擴建，通過發行股票、債券或其他金融工具而籌措資金的行為；第三層含義是指關于貨幣、信用、銀行業務及運作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它包括貨幣、信用、銀行業務、證券、投資、投機、外匯、創建企業與重組企業、經紀人業務和信托業務等。[1]從以上三層含義可以看出，我們當前所講的金融也并非與其完全吻合，我國當代“金融”一詞專指信用貨幣的融通，我們稱其為狹義上的金融。本文所述“金融監管模式”中“金融”的概念即采狹義上的金融觀點，專指我國關于金融監管機構和監管法規的結構性體制安排，[2]即我國對于金融機構經營所采取的監管方式。
任何一種監管模式都與本國經濟發展過程、歷史文化傳承等脈絡息息相關，是人們從紛繁復雜的金融行為、活動與現象中提煉出來的具有顯著外在特征的內在規律關系。為了使文章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現實實踐性，本文綜合考慮我國金融監管發展思路以及監管組織體系，將金融監管模式進行如下劃分：分業監管模式、分業監管下的部分綜合監管模式、混業監管模式。
二、當前分業監管模式面臨的問題
我國當前多頭分業金融監管模式雖然對我國金融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保護和促進作用，但是隨著金融機構經營范圍的擴大，金融產品多樣化以及國際金融的復雜化，其在監管過程中暴露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機構監管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顯。首先我國金融機構經營業務范圍的擴大，其業務范圍涉及多個監管部門的監管對象，無法統一確定各自的監管職責以及對于金融機構整體業務的微觀審慎監管。另外，雖然我國確定了“一行三會”聯席會議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但該機制存在自身的缺陷性，聯席會議各主體級別平等，在無具體行政立法框架下的會議模式很難實現各機構間信息互通共享，以致于無法實現金融監管的全覆蓋。再者當前分業金融監管模式極易形成監管的真空。我國順應經濟發展以及與國際金融市場競爭的需要，對于金融機構的業務限制不斷解除，導致一些大型金融控股集團開始出現。而這些金融控股集團囊括眾多子公司，各子公司間相互交叉持股使得法人組織結構混亂，金融控股集團下屬各子公司在金融市場中都有自己負責的經營業務，使得金融控股集團業務復雜化，法人組織結構的混亂以及集團業務經營范圍的復雜化在不斷擴大集團規模的同時也帶來了內部管理結構的復雜化，在沒有相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制下很容易造成公司道德風險的增加。從以上問題可以看出新的金融發展背景下我國當前的分業金融監管模式問題越來越突出，已無法有效對我國當前金融市場進行有效監管。
三、階段性選擇的必要性分析及創新性設想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論從金融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和趨勢還是從世界金融監管實踐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我國的金融監管為了適應今后中國金融的快速發展，需要在現階段分業監管的基礎上逐步進行一系列改革，特別是監管模式需要產生重大轉變，從分業監管走向混業監管、集中監管將是必然選擇。[3]但是當前是否應一步到位，借鑒英美等國家的經驗，直接實現國內市場的完全混業經營，需要我們慎重選擇。首先從我國當前面臨的內部因素看，我國經濟雖然發展迅速，經濟總量十分龐大，但是我國的經濟結構還不合理，尤其是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嚴重不對稱，金融機構中“國家一股獨大”問題仍然存在，銀行不良資產不斷增多，股票市場風起云涌，保險市場面臨較大的信任危機，信托業發展緩慢，互聯網金融的井噴式出現使金融風險不斷放大，如果這些金融業自身發展問題得不到解決，貿然混業只會使金融市場更加不穩定。另外我國國內金融法制體系滯后現象嚴重，正如有的學者根據“梯伯特（Teaboat）定理”提出的我國監管制度過剩問題顯著存在，即金融監管制度供給與監管機關所需要監管的內容不匹配，雖然相關法律法規數目繁多，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卻不多，而且各個法規之間時有沖突或者漏洞，沒有完整的運用規則。[4]在沒有制定好配套法律法規體系之前也不應急于選擇。其次從當面我國面臨的外部因素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雖然看似平靜，但錯綜復雜的矛盾，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并未對我國放棄西化、分化政策圖謀，發達國家的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地位仍舊對我國的發展造成很大壓力。另外由于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壯大，國際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這一些列變化對于美國的霸主地位形成了沖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并沒有根除，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遭到一些國家的無理遏止，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趨勢不確定性增強，這一些列國際環境因素預示著現在我國的金融體制大改革時機還不成熟。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現在一方面面臨金融體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面臨完全混業統一監管的條件不成熟，因此我們此階段最合理的方式就是進行階段性選擇，即選擇漸進式、有步驟的混合模式。通過分析各個國家的金融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看出，金融體制的演變一般都要經過三個大的發展階段：混業經營（經濟發展促進金融發展階段）――分業經營（經濟與金融協同發展）――混業經營（金融發展促進經濟發展階段）。E.S.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研究指出，適當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使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而我國當前正處于金融改革的深化期，需要不嚶嘔金融結構，促使金融市場機制和市場秩序逐步健全，只有各方面條件成熟后才能實行完全的混業經營模式。我們應在此基礎上進行制度構建，細化中國分業經營發展的階段，實現由分業到混業的良性過度，這種漸進式的改革符合我國在長期發展改革過程中所形成“制度前見”的要求（此處的“制度前見”是指在制度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于我們觀念里的關于制度改革的思維模式――漸進式改革）。本文將我國階段性模式進行如下構建：分業經營――有限制的混業經營（法律規制下的混業模式）――金融行業間無限制混業經營，最終達到金融市場與經濟市場的共同繁榮。
首先，國家應允許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開展其他金融業務，進行有限制的混業經營探索，但必須對金融機構開展其他業務的條件要進行嚴格限制，減少系統性風險的出現。通過設立嚴格的多指標的業務經營門檻，提高公司經營管理能力及應對風險的能力。在此應該將這些指標焦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提高對公司自有資本的要求，促使小的金融機構間的整合，從而提高公司應對風險的能力，限制那些自身風險應對能力較差的小公司進行盲目擴大經營范圍。二是對公司內部風控，不良資產率等指標進行嚴格規定，建立健全的預警機制，并將以上指標與業務開展掛扣，進行動態監測，一旦發現監控數據突破預先設定的指標范圍，立刻對其業務開展進行限制，以將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另外還要結合各種技術手段對金融公司進行監測。通過一定時期整合以后的金融機構資金雄厚、風控能力不斷提高、管理結構會更加完善，能夠達到混業經營模式的“軟著陸”。
其次，國家對當前的金融監管體制進行調整。在保持原有“一行三會”機構設置的基礎上，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統歸于一個與中國人民銀行級別同等的部門“中國金融監管委員會”，并在金融監管委員會下設置新的部門――綜合監管局，負責綜合業務監管及金融集團業務監管，此部門可由“三會”抽調人員組成，與“三會”信息共享，實現實時互動交流。綜合監管局的設立既能應對當前金融監管的不足，也能使“三會”工作人員互相交流經驗，提高監管部門業務能力，為以后混業經營后的統一監管打好基礎，并實現經營與監管的良性過度，起到統一監管前良好的試點作用。另外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間也要建立金融監管信息溝通交流平臺，賦予金融監管委員會統一制定金融監管業務規章的權利，彌補金融法規之間的漏洞及減少制度過剩問題。金融監管要實現動態監管與靜態監管的深度結合，動態監管即對金融企業行為的監管，靜態監管注重對其內部體系以及業務風險規則的監管。另外賦予中國人民銀行審慎監管職能，宏觀把握貨幣金融市場的穩定，通過金融監督委員會的反饋信息和交流互動，動態把握金融發展的趨勢。
最后要注重建立金融企業內外監管聯動交流機制。金融行業要根據行業規則及要求，建立完善的內控部門及方案，進行實時的風險監測。通過定時定期向相應的監管機構匯報監測數據和信息，實現與外部監管（即金融監管部門）聯動，外部監管部門根據自己獨立的監督監管數據信息與金融企業內部匯報信息進行綜合對比，將兩者的監管結果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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