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 微觀經濟學 考評方式 過程性考評 終結性考評
一、課程考評方式改革的必要性
《微觀經濟學》是財經類專業學生必修的專業基礎課程,既不同于大學英語、計算機基礎等“純公共課”,也不同于證券投資學、國際貿易實務等“純專業課”。有學生認為,學英語課可以和外國人交流,學計算機課可以使用電腦,學證券投資學可以炒股,學國際貿易實務會跟單做外貿,而學經濟學原理簡直“百無一用”。事實上,專業基礎課程很重要,是學好專業課的前提,“磨刀不誤砍柴工”,但是當下不少急功近利的學生往往忽略“磨刀”的重要性。加上專業基礎課抽象度較高,理論性較強,操作性較差,如果不系統學習和訓練,要學好也有一定的難度。這些特點使得《微觀經濟學》等專業基礎課程處于極為尷尬的境地,如果沒有一套有效激勵和約束學生學習的考評機制,不少學生可能就失去學習積極性,具體表現為逃課、“逃學”或簡單應付。
傳統的考評方式主要是平時作業加期末考試,如每次上課的時候布置一定的課后作業,在總評成績中占一定的比重(比如30%),然后是統一的期末考試,卷面成績在總評成績中占一定的比重(比如70%),最后綜合這兩個指標,給出總成績,對學生的總評成績從高到低進行排序。對于專業基礎課程來說,這種考評方式約束效率低,激勵效果差,且非常不公平。主要表現在:其一,未能全面發揮其檢查評價功能。目前的考評方式普遍存在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重認知輕能力,另一種是重程序化、標準化的操作輕創造性的發揮,導致考評的檢查評價功能弱化。其二,錯誤的導向。大多數考試內容是知識導向性的,缺乏對學生分析、綜合能力和素質的全面評價。其三,激勵功能微弱。學生并不需要在平時下功夫,臨近期末的突擊式記誦就完全可以應付考試。其四,診斷反饋功能基本缺失。發現問題的時候課程已經結束了,試卷分析成為“馬后炮”和“皇帝的新衣”。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微觀經濟學》課程為對象,擬對現行的考評方式進行改革試驗,增強考評的激勵、檢查和反饋等功能,這樣可以有效地檢查教學效果與質量,還能對學生的知識、能力及個性發展等整體素質進行判斷,對人才培養水平進行客觀的評價。
二、課程考評方式改革的思路
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考生”,而是培養“學生”。“考生”是以“學會”為目的的尋找已知世界現成答案者;“學生”是以“會學”為手段的探索未知世界者。比分數更重要的,是對知識的好奇心、愛鉆研的精神、提出問題的能力、尋找答案的興趣、有效的學習方法、平和的學習心態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等。因此,學經濟學不僅僅是學經濟學教材,考試也不應該僅僅是考教材,更重要的應該是把課外閱讀和鉆研精神引進到學生的學習和考核中,讓學生真正領會經濟知識和原理,并運用于自己的生活中。所以,要改變過去以一次性閉卷考試為主的傳統考核方式,利用多種考核方式相結合的辦法來考察學生的學習情況,應做到平時成績與期末考試相結合,筆試與口試相結合。
1、考評內容改革
可以從兩個方面(包括四部分內容)對學生進行考評。其一是過程性考評,考評內容主要包括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習素養、學習及應用能力這兩部分;其二是終結性考評,考評內容主要包括學生的理論基礎、項目方案這兩部分。
2、成績評定方式改革
成績評定方式是指采用平時過程性考評與期末終結性考評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本課程的學習進行綜合性評價。在教學組織過程中,圍繞教師和學生共同課堂學習表現、對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工作態度、協作精神、完成結果等進行評定,作為平時過程性考評成績;課程學習結束時,以個人筆試和小組匯報與答辯兩種形式為期末終結性考評成績。
兩部分的評分為:(1)課程考評總成績(百分制)=過程性考評×40%+終結性考評×60%;(2)過程性考評成績(40%)=學習態度和學習素養×40%+學習及應用能力×60%;(3)期末考評成績(60%)=筆試×40%+項目方案的撰寫×40%+小組匯報與答辯×20%。
3、考評標準細化
學習態度和學習素養的考評標準包括學習態度是否認真、是否具有團隊協作精神、是否有讀書筆記等;學習及應用能力的考評標準包括案例分析能力、理論聯系實際能力、曲線和公式推導能力、文獻資料搜索能力等方面;項目方案的撰寫的考評標準包括方案的規范性、可行性、設計的美觀性等方面;小組匯報與答辯的考評標準包括PPT制作是否合適、匯報的語音語態、能否調動他人的興致等方面。
三、課程考評改革中的案例教學
在《微觀經濟學》課程考評改革過程中,要突出案例教學的作用。在課堂中,教師應該根據具體的情況選擇不同的方式,使案例教學能夠發揮其有效的作用。
1、以案例引導出所講述的概念
這是在教學過程中最常用的一種方式,既可以用生動的故事一下抓住學生的注意力,又可以用簡單的事情說明晦澀的理論,幫助學生盡快消化和掌握理論知識。如在講授效用時,可以用不同人喜歡不同的東西的例子,說明效用的概念和概念中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同樣的東西對不同的人效用是不同的,同一種商品因時、因地而異,其效用是不同。
2、以討論形式增加對理論的理解
討論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將一個問題設置成正反兩個方面進行討論,也可以是針對一個方面進行分析。如在講機會成本概念時,向學生提出一個問題: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分別給出學生上學和不上學去工作的收入和支出情況,讓學生來討論為什么他們會選擇來上學而不去工作,上學的機會成本由哪幾個方面組成等等問題。這個問題同時也說明了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可以影響現期的消費行為。
3、以實地調研加強學生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能力
這種形式可以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近年農產品價格多變,對于農業院校的學生來說,很大一部分都是來自于農村的,這樣就可以給他們布置任務,分別從種植者、消費者的角度來調研是什么因素影響了農產品的價格,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又對生產者的生產函數和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再來對比理論與實際有什么樣的差異,并分析其中的原因。這樣不僅增加了學生課后學習的主動性,也使得理論變得更加直觀易于理解和應用。
四、課程考評改革的預期效果
1、強化學生學習過程的全面考核
通過學習態度、應用能力、理論基礎、項目方案等環節的考評,全面綜合地考察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倡討論式、提問式學習,改革過去單一化的考評方式,真正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課本知識,將課本知識轉化為對現實經濟現象的分析和解決能力。
2、促進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
《微觀經濟學》課程考評改革目的是引導學生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變單純階段性學習為終身學習、變知識性學習為能力創新性學習。利用學校豐富的圖書信息和海量的網絡資訊,及時了解現實社會經濟現象問題以及經濟學最新前沿研究成果。通過學生團隊分工合作和個人表達能力的提高,訓練良好的經濟學素養,提高經濟學研究報告的寫作水平。通過研究型學習,提高學生發現問題的敏感力、收集處理信息能力、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逐步培養學生綜合提煉能力和表達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意識和能力,并養成終身學習的意識和習慣。
3、提高教師教學和科研水平
改革課程考評體系,實現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全面性、綜合性評價,關鍵是建立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行之有效的評價方法與評價標準,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教學和科研水平要求。考核評價出現相當多的主觀性,對學生創造性、綜合能力的評價,要求教師有能力設計出優良的題目。設計題目形式具有靈活性與綜合性、內容具有明顯的創新性,這要求教師對本學科具有相當的理論功底和豐厚的知識儲備。課程論文等綜合性案例,需要從科研實踐中積累,要求教師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從以往的一紙考卷定分數轉變為多層次的考核方式,突出的矛盾是教師的教學工作量增加了,教師需要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注:基金項目:麗水學院校級課堂教學改革重點項目“《微觀經濟學》課程考評方式改革研究”(14KZ02)。)
【參考文獻】
[1] 朱佩楓、張浩:“微觀經濟學原理”課堂教學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對策分析[J].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3(8).
[2] 韓銳:微觀經濟學本科教學的實踐與思考[J].教育教學論壇,2014(3).
[3] 李進霞:微觀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改進[J].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
大數據對傳媒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其實,不僅傳媒行業會受到大數據帶來的影響,大數據也對傳媒學術研究產生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目前已經有學者開始就大數據對傳媒研究的影響進行了初步分析,但總體而言,新聞傳播學界對大數據的研究偏重于現象描述和情況介紹,對大數據給學術研究帶來的挑戰和學術創新問題的研究卻較少。基于此,本文以傳媒經濟研究為對象,考察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挑戰,為大數據背景下傳媒經濟研究的發展提供行動路線圖。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挑戰
傳媒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來自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理論、產業經濟學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有學者認為,大數據在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傳統經濟學形成了沖擊,由此提出大數據經濟學(Big Data Economics)概念,認為應該運用大數據思想對傳統經濟學進行深化研究。在傳媒經濟學研究方面,大數據在研究范式、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研究對象等方面都會對既有研究產生沖擊,傳媒經濟學研究面臨著理論創新的挑戰。
1.研究范式
按照庫恩的界定,范式是一個學術群體中大部分成員共同認可的一整套前提假設,是學術共同體公認并共享的世界觀。傳媒經濟學基本遵循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設。理性人假設認為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個體,在制定每一項決策時都會嚴格按照成本收益比進行考量和計算。但批評者指出,完全理性假設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在現實中,一方面,搜索信息需要花費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精力;另一方面,人們缺乏分析和處理巨量信息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們只會搜索有限信息,以此作為決策的依據,這就是有限理性假設。
有限理性假設比完全理性假設更加接近現實,但這兩種假設有著共同的前提,即個體對信息的搜索和處理需要巨大的成本。因而,決定采用完全理性假設還是有限理性假設時,主要是比較獲取信息的成本和從信息中得到的收益:當信息收益大于信息成本時,繼續搜尋信息,逼近完全理性假設;當信息成本等于或大于信息收益時,停止信息搜索,按照有限理性假設采取決策。
在大數據環境下,理性假設的前提遇到了挑戰,大數據技術極大地減少了受眾搜索信息的成本,受眾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決策所需的各種信息,并利用數據處理技術對信息的收益進行計算,在此基礎上作出決策,這使得有限理性范式失去了解釋力。同時,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網絡空間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形態和交易形式,如以分享、合作為主題的維基百科、開放源代碼、網絡共享等,這些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用理性范式進行解釋,如果從理性的角度計算成本收益關系,那么人們沒有動力進行網絡分享與合作。然而,這種“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在今天的互聯網世界越來越常見。這些大數據時代的新現象很難用理性范式進行解釋,我們需要用新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式解釋這些行為和現象。
2.研究理論
在研究理論上,大數據時代的傳媒經濟研究不僅需要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社會學理論、網絡科學理論等其他學科理論。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個體脫離了所屬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研究者忽視了社會關系、人際傳播、社會結構因素對個體的影響,脫離個體所鑲嵌的社會情境因素來考察個體,犯了“低度社會化”的錯誤。在傳媒經濟理論中,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他們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都是黑箱,我們不知道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如何做出生產和消費決策的,哪些因素產生影響、如何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都處在黑箱中。
在大數據的幫助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網絡研究理論,把個體納入到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情境中,考察個體鑲嵌其中的社會關系因素如何影響個體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研究影響個體行為的各種因素及其影響機制,揭開人們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的黑箱,從而發展出能夠揭示傳媒經濟行為一般規律的理論。
3.研究工具和方法
傳媒經濟學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樣調查、內容分析、假設檢驗、實驗研究等,盡管這些方法有其優點,但它們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傳統方法都無法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在大數據面前,這些傳統方法基本是無能為力的。
以抽樣調查方法來說,在大數據來臨之前,受制于研究條件和數據可得性,研究者只能對有限的數據進行抽樣,通過對有限樣本的分析推斷總體的狀況。抽樣分析的前提是所抽取的樣本能夠代表總體,但在研究中很難使樣本能夠完全代表總體,樣本與總體總會存在一定的誤差,抽樣調查的價值也因此打折扣。在大數據時代,可以直接對總體數據進行分析,而無需通過抽樣調查來估計總體狀況。同樣,內容分析法也是基于抽樣分析,通過抽取樣本對媒介內容進行研究。實驗法也是對少數受試者施加試驗刺激,通過與對照組進行比較研究,觀察實驗刺激產生的效果。這些傳統方法都是小數據時代處理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適用于大數據環境,大數據需要學者設計運用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4.研究對象
在微觀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對象是個體的企業、家庭或個人,研究者通過對單個企業或個人的生產、消費等行為的分析,考察影響他們決策的各種因素。在傳媒經濟學研究中,媒體、受眾也是作為個體存在的。這種研究有兩方面缺陷,一是個體的消費行為始終處在黑箱中,我們不知道個體是如何做出消費行為決策的。二是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從對個體的研究中獲知關于總體的狀況,而總體狀況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
大數據可以在這兩方面做出改進,首先,借助于大數據技術,研究者可以對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準確的追蹤分析,掌握受眾在每時每刻的媒介接觸和消費行為。另外,大數據可以使研究者獲知受眾整體的媒介接觸和消費情況,進而對受眾的媒介接觸和消費趨勢做出預測。
5.研究主體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者也提出了挑戰,在大數據時代,研究者需要對大數據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充分認識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深遠影響,學會從大數據的研究范式出發思考問題。另外,研究者也需要掌握數據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學會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對傳媒經濟學的各類問題進行研究。同時,跨學科的學術合作與學術交流也變得更加重要,任何單一學科的視角和方法都難以對大數據環境下的傳媒經濟現象做出充分的解釋。只有從傳播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種理論視角進行跨學科考察,才能對大數據環境下的傳媒經濟問題做出深入的研究。
大數據時代傳媒經濟研究的創新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學研究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在大數據環境下,傳媒經濟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創新:
1.受眾行為分析
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始終是傳媒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在小數據時代,很難準確全面地了解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無論是傳統的入戶調查,還是受眾的自我報告,都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樣本量太小,從樣本中得出的結論不具有推廣性;二是受眾在接受調查時經常會給出有偏向的答案,由于第三者效應的存在,受眾總會有美化自身行為的可能性。這使得對受眾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的研究變得非常困難。
大數據技術能夠對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實時分析,比如受眾在網絡上點擊了哪些頁面、停留了多長時間、鏈接到哪些網站、購買了什么商品、發表了怎樣的評論等信息都可以被后臺服務器保留,通過分析受眾的個人接觸信息,可以準確把握受眾媒介接觸行為的特點和模式,進而對受眾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
2.市場趨勢預測
大數據技術可以對市場趨勢做出準確預測,舍恩伯格認為,大數據的核心就是預測,它是把數學算法運用到海量數據上來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一個著名的例子是Farecast票價預測工具,這個工具通過對近十萬億條機票價格數據進行分析,預測美國國內航班機票價格,其預測的精準程度達到75%,每位使用該系統的消費者每張機票可節約50美元。
3.廣告及營銷精準度研究
在小數據時代,廣告投放呈現出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形態,廣告的投資回報率很低,商品的營銷手段也較為粗糙,難以對受眾進行一對一的精準營銷。大數據環境下,通過對每位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模式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可以進行精準的廣告投放和商品營銷,提高廣告和營銷的精準度。
比如,亞馬遜運用數據挖掘技術,通過分析用戶的瀏覽、收藏、購買、評論及其他用戶的反饋等數據,預測每位消費者可能感興趣的內容,將其推薦給消費者。亞馬遜提出,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亞馬遜只會推薦一本書,而這本書就是消費者將要購買的那本書。
4.盈利模式創新研究
大數據環境下,媒體的盈利模式也需要做出調整。在讀者量不斷下滑、廣告市場被新興媒體分流的現實背景下,傳統的二次售賣模式難以為繼。傳統媒體必須創新盈利模式,利用大數據技術帶來的機會,整合數據資源,尋找新的盈利增長點,實現自身的逆轉。傳媒盈利模式的創新也是傳媒經濟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一、《計量經濟學》課程簡介
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用定量方法研究經濟活動規律的一門應用學科。1926年挪威經濟學家R. Frish(弗里希)模仿生物計量學(Biometric)第一個提出了計量經濟學概念。1930年12月29日世界計量經濟學會的成立和1933年學術刊物Econometrics的創辦,正式標志著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計算機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計量經濟學的重要性得到了越來越多人們的認可。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首次將計量經濟學列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門類各專業的八門核心課程之一。現在,幾乎所有的院校都已將計量經濟學列為經濟管理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 Klein(克萊因)所指出的:“計量經濟學已經在經濟學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數大學和學院中,計量經濟學的講授已經成為經濟學課程表中最為權威的一部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P. Samuelson(薩繆爾森)甚至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的時代。”
計量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主要內容包括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計量學。理論經濟計量學主要研究如何運用、改造和發展數理統計的方法,使之成為隨機經濟關系測定的特殊方法。應用計量經濟學是在一定的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以反映事實的統計數據為依據,用經濟計量方法研究經濟數學模型的實用化或探索實證經濟規律。
通過這門課程教學,學生能夠掌握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并能夠建立和應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經濟預測、結構分析和政策模擬評價。具體來說,一是具有扎實的計量經濟學理論功底,為經濟學其他課程的學習和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礎;二是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是提高經濟計量分析能力和水平,為將來進行學術研究奠定基礎。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存在問題
(一)老師和學生的重視程度不夠。
據統計,從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至2008年,一共有62位經濟學家獲得此榮譽,直接對計量經學的創立和發展作出貢獻的達10余人。當前許多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院在其教學計劃的培養目標中明確提出了學生應用數學工具去思考和描述經濟問題和政策的能力。例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認為,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數學的廣泛應用,學生必須學會用數學工具描述和發展經濟學理論。而與國外相比,國內高校對學生的數量分析方法不夠重視,以農林經濟管理專業本科生教學為例,很多老師和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無非就是對數據進行簡單分析,提不出什么創新的思想和成果,輕視定量分析。
(二)對計量軟件學習不重視。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課程,學生學習該課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能熟練地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并進行預測,從定量的角度研究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相關問題。計量經濟學課程涉及大量的數學理論的推導和證明,如果用手工去推導和證明,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非常復雜。如多元線性回歸中,運用最小二乘法去估計參數,很難解出各參數具體的表達式。使用計量軟件則可大大減少復雜的計算過程,將搜集到的數據輸入軟件,輸入程序或點擊就能力建立復雜的計量經濟模型。需要說明的是,對于本科生來說,學習的計量軟件種類不必多,一種就足夠,比如EVIEWS,這是一個專業的計量統計軟件,操作非常方便,不需要編輯復雜的程序,只需點擊按鈕就能完成模型的建立和數據的預測,比較適宜于本科生。
(三)計量經濟學課程學時偏少。
計量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被并列為中國高校經濟管理類學生必修的三門經濟學核心課程,然而計量經濟學的課時卻少于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課時。海南大學農林經濟管理專業計量經濟學僅為32學時(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48學時)。在這短短的32課時內,即使只是向學生講授經典的計量經濟理論和方法,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更不用說另外辟出時間供學生上機實習軟件操作了。
(四)基礎課程知識缺乏。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課程,在學習計量經濟學之前,學生必須學習宏微觀經濟學、數學(主要是線性代數)、統計學和電腦技術等課程。實際上,大部分農林經濟管理專業學生在高中是文科生(以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008級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為例,有近60%左右的學生在高中是文科生),上大學之前的數學基礎較弱,對數學學習有厭煩心理。雖然進入高校后學習了數學、統計學等相關理論知識,但大部分學生很難掌握好。特別是統計學中關于現價與不變價的轉換,環比指數與定基指數,以及定基指數之間的變換,很多同學沒有掌握好。由于缺乏這些課程知識,學習計量經濟學失去了一定的基礎,這是導致大部分學生難以學好計量經濟學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偏重理論教學,輕視實驗教學。
目前計量經濟學教學中有兩種現象,一是偏重理論和方法,在教學中過分強調理論知識,缺乏實際操作;二是偏重實際應用,忽略對計量經濟理論和方法的講解。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經濟學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的科學,強調理論與應用并重,既強調計量經濟理論與方法的介紹,又重視解決實際問題。以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008級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為例,開設的計量經濟學課程只有理論課時,沒有實驗或實踐課時。首先,從學生角度來看,不少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只是一門理論課程,與實踐幾乎沒有關系,從而在思想上輕視實驗教學;其次,純粹的理論教學,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理論知識,導致學生表面上聽懂了老師講授的理論,一旦自己通過建立模型真正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卻無從下手,從而對該課程產生厭倦情緒。通過增加合理的實驗教學,學生不僅能及時地將所學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而且能發現問題和加深對理論理解,認識到該門課程的重要性和實用性,讓學生能夠體會到計量經濟學在實踐中的用處,能夠解釋和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現象和問題,極大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六)對計量經濟學與相關學科關系的認識不明確。
大部分老師和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的重要性要遠遠低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對計量經濟學與相關學科關系的認識不明確。如,不少人認為計量經濟學僅僅是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技術分析工具,沒有意識到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定量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性;特別是很多人不清楚計量經濟學與經濟學、數學和統計學之間的關系,由于大部分計量經濟學教材涉及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知識,側重于數學證明和推導,因此很多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就是數學或統計學。如果老師不加以正確的引導和說明,那些對數學厭煩的學生也會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產生抵觸心理。
三、提高計量經濟學教學效率的建議
為進一步提高“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水平和教學效率,以適應農林經濟管理類專業的要求,應當從多方面探索“計量經濟學”教學方式的改革與創新。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正確認識計量經濟學。
實際上,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數學、電腦技術和統計學的相結合的綜合學科,經濟學為計量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相關理論和經驗,數學和電腦技術是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統計學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特別是數據的調查、整理、匯總和分析及其變量的統計顯著性檢驗。計量經濟學學會的創始人Fisher(1993)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的創刊號中指出:“計量經濟學學會的目標是促進各界實現對經濟問題定性與定量研究和實證與定量研究的統一,促使計量經濟學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使用嚴謹的思考方式從事研究,……只有將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三個要素互相融合,才能發揮各自的威力,才構成了計量經濟學。”在對計量軟件如EVIEWS、SPSS、SAS、STATA等的結果分析中,要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知識對結果進行解釋和檢驗,判斷所建立的計量模型是否符合經濟學理論。
(二)注重EDP教學模式在課程中的應用。
EDP(Exploration-Discussion-Practice)教學模式是指利用“探究―討論―實踐”三環節有機組織教學的一套教學模式,其教育理念為著眼于學生對基本理論與方法的深刻掌握和靈活應用,發揮主觀能動性,開發學生的創造力和實踐能力,使教學過程變得富有活力和創造性。這種教學模式充分體現了教師的引導性、學生的主動性和過程的互動性,老師適時轉化角色,由原來的知識授課者轉變為引導者和問題咨詢者,讓學生積極參與到EDP教學模式各環節中,教師與學生不斷進行教學信息和知識的交流與反饋,形成強烈的學習熱情和興趣。
(三)適當增加課程時間。
由于這門課程的重要性,應適當地增加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時間,可以將現在的32學時增加到48學時。課時安排上:理論課時與實驗課時比例為3∶1,即理論課時32學時,實驗課時16學時。這樣既能保證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理論知識講解,又能進行實驗操作。
(四)加強基礎課程知識的學習。
計量經濟學課程一般在大三開設,而作為基礎知識的數學、經濟學和統計學課程往往都是在大一、大二開設。由于時間上的間斷,很多學生早就忘記了這些理論知識。而這些基礎理論知識的缺乏造成了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產生畏懼心理。因此,應加強數學、經濟學和統計學等基礎課程知識的學習。首先,老師要求學生課后及時地對基礎課程進行復習,對基本的理論和原理有所了解。其次,老師在上課期間,應對線性代數、微積分、統計學、經濟學等相關知識做系統復習。特別是針對學生數學基本薄弱的特點,加強對線性回歸分析的復習,使學生在學習計量經濟學之前了解和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第三,應選擇優秀責任心強的教師來講授數學、經濟學和統計學課程,為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課程奠定良好的基礎。
(五)注重案例教學,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案例教學是銜接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一個有效的中介環節,在講授理論知識的過程中,結合實際案例進行講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從現實生活中選擇典型案例,如上學期某班級某門課程學習成績的因素分析,CPI上漲對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的影響分析,等等。案例教學一方面能讓學生了解計量經濟學在現實中的應用,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另一方面也能為實驗教學奠定基礎,學生可以根據典型案例進行上機操作,觸類旁通,掌握計量經濟模型建立和預測的方法和技巧,強化學習的效果。最后,教師要及時地進行總結,有針對性地指出學生進行案例分析時要注意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六)加強實驗課教學,建立學生撰寫實驗報告制度,使農林經濟管理專業計量經濟學課程與計量軟件緊密結合。
計量經濟學課程既強調理論知識,又重視實驗教學,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理論知識是學習計量經濟學的基礎,而實驗教學又是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的延伸,反過來有利于正確理解理論知識。因此,在教學中要合理銜接理論和實驗,在時間安排上,根據教學內容來合理安排教學實驗,每章結束后要安排一次上機實驗課。首先,由老師結合實際案例運用計量軟件進行現場演示,對環節、過程和注意事項進行詳細的解釋。其次,老師演示結束后,由學生根據要求獨立地完成實驗內容,并撰寫實驗報告,包括實驗目的,實驗要求,實驗結果和實驗心得,或實驗存在問題,以及如何解決,等等。通過建立撰寫實驗報告制度,老師可以檢查學生是否掌握了計量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方法,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從而提高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
參考文獻:
[1]洪永淼.計量經濟學的地位、作用和局限[J].經濟研究,2007,(5):139-153.
[2]孫文杰.我國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法改進與探索[J].科教文匯(下旬刊),2010,(11):46-47.
[3]董美雙.注重應用能力的計量經濟學教學及反思[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S1):127-129.
[4]彭長生.文科背景下計量經濟學教學的問題與改革[J].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8,(6):15-18.
[5]方雯.提高“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效果的幾點思考[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3,(3):159-160.
[6]蘇方林.淺析西部地方院校《計量經濟學》教學實驗過程中的若干典型問題――以廣西師范大學為例[J].科技致富向導,2010,(30):77,79.
[7]高春玲.淺析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幾個問題[J].統計與咨詢,2010,(1):32-33.
[8]石仁淑.農林經濟管理專業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初探[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28,(11):165-166.
[9]冉叢波.論《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與學[J].中國經貿導刊,2010,(1):105.
[10]孫建.經管類專業“計量經濟學”課程建設優化研究[J].中國電力教育,2009,(24):135-136.
[11]曾海艦.經管類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J].統計與咨詢,2010,(4):24-25.
[12]張長青.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改革探討[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28,(4):148-150.
[13]宋圣學.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廣西教育,2010,(9):90,92.
[14]魏下海.關于本科《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考試周刊,2011,(3):15.
[15]梁云芳.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新思考[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8,(13):58,60.
[16]黃建鋒.本科《計量經濟學》:淺議如何提高教學效果[J].科技經濟市場,2007,(10):139-140.
[17]張兵.本科《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探討[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7,(27):25.
[18]劉明廣.本科《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幾點建議[J].統計與咨詢,2008,(2):76-77.
[19]胡榮才,王亞雄.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幾個問題的思考[J].統計教育,2006,(9):20-22.
[20]胡新艷,陳文藝.EDP教學模式在計量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J].高等農業教育,2006,(4):58-60.
關鍵詞:區域經濟學;教學;改革方向
中圖分類號:F061.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5-0128-02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區際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及相關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需要,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經濟學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教學隊伍不斷壯大,科研水平不斷提高,全國已經有103所高校設置了區域經濟學碩士點,近30所高校開設了區域經濟學博士點,中國社科院、北大、清華、人大、復旦、南開、廈大等著名高校都發展了區域經濟學博士點或碩士點,其中,區域經濟學國家重點學科有南開大學、人民大學、蘭州大學、廈門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院校,區域經濟學正成為高校經濟學教學與科研的重要領域,區域經濟研究正為國家的發展和區域協調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區域經濟學教學現狀
若想全面認識區域經濟學的教學現狀,必須搞清楚中國區域經濟學的來龍去脈,這是因為區域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不同于其他經濟學科,區域經濟學的設置不僅在經濟學院(系),而且存在于公共管理學院(系),地理學院(系)。總的來說,中國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隊伍主要有三大部分:
1.經濟學院系統
區域經濟學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主要存在于經濟學院系,如南開大學區域經濟學、廈門大學區域經濟學、蘭州大學區域經濟學。另外,在經濟學院系統里面,有些專業的研究人員也在從事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如政治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等。這一方面說明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隊伍的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也說明學科之間越來越交叉。
2.地理學院系統
這類區域經濟學主要是由經濟地理學演化而來,與人文地理學的教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類學校有南京大學的區域經濟學,設置在南京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東北師范大學也是如此,也將區域經濟學設置在地理學系。我們發現,中科院地理所也在開設區域經濟學的有關學位點。
3.公共管理學院系統
這類院校包括東北財經大學,其區域經濟學設置在公共管理學院,北京大學設置在政府管理學院、人民大學設置在公共管理學院。應該指出,設置在公共管理學院的區域經濟學多是新近遷入,如北大的區域經濟學原來在城市與環境學系即地理系,而人民大學的區域經濟學也是從經濟地理和生產力布局學轉化而來,他們的課程設置多少留有原來的痕跡。
大量教科書的出版也顯示了區域經濟學的繁榮景象,同時,促進了區域經濟學教學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區域經濟學類的教課書有數十種,其中,比較出名的教學書有南開大學翻譯出版的《區域與城市經濟學手冊》3卷,人民大學的區域經濟學研究生系列教材等。
在區域經濟學教學中,有兩個學術機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二是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學科建設委員會。兩個委員會自新世紀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一次或多次學科建設的發展工作,有眾多的專家學者參與會議,相互交流切磋教學,大大促進了區域經濟學的發展。在信息時代,網絡的作用也促進了區域經濟學教學和科研的提升,有兩個著名的網站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和人大經濟評論網均作出了貢獻。
三、存在問題
區域經濟學的教學存在的問題,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幾類:其一,學科的快速發展準備不足;其二,學科的多重血統帶來課程設置的參差不齊;其三,課程體系等沒有和國際接軌;其四,學科教學落后于實踐發展。
1.學科的快速發展準備不足
區域經濟學的教學尤其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生教學與其他學科一樣近年來發展迅速,學生數量激增,教師資源緊張,一個導師帶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研究生,這種情況下教學質量存在下降的趨勢,加之部分高校研究生學制的縮短,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應付理論上學習,第二年忙于找工作,必要的研究性教學大量缺失。另外,由于部分高校盲目上馬區域經濟學碩士點,導致教材建設和課程大綱建設滯后,有55%的被調查院校認為教材和教學大綱建設是目前區域經濟學課程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學科的多重血統帶來課程設置的參差不齊
如上文所述,我國的區域經濟學教學點分布于不同的單位,與其他經濟學科的顯著不同點是,區域經濟學課程設置差異很大,如地理學系的區域經濟學設置都是區域經濟規劃之類,經濟學系的設置缺乏空間分析的基本課程,公共管理學院的課程設置呈現出公管特點。這一特點突出的表現在區域經濟學的教材建設上,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體系,人人都想自己建個區域經濟學的大廈,這樣的后果導致了眾多大廈沒有建成,反而影響全國區域經濟學教學水平的提升。
3.課程體系等沒有和國際接軌
我國的區域經濟學課程體系遠遠沒有和國際接軌,很多高校處于自我發展、自我欣賞階段。國際上著名的區域經濟學著作很少被國內采納,如藤田昌久的《城市經濟學》是研究生的極佳教材,但是,我們的調研發現國內高校幾乎對此漠視。這種課程體系的自我封閉性質很大原因是來源于對區域經濟學的認識的偏差。國際上,往往將區域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并列,因為它們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EL分類將此稱為城市、農村與區域經濟學,我國臺灣地區則稱之為都市與區域經濟學,而我國學位評定時則將城市經濟學去掉并變成了區域經濟學下屬二級學科。這種舍棄城市經濟學的做法無疑對區域經濟學的教學造成影響,因為作為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最為核心的部分,城市經濟學的作用沒有被正確的認識。
4.學科教學落后于實踐的發展
學科教學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區域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結合不夠緊密,特別是針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的深入理論研究相對滯后,缺乏很好的案例教材;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造成了本專業學生對于區域經濟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清。
四、改革方向
區域經濟學教學應該按照頂天立地的要求全面進行改革,以促進其更好的發展和適應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學的需求。頂天就是教學科研與國際接軌,立地就是發揮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區域問題的特有優勢,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現實問題,為建立和諧社會而努力。
1.區域經濟學教學要面向國際化與現代化
國際化和現代化就是要求全面與國際接軌,大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理論、研究方法和優秀教材。一是系統引進并翻譯國外的區域經濟學優秀教材,如空間經濟學、經濟地理與經濟政策、新經濟地理、空間計量等;二是采用請進來和送出去的辦法,邀請國外著名的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研究大家來國內講學,并且大規模選派優秀的中青年區域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人員到國外進修或攻讀相應的博士學位;三是建議將二級學科區域經濟學改成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并相對重視城市經濟學的教學工作。
2.構建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合適的區域經濟學教學體系
區域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范疇,但是,它的發展又和地理學尤其是經濟地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現代空間分析技術與GIS大規模在空間經濟分析中的應用,使得這些更成為區域經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們認為,一個合適的區域經濟教學體系應該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主要是經濟學基礎,如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第二部分區域和城市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如空間經濟分析、城市經濟學、地方政府經濟、空間計量與GIS技術等;第三部分內容則為中國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教學。
3.撰寫豐富多彩的案例
區域經濟學的特點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點都為我國區域經濟學教學案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撰寫區域經濟學的案例,利用案例教學應該成為未來區域經濟學教學的一個方向。
參考文獻:
[1]黃楠.區域學科建設發展迅速,仍亟待開拓創新[D].經濟中國網,2007-10-13 省略.cn/xueshudongtai/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各高校不斷引進西方經濟學的知識,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紛紛開設此類課程,高職院校也緊隨其后。但是自1999年高職院校大規模擴招以來,傳統的經濟學教學受到了巨大挑戰,許多學生認為《經濟學基礎》難學且用處不大,教師花費大量精力講授經濟學理論和模型而收效甚微。一方面,在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教學效果急待提高;另一方面,學校與教師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也深刻體會到,經濟學對于培養學生的經濟思維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外,人們認為大學生必須要掌握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和經濟思維,經濟學是必修課程。基于經濟思維的重要作用,我們認為經濟學不僅是高職院校經濟與管理專業學生的必修課程,而且很有必要作為通識公選課面向全院學生開設。為了突出經濟學思維方式的重要地位,聊城職業技術學院把《經濟學基礎》公選課的課程名字改為《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并對課程內容做了調整,強調經濟思維。教學內容除了源自《西方經濟學》等教材外,還有《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寫給中國人的經濟學》等通俗易懂的經濟學讀物。
一、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內涵
一般而言,理論不僅是對客觀世界的知識總結與升華,同時也是認識世界的思維和方法。經濟學不僅是關于資源配置,關于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的理論知識體系,而且它也是分析人的理性選擇行為,解釋和理解經濟現象,探究經濟活動規律的一種思維方式和方法[1]。
資源是有限的,經濟學稱之為資源的稀缺性,而人們的欲望或者說需求是無限,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需求之間必然是矛盾的。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經濟學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也就是資源配置問題。人們進行選擇的過程也就是資源配置的過程。基于此產生了經濟學中的兩大基本概念:機會成本與理性選擇。
(一)機會成本
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做出最佳選擇的學問。選擇意味著放棄,意味著付出代價,確定了某一選擇,便會產生相應的機會成本。因此,機會成本是指做出一項選擇時所放棄的其他可供選擇的資源所帶來的潛在收益。比如讀大學是有機會成本的。上大學所花費的學費、書費僅僅是一部分成本,還有更重要的時間成本,即把讀大學的這段時間用于工作可以掙到的工薪。學費加上書費加上工薪就是讀大學的機會成本。
(二)理性選擇
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是資源的稀缺性問題。資源是稀缺的,而人類的欲望又是無限的,有限的資源與無限的欲望之間充滿矛盾,因此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不得不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這就產生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或者稱之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理性選擇問題。當下的理性選擇就是在承認人類自私的前提下,設計科學的激勵機制,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發展經濟的外部正效應,積累正能量,避免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現象。
當然,除了機會成本與理性選擇之外,《經濟學》中還有很多重要原理,比如邊際遞減、貿易原理、“看不見的手”、消費者剩余等等。在講授這些經濟學原理時,通過綜合運用假設前提、經濟模型、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等等經濟學的各種方法,培養了學生的邏輯分析能力、辯證思維能力,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最終培養學生掌握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二、高職院校經濟學公選課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高職院校中,《經濟學基礎》一般是經濟與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專業課,而面向全校學生開設經濟學通識公選課的院校數量有限。即便是為數不多的開設經濟學公選課的院校,教學設計也是沿用《經濟學》專業課內容,只是限于課時數,刪減壓縮了專業課內容,沒有改革與創新,更沒有突出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培養。綜合來看,有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目標沒有針對性
我國的高職院校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職業學院或技校合并而來,二是普通專科轉來的。前者在教學目標上偏技能化和實用性,后者教學要求的理論性和系統化過強,他們都與高等職業教育的要求不相吻合[3]。
高等職業院校《經濟學》教學的知識目標要求過高,學生們為應付考試死記硬背大量的經濟學概念、原理、規律,并沒有真正理解與掌握經濟學原理。能力目標欠缺,學生運用經濟學原理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不足,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邏輯分析能力也不達標。另外,高職院校對經濟思維能力的重視不夠,學生不具備經濟思維能力。
(二)教學內容編排不科學
教學內容和結構不合理。國家歷來重視本科教育,為此集中了大量優秀的人才,組織編寫了很多優秀教材。但是,對于高職教材建設卻較薄弱,導致教材建設滯后,沒有對路教材。
(三)教學與考核方法不科學,理論知識偏多,經濟學思維方法訓練少
《經濟學》本身抽象,不具有技術性和操作性。在經濟學的教學中,教師主要是照本宣科的向學生講授各個章節的知識,較少運用經濟學原理解釋現實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忽視了對學生經濟思維和邏輯能力的訓練。學生上課忙于記筆記,習慣于死記硬背知識點,僅限于掌握結論,通過考試,不去探究經濟學原理的形成思路,很少主動收集相關的資料,更談不上進行社會調查和分析經濟學問題,也不會用相關原理分析經濟問題,指導生活。學習狀態被動,不利于培養學生經濟思維能力。
考核方式不科學。一般只用期末考卷作為評價尺度,不注意考評學生學習過程投入狀況和平時學習成績[4]。因為課堂表現、作業等不計入考核,學生平日很難做到自覺學習和理解經濟理論,也不會運用經濟理論來解釋日常經濟現象,很難形成經濟思維習慣。
三、高職院校經濟學公選課課程改革的措施與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培養
(一)教學目標具有針對性
為了突出經濟學思維方式的重要地位,也為了使課程名稱更符合授課內容,即注重經濟思維的培養,聊城職業技術學院把《經濟學》公選課的課程名字改為《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教學目標就是理解經濟學基本原理,能夠運用所學分析經濟現象,培養經濟思維,最終提高學生素質,讓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5]。
在知識目標上,要求學生掌握實用的概念和原理,比如機會成本,比較優勢等;在能力目標上,要求學生能運用經濟學原理,分析日常經濟現象。比如航空公司如何根據彈性理論進行市場營銷。[3]具體而言包括三個方面:(1)掌握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主要包括:理性人假設、機會成本、需求與供給、邊際遞減規律、比較優勢、博弈論等。(2)掌握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培養學生的經濟思維能力,這是《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公選課的重點培養目標。(3)具備運用經濟學原理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教學中要把理論與經濟現象和現實聯系起來,使學生在對概念原理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具備觀察和分析經濟現象的能力[3]。
(二)教學內容編排合理
第一,授課內容不僅參考國內外著名經濟學類教材,如高鴻業的《西方經濟學》,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等,而且充分利用經濟學類通俗讀物,比如王福重的《寫給中國人的經濟學》,保羅?海恩等編著的《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聊職院經濟思維公選課教師團隊充分利用這些著作,整合資源,集體備課,編制校本教材,精心準備教案。另外,學校還從國內著名高校聘請經濟學教授給學生舉辦經濟思維講座,學校領導高度重視,與經濟思維公選課教師團隊一起全程聽課,課下與教授一起探討公選課的課程設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聊職經濟思維公選課教學內容沒有深奧的理論或者復雜的數學模型,而是從現實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出發,從分析經濟現象、社會問題中學習經濟學的道理,告訴學生經濟學家是怎樣思考的,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了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基于高職學生基礎薄弱,專業不同,很多學生是第一次接觸經濟學,微觀部分的內容相對宏觀部分較簡單,具體教學內容以微觀經濟學為主。另外課時數量也有限,目前只開設了16個課時,未來計劃增加課時。所以聊職院校的《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公選課教學內容以微觀經濟學為主,重點講解上大學的機會成本、理性人分析、相互依存性與貿易的好處[2]、供給與需求、效用論、比較優勢、博弈論等。
第二,注重案例教學,提高學習興趣。針對高職學生在學習和運用經濟原理時普遍有一定難度,教師在講解原理時,應注意實行案例教學法。比如講授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時,先提問學生,“人在饑餓時為什么不會一直吃饅頭,永不停止?為什么感覺第一個饅頭最好吃?提出問題容易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積極性,從而達到引導學生積極思考的目的,并能加深對理論的理解[6]。每節課都可以選用一些案例和學生關心的經濟話題,比如春運期間火車票票價問題展開分析、討論,有助于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提高學生的應用能力。
(三)教學方法和手段的靈活運用
首先,采用多種多樣的教學方法。教師應綜合運用“案例法”、“討論法”等教法,提高教學效果。除了課堂教學之外,還應強調課下作業。要經常布置一些經濟學的熱門話題和真實案例。比如美國1990年針對游艇、私人飛機等這類物品通過的新的奢侈品稅帶來的結果。讓學生課下查閱有關資料。既考核了學生對概念原理的理解程度,又鍛煉了他們學以致用、分析問題的能力。教師應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實踐,并隨時整理,相互討論交流[3]。
其次,實行多媒體教學。在多媒體課件的制作過程中,穿插相應的統計資料、圖形分析,比如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另外播放相關的視頻影像資料。比如講博弈論時,賞析電影《美麗心靈》,讓學生了解“納什均衡”理論的創立者約翰?納什的生平,可以大大增強授課的形象性、直觀性和生動性。
1、 藥物經濟學簡介
20 世紀80 年代,藥物經濟學出現,它利用微觀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對藥物治療的干預措施進行完整的評估,為評價、確定和比較不同藥物的應用成本和結果提供了一種工具。1993 年,澳大利亞衛生部將藥物經濟學評價作為藥品定價和費用補償的正式程序。此后,藥物經濟學在藥品定價和費用控制中的作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完善定價和費用補償機制最值得重視的選擇。而在我國,藥物經濟學尚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藥物經濟學評價的使用還比較少。藥物經濟學研究的是藥物治療的投入產出的經濟學效率問題,即藥物經濟評價。其研究目的, 在于促進合理藥價和合理用藥。藥物經濟學評價的主要思路是對藥物治療的成本和產出進行比較研究。藥物治療的成本分為: 1.直接成本——即治療過程中所直接消耗的成本。2.間接成本——即治療過程中由于生產能力下降和生產時間損耗所產生的成本。3.隱性成本——即治療過程中的痛苦、悲傷、抑郁等。以藥物經濟學評價指導藥品定價的基本思路是: 新藥首先根據其成本及適當利潤考慮設計申報價格, 然后選擇合適的參照藥物與參照價格進行藥物經濟學研究, 根據研究結果對基于成本的新藥申報價格進行評價和調整。藥物經濟學是一門應用經濟學原理和方法來研究和評估藥物治療的成本與效果及其關系的邊緣學科。藥物經濟學的研究任務主要是通過成本分析對比不同的藥物治療方案或藥物治療方案與其他治療方案的優劣,設計合理的臨床藥學監護方案,保證有限的社會衛生保健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
具體地說,藥物經濟學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手段,結合流行病學、決策學、生物統計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藥物治療方案、藥物治療方案與其它方案,如手術治療以及不同醫療或社會服務項目,如社會養老與家庭照顧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評價其經濟學價值的差別。藥物經濟學的服務對象包括醫療保健體系的所有參與者:政府管理部門、醫療提供單位、醫療保險公司、醫生以及病人
2、目前我國藥品定價機制的弊端
我國現行的藥品定價機制, 為藥品虛高定價造就了條件。目前, 我國的藥品定價機制主要是成本加成定價: 根據廠商的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潤比例,形成出廠價;出廠價加上一定的進銷差率,形成批發價; 批發價加上一定的批零差價,形成零售價。這套定價機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 廠商虛高申報成本。(2)定價時未考慮藥品的治療成本與治療效果之間的關系, 即藥品的性價比。在普通商品市場中, 廠家一般也根據成本確定產品價格, 這個價格將受到市場的檢驗, 如果性價比不夠高就會失去消費者的青睞,最終將被市場淘汰。而藥品則不然。由于藥品市場的特殊性,通過市場機制調節,最終能夠在市場中勝出的,不是性價比高的產品,而是利潤空間大的產品,其原因在于:利潤空間大的藥品在營銷過程中占有優勢。于是, 廠商在藥品定價時, 會尋求盡可能高于其真實成本的定價, 而不用擔心產品因為性價比低而失去消費者。在現實生活中也往往是虛高價格的品種戰勝了價格實在的品種。由此, 也就造成了藥品市場上普遍存在的藥價虛高現象。既然市場機制不能將性價比高的藥品篩選出來, 那就需要政府機制的介入。即在藥品定價時,人為地判斷藥品的性價比,以確保所制訂的藥品價格是合理的。研究藥品的治療成本和治療結果的技術,就是藥物經濟學評價技術。
? 3、藥物經濟學的作用
(1)更新藥物評價觀念
本世紀內西方國家對藥物評價觀念發生3次大更新:①60年代以前評價藥物的關鍵指標是毒性,即國家規定上市的藥品必須保證無毒性。②60~70年代,政府審批新藥時,不僅要求公司提供藥物的毒性指標,同時還必須證明其有臨床療效。③80年代后期,人們要求對藥物的評價必須注重“病人”,而不是“疾病”或器官。直到現在安全和有效仍然作為藥物評價的二個標準[3]。隨著PE研究的深入,在藥物選用原則上有了更新要求—安全、高效、經濟。至今至少有5個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意大利、西班牙)已經制定和頒布了PE研究準則(guidelines)[4],旨在研究和評價各種(類)藥物與藥物治療的經濟背景,為合理用藥、藥政管理和新藥的研究和開發提供決策依據。并且從整個人群來考慮如何合理分配使用有限的衛生資源和醫藥經費。
面對藥品市場快捷的更新換代,WHO于1975年開始推薦一些國家制定基本藥物的做法,并以此作為其藥品政策的戰略任務。我國八五期間基本藥物的遴選與審定工作已于1996年末全部完成。基本藥物是我國目前臨床應用的各種藥品中,經過科學評價而選出的同類藥品中具有代表性的藥品,其特點是療效好,不良反應小,質量穩定,價格合理,使用方便等。列入基本藥物的品種,國家將保證生產和供應,屬于公費和勞保醫療范疇[5]。
(2) 指導合理用藥,改變“醫藥不問價”的錯誤觀念
對于合理用藥方面,安全、高效和經濟將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某些疾病在防治方面較少的投入可節約大量用于治療的費用,使衛生資源得到合理配置。郭代紅等[6]對146例藥品不良反應(ADR)報表采用回顧性調查研究,計算ADR的治療成本費用,表明出現ADR后須謹慎處理,及早控制患者ADR癥狀,使之盡快康復則有助于明顯降低治療成本。林曦敏等[7]通過比較α-干擾素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費用和收益,得出結論,用α-干擾素治療該病病人具有重要的醫學和經濟意義,平均每年為社會減少大量的由肝病導致的經濟損失。
(3) 加強對新藥開發指導,重新評價老藥
近年來,由于PE的出現,一種新的觀點正在悄然興起,即新藥的價值不再
只是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還表現在它對節約醫療資源消耗,提高病人生活質量的價值[8]。由此引發人們意識到開發“治愈性藥物”的效益優于“緩解性藥物”,所以研制生物制劑等有治愈疾病功效的藥品已成為藥物開發的熱點[9]。杜文民等[10]通過抗高血壓藥物對腦梗死療效的影響及PE分析,表明與傳統降壓藥相比,新型降壓藥普遍提高了腦梗死的治愈率,而從PE分析,倍他樂克最好,卡托普利花費較大。此外,國外曾有人對患有急性膀胱炎無并發癥的婦女,進行3天療程4種抗生素的療效、安全性以及費用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用復方甲基異惡唑比呋喃妥因、頭孢羥氨芐、阿莫西林療效高,費用低[11],說明對某些感染性疾病并非新藥貴藥就比老藥廉價藥好。 (4) 完善藥物治療方案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子的學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
經濟史按地域范圍劃分,有國別經濟史(如中國經濟史、英國經濟史等),地區經濟史(如歐洲經濟史、拉丁美洲經濟史等),世界經濟史(以世界為整體,研究世界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按部門或專業來區分,有農業發展史、工業發展史、銀行發展史等;按歷史分期,有古代經濟史、近代經濟史、現代經濟史之分。關于世界經濟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實際上屬于現代經濟史范圍。經濟史如同理論經濟學一樣,要受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或稱經濟學說史。它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背景、所起的影響、所占的歷史地位,以及各個人物、各個學派之間的承襲、更替、對立的關系等方面的學科。
經濟數量的分析、計量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學、經濟數學、經濟統計學、經濟計量學等學科。
經濟學家比較注重各種經濟現象之間數量關系的分析。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一些經濟學家應用數學推導經濟理論,建立數理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理經濟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廣泛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建立了各種靜態的、動態的、微觀的宏觀的經濟模型。與之相聯系的一個分支是經濟數學,它側重闡述現代經濟分析中運用的各種數學方法,這實際上屬于應用數學范圍。
應用經濟學主要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經濟學科。應用經濟學大體上可分為:
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建筑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計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產力布局)等等;
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等等。
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應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展、不斷充實的。應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系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系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為理淪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關鍵字:經濟法學研究框架
所謂研究框架,就是人們在研究活動中形成的比較定型的思維體系,包括切入點的選擇、話語形式的認同、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個學科在研究問題時慣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邏輯、從什么角度、依據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順序來分析問題。它屬于研究范式與方法的范疇,是衡量一個學科的成熟與科學程度的重要標志。法學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已探索出許多研究框架,如以“主體-客體-內容-法律事實”為要素的法律關系研究框架,以“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為要素的主體資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論證了諸多法律問題。同時,這些研究框架一直處于不斷創新的過程之中。經濟法學作為新興學科應當繼承和發揚傳統法學研究框架,同時還應當產生能對傳統法學提出批評、進行挑戰、突破其給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決傳統法學沒有提出或解決的問題。法學界盡管對經濟法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爭議,但對經濟法學作為獨立學科卻無人質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經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法學的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們對經濟法學進行回顧和總結時,只重視各種觀點、學說的綜述,對其研究框架卻缺乏必要的關注[1].本文擬從經濟法學文獻中梳理出對傳統法學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學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經濟與法律互動結合框架
經濟法學比傳統法學更加重視經濟與法律的關系,并基于這種關系來研究經濟法律問題。這種研究是圍繞經濟現象、經濟學、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相互關系而展開的。
(一)經濟現象與經濟法的關系。經濟與法律的關系,首先是經濟現象與法律的關系。經濟現象最直觀地反映出對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從經濟現象中得到最直觀的評價。經濟法學研究應當從觀察和分析經濟現象出發,來探求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規律。當前,應當特別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可持續發展、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經濟秩序、經濟波動、金融危機等重大經濟現象與經濟法的關系。如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具有跨世代性、整體性、綜合性、協調性、反波動性的發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國所選擇。這一重大現象給經濟法的立法和實施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我們應將環境、生態、人力資源等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納入經濟法學研究的視野,從全新角度、更大范圍、更長遠利益來考慮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決策重點和實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評價以及政府行為的作用方式等理論課題。在研究中,應注意到并非所有經濟現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來規范。能對法律起決定作用、需要由法律來著重規范的經濟現象,是常態而非短暫、定型而非臨時的現象,是由深層原因而表層原因所導致的現象。經濟法學只應研究這些經濟現象,并依據以這類現象為對象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提出法律對策。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機理,描述其過程和后果;經濟法學研究經濟現象,則主要是針對其利弊、原因和過程進行制度設計并尋求如何將其設計的制度法律化。
(二)經濟學與經濟法的關系。經濟法作為對經濟關系的“翻譯”,其“翻譯”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經濟規律的認識,這就需要依賴于作為探索經濟規律之科學的經濟學。是故,經濟學對經濟法和經濟法學來說處于本原地位。無論是抽象的經濟法基礎理論,還是具體的經濟法中制度,都體現了經濟學與法學的交融。(1)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越來越重視吸收經濟學的理論營養,運用經濟學原理來論證經濟法的存在依據、基本假設、調整范圍、宗旨(或價值取向)、主體等基本問題。如從“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理論中,得出經濟法為彌補“雙重失靈”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經濟法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干預之法的本質。又如從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中,得出經濟法所確認的國家干預應當與經濟民主相伴同的適度干預。[2](2)在經濟法具體制度的研究中,經濟學的滲透甚為普遍。①經濟立法中的許多概念,是轉用原來為了把握經濟事實而形成的概念或經濟學上的概念[3],如公開市場操作、預算、壟斷、經營機制、產權、私營企業。闡釋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應的經濟學原理。②許多經濟法律制度建立和變遷的合理性及其內容,都需要經濟理論的支撐。如消費者的知情權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義務,都能夠從信息不對稱理論中找到依據;又如金融立法對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或混業經營體制的選擇,也可以從當時的金融風險理論中找到解釋。③經濟法體系設計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運用經濟理論來論證。如有學者依據國家針對市場三缺陷(市場障礙、市場機制唯利性和市場被動性、滯后性)采取三調節(強制、參與和促導)的理論,將經濟法體系設計為市場規制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和國家宏觀調控法三大塊[4].而筆者根據國有投資經營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經濟學原理,將國有投資經營法列入宏觀調控法之中。④經濟法律制度的運行績效,可以運用經濟理論來評價。在經濟法的價值目標體系中,效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而對經濟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為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是規范經濟行為之法,運用經濟學研究經濟行為所得的結論來檢視經濟法律制度,以判斷其是否達到目的,更能客觀評價其優劣。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預測能力的學科,運用其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現行或將要制訂的經濟法律法規,既可以對經濟法的實施效果作超前預測,又可以增強經濟立法的超前性。應注意的是,經濟學與經濟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門經濟學與部門經濟法的關系中體現得尤為直接和明顯。
(三)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關系[5].經濟與經濟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經濟政策為主要媒介的。對于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幾個層次來思考:(1)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兩者在表現形式、調整范圍、穩定程度、實施機制等方面的區別,從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別和職能分工。(2)經濟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經濟政策法律化的范圍和途徑。就范圍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說來,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長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為權宜之計的政策則不宜法律化。就途徑而言,一般指經濟政策的目標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體化,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為法律所吸收;當改革中出現立法空白領域時,某些經濟政策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必要通過執法和司法系統而直接適用。但這種“以政策代法”的現象必須從嚴控制。如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任何稅收政策想在轉化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為指導和拘束人們行為的規范。(3)經濟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①經濟法中的不確定性規范需要由相應的經濟政策增強其確定性,給當事人展示一種明確的預期,這在反壟斷法域尤為突出[6].②經濟法的執行力度受到經濟政策的嚴重影響,如美國反壟斷法在20世紀60年代因風行中小企業保護政策而執行非常嚴格,70年代卻因政策變化其執行由嚴厲走向寬松。③經濟法中存在著許多政策性語言,這雖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確定性和約束力,以致出現了所謂的“軟法”現象。這在宏觀調控立法中尤為明顯。為解決此問題,需要從立法技術層面研究“使軟法硬化”的對策。
在經濟與法律互動結合框架中,還應當注意以下問題:(1)經濟學理論向法學理論的轉化問題。這主要是如何適當淡化經濟學色彩、增加法學“濃度”,避免以經濟理論來取代法學理論的傾向。(2)經濟法學如何轉換和選擇經濟學概念的問題。應盡可能使用在經濟學界已有明確和一致含義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經濟學概念,其法學含義應同其經濟學含義相通;當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種含義的經濟學概念時,應當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釋中明確選擇其何種經濟學含義。(3)合理使用法律經濟學方法的問題。法律經濟學從經濟學意義上說,是以理性人、個人主義和完全競爭為假設的,運用法律經濟學方法應當注意其在法學中的適用范圍,不宜將其用來分析一切法律問題;效益目標應在經濟法的價值目標體系中準確定位,不宜過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應當以來源于我國實踐的數據資料為基礎,不宜照搬國外的調查文獻;經濟分析工具應當盡可能從各種經濟學科中尋找,不宜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學。(4)保持法學獨立品性的問題。經濟法學在貼近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同時,應堅持自己的獨立品性。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法學總是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經濟政策和方針的解釋上,這種研究方法反映了經濟法學貼近生活、解釋實踐的特征,但是當其一旦走向極端,就會背離法學應有的嚴謹科學態度,顯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學本身應有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容易淪為純“政策注釋學”。
二、經濟法規體系框架
經濟法學界所提出的由市場主體法、市場規制法、宏觀調控法和社會保障法構成的經濟法規體系(或稱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在整個法律體系由“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將傳統法律部門中有關經濟的法律規范,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成進行重組所形成的法律體系框架。它體現了現代法以“經濟性”為時代精神[7]的特征。與傳統法律部門劃分-未能充分考慮到經濟主題或經濟體制-所形成的法律體系框架相比,它不僅是法律體系框架,而且還可以成為研究經濟法律問題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從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宏觀調控、社會保障這四個方面切入的。這四個切入點較完整地反映了現代法規范經濟的著力點,因而許多學者自發地利用經濟法規體系框架來研究經濟法律問題。如運用這種框架討論經濟審判庭的存廢問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經濟糾紛(即涉及經濟問題的糾紛),按照這種框架來分類,更能顯示出各種糾紛的特殊性,從而發現傳統的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兩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場主體法中的企業兼并與破產糾紛;市場規制法中的反不正當競爭糾紛、反壟斷糾紛等糾紛;宏觀調控法中的政府采購糾紛、稅務征管糾紛等糾紛;社會保障法中的社會保險糾紛、勞資糾紛等糾紛,一般都難以套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來解決,有的超出現行民事審判和行政審判的收案范圍;有的雖然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的渠道解決,但成本過高。因此,設置處理這類案件的專門機構(如經濟審判庭、社會法庭),并制定相應的特別程序法,理論和實踐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審判庭的基礎上,撤銷原經濟審判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和交通運輸審判庭,相應改建成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審判格局”的機構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還可以分析其它經濟和社會問題,提出法律對策,例如西部開發、擴大內需、通貨膨脹(或緊縮)、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等。
三、“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現代經濟法是公法與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調整對象是個復雜系統,涉及多類關系、多方主體和多種行為。在該系統中,含有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市場競爭、市場交易和社會組織內部等多類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在屬性、要件、運行規則等諸多方面不盡相同,但又相互關聯和制約;任一主體都處于多維關系中,在不同關系中相對各方主體處于不同地位,實施的行為具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規制。傳統的法律關系理論框架有一個不可彌補的缺陷,是用權利義務來概括法律關系的內容,而權利義務概念卻涵蓋不住法律關系中的權力因素,從而使現有法律關系學說只能解釋私法關系,不能合乎邏輯地解釋公法關系。經濟法域中的社會關系,不僅有公法關系,而且還有公私法混合關系。作為主要是對私法關系(特別是交易關系)的一種理論抽象,法律關系框架對經濟法域的社會關系進行分析就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如稅收法律關系兼有權力關系和債權關系的雙重屬性,其運行過程中含有多個環節、涉及多種因素。而運用法律關系理論框架來論述稅法問題時,不僅不能實現權力關系與債權關系的有機融合,消除它們在實踐運作中的沖突[8];而且與稅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對稅收制度設計幫助不大。而稅制要素分析框架實質上就是“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我們注意到,現代經濟立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招標投標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關系框架,而是以主體、行為和責任作為其基本要素來進行設計的。這種框架實際上對各個法律部門都通用。對經濟法律制度的具體內容和結構進行研究時,也應以“主體-行為-責任”框架為主、法律關系框架為輔。
在“主體-行為-責任”框架中,主體理論一般應回答以下問題:(1)給主體定位。將主體置于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綜合其在所處多維關系中的主體資格,對其進行全方位、寬口徑定位,如既在實體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場規制中定位,也在宏觀調控中定位;既在市場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場競爭中定位。同時還應當考慮到在經濟社會大系統中主體定位所受到的諸如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加入WTO)、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制約因素。(2)確定主體資格。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體資格的必備條件(包括積極條件和消極條件)和方式,特定主體資格的內涵和內容構成,特定主體資格與相關主體資格的關系,以及法律主體與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等等。(3)設定主體體系框架。這主要研究一定體制下主體的法律形態,并按不同標準對主體進行分類,以凸顯其具體人格,并展示其對不同方位相對人的權利(權力)、義務(責任)。依主體的職能,主體一般包括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工商者業團體、消費者團體、勞動者團體、職業介紹所、商業銀行等社會中間層主體;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4)評價和選擇主體立法模式。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門關于主體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現行立法體例的特點和利弊,在既定體制下選擇適當的立法模式。
行為理論主要是研究宏觀調控行為、市場規制行為、市場競爭行為和市場交易行為等具體行為的運行規則,其中以行為的屬性、內容、形式、目標、效力等要素為重點。值得強調的是,經濟法域中的行為具有多樣性,各種行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異質性多而同質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為則不然-盡管民事行為和行政行為種類繁多,但各類行為之間同質性多而異質性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抽象出涵蓋經濟法域各種行為的一般行為理論,一則難以同民事法律行為理論或行政法律行為理論相區別,二則可操作性不強,無助于各類行為的制度設計。因而,經濟法中的行為理論,與其仿效民商法學或行政法學研究各種行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為理論(如經濟法律行為理論、政府經濟行為理論),倒不如著力分別研究各類行為的一般理論,為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市場競爭、市場交易等類行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鑒于宏觀調控行為和市場規制行為既具有行政行為的形式,又具有經濟行為的內容,我們在研究時,必須注意其內容和形式的對立統一;而市場競爭行為和市場交易行為等市場行為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相對競爭對手、交易對象等市場相對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為,另一方面是相對調控者或規制者等而言的市場對策行為[9].在研究市場行為時,既要研究其雙重屬性的區別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為市場對策行為的特殊性。
責任理論一般應研究三個問題:(1)責任形式的確定。既要研究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在經濟法域中運用的特點,也要研究經濟法域中出現的專業性制裁、道義責任、政治責任等新型責任形式。(2)責任形式的組合。既以主體為中心來研究各種責任形式的組合,如企業、社會中間層主體、政府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其它責任的組合;也以行為為中心來研究各種責任形式的組合,即分別研究市場規制、宏觀調控等制度中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其它責任的組合。(3)立法模式的選擇。既要研究經濟法律法規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規定經濟法域中的法律責任,也要研究經濟法體系內各部門如何就法律責任進行立法分工和協調。
特別指出的是,許多經濟法學著作將經濟法律關系理論作為經濟法總論的主要內容,但這種套用的民事法律關系理論變種只適宜于象民事法律關系那樣內在結構簡單的法律關系,對于內在結構復雜多樣的經濟法律關系卻顯得過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論中由于對制度設計幫助不大而不便適用。鑒于法理學界已有以權利與權力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嘗試[10],我們建議在經濟法學中嘗試采用“主體-行為-責任”框架,因為其中的主體、行為、責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體的制度設計。
四、“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
我國法學界近年來盛行著“政府-市場”(或“政治國家-市民社會”)研究框架。這體現在如公共欲望與私人欲望,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公法與私法,權力與權利等方面。在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和市場都處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狀態,市場“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場“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運用這種框架來分析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法律問題時,普適性受到局限。實踐表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它們往往通過一定的中介實現互動。在現代社會,非政府公共組織大量涌現,其在政府與市場互動構架中的地位日趨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擔的某些職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場主體享有的某些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未能完全彌補的“市場缺陷”和市場未能彌補的“政府缺陷”,已成為“小政府-大社會”格局中“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經濟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而“政府-市場”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這種現實。正是在此意義上,“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是對“政府-市場”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場”相關聯的研究優勢,又引導人們在宏觀大背景下把握經濟法的社會公共性[11].這種框架已在現行立法有較多體現。如《證券法》(1998年)中的“中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消費者協會-消費者和經營者”框架;《產品質量法》(1993年)中的“產品質量技術監督等行政部門-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質量管理協會、消費者協會-消費者、用戶、生產商、銷售商”框架;《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規中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國有資產投資機構-公司和國有企業(這里指尚未改造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框架;《勞動法》(1994年)、《勞動力市場管理條例》(2001年)等法律法規中的“勞動行政部門-職業介紹所-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框架;《注冊會計師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財政部門-注冊會計師協會-注冊會計師”框架。總之,在這種經濟法主體體系框架中,政府主體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機構,社會中間層主體[12]包括社團類主體(如工商業者團體、消費者團體等)、交易中介類主體(如產權交易所、拍賣行等)、經濟鑒證類主體(如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和經濟調節類主體(如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等),市場主體包括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和消費者。
運用該框架進行研究,至少應注意:(1)研究框架的適用范圍。這種框架不一定適用于任一經濟法律問題的研究,但對主體研究具有優勢。其適用重點應置于主體的制度設計。(2)社會中間層主體的缺陷。社會中間層主體同政府一樣,具有內部性,存在缺陷。我們既要研究社會中間層主體缺陷的表現和原因,也要研究彌補這種缺陷的對策,如研究政府對社會中間層主體的適度監管,以及市場主體對社會中間層主體的制約。(3)不同社會中間層主體與政府、市場間的互動。社會中間層主體有多種類型,各自職能和任務以及與政府、市場主體的關系不盡相同。在探討這種互動關系的共性的同時,必須分別研究各種互動關系的個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過渡。我國現階段社會中間層主體缺位、錯位、越位狀態并存,不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們應當以“三元框架”為目標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時,研究如何培育社會中間層主體及其與“二元框架”的銜接,探討“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過渡的路徑。
五、法益主體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的利益。各個法律部門都基于一定范圍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協調各種相互沖突或重疊的利益為己任,而這種協調須以明晰法益主體為前提。經濟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復雜的利益結構,明晰其法益主體,需要運用多種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幾種更有特殊意義:
(一)歸屬主體-代表(或實現,下同)主體框架。其要點包括:(1)法益主體可以分法益歸屬主體與法益代表主體兩個層次。這兩個層次的主體有時一致,有時并不一致。換言之,歸屬主體的利益有時由自己代表,有時由他人代表。如個人利益,其歸屬主體是個人,一般由個人來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機構來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其歸屬主體是社會公眾,一般由政府來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個人或非政府公共組織來代表。(2)歸屬主體有單個歸屬主體和共同歸屬主體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東權益和勞動法中的勞動者權益都可以作自益權與共益權的區分。(3)代表主體有一元代表主體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體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訴訟中,只有與案件審理結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才能成為訴訟當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費者協會支持消費者提訟的案件中,消費者協會和消費者都是代表主體。(4)關于歸屬主體與代表主體的關系,存在著兩者統一的自我代表模式、兩者不統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與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訴訟中的自訴;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訴訟中的公訴,在這里公訴既實現受害人利益,也實現公眾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訴“富平春”酒廠案中,王英作為原告提出人身傷害賠償和在產品標簽上作警示標注兩項訴訟請求,前項請求是實現自我利益,后項請求是實現公眾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還可以分為形式代表模式和實質代表模式。如在國有公司中,董事長在法律上是國有資產的代表,但這僅是一種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當其行為符合國有資產利益時才是實質上的國有資產代表。實踐中存在著許多國有資產代表實施的違背國有資產利益的行為,正是在此意義上才有“產權虛置”、“產權不明晰”之說。可見,要使形式代表轉化為實質代表,存在諸多制約因素。
(二)當事人-相關人框架。其要點包括:(1)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可分為同質當事人間的關系和異質當事人間的關系。后者包括強弱當事人間的關系、個人與組織間的關系、行業與區域間的關系、市場主體與特定行業或區域間的關系等等。(2)相關人依不同標準,可分別作出特定相關人和不特定相關人(公眾)、直接相關人與間接相關人、顯性相關人與隱性相關人、當代相關人與后代相關人、相當個人與相關組織(行業、區域)等分類。(3)當事人與相關人的關系是社會關系內部與外部的關系。處于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和各種利益主體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這是共生理念的體現。因而,法律在調整某種社會關系時,不能只是關注內部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應當考慮到當事人與相關人間的利益配置。如在考慮股東利益時,至少還應當考慮消費者和勞動者的利益,甚至還應當考慮供應商、相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周邊的社會成員等等相關人。(4)當事人與相關人的劃分是相對的。例如,在構成同業競爭的甲、乙兩個企業與消費之間,就競爭關系而言,甲、乙企業為當事人,消費者則為相關人;就消費購買關系而言,消費者與其中某企業為當事人,另一企業則為相關人。相關人一般可以劃分為自然人、法人和社會公眾,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當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當事人與相關人的相互影響有大小、正負和主客觀之分。如果影響微小,可以忽略不計,無須考慮相關人問題。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就是對這種正負影響的最好說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創造發明,負外部性如環境污染。這種外部效應既可能是主觀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觀形成的。(6)當事人與相關人的利益協調。就協調內容而言,有補償和限制兩方面。補償即針對當事人與相關人之間的正負影響而采取相應的利益彌補措施,對產生負面影響者增加其負擔,如征收排污費、收取容器或包裝物回收押金;對產生正面影響者增加其收益,如貸款扶持、財政補貼。限制即對產生負面影響者的行為自由給予適當限制,如頒布許可證、監督檢查。就協調方式而言,有協商(如勞資集體談判)、參與(如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獨立董事、壟斷企業的價格聽證)、訴訟(如賦予職業團體對職業者的支持權)、政府干預(如征稅、市場準入)等多種方式。在追究法律責任時,對主觀制造負面影響者實行過錯責任(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者)或嚴格責任(如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者),對客觀形成負面影響者(如環境污染損害者)實行無過錯責任。
(三)當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點包括:(1)代際關系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關系。當人類社會選擇可持續發展作為其發展模式時,代際利益配置的重要意義才凸顯出來。(2)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地位差別,當代人的優勢在于擁有后代人“缺位”時對資源的壟斷和先占。因而,具有“經濟人”屬性的當代人會損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目的,當代人對后代人必須承擔不損害后展而為后展創造條件的責任。這也決定了經濟法在調整手段上要創新,不僅要“治于已然”,更要著重“防于未然”,法律調整的功能必須向前、向未來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續競爭力。(3)當代人對后代人承擔責任的實現方式。“經濟人”屬性會對當代人向后代人主動(或自覺)承擔責任造成障礙,而后代人又處于“缺位”狀態。這就需要當代人中有人充當后代利益代表,構建代際利益協調機制。實踐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組織來充當后代利益代表較為理想,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由個人來充當這種代表。政府應將后代利益納入其目標體系,組織和動員當代各種資源,為后展創造條件;對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給予禁止、限制和懲罰;對有利于后展的行為給予鼓勵和支持。政府還應支持民間成立各種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組織;賦予各種非政府公共機構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會責任;等等。當然,民間主體作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應的訴訟主體資格作保障。但依我國現行立法,當代主體對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關系或法律上利害關系時無權提訟。而有些國家已有當代人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賓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個判決中承認42名兒童代表他們自己和未來世代對損害健康環境者的資格。[14]因此,我國立法也應賦予當代人為后代利益而的資格,而不論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與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關系或法律上利害關系。
六、比較框架
比較研究對于面向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法和作為新興學科的經濟法學來說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過“異中求同”、“同中求異”,評價優劣利弊,綜合衡量解決問題和制度設計的各種方案,并結合本國的實際作出抉擇。基于此,運用比較研究框架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一)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經濟法是現代興起的法律部門。對其進行定位時,首先應處理好與傳統法律部門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只有通過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門的聯系與區別,一直是經濟法學的研究熱點。這在其他法學領域是不多見的。但這種比較,較多地集中在總論層次,而未深入到具體制度層次;較多地研究部門法間的區別,而忽視了部門法間的聯系;較多地作表層(如法律現象)的比較,而忽視了對深層(如法律現象的經濟社會基礎)的比較;較多地對民商法、行政法與經濟法作比較,而忽視了社會法(如勞動法)與經濟法的比較。這些都是在對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作比較研究時應當克服的缺陷。
(二)經濟法的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在經濟法比較研究中,人們更多的是重視國際比較而忽視了中國的區際(大陸與臺灣、香港、澳門)比較。在一國四法域的中國,大陸有著中華法系、社會主義法系的傳統,臺灣地區和澳門地區有著大陸法系的傳統,香港地區有著英美法系的傳統;并且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還具有經濟發達、市場經濟成熟的特點。這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因而,這種區際比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較,也包含了發達經濟與發展中經濟、成熟市場經濟與欠成熟市場經濟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較,還包含了外國法在中國不同區域本土化的比較;既體現了世界性,也體現了中國特色。所以,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應當并重。在國際比較中,要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來選擇可比性較強的國家進行比較。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發展中大國的、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有東方文化背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選擇發展中國家、大國、體制轉型國家、東方國家作為比較對象,更能借重他國既有的法制經驗、學說與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為問題探討的理論基礎,尋求適合中國市場經濟特點的法律對策。在加入WTO后,中國法律變遷面臨著既要與WTO規則接軌,又要應對沖擊、保護本國利益的雙重任務。鑒于WTO規則受發達國家主導的既成事實,應當重視與英美、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法制作比較研究,從中尋求我國經濟法如何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的接軌方案。為了盡可能減小這種接軌所帶來的負效應,還應當重視與WTO成員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法制進行比較研究,吸取其在應對沖擊、保護本國利益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尋求我國如何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入WTO以及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規則的路徑。
(三)經濟法的“法條-背景-效果”比較。法律比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鑒和移植。因而,既要對法條本身進行比較,還要對隱匿于法條背后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法條實施的社會經濟效果進行比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況下,才可考慮是否借鑒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鑒或移植。否則,就難免盲目借鑒或移植,導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相結合框架
法的可訴性是指法律規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體請求法律公設的機構(特別是法院和仲裁機構)通過爭議解決程序(特別是訴訟程序)用來判斷糾紛的屬性。法的不可訴性則是指法律規范不具有可訴性。應當注意的是,法的可訴性不同于權利的可救濟性。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真正的權利。但救濟的途徑除了訴訟、仲裁外,還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沒有履行《勞動法》第10條規定的“通過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機會”的職責時,失業者雖然不可能通過對政府提訟的方式獲得救濟,但可以從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獲得救濟。事實上,經濟法領域存在突出的可訴性不強的問題。具體而言,在市場規制法領域,如依《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第3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而當某政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制止不力時,則無法對其提訟。又如該法第4條雖然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和保護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社會監督”,但法律并沒有賦予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向法院的權利。在宏觀調控法領域,如《中國人民銀行法》(1995年)第4條雖然規定了中國人民銀行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發行人民幣,經理國庫,負責金融業的統計、調查、分析和預測的職責。而當中國人民銀行未能完全履行這些職責時,法律沒有規定能對其提訟。又如依《預算法》(1995年)第3條和第13條的規定,各級政府對實現本級預算的收支平衡負有職責,但當政府未經依法批準甚至變更預算未能實現收支平衡時,雖然該法第73條作了可以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追究行政責任的規定,但沒有作出對該政府提訟的規定。正因為如此,經濟法學既要研究可訴性規范,也要研究不可訴性規范,還要研究這兩種規范的聯系,避免對實體法與程序法的人為割裂。
經濟法的可訴性規范研究應當關注以下問題:(1)評估經濟法可訴性的效果。即對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在經濟法域的適用效果進行分析,著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彌補經濟法可訴性缺陷的對策。可作兩種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使其與一般的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合;二是構建獨立于民訴、行訴和刑訴制度的經濟訴訟制度,使其與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合[15].同時應當對這兩種思路的制度設計進行比較研究,探求增強經濟法可訴性的可行方案。(3)相關問題的探討,如經濟審判庭的存廢、勞動(或社會)法院的建立;等等。
經濟法的不可訴性規范研究應當關注以下問題:(1)不可訴性的現狀、成因及評價。在分析其現狀時,應注意有的法律規范理論上本可訴但因法律沒有規定可訴而不可訴[16];有的確實既不具備可訴的理論條件也不具有可訴的法定條件。對其進行評價時,既要看到不可訴性由于減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對經濟法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帶來的消極影響,又要看到因訴訟成本的不斷增加導致訴訟外救濟方式日趨增多的現代趨勢,從而正確認識經濟法中不可訴性存在的合理性。(2)彌補不可訴性的對策。對本應可訴但因法律沒有規定可訴而不可訴的規范,應研究其如何向可訴性規范轉化;對客觀上本不可訴的規范,應研究如何確定其合理范圍,并通過訴訟外救濟方式來保障其功能的實現。
正因為經濟法兼有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在進行案例研究時,不能只限于審判案例研究,還應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審判案例研究雖然通過對案件的分析來尋求和彌補法律漏洞從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訴性規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論案”的基礎上作出“就法論法”的建議。制度案例研究則是通過對某種具體制度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評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應的制度設計。這種研究突破了可訴性規范的范圍,將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聯系起來作整體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論法”的傳統研究格局,將法律置于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的大系統中展開研究。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于不可訴性的規范較多。經濟法學應當比傳統法學更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體制轉型時期,制度的創新或重新設計更為頻繁,強調經濟法學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尤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異是由于人們選取的角度、坐標以及分析的側重點不同而造成的,無所謂孰優孰劣。任何一種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但沒有哪一種框架足以達到對問題的全面認識,還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們對研究框架歸納和選取受到了認知目的、知識結構、觀察視野、占有文獻等相關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相信,這些框架來源于現代研究活動,因而具有時代意義。理論的進步需要有方法的協力。經濟法學的不成熟,在某種意義上在于缺乏有力而嚴謹的分析工具,特別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夠適應性的研究框架。加強對經濟法學研究框架的總結和探索,有助于我國經濟法學走向成熟!
注釋:
[1]代表性論文有張守文的《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前瞻》(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王艷林、趙雄的《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展望》(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2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張曉君的《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成就、缺陷與展望》(《現代法學》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魯籬:《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兒:《現代經濟法入門》,謝次昌譯,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
[4]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滿達人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張宏森、王全興主編:《中國經濟法原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頁;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頁;等等。
[6]關于法律的不確定性研究,可參見沈敏榮:《法律的不確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國學者海德曼(Hedemann)認為,法學研究應注意時代的精神,現代社會以“經濟性”為其時代精神,“經濟性”就是現代法的特征;具有這種現代法的特征,滲透著現代的經濟精神的法就是經濟法。海德曼的觀點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經濟法的基本特征》一書中。
[8]張守文:《稅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9]張守文:《略論經濟法上的調制行為》,《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10]參見童之偉:《法權與》,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參見王保樹主編的《經濟法原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關論述。
[12]關于社會中間層主體的研究詳見王全興、管斌:《社會中間層主體研究》,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5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評說白酒標簽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絲:《公平地對待未來人類》,汪勁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