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銀行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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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如何加強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是近年來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本文列舉了英國巴克萊銀行與我國民生銀行風險管理的成功案例，并對二者的風險管理經驗進行分析，旨在對完善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有所啟迪。
美國花旗銀行主席及總裁沃爾特威斯頓有一句名言：“銀行家從事的是管理風險的行業。”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銀行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隨著銀行間競爭的日趨激烈、銀行業務范圍的不斷拓寬和規模的不斷膨脹，銀行面臨的風險也日趨多樣化與復雜化，某些高風險業務所帶來的風險有可能在轉瞬間葬送整個銀行。然而作為經濟的核心，金融大廈的坍塌會造成整個國民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動蕩。
當前，如何把握風險與利潤、風險與發展之間的平衡，使銀行既不承受過大的風險，又能保持適當的發展，是每個處在新的競爭環境中的銀行經營者必須深思的問題。
盡管近年來由于風險管理不善致使銀行經營失敗的情況頻頻發生，然而也不乏在風險管理方面表現出色的銀行。就讓我們走進這些中外銀行，分享它們的成功經驗。
一、巴克萊銀行的風險管理
巴克萊銀行是英國的四大銀行之一，在英國設有2100多家分行，在全球60多個國家經營業務。近十幾年以來，巴克萊銀行十分注重不斷拓展其業務的廣度和深度，資產和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在巴克萊銀行各項業務快速拓展的過程中，成功的風險管理為其提供了有力保證。
(一)構造風險管理系統——結構清晰，權責明確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銀行一樣，巴克萊銀行具有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不僅如此，在這一系統內，對風險的管理分工非常明確，而且職責清晰。具體來說，董事會負責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業務條線負責人負責識別和管理業務線條的風險；風險總監負責進行風險管理和控制；分類風險主管及其團隊負責風險控制框架的建立與監控；業務風險團隊負責協助業務條線負責人識別并管理其總體業務風險；內部審計獨立地檢查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環境。完善清晰的結構與權責明確的分工為防范風險布下了天羅地網，為巴克萊銀行成功進行風險管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運用風險偏好體系——保證業績，控制風險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巴克萊銀行一直在內部使用風險偏好體系。風險偏好體系的具體方法是，通過未來三年的業務規劃，估計收益波動的可能性及實現這些業務規劃的資本需求，將這些與目標資本比率、紅利等因素相對比，并將這些結果轉化為每個主要業務板塊規劃的風險容量。風險偏好的數值要通過估計集團對宏觀經濟事件的敏感性來進行驗證(這種估計是利用壓力測試和情景模擬來完成的)。巴克萊銀行集團信用風險總監安德魯·布魯斯認為，巴克萊銀行風險管理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十幾年來通過建立風險偏好體系，加強限額管理，強化了經濟資本在集團內部的運用。而風險偏好體系的運用也是國際活躍的銀行風險管理成功的普遍經驗。
(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手段先進，數據充分
與其他銀行一樣，信用風險是巴克萊銀行最大的風險。據統計，巴克萊銀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經濟資本被配置到各業務條線的信用風險上。對于信用風險的管理，巴克萊銀行主要利用五步風險管理程序(即指導、評估、控制、報告、管理和分析)以及基于COSO的內部控制體系來進行。巴克萊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較為成熟，主要利用自己的歷史數據和其他外部信息，通過銀行內部風險評級系統來對借貸者、交易對手以及零售客戶進行評級。與此同時，巴克萊也采用一些外部開發的模型和評級工具，當然這些外部開發的模型及評級工具必須經過巴克萊銀行的相關驗證。
二、民生銀行的風險管理
民生銀行是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于1996年。在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今天，民生銀行卻探索出了一條成功的風險管理道路。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民生銀行如何應對日益多樣化的信用風險。
(一)重視貸前調查——充分檢驗，防范風險
民生銀行廣州分行是廣州地區唯一實行“預授信申報公示”制度的銀行。當年廣東南海華光集團騙貸屢屢得逞，“洗劫”了廣州數家銀行近74億元人民幣。然而該集團存在的風險卻無法逃過民生銀行的火眼金睛。下載論文
南海華光集團曾向民生銀行廣州分行申請了5000萬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當廣州分行收到南海華光集團的有關資料后，立即進入其受理貸款申請的檢測達標通道，這第一道關卡就是大名鼎鼎的“預授信申報公示”。預授信申報公示制度是廣州分行2002年上半年剛剛推出的新制度，目的就是為化解一些常見的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風險。其實這套制度的原理非常簡單，就是當銀行接到授信申請時，在銀行內部網站上將南海華光集團的有關材料進行為期7日的“公示”，廣而告之，廣泛征求意見，聽取群眾的呼聲。預授信制度不但大大節省了支行具體經辦人員實地貸前調查的工作量，而且使調查渠道更為廣泛、通達，使授信通道更為透明、民主、公開，很難出現漏網之魚，為自身保護提供了安全綠色屏障。南海華光集團的申請也正是在公示期間，由于該行員工們陸續提供的華光集團的相關信息顯示出其眾多漏洞，經有關部門認真分析核實后，而被多票否決，實現了防患風險于未然。
(二)加強貸后檢查——重視結果，更重過程
盡管貸前調查與貸中審查至關重要，但并不意味著款項貸出后就“一勞永逸”，貸后管理也絕對不可小覷。民生銀行杭州分行主管風險控制的副行長趙繼臣說，在杭州分行，風險控制高于業務發展。銀行不良資產反映的是結果，但產生卻是在過程，因此對于分行來講，過程控制重于結果控制，注重貸后管理是保證信貸資產質量的基礎和關鍵。
杭州分行曾為杭州某企業貸款400萬元人民幣，然而該企業的兩幢房產早在2003年9月就被法院查封，分行信貸資產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于是分行組織相關人員多次與借款人、保證人聯系，制訂清收措施。經過各項艱苦努力的工作和與當事人談判，終于在貸款到期前一天全額收回了400萬元貸款的本息。
另外，在對湖州某集團有限公司的續授信現場檢查中發現，該公司在生產經營、銷售渠道及財務等方面均存在問題，檢查人員隨即向分行貸審會提出了不能給予其續授信的理由，果斷退出，避免了后來其他貸款行因來不及收貸而最終采取法律補救手段情況的發生。檢查過程中，杭州分行還了解到安吉某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存在的資產流動性風險，分行配合支行幾次到安吉，與企業和政府聯系落實分期還款計劃，并積極爭取到了總行的支持，分三期收回了全部貸款本息。可見在貸款業務中，過程控制至關重要。杭州分行正是通過貸后管理，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將風險“扼殺于搖籃中”。
(三)培養風險意識——認識到位，團結一心
民生銀行的一位領導曾說過，“銀行經營同質化趨勢很強，民生銀行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成績，靠的是員工們工作拼搏、熱情、堅韌、執著。”是什么力量鼓舞激勵著民生員工?我們應該看到，民生銀行尤為注重員工隊伍業務培訓、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通過多樣化、實用化、層次化的培訓方式，生動活潑地為員工的實際工作注入了新鮮活力，大大強化了員工的風險防范意識，規范了他們的業務操作，對真正做到按章辦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正所謂意識決定行動，有了正確的積極的思想做后盾，才有了廣大員工在風險防范方面更強的行動力。在高度風險意識熏陶下，風險防范觀念深入到了每一位民生銀行員工的內心，使風險防范成為一種自覺的意識，成為民生企業文化的重要靈魂。
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中外銀行成功案例帶來的啟迪
(一)保證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
保證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是有效實現風險管理的前提。外資銀行大多具備獨立的內部監督機制，其內部監督部門直接對董事會負責并實行垂直管理。分支機構的內部監督部門往往與本級機構相互獨立，或者在分支機構不設內部監督部門，內部監督的職責直接由總行的內部監督部門實施。
巴克萊銀行的風險管理系統結構清晰，權責明確，是外資銀行成熟風險管理系統的典型。再來看民生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2004年，民生銀行華北、華東和華南授信評審中心——風險管理的核心機構，分別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成立。評審人員“直系”隸屬于總行，是總行的“嫡親”，而與分行沒有任何血緣——人事和經濟利益聯系，這使得總分行之間實現了真正意義的“審貸分離”，從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層行領導者的長官意志可能帶來的授信業務經營性風險。實踐表明，民生銀行的獨立評審與區域授信評審中tk,等制度非常成功。
(二)完善風險管理規章制度
完善操作規章制度是銀行有效進行風險管理的保證。銀行業務人員由于受自身素質和外界條件的影響，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和規范約束，在進行風險評價和判定時，難免會帶有個人傾向，造成判定結果有失公正。通過建立嚴格的操作規程和嚴密的規章制度，能夠使銀行員工避免主觀主義和隨意性，做到公正、合理地判定風險。
巴克萊銀行作為一家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牌銀行，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十分完善與周密。在民生銀行，各項內控制度建設也緊隨業務的發展步步推進。一筆信貸業務，從貸前調查到評審，從放款到貸后管理，直至最后的責任追究，分行都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制度，防患于未然。
(三)加強商業銀行信用評級體系建設
建立與完善信用評級體系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重要舉措。信用評級體系往往獨立于信貸和審批部門的信用管理部門，肩負著對客戶的信用調查、征信、信用檔案管理、信用記錄監控等職能。信用管理部門在授信前做出的客戶信用分析報告，是銀行的信貸決策機構決定能否給予授信的依據之一，在授信后定期向信貸部門和風險管理部門做出的信用監控報告，更是銀行衡量信用風險大小的重要指標。
巴克萊銀行經過長期發展，其內部信用評級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并且擁有較為充分的歷史數據，為其測量與防范信用風險提供了保障。在我國，盡管銀行信用評級體系與發達國家尚存在差距，但也在不斷發展與完善。例如民生銀行對申請授信的客戶進行內部信用評級，并以此作為信貸審批的重要依據。在數據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銀行也走在全國同業中的前列。該行率先采用全國數據大集中的模式，將全行所有業務的數據處理集中在總行，為業務拓展與風險管理奠定了基礎。
(四)樹立全面的風險管理理念
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銀行不能回避風險，只能管理風險。實踐證明，先進的風險管理文化是銀行風險管理體系的靈魂，只有將風險管理從高深的理論變為所有從業人員的自覺意識和行為，風險管理體系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風險管理意識和理念必須貫徹到全行全員，貫徹到業務拓展的全過程。也就是說，銀行的每位員工在做每一筆業務時都應考慮到風險因素，貫徹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思想，始終把控制風險與創造利潤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經過長時間發展，風險管理觀念在大多數外資銀行早已深人人心。而對民生銀行來說，正是由于民生銀行上下都把風險管理放到突出位置，各級行領導反復強調其重要性，使得員工達成共識，才使民生銀行在風險管理進程中碩果累累。
(五)培育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
第2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關鍵詞］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雙降;雙升;原因;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48-0052-04
不良貸款是我國商業銀行發展中的一大隱患,是金融體系不穩定,銀行出現虧損和倒閉,誘發金融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自采取貸款五級分類方法以來,不良貸款的監管要求更加嚴格,大部分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實現了“雙降”。但是,結合不良貸款五級分類結構變化以及行業結構來看,次級類、可疑類不良貸款遷徙率雙雙上升、不良貸款行業集中度較高,說明不良貸款“雙降”背后存在較大的隱憂。為了能夠清晰地闡述我國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現狀,本文選取了12家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總資產排名前五位的銀行的年報數據作為依托,這五家銀行分別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興業銀行和民生銀行。這幾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時間較早,并且已經上市,發展較為成熟,能夠突出地反映我國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現狀。
1 五家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現狀分析
1.1 不良貸款“雙降”
根據銀監會年報披露,截至2010年年底,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565.7億元,比上年減少71.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7%,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實現了不良貸款的“雙降”。但是,伴隨不良貸款比率“雙降”的是26.83%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總量的上升和較高的核銷比率,因而不良貸款的“雙降”存在稀釋因素。
如右圖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從1%以上降至0.7%以下,其中,興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最低已至0.42%,比率最高的民生銀行,也只有0.69%。同時,五家銀行的年報數據顯示,這三年五家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也在逐年下降。不良貸款的“雙降”從表面上反映了幾家銀行資產質量的普遍提高。
但是,對比每年的核銷比率,可以看出不良貸款率的下降,是通過較高的核銷比率實現的,核銷比率最高的是民生銀行,2008―2010年都維持在10%以上,興業銀行雖然2010年核銷比率只有1.96%,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其2008年的數據高至20.9%,而招商、浦發和中信三家銀行的核銷比率保持在7%至11%之間。五家銀行維持如此高的核銷比率,縮小了不良貸款比率的分母,為不良貸款余額的降低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由于銀行核銷比率取決于貸款撥備率以及核銷成本,從表1可以看出,五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撥備覆蓋率2008―2010年上升了一倍,除興業銀行的撥備覆蓋率在逐年下降外,其他三家銀行的撥備覆蓋率都在迅速提升,為不良貸款的核銷做了充分的資金準備。同時,2008年汶川地震后,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核銷因地震無法償還的債務。2009年財政部放寬了銀行類金融機構關于中小企業和涉農不良貸款核銷的自,單筆數額在500萬元以下的貸款,經追索一年后可以核銷,由此大幅度簡化了核銷程序,降低了銀行貸款核銷的操作成本,提供了銀行提高核銷比率的動力。
民生銀行[]270.45[]206.04[]150.04 數據來源：五家商業銀行2008―2010年年報計算及整理得出。
1.2 不良貸款遷徙率 “雙升”
如表2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正常類貸款遷徙率都在持續下降,平均值最高的浦發銀行,也只有2.24%。這表明,五家商業銀行正常類貸款向下遷徙的速度放緩。由于正常類貸款遷徙率是不良貸款產生的第一道關口,且基數較大,對其他幾級不良貸款的絕對額影響較大。再看關注類貸款遷徙率,除民生銀行2010年關注類貸款遷徙率上升外,其他四家商業銀行的關注類貸款遷徙率都在逐年下降,但是,關注其三年平均值可以發現,除中信銀行比率較低,為6.25%外,其余四家皆在10%左右。由于關注類貸款遷徙率是不良貸款反彈的誘因,其比率持續走高表明正常類貸款正以每年10%的速度轉為不良貸款,未來不良貸款的形成壓力增大。
再看次級類貸款遷徙率,五家商業銀行的次級類貸款遷徙率平均值在28%至63.28%之間,即存量不良貸款每年約以45%的速度惡化為可疑類和損失類貸款。橫向來看,招商銀行和興業銀行次級類貸款遷徙率逐年上升,興業銀行在2010年甚至達到了63.28%,浦發銀行和中信銀行則是在2009年速降后又迅速上升,民生銀行在2009年升至82.19%后下降。最后看可疑類貸款遷徙率,從縱向看,五家商業銀行可疑類貸款遷徙率平均值在10%至38%之間,說明2008―2010年,五家商業銀行損失類貸款每年約以20%的速度增長。從橫向看,招商、浦發和興業三家銀行的可疑類貸款遷徙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招商銀行和興業銀行分別增加了2倍和5倍,而中信和民生三年來降速最為明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滯后性,一些貸款客戶的財務惡化狀況在2009年才出現；另一方面,是由于關注類貸款可操作性比較大,逾期不超過三個月的都可以作為關注類貸款,因而一些本應劃入次級類和可疑類貸款的項目在早期都劃入了關注類,導致后期次級類貸款和可疑類貸款波動性較大。
1.3 不良貸款行業集中度較高
從表3可以看出,從企業貸款行業投向看,五家商業銀行中,制造業比重都是最高的,其中,浦發銀行和中信銀行都在20%以上。這一方面是由于制造業是我國的支柱產業,關系著各行業的發展,對其一些重點行業放貸得到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大力支持,甚至還能獲得政府貸款補貼。另一方面是因為銀行制造業客戶涵蓋紡織、石油、醫藥、裝備制造等30大類行業,因而整體貸款比重比較大,不良貸款比率也比較高(五家商業銀行約在1%)。
再看批發零售業,五家商業銀行中,批發零售業占比雖然參差不一,在5.83%至12.93%之間,但是不良貸款率都在1%以上。這是由于批發零售業客戶多為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財務制度尚不健全,銀行在貸款審核時成本較高,因而提出了更高的貸款利率,反過來卻成為企業的負擔,再加上企業信用意識不強,貸款到期時賴賬違約狀況時有發生,為不良貸款的產生埋下隱患。
最后看房地產業,由于房地產業屬于敏感性行業,各家銀行貸款給房地產業的客戶時,既要符合監管當局信貸政策的要求,又要從自身利益和資產安全性角度出發,衡量機會成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因而銀行資金流向房地產業有一定的風險,因為各家銀行對風險的掌控和防范的措施及實施效果不同,造成不良貸款率也有差別。如浦發銀行和興業銀行,房地產業貸款占比相差無幾,但是不良貸款率卻相差0.28個百分點,招商銀行和中信銀行房地產行業貸款占比只有0.1%之差,不良貸款率卻相差約1個百分點。
2 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
2.1 外部原因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整,銀監會監管要求變化,都會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增減和結構產生影響。從2007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中央銀行再度啟用信貸規模控制,并按季控制,每家銀行每年的信貸規模都受到一定的指標限制。如果央行在某一季度準予發放的貸款增加,一些銀行急于釋放信貸沖動,獲取利差收入盲目地增加貸款總量,忽視了資產的安全性,就會引起不良貸款的產生。而銀監會對銀行的貸款流向以及審核程序都有一定的監管要求,如2010年銀監會出臺多項指導意見,從“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引導到“三個辦法、一個指引”的出臺,對信貸規模進行嚴格控制,特別是一些敏感行業,如房地產開發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上半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在100點以下,監管當局限制銀行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開發業,致使一些房地產開發公司再融資困難,缺乏穩定的現金流維持其建造,形成爛尾工程或工程延期,造成貸款逾期或者貸款損失,催生不良貸款。
2.2 來自企業的原因
由于我國市場經濟建立的時間比較晚,社會信用制度不健全,企業信用意識不高,銀行因企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蒙受損失。一些效益不高的企業為了能夠獲得銀行貸款支持其現金流,不惜通過關聯交易及偽造貸款申請書的方式瞞過銀行的審核；而貸款發放后,這些企業又通過編造或偽造財務信息,對銀行的監督蒙混過關；貸款到期后,企業在經營中由于遇到經營困難,遭受損失,或者雖有償還能力,但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愿履行還款義務,冒險違約拖延貸款,甚至賴賬不償還貸款,為銀行收回貸款造成重重阻礙。
2.3 源于銀行自身的原因
(1)銀行內部控制管理制度不健全,信貸人員素質不高,信貸員對貸款申請審查不嚴,盲目放貸的情況時有發生。一方面,信貸人員貸款前的調查不充分。銀行給企業每筆貸款都應該是度身定做的,如果給企業過量的貸款,企業一定會將多余的部分用于其他未經銀行審查的項目,無形中加大了貸款的風險。另一方面,我國銀行業在員工教育和培訓方面存在著內容上重知識技能輕心態與觀念教養,培訓結果上重短期效率輕長期效益等問題,一些銀行信貸工作人員為了在貸款業務中獲取私人利益背離了職業道德,通過虛假擔保等違規操作幫助親屬及自身貸款,到期違約拖欠貸款,給銀行帶來巨大的損失。
(2)產權屬性國有化使股份制商業銀行受到政府干預。由于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是建立在全民公有制基礎上的,是以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部門及其附屬的國有企業為股權結構主體,因而必然存在著政府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如中信銀行、光大銀行、招商銀行是國有大型企業作為大股東或者控股股東的股份制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和興業銀行都是由地方政府財政出資或者地方國有企業出資組建的,因而這些銀行的董事長和最高經營層的人選最終都由地方政府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重大經營決策有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左右,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業績考慮,為了增加項目建設,發展當地經濟,往往對地方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項目調查、信貸決策等經營活動直接干預,在自身財政負債累累的情況下,違規或變相為效益低下的項目提供擔保,導致銀行決策失誤,資產質量低下；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出于國有企業改革和規模擴張的需要,忽視經營風險和市場風險,形成銀行大量不良資產的情況也不時發生。
3 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防范不良貸款的對策與建議
3.1 在監管當局限制信貸規模的背景下,大力發展票據融資、委托貸款和擔保貸款等業務
首先,票據融資業務的操作盡量不占或少占信貸規模,如采用買入返售對賣出回購套作模式,既能提高贏利水平,又能減少不良貸款的產生。委托貸款和擔保貸款不占用銀行的信貸資金,銀行也能夠免予承擔貸款損失的風險,又能夠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同時銀行還能夠獲得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其次,政府鼓勵對中小企業擔保貸款,對于向中小企業擔保貸款的金融機構給予財政補貼。與此同時,在擔保貸款中,銀行要注意嚴格審核保證人的資信狀況,對擔保抵押物進行詳細地審查,防止互相擔保、連環擔保的現象出現。
3.2 建立企業貸款保險制度
貸款業務發生時,由貸款企業、銀行與財產保險公司三方共同訂立保證貸款合約,企業自己為受益人,企業每年向保險公司繳納一定比例的保費,以企業貸款對應的抵押物為保險標的,當借款企業在借款期限內暫時失去還貸能力時,由財產保險公司負責向銀行還本付息,而當在保險公司可承受的期限內借款企業收入流恢復后再向保險公司償還墊付資金。這樣銀行就成功地把一部分風險轉給了保險公司,減少了不良貸款的發生概率。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保險公司參與了銀行的信貸決策,對于防止銀行決策失誤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
3.3 建立多人貸款監督激勵機制,改革員工管理模式,提高信貸人員業務素質
在進行每一單貸款審核時,都要有三位信貸人員的簽名和蓋章,貸款責任落實到每一個人,提高員工對于防范不良貸款的風險意識。在貸款發放后,由已經簽字的每位信貸人員定期與客戶進行信息溝通,并且把員工對于客戶的信息熟悉和準確度作為衡量其績效工資的一部分,激勵員工實時關注客戶貸款資金流向,以便于客戶出現償債危機時銀行能夠迅速做出反應。
3.4 引入股權激勵機制,進行公私混合型股份制改造,抗衡政府的行政干預
公私混合型股份制改造,盡管股東多元化,但共同的目標取向(贏利)則使激勵約束更加集中,力度進一步加強。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管理層和全體員工通過購買銀行的股票,成為銀行的股東,使他們能夠以股東的身份參與企業經營決策、分享利潤、承擔風險。當地方政府強制銀行接受其項目融資要求時,銀行高級管理人員可能會出于私人利益考慮,傾向于排斥貸款給那些會給銀行經營帶來較大影響,易產生不良資產的項目,對這些項目采取更有利于銀行長遠發展的融資方式,如銀團貸款、委托貸款等方式為地方政府籌集項目資金。而貸款給地方政府后,銀行工作人員出于主人翁意識,對于貸后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和項目資金流向加強監督,以及時評估政府償債能力,確保資金確實用于項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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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 資本結構 資本充足率
一、引言
商業銀行的業務活動、風險管理與經營效益都直接影響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作為金融中介體系的主體，其盈利性與安全性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此可見，商業銀行在國家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盡管我國商業銀行在上市后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我們還應看到，我國上市商業銀行仍然面臨許多挑戰。我國金融市場發達程度欠缺，金融體系完善程度不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規尚未能完全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巴塞爾協議Ⅲ》中規定了銀行最低的資本比率標準，即銀行資本對加權風險資產的比率最低為8%，其中核心資本比率至少為4%。而我國上市銀行的各項指數則遠高于此；我國上市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信用環境較差；激勵約束機制不夠完善，所有者功能喪失，當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嚴重經濟形勢時，我國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與風險管理暴露了不少的問題。
二、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2010年中國金融年鑒以及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和深發展7家上市銀行2009—2012年6月的金融年報，通過統計、對比及圖表分析，得出有關結論。
關于資本結構，本文選取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與不良貸款率作為評價指標，而將上市商業銀行銀行的凈利潤、總資產以及資產利潤率選為經營能力的測量標準，從橫向與縱向兩個層次思考其內在聯系，提出提高銀行盈利能力與經營績效，強化銀行風險管理意識的建議。
三、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分析
（一）銀行資本結構指標——資本充足率
銀行資本或凈值是累計計算的銀行總資本與總負債的賬面價值的差額，它代表持股人對銀行的所有權。商業銀行的資本構成如圖1所示。
圖1 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的構成
商業銀行的資本不僅是銀行注冊、經營和上市的關鍵支柱，還可以在必要的時候成為銀行危機的“緩沖劑”。在提供良好的信用支持，保護其在公眾中的優質信用形象等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對其經營能力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舊協議中有關資本充足率的規定，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對商業銀行從事的其他表內表外業務所面臨的風險進行的資本監管的要求。《巴塞爾協議Ⅲ》的誕生，就是為了設置資本充足的高指標，減少銀行杠桿風險，使銀行穩步運營。同時，避免受高額利潤的驅使而欺騙公眾的行為發生。
資本結構不僅會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融資方式與結構，進而對其經營發展、盈利水平產生作用，還會間接地對存款者的信心造成暗示，多方面綜合作用于商業銀行的盈利性。下表是部分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有關數據。
表1 2011年我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的經濟指標比較表
從表1來看，在2011年末，工商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了13.17%，較2010年提高了0.90個百分點；中國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2.90%，相比上一年增長了0.39個百分點；交行資本充足率為12.40%，同比只上升了0.08個百分點，是樣本銀行中增長最少的；而2011年末招行、興業、民生及深發展的資本充足率均未超過12%。
圖2 2011年我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
與資產利潤率比較圖
從圖2的比較圖我們可以看出，工行、招行和民生銀行的資產利潤率較高，分別為1.346%、1.293%和1.253%，相對來說，深發展的資產利潤率最低，甚至沒有達到1.0%，只有0.817%。可見，合適的資本充足率對銀行的盈利性有重要作用。
但是，高資本充足率并不一定代表高資產利潤率，例如，招行的資本充足率只有11.53%，但其資產利潤率卻高達1.293%，位居樣本銀行的第二位。但資本充足率相差不大的深發展，資產利潤率卻最低。
（二）銀行資本結構指標——核心資本充足率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金融體系不太完善，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規尚未適應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構成中——核心資本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國現在的核心資本充足率遠遠高于《巴塞爾協議Ⅲ》中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相對而言，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附屬資本質量則差了很多，不僅在數量上無法比擬，在資金來源上也相對單一。
圖3 2011年我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
與資產利潤率比較圖
核心資本是奠定銀行風險管理的基礎因素，也是影響商業銀行盈利指標的關鍵。從圖3中，可以發現：較高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并不能為商業銀行產生經濟效益，即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與其資產利潤率并不是成正相關的。比較典型的就是招商銀行與中國銀行。在樣本銀行中，前者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在2011年雖然只有8.22%（已達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但其資產利潤率卻超過了交行及中國銀行，達到了1.29%；對比明顯的是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在2011年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是10.07%，與工商銀行相同，可是，在經營績效方面，其盈利性指標卻剛剛超過了1.00%。
通過對資產利用效率的分析發現，中國銀行的總資產報酬率較低，主要原因在于租賃比與凈貸款較低、積極性貸款組合不足、貸款的平均利率低等。另外，招商銀行表外業務的高速拓展，以及非傳統的費用收入，也會有效地提高盈利性。可見，上市銀行要提高其經營效率，保持一個合理比例的資本結構是必要的。
核心資本充足率之所以與銀行盈利性不成正比，是因為商業銀行不同于常規性企業，作為特殊的社會行業，它的財務杠桿作用非常強。因為核心資本的籌資成本相對于附屬資本很高，因此，即使這部分資本創造了一定的利潤，但在高成本的影響下，就會相形見絀。核心資本帶來的利潤增長無法相抵其成本率的增長，無法為銀行的經營成果提供幫助。
這一點與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有所不同，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相對成熟，因而，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其資本結構中大多是債務性結構，資本構成的質量并不高。在銀行盈利能力方面，因為其附屬資本充足率較高，因此財務杠桿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銀行流動性指標——不良貸款率
貸款風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因此，對銀行貸款風險度的評估就至關重要。高額的不良貸款會對商業銀行的貸款品質產生消極作用，使得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提高，資產安全性下降，破產幾率提升，最重要的是降低了資本充足率，造成公眾對銀行產生信任威脅，而資本充足率的降低則會使銀行儲蓄成本增加，而銀行為了追求利潤的實現，反而不會考慮貸款企業的資產信用狀況，這樣就會形成更多的不良貸款。長期發展下去，商業銀行就會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
相比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我國上市銀行仍然以存貸款為主要業務，成本小收益高的中間業務與表外業務尚未充分發展，利潤主要集中在傳統業務方面。所以，對我國上市銀行來說，如何合理解決已有不良貸款，控制不良貸款率，就尤為重要。
圖4 2011年我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
與資產充足率比較圖
不良貸款是嚴重影響銀行盈利性與安全性的重要因素。在圖4里，可以發現不良貸款率與資產利潤率是負相關關系。一個較高的不良貸款率必定會對應一個較低的總資產報酬率。
一般而言，借款人的風險大小是我國確定貸款限額的參考因素。雖然我國已有相關審批制度，但是，因為評估方法簡單化、評估因素單一化、評估依據靜態化、評估公式主觀化，再加上，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曾經固有的政企不分，導致了我國商業銀行的高額不良貸款。不良資產率較高作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長期的一項弊病。整體社會信用觀較差，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現象頻發以及未能實施高標準會計準則等因素都交叉存在于各個類別之中。
（四）我國商業銀行各項經濟指標的走向
隨著我國逐漸放寬金融領域，加強銀行改制，我國商業銀行也在積極改革（如圖5）。
圖5 2009—2012年6月各項指標的走向
圖5（a）—（d）分別表示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民生銀行2009-2012.6各項指標的走向。
可以發現，工行與中國銀行在2009年上市后，資產利潤率有所提高，不良貸款率明顯減少，凈利潤逐年上升（截止時間為2012年6月）；交行和民生銀行由于改制時間較早，近幾年資產利潤率與不良貸款率基本穩定，資本充足率維持在10%以上。
同時，通過趨勢圖可以看出，我國的商業銀行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依舊很高；利潤增長幅度相對股份制銀行而言并不大；不良貸款率雖然有所下降但相對國際銀行來說依舊很高。可以說，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性、安全性的提升空間很大。
四、結論與建議
（一）增加附屬資本，擴寬資本金來源渠道
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商業銀行因為它的獨特性，其資本在金融杠桿方面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所以作為銀行的重要金融杠桿，資本起著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作用。
我國商業銀行的核心資本占總資本的比例過高，而附屬資本的額度則相對較少。以摩根士丹利資本（N-ISCI）世界指數為例，金融類股占17%。在美國，19%的銀行也已在NASDAQ上市。所以，我國上市銀行不應局限于某一種籌資渠道。例如，發行長期次級債券。在國際銀行界已被廣泛使用的次級債券，基于銀行資本與長期債券互換的理論，實現債權的資金杠桿作用。同時，作為債權人，其要求的權益介于普通債券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籌資成本較低。
在中國銀行通過內源性融資和市場化增資的同時，還應保證一個適合的次級債券市場。只有次級債券能夠在金融市場自由流通，債權人才會放心的進行投資；而且債券市場需要有足夠的交易量和良好的流動性，投資者也要具備相當的資產規模，以保證銀行資產狀況和價格信息的及時準確傳遞，使投資者以低成本得到市場交易的信息，并對發債銀行進行風險評估的激勵，形成優良有效的市場約束，發揮市場的基礎調節作用。
在自主調節的同時，一部適應市場的金融法規、一個及時有力的監管機構、一個嚴謹分明的運行框架都會對次級債券市場產生積極影響。宏觀的政府調控，保證市場價格揭示機制的完整，完善市場基礎設施建設。
在商業銀行的其他方面，政府應大力發展股權投資業務，出臺相關政策建議，促進民間資本的發展、壯大，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另外，中國人民銀行放寬金融外匯管制，對境外企業、外資企業以及服務外包企業提供資金匯兌幫助，并提高QDII投資額度。
中國國有銀行要深化改革，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增強自己的市場競爭力，保持適度的經營杠桿率、利潤率和安全的資本充足率就是一個不二的出路。中國銀行業需要放緩數年來不盡理性、穩健、科學、可持續發展的速度，以有效內控銀行資產風險狀況。
（二）控制不良貸款率，合理處置不良貸款
不良貸款的成因復雜，不僅有主觀因素，還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不良貸款會增加銀行的資金成本，影響資金鏈條，降低銀行資產質量，是蘊藏著巨大危險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我們在處置不良資產時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嚴重的銀行危機。
對不良貸款的處理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第一，把部分貸款轉移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賬目下，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為企業的投資主體，把債權轉為股權，將銀行和國有企業雙向關系轉為包括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內的三角關系。第二，將不良貸款集中，重新分割組合向市場出售。此方法不僅可以剝離不良資產，減少銀行風險，還可通過證券化提高資本充足率。第三，出售。短時間就能直接收回資金，信息成本低，交易雙方的成本收益分攤結構相對清晰，能一次性將不良貸款剝離。第四，通過提高債權回收率，獲得相應選擇權，減少不良貸款損失，提高資產安全性；同時，也可改善企業經營，調動其還債積極性。第五，合資。運用市場力量，同時輔以雙贏觀念來經營。商業銀行可以同時得到股權利益和處置不良資產的整體利益。
（三）加強業務結構優化調整和表外業務管理
盈利結構向多元化均衡方面轉變，不斷向非信貸方向發展，積極擴展表外業務種類，重視發展潛力巨大且風險小收益高的金融領域。為中間業務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加大科技投入，完善信息管理系統。
第4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九五”至今，在國家的引導和支持下，我國基本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藥創制體系，農藥創制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十二五”期間，農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正在組織實施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綠色生態農藥的研發與產業化”項目為今后我國農藥創制水平的整體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礎。為進一步加強聯盟內外農藥創制人員之間的交流，開拓創新思路和理念，互相學習，共同進步，促進我國新農藥的研究開發工作，持續提高我國新農藥創制的整體水平，農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和中化化工科學技術研究總院將于5月份在濟南組織召開“第十屆全國新農藥創制學術交流會”。現將會議具體事宜通知如下:
一、 會議內容
1、大會專題報告：大會邀請了3位國內著名專家做大會報告
農藥創制基礎研究最新動態及發展趨勢
中國工程院錢旭紅院士
我國農藥登記管理政策修改最新動態及其對農藥創制的影響
農業部農藥檢定所季穎研究員
有機合成方法學研究最新進展及其在農藥創制中的應用
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呂龍研究員
2、新農藥創制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分大會交流和分組交流兩部分，通過交流將評選出優秀論文并予與獎勵。
二、 會議主辦單位：農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中化化工科學技術研究總院
會議協辦單位：山東省農藥研究所
利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承辦單位：北京廣源資信精細化工科技發展中心
三、會議具體安排
1、會議時間：2013年5月25日—28日（25日全天報到）
2、會議地點：山東頤正大廈（山東省濟南市歷山路108號）
3、收費標準：參會代表注冊費為2200元/人，學生代表注冊費為1700元/人。5月15日前（以匯款日期為準）注冊的代表注冊費優惠200元。
會議統一安排食宿，費用自理。會議代表家屬餐費為200元/天（不含早餐）。
標準間價格：標準間390元/天（含雙人早餐）, 單間390元/天（含單人早餐）
四、聯系方式
聯系人及電話：
張 博010-64263170，13501345177
黃文耀010-64246974，13911519300
傳真： 010-64263173 E-mail：
備注：注冊費用請電匯至
開戶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安定門支行
戶名：北京廣源資信精細化工科技發展中心
帳號：0108014170008743
回執請于5月20日之前郵件（）或傳真（010-64263173）發回
農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第5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基于公司行為的成本收益理論，對我國銀行在短期內開展內部評級進行了成本收益的理論分析與實證預測，得出以下結論：現階段我國個體銀行內部評級成本大于收益，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果不明顯；銀行內部公司治理機制的發展水平將影響到內部評級的成本收益；銀行需要積極為內部評級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縮短時間跨度使邊際收益的增長速度加快。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來，各國銀行業已經不同程度進行了新資本協議的準備與實施。內部評級法(IRB)作為新資本協議的核心，優越性已得到多國銀行的檢驗。但是，受地區差異的影響，我國轉軌型經濟體制使得銀行業在實施內部評級中的基礎條件明顯差于發達國家。本文將我國銀行業短期內部評級技術成本與收益進行權衡與預測，使銀行內部評級體系更有層次和效率，減少政策實施的盲目性。
一、文獻綜述
美國學者Hayes(1895)最先從經濟學意義上提出了風險的定義，認為風險是損失發生的可能性。FrankH．knight(1921)在其著作《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提出了風險與不確定性的關系問題，認為風險是能夠用具體的概率來表示經濟行為者所面臨的隨機性結果的，不確定性無法用概率表示。馬克維茲(1952)開創了風險管理定量化的時代，在《資產組合選擇》的論文中提出將方差用于金融風險計量。KMV公司(1993)利用BSM模型提出了著名的信用風險監測模型(CreditMonitorMode1)，基于股權理論計算出非預期損失并用于衡量信用風險的大小。J．P摩根銀行(1994)1提出市場風險測量和管理的新工具Var。JP摩根和KMV(1997)共同開發出信用風險的度量技術(CreditMes)，采用二階段法度量信用風險。十國集團中央銀行簽訂了巴塞爾資本協議(1998)，規定了銀行信用風險的風險權重，并要求銀行資本比率達到8％。2004年又公布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強調內部評級體系是風險管理的核心原則，建立包括客戶評級和債項評級的兩維評級體系。
國內學者結合新資本協議展開了研究，武劍(2005)圍繞新資本協議有關規定和技術標準，對違約損失率(LGD)的測算要求、計算方法和模型構建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論述。尚金峰(2006)提出了內部評級法的本土化研究，考慮將地區金融風險作為調整系數對內部評級法的評級結果進行調整。巴曙松(2006)從金融體系、銀行結構方面對歐美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進行了差異比較，從成本收益的視角提出歐美行為將重塑全球銀行業結構，對實施差異化國際監管協調提出了要求，指出受差異化影響個體銀行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成本收益尚難斷言。趙錫軍(2006)從宏觀經濟效應的角度分析了《新資本協議》對商業銀行信貸運行的影響，提出要慎重選擇《新資本協議》的實施時機。
國外銀行業在風險管理理念上邁步較早，國內學者在技術層面針對風險管理技術的創建，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成本收益方面對歐美及我國銀行業實施效應進行了預測。但以上研究對我國銀行在特殊環境中短期內實施內部評級的成本收益還沒有詳細的研究。本文運用公司行為理論對我國銀行實施內部評級的成本收益問題進行分析。
二、基于公司行為的成本收益理論分析
從短期生產實現長期生產最優化，必然要經歷生產流程的不斷更新和完善。公司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在經營中會追求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有三種可能：利潤最大、虧損最小或盈虧平衡。
(一)公司短期行為的分析
公司短期行為是在生產過程中受到生產規模、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和行業特點等限制，短期內至少有一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固定不變，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可變的行為。短期內充分使用資源的前提下，產量取決于可變要素的投入。總成本曲線呈現上升趨勢。邊際成本曲線先降后升是一般狀態，即隨著投入要素量的增加，起初，邊際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遞減，當收益遞減規律發生作用時，隨著產量的增加，邊際成本遞增。實際生產中，有時邊際成本并不隨著產量發生變化。因為平均成本直到生產滿負荷之后才會提高，才能引起邊際成本的變化。當邊際成本不變時，總成本曲線表現為一條直線。總成本曲線在上升過程中的陡峭或平緩是由邊際成本的增減決定，總收益曲線在上升過程中的陡峭或平緩是由邊際收益的增減決定。
當短期內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公司實現了既定技術水平下的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僅意味著達到暫時最優狀態，公司必須在下一階段提高技術水平，盡最大可能性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二)公司長期行為的分析
公司長期行為是指在生產過程中擴大產量，全部生產要素都是可變的。長期總成本(U C)曲線表示在每個產量水平上由最優規模產出的最小成本。對長期經營決策的成本收益分析需要考慮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影響。如圖l所示，在長期生產過程中，由于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制造一種產品中單位產量所要求的資源數量遞減。投入要素以及相關成本的遞減稱為學習效應，表現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AC1下移到LAC2。規模經濟是由于生產規模擴大導致平均成本下降的情況。不同行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規模擴大有不同程度的變化，產生微弱或者是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表現為生產從IAC1的A點移動到B點。在廠商的生產規模由小到大的擴張過程中，會先后出現規模經濟和規模不經濟。
在長期生產過程中，成本收益是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作用效果是否明顯，需要考慮到具體的行業特征。
(三)技術密集型公司相對短期行為分析
如圖2所示，技術密集型公司在相對短的時期內，隨著技術水平的進步不斷突破生產邊界，并在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作用下，成本收益隨產量增加的變動情況。橫軸Q表示產量，縱軸TR表示生產總收益，TC表示生產總成本。文中將生產技術水平逐步更新但未達到長期最優的生產狀態時所經歷的生產階段定義為相對短期。不同行業在生產過程中經歷的時間跨度不同，對于技術密集型，當由短期不變的技術水平實現長期既定產量水平上，由最優生產規模生產出來的最小成本時，必然經歷不斷的技術創新以及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作用過程。因為存在前期技術開發的成本支出C1，最初成本必定大于收益。A～B表示技術進步的成本支出，當既定的技術供給無法滿足市場競爭的需求時，就產生了技術創新。假設每一技術水平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不變，則成本收益曲線均為直線。Q1、Q2、Q3、Q4、Q5、Q把生產過程劃分為若干階段。其中0一Q1、Q2一Q3、Q3一Q4、Q5一Q表示既定技術水平下的生產過程。Q1一Q2、Q4一Q5表示技術水平不斷進步的過程。在0一Q2階段，MRMC。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作用使收益曲線上升逐漸陡峭，成本曲線上升漸緩，最終實現收益大于成本。
三、商業銀行內部評級的成本收益分析
內部評級代表了銀行風險管理的最新發展方向，文中對內部評級的研究即是對風險管理一個層面的剖析。我國商業銀行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開展內部評級是不斷進步技術條件下投入產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銀行必定權衡成本收益。
(一)內部評級成本收益的區域差異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內部評級初期實施成本大于收益。但內部評級代表了國際銀行的發展方向，已經實施內部評級的銀行長期都獲益。不同的是，受到區域差異的影響在與時間和競爭對手賽跑的過程中，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努力，所經歷的時間、花費成本和獲得收益不同。這一階段成本收益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西方發達國家大型銀行業外部有完善的企業征信制度，內部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風險管理理念以及資本金支持，實施內部評級成本大于收益的階段相對短暫。我國轉軌型經濟中，銀行業存在一系列制度弊端，如缺乏完善的內外部個人和企業信貸數據庫、健全的風險管理框架以及風險管理文化等，要開展內部評級必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由于國有銀行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當銀行股份制改革逐漸深入時，其暴露的問題僅通過短期行為是無法克服的。因此，考慮到我國特殊的銀行業體系，在短期內實施內部評級，成本收益以怎樣的趨勢變動，將關系到銀行業內部評級開展的層次性和效率。
(二)內部評級成本收益的具體分析
從內部評級體系特點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環境影響的角度看，短期內會帶來顯性收益和隱性收益，同時伴隨著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
顯性收益體現在：1．銀行整體資產質量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內部評級的基礎上開展經濟資本、授信審批、貸款定價等信貸資產管理業務，使銀企之間信息不對稱緩解，增強資產風險的敏感性；2．銀行新增貸款質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內部評級的開展過程中，銀行提高了風險經營意識，對新放貸款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以及追蹤，對某些信貸企業的信用評級以及違約概率測算，增強了銀行資產運作的安全性，新增貸款質量改善；3．銀行資產結構會有一定程度的優化。引入風險調整后資產收益率(RAROC)績效考核機制，銀行會重點發展風險低增值潛力大的資產業務，有利于銀行業務的相互激勵，促進低風險的個人零售貸款的增長。
隱性收益表現在：1．先進管理理念的引入，使銀行內部風險經營意識增強，從業人員在風險管理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有利于全行人員素質的提高；2．國際銀行界將用新資本協議的制度規定衡量銀行實力，內部評級體系的建立必然會增強銀行的國際競爭力。
顯性成本體現在：1．內部評級的系統開發上，包括信息技術的實施費用與集成成本，聘用專業人員設計分析模型、系統正常維持費用等。風險數據分布在整個經濟體系，量化并跟蹤較為困難。《亞洲銀行家》、安永等機構的調查以及國內幾家銀行的實踐都表明，缺乏規范的、高質量的、充足的數據是商業銀行開發內部評級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困難，而數據清洗、信息系統建設都要投入大量成本；2．克服原有體制變遷路徑依賴性的成本也很大。如構建健全的風險管理框架需要克服原有風險管理制度對銀行業的影響。
隱性成本體現在：1．由于缺乏完善的征信體系以及技術不成熟，盲目使用內部評級可能造成對風險的錯誤評估或評估不完善，影響信貸業務發展；2．由于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敏感性提高，受到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率不足的限制，信貸業務因為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覆蓋而無法開展。
本文將我國銀行業內部評級技術逐步成熟的過程定義為界于短期和長期間的相對短的時期，在該階段技術生產要素不斷變動，但業務并沒有達到最優規模的最小成本。為便于分析有如下假設：1．由于風險管理技術水平等軟硬件基礎設施的制約，內部評級開發需要分階段進行，每一階段技術水平不變，但整個技術水平逐漸進步；2．風險資產為該風險管理過程的原材料，被實施內部評級并用于基礎信貸業務管理的風險資產為該
風險管理過程的產品；3．產量用風險資產的個數表示，體現了內部評級的深度和廣度。
依照產量Q1、Q2、Q3、Q4、Q5…將生產過程劃分為代表不同技術水平的生產階段，在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作用下技術水平逐漸進步。我國銀行在開展內部評級前已有系統開發、數據庫建設和人員管理培訓，以及風險管理框架構建等固定成本的投入非常巨大。同時，每一階段的技術更替都要付出開發成本。
0一Q1是第一階段，Q1表示既定技術水平下最大負荷能力時的產量。考慮到內外部環境不成熟，收益在低水平上緩慢增長。新技術投入需要克服原有效率低下的體制束縛，當產量增加，成本曲線陡峭上升。因此，這一階段MR
在未來還會有第四、五…階段，學習效應使銀行內部評級技術水平逐漸成熟，業務增加使規模經濟的效果明顯，平均成本下降，最終實現收益大于成本。
(三)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啟示
內部評級是受到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影響顯著的生產活動，我國銀行處于技術研發階段，內部評級的環境有待完善，MR
第一，我國商業銀行必須加大力度開發內部評級體系，盡快實現MR>MC。當20o7年外資銀行全面進入中國時，我國銀行業要學會與競爭者賽跑，改變效率的銀行風險經營，內部評級為我國銀行業提供了一個契機。
第二，我國商業銀行在每個階段進行內部評級管理，應該盡量縮小成本支出，使成本與收益差距縮小。差距縮小的方法是在銀行內部盡快完善信貸數據庫建設、健全風險管理框架、建設良好的風險經營文化，減少在內部評級開展過程中因為制度不健全帶來的成本或損失。所以說，內部評級不僅是技術開發，而是整個銀行風險經營體系的更新。
四、實證分析
受到現有條件的限制，實施內部評級的風險資產數據難以獲得，在實證中采用時間遞進來衡量內部評級風險資產數量Q(隨著時間推移，產量增加)和帶來的成本收益。我國銀行業在開展內部評級初期，顯性收益和成本可以做簡單量化，隱性收益和成本大部分難以量化。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難以量化，但可以預計。內部評級每增加一個風險資產的評級，都要進行數據收集、清洗和計量，收益要在規模基礎上體現。
(一)銀行內部評級的收益
1．不良貸款。銀行業整體的資產質量可以用不良貸款率衡量。表1為我國各大銀行2004年至2006年以來，不良貸款率的變動情況。
可以看出，2004年以來，我國各大銀行不良貸款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06上半年，銀行業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總體處在較低的水平。其中幾大股份制商業銀行，如招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等不良貸款率較2004年和20o5年有小幅度下降，這幾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下降，受益于內部評級帶來的先進風險管理理念以及良好的銀行業風險經營氛圍。央行外匯注資以及資產管理公司的剝離，使原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有大幅度下降。農業銀行開展了經濟資本的績效考核機制，不良貸款率雖有小幅度下降，但仍居高不下，削弱了內部評級的效果。
2．新增不良貸款。新增不良貸款率可直觀體現銀行業內部評級的實施成果。國有銀行在完成不良貸款剝離后，新增不良貸款率直接關系到經營效應。如果某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那么它的新增不良貸款率絕對不能超過0．94％，否則只要5年就將陷于困境(徐滇慶，2004)。
我國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率的數據顯示，招商銀行的新增不良貸款率處于較低水平，民生銀行新增不良貸款率較低華夏銀行新增不良貸款率比較低。三者均在1％以下。但也有部分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率偏高。工商銀行新增不良貸款率超過l％，200o年至2004年，中國銀行對客戶內部評級體系進行了兩次大規模調整，2002年和2003年不良貸款率分別為22．37％、16．3％(新增不良貸款率1．67％)，明顯超過了警戒線。
對新增不良貸款率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風險經營體系對內部評級的收益影響很大。招商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等新增不良貸款率較低，受益于長期良好的風險經營意識，內部評級獲得較好收益。工商銀行、光大銀行、中國銀行的新增不良貸款率偏高，收益不是很明顯。
(二)銀行內部評級的成本
按照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要求，各國銀行都必須進行數據儲存和標準化，開發足夠的風險模型和分析框架。亞洲銀行研究發現，一家銀行通過內部評級方法達到協議要求所需總費用為50o0萬～l億美元之間；倫敦市場研究機構Datamonitor最新權威調查表明，受到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等因素的影響，在歐洲，金融機構用于風險管理預測分析的費用在2006年有望達到48億美元；在美國金融機構中，用于風險管理的費用將占年均IT預算的9％。可見，內部評級的開發費用巨大。如果我國大型銀行從2003年開發內部評級，2010年完成，假設每家銀行完成內部評級的開發費用為一億美元，則7年內年均每年內部評級的費用約為1428萬美元。考慮到我國銀行業發展的現狀，內部評級的隱性成本也不小。
實證只是初步的和前瞻性的，結論正確與否有待內部評級全面推開之后才能得到進一步檢驗。
五、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我國銀行在相對短的時期內開展內部評級成本收益的理論分析與實證預測，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現階段我國銀行內部評級成本大于收益，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效果不明顯。伴隨未來業務的擴張和技術水平不斷進步，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充分發揮作用，內部評級將逐步受益。
第6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信用卡詐騙 數款行為 金額累加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陳某，男，1965年10月16日，漢族，高中文化，無業。1997年6月因犯販賣物品牟利罪，被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被告人張某，男，1983年7月22日生，漢族，大專文化，原系浦東發展銀行上海分行信用卡中心員工。被告人俞某，男，1983年10月7日生，漢族，高中文化，原系民生銀行上海分行信用卡中心三部員工。
被告人張某、俞某、陳某結伙，于2008年9月至12月間，經預謀，由被告人張某、俞某利用工作便利得到的客戶資料，分別冒用和某、武某、王某的名義至光大銀行申請辦理三張信用卡（卡號分別為3568390001979999、3568390001993347、4062522823 653 274），由被告人陳某謊稱申請人系其公司員工，通過銀行核卡程序。后共從上述三張信用卡內套取現金人民幣48000元，其中被告人陳某得款2000元，余款由被告人張某、俞某分贓花用。案發后，被告人張某、俞某已全額退賠贓款。
被告人陳某自2008年4月起，先后在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廣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領兩張信用卡（分別為4218709971050915、4063661357774368，）后透支取款、消費，并經銀行多次催收仍不予歸還。至案發，共計透支銀行本金人民幣56967．31元。
另查明，被告人陳某、張某、俞某在接到公安機關電話傳喚后，主動到案，并如實交待了上述犯罪事實。
二、分歧焦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騙領并使用”和“惡意透支”在行為上屬于不同性質，在手段上就不具類似性，在危害上來講也不具等價性。“騙領并使用”行為危害性更大，同時在實踐中，我們也認識到在很多“惡意透支“的行為背后，銀行的審核不力甚至個別工作人員，為了工作指標幫助他人用虛假的材料申領信用卡，因此，銀行方也是具有一定的過錯的，基于這樣的現實，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同時既然信用卡詐騙對四種情形均有具體的金額和量刑幅度的規定，就應當按照各自所涉及的款項進行分別計算。在本案中，由于兩者都只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因此對被告人陳慶寶只能按數額較大標準量刑。
第二種意見認為，“騙領并使用”和“惡意透支”作為同一罪名的兩種犯罪行為，只是不同罪狀的表述而已，其犯罪的性質是一致的，均是信用卡詐騙的行為，因此，犯罪數額可以累加，分別計算將因為刑格的限制而產生罪刑不相適應的情況發生，但因二者社會危害性的不同，司法結束對這兩種不同的情形規定了不同的量刑標準，后者的量刑金額均是前者的2倍，因此，可以按比例打折累計計算。在本案中，應將惡意透支的數額打對折后與其他信用卡詐騙行為的數額累加計算。
第三種意見認為，“騙領并使用”和“惡意透支”是同一罪名下的兩種犯罪行為，其犯罪數額雖然可以累加，但在數額認定標準不同的情況下，不能簡單的按比例折算后累加，而是應當按照刑法的謙抑原則，適用處罰較輕的惡意透支的定罪量刑標準予以處罰，但在合計犯罪數額后不影響量刑幅度的，應采取從一重處的原則。
三、法理研究
（一）被告人陳某的行為觸犯信用卡詐騙的兩款行為，犯罪金額應當累加
我國刑法對經濟類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基本采用數額制，即根據犯罪數額作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如何量刑的主要標準。行為的數額往往直觀體現了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當多次違法行為以其累計的數額達到犯罪行為所要求的量時，事物就會發生質變而升格，這是符合質量互變的一般規律的。因此我們在認定具體犯罪數額時，數額進行累加是一項基本原則，就如非經濟犯罪中，同時具有幾種行為，應作為情節處理一樣。在我國刑法分則金融詐騙罪表述多為“有下列情形之一”，并具體加以列舉，盡管罪狀中規定了多種行為方式，但在具體構成的要求上是相同的，并且它們的本質特征一致，刑法進行的也是等值評價，因此可以進行累計。在本案中，雖然“騙領并使用”和“惡意透支”的行為有可能在社會危害性上不盡相同，但它侵犯的法益是相同的，因此將犯罪數額進行累加也是完全符合我國刑法理論的。
罪刑相適應原則是我國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要求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如果在觸犯同一罪名下兩個不同性質的犯罪行為情況下不對犯罪數額進行累加，將完全有可能因刑格的限制而導致罪刑不相適應，同時也會為行為人規避刑法提供了機會，在走私犯罪中“螞蟻搬家式”小額走私活動的猖獗就是最好的例證。以本案為例，如果犯罪數額不可以累加，被告人陳某冒用和惡意透支的行為均只構成數額較大的標準，只能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量刑。假設被告人的行為是兩次惡意透支，且數額分別為五萬元，則被告人將會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筆者認為，前者的社會危害性明顯是大于后者的，至少是相同的，若是不對數額進行累加，將會出現罪重而刑輕的情況。
因此，被告人陳某的犯罪行為分別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信用卡詐騙罪的第一款第一項“以虛假身份騙領信用卡并使用”及第四項“惡意透支”，這兩種犯罪情形僅是信用卡詐騙罪罪狀表述的兩種不同手法。信用卡詐騙罪作為純正的數額犯，如對其所列的四種犯罪情形分別評價后予以量刑，將會因刑格的限制而導致罪刑不相適應，因此在兩款行為分別構罪的情況下，應當對兩款的犯罪金額予以累加后綜合量刑。
（二）累加的科學性問題
由于信用卡犯罪的復雜性，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數額標準和量刑幅度。對騙領并使用信用卡實施犯罪規定了比較嚴的數額標準，而對惡意透支犯罪的數額規定高于其他類型的信用卡犯罪，其原因在于惡意透支的社會危害輕于其他信用卡詐騙。刑法第196條和《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使用偽造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為“數額較大”；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惡意透支的數額標準則為上述三種情形規定數額的二倍。因此，對多種款項的金額的不同規定，引發了如何科學累加的問題。
首先，不能簡單累加。盡管“騙領并使用”和“惡意透支”是信用卡詐騙犯罪中的兩種不同情形，但從刑法的理論上講，屬于同種數罪。而對于同種數罪是不能簡單累加的。因為這樣處罰會導致罪刑不均衡。因為N次有期徒刑的同種犯罪行為，即使并罰，按照限制加重的理論，也不可能并罰出無期徒刑，但是如果簡單累加，作為一次總的犯罪行為處理，能有可能出現無期徒刑的量刑結果，何況，這二種行為在量刑幅度的金額規定上還存有不同，因此，簡單累加不具科學性。
其次，不能折算累加。盡管騙領信用卡后使用的行為的金額規定是惡意透支行為的一半，但不能簡單的按照比例進行折算后累加。因為信用卡詐騙設置有三擋刑格，簡單折算后累加也會因刑格限制導致罪行不相適應。
第7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關鍵詞：網絡危機 處理 公共管理機關 社會公眾 影響
一、引言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的飛速發展和網民數量的急劇增長，網絡環境下的人類社會在道德觀、價值觀、世界觀方面變得日趨復雜和多樣化，尤其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候，按照傳統的危機處理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各界及公眾的需求，在這種環境下，無論是政府部門、新聞媒體部門或者是普通的公民個人，隨著網絡環境的變化，應對危機的理念、組織、協調以及相關部門在機構設置、人員調配、資源配置方面等方面，無不受到網絡環境的影響。網絡危機下的處理正是在這種影響下被逐步實踐和加以應用的。
二、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政府公共管理機關的的影響
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政府公共管理機關的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危機處理，還是網絡危機下的處理，一般都是在公共管理機關的主導下進行的。兩者的區別只是處理理念、機構設置、處理模式、處理平臺方面存在差異，其主導方面還在于公共管理機關引導、指揮、溝通和協調。因此，研究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公共管理機關的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網絡危機下的處理相關理論的發展。
1、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政府公共管理機關危機處理理念上的影響
首先，政府公共管理機關應當抓住網絡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發展這個奇跡契機，由精通網絡專業知識、社會經驗豐富處理危機專業人員同包括法律專家、經濟專家、會計師、經濟師、自動化控制專家、工程師等人員在內的專家組成專業性的危機處理團隊，專門處理網絡危機，科學、合理地建立健全各類網絡危機處理的流程，用流程處理模式代替傳統的處理模式，實現網絡危機下的信息對稱。其次，是要在變官本位理念為服務理念，以為廣大網民提供高效、優質的網絡信息服務作為政府公共管理部門處理網絡危機的立足點。同廣大網民建立一種真實的、公開的、相互信任和理解、透明的信息共享服務。取得廣大網民對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工作人員的信任，促使網民的言論順應政府公共管理部門的引導，實現網民的自我約束，從而將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引發不良影響的風險降到最低限度。第三是注重將網絡危機下的處理效益性理念深入到政府公共管理機關危機處理工作人員的信念中，并且在具體的危機處理過程中予以落實。第四是政府公共管理機關在危機處理時間觀念上的影響。
2、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政府公共管理機關處理危機機構設置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根據網絡危機的出現狀況，打破行政區域的限制，改變了危機處理的機構設置。例如在四川雅安地震的處理過程中，改變了以前以中央政府為主導的救援。按照總理的要求，四川省委、省政府作為危機處理的主要機關，全面負責震后處理工作，國務院有關部門以及各個方面的力量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做好幫助和支持。地震信息披露工作也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牽頭組織實施。由于四川省委、省政府指揮、協調、溝通工作做得較好，中央與地方、地方與中央各個部門、地方與其它相關方面接觸和互動到位，使整個社會對地震的狀況、以及政府相關公共管理部門的準備、救援以及進展滿意度較高，得到了外界的一致認可。其次是整合政府公共管理機關內部關于網絡危機下的處理機構的設置，圍繞網絡危機下的處理的需求設置諸如突發公共事件領導組織、危機教育機構等部門，建立起應急預案，并按照應急預案進行演練，政府部門的危機應對，特別是演練教育的嫻熟使政府公共管理部門在危機出現時危機處理運行機制有效地發揮了充分的作用。
3、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政府公共管理機關危機處理模式的影響
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政府公共管理機關危機處理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政府公共管理機關以“行業+地理分布”的危機處理模式替代了傳統的“一刀切”的危機處理模式。仍以四川雅安地震的處理過程為例，在危機處理中，始終以四川省委、省政府牽頭組織，供電、供水、交通、金融機構、保險機構、企業行會、紅十字等慈善組織同四川省委、省政府相互協調，共同開展抗震救災工作。4月20日，地震發生后，金融機構啟動應急服務機制預案，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興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華夏銀行、浦發銀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廣發銀行、東亞銀行、渣打中國共向向四川災區人民捐款9665萬元用于救災工作；保險業在中國保險業監督委員會的倡議下，不僅賠付了逾千萬的保險金，而且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中國太平人壽、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泰康人壽、新華保險、中華保險、陽光保險、華安保險、生命人壽、建信人壽、友邦保險、中意人壽四川災區人民捐款6800萬元。國內各大企業也紛紛捐款，支援災區。國家能源局抗震救災應急指揮領導協調小組按照雅安電網結線圖，快速部署電網搶修、電力恢復供應工作，并組織840余人的應急隊伍，調集211臺發電機、12輛發電車攜帶衛星通訊設施等趕赴災區，協同四川省電力公司在較短時間內恢復了災區大部分區域的電力供應。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水保局緊急抽調設備、人員、試劑，科學有序開展水質安全應急監測，確保了災區用水安全。
三、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社會公眾的影響
1、網絡危機下的處理使社會公眾將網絡作為其表達訴求的平臺
網絡危機下的處理使社會公眾將網絡作為其表達訴求的平臺是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社會公眾的首要的影響。社會公眾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需要通過一定的途徑表達自己的訴求，當社會大眾看到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快速、有效的情況下，往往會采用各種手段將自己的訴求通過網絡這個平臺予以，并且有可能采取夸大其詞地方法，試圖引起更多民眾的支持和各方輿論的支持，從而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以期盡快達到滿足自己經濟利益的目的。
2、網絡成為公眾表達參與社會管理的意愿的平臺
網絡成為公眾表達參與社會管理的意愿的平臺是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社會公眾的第二個的影響。隨著我國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公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使公眾參與我國社會管理的熱情空前提高，參與社會管理的能力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為公眾表達參與社會管理提供了可能，但是在民眾參與社會管理途徑沒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況下，網絡由于其表達意愿，參與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的自由行和便利性，成為廣大網民青睞的對象，網絡逐步成成為公眾表達參與社會管理的意愿的平臺。網絡傳播的開放性特點為給廣大網民提供了良好的表達自己思想、規劃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生活的途徑，同時，網絡信息傳播的高速性和網絡覆蓋面的無限性又成為迅速控制危機的有力保證。公眾通過網絡表達自己參政議政意愿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同政府的“共建共治”，從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機制沒有有效建立，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途徑過于單一，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資源配置還很不合理。同時，政府公共管理部門對網絡危機下的處理的重視程度使廣大網民看到了眾參與社會管理可能，通過關注網絡信息和參與對相關危機事件的評論及出謀劃策實現自己參與社會管理的夢想。因此，網絡危機下的處理對公眾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網絡成為了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表達訴求的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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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嘉.新媒體介入前后危機傳播比較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5月31
第8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關鍵詞】 商業銀行績效； 資本監管； 非利息收入； RAROC
【中圖分類號】 F83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17-0081-05
一、引言
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是銀行監管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志著資本充足率成為各國銀行監管的核心指標和國際標準；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將中國銀行業資本監管由制度建設推向了逐步實施階段。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引發了各界對巴塞爾資本監管協議的反思，并導致《巴塞爾協議Ⅲ》的迅速出臺。我國也提出了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等銀行業審慎監管的措施。楊柳等[1]提出，高的資本充足率一方面為銀行的實力和支付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證，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代價昂貴的經營成本。過高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往往會使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失去發展活力以及核心競爭力降低等。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有何影響？有多大影響？其影響機制是什么？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對增強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經營績效有重要的意義。
在當局對資本充足率實施更嚴格監管的背景下，我國的銀行業面臨著危機與挑戰，我國銀行應及時調整經營模式，走多元化發展的路徑，以謀求更好的發展前景。陸晶晶[2]提出中間業務帶來的非利息收入，因其不占用銀行資產、不受存貸利率影響、風險小、服務形式多等優勢，成為銀行收益新的增長點和銀行未來重點發展業務。目前，我國各個銀行逐漸意識到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性，紛紛積極開拓非利息收入市場。李浩然和馬曉嬌[3]通過比較發現，一部分學者認為發展非利息收入有利于穩定銀行收入，降低銀行風險，而有一部分學者則持相反觀點。發展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夠達到風險分散效應，提高銀行的經營績效，是我國商業銀行在經營模式調整過程中需要探討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
綜上所述，資本監管和非利息收入對于銀行的績效都有一定的影響，分析研究這兩個因素，可以為我國銀行提供一定的借鑒作用，加快調整銀行的業務方向，從而有益于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和經營績效。
二、文獻綜述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國內大部分學者分別從資本監管或者非利息收入某個單一的角度來分析其對銀行績效的影響。
（一）資本監管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
吳瑋[4]研究發現在實施資本監管后，銀行對貸款加強監管，使不良貸款率降低。另外，資本監管還有利于銀行業務的轉型，銀行會減緩擴張貸款業務，這使得銀行利潤主要來源大大縮水，因此銀行不得不重視中間業務的發展，特別是非利息收入。王文佳[5]認為近幾年我國銀行通過增加資本積累來提高資本充足率。在監管壓力下，資本監管對資本充足率達標的銀行沒有形成有效約束，但對資本充足水平較低的銀行有較好的監管效果。許友傳[6]在對57家銀行有關數據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就監管壓力對我國銀行業資本調整和風險行為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盡管監管壓力對銀行資本充足率有明顯的影響，但對核心資本率變化并沒有顯著的影響。
（二）非利息收入對銀行績效的影響
蔣莉[7]認為手續費和傭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絕大部分，并且對我國16家銀行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和銀行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中手續費傭金收入相關性比較顯著，其他非利息收入跟銀行績效的相關性不顯著。婁迎春[8]通過實證分析法對銀行績效與非利息收入的關系進行分析得出：我國現階段銀行非利息收入對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并不明顯，認為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在銀行收入中占比小，非利息收入每筆業務平均承擔的費用過高所致。王珊珊[9]通過考察非利息收入與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與銀行資產收益率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段玉琴[10]的研究結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在銀行營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增加銀行的收益，但對國有銀行績效的影響并不如股份制銀行明顯；另外非利息收入能夠降低商業銀行的風險，穩定銀行收入。尹超[11]通過固定效應模型得出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會對其經營績效產生正影響。通過發展非利息業務提高銀行的資本收益率是一個合理的途徑。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很少考慮外部因素即資本監管和內部因素即非利息收入對銀行績效的綜合影響。另外，在考慮對銀行經營績效影響時，主要集中研究盈利水平或者風險水平的某一方面，而較少從盈利和風險綜合平衡的角度去考察銀行的績效。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文選用的數據來自于CSMAR（國泰安）數據庫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布的各商業銀行年報。選取了其中10家上市商業銀行（包括中國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中信銀行）2007―2014年度的數據，涵蓋了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這兩大主要的商業銀行類型。
（二）模型設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樣本銀行資本監管和非利息收入對績效的綜合影響，而不是不同銀行之間的差異比較，所以本文考慮采用變截距模型，如公式1。
（三）變量的選取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采用銀行非利息收入占銀行整體業務收入比例作為衡量銀行非利息收益的指標（NIR），采用資本充足率（CAR）作為資本監管的核心指標，而采用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RAROC）作為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指標，同時，選取銀行總資產規模的自然對數、資產負債率及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的對數作為控制變量。變量解釋如表1。
其中，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RAROC）作為衡量銀行績效的指標，綜合考慮了收益和風險兩方面的因素。同時，參考竇爾翔等[12]的計算RAROC的方法，即假設ROC等于ROE，分別取各銀行的移動標準差（3期移動平均）作為計算RAROC的分母，以權益收益率（ROE）作為分子，從而計算出各銀行在2008―2013年度各年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的值。本文構建了以下指標，以反映經過風險調整的銀行盈利能力，見公式2。
RAROCi，t=ROEi，t/σROEi，t （2）
其中，σROEi，t表示銀行在2008年至2013年期間權益收益率的移動標準差，RAROCi，t表示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計算結果如表2、表3所示。
（四）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4、表5是樣本銀行CAR、NIR、ROE和RAROC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
1.從總體上看，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狀況較好，樣本銀行中的資本充足率（CAR）都達到了巴塞爾協議中最低資本充足率8%的要求，平均值達到11.84%。
2.我國的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銀行業收入的比例（NIR）相對不高。樣本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為17.20%，且呈逐年上升趨勢，但與國外大銀行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從均值來看，國有銀行中的中國銀行的占比最大，比值為31.58%，這是因為中國銀行從中央銀行分得了國際結算業務這一有競爭力的非利息業務的緣由。非國有控股銀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大的是招商銀行，達到19.90%，浦發銀行占比最小，為9.62%。說明非國有控股銀行之間非利息收入占比差距較大，非利息業務發展不平衡。
3.樣本銀行經過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RAROC）平均為12.90%，銀行權益收益率（ROE）相對較低。權益收益率是上市銀行重要的盈利性指標，樣本銀行ROE均值僅為18.62%，上市銀行整體績效水平偏低。RO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在非國有控股銀行，浦發銀行的ROE值最大，為30.03%，華夏銀行的ROE值最小，為11.20%，說明非國有控股銀行之間績效存在一定差異。進一步分析可知，按RAROC和ROE均值排名在前五的上市商業銀存在差異。按RAROC排名，排在第一名的是興業銀行，達到22.49%；而按ROE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招商銀行，ROE值為21.94%；都排名在前五名的只有興業銀行、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這說明經過風險調整之后的銀行績效指標跟沒有經過風險調整的純績收益效指標的計算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也說明了考慮風險的必要性。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在于計算ROE時的凈利潤沒有像計算RAROC時的經濟資本那樣考慮是否真實反映了銀行當中存在的不同風險。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于考慮風險的RAROC模型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了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作為因變量，資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作為解釋變量，銀行規模即銀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資產負債率、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凈額的自然對數作為控制變量利用EViews 5.1軟件對前文公式（1）的模型進行回歸，得到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中可以看出該回歸結果通過了F檢驗的顯著性檢驗。CAR的系數通過T檢驗，并在0.05水平上顯著。說明資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直觀反映出對上市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的影響，但是同時影響的程度比較小，從上面的結果中可以看出，CAR系數為正，表明在某種程度上，資本充足率的提升，提高了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以上回歸結果說明，隨著新巴塞爾協議對CAR要求的提高，資本監管力度的加強，銀行對貸款的監督和管理進一步加強了，為信貸業務提供了正向的激勵：資本監管制度實施之后，資本成為了上市商業銀行的稀缺資源，銀行不敢輕易放貸，從而不僅減少了不良貸款業務降低不良貸款成本，也提高了資本的使用效率。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資本監管對銀行績效具有積極的作用。
回歸結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與銀行的收益系數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提升了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增加了收益。但是，由于T檢驗的不顯著，說明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其對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該結果與蔣莉[7]的研究結論一致。當前銀行界的非利息收入波動性比較大，我國銀行非利息收入的內部構成因素還不夠完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對銀行績效的影響也在某種程度上受非利息業務成本因素的影響。以上原因可能致使其與銀行績效關系不顯著。
從表6中還可以發現，所選擇的控制變量能較好地解釋被解釋變量。資產總額自然對數（Y1）的系數通過了T檢驗，是顯著的，說明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顯著的受到資產規模影響。Y1的系數為正，說明上市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跟銀行的資本規模呈正相關關系。資產負債率（Y2）的系數也為正，對銀行績效產生正向影響，但T檢驗不顯著；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凈額自然對數（Y3）系數為負，但與銀行績效的關系不顯著。
（二）基于不考慮風險的ROE模型實證分析
本文進一步采用ROE作為被解釋變量，替換公式（1）中的RAROC，探討CAR、NIR等變量對其的影響。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表7中，回歸的結果表明該模型調整的擬合優度只有0.124452，相比前面用RAROC的評估方法，調整的擬合優度達到0.323832，擬合優度相對較低，模型比較不理想。同時，回歸結果表明，沒有通過F檢驗，CAR、NIR、Y3對ROE的解釋并不顯著，沒通過t檢驗的顯著性檢驗，用ROE的模型沒有比RAROC的模型好，也表明了RAROC相比ROE是一個更好的績效指標。
值得關注的一點，在此次模型檢驗中，資本充足率（CAR）的系數為負數，也就是說資本充足率（CAR）跟權益收益率（ROE）負相關，ROE的提高，并不能提高銀行績效和利潤。相反的，在上面的模型中，結果表明資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提高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RAROC），提高銀行績效。這主要是由于在計算ROE時只反映了績效當中的收益因素，沒考慮風險因素。相反，RAROC考慮了風險因素，解決了ROE指標存在的單一問題，這表明運用RAROC績效評價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風險，通過風險調整測算的RAROC指標更能準確說明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情況，增強了其績效評估的有效性。
五、結論
本文從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個角度，綜合考慮資本監管和非利息收入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并采用風險調整后的收益指標RAROC綜合反映績效中的收益和風險因素。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資本監管與我國上市商業銀行風險調整后的經營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而與純收益指標ROE不相關。隨著資本監管制度的實施，資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僅使得銀行信貸業務的規模有所下降，還降低了銀行信貸業務的擴張速度，使銀行主要營業收入――利息收入縮水，但同時也促使銀行從粗獷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降低了經營風險。因此，我國監管部門更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對銀行經營績效具有正面影響。
另外，模型中非利息收入與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之間沒有顯著性的關系。從參考的文獻中，可以發現蔣莉[7]和婁迎春[8]也得出非利息收入與銀行績效沒有顯著性關系的結論。但是當他們考慮細分不同類型非利息收入時，卻可以發現傭金和手續費收入份額對銀行的績效具有顯著正效應。這一結果表明中國上市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業務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其發展還未能夠構成規模經濟，不能為商業銀行績效帶來顯著效應，提高銀行績效。商業銀行管理層應加強對非利息業務的拓展，加強銀行自身競爭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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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蔣莉. 非利息收入對我國商業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D].江蘇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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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民生銀行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債券資本結構;權益資本結構
一、引言
資本結構(capitalstructure)，是指企業籌措資金的各種來源、組合及其相互之間的構成及比例關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資本結構是指構成企業的各種資金來源及其比例關系，包括有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從狹義上講，資本結構是指企業長期資金來源及其比例關系，即長期資本。現代財務理論研究表明，企業資本結構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進行，關系到企業的盈利狀況以及企業長期的生存與發展。因此，確定企業合理的資本結構，是企業財務決策的重要內容之一。
商業銀行具有從事業務經營所需要的自有資本，并依法經營，照章納稅，自負盈虧，它與其他企業一樣，以利潤為目標。商業銀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業的特殊企業。其特殊性具體表現為經營對象的差異。工商企業經營的是具有一定使用價值的商品，從事商品生產和流通；而商業銀行是以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為經營對象，經營的是特殊商品——貨幣和貨幣資本。但是商業銀行與一般企業一樣，受《公司法》的約束和調整，其財務目標同樣是追求自身價值最大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金融體系正在經歷著歷史性的變革，一個能夠適應金融全球化發展趨勢的現代國際商業銀行體系正在悄然興起。這既給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又形成了巨大挑戰。這就需要我國盡快完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提升商業銀行的競爭力。
尤其當前，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五年的緩沖期已結束，金融市場更加開放，國內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規模迅速擴張，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進一步加劇，為迎接外資銀行對我國銀行業形成的挑戰，國內的商業銀行紛紛選擇了上市，因此，研究上市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對于維持國內金融秩序穩定、提高商業銀行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改善銀行內部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現狀及存在問題分析
(一)銀行資本結構的特殊性分析
銀行資本結構與一般公司資本結構相比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現在：
1．債權資本結構的特殊性
銀行的債權資本主要包括：銀行長期債務和分散的小額存款。二者雖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質相同。銀行，作為從事將社會閑散資金集中起來進行貸放的負債經營性行業，具有資產負債率高和債權結構分散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債權資本在銀行全部資本中占很高的比率，銀行債權人與銀行內部經理人員之間的成本不容忽視；另一方面，銀行的債權結構較一般企業來說較為分散，難以發揮大債權人治理結構下的監督與控制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降低銀行債權成本的難度。
2．銀行資本的高杠桿性
銀行的自有資本相對于其負債和資產是微不足道的，其凈值很低，銀行主要是利用負債來形成資產并進行經營，即銀行用較低低的凈值撬動較高的負債，可以說銀行資本具有高杠桿性。正因為銀行的杠桿作用巨大，銀行能否籌集到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銀行的安全性、業務種類、管理質量、與資本水平等，而不是其負債與權益的比率。
(二)我國上市商業銀行債權資本結構的現狀分析
1．資產負債率高，債務規模大
銀行是負債經營性企業，負債是銀行經營資金的重要來源，因此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債務規模龐大。可以看出2008年中國工商銀行的負債總額是91505．16億元，占銀行總資本的93．78％，中國建設銀行的負債總額是70878．9億元，占銀行總資本的93．81％；從股份制銀行來看，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民生銀行和華夏銀行的負債總額分別為14920．16、12677．24、4580．39、9996．78和7042．16億元，負債占資本總額的比重分別達到94．92％、96．82％、96．54％、94．81％和96．25％。雖然高負債比率能夠獲得很高的財務杠杠利益，但是它也會帶來很高的財務風險。
2．各項存款構成銀行債務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各項存款都在負債資本中均占有很大比重。從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國銀行各項存款占負債資本的比重是8O．02％，工商銀行是80．65％，建設銀行89．96％；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各項存款占負債資本的比重中，中信銀行最高，達86．58％，興業銀行最低也達65．07％。這說明目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負債資本結構比較單一。
(二)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權益資本結構的現狀分析
權益資本是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代表著商業銀行的所有權。權益資本來源渠道有兩個：一是通過內部融資，即銀行通過自身經營所獲利潤積累的資金，主要體現在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兩項上；二是外部權益資本融資，即外部投資者投入的權益性資金。根據投資主體身份不同，權益資本又劃分為國家資本金、法人資本金、個人資本金及外商資本金。
目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權益資本表現出以下弊端：
1．資本金不足
資本充足率是保證銀行安全，穩健經營的重要制度。它規定了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擴張的限度。資本充足率指標現已作為衡量單個銀行甚至整個銀行體系穩健經營的重要指標，從整體來看，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水平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大體達到或超過了8％的監管要求，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深發展達到了1O％的穩健水平，但距國際活躍銀行12％的資本金充足率還有差距。
2．不良貸款依然存在
雖然不良貸款的比重，2008年相比較2007、2006年下降了很多，但是它的存在依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銀行資本，造成銀行資本結構的不合理。
三、優化我國上市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的對策及建議
通過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現狀的分析，可以發現資本金不足和不良貸款率高已成為制約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發展的主要障礙。針對此類缺陷，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拓寬資本金補充渠道
一般意義上講，銀行補充資本金的渠道有三個途徑：一是利潤留成，依靠自身的積累；二是通過資本金市場來補充資本金，發行股票或債券融資；三是私募擴股，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或原有股東增加投資來達到增加資本金的目的。上市銀行除了一般商業銀行資本金的補充渠道外，應充分利用上市這一籌資的渠道，可以采用發行股票等方式，并且嚴密控制這種方式運用中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
(二)降低不良貸款的比率
提高資產的質量，降低風險資產在總資產中所占比例，可以通過以下途徑：
1．調整資產的風險布局
調整資產的風險布局，可以從兩方面來人手：第一，控制貸款的增長速度；第二，擴大資產證券化的份額。
2．降低不良資產的比例
要實現這一方案，需要從兩個方面努力：第一，減少高風險資產的份額，例如，可以采用出售高風險資產的方法，將風險轉移出去；第二，提高發放貸款的質量，不能單純強調數量，應從源頭上控制貸款質量，例如，了解貸款客戶的資信、貸款的投向等等。
(三)加強監管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