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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經濟法糾紛
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國家調節經濟法律糾紛是經濟法糾紛,這些糾紛是政府職能部門運行國家賦予的權力來調節的。經濟法糾紛主要包括經濟權利、義務之間的爭議,這些糾紛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就會擾亂經濟秩序,因此需要經濟法來解決各類經濟糾紛,保證經濟秩序運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經濟糾紛與經濟法糾紛。所謂經濟糾紛,是指利益主體在權利和義務方面的矛盾導致的經濟法主體之間的糾紛。其范圍涉及平等主體間的糾紛、被管理人的法人、組織及機關單位間的糾紛。而經濟法糾紛指的是發生在經濟調節過程中的經濟權利和義務間的爭議。在辨析經濟法糾紛與經濟糾紛的區別時,一定要明確經濟法糾紛不是由商品交換或是民事糾紛引起的,是糾紛雙方經濟實力、社會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下產生的糾紛,它與民事糾紛有著本質區別,當然也與一般國家行政管理活動中產生的行政糾紛不同。此外,如果經濟法糾紛尚未構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來解決的。
二、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國家對經濟總體運行做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調控手段,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作為國家經濟調節的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權力干預市場運行、市場資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在避免貧富兩極分化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個國家對資源的管理都是很認真的,因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資源還是非再生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犧牲后代的利益滿足本代人無節制的欲望。國家經濟調節的主要目的就是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再分配的公平性,經濟調節在讓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時,一定不能損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勢必會導致利益主體間的各類紛爭。此外,國家經濟調節權也不能被濫用,這勢必影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眾所周知,利益紛爭是導致經濟法糾紛的根源。經濟法糾紛一旦出現,一定要及時處理并妥善解決,否則將直接影響經濟法的遵守和實施,也會使“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無法實現資源配置,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優化經濟法糾紛解決機制相當必然。
一般來說,解決糾紛的方法有四種:協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糾紛在前三種方法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采取的比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須明確,經濟法糾紛的主體如果是國家經濟調節的機關或是組織,就不適用仲裁方法來解決經濟法糾紛,這是由于仲裁機構本來就是社會組織,它無權對行使國家經濟調節權的機關或組織行使仲裁權,因此這類經濟法糾紛解決不適用仲裁。
三、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
以干預、管理和調控來實現對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調節是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它的調整對象是經濟主體間的各類經濟法糾紛。這些糾紛包括合法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法糾紛、國家在整頓經濟秩序中產生的經濟法糾紛和國家宏觀調控中引發的各類經濟法糾紛。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糾紛解決機制,首先要對調節的對象進行深入分析,同時還要分析當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兼顧優化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來尋求能夠有效解決經濟糾紛的有效途徑。
(一)民事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提及民事訴訟,實質就是平等主體間的利益糾紛的解決途徑,包括普通民事訴訟和特別民事訴訟。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法糾紛主體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為了公正起見,就需要對現有的普通民事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的制度進行優化革新。一般來說,可采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手段,當然也可以對處于弱勢一方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與此同時,還需要簡化訴訟程序來糾正當事人雙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歐美一些國家甚至還從當事人的經濟負擔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訴訟成本、推行集團訴訟制度、建立小額訴訟制度、實行電子送達、改進公示制度等措施來保證司法解決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行政訴訟是一種高效的糾紛解決方法,這種方法主要適用于當事人是國家行政機關或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它針對的是具體行政行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訴訟和特別行政訴訟。國家調節經濟的權力是由國家或是法律法規賦予特定的行政機關來行使經濟調節權,因此國家經濟調節的主體間、被調節主體間以及調節主體和被調節主體間的糾紛需要行政訴訟來解決,當然也有一些受影響的第一方與國家經濟調節主體間也會有經濟法糾紛,這類糾紛也可適用行政訴訟來解決。
總的來說,普通行政訴訟制度可以擴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學有效的集團行政訴訟制度,在行政訴訟的種類、證據收集與舉證責任、撤訴與調節等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優化工作,這樣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的需要。
主要參考文獻:
[1]孫育瑋.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的借鑒與融合――以紐約和上海為例的相關法文化法社會學思考[J].學習與探索,2009.1.
關鍵詞:區際法律沖突 社會制度 法系
目前,大陸地區關于處理涉港、澳、案件的相關法律規定有兩個。分別是:1986年6月12日印發的《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和1987年10月19日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除了該兩規定外,沒有其他規定。
而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關于涉港、澳案件也是關于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的規定。該規定對經濟糾紛的范圍以及法律適用規定如下:
關于案件的范圍問題之規定
人民法院受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凡具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屬于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
1.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港澳同胞或在香港、澳門地區登記成立的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
2.經濟糾紛爭議的標的物在香港、澳門地區的;
3.經濟關系的發生、變更或者消滅在香港、澳門地區的。
關于法律適用問題之規定
1.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在訴訟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五編關于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辦理。
2.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在實體法方面,如果適用我國法律時,應按照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和涉外經濟合同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外資企業法等涉外的法律、行政法規辦理。我國法律未作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
3.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五條的規定,應適用香港、澳門地區的法律或者外國法律的,可予適用,但以不違反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為限。
4.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遇有我國和香港、澳門地區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我國法律有不同規定時,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從該規定關于案件的范圍問題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尚未對涉澳身份關系等案件的處理,出臺相關的法律解釋。該規定關于法律適用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指涉港、澳經濟案件,可以參照相關的涉外法律來處理。以該規定為背景,暫不討論涉澳身份案件的法律適用,我們必須值得注意的是:該規定是于1987年10月19日印發,而當時,香港,澳門并未回歸。然而,現在情況是香港、澳門已經回歸,目前中國實行的一國兩制,后,內地與涉港、澳糾紛是屬于一國范圍的內的案件,不能簡單的參照涉外案件進行處理,并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也未規定涉港、澳案件參照該法律處理。因此,在目前制定統一的區際實體法條件善不成熟的情況下,中國應盡快該結合內地與港、澳、臺的實際情況,制定統一的區際沖突法。
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得澳門與內地一些法律規范規定不經相同,因此就出現了法律上的沖突,其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制度之影響
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占領澳門,澳門開始被葡萄牙強行租借,這也成為歐州國家在東亞的第一塊領地。而葡萄牙在社會制度上屬于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一制度影響下,對澳門的法律制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以上關于宣告死亡的時間不同的規定以及結婚年齡與規定存在很大的差異。進一步分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澳門,由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由于生產私有制就需要與之相配套的法律規范(上層建筑)來調整其生產關系。而大陸內地,在建國之初實行的是公有制,在改革開放后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制度。從而與之配套并調整在經濟制度的法律規范與澳門的法律規范必然存在不同。一言以概之,兩地之所以存在法律上的不同很大原因是兩地經濟基礎之不同而決定的。
二.法系之影響
在澳門被殖民時期,由于殖民者葡萄牙的法律屬于大陸法系,而中國內地,在建國后,廢除了的六法全書,大部分法律取之于蘇聯,經過自己的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系。而法系是具有不同法律傳統的若干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它是一種超越若干國家和地區的法律現象的總稱。由于澳門屬于大陸法系,而大陸法系是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總稱,大陸法系全面繼承羅馬法,吸收的很多羅馬法的原則制度,實行法典化,法律規范的編排系統化,概括化,明確立法與司法的分工,強調制定法的權威,一般不承認法官造法,法學家在推動法律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而對于中國內地,1949年10月1日建國后,不僅吸收借鑒了大量蘇聯的法律制度,而且,從現代中國法的傳統來看,中國法的傳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關于法的基本思想與社會主義各國尤其是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經驗;②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③中國古代法的傳統。所以,通過對比,內地與澳門分屬不同的法系不難發現,由于二者法律體系建立之根源不同,二者在具體的法律制度上必然存在不同。而當后,由于中國實行的一國兩制。此時,需要注意界定,一國兩制不僅指經濟上的兩種不同制度,而且還賦予了澳門高度的司法獨立權,即澳門對于發生在其領域內的案件享有司法終審權,此時,若一個案件同時涉及中國內陸與澳門地區,由于兩地法律制度之不同,出現區域法律沖突,在案件適用法律作出判決時,就有可能得出相反地結論,從而影響到雙方當事人的權益。
總之,解決沖突最好的方式是統一實體規范的途徑,它可以直接避免和消除發財沖突的發生,但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的到的,許多年以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都在趨同、接軌,何況一國之內的各地區之間呢!因此,待時機成熟時,在我國四法域社會經濟發展得更加接近、相互之間更加理解的基礎之上,根據需要逐漸采用一些相同或類似的實體民商法規范,在一定領域里最終消除區際法律沖突也是有可能的。有些領域,由于與各地區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道德習俗有關,其統一的可能性很小,就不應強求統一,解決這些方面的區際沖突,仍要靠區際沖突法。
企業有了經營風險“預警”
近幾年,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奉賢區著力于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諸多中小企業投資入戶,成為上海市中小企業總部的所在地。
為了增強中小企業依法經營意識,切實幫助企業提高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的能力,讓入戶在奉的中小企業合法權益得到前置性的保護,奉賢法院主動將審判工作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中。他們聯手奉賢區工商聯趕在“世博”前夕,專門成立了“奉賢區中小企業糾紛調解工作室”,派駐兩名辦案經驗豐富的法官,協助指導、調解尚未涉訟但已由工商聯介入的企業經濟糾紛,并組建了法律風險防范機制工作小組,定期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制定工作計劃。并結合審判工作的實際,加強信息溝通,研究分析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相關法律問題。及時向企業發出“預警”。指導他們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及時將經濟糾紛消弭在萌芽中,盡可能避免、減少經濟損失。同時,該院還開通了以商事審判骨干法官姓氏命名的熱線電話――“小江熱線”,為中小企業提供涉法涉訴相關咨詢,破解企業運行法律難題,暢通解決糾紛綠色通道,經營風險預瞽信息,維護了中小企業合法權益。
調處糾紛新招頻頻亮相
奉賢法院致力于社會矛盾的化解和社會管理的創新,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作用,善于整合利用各類社會資源,積極探索、實踐訴與非訴相銜接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調處新招頻頻閃亮登臺,相繼推出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聯合調處中心、勞資糾紛調解中心、訴調對接中心及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站、中小企業經濟糾紛調解室及“小江熱線”,形成了“三中心、二站(室)一線”的糾紛調處立體格局。
上海市首家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聯合調處中心是奉賢法院與區農委、區司法局聯手建立的。該中心的辦公場所設在區農委,還在調處中心設立涉農糾紛的專項受理窗口,三方按其職能采取“一門式”服務,主要調處受理各類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人員的配置與整合由區司法局負責,他們主要是來自村、鎮基層組織善于做調解工作的相關人員;該機制的仲裁人員為農村土地仲裁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依法進入訴訟程序的則有經驗豐富并目善于做調解工作的資深法官擔任主審人,就地進行公開審理,調解不成的則依法判決。該中心通過“人民調解―農業仲裁――法院訴訟”三種糾紛解決方式,快速簡便解決農民們的切身利益,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受到了社會各方的好評。中心成立以來。70%的糾紛在基層得以化解,20%的糾紛通過仲裁途徑解決。僅有10%的糾紛最終進^訴訟程序。
奉賢法院與區人社局、區司法局共建的勞資糾紛聯合調處中心,依托爭議地工會及相關職能部門、企業工會的調解組織,先行開展調解工作。對群體性、有重大影響、疑難復雜的等勞動爭議,則由調處中心直接負責處理,共同化解勞資糾紛。勞資糾紛聯合調處中心成立以來,55%的糾紛在各鎮、開發區基層部門得以化解,25%的糾紛通過仲裁途徑解決,尚有20%的糾紛最終進入訴訟程序,比原先40%糾紛需通過法院裁決下降幅度達100%。老百姓的合法權益不僅得到快速有效維護,而且也降低了維權威本。
奉賢區人民法院在辦案人手少,案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抽調兩名法官和兩名書記員,專門負責訴調對接工作。訴調對接中心的成立,意味著奉賢法院為老百姓打官司又提供了一條更便捷、經濟、高效的解決途徑。雙方當事人只要愿意調解,不用打官司就能解決糾紛。即便案件已立,或已在審理中,當事人只要提出調解,法院隨時可進行調解。
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站,是奉賢法院把人民法庭、人民調解室搬進公安交警支隊,由法官、警官、調解員合署辦公,共同調處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這是奉賢法院在探索多元糾紛調處機制過程中的又一大新招。
保經濟發展讓百姓得益
“三二一”糾紛調處立體格局的構筑,讓奉賢法院司法工作找準了服務大局、服務民生的著力點和落腳點,使化解矛盾的觸角伸至不同行業不同層次,覆蓋于全區各基層,不僅對一方的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而且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有效的維護。
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從而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相應的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據犯罪嫌疑的發現時間,這類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其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上,是繼續保留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還是廢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則是否合理?應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決的沖突問題如何解決?對于這些問題,學術界和實務界是各抒己見,看法相異。下文主要圍繞這幾個問題闡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當今社會生活紛繁復雜,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為主體實施了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為主體,法律事實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為主體對同一標的物分別實施了犯罪行為和民事侵權行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關系,但訴訟標的物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或者侵犯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異性,決定了對同一法律事實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造成了公、檢、法三部門對案件性質的認識存在著分歧,有的認為是刑事案件,有的則認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也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審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問題
1)、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中的有關法律問題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
2)、刑民事判決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是兩種不同的審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獨特的程序,因此兩者判決本來是不應當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長期堅持民事審判中的保障社會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訴訟的構造與刑事訴訟雷同。民事訴訟在這種大環境下失去了她的獨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訴訟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審查、采納證據的做法中。三大訴訟法證明標準的一致性,更是這種做法的外在表現。因此在我國三大訴訟法的判決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在現代訴訟法理的發展中,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與刑事訴訟目的完全分開。民事訴訟的目的是解決糾紛,保護當事人的私權,主要關注的是保障私權。刑事訴訟的目的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主要關注的社會利益。兩者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獨特的訴訟原則和程序,比如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上訴不加刑;民事訴訟中的處分主義、調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現在證明標準上,大多數國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訴訟的“排除合理懷疑”和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據”。這些都為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礎。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之前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1.人民法院作為民事經濟糾紛而受理的案件,經審理不屬于民事經濟糾紛而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根據民訴法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在經濟交往中,當事人往往為了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于一方當事人的犯罪行為很少向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報案,特別是國家利益受損而當事人獲利的案件。由于這類案件僅僅是有犯罪嫌疑卻并未作出有罪判決,因此不應當完全排除民事訴訟。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八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于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筆者認為,簡單地裁定駁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據《規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經濟糾紛的案件后,經審理發現有犯罪嫌疑,就應當屬于刑法的調整范疇,而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條件,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也就是說,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屬于刑法調整而絕對排斥民事救濟。對此,筆者認為,刑法與民法雖然都是保護人權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顯的區別,對公民權利保護的側重點不同,刑事救濟手段并不當然排斥民事救濟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實現的方面應該盡可能發揮民法的作用,對于僅僅有犯罪嫌疑的經濟案件,不能駁回而應該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線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對案件進行偵查前決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經濟案件還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認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則及時將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對案件繼續審理。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經偵查終結,依法需要提起公訴的,將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來確定案件的審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不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則可以將案件分開審理,如果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等待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再對民事部分進行處理。
2.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已經立案受理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對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書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須立即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由于犯罪行為直接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一旦發現當事人的行為可能觸犯了刑律,必須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說明相應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須裁定中止民事訴訟程序,待刑事偵查終結后,根據民事部分與刑事部分的關系對案件進行審理,或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對刑事部分審理終結后,再審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法律事實涉嫌犯罪,應當立即裁定中止執行并通知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并將案件全部材料和線索隨案移送,經偵查終結,沒有犯罪事實的,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將結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繼續執行原生效的判決、裁定。如果確有犯罪事實,依照刑訴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需要提起公訴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人民檢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生效判決、裁定,而不論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是否正確,因為對同一法律事實,刑法上的處理方法與民法上的處理方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對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為贓物處理,民事上則可能作為不當得利等方式處理;對于當事人的損失,在民法上可能通過賠償損失的方法來彌補,在刑法上則通過追繳的方法來實現,然后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決定適用的審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權利和民訴法的處分原則,除非當事人有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即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的,不得撤銷原調解書,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不變,僅就刑事部分單獨審理。
三、為了更好地正確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適用“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筆者認為,審判實踐中應遵循“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時準確地打擊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脫刑罰制裁。目前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為“先刑后民”原則提供了法律依據。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均明確規定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涉嫌經濟犯罪時應及時移送偵查機關處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又進一步加以具體和明確。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詐騙案件為例,在合同相對方選擇民事救濟主張民事權利時,受訴法院應先按民事訴訟程序立案審理,審理中如果發現存在刑事詐騙犯罪嫌疑時,應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訴訟,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如果合同詐騙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審理應視刑事案件追贓退賠情況或者當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贓退賠給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返還財產或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的,則民事訴訟程序應終結(由當事人申請撤訴或裁定駁回);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或者受害人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則應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再行恢復原來的民事訴訟程序,并依法就民事爭議作出判決結案。在合同相對方選擇刑法保護時,則按刑事訴訟程序解決,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保護自己的民事權益;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責令退賠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5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規定,則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受訴法院此時依法應予立案審理。被告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并不影響其承擔民事責任。追繳或退賠只是通過人民法院的公權力對因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被害人所給予的一種法律救濟,如果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被害人有權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途徑獲得法律救濟,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將“先刑后民”原則固定下來,有必要對《若干規定》作相應修改。《若干規定》第十一條:“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建議修改為:“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不構成犯罪的,應恢復民事訴訟程序。”《若干規定》第十二條:“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建議修改為:“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并送達當事人;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的,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2、允許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選擇提起“刑附民”訴訟
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提起“刑附民”訴訟符合刑訴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精神。所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即經濟損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檢察院對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要求賠償的訴訟活動。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復規定:“關于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但應限于附帶賠償物質損失的民事訴訟,不宜擴大附帶其他民事訴訟。”最高法院《若干規定》第八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害人對本《規定》第二條因單位犯罪行為造成經濟損失的,對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一并審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以上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因犯罪而遭受物質(經濟)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合同詐騙中的受害方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減少訟累,及時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減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損失。
3、合同詐騙中的受害人財產損失可通過多種渠道救濟
合同詐騙中受害人的財產損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外,還有其他三種渠道:首先可申請公安、檢察機關直接返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追繳的財物中,屬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應當及時返還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條(二)規定:“對扣押在人民檢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違法所得¨¨¨,需要返還被害人的,直接決定返還被害人。”最高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體的解釋(試行)》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對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被害人鳴確的,扣押、凍結機關應當及時返還。”從以上司法解釋可以看出,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司法機關原則上應當直接返還。其次由法院刑事判決追贓。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
4、明確合同詐騙判決后的涉案財產由法院執行庭(局)執行
筆者認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決追贓或責令退賠,可由刑庭依職權移送本院執行庭(局)執行,追贓后退賠返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可在判決生效后由當事人直接申請強制執行,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予以執行。理由:一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此類案件有理論支撐和法律依據。從性質上看,刑事追贓是一種對犯罪行為所生之債強制予以清償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質上卻屬于民事范疇,因此刑事追贓判決與民事判決的執行并無不同;從目的意義上看,刑事追贓目的意義在于保障被害人財產權利受犯罪行為侵害后司法救濟,與民事判決是相同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一條已明確規定執行機構的職責,是專門負責執行工作,而此類案件的執行又屬于執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執行此類案件有其法律依據。二是由執行庭(局)負責執行符合審執分離司法體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有利于執行資源的優先組合。執行工作是一項專門的工作,執行庭(局)作為人民法院專門的執行機構,有符合執行條件的專業執行人員和豐富的執行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備的。為此建議修改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2條、第19條的規定,增加規定執行刑事追贓判決屬執行庭(局)職責和業務范圍,并明確該類案件由刑庭依職權移送。
注釋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聘用合同在簽訂時當然首先應當符合簽訂一般合同的條件,但其一旦生效則具有單獨的特點。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體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體通常是企業、事業、機關團體等用人單位。另一方主體是一個或數個勞動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體在地位上具有從屬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勞動者即成為聘用單位的一名職工,接受聘用單位的行政管理。勞動者與聘用單位形成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勞動者按協議或國家規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權利。
第三,勞動者主要以工資形式取得報酬。勞動者只要按合同,通過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數量、質量指標或任務,即可以取得報酬。該報酬與勞動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掛鉤。
第四,勞動者在工作中不承擔經營風險。經營風險不直接影響勞動者的基礎工資,而只可能影響獎勵工資。
實踐中,聘用合同與聯營、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們之間的關系,對于準確認定案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聘用合同與聯營合同的區別 聯營是平等的法人之間,法人與個人之間聯合生產經營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其中法人與個人的聯營合同容易與聘用合同混淆。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合同主體、分配方式及風險承擔方面。聯營合同的主體地位是平等的,聯營各方按約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而聘用合同的主體之間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資形式取得報酬,生產及經營風險則由聘用人承擔。緊密型的聯營還將成立新的法人體,聘用則無此特殊要求。例如,個體經營戶王某與某熱水器廠簽訂一份協議。協議言明熱水器廠聘用王某為產品推銷員。王某自費為熱水器廠推銷產品,并按銷售利潤的30%取得報酬。這實質上是一份聯合銷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產品的推銷費用,并承擔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熱水器廠則要對產品的質量負責。聯營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盡管這份協議中有“聘用”字樣,但這并不能證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規定的利潤分配方式及風險承擔方式的條款,可以看出它的聯營合同的實質。
2、聘用合同與合伙合同的區別 個人合伙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并按約獲得的協議。個人聘用個人的合同關系在表面上與個人合伙相比,都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現出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從屬關系,而合伙中每個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風險承擔上,聘用人以工資形式支付被聘用人報酬。聘用人獨自承擔風險,而各合伙人則以共同勞動按約分得報酬,共同承擔風險,且各合伙人之間對外承擔無限清償的連帶責任。法律形式上合伙與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經營必須到工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而聘用則無此要求。
一、提高認識,增強推行仲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仲裁法律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其優勢和地位將會越來越突出。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既是發展仲裁事業的需要,更是解決現代社會民事糾紛,優化經濟發展環境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作為一項解決社會經濟糾紛的法律制度,仲裁制度與經濟發展相伴而生,密不可分。仲裁制度本身具有的特點,適應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主體在需要順利解決糾紛時的要求。仲裁方式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普遍應用,也使得建立健全仲裁制度成為一個地區擴大對外開放、提高經濟國際化程度的客觀要求。因此,仲裁制度能否融入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融入程度如何,直接關系到這個地區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程度、經濟發展活力和經濟國際化的水平。今年以來,市委、市政府以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為總抓手,搶抓擴大內需機遇,努力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困難和挑戰,全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保持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預計到今年年底,我市GDP增長將達到13%,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700多億。同樣,仲裁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實現了受案數、標的額、新增案件及調解(和解)率的“四個新高”。這表明,仲裁作為市場經濟的“劑”,經濟越活躍,其優勢就越彰顯,地位就越突出。尤其是今年,*仲裁受案數與去年相比,呈跳躍性增長。*仲裁近15年的發展史表明,仲裁已成為黨和政府聯系各類市場經濟主體的紐帶和橋梁,成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因此,各級各部門特別是我們新一屆的委員,要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仲裁工作的性質、特點和重要作用,帶頭宣傳仲裁,支持仲裁,從自身做起,從所在行業做起,調動一切有利因素,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抓緊、抓實、抓好仲裁制度推行工作,充分發揮仲裁在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弘揚公平正義,妥善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方面的作用。全體仲裁工作者要更加清醒地認識仲裁機構的職責和定位,緊緊圍繞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妥善處理好依法辦案與服務大局、獨立仲裁與接受監督、維護仲裁權威與執法為民、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們在案件數量與質量、仲裁知名度與影響力上同先進地區之間的差距,切實增強推進*仲裁跨越式發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二、強化措施,扎實做好*仲裁委各項工作
(一)圍繞中心,突出重點。當前,我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態勢,城市品位不斷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正在努力朝著中國西部大都市的目標邁進。面對新的發展形勢,仲裁工作一定要主動靠前,把被動仲裁延伸為上門服務,積極為企業經濟活動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盡可能地防范民事經濟糾紛產生,保障經營活動順利進行。2009年下半年,*仲裁委辦公室提出了在十一家國有投融資公司推行仲裁,通過辦案,主動與審計部門溝通,共商如何發揮審計與仲裁的作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通過與市金融辦、省、市工商聯主動對接,把在金融系統和非公經濟中推行仲裁作為2010年*仲裁進一步發展的突破口,我認為很符合*實際,符合科學發展觀對仲裁的要求。
(二)和諧仲裁,質量第一。現代仲裁理念的核心是公正、和諧,既要分清是非解決矛盾,又要促進當事人彼此融洽;既要快速結案,又要保證案件質量;既要注重法律效果,又要注重社會效果,這就要求我們仲裁工作人員要充分運用仲裁方便、快捷、專業、保密、靈活、親和等特點和優勢,把現代仲裁的公正和諧的理念貫穿于仲裁工作的各個環節;要針對不同市場主體和不同經濟糾紛類型的特點,以案釋法、解惑釋疑,指導各類市場主體正確訂立合同、履行合同并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防患于未然;受理仲裁案件時,既要嚴謹細致、依法受理,又要熱情服務,為當事人提供便利,幫助當事人找到解決糾紛的最佳途徑。在仲裁案件的過程中,不能就案議案、一裁了之。而是不僅要合法合理,還要合情合規。要深入細致地做好雙方當事人的思想工作,提高審理仲裁案件的水平和質量,努力通過和解、調解結案,達到使雙方當事人握手言和的目的,不斷提高仲裁案件的快速結案率、和解調解率和自動履行率。
(三)強力推行,營造氛圍。要主動摸清*地區仲裁需求量和潛在市場,通過不懈的努力,不斷提高全社會的仲裁法律意識,使更多的人懂得通過仲裁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要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網絡等各種媒介,通過講座、知識競賽、法律培訓、街頭宣傳等多種途徑,不斷加大宣傳力度,強力推行仲裁制度,努力營造有利于*仲裁事業發展的良好社會氛圍;要采取有效措施爭取有關職能部門的大力支持,促進*地區合同示范文本修改工作規范進行,努力提高在重點企業、行業協會組織中的合同示范文本規范率和選擇仲裁機構落實率,使收案數和標的額逐年有較大的增長。
三、樹立形象,建設一支高素質*仲裁隊伍
加強仲裁員隊伍建設是發展仲裁事業的關鍵。實踐證明,沒有一支高素質的仲裁員隊伍,就不可能充分發揮仲裁法律制度的優勢,就不可能很好地體現仲裁法律制度的價值,仲裁事業發展就會失去牢固基礎和強大支撐。仲裁員承擔著仲裁案件的審理工作,對內關系著仲裁案件的質量,對外關系著*仲裁的形象。如果仲裁缺失了公正,對社會是相當危險的。因此,德才兼備是對從事仲裁工作的基本要求,素質和責任是做好仲裁工作的生命。責任來自于愛崗敬業,來自于社會對公平正義的企盼。因此,仲裁員一定要嚴格自律,自覺抵制社會上的不良風氣,積極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仲裁委員會要把自律與他律結合起來,加強對仲裁員的有效監督;要按照機構規范化建設的要求,加強制度建設,改進工作作風,促進工作開展;要自覺接受法院和社會的監督,努力打造*仲裁的服務品牌,樹立起仲裁隊伍公正、專業、服務、高效的形象。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 楊偉東:當今,因土地而引發的糾紛,可以說形態各異,種類多樣。從糾紛性質上分析,有單純的發生在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類土地糾紛,也有單純的公民、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類土地糾紛,但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行政與民事類糾紛交織、糾纏在一起的糾紛形態。
從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角度分析,依個人觀察,土地糾紛中涉及行政機關的無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因為行政機關就土地及相關不動產的許可、裁決和登記等行政行為違法而引起的;另一種是行政機關針對土地及其之上的不動產的行政行為本身不違法,我想,這兩類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思路也應有所區別。
第一類糾紛和問題主要體現為行政糾紛,矛盾焦點在于行政機關違法行政,但也交織著現有土地制度的合理性問題。現有土地征用及補償和城市房屋拆遷及補償,就屬于制度建設與違法行政交錯問題,目前《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修訂旨在完善相關制度,試圖從源頭上減少行政機關違法行政或因行政機關的介入而引發矛盾。我認為,解決這類問題相對復雜,除強調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外,需要盡快完善相關制度。
第二類糾紛要相對簡單容易。像福中福案一樣,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本身沒有問題,案件更多不是行政糾紛,而是民事爭議或經濟糾紛。不過,當事人若認為自己受了委屈,當然可以合法方式訴諸法院,或申請行政復議要求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這是當事人的權利。問題的關鍵是,行政機關和法院如何處理。我個人認為,與第一類糾紛相比,這類糾紛的解決遠遠簡單的多。既不存在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違法問題,也不存在制度不合理問題,行政機關或法院只要能在法律框架下解決,糾紛或問題應當較為容易解決。行政機關或法院消除矛盾的方法,就是按照法律辦事。相反,如果行政機關或法院試圖“和稀泥”,基于擔心糾紛和矛盾升級以及錯誤的維穩思路,采取壓制甚至運用行政權力違法解決問題,不僅不利于糾紛和矛盾的解決,反而更容易導致糾紛和矛盾的復雜化和升級。在現實中已有不少教訓,值得警醒!
[關鍵詞] 經濟訴訟 經濟訴訟制度 訴權限制 構想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經濟實體法律法規數量迅速上升,幾乎將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包羅進去,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法程序方面的理論研究和立法實踐卻相對滯后尤其是在經濟法實施過程中的訴訟保障機制方。司法程序是最典型、最重要的法律程序,因為作為法過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司法程序較之一般的手段而言為社會沖突的消除提供了最終和最權威的法律保障,缺乏司法救濟的權利必然形成虛設,因此,程序上的保障是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方面。
一、經濟訴訟程序建構之必要性
為解決我國經濟法可訴性的缺陷,許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有人建議賦予經濟主體的憲法救濟權,有人建議完善行政訴訟程序,也有人建議建立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這些方案對克服現行經濟法規范的缺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我們可借鑒國外成熟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建立適合我國的經濟訴訟制度。對于國家干預經濟引起相關主體不滿,西方法制成熟國家都確立了相應的司法救濟制度。當公務員的行為違反法律授予的權限,聯邦議會可以賦予公務員或非公務員的個人或組織提訟,以維護公共利益,納稅人訴訟則是為了防止公共資金的違法使用而建立的訴訟制度,當納稅人認為政府的資金使用違反法律規定,就可以提起禁止公共資金違法支出的訴訟請求。
二、經濟訴訟程序的構想
構筑經濟訴訟的程序機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涉及制度背后的理念背景和制度的各個具體環節,又要考慮能夠承載這種模式的資源基礎和社會需要,這項工程的設計決不是筆者的能力所能達到的,在此,筆者僅就幾個方面談一些自己粗淺的想法。
1.關于經濟訴訟保護的利益
一切糾紛的實質都無非是權利和利益的爭奪與維護,經濟法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保護重點的法,與民法側重保護私人權益,行政法側重于保證行政權力的程序性以及刑法側重于犯罪與刑罰存在著重大差別。經濟法上的權利和利益更多地體現了對社會整體利益的關懷,它即使表現為私權和私利,其隱藏在私權和私利后面的仍然是莫大的社會公益,由此,經濟法就與公益訴訟結下了不解之緣,甚至有人認為,經濟訴訟就是公益訴訟,公益訴訟顯然不限于經濟訴訟,在國家經濟調節的領域之外,還存在著許多的公益事業還需要公益訴訟來救濟,不僅刑事公訴是典型的公益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以及憲法訴訟也可以引入公益訴訟,經濟訴訟當然也不僅限于經濟公益訴訟,維護私人利益永遠是訴訟最根本的動力。美國的實踐表明:公共規范得到執行的最佳方式是通過私人提起民事案件的形式顯現。大量的經濟法上的權利都最終體現為主體的個體權利,依靠個體提起私益訴訟來維護;經濟法糾紛也表現為利益相關人與國家經濟調節機關或者利益相關人的糾紛,其解決無疑也應當是私益訴訟。
2.關于經濟訴訟的名稱
經濟訴訟的名稱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例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的經濟司法,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對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案件進行審判和檢察的活動,經濟司法包括經濟審判制度和經濟檢察制度兩個方面。又如,經濟審判也叫經濟訴訟,是指當事人發生經濟糾紛后向人民法院應訴,人民法院依照訴訟程序對經濟糾紛案件進行審理的訴訟活動,有人稱之為新型訴訟或者/經濟公益訴訟,也有人稱之為現代型訴訟。其實所謂的新型糾紛未必都是新的,其中的大部分不過是潛在的社會對立與社會矛盾經人們自覺化顯現出來的糾紛而已,是相對于民事、行政、刑事訴訟無法解決的一些問題而已,無論經濟公益訴訟還是公益經濟訴訟都突出了其公益性,其實與經濟法相適應的經濟訴訟,本身就擔負著維護整體經濟利益的重擔,無須強調其公益性,況且,經濟訴訟中還有一部分私益訴訟,若為強調其公益性而忽略了私益的部分,難免會以偏概全,另外, 民法、行政法學者也提出了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這樣會造成經濟訴訟和它們相對稱而不是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及刑事訴訟相對稱的稱謂。因此,筆者認為,還是使用經濟訴訟這個概念較為確切,以便于我們建立一整套與經濟實體法相對應的訴訟體制。
3.關于訴訟主體
每一種訴訟形式都有特定當事人,特定的主體身份往往是區分不同訴訟形式的重要依據。經濟訴訟從性質上說屬于民事訴訟或公益訴訟,其終極目標和任務是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保障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協調統一,因而,只要經濟違法行為妨害了社會經濟秩序或侵害了國家經濟利益,對國家和不特定的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權益構成損害的潛在可能,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應當有權代表國家經濟違法者,這樣,經濟訴訟的原告可以是享有特定經濟案件實施權的行政機關,也可以是受控的經濟組織和個人,還可以是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在特定的情況下國家也可介入經濟訴訟中。經濟訴訟的被告,包括一切對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構成威脅或造成損害的組織和個人。
參考文獻:
你好!
甘肅省武城公司與天啟公司于2012年2月簽訂了一份融資租賃合同,約定由武城公司進口一套石油化工生產設備,租賃給天啟公司使用,天啟公司按年支付租金,同時,由甘肅省農商銀行出具擔保函,為天啟公司提供擔保。合同中約定了以下爭議解決條款:“因履行本合同所發生的一切爭議,均提交蘭州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后因武城公司與天啟公司在履行合同中發生爭議,雙方協商不成。武城公司最終向蘭州仲市裁委員會提出了仲裁申請,請求天啟公司按照租賃合同的約定支付租金及違約金。
問:
1、武城公司申請仲裁的行為是否正確?為什么?
2、武城公司是否可以向法院?為什么?
3、若法院已經受理了武城公司的,而被告均未在答辯期限內對法院管轄提出異議,但在第一次庭審中提出了“因存在仲裁協議故法院無權受理該案”的異議,法院是否有權繼承審理?
4、如果合同當事人在爭議解決條款中既約定了仲裁機構,又約定了訴訟管轄的法院,問該條款是否有效?
讀者:陳曉明
律師解讀:
1、武城公司申請仲裁的行為是正確的。
仲裁協議亦稱公斷,是指協議當事人自愿將當事人之間已經發生或將來有可能發生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書面協議。仲裁是當今國際上廣泛采用的解決經濟糾紛的重要途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下稱《仲裁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仲裁這一解決國際、國內民事經濟糾紛的法律制度。《仲裁法》第二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 第四條規定:“當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糾紛,應當雙方自愿,達成仲裁協議。沒有仲裁協議,一方申請仲裁的,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第六條規定:“仲裁委員會應當由當事人協議選定”。
仲裁協議在仲裁制度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是整個仲裁制度的基石及前提條件,仲裁協議的形式分為獨立的仲裁協議、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和以其他書面形式表示愿意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協議有效的前提一是必須書面形式,二是約定的仲裁機構必須具體明確及唯一的。如約定了“將爭議提交上海仲裁委員會仲裁”則是無效的,因為上海有多家仲裁機構,這樣的表述不符合法律的具體規定。
同時,我國《擔保法》第十八條規定: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約定保證人與債務人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為連帶責任保證。連帶責任保證的債務人在主合同規定的債務履行期屆滿沒有履行債務的,債權人可以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也可以要求保證人在其保證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擔保法》第十九條規定:當事人對保證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
因此,本案中合同當事人之間約定的仲裁協議是合法有效的。同時,農商銀行在擔保中并未約定承擔的是一般責任還是連帶責任,故依法應當按照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所以,武城公司可以將農商銀行與天啟公司共同列為被申請人。
2、武城公司不能向人民法院。
《仲裁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協議無效的除外。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已經自愿達成了合法有效的仲裁協議,因此,雙方只能將爭議提交約定的仲裁委員會,而不能將爭議訴至法院,法院也不應當受理。
3、人民法院有權繼承審理該案。
因為,本案爭議各方雖然在合同中約定了仲裁協議,理應將爭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但是,原告武城公司在時并未告知人民法院已有仲裁協議的事實,法院已經依法受理了該案,同時,被告均未答辯期限內以“當事人之間已經簽訂了仲裁協議為由對法院的管轄提出異議”,該情形視作當事人以自己的行動放棄了仲裁協議二自愿接受法院的訴訟管轄,因此,該人民法院有權繼續審理。
4、在我國合同爭議解決條款中既約定了仲裁條款,同時又約定了訴訟條款,該約定屬于無效的,因為,它違反了我國《仲裁法》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