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邏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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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關鍵詞：管理的中國經驗；管理的中國哲學；比較；比較管理哲學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3-0261-02

一、情境、環境與經驗

CHILD[1]的《中國管理情境、比較觀點與研究方法論》是較早對情境進行分類的文獻，CHILD認為，管理情境包括物質體系、理念體系和制度產出三個方面。藍海林[2]認為，情境不僅包括物質體系與理念體系自身，還包括它們之間的交互影響；情境不僅包括了通常稱之為“環境”的客觀因素，還包括主客觀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新因素。徐淑英[3]強調，情境不只是外部環境，它還存在于個體內部。例如個體理解周圍世界的總體傾向、判斷和決策的邏輯、思維過程和個人特點等。

本文認為，個體對于外部環境的認知及其相互作用實際上就是管理者的管理經驗。THOMPSON和ROSCH[4]在《具身認知：認知科學的人類經驗》一書中對經驗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我們的認知既體現既是一種生理結構也是一種活生生的經驗結構，簡言之，既作為外在的，也作為內在的；既作為生理學的，也作為現象學的，這種雙重性不是對立的……相反，我們不斷地在兩者之間穿梭往復：它既包含活生生的、經驗的結構，也包含認知機制的環境或語境。

二、管理的中國哲學、文化深層結構與管理的中國經驗

賈良定等[5]認為儒家學說是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哲學，典型的如關系、五倫、人情等學說，并認為以上概念可作為中國管理與組織情境化研究的中介或調節變量。實際上，不只是儒家學說對管理經驗有著深遠影響，包括儒家學說在內的中國哲學都對當代中國的管理有著深遠影響，例如關于“易”、“陰陽”和“道”的思想。中國哲學構成了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基石，它通過文化直接影響管理者的世界觀、方法論[6]，形成管理的中國經驗。

“文化深層結構說”最初由美籍華人學者孫隆基[7]提出，“深層結構”是指一個文化基本穩定的層次，它相對于“表層結構”而言：在表面層次上，文化經常會有變動，而且變動往往是常態，但文化的“深層次結構”往往是相對穩定的。學術研究中將深層結構與一般環境區別開來，其理論框架的說服力可能更強，影響力可能更為持久，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基石則是中國哲學。

在文化深層結構的影響下，中國管理者可能在管理世界觀與方法論這一根本層次上與西方管理者有著明顯的差別，而管理研究的任務就是解釋中國管理哲學如何影響管理經驗的過程，即管理的中國經驗背后的邏輯機制。根據WHETTEN[8]對于兩種情境化的劃分，上述研究屬于“情境理論化”研究――即針對中國獨特的“情境與經驗”進行理論解釋，它區別于僅僅對西方理論進行調整與修正的“理論情境化”。

三、獨特性、普適性與全球價值――比較視角下“管理的中國理論”與“管理的中國經驗”

當前華人學術界要求建立所謂“管理的中國理論”的呼聲甚高。BARNEY等[9]認為，管理的中國理論專注于給出只適用于中國情境下的管理處方和社會處方，他們不大會介意其成果在中國情境以外是否具有通用性，而更關注能否以獨特的中國套路來解釋中國現象。在本文看來，這種將“獨特性”與“普適性”完全割裂的觀點十分有害：沒有一種理論是完全獨特的，企圖建立完全獨特的“管理的中國理論”是不可能的。任何理論都同時具有普適性與獨特性，理論的價值就體現在“它是獨特的――因而有價值；它是普適的――因而能被人們所理解”。

主流管理學一直強調管理學的“科學普適性”，因而排斥獨特性，他們認為，西方主流管理理論能夠解釋一切管理現象，但BARNEY等所提出的“管理的中國理論”則將理論的普適性進行了完全逆轉。在本文看來這兩種方式都存在問題：只有通過“比較”的方法，既承認其獨特性，又承認其普適性，才能更好地解釋“管理的中國經驗”，發展本土管理理論。

與管理學同處于同一門類下的很多社會科學，例如教育學、法學、經濟學等，都存在一個發展得較好的“比較教育學”、“比較法學”、“比較經濟學”的分支領域。管理學雖有學者提出“比較管理學”的概念[10]，但該領域極為邊緣化，其中的問題就在于管理學術界沒有認識到“普適性”與“獨特性”往往同時存在，理論的價值正在它既“普適”又“獨特”。

實際上，管理的中國經驗也同時具有“獨特”與“普適”二重性。對于“經驗”，人類學中早就成為定論：“經驗”中的“文化的普同性”與“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存在。但該命題在管理領域中卻長期得不到理解，并不時引起爭論。例如，對于“關系”的看法，有學者認為，關系這一概念除了在中國，在其他各國也普遍存在，因此“關系”不是一個本土元素。在本文看來，由于獨特性與普適性的辯證關系，“關系”是不是“中國獨有”本身就是偽命題，正如爭論某一個理論究竟是“管理的中國理論”還是“中國的管理理論”沒有意義一樣，真正重要的是對各國的“關系”進行認真的“比較研究”：我們需要的是能夠解釋“管理的中國經驗”的好理論，而不是簡單地追求一個獨特的理論。

四、比較管理哲學作為本土管理研究、比較管理研究與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共同基礎

比較管理有三種經典范式，其中只有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將比較的層次深入到管理哲學的范疇。結合本文前述對情境、環境與經驗等概念的分析，本文贊同將比較管理分析的層次推進到管理哲學的深度，即從“管理的中國哲學”視角來解釋“管理的中國經驗”。

與本文“基于中國管理哲學的情境理論化”類似，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將不同文化條件下組織行為的差異歸結為管理哲學的差異，因此很自然的，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學的差異就成為本土管理理論建構中的重要問題。不僅如此，根據上文所述之“獨特性”和“普適性”的辯證關系，差異固然重要，相同之處也非常重要。簡言之，就是仍然要使用“比較”的方法厘清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學的異同，上述研究可以稱之為“比較管理哲學”研究。

比較管理哲學能為本土管理理論提供一種普適邏輯，否則，“本土管理理論”就只能局限于“本土”。例如，“家長式領導”雖作為一種成功的本土理論，但至今還未擺脫學術界對其“威權與仁慈同時存在”的質疑，在本文看來其原因就在于“家長式領導”未就“威權與仁慈為何同時存在”做出一個比較管理哲學的解釋，因此，雖然存在大量經驗證據，家長式領導的這兩個維度仍不能得到西方學術界的全面理解和贊同。

比較管理哲學當然也是比較管理研究的基礎，如前所述，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將不同文化條件下組織行為的差異歸結為管理哲學的差異。因此，為了解釋差異的根源，找到差異背后的普適邏輯，自然要進行比較管理哲學的研究。比較管理哲學還是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礎，跨文化管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找到了不少區分中西方文化的維度，例如：集體主義/個體主義、長期導向/短期導向等，但上述維度的劃分由于缺少比較管理哲學的支持，也受到不少質疑。總之，只有從比較管理哲學的視角找到中西方差異的根源，才能筑牢本土管理、比較管理或跨文化管理的基石。

參考文獻：

[1] CHILD J. Context，Comparison，and Methodology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9，

（1）：57-73.

[2] 藍海林，宋鐵波，曾萍.理論情境化：基于中國企業戰略管理實踐的探討[J].管理學報，2012，（1）：12-16.

[3] 徐淑英，賈良定.管理與組織的情境化研究[M]//陳曉萍，徐淑英，樊景立.組織與管理的實證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 VARELA F J，THOMPSON E，ROSCH E. 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1.

[5] 鄭雅琴，賈良定，尤樹洋，等.中國管理與組織的情境化研究――基于10篇中國情境化研究論文的分析[J].管理學報，2013，（11）.

[6] 呂力.企業經營管理哲學：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圖式理性[J].經濟研究導刊，2012，（3）：33-34.

[7]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8] WHETTEN D A.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9，（1）：29-55.

第2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中圖分類號：G6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0457-6241（2015）21-0030-04

中國書法藝術講究氣韻貫通，歷史教學同樣如此，好的教學設計必須做到邏輯貫通。趙亞夫教授提出歷史教學中存在著四個邏輯：即教科書的知識邏輯、教師的教學邏輯、學生的學習邏輯、歷史自身的發展演變邏輯。筆者以為，在教學中處理好這四個邏輯之間的關系是我們明確教學目標，提升教學立意，實現深度探究的必需，也是實現智慧教學的必經路徑。

教學中，我們會發現有些課知識內容之間的有機聯系不強，這往往是因為教科書邏輯與教學邏輯發生了沖突。這時，就需要我們理解“用教材而非教教材”的真諦，對教科書的知識邏輯進行調整、整合，理順教學邏輯。

如人教版《昌盛的秦漢文化（二）》這一課。按照課本內容的順序，首先介紹的是佛教、道教，然后是司馬遷與《史記》，最后是秦兵馬俑。教材是按三個文化類型敘述的，雖然很清楚，但照這個順序講的話，由于各環節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很難設計。

對于本課，2011版課程標準要求學生“了解中國古代紀年的主要方法，學習識讀歷史年表的基本技能”。因此，不妨以此為抓手，按時序對本課內容作如下調整：先展示秦始皇陵兵馬俑的圖片，使學生對其龐大規模和藝術成就有直觀的了解，然后這樣設計過渡：

兵馬俑只不過是秦始皇陵的一小部分陪葬而已。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從全國各地征來70多萬人，鑿地挖墓穴，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把棺材放進去，灌注銅水，填塞縫隙。又修造宮觀，設置百官位次，把珍奇器物、珍寶怪石等搬了進去，放得滿滿的。命令工匠制造由機關操縱的弓箭，如有人挖墓，一走近就能射死他。用水銀做成百川江河大海的樣子，頂壁裝飾有天文圖像，下面置有地理圖形。用娃娃魚的油脂做成火炬，很久都不會熄滅。秦二世命令秦始皇妃嬪中沒有子女的全部殉葬。為了防止工匠泄露秘密，隆重的喪禮完畢后，把他們全部封閉在里邊，一個都不放出來。墓上栽種草木，從外邊看上去好像一座極大的山。同學們，老師怎么會知道的這樣詳細呢？因為這些都記載在我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寫的《史記》里。

在講完司馬遷和《史記》后，設計了這樣一道選擇題：

以下歷史事件中，在《史記》中不可能讀到的有：

①黃帝大戰蚩尤

②張陵創立道教

③漢明帝派人去西域求佛

④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學生掌握了《史記》記述的是黃帝到漢武帝時期的史事，就不難用排除法選出正確答案B。

然后過渡：

漢明帝、張陵都是東漢時期的人物，離漢武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幾百年，他們的事跡當然不可能在《史記》中看到。但要談到中國的宗教文化，這兩個人物都是必須提及的。

由此引入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

課文學完后，可以設計這樣一張表格：

學生完成這張表格后，其實也就掌握了制作歷史年表的基本技能，同時也理清了時序。學生也意識到原來老師是按時間順序調整了課文內容。

同樣的道理，必修一第7課《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確立》課文的講述順序是光榮革命、議會權力的確立、責任內閣的形成。教學設計可按照時序調整為：

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建立

開始確立：17世紀，光榮革命與《權利法案》

初步發展：18世紀，責任制內閣的形成

進一步發展：19世紀，1832年改革與代議制的完善

教材的邏輯主要是從君主立憲制確立的前提、議會權力的確立與議會結構的調整、行政權力的發展完善三個方面論述，著眼點是立法、行政等的制度演化（英國的司法權基本屬于上院，比較復雜，教材沒有涉及），這樣講固然不錯，但這其實是英國政治制度的小專題史，時序性不突出，也難以講通英國的政治制度為什么會有這些變化。比如，如果講完《權利法案》就講1832年改革，中間就會有近150年的斷層，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時代，過渡會很突兀。講完1832年改革，又回到18世紀的責任制內閣制，老師是清楚的，學生卻很容易把時序弄錯，甚至以為是改革后才形成了責任制內閣制。如果按時序調整為17、18、19三個世紀，分別論述其歷史背景，然后過渡到制度變遷，會比較好理解。一線教師都知道，學生的時序清楚了，再講專題才會清楚，否則很容易出現混亂。這樣調整的目的就是理順教學邏輯，順應學情。教材的邏輯其實更適合放到復習時再講。

教科書的邏輯并不等于教學邏輯，如將兩者等同必然是照本宣科。在研究教材的基礎上合理地設計教學邏輯的水平往往就是教師的專業水平。時序是歷史學科最為突出的學科特點，以時序為抓手，宏觀設計是打通教科書與教學邏輯的一個有效手段。

在蘇州市高中歷史課改展示活動中，沈為慧老師上了一節試驗課――《第二次工業革命》，該課以人教版歷史必修二的一幅漫畫“被壟斷組織操控的美國參議院”切入，提出了以下四個問題：

（1）漫畫中有無人物？如果有，他（們）是什么人？

（2）漫畫中有無象征性符號？如果有，其含義是什么？

（3）漫畫涉及什么事（件）？畫中人物充當了什么角色？

（4）漫畫作者的觀點是什么？其觀點是如何表現出來的？

沈老師循循善誘，師生一起解讀漫畫：參議院的議員們形象渺小，地位低下，神情緊張地仰視著后面大腹便便、雙眼圓睜、面露猙獰和輕蔑的壟斷資本家，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大肚子上的美元符號象征著他們的身份，$符號下都寫著大名鼎鼎的壟斷集團名稱。大肚漢們進入的大門門楣上有一行字：“這是一個為壟斷者所有，并為壟斷者服務的參議院。”另一端大門緊閉，門楣上寫著“人民入口”（注：原圖為英文）。至此，得出結論：漫畫的觀點是，美國參議院是被壟斷組織操控的。這也是我們大家平常理解的觀點。至此，大家已經對沈老師非常佩服了，因為平時幾乎不會有人對這幅漫畫解讀得如此細致入微。但是，沈老師又提出的一個問題：“那么，他們是如何操控的呢？”卻是峰回路轉，出人意料。

接下來沈老師介紹了這幅漫畫的背景：這是約瑟夫?克普勒作于1890年的漫畫，原題是“參議院的老板們”，畫中的參議員們討論的話題是《反托拉斯法》，令人大跌眼鏡的歷史事實是：擠入參議院的大壟斷資本家們并沒有能管住參議員們，這一法案竟然得以通過了！其中第一條就明確規定：

凡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成立合同、聯合或陰謀限制州際貿易或對外貿易者，均屬非法。

接下來，沈老師以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為案例，從成功的營銷、技術革新、市場開拓等方面分析了洛克菲勒的成功之道。

隨后，沈老師展示了一段材料：

壟斷的形成是自由競爭的結果。它在聚攏大量經濟資源的同時，也造成了尖銳的社會問題。它損害了工人利益和社會公平，也阻礙了中小企業的自由發展。一大批中小企業由于無法在壟斷企業的陰影下生存，紛紛破產倒閉，城市貧困人口大量增加。

――《大國崛起?美國》

在以上探究的基礎上，將思考拉回漫畫，向縱深延伸。

思考：如何看待漫畫作者對壟斷者的評價？

在組織討論的基礎上，沈老師精煉地歸納了三點：

（1）集團化經營是趨勢，但不能沒有競爭；

（2）企業可以做大做強，但不能操縱政府；

（3）企業權限可以擴大，但不能缺失監管。

就這幅漫畫的設置而言，教科書是以其說明壟斷集團對美國政治的操縱，這個邏輯本身并不錯。但歷史有其自身的邏輯，如果僅僅看到這一個方面，會形成對歷史理解的簡單化、片面化。沈老師的教學設計很自然地從教科書邏輯過渡到了歷史自身發展的邏輯，由此將對壟斷的認識引向深入，既肯定了壟斷組織的出現和做大做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指出了限制、監管壟斷集團，鼓勵良性競爭，防止壟斷集團操縱政府的必要性。今天，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迅速，但一些壟斷性行業實力也不斷壯大，如何使其有利于國計民生，防止其弊害其實是非常現實的問題。這個討論雖未明確引申到我國，但聽課者普遍認為三點結論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史鑒意義盡在不言中，更高的教學立意就凸顯出來了。這種高超的教學設計令人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新奇感，使教科書邏輯與歷史發展邏輯兩相契合，彰顯了歷史探究的魅力，是值得我們追求的教學藝術境界。

在《明朝君權的加強》一課的教學中，學生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建文帝的削藩政策為什么不仿效漢武帝的推恩令，卻要強力削藩，激起朱棣反叛，最后害得自己在靖難之役中葬身火海？這個疑問打亂了授課老師的教學預設，老師被難住了，只好說下課再討論。

現代認知心理學認為：學生是帶著認識世界的前概念到課堂里學習的，學習是在已有經驗和概念的基礎上不斷增加新經驗、新概念的過程。這些已有經驗和概念就是前知識。而這些已有知識極大地影響著他們對環境內容以及環境組織和解釋方式的理解。反過來，這也影響著他們記憶、推理、解決問題、獲取新知識的能力。

這里出現的問題是，學生的學習邏輯與教學邏輯之間出現了沖突。更深層次地看，是教學邏輯、學生的學習邏輯與歷史自身發展的邏輯出現了沖突。沖突源于前知識。其實，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前知識，學生、老師都是不具備的，因為它實質上是這樣一個復雜問題：明初的分封制與漢代的郡國并行制區別何在？其實還暗含著一個問題：明初分封制的淵源。

最早對明初分封制度的淵源進行了研究。他接受了清代趙翼“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的觀點，認為朱元璋仿西漢初年郡國分封制，封建子弟于東北邊防之地，加強邊防。與的觀點不同，周良霄敏銳地覺察到明初分封制度與元制存在聯系：“朱元璋的分封諸子為王，就是元代分封制度的繼續。”

元代的分封制度也被稱為宗王出鎮。這是忽必烈建元以后將蒙古分封制與中原傳統制度相結合而推出的帶有蒙古貴族色彩的中央集權軍事制度。是忽必烈平定內部反叛勢力，鎮壓人民反抗，安定政局，實現中央集權的重要手段。

在《行省制度研究》一書中，李治安教授指出：宗王的鎮戍區為朝廷所有，鎮戍區地方行政及部分治安由行省、路、府、州、縣、宣慰司等官僚機構具體治理，宗王封藩不治藩，重在軍事鎮戍和軍政監督，與官僚制相補充。元人所謂“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正是宗王與行省分權而治的概括，這樣就防止了地方割據。另一方面，宗王出鎮有效地穩定了邊疆地區，為嶺北、遼陽等行省的設置提供了條件，有利于中央集權。

明初，朱元璋分封諸王時申諭諸王“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賜土”，這與元代宗王出鎮的原則是一致的。明初分封制度與元代分封制度的核心都是賦予諸王地方軍事指揮權，繼承關系明顯。

但是，元代實行近百年的宗王出鎮制度并未造成割據分裂局面，明代則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就出現了“靖難之役”。這是什么原因呢？

明初，鑒于元代行省權力過大，威脅中央集權之弊，朱元璋弱化行省權力，權分三司，同時又行分封之制。但這樣就無法建立起元代宗王與行省之間的那種相互補充、相互監督、相互牽制，分權而治的格局。北邊的藩王尤其是燕王朱棣逐漸掌握了強大的軍政實力，形成對中央的威脅。雖有人提醒朱元璋要以漢七國之亂、晉八王之亂的歷史教訓為戒，防止“尾大不掉”的悲劇重演，但朱元璋卻并未予以重視。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在《祖訓錄》《皇明祖訓》中都明確賦予諸王“清君側”的權力：“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這就給朱棣以清君側、發動戰爭提供了借口。

朱元璋討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建立政權后，大力恢復華夏衣冠服飾，更定制度，對元制則嚴厲批評。在分封問題上，鑒于無法直認繼承元制，于是就將漢制作為附會的對象，以加強正統性與合法性。明初的分封制是西漢初年郡國并行制的附會，其實質完全不同。由于諸王并未分到土地，所以建文帝是不可能實行類似推恩令的方法讓藩王繼續分封諸子的。因此建文帝最初的措施是以太祖遺詔的名義下令，親王除了自己的護衛外，不得節制文武將吏，其后才削奪藩王。其措施與漢代截然不同，是時勢完全不同的緣故。

學生的前知識對于新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前知識水平，不斷為學生提供自主建構知識的機會，使學生在學習中對學習內容能夠清醒地自我判斷出“已經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以及在完成了階段學習以后，能明白“已經學到了什么”。

第3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和計算機網絡的廣泛普及，正深刻地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除了傳統的面對面、電話交談、書信往來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還涵蓋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QQ、電子郵件、微信、微博、IP電話等。鑒于網絡交往不同于傳統交往的特點，秉承教育也是一種交往的理念，不少教育工作者正在思考和探索網絡環境下的家校溝通、師生互動和生生交流的小學班級管理方法。

以問題為導向，有的放矢，是利用網絡環境開展教育工作的準繩。目前，在一些小學，特別是一些城鄉結合部小學，由于以下方面的因素，導致家校之間、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溝通交流匱乏。

（1）家長方面的因素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經濟壓力大，不少家長忙農活、忙工作、忙生意，精疲力竭的家長們，可能只有較少的時間和精力來管教孩子，這造成部分孩子的接送和家校之間的互動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勞，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可能則由保姆代勞。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由于體力、年齡、隔代親情等因素，對孩子的關懷主要集中在營養、健康和出行安全等方面，和孩子關于校園生活的交流少，和老師關于孩子學習和在校表現的溝通少。而保姆通常只負責照管孩子的日常起居和人身安全，鮮有時間、精力和孩子進行教育、思想交流。

長此以往，隨著學生的成長，部分學生可能會與父母、師長疏遠，并表現出以下特點：對他人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羞于交往，怯于交往；對別人抱有戒備心態的同時，又渴望別人理解自己、接納自己。

（2）教師方面的因素

日常教學中，師生面對面溝通的方式可能欠佳，存在單向性和簡單化的問題。部分教師在溝通過程中，談話簡單迅速，僅著眼于向學生傳遞自身所要表達的信息、情感和思想，強調說服學生并讓學生服從自己，不合理的重視學生的反應和態度，不積極的聆聽學生的傾訴。即使給予學生肯定，也多泛泛而談。長此以往，學生在與老師面對面溝通時，會產生緊張、畏懼、猶豫、不主動、不積極的心態，導致師生溝通困難。另外，與學生面對面開展交流的方式，因學生的個性差異（比如性格內向等），不一定適合每位學生。

通過網絡通訊傳遞信息，克服了時間、空間上的限制，為家校之間、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新的途徑。下面，列舉兩種常用的利用網絡通訊促進小學班級管理的方法。

（1）建立QQ群開展互動

建立兩個QQ群，一個是學生群，另一個是家長群。

建立學生群的目的有三個。一是及時和學生進行在線交流談心，瀏覽他們的網上留言，關注學生的所思所想，從而掌握學生的近期動態；二是方便學生之間討論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和煩惱，分享相互的知識、資源、歡樂和喜悅；三是利用照片墻、公告等功能，班級活動的照片、課前和課后思維拓展題，便于營造溫馨的班級文化、增強學生的集體意識，幫助學生課前預習和課后復習。建立該群，能縮小師生之間的代溝，拉近生生之間的心靈距離，讓學生心態比較放松、約束感減輕，有助于班級工作的順利開展和班級凝聚力的增強。

建立家長群的目的有三個。一是積極反饋孩子在校的表現；二是利用群聊功能定期召開“網絡家長會”，方便那些異地工作或事務繁忙的家長深入了解孩子的情況；三是和家長交流孩子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識和理念。建立該群，能加強家校的聯系，增進相互之間的了解，有效地整合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兩者的力量。

在利用QQ群開展互動時，應注意交流的定時性并控制每次群聊的時間，要防止孩子們對此過于癡迷。

（2）通過電子郵件開展互動

通過電子郵件開展互動，主要適用于QQ群不便進行溝通的情況。因管理的需要，QQ群通常需要實名認證。一些學生，特別是性格較為內向的學生，鑒于實名制，可能還不能克服和老師交流時的緊張情緒，還無法完整的表述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為此，可公布老師的電子郵箱，鼓勵學生采用匿名的形式給老師寫信，大膽的說出平時想說但又不敢說的話。

第4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一）計算機網絡教學應用不夠廣泛

目前高等院校對于網絡教學的應用還不夠廣泛，一些管理觀念較為陳舊，將計算機網絡教學視為成人學校教學的教學模式，忽視了計算機網絡教學這個教學平臺的重要性，沒有對計算機網絡教學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認識。計算機網絡教學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流程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教學內容也沒有特別強的針對性，教師缺乏相關理念和相關的獎懲制度支持，這些都是導致計算機網絡教學應用不夠廣泛的原因。

（二）教師對于計算機網絡教學的理念還不完全認同

在高校教育中，有一些教師的教學觀念還不夠現代化，對課堂教學極其重視，而忽視了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出現的計算機網絡教學，而學校的計算機網絡教學管理工作也很少觸及到老師能否對計算機網絡教學的方式實現利用程度的最大化。教師只有在劇本誒了一定專業的基本素養之后才能正確地使用計算機網絡教學完成自己的教學目標，以恰當的信息處理方式完成對學生的計算機教學課程。

（三）計算機網絡教學方面的管理系統還不夠完善

管理系統一方面是硬件的管理系統，計算機網絡教學要采用大量的線上互動來進行教學，因為系統本身的原因導致學生和老師之間的反饋狀況并不理想，浪費了教學過程中寶貴的時間。另一方面就是學校所管理的軟件上的計算機網絡教學管理系統，計算機網絡教學在很多學校都是試點，這就導致很多對計算機網絡教學有想法的老師不能參加工作，而一些教育觀念較為陳舊的老師卻不得不參加這項工作，雖然從長期來看教師的態度必須轉變，但是短期效益還是需要合理的管理和調配才能實現的。

二、計算機網絡教學管理的優化策略

（一）加大對于計算機網絡教學的普及程度

計算機網絡教學的普及需要從細節做起，如逐漸地將一些學習任務在計算機網絡上布置使得學生能夠更好地實現與網絡的接觸和互動。一些老師不便進行課堂教育的時機如課外實習、假期等也可以采用網絡教學鞏固學生的知識。根據所學專業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學科教學規劃，計算機網絡的海量資源為這一點提供了大量的資源支持，

（二）加快轉變教師的教學觀念，提高教學技術水平

學校在進行計算機網絡教學管理工作時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對教師的教學觀念進行一定的引導和改變，教師要對現代的網絡技術持包容和利用的態度，實現教學目標和技術的完美融合，啟用新的教學方法對學生進行更高效率的教學，計算機網絡教學的出現使得各種各樣的教學方法實驗成為可能。要做到這一點，還要對教師進行信息技術培訓，教師對于多媒體和網絡技術應該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通過不斷的學習來增強自身計算機網絡教學的技術水平。學校在管理工作中要突出這一點，就要設立合理的制度鼓勵教師進行計算機網絡教學的大膽嘗試。

（三）計算機網絡教學管理系統的優化

第5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關鍵詞: 反壟斷/并購審查/經濟理性 

中國《反壟斷法》從2008年8月1日實施至今，主要的適用案例集中于并購審查。依據并購審查的唯一有權機關—商務部公布的數字，截至2010年8月12日，已經有129起并購案按照《反壟斷法》進行了事前申報并審結。其中，僅有1起禁止，5起有條件同意，其他都是無條件同意。短短兩年，在積累執法經驗的同時，并購審查的立法體系也在不斷完善中，一系列部門規章、細則出臺，還有一些指南性意見和規定也在緊鑼密鼓的起草中。在中國并購反壟斷審查的立法與執法體系形成的最初這個階段，斷言其傾向似乎為時過早，但許多原則與細節仍然需要及時檢討，以促使其進步與更快成熟。

一、反壟斷法應體現的經濟理性與法學邏輯

反壟斷法有別于傳統法律部門，有自身的一套邏輯與法理。傳統法律部門，如民法、刑法等，貫穿其中的是正義、公平、責任、補償等基本理念，這些基本理念來自于對公序良俗、普適道德的認同。而反壟斷法的前提實際上是經濟學的一種假定：有效競爭能比壟斷更有利于資源的分配和福利的整體提高。歷史上第一部現代反壟斷法—美國《謝爾曼法》的誕生，雖然也帶有對強權的反感情緒，在其一百多年的演變過程中，卻逐漸被經濟理性滲透。

也正是因為其源于經典經濟學的理論，而經濟學學說又新見層出，難有定論，故反壟斷法的正當性和適用的界限也素有爭論。仍然有很多人，包括大企業主、經濟學家質疑反壟斷的基礎，認為物競天擇是自然法則，逆向而行的反壟斷法才真正會扼殺企業創新和爭取上游的動力。仍然有很多國家至今沒有反壟斷法，或者為是否制定、如何制定反壟斷法爭執不下。仍然有很多反壟斷案例，在處理的當時和處理之后都有許多分歧。如何解釋反壟斷法、如何把握反壟斷的強度，各有說法，相互無法說服。

舉例來說，侵權責任法的法理就比反壟斷法簡單易懂。即使是普通民眾，也能很快接受“侵權人應當賠償被侵權人”這樣的法則；而“具有壟斷地位的企業濫用壟斷地位的行為應當受到禁止”，就是相對晦澀的言語。什么是“壟斷地位”，什么是“濫用”，如何“禁止”，都需要更專業的知識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通曉法律的專業人士，也必須在學習壟斷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后，才能理解反壟斷法的法理。正是因為這樣的專業性，社會，包括許多公眾媒體，才會有“誰壟斷就反誰”這樣普遍的對反壟斷法的誤讀。[1]

以并購審查而言，壟斷經濟學認為，并購，特別是發生在同一市場的競爭者之間的橫向并購，可能直接引起市場集中度的提高，事實上，許多大公司通過并購，可以非常簡單地削除競爭者，成為超級壟斷者。美國《謝爾曼法》當年制訂的初衷，就是要破除在石油、鐵路、鋼鐵等行業已經廣泛形成的巨型托拉斯。基于這樣的考慮，反壟斷法設計了并購審查制度，要求所有達到一定規模以上[2]的并購必須向政府競爭管理部門進行申報并接受審查，在確認沒有損害競爭的危險后才能繼續此項并購。[3]

壟斷經濟學同時也認為，并購是商業社會廣泛存在的一項活動，并購在提高集中度的同時也可能帶來規模效應等多種有效率的結果，如果過多過頻地禁止或干預并購，也會增加商業活動的成本；另外，賦予政府干預并購的力量，也同時存在政府失靈、濫訴或尋租等負面效應。基于這樣的考慮，反壟斷法對并購案適用“合理規則”，即，除非證明某項并購確實存在實質損害競爭的危險，才能加以禁止。當然，這個舉證責任在政府。同時，大多數國家的反壟斷法也允許一些抗辯理由，如“失敗企業抗辯（failure enterprises defense）”和“效率抗辯（ef-ficiency defense）”。這種抗辯理由和使用的“效率”等概念實際上都是從經濟學引入的。

盡管大多數國家選擇強制的事前申報，但通過(approval)的概率仍然是很高的，比如歐共體宣稱高于90%，而中國目前的記錄更是高于95%。這就意味著，大約有90％左右的并購案件不得不依法進行申報，承擔申報的各種成本，承擔時間拖延的風險，但它們實際上并不會對競爭造成法律所禁止的損害。于是，并購審查的效率也一直存在著爭論。這項防患于未然的制度，可能會給絕大多數的交易造成額外的成本。

所以，并

購審查制度從某種意義上，是法律為了尋求公平和正義而犧牲了效率的一項人為設計。為了查處百分之幾的犯法，可能將一干眾人全納入監控，在很大程度上擾亂了商業計劃。按照芝加哥學派的觀點，這種監控必須是謹慎的和克制的，因為它從本質上是有違效率的。另外，這樣的監控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沒有強制的事前申報，在事后發現此項交易有損競爭，再勒令已合并的公司解體或分離，可能導致的成本就更為巨大。

于是，并購審查的門檻標準就非常重要，高了，有可能放過一些有問題的交易，低了，又可能將太多的交易納入審查。但是，經濟學理論也無法給出計量的定論，到底怎樣的標準才是合適的、有效率的。大多數國家都依據本國經濟的實際情況，設定了一定的標準，有的高，有的低，依據也差別很大。一般來說，主要的依據是營業額和利潤，但因為實踐復雜，計算方法也有很大不同。這些標準的設立及各種情形下適用的計算方法的設定，則可能更多地只是基于立法角度出發的經驗。[4]

綜上，反壟斷的并購審查制度中貫穿了經濟學的理性和法學的邏輯。即使是反壟斷法中經常用到的“集中”、“損害”、“競爭”、“市場結構”和“效率”等詞，也是依據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進行基本的解釋，然后再按照法律適用的可能模式進行細化。在開篇明確這一點，是為了在隨后的具體幾個方面，能更清楚地理解為什么這樣做、做得如何以及如何做得更好。

二、審查標準的科學性

依據《反壟斷法》第28條的規定，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集中應予禁止，但是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于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不予禁止。因此，中國并購審查的基本標準是“排除、限制競爭”。

一般認為，國際上曾有兩種審查標準，一種是美國的“損害競爭（detriment to competition）”標準，另一種是歐洲的“取得或加強了主導地位（obtain orstrengthen dominant status）”標準。與美國標準相比，過去的歐洲標準可能會放過一些不會形成壟斷地位的并購。美國則認為，在一些有競爭的市場，即使某項并購并不產生某一壟斷者，但卻明顯削弱了競爭強度，仍應受到禁止或限制；另外，即使某項并購產生或加強了壟斷地位，但可能效率上受益更大，也不一定加以禁止。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過去的歐洲標準更直觀和易于掌握，而美國標準則有相當大的彈性。從受經濟學的影響來看，過去的歐洲標準更符合哈佛學派的觀點，而美國標準則反映出芝加哥學派的主張。以法律傳統來看，過去的歐洲標準能為多數屬于大陸法系的歐洲國家所接受，而美國標準則有深刻的普通法理念，將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留給法官。

在數十年的實踐中，美國標準把握起來非常靈活，在不同時期呈現出執行強度的不同，而歐共體的許多判例則被認為有一定的僵化的問題。當商業社會的競爭方式日趨激烈和多變，特別是各國在國際競爭中都希望打造本國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并購審查被要求以更靈活的方式處理。這也是2004年歐共體修改其并購規定的重要原因。從2004年開始，歐共體將其審查標準修改為與美國標準相近，放棄了“主導地位”在并購審查中的惟一標準地位。

歐共體將新的標準稱之為siec標準，意為“對有效競爭的重大的阻礙（significant impediments toeffective competition）”。在這個定義中，“重大的(significant)”一詞是對這個標準的最直接限制，排除了那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競爭但危害并不大的并購。[5]在實踐中，歐共體仍然將市場份額作為衡量“重大的”的重要指標。在近6年的實踐中，歐委會在把握“主導地位”與siec標準之間的兼容問題上，仍然非常猶豫，對市場結構的重視仍然是歐委會審查中的情結。但歐共體確實在努力地控制這樣的傾向，在其審查結論中將重點放在論證阻礙競爭的“重大可能性”。

中國反壟斷法，特別是并購審查制度，深受歐共體傳統的影響。[6]盡管在并購審查標準上基本上參照美國法，但在具體如何認定“排除、限制”方面，仍比較重視市場結構的變化。事實上，中國反壟斷立法一直希望能兼容“結構標準”和“行為標準”。商務部的《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第11條規定，對于某些附條件通過的交易，可以附加結構性條件、行為性條件或綜合性條件，結構性條件諸如剝離部分資產或業務，行為性條件諸如開放某些平臺或許可技術等。

但這樣的兼容，由法律人理解起來就有些粗糙，似乎不太尊重法條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在商務部《關于禁止可口可樂公司收購中國匯源公司審查決定的公告》中，商務部認定，如果集中完成后，可口可樂公司有能力將其在碳酸

軟飲料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傳導到果汁飲料市場，對現有果汁飲料企業產生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進而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種邏輯基本上就是以“主導地位”認定必然會產生濫用的結果，從而排除、限制競爭。顯然，盡管最終歸結到“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商務部的真正著眼點還是“主導地位”。

商務部還提到：此項“集中擠壓了國內中小型果汁企業生存空間，抑制了國內企業在果汁飲料市場參與競爭和自主創新的能力，給中國果汁飲料市場有效競爭格局造成不良影響，不利于中國果汁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這個結論有兩個問題：一是直言保護“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而有違反壟斷法的原則—維護競爭，而不是保護競爭者；二是未能解釋為什么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反而會被抑制競爭和創新的能力。

商務部在把握什么是“排除、限制競爭”，似乎仍然拘泥于市場結構，在歐共體6年前放棄了“主導地位”這個唯一標準后，我們的執法者似乎尚未理解當年美國標準和歐洲標準中間的差別。如前所述，并購是一項宜用“合理規則”審查的活動，過于僵硬的標準，沒有任何論證的“想當然”的法律解釋，忽視或者不去理解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原理，才會被外媒簡單地歸結為“保護主義”（注：張皓雯．中國否決可口可樂收購匯源外媒抬出貿易保護[n]．國際先驅導報，2009-03-23.）。

三、效率抗辯的可行性

效率是經濟學上的慣常用語。在不會使其他人的境況變壞的前提下，如果一項經濟活動不再有可能增進任何人的經濟福利，則該項經濟活動就被認為是有效率的。效率包括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指的是在給定技術和投入的前提下，怎樣使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地方流向邊際生產率高的地方，從而使得資源得到最優化的利用，而生產效率指的是如何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每一種資源的生產率，也就是把社會的生產可行性邊界往外移。

依照芝加哥學派的觀點，競爭政策的任務就是要保證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特別是保持國民經濟資源最佳配置的市場機制的作用。具體來說，實施競爭政策和判斷競爭行為有兩條衡量標準：(1)資源配置效率，即實現國民經濟的資源最佳配置，具體地說就是按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競爭價格提供競爭產量；(2)生產效率，即企業內部的資源有效利用，具體說就是達到規模效果最大和交易成本最低。在芝加哥學派以后，反壟斷執法比從前更加重視效率的增長或減少。

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不是把競爭作為一種最終的靜止狀態，而是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點上構成了與新古典完全競爭理論的區別，但是他們又承認存在一種市場均衡，不過這種均衡不是被視為所達到的最終狀態（注：陳秀山．芝加哥學派競爭理論評析[j]．經濟學動態，1995，（1）:56-60.）。理性的并購，可能產生規模效應或成本內化，這都會提高生產效率，但卻有可能因提高集中度，而在某種程度上降低配置效率。

芝加哥學派堅持，并購是企業實現外部增長的主要途徑，它使得資源配置集中到具有生存能力的、高效益的企業手中，并且是對那些管理不善、低效益企業和管理人員的一種懲罰。他們也試圖證明，通過并購，企業在生產效率上可能會有明顯的提升。[7]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反托拉斯法受到芝加哥學派的影響，首先在并購審查中引入了“效率抗辯”。

所謂“效率抗辯”，指的是盡管某項并購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但如果能夠證明其在生產效率的提高上是顯著的，因此為消費者帶來的福利的增加足以抵消對競爭的潛在損害影響，那么這項并購就應當得到允許。除了生產效率外，美國反托拉斯執法特別認同第三種效率—“創新效率”，即，如果并購能促使研發能力的重新組合，從而通過技術革新帶來更高的效率，就更應當得到允許。

效率抗辯被美國數次修訂的《橫向合并指南》所明示。在幾乎所有被美國貿易委員會（ftc）調查的大型并購案中，涉案企業都會積極地提出并證明該項并購在效率提升上的貢獻。美國貿易委員會和聯邦法院對并購案的反壟斷判決書中也須列出“效率抗辯”一項，以說明為什么接受或拒絕企業提出的“效率抗辯”。

顯然，效率抗辯必須由企業主張，有關證據通常只有并購各當事方企業掌握著。這些證據包括企業管理層決策并購交易的一些內部文件、企業管理層向股東所作的解釋報告、金融市場的預期收益、效率收益的既往歷史，以及外部專家所作的關于效率收益的大小和類型的報告等。盡管經濟學上認為效率應該盡量被量化，但法律實踐中操作的難度很大。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由執法和司法機構來承擔大致權衡的工作。另外，只有那些在并購完成后能在相對合理的較短時間內實現的效率才會在評估中予以考慮，這也是從法律操作層面提出的一種要求。

 《反壟斷法》第28條規定，“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

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于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不予禁止”，這項規定也被認為是允許效率抗辯。其實這樣的措辭有別于美歐法律上的“效率抗辯”。差別在于：(1)第28條強調整體評估；(2)第28條要求，證明有利影響和有利影響更為巨大的責任都在經營者；(3)第28條只允許評估“對競爭的影響”，而真正的效率可能體現為“對福利的影響”，這是不同的經濟學概念。

《反壟斷法》第28條的立法技術頗具有中國特色，四平八穩，線條粗略，表面似乎沒有差錯，但卻經不起法律解釋學的細細推敲。我們必須首先理解為什么要允許“效率抗辯”，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再來制定和適用這樣的條款。歐共體強調保護消費者利益，所以消費者的得益也可看作一種效率。美國強調維護競爭，但也強調競爭的目的為了整體福利的提高，是為了整體效率。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反壟斷法》第28條的“效率抗辯”有待厘清。

四、正當程序的意義

正當程序（due process）概念來自英美法系，隨著法律傳統的趨同，現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這個概念的產生可以被追溯自公元1215年的英國《權利大》。在大的第39章中，英王約翰做出了以下的承諾：“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捉拿、拘囚、剝奪產業，放逐或受任何損害。除非受同等人之合法判決及本地法律所允許，我們亦不會自己充當軍隊或派軍攻擊他”。[8]正當程序法則有很多解釋，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認為其與自然正義法則和程序正義有著類似的意義。

美國學者將正當法律程序分為“程序性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質性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前者指的是所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必須保證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去影響一項可能剝奪其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判決或結論。后者則出現得更晚，超出了程序正義的范疇，進一步追求實際結果上的公平和可預期性。過去，“正當程序”更多地是在刑事案件中被援引，但現在民事程序中也越來越多地強調正當程序。

由于反壟斷法本質上是賦予政府干預經濟，包括契約自由的權力，特別是并購審查中涉及大量財產、業務和努力，正當程序原則特別應當受到重視。二次大戰后，包括美英在內的國家為了應對戰后修復和隨后出現的經濟危機，大量使用國家干預手段。這種干預被認為是為了“經濟的實質正當性”，但即使如此，也很快被聯邦最高法院以“正當程序”的名義全面清算（注：李龍，徐亞文．正當程序與憲法權威[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5）:631-636.）。簡言之，如果一項行政干預侵犯到個人的自由、財產，那么它就可能有違“實質性正當程序”；如果一項行政權力在行使的過程中，不透明、不公開，沒有賦予受施者公平影響結果的權利，那么它就可能有違“程序性正當程序”。

將“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具體化到并購審查中，這就意味著：(1)并購的事先審查制度，應當盡量減少對商業活動的干預。這可能意味著門檻的設定應當盡量得高，如果某一規模以下的交易99%對競爭無損，那么寧愿放棄1%，即“寧可錯放一個，不能錯殺一百”。(2)并購的事先審查制度的設計，應當盡量地減少對經濟自由的干預。這可能意味著大部分的交易只需要提供較簡單的信息，只有極少一部分的交易需要提供進一步的信息。(3)所有審查步驟必須有時限、主管機關具體部門、審查標準的明確規定，以便于經營者能對自己的并購交易所需的時間、成本有大致的估計。(4)任何對程序的解釋、變更、細化，特別是新法規要加諸經營者以更多條件的，都必須合乎憲法，不能任意地以下位法更改上位法，或者以未經立法機構通過的某些規章、命令賦予行政機構剝奪自由、財產的權力。

將“程序性正當程序”原則具體化到并購審查中，這就意味著：(1)對于申報材料的真實、完整和其他存在的問題，以及是否并且如何進行聽證程序等，都須賦予經營者公平的發表意見的權利和機會。(2)每一階段的審查結束，執法機關都應當書面告知結論，而不是默示。(3)在做出會實質性影響到經營者權利的結論或決定之前，應當向經營者提供主動許諾、變更和修改的機會。(4)當經營者對結論和決定有異議，可以由獨立的第三方裁判提供救濟。

對照以上要求，結合中國的《反壟斷法》、《經營者集中申報辦法》和《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就實質性正當程序的各項要求，我們設立了三步審查制度，這符合實質性正當程序中第（2）點的要求；門檻設置的科學性還有待經驗總結，目前尚無法判斷；我們在實質性正當程序的第（3）點上做得也不錯；但第（4）方面就可能有所欠缺了，《反壟斷法》留下了太多空白由行政機關填寫，行政機關既當立規者，又當執行者，還充任裁判者，[9

]這種任意性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在程序性正當程序包括（1）到（4）的各方面都有待提高：雖然我們也設立了聽證程序，但具體聽證的安排全由行政機關決定，經營者沒有影響聽證程序開始、結束和結論的實質性權利；反壟斷法第26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逾期未做出決定的，經營者可以實施集中，實踐中反壟斷執法機構常常使用這種默示的方式，這也意味著經營者不得不等待所有期限屆滿，盡管可能一開始這個交易就沒有什么問題；反壟斷法允許經營者可以主動提供某種許諾，但具體許諾或協商的程序都沒有任何規定；我們要求所有對決定不服的經營者必須先經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結論不服或逾期未得到結論的，方可尋求司法救濟，基于并購是一項時效性很強的交易，這種規定實際上抑制了經營者尋求糾正行政決定的動力。

五、小結

《反壟斷法》及其他法規、規章和一些指導性政府文件的并購審查制度，吸收了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總體來說，法條整齊，觀念先進。表面上的不足主要體現在：規定較為粗略、執行力不足、豁免較多而且有任意性、行政執法權力過大。這些表面上的不足，隨著我們立法、執法和司法經驗的逐漸增長都是較易彌補的。本文認為，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理性與法學邏輯尚未被很好地領會、理解和貫徹于反壟斷的立法和執法中。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可能有待幾代人的努力。

從審查標準到程序設置，《反壟斷法》并購審查的原理都有別于其他法律，更強調經濟學的理性。這種經濟學的理性，體現在每一項標準、程序和權力的設置上，背后都有經濟學關于成本、效率和市場的考量。這種經濟學的理性，體現在賦予執法機關干預權力的同時，又要求這樣的干預必須是克制、友好、可預見和尊重選擇自由的。這種經濟學理性，體現在即使是同樣尊重“正當程序”原則，也不再只追求單純的公平、正義，而且應包括經濟上的契約自由和競爭、創新的動力。

為了達到經濟學的這種理性，并購審查在門檻設置、審查標準、考量因素、推導邏輯、經營者的抗辯理由、程序透明度、經營者的參與權利、審查時限和方式、結論可訴性等方面，都必須始終貫徹一個原則：友好推定。即，所有并購都應當被推定為是對競爭友好的，所有經營者都應當被推定為善意的，除非有明確的證據（這樣的證明責任在審查者）顯示其確實可能損害競爭，否則并購應當盡快地、便捷地被放行。如果把并購審查當作是一項違法糾查，那么執法者就會考慮自己的便利，而不是企業的便利。本文要強調的就是，并購本身并無關道德，執法者不要把通報上來的并購案都當成了假想敵，審查的最終目的是服務市場，而不是主宰市場。

注釋:

[1]反壟斷法并不譴責通過自由競爭形成的壟斷地位，如果一個企業因為成本、技術、創新、差別性，或合法的并購獲得壟斷地位，那么這樣的壟斷是合法的；只有當企業是通過排擠協議、聯合定價、瓜分市場等非法行為試圖取得優勢地位或加強壟斷地位，才是反壟斷法的追究對象，另外，當企業取得壟斷地位后，利用某一產品或某一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排擠其他競爭者或限制了上游或下游市場的競爭，也屬于反壟斷法追究的范圍。簡言之，“誰壟斷就反誰”，是對反壟斷法真正用途的武斷解讀。

[2]并購的反壟斷審查機制的門檻要求，基本原理就是一定規模以上的并購才有引起削弱競爭的危險，小企業之間的或者在分散度較高的市場中的并購一般不會影響現存競爭的強度。

[3]有些國家，如澳大利亞，并不要求強制的事先申報，但政府競爭管理部門仍然有權調查或禁止某項交易，如果并購當事企業對此項交易是否違反反壟斷法，并不太有信心，他們也可以自愿選擇事前申報。

[4]比如中國的《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和商務部《經營者集中申報辦法》都有對經營者的認定、一個或多個經營者營業額的計算、不同關系的經營者之間營業額的劃分、不同類型的并購涉及營業額的計算等做出規定，這些規定多是基于法律的經驗，而不是經濟學模型的計算結果。

[5]實際上，只要是橫向并購，都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競爭者變為一個或有關聯的幾個，而混合并購或縱向并購都使得潛在的新進入者并未增加競爭者數目，所以都一定程度損害了競爭。

[6]這樣的影響最明顯地體現在中國反壟斷法也使用“經營者集中（concentration of undertakings）”一詞，而不是我們傳統使用的“兼并與收購（merger＆acquisition）”。

[7]威廉姆森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文章就試圖證明，一項增加市場力量的并購也能節約成本，從而提高經濟福利。

[8]原文為：no free man shall be taken or imprisoned or disseisedof his f

reehold, or liberties, or free customs, or be outlawed, or ex-iled, or any other wise destroyed, nor will we go upon him nor send up-on him,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land.

第6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一、 學籍管理網絡化的必要性

第一，是順應網絡時展的必然選擇。網絡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加快網絡化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在教育事業上，也要依托教育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在高職院校的學籍管理上，實現網絡化是順利時展的必然選擇。[1]

第二，是適應教育改革，提高教務管理水平的客觀需要。學籍管理網絡化是深化高職院校教育改革的基礎工程。隨著高職院校教育規模的擴大，學生人數日益增多，而人才培養目標是為社會培養一線需要的中高級技能型應用型人才，需要德智體美綜合發展的專門性人才。為實現人才培養目標，高職院校持之以恒開展教育改革，探索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半工半讀、彈性學習制度等，這對學籍管理的時效性和準確性提出更高要求，學籍管理網絡化勢在必行。[2]

第三，是廣大師生和學籍管理人員的共同期盼。學籍管理網絡化有助于減輕工作量，避免重復勞動，提高學籍管理效率，實現與其他教學管理系統的資源共享。故而加強學籍管理網絡化不僅能提高學籍管理人員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更是廣大師生的期盼。

二、加強高職院校學籍管理網絡化的措施

1.構建學籍管理系統

高職院校學籍管理的網絡化其實就是信息資源共享問題，在這里，學籍信息數據庫、網絡通信和學籍管理軟件是實現學籍管理網絡化的三要素，其中，學籍信息數據庫是學籍管理網絡化的基礎。雖然許多高職院校都購買了相應的學籍管理系統，但學分制的學籍管理非常復雜，軟件是否穩定可靠還有待檢驗，另外，一校多區現象、院系分級管理等又給學籍管理系統的研發提出新的要求。筆者認為，一個相對完善的學籍管理系統至少應包括學籍信息管理、成績信息管理、教研室成績報送、信息查詢等，實現從招生入學到畢業離校全過程的一條龍學籍檔案網絡化管理服務。

第一，數據庫模塊。高職院校的學籍信息管理模塊可以批量錄入數據，從招生庫等其他數據庫直接導入學生的相關資料，建立學生學籍信息數據庫，學籍管理人員則可隨時查詢各年級、專業的學生情況，對學生的休學、重修、退學、升級等進行動態化管理，及時更新數據庫。

第二，成績管理模塊，網絡化成績模塊將以前的單機成績庫、補考成績庫、重修成績庫等合并在一起，根據學期、班級、系所、課程、正考、補考、重修等關鍵字，供學生、班主任等相關人員查詢成績，學籍管理人員則根據不同年級、專業、學期等的新要求進行平均成績統計、課程統計等，生成相應的數據報表。

第三，網絡成績報送。各科考試完畢后，相關教研室登錄教學管理系統錄入學生的成績，然后進行試題分析，打印成績冊，并將成績提交給學籍管理人員。

第四，學籍信息資料的查詢。成績提交后，不同校區、教研室以及相關人員等終端用戶都可以在校園網上查詢在校學生人數、個人資料、各科成績等資料，學生本人也能查詢到自己的學籍資料，并校對；學生的成績單、學生證、考試證、學籍卡等都可以打印出來；班主任等可以隨時在校園網上查詢學生的補考、重修等情況。[3]

2.2 加強培訓，完善學籍管理服務功能

構建學籍管理網絡化管理系統后，還需要建設一支懂技術、會操作的學籍管理工作隊伍，切實發揮管理系統的重要作用，切實提高學籍管理水平。網絡化學籍管理人員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檔案管理知識和技能外，還需要掌握現代化網絡技術和操作技能。因此，高職院校必須對學籍管理人員進行系統的操作技術培訓，講解學籍管理系統操作和管理的方法，規范管理行為。同時，強化學籍管理系統的服務功能，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行政層面上獲得簡單的數據，否則容易出現應付式學籍管理行為。學校加大教育投入，鼓勵學籍管理人員進修，倡導終身學習，創建學習型、創新型學籍管理團隊，完善學籍管理服務功能，提高學籍管理效果。

2.3 規范操作，保證數據的權威性

學籍管理是學生升學、考試、畢業等的權威數據，在保證學籍系統互通的基礎上，幫助教育行政部門作出科學決策，有利于教育部門在全國范圍監控學生的學籍情況。而高職院校的學生人數逐漸增多，且生源來源復雜，學籍管理難度大，學籍管理任務量重，要做好網絡化學籍管理，關鍵在于規范操作，做到不出錯、不遺漏，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完整性、時效性和安全性，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學籍管理技術標準和管理方法做保障，做到分工明確，職責到位，對學生學籍變更報批程序、時間，新生建庫時間等各類學籍信息輸入時間和辦法做出明確規定，及時進行數據的檢查核實，一旦發現學生信息部完整的，立即反饋并及時補輸，定時做好數據備份工作。加強學籍管理人員的教育，提高其網絡技術水平，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確保數據庫的真實有效。依靠規范操作，做好學籍管理數據庫工作，推進高職院校的教育改革，為社會培養更多應用型人才，促進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第7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關鍵詞】:現代教育 網絡教學 教學管理

中圖分類號:G4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809(2010)-06-0055-01

網絡教學作為一種全新的教育形式,將成為構筑終身學習體系的重要手段,成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有效途徑,成為教育適應未來信息社會、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然選擇。

一、網絡教學存在的問題

隨著信息化建設的不斷發展,近年來,許多院校都建立了校園網,修建了多媒體網絡教室。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網絡教學的先進性,校園網和網絡教室的教學功能在教學上還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存在如下一些問題:網絡教學手段普及進展緩慢;CAI軟件的質t不夠高;網絡教學系統后期維護力度不夠。

二、加強網絡教學管理的措施

1.科學規范評價體系

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教學系統各方面日趨成熟。作為衡量這種新型教學系統服務質量核心的網絡教學評價體系應包括以下方面。開展形成性評價和診斷性評價。在以往的教學中,多采用總結性評價,例如期末考試、年終評定等。總結性評價用于指導采納和沿用方案方面的決策,它更多的關注整個階段的教學結果,旨在獲得教學工作總效果的證據。而學習本身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像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下的情境創設、知識的意義建構以及人與人的協作關系都是隨時空轉換而不斷變化的。因此,在任職教育網絡教學中,我們要充分利用網絡的反饋及時、管理方便、省時省力等優點,對整個教學過程做跟蹤監控、檢測和指導。形成性評價也叫過程評價,就是關注教學活動中學員的學習狀態、學習態度、應變能力甚至情感、家庭情況等,從中發現問題,及時反饋并相應給出建議和補救方案。此外,為了使網絡教學更有針對性、預見性,還需要對學習者進行診斷性評價。診斷性評價也稱置前評價,主要被安排在教學設計前,是制定教學目標、組織教學內容、選擇學習策略的依據。依據置前評價的結果,學習者可以有選擇地進行學習。以自我評價為主,結合教員評價、小組評價等多種評價方式。建構主義主張自主學習,鼓勵學員積極參與學習、研究,發揮首創精神,實現自我反饋。學習者每一次實現對原有認知結構的改造與重組,也就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辯證評價過程〕這種自我評價有利于學習者成就感的形成、目標的明確、個性化的培養,使學員由評價客體成為評價主體,提高了學習的參與性,增強了學員的評價能力。網絡教學強化了學習的自主性,為自我評價提供了強大的“硬件平臺”,如集成化的學習環境,具有交互功能的學習資源等,使學員和學習結果之間有了更直接的聯系。當然,我們也不應忽略教員評價和小組評價的作用。教員評價為學員對知識的意義建構提供了一種引導,而學習者之間的相互交流、協商、評價,可能引起各種層次和類型的文化碰撞,價值觀的碰撞以及思維的碰撞,這有助于他們在認知層次上達到協同,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通過對評價對象的多維度、多層次的評價,提高評價的說服力。建構主義重視個性發展,提倡多情境解決問題,主張發散性思維的培養。以往傳統教學的評價參照標準比較單一,往往只依據考試成績的高低,操作技能的熟練程度,卻無視不同學員各異的特質、情感和學習風格,無形之中扼殺了學員個性的發展。而網絡教學的出現順應了個性發展的需要,為自主學習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在網絡教學中,我們要重視學員綜合能力和整體素質的發展,科學、理性、全面地對學員進行評價,從知識、能力、品質、態度等多項指標去衡量每一名學員。運用更具個性發展的評價策略,激發學習者潛意識中的學習興趣,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眾多更具特色的學習個體融于網絡學習這個大環境中。

根據評價目的和標準制定評價指標體系。教學目標與測試標準是否一致是教學能否成功的關鍵。參照標準越是接近教學目標,達到的教學效果也就越接近理想的狀態。評價指標體系就是具體化了的評價標準。作為一種規范,評價指標體系是明確的、可測量的,可被觀察到的。

2.深化教學模式理論探討

目前,在各級各類院校中采用的教學模式主要有兩大類:以“教員”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以“學員”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兩種教學模式各有其優勢與不足,應當彼此取長補短,相輔相成,努力做到既發揮教員的主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員的認知主體作用,把教員和學員兩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其最終目標是要通過一種新的教學思想來優化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培養出創新能力強的新型人才。為了與前面兩種教學模式相區別,我們把按照這種思想和目標實現的教學模式稱之為“雙主教學模式”,以強調這種教學模式要充分調動教與學兩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今后一個時期應深化對任職教育網絡教學模式的理論探討,把這種雙主教學思想有效地體現出來。

3.加強網絡教學模式整合

在新的教學理論的指導下,各種形式的課堂教學模式應運而生,如:講授式教學模式、個別化教學模式、討論式教學模式、協作教學式教學模式、發現式教學模式等。在這種情況下,探索對現有網絡教學模式的整合意義尤為重要。我們認為,整合后的網絡教學模式不會脫離現代教學思想和教育理論的發展軌道,相反,它對現有的諸多教學模式進行了一場全面、深層次地解析、梳理、重組運動,使我們對課堂教育的培養目標有了更清晰的輪廓,有了更具體的行動指導,更重要的是可能促進教學改革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曲建華,荊齋榮. 基于網絡的教學管理實踐與思考[J]. 高等理科教育, 2006, (03) .

[2]肖曉梅. 高校網絡教學管理模式的研究與實現[J]. 科技廣場, 2008, (02) .

[3]趙梅. 網絡教育教學管理性質定位和工作模式初探[J]. 中國成人教育, 2006, (04) .

第8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 循環經濟

黨的十七大把科學發展觀寫入，對科學發展觀的時代背景、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進行了深刻闡述，對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明確要求。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本質是堅持以人為本，其基本內容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必須按照統籌城鄉、統籌區域、統籌經濟社會、統籌人與自然、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改革開放的要求，不斷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處理好保護環境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而環境問題主要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明確，發展方式不當引起的。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社會經濟活動與生態系統之間不平衡的物質交換關系，走循環經濟發展之路。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及原則

循環經濟是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

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模式，它的思想萌芽于20世紀60年代，源于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其實質是以盡可能少的資源的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實現最大的發展效益。由此可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以人為本，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是實現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污染控制,從工業化以來的傳統經濟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從單純的科技管理轉向經濟――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從多部門分兵治理轉向國家統一部屬，與經濟目標、社會目標和文化目標的有機結合，通過人文社會倫理教育、法律制度建設和科技創新，整合和優化經濟系統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從根本上緩解日益尖銳的資源約束矛盾和突出的環境壓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選擇；是實現由依靠物質資源為主轉向依靠智力資源為主，由生態環境破壞型轉向生態環境友好型的歷史型轉變；是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乃至生態文明的有效途徑；是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深刻反思的積極成果。

循環經濟是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其運行應遵循“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基本原則。“減量化”原則是指產品生產和服務過程中盡可能減少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污染物的產生，采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資源，以資源投入最小化為目標，以提高資源利用率為核心。生產者應通過減少產品原材料投入和優化制造工藝來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消費群體應選用包裝簡易、結實耐用的產品。“再利用”原則是指產品多次使用或修復、翻新后繼續使用，以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防止產品過早成為垃圾，從而節約生產這些產品所需要的各種資源投入。要求消費群體改變產品使用方式，有效延長產品的壽命和產品的服務效能，如紙板箱、玻璃瓶、塑料袋的包裝材料的再利用，有時甚至可以多達數十次循環。生產者應采取產業群體間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協作，加大產品到廢棄物的轉化周期，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產品的使用效率。“再循環”原則是指使廢棄物最大限度地變成資源，變廢為寶，變害為利。通過對產業鏈的輸出端――廢棄物的多次回收和再利用，促進廢物多級資源化和資源的閉合式良性循環，實現廢棄物的最小排放。針對整個經濟運行系統，通過對產業和產品結構的調整、重組、升級和轉型，實現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的生態化結合，從而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提高經濟效益和質量。

二、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西方一些國家已經邁出了一大步，而我國只處在試點階段，就我國目前狀況，急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發展循環經濟是緩解資源約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資源匱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資源消費翻一番支撐了GDP翻兩番。預計到2020年，要實現GDP翻兩番，即便是按資源再翻一番考慮，保障資源供給也有很大困難，如果再沿用傳統的發展模式，以資源的大量消耗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是不可能的。為了減少經濟增長對資源供給的壓力，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

發展循環經濟是從根本上減輕環境污染的有效途徑。以往在發展經濟時，不僅高消耗，而且高污染，與世界先進水平相差懸殊。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若提高產1個百分點，每年就可減少1000萬噸廢棄物的排放；粉煤灰綜合利用率若能提高產品質20個百分點，就可以減少排放4000萬噸，這將使環境質量得到極大改善，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可將經濟社會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發展循環經濟是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國資源利用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然較低，突出表現在：資源產出率低、資源利用效率低、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資源回收和循環利用率低。實踐證明，較低的資源利用水平，已成為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的重要障礙：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增強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發展循環經濟是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迫切需要。在經濟化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關稅壁壘作用日趨削弱，包括“綠色壁壘”在內的非關稅壁壘日益凸顯。近幾年，一些發達國家在資源環境方面，不僅要求末端產品符合環保要求，而且規定從產品的研制、開發、生產到包裝、運輸、使用、循環利用等各環節都要符合環保要求，對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擴大出口產生了日益嚴重的影響。我們要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尤其是要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逐步使我國產品符合資源、環保等方面的國際標準。

三、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措施

發展循環經濟，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優化資源利用方式為核心，以提高資源生產率和降低廢棄物排放為目標，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為動力，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以及開發區的盲目發展。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區域發展、產業轉型和老工業基地改造，促進區域產業布局合理調整。開發區要按循環經濟模式規劃、建設和改造，充分發揮產業集聚和工業生態效應，圍繞核心資源發展相關產業，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鏈。

第9篇：管理學邏輯范文

自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創立班級授課制以來，班級授課一直作為教學的主要模式。而地處偏僻，網絡設施滯后，網絡管理相對分散的農村，中學班級卻占絕大部分。中學是學生身心發展、知識增長的重要階段，也是成長的重要轉折時期。探索網絡環境下的農村中學班級管理，對促進學生個性健康地發展、創新思維的培養和素質教育的深入推進，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那現時網絡環境下，班主任應該如何管理農村的中學班級呢？

一、強化班級干部隊伍素質建設，調動班委自主管理的積極性

班委是班級組織的核心與支柱，是班主任工作的得力助手，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紐帶。因此，強化班級干部隊伍素質建設是網絡環境下管理的重中之重。

學生生長在農村，父母的言傳身教，養成淳樸謙遜的品格，同時又具有自尊心強易自卑的品性。進入中學后，視野擴展，知識面寬泛，廣泛接觸網絡，絢麗無比的色彩，精美絕倫的網頁，美輪美奐的動感畫面，以及真偽并存的誘人信息……魅力無窮的網絡特性易使意志力脆弱的學生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班主任應針對這些實情辨證施招，首先，深入班級了解班委成員的實際，經常同學生促膝談心，指導正確運用網絡學習，文明上網，遠離不健康的網站，嚴明學習紀律，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結合農村學生的特點，用學生身邊的事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去啟發他們，誘導班委成員有集體思想共鳴，產生強烈的管理班級的主人翁意識，讓其從心底產生模范帶頭作用。其次，盡量用中肯發展的語言調動其自信心，使之樹立高度的責任感和集體意識。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說過：“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溫總理在兩會中也曾經說過：“自信比黃金更重要。”尤其是逆境中的學生，更需要堅強的自信心。班委有了發展目標，有了精神食糧，也就有了動力源泉。老師熱愛學生，班級干部熱愛班級，大家發揮聰明才智，齊心協力地管理班級，珍惜班級榮譽。最后，定期召開班委會，匯集學生的智慧，交流溝通，達成共識，及時整改，激勵班委自主管理班級，整合形成網絡環境下的團結活潑、紀律嚴明、知識開放的班集體。

譬如，中學生模仿網絡明星，追求時尚，這是班級管理中屢見不鮮的。稀奇古怪的語言，個性化的發型，時髦的服飾，這顯然是不盡符合《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和《中學生守則》的要求。對班主任來說這成了老生常談的話題，時常教育，左耳進右耳出，學生反感。加強班級干部素質建設，通過他們的模范帶頭潛移默化地影響，長發變成短發，時裝變成學生裝。這樣，班級管理成效顯著，比班主任單兵作戰的教育略勝一籌。

二、優化班級環境，營造健康和諧的文化氛圍

網絡環境瑕瑜互見，為班級管理增加了難度。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傳遞的信息是健康環境對造就人才的重要。班級是育人的主要場所，也是管理的主陣地，因此必須優化。創建良好的育人環境，讓學生在濃郁的書香班級中快樂學習。

1、教室布置儉樸而有活力，有農村特色。經常運用黑板報學習園地表揚先進、交流學習經驗，闡述學習體會，展示學習成果。教室墻上懸掛有青春活力積極向上的班級格言、誓詞和名言警句詩詞歌賦。簡短的字句，蘊涵文化之美，陶冶學生的情操，凈化學生的心靈，對樹立正在成長中的學生的人生觀、世界觀是大有裨益。

2、利用班團課，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堂活動。學生生活在偏僻的山村，信息滯后，條件相對艱苦，文娛生活較少，但學生已有自己的審美觀念和強烈表現美的欲望，讓學生把心中的美用不同形式表達出來。班主任利用班團課這一舞臺，盡情交流展示學生創作的原生態作品，真善美的本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如語文課中 “獻給母親的歌” 的主題活動，小品表演、歌曲演唱、詩歌朗誦、辯論演講、書法繪畫……同學們真實反映現實生活，激情謳歌中學時代，抒發肺腑情感。置身其中，你會真正體會到幸福，靈魂得到凈化。

3、班主任要注意自身形象，作好學生的表率，構建家校和諧的育人環境。“親其師，信其道。”班主任的形象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有時無聲的形象比有聲語言效果好得多。同時，學生生活面窄——家庭和學校的兩點一線之間，網絡環境僅僅是其中的插曲，班主任要和家長共同構建和諧而健康的育人環境。經常家訪，準確及時地了解學生的新動向，同時也真實地向家長反饋學生在學校的表現情況，引領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這也是網絡環境下一種積極而有效的班級管理方式。

三、激發學習興趣，平等對待學生。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中學生正處于少年向青年過渡的時期，精力充沛，求知欲濃，易受網絡環境影響而荒廢學業。班主任應及時肯定學生取得的成績，充分調動學生的興趣首當其沖。不僅要激勵優生，而且對學習有困難的愛好網絡的學生，也要善于抓住其“閃光點”，調動其學習興趣，在班級管理中多給予展示的機會，讓學困生感覺到班集體的溫暖，使其扭轉破罐破摔的思想，縮短優生和學困生的心理壁障差距。當然，激勵的方式很多：一句肯定的語言，一個和善的眼神，一絲親切的微笑。成績得到肯定，優秀得到表揚……學生得到表揚，勝過千言萬語的勸告。我初出茅廬，經驗匱乏，只重視優生的興趣，對學困生上網聊天游戲成癮等置之不理，結果學困生在課堂上經常交流網絡成果，影響整個班集體紀律，班級整體成績漸漸下滑，有的優生已迷上了網絡。事后我及時反思，改變班級管理方法，經常和他們交談，了解他們的心聲，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網絡之風漸漸平息，班級學習成績越來越好。可見，激發學習興趣，對待學生一視同仁，讓他們知道每個人都有優點，這種理念在網絡環境下的班級管理中有著重要作用。

四、針對實際，循序漸進，分析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