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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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關鍵詞：用戶體驗研究；智慧城市；設計

前言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具有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與此同時，城市也面臨著各種問題，如交通擁堵、資源消耗、環境污染。這些諸多問題正推動著城市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智慧城市，作為下一代的城市生活形態，是我國推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高層次需求，是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城市建設的新方向。隨著住建部于2013年就已經啟動智慧城市試點工程，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基本與世界處于同一起跑線。盡管如此，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具有開拓性的創新型工程，其具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也存在著亟需解決的問題。由于傳統城市中主體的人和城市的各種設施是完全對立和分離的，主體活動在不斷地改造著客體的城市。但是在智慧城市中這種認識發生著截然不同的變化。智慧城市中主客體關系逐漸模糊化，主客體關系的交互性加強，并成為雙向交互。因此，智慧城市建設的本質，在于如何通過用戶體驗研究，使智慧城市的每個應用單元都體現出智能化特征，并以一種智能的個性化吸引每個個體，而每個個體的實踐行為也能有效支撐著智慧城市的智能建設。本文將以一款城市智能交互產品的設計為例，針對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交互設計，對智慧城市建設情境下用戶體驗研究的應用進行研究。首先，探索如何挖掘在智慧城市交互設計研究過程中呈現出的問題。其次，針對相關問題，研究用怎樣的方法梳理智慧城市交互設計解決方案。最后，探索在用戶研究進程中如何對實際問題進行規劃及管理。

一、體驗研究與智慧城市

人們對體驗的需求和關注來自于后物質主義的文化轉變。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正在向“體驗社會”和“體驗經濟”轉型。每個體驗都來自于一個故事，一個人們與自己所處的世界進行互動時發生的故事。從而，體驗是主觀的、整體的、動態的和情境化的。在后物質主義文化背景下，設計交互產品的挑戰在于設計產品之前預期并設計產品將帶來的最終體驗。智慧城市建設中，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城市有線、無線城域網、光纖入戶等）不斷完善的基礎上，“智慧應用”，即面向城市管理、居民生活等各個領域的城市智能交互產品和服務是使智慧城市更為有效、高效的核心建設內容。在信息共享、系統共生的前提下，智慧城市的社區服務、智慧醫療、智慧旅游、智慧公交等系統平臺和服務必須面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和訴求，必須解決的是“體驗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問題與矛盾，必須滿足的是人們越來越多元的個性化的體驗。用戶體驗研究，是一種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研究方法，其目的是通過體驗研究塑造智能產品來改變環境及探索未來。這種基于用戶體驗研究的智慧城市建設可以被理解為，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為用戶的使用體驗而創造智能事物。因此，用戶體驗研究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應用，特別是建設主客體之間交互設計中的應用顯得尤為重要。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用戶體驗研究成為城市智慧應用設計與開發的必須前提和必要手段，是保證智慧城市建設有效性的必經過程。同時，探索適應智慧城市建設的用戶體驗研究方法與進程，將為提高智慧城市建設的效率提供保障。

二、用戶體驗研究的應用模式

根據德國體驗和交互設計教授MarcHassenzahl的研究總結，基于用戶體驗研究的設計可以分為“Why”、“What”、“How”三個層面，即“為什么”、“是什么”、“怎樣做”。在每一個層面都對應著針對用戶體驗的研究與分析。體驗設計從“Why”層面開始，體驗研究分析為什么要設計某個產品，分清人們對這個產品的需求、蘊含的情感和產品存在的價值。就像人與人之間通過電話通話，這個行為并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通話過程，而是人們之間實時交換信息、溝通情感的需求。只有掌握了“Why”，明白了人們為什么需要某個產品，才能很好地在“What”層面進行分析。在“What”層面，即通過用戶體驗研究，分析人們通過這個產品可以做什么，產品將提供哪些功能和服務，預計人們通過使用產品將獲得什么體驗。在“What”層面的分析之后，“How”層面需要解決的是如何通過合適的流程、用戶行為和產品互動來實現每個功能或服務，并最終達到預期的體驗結果。從“Why”、“What”到“How”，用戶體驗研究從三個層面著手分析，并對智慧產品的設計進行引導。同時，伴隨著產品設計的迭代，用戶體驗研究依舊依次從這三個層面進行目標測試，并引導再設計的推進。這樣的用戶體驗研究應用模式使智慧產品的交互設計能始終圍繞用戶的需求和體驗。同時，應用模式與ISO標準13407中定義的“以人為中心”的設計過程相對應。同樣內化了分析、研究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迭代循環的過程。在圍繞“用戶”定義了設計需求之后，通過理解用戶的情境、細化用戶的需求、產生具體設計方案和對照需求驗證設計，這樣的一個設計迭代，最終找到能滿足特定需求的設計結果。

三、用戶體驗研究

三個層面應用的案例分析本文以智慧城市建設中某傳統文化品牌“情調蘇州”再設計為案例，進行用戶體驗研究應用的分析。本案例中，很好地應用了上文提到的三個層面的應用模式。

（一）“Why”層面

首先，從“Why”層面開始。分析為什么要對傳統文化品牌進行再設計。品牌產品所面對的用戶有著怎樣的需求，產品將附加什么價值。中國傳統文化品牌都有著很長的發展歷史。大部分的發展都是基于傳統媒介，例如書本、雜志、報紙、電視等。在數字媒體時代，傳統文化品牌面臨著需要尋找新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從而進行可持續轉型發展的挑戰。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繁榮，傳統文化品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他們的文化品牌核心價值將受到削弱，甚至消失。與此同時，新時代的到來，讓我們能夠找到發展的機會。基于數字媒體，傳統文化品牌將有機會創造出新的價值并獲得新的發展。因此，核心價值的延續和增值是傳統文化品牌再設計的目的。所以，品牌核心價值的挖掘成為首要的工作。“情調蘇州”是一個從一本蘇州城市官方旅游書發展而來的文化品牌。如今，品牌的運營主要基于傳統媒介。經過研究，品牌發行的旅行書中優美文字對用戶情感的吸引和產生的共鳴、人們對蘇州文化歷史古城和蘇州城市生活的好奇心。這些是“情調蘇州”在將來的發展中需要保持和加強的核心價值和核心競爭力。傳統書籍是其現有的主要產品形式。隨著體驗社會的到來，數字媒體的不斷發展，“情調蘇州”品牌的發展越來越需要新的產品形式來適應新媒體的層出不窮。同時，將市場策略轉向體驗模式，并設計系統性的產品和服務，從而提升品牌給用戶帶來的情感感受與體驗，在新的體驗模式中創造新的品牌價值。根據研究和分析的結果，確定“情調蘇州”文化品牌發展需要面對的三個層面的目標用戶。第一目標用戶：想來蘇州、在來蘇州的路上、正在蘇州和來過蘇州的旅行者。這個層面的用戶是品牌產品的直接受眾，針對他們，需要實現的目標是使他們在產品的引導下獲得好的旅行體驗，或者激發他們潛在的來蘇旅行的欲望。第二目標用戶：“情調蘇州”品牌主體。針對這個層面的用戶，目標是延伸品牌核心價值，繼續營造“情調”，通過“美文”，描繪互動、立體的蘇州，與旅行者或者潛在的旅行者形成共鳴，使品牌的影響力增強。第三目標用戶：旅行過程中的簽約商家和景點。這類用戶是品牌商業模式中的一個組成環節。品牌產品需要形成系統的推廣機制來滿足這類用戶的商業需求，這方面的需求也是使品牌能夠不斷提升價值的重要保證。因此，在“情調蘇州”文化品牌的再設計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是以上三類目標用戶，即多方受益者的需求。

（二）“What”層面

接著，在“What”層面。研究表明，品牌不但需要新的產品形式，它同樣需要一個完整發展策略的再設計。因此，為了促進品牌的新的發展，我們設定了兩方面的內容：第一，豐富品牌產品形式，融合傳統媒體和數字媒體，構建一個新的品牌策略和一個鏈接該品牌所有產品的完整系統。第二，將可觸摸產品向體驗服務擴展，更多地注重人們對體驗的購買，為用戶設計獨特的、愉快的體驗。從單一產品向豐富的體驗服務轉型。首先，在品牌產品形式方面。為了最大程度地繼承品牌現有的影響力，需要很好地保留“情調蘇州”旅行書的產品形式。因為，旅行書已經被用戶熟知并得到了很好的口碑。旅行書每年都會更新版本。但與此同時，需要在此基礎上補充新的產品形式。經過研究，確定設計“情調蘇州”手機端APP、PAD端APP和在每個簽約商家和景點的獨特標識作為快速的產品入口。因此，這4個形態的產品將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相互鏈接，互為補充，從而構建起一個新的品牌策略。這個新的策略，在營造“情調”，通過“美文”，描繪互動、立體的蘇州的基礎上，擴展品牌產品覆蓋的使用情境，從旅行前到旅行中，再到旅行后；豐富品牌內容從單一的提供者和輸出者，發展為旅行用戶共同參與的“美文”交流、“情調”共鳴，主客體共同構建有價值的內容；提高品牌影響力，從僅通過文字帶來共鳴和影響，發展為結合用戶自身的、過程性、反思性的動態體驗，從而使影響力更為深刻和長久。其次，將產品向體驗服務轉型。根據不同產品形態所對應的使用情境，來對產品進行再設計。旅行書的設計，將更為小巧和便攜。即便于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攜帶、閱讀和查詢，并在書中提供與APP的鏈接的元素，如掃碼下載APP、快速查閱入口、情感記錄快捷方式等。使人們豐富旅行過程中的體驗，既充分了解城市、獲得旅行幫助，又隨時記錄和分享情感。手機端APP的設計，主要對應的情境在旅行前的規劃和旅行中的引導。從功能上體現在“美文”的推薦和閱讀，以及美文所談及的景點和商家的推薦與了解，并能根據個性化的需求定制自己的行程和線路。PAD端APP更多地對應的是旅行前和旅行后。可以想象人們在出發旅行前，需要更多地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和有趣、有價值的游玩地點；而人們在結束了一天的旅程后，會想要把自己的感受記錄下來，留存作為紀念或者分享給自己的朋友。這些功能的設定能為旅行者提供更多的服務，并使人們的旅行體驗得到豐富。

（三）“Why”層面

最后，在“How”層面，通過用戶體驗研究，探索用怎樣的交互流程來實現上一個“What”層面提出的功能架構。經過原型構建和目標用戶測試等迭代研究方法，形成了最終的原型架構。以下是手機端APP的部分頁面原型。

（四）基于體驗研究的迭代

通過“Why”層面具體的交互流程和原型頁面，在產品完成最終設計和實施開發前，將用戶納入設計流程和設計團隊，使之參與產品原型的使用，實現需求測試和可用性測試，檢測產品是否實現了“What”層面對應的功能設計，是否從根本上滿足了“Why”層面探索的用戶需求和實現產品應有的價值。同時，利用迭代設計，即根據測試結果進行交互流程和頁面的修改和再造，甚至是“What”層面功能上的再設計，通過一次或者多次的迭代來保證城市智慧產品建設的有效性和高效率。有效性是指，產品除了利用好現有的新興技術，從技術本身上體現智能的特征外，從功能上充分體現出產品的智能化和根本價值，體現出智能產品對城市的管理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所起到的有益的改變和提升。高效率體現在，用戶體驗研究保證產品的設計與開發符合最初的產品核心目標，保證整個過程緊緊圍繞“初衷”來推進，并把生產成本最大程度降低，即保證進入到開發階段的設計已經基本滿足和實現了用戶的需求。

結語

用戶體驗研究，在智慧城市建設，特別是在智能城市交互產品建設中的應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重視用戶體驗，將基于用戶體驗研究的設計過程作為智慧城市項目的基本流程，是使智慧城市項目建設有效和高效的重要保證。首先，在“Why”層面，探索如何挖掘在智慧城市交互設計研究過程中呈現出的問題，確定產品的根本價值、核心目標以及針對目標用戶產品將要解決的問題。其次，在“What”層面，針對相關問題，研究用怎樣的方法梳理智慧城市交互設計解決方案，設計哪些功能來解決問題。然后，在“Why”層面，探索在用戶研究進程中如何對實際問題進行規劃及管理，如何實現所設計的功能，用怎樣的交互流程來面對用戶，為用戶提供怎樣的具體的服務。最后，貫穿以上三個層面等流程性迭代，使智慧城市建設更多地融入了人的因素，加強了智慧城市建設主客體之間的交互，能更大程度上包容城市用戶的個性化體驗，在“體驗社會”和“體驗經濟”的需求背景下，為智慧城市建設進一步提升應有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張玉萍.用戶體驗設計要素在智慧家庭系統產品設計中的應用探析[J].裝飾,2013(4):141-142.

[2]劉曉馨.智慧城市發展前景及存在問題[J].硅谷,2014(1):1-1.

第2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在中國，代表著理智指令文化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然而，自近現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屢遭極端化批判和錯誤厭棄。以來，由于屢敗于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且發現學習歐美的日本竟然如此繁榮，故而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看來，老祖宗的東西一無是處，凡是西方的、新的東西，就是好的。為了救亡圖存，對外來的種種思想往往不加審視，不分良莠，便饑不擇食，囫圇吞棗，而又夸夸其談，執一廢百，對中國傳統文化則一概抹殺肆意丑化。于是舊標準尊嚴掃地，新規范建立無從，在迷亂惶惑中只有情緒化的“為打倒而打倒”。吃著“民主”與“科學”的夾生飯，結果既不民主也不科學，最嚴重的是民族自信心、文化自尊心的喪失。這些很需要當代學校教育者深刻審視、深思與反省。“五四”運動、都是劃時代的大事，其對中國社會進步的積極推進作用是不可否認的。舊文學改為白話文，教育得以普及，對世界知識的吸收力得以增強。但是，對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卻存在重大的缺憾。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都藉著古文保留著，接受白話文學教育的人們看不懂古文，就打不開中國文化寶庫。學貫中西、俯瞰古今的優秀學者南懷瑾老先生說：“唐宋以來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也就變成三個大店。佛學像百貨店，道家則像藥店，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面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

二、中華傳統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回歸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主席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來源。近來，他對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他一再強調要完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把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基因、精神追求、精神標識分學段、有序地融匯到學校教育當中，夯實廣大青少年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文化根基。

1．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有思想的人創造的，有系統的思想理論被稱為“觀念文化”。中華民族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了悠久的、綿延不斷的歷史和豐富多彩的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主要包括：觀念文化，主要是儒家、道家、法家、佛教學說等；物態文化，含古器物、古藝術品、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飾等；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國家管理體制、人才培養選拔制度、法律制度和禮儀俗規等；心態文化，包括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主觀因素，主要以文學、史學、醫學等古代典籍為載體。

2．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1）人文精神。注重社會關系的理智特征，它重視人的道德修養，主張人們通過自身的修養和學習，成為高尚、有理想的人。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實現“理”致人和的社會和諧。

（2）自然精神。即人與自然的關系，所謂“天人”關系，注重個人與社會的協調，人類與自然的協調。

（3）奇偶精神。主要體現為陰陽學說，五行、八卦思想，用其探索自然奧秘，思考問題。孔子“中庸”說，它排除了“不及”和“過”兩個極端，得出“一”這種思維方式貫穿于中國古籍。

3．當代教育呼喚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

第3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關鍵詞：道學文化 經濟解讀 企業文化

中國正在進行全新的現代化建設，而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科學管理。中國除了不斷地學習和引進西方的先進管理方法外，同時也要更多的從民族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的管理資源。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和管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管理學家，不斷地從道家那里尋求管理智慧和新的思維模式，并身體立行地把道家思想成功地運用于當代的企業管理，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企業和經濟的向前發展。

在老子所推崇的美德中，“不爭之德”是老子最為贊賞的，其典型代表就是“水德”，老子稱其為“大德”。《道德經》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這段話的意思是∶上德之人好象水一樣，水滋養萬物而不爭其功，情愿處在大家所厭惡的低下的地方，所以它最接近于道。居處善于選擇地方，心性善于保持深沉虛靜，與人交往善于親愛，言談善于真誠守信，為政善于簡治，做事善于圓通靈活，行動善于把握時機。正因為不爭，所以才能毫無怨咎。

1．“忘我”品性與企業發展

水的最偉大之處就在于不斷地“利他”而忘已。這就給我們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企業的根到底扎在哪里，這是我們很多管理者一直都在探尋的問題。俗話說∶只有根深才能葉茂。企業的發展也是這樣，一個企業和社會、消費者的關系就像萬物和水的關系一樣，如果企業的存在確實對社會和消費者有利益之處，那么社會和消費者也就離不開企業，那么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就成為可能，企業的發展也就有了長久的動力，這種動力也就是社會和消費者對企業的需求。有了這種長久的需求，企業的發展壯大也就有了穩固的根基。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在對公司的發展方向進行決策時，應該努力探尋企業的扎根地方，什么樣的地方，足以支持企業的立業？結論是像水一樣成為社會和消費者的普遍需要。在尋找投資點的過程中，要認真研究，要把投資點立在滿足社會和消費者需要的服務上，只有把企業發展的根扎在為社會需要，為人民服務的領域，企業才可能獲得永不枯竭的動力，企業的發展才能永存。

2．“處后”品性與企業的競爭智慧

在大自然的萬物之中，老子對水最為贊美，水具有多種品德，從中我們可以領悟出許多做人和立業的道理。水的“無爭”品性有兩種理解∶一曰大公無私；二曰與世無爭亦即無欲。這里的“處后”其實也就是競爭的策略，只不過它避開了競爭的風險，力爭以最小的風險或無風險成本以迅速求得企業的生存、壯大和發展。這一思想引入現代企業管理中，可以用來指導投資點的選擇，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不對稱的競爭策略。任何一個企業，在尋找新投資點的過程中，應該充分運用中國道學文化中的“處后”智慧，將有限的資金和資源投放在無競爭或競爭極小的領域，并且充分考慮這一領域是否為社會和消費者之所需，能否產生長久的推動力。如果將資金投放在競爭極強的領域，那么將會有很大的風險，其生存和發展將會成為問題。

3．“處下”品性與企業的服務質量意識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世人皆知。故老子言∶“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乎道。”其意為水總是處在大家都不愿也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水的這種謙下本性啟發企業管理者，要善于“處下”，要甘于在人們不愿著手處立業，要甘于在人們不足掛齒的卑微處立業，要甘心從低處著眼，甘于“做眾人之所惡”的事情。因為眾人不愿涉足的領域，有可能是無競爭并有廣闊市場的領域，在這里最易于找到立業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有人認為中國最差資金，也有人認為中國最差技術，其實這都不對，筆者認為中國最差的是服務，即全心全意為社會和消費者服務的意識。縱觀世界一些有影響的大公司和大企業，它們的員工都有著世界一流的服務意識，所以才贏得了全社會和消費者對它們的關顧和厚愛，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它們才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如果一個企業沒有一流的服務意識，這就注定了它的發展是短命的。

4．“通變”品性與企業持續發展

我們知道，水無論流到哪里，遇到阻力時，有三種情況出現∶一是正面流不過就向左邊流，二是左邊流不過就向右邊流，三是左右兩邊都流不過時，它就停下來迂回，積累力量，待到條件成熟時，它就開始新的歷程。水的這種遇阻就讓，變通迂回，不去妄加沖擊，不去刻意爭道，不強求于天下，其結果對客觀規律毫無沖撞，對水本身也毫無損傷。這種現象啟示現代企業管理者∶凡主客觀條件不盡吻合，不要強求，不要以為強求真能使你成功。讓一讓，變通一下，既保存了自已的實力，也向成功靠近了一步。因為主客觀條件擺在那里，知道迂回之路，這也是最近的路了。所以，水的這種特性要求現代企業管理者，要承認客觀條件的相對合理性，并予以尊重，不強求外部條件來迎合自已，而是自已調整自已去適應客觀規律。

5．“流水不腐”與企業創新

第4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論文關鍵詞：感悟；實證；研究證據；管理藝術；管理科學

《中道管理》研究了易經在管理上的應用，在詳細剖析人性及西方X理論、Y理論的基礎上，依據大學之道，提出管理的三向度，即“安人之道”、“經權之道”和“絮矩之道”，并用M理論來代表，認為中國式管理應以安人為目標，依經權而應變，用絮矩(將心比心)來促成彼此的和諧合作，實施真正適合中國人的中道管理。單向度地學習《中道管理》難以發現中國感悟思維在管理研究中的缺陷，筆者擬對比《一種新的管理范式——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來分析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和文化互補的重要性。

1從傳統感悟思維模式中突圍

《中道管理》提出“重點管理”，整個論述充滿了中國感悟思維氣息。這個結論沒有錯，但是判斷“誰是重點”的經驗和理論可能會錯，背后還有繼續追問的空間。該結論有儒家“點到即止”的特質，又有道家的隨意性和超脫性，暴露了中國感悟思維的局限。感悟只是體驗中的某一瞬間對宇宙本真的洞見和徹悟，感悟方法是中國古代治學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經驗的積累，強調的是個體的特殊感受和瞬間反應。

值得推崇的是中國感悟的結果往往直覺了事態的發展趨勢。感悟一詞，起于人的體驗，著落于人的生命智慧。人的感覺經驗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刺激反應，就是因為人的感悟滲透著潛在的博弈；生命智慧不同于純粹的理性，始終與感性粘連，在感悟發生時，因感而悟和因悟而感很可能是一種雙向的辯證的運動，很難用因果分析講清，是一種高度的直覺，“理論的形成并不完全來自于我們的現實和經驗，我們沒有理所當然的事實作為前提，通過‘唯心’的思考仍可得出唯物的結論，而且這種結論往往還具有真理性。感悟其實是在進行模糊的“思想實驗”，“只可意會”是中國管理智慧的特色，也是局限。當代中國管理科學研究能夠突破思維上“不可言傳”的千年禁區嗎?西方的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能夠為“說不清”的中道管理智慧開辟言說的路徑嗎?某一瞬間的“偶然性”中有什么“必然性”?“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理解成智慧，但也不排除某種思維的惰性。

《中道管理》沒有用現代學術的形態系統深入地闡釋“重點管理”這個法則；在文獻E23中，卻引用了國外的一個“重點管理”的研究證據：在“友好反饋”中，衛生保健系統執行主任，憑借偶然了解到的心理學知識：人決策時每次只能處理有限量的信息，開始對所轄20多個診所考核指標實施“重點管理”，從原先200多個指標中，選擇3類績效指標——質量、成本、滿意度。這3個方面都有一個總的測度。在下一個年度，通過使用更易理解的反饋形式，衛生系統的績效得到了廣泛改善，低績效單位進步顯著，“績效考核體系”在“實證研究”中不斷改進。把《中道管理》中“誰是重點”這個“感悟”到的答案，不是作為結論，而是作為研究的起點，使整個研究上升到以邏輯思維為主的實證科學研究層面。實證研究之所以在國際上風行，被國內管理學界信奉，一個不易察覺的原因是它的“假設和命題”蘊含感悟智慧，而“實證之后”的“結論”比“感悟結果”更加精準。

“20世紀50年代以來，實證主義的思想一直在社會科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實證主義認為現實世界是客觀的。由于客觀規律和事實的存在，使研究對象可以進行科學的測量，以此來解釋、預測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根據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科學研究大多是從實驗或問卷調查中得到數據，然后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實證主義倡導的研究方法大多是用于檢驗預先建立的研究假設或命題，如果所得到的數據與研究假設的預期一致，就認為假設是可以接受的；一旦發現了與假設判斷相反的結果，就有理由拒絕假設。換言之，實證主義思想強調的是理論的檢驗，而不是發展理論。在實證研究中出現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是為定量分析提供補充信息。”實證研究希望將研究納人清晰的、可觀測的、能重復進行的科學研究軌道，希望檢驗悟到的結果。“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指出，中國管理智慧中的個人的直覺和洞察力，在“建立研究假設或命題”時，在“大膽假設判斷”方面是大有作為的；而實證研究對“直覺和洞察力”所得的結果，是能夠提供有效信息予以證實或證偽的。理論的進步，總是依靠試錯來進行的，試錯就是“有意識地、審慎地試圖發現錯誤以收尋證據駁倒該理論，包括訴諸于以他自己的才智設計的最嚴格的實驗檢驗。”也就是說“小心求證”時，實證研究行之有效，于是各有所長的中西思維方式在管理學研究中出現了一個榫頭——對接。

關于這個榫頭，吳冠中大師有一個比喻很貼切，他說：“藝術到高峰時是相通的，不分東方與西方，好比爬山，東面和西面風光不同，在山頂相遇了，但是有一個問題：畢加索能欣賞齊白石，反過來就不行，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樂家能聽懂二胡，能在鋼琴上彈出二胡的聲音；我們的二胡演奏家卻聽不懂鋼琴，也搞不出鋼琴的聲音，為什么?是因為我們的視野窄。”這句話啟示我們要站到更高的國際視野，將充滿感悟智慧的中國管理藝術與實證主義管理科學研究方法對接，才能把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學旗幟插上世界管理學研究的山巔。只有半山腰上固步自封的人才無視他人的長處，也只有沒有文化信心的人才徹底依靠他人的長處。目前西方管理學研究的領先，正是因為他們“能聽懂二胡，能在鋼琴上彈出二胡的聲音”，而我們“卻聽不懂鋼琴，也搞不出鋼琴的聲音。”也就是說，實證研究方法暗含感悟智慧，而單純的“中國式”感悟卻難以進入實證的層面。

的確“因為我們的視野窄”。在管理中諸多問題恐怕不是一個籠統的“重點管理”能說清楚的，通過實證的科學研究，尋求合適的自變量，實現對應變量差異的解釋，有助于實現管理學研究的嚴謹性。比如個人收入水平無法完全解釋員工滿意度，而組織情境、氣氛、個人期望值和人格特征等外生變量，甚至誤差變異，都有可能影響滿意度，當我們把“邏輯思維的科學性與感悟”融合起來，通過實證研究，會得到一個比“憑印象”更科學的分配方案。又如，M理論指出“人是可以改變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這樣論斷對管理者而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指導意義?尼采曾嘆息：“自來，精神如同道德一樣，成百次地實驗而成百次地迷誤。是的，人是一個實驗。唉，許多無知和錯誤化作了我們的軀體!”在這個背景下，管理的首要問題，可能不是僅僅提出“人是可以改變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而是要說清如何“改變”，如何發揮人的創造性，所謂民族復興，就是把壓抑、窒息的創造力重新煥發出來，從傳統感悟思維模式中突圍，認識現行研究方法、思維定勢、管理模式的局限。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受到美國實證研究嚴謹性的啟發，認識到中國現行管理研究粗放和照搬西方理論的危機，悟到傳統經驗和理論的可錯性，吸收當代美國學者研究成果，通過移植“溯因推理”和“雙環學習”概念，開發了一種將具體組織作為實驗對象的新管理范式。這種管理學研究方法，找到了中西思維方式在管理學研究中對接的榫頭，在感悟中“溯因推理”，在“雙環反饋”中檢驗其方案效果，并質疑方案賴以產生的因果關系。

中國管理學研究迫切需要這樣的“榫頭”。把管理問題的科學性與藝術性，共性與個性有機結合。既關注一般性規律，也不忽視個性特點；既尋求普適性的管理方式，也照顧到具體情境。

郭重慶在各種會議上強調，管理學是個學以致用的科學，中國管理學界應該直面中國管理實踐，從照著講到接著講，到接著做，接著中國傳統文化講，接著西方管理科學講，接著中國近現代管理實踐講，既要重視理論升華，又要重視中國情境與實證研究。“接著”就需要“榫頭”。有機對接，才能檢驗“悟到的東西”，推進研究結論。

2管理創新的本源：社會實踐

管理的創新，人們往往從制度改革、時代變遷來探討，恐怕這些因素只是管理創新的結果和外因，它們與創新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對基本觀念的重新理解，很有可能找到創新本源。觀念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視角，世界觀轉變是管理創新的指導思想。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基礎：從個人層面看，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是研究者個人不斷進化的有效途徑，因為管理的決策對公司的命運有重大的影響，管理者的勝任力成為了關鍵性的并且常常是稀缺性的資源……這個進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觀察、認識管理問題的范式的轉變，世界觀的轉變和勝任力的提高。”這里，提出管理者轉變世界觀的問題，也就是管理創新要有新的指導思想；勝任力是指參與社會實踐的深度、廣度和力度。

管理學離不開哲學導航，哲學提供的正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有了世界觀的轉變，才會重新定位“我怎么管理?”“我怎么研究管理?”這樣源頭性的問題。“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的內涵就是一種觀察、認識與解決管理問題的新方式——既然經驗和理論有可錯性，就不得不在實踐中尋找新的因果關系和基于“該關系”的方案，把管理推向了無止境探索和創造的路上。世界觀決定著管理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質地，無形中左右著管理方法和管理研究的方法，新世界觀一定是因為它終結某種舊的觀念而熠熠生輝，“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正是擺脫了感悟思維對“經驗、理論”的過度依賴，才邁出了創新的步伐，其研究思路(見圖1)。

反饋1是一個驗證，或者說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試錯是科學的保姆，因為“根據片面的知識而采取的行動難免要犯錯誤，關鍵是盡可能迅速改善我們的知識，盡可能及早發現我們的錯誤，并消除它。”該模型的優點在于其有一個糾錯環節，即反饋學習的環節，因為“溯因推理”和“制定的方案”也具有“可錯性”，其中有一個關鍵性的雙環學習過程：由反饋1構成了一個單環的漸進性學習…根據績效調整方案，形成同一因果關系下的不同方案，但是，它并沒有質疑方案賴以產生的因果關系(a一6)；由反饋2構成一個雙環的變革性學習，即根據績效的高低，它不僅僅反思制定的方案，而且質疑方案賴以產生的因果關系(a一6)的正確性，因而具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個研究過程不僅是一個科學的探索實驗，而且也是一個將科學原理轉化成管理實踐的過程。在新的指導思想下，在社會實踐中，不僅實現管理研究的創新，而且實現了管理活動的創新。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以“友好反饋”為據，說明“問題b的確定、a—b關系的猜測、選擇以及具體解決方案的設計，都深深打上了管理者的主觀烙印，與管理者的經驗，特別是知識背景密切相關。”其內在的“溯因推理”邏輯機制吻合了管理的實踐性、科學性、權變性特征，從而保障了管理的效果。“溯因”在中國感悟思維中是最模糊的，事實是在很多時候我們歸因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原因。通過反饋2的自我糾錯，“研究”把中國管理的朦朧感悟推進了理性思維的漩渦，是中國管理藝術向管理科學邁進的重要哲學臺階。凸顯了研究結論具有“可重復性”和“可驗證性”的“科學”特質。藝術與科學的融合，“感悟一實證的對接”將使管理學研究向更高階段邁進，更加精準，其概念模型(見圖2)。

《中道管理》探討的是管理的藝術，而“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注定管理學具有藝術和科學2個維度。人本主義管理學研究范式正在興起，中國人文傳統在管理學研究中的地位正在提升，這為科學和藝術二維交融提供了時代契機。

中國感悟思維下的《中道管理》強調主觀感應，重想象，直觀對象，主要靠感性，以形象思維為主。而“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在感悟中注入了邏輯思維，強調客觀理性，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維為主。從個別中揭示一般，從個性中抽象出共性。分析對象，構造概念體系，對客觀規律的不斷揭示和描述，其哲學根源是遵循因果決定論，嚴謹而規范。

中華民族思維定勢決定了中國人與管理藝術性有天然的血緣。德魯克強調，管理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人文藝術——之所以稱其為“人文”，是因為它涉及知識、自我認知、智慧和領導藝術等基本要素，知識、智慧與藝術等與個人價值觀有關的來源離不開民族的人文傳統，因此制度、文化、社會結構等民族性格因素作為自變量或調節變量必須是中國管理理論建構的因素，但不是全部。在中國管理情境中，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我們擁有的，恰恰是我們缺乏的。管理科學的“中國性”不是指在中國應用西方的管理理論和定理，而是說這個管理理論和定理是中國人創造的；不是獨立選擇的，而是獨立創造的；它是被現代中國管理困境激發出的學術原創沖動，它體現著中國人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它開啟著中國人的管理世界，代表中國向世界輸出有中道管理特色的管理科學。

3“中道管理”有待繼續道說

“目前，中國管理研究相對滯后，研究基礎較為薄弱，特別是在研究方法的規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原創性方面，與西方管理學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難以融人國際管理學界的主流。”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也指出，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在中國推行的最大困難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證據的匱乏，最流行的案例教學強調的是問題的解決，而忽視了研究證據；人們關注的是具體方案而不是何以至此的原理，缺乏理論挖掘的學術研究，只是現實量的累積，始終無法實現質的突破。

原理的匱乏是研究方法局限和研究成果的原創性不足導致的。中國傳統管理研究方法的局限是過分依賴感悟思維，遺忘了多元化的思維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論范式，窒息了學術原創的活力。

中國管理學要擺正文化的客觀性與歷史繼承性的關系，不泥古、不媚外，必須刺激我們民族長期處于麻木狀態的一個重要穴位——以邏輯思維為主的科學研究意識，激發出學術原創的沖動。

中國管理學發展離不開中國情境，更離不開中國管理學研究者的人文情懷。

從孔子提倡的“思無邪”，到后來主張“發乎情、止乎禮”，“溫柔敦厚”的儒家傳統，無不統攝在“人”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道德規范這一鐵腕之下，統治者要求人們正直而溫和，寬厚而謹慎。幾千年的專制文明一方面使人文明了，另一方面為了鞏固集權統治也從某種程度上扼制了人的自我意識、自由精神、創造活力。溫和謹慎難免固步自封，專制下自由的強音愈來愈弱，因循守舊窒息了創造的火花。中國封建專制文化的陰影難以消除，“大一統”難以培養自由、創造的精神和獨立、自主的人格。愛因斯坦指出：“科學的發展，以及一般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的發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社會也能做很多事來促進它實現，至少不該去干涉它的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管理學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研究者的創造力的激活，“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閃現了這種學術創造力的火花，昭示著當代管理研究出現“中華氣質”的可能性。

形成當代管理研究“中華氣質”，第一要敢于質疑，任何創造都是建立在對一切既定文化成果質疑的基礎上的。問題意識是一個學科生存、發展的關鍵，是學術研究的生命和靈魂“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開篇就指出現行的2類管理依據經驗和理論都是有局限的，并著手創造一種新的管理依據。

第二要認清中西管理學“現成價值”局限。“中道管理”的局限是感悟思維的局限，是管理科學視野下管理藝術的局限；而實證研究擅長檢驗“假設或命題”，多強調的是理論的檢驗，而不是發展理論，理論的原創迫切需要在實證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感悟思維的優勢，進入下一輪“大膽設想和判斷”。《中道管理》的直覺和洞察力往往直接抵達了一個新的假設和命題，不可小覷。克服雙重局限的方法既不是照搬西方管理理論，也不是因循守舊，而是“感悟一實證無縫對接”，“創造”普適性的現代管理理論。創造成就了我們民族輝煌的歷史，也只有創造才能奠定這個民族在世界管理學上的地位。

目前，中國管理學之所以難以產生“中國性”，原因多少在于管理研究者以自己所選擇、所認同的研究方法對待中國管理困境，始終在現成的管理思想中徘徊，以不同的“學術選擇” 代替“創造”。這樣的管理學研究只是選擇性的學術，產生不了思想性的學術。

第5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管理思想;體育管理

中圖分類號:K5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10)-02-0005-03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蘊含了豐富的管理智慧,對現代管理活動有著極大的啟示。挖掘、探尋儒家管理思想的源流,吸取儒家文化精神中的現代價值,推動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與現代體育管理的融合、交匯,對體育管理活動產生深遠的影響,推動我國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1.儒家文化中以人為本、尊賢尚能管理思想

儒家認為,人作為萬物之一而生存于天地宇宙之中,具有超然萬物之上,最為天下貴的卓越地位和尊貴價值。因此,儒家十分重視人的因素,主張尊賢尚能、知人善任的管理思想。從“尚賢”方面而言,儒家智者深刻的洞悉了“管理之道,歸于用人”的至理;從“擇賢”方面而言,儒家主張選拔若干才、德兼備的人,《論語》中有“無求備于一人”,只要在品德方面大節無虧,在工作能力方面能勝任所擔任的職務,并且忠于職守,勤于任事,即使有某些缺點該選拔的扔選拔,該重用的仍重用;從“用賢”方面而言,古時就有“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原則,因才任使,像對器具一樣,什么樣的器具派什么樣的用場。

2.儒家文化中的經、權管理思想

儒家的管理謀略最突出表現為尚“權變”的思想。力主“執經達變”的管理方略,不變的是“經”,“經”是管理的目的和原則,以“經”作為判斷事物的準繩,仁、禮合一的仁道原則構成了“經”的內涵;變化的是“權”,“權”是管理過程的具體操作運用,以“權”來達到最好的決策。“執經達變”是管理的策略,其特點和追求在于實現和諧的管理境界。儒家主張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模式,管理應及時分析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出決策,采取措施,以保證管理目標的實現。決策的確立還要對管理要素的全面考慮基礎之上,不拘泥于某種模式,亦不排斥某種模式,而是根據某種情形做出合適的選擇。

3.儒家文化中禮、法相濟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中極為重視“仁政德治”的管理思想,但在強調“道德禮儀”的管理方法的同時也主張采用“政令刑罰”的管理方法。孔子主張“德、法并用”,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提出“禮”、“法”相結合的治國思想,“治之經,禮與刑”,認為禮治與法治相結合比單純的法制有更多的優越性。禮實際上也包含了法的內容,在《荀子o.王霸》中有“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仲長統也強調“德教與刑法并用”,《群書治要》中指出“情無所指,禮為之檢;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逾法宜刑。”晉朝的袁淮言:“夫仁義禮之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變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禮、法相濟、恩、威并施對于管理活動,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禮治與法治相結合,可彌補只有一種管理方法的不足,兩者相互補充,使管理機構得以高效運轉。

4.節用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也蘊含了極為豐富的“節用”思想。孔子談到治理國家的措施時,明確地提出了“節用”管理思想。荀子在《儒效》中有:“凡事行,有益于理(治)者,立之;無益于理(治)者,廢之。”《荀子?天論》中“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強本節用,開源節流,能過實現民眾的富裕,增加國家的財富。元代金履洋人為“天地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知,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5.行政管理思想

在制定為政的方針政策時,儒家智者認為管理者應把握管理工作的總綱領,掌握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分清工作的主次,而不是去處理日常小事或從事被管理者所應從事的事情。荀子指出“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曰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急也。”及“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復之。”儒家特別重視管理中的責、權一致的理論,“正名”思想就是這一原則的集中體現。儒家所主張的“君君”、“臣臣”是指作為君、臣的道德和才能,君主和臣吏要各守其位,各行其權,不能逾越這種責、權一致的思想,就是孔子所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然儒家的行政管理思想是服務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階層,但仍對現代體育管理具有極大的啟示。

二、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對現代體育管理的啟示

1.以人為本、重視人才是現代體育管理中的核心

以人為本、尊賢尚能的價值導向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精華,也是現代體育管理的新動向。體育事業要發展必須以人為中心,認真的選拔、培養人才,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發揮人的能動性。體育的發展需要具備長遠戰略眼光和全局觀念的領導者,需要有一支綜合素質高、訓練經驗豐富的教練員隊伍,更需要有一批優秀的運動員,還需要有大量事業心強、有創新能力的科研工作人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體育運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這與管理部門“大膽選擇,著力培養領軍人物”有直接的關系;重視教練員隊伍的培養和建設,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備、又紅又專,對運動項目的訓練規律有較高認識的教練員密不可分。優秀的教練員必然為國家培養大量的優秀體育后備人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擴寬運動員的培養渠道,建立國家、社會、集體相結合的人才培養體系。同時,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管理人員、教練員、運動員、科研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各盡所能。人是體育管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在體育管理中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不拘一格的選拔人才,才能科學、合理的任用人才,并且建立各種激勵機制,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2.把握管理的“經權觀”是現代體育管理的取得成效的保證

借鑒儒家的“經、權”管理思想,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是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前提。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順應國際體育發展的趨勢和規律,而制定了《奧運爭光計劃》和《全民健身計劃》兩大發展戰略。針對兩大“計劃”在不同時期內體育發展的目標,制定了相應的計劃、策略。為實現特定的奧運目標,根據競技體育的制勝規律,準確預測,確立以奇材制勝、科學與經驗相結合的選材方案;確立以新制勝、以特長制勝的訓練原則,探索科學的訓練規律;競賽中有效的發揮本方的潛能,運用心理戰的競賽策略,采取有效的戰術抑制對方。為保證“全民健身計劃”的順利實施,加強對全民健身的研究,構建全民健身內容體系的,完善全民健身組織管理體系,并構建了一系列新的戰略部署。因此,從競技體育、群眾體育的管理戰略的制定,到教學、訓練計劃的制定,管理者都需要做出合理的決策使之達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3.禮治與法治相結合是體育管理的必經途徑

儒家的“禮”與“法”相結合的管理思想運用于體育管理領域,對體育管理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近幾年來,我國頒布了一系列的體育法規、條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等,這些法令、制度對于保證必要的體育管理秩序,調節體育管理要素之間的關系,把體育管理活動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促進體育管理系統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體育法規、制度還不健全,必須健全體育法規、制度。此外,體育法規、制度的強制性、權威性特點決定了在體育管理活動中只運用法律的方法難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對體育組織人員進行人生觀及道德觀教育,科學文化教育,民主、法制紀律教育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能提高組織人員的素質,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發掘人們的精神動力,管理效率必然會得到很大提高。在體育競賽中用法律、規章制度來維持公平競爭是外在的、強制的,而用道德來維持公平競爭是發自內心的、主動的。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有的運動員、教練員在利益的驅使下,無視體育的法規與職業道德,做出一些越軌的事情,如使用興奮劑、假球,黑哨等現象,運動場上蒙上了一層行為失范的陰影。還體育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已刻不容緩,加強體育制度和法規建設,把體育中的失范行為納入到合法的軌道之上,同時使體育的職業道德深入人心,發揮體育法規與道德對體育的規范作用。現代體育管理應遵循“禮、法相濟”的管理原則,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加強法制建設,將“禮治”與“法治”相結合運用于體育管理之中,對各項體育管理活動必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加強節儉辦體育的理念

在體育管理中要本著節儉的原則,注重管理的效益。在我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我國的體育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體育事業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不可能把全部的物力、財力投入到體育事業中,投入到體育事業的財力是有限的。因此,體育管理者需要本著節儉的原則,充分利用有限的物力和財力,將其用到最需的地方,發揮有效的作用。我國對于足球事業的投入可謂之大,可我國的足球事業屢屢讓人失望,體育管理者要重新審視“投入――產出”之間的關系,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財力,促進我國足球事業的發展。舉辦奧運會給舉辦地留下是物質的和精神的、現實的和長遠的財富,國際奧委會提出了節儉辦奧運的理念。雅典奧運會節儉的舉辦卻依然給雅典帶來了五十多億的經濟赤字,增加了雅典人民的經濟負擔。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給我國帶來機遇與挑戰,應探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模式,樹立我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體育大國形象。在體育場館建設本著節儉的原則,盡量節儉開支,對于奧運會后將面臨資源的閑置和場館的維護給予高度的重視,讓奧運會留給北京的是一筆財富而不是一種負擔。體育管理者應本著節儉的原則,兼顧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使之達到最佳的預期效果。

5.加大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

我國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是在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經濟不發達,體育結構單一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我國的體育事業,在世界舞臺上確立體育大國的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舉國體制出現了許多弊端,影響了體育事業的發展。因而,體育管理者應借鑒儒家智者在行政管理方面成功的經驗,深化體育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體制。體育行政部門應按照精簡、高效、統一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由直接管理為主轉向間接管理為主,由微觀管理為主轉向宏觀管理為主。責、權、利相一致,每個在崗人員在其位、謀其政、行其權、盡其責,順利實現管理目標。此外,在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各級體育管理者要確立“敦本務實”的思想,以確保體育管理改革路軌不偏離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方向,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三、小結

借鑒儒家文化中的尊賢尚能的管理思想、經權管理思想、禮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管理思想、節用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運用于體育管理領域中,對于體育管理的各項活動以極大的啟示。使我們不再盲目的學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而是挖掘、探尋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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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關鍵詞】中央銀行 文化建設 指導原則 發展方向

一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文化的支撐，同樣，央行的發展也需要文化的推動。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擔負著金融調控、金融穩定和金融服務的重大責任，應不斷強化央行文化建設，通過文化理念統一廣大干部職工的行動和思想，凝聚他們的智慧和力量，激發他們的潛能，為其更好地履行央行職責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下面我想就央行文化建設的原則和其發展的方向談幾點認識。

一、央行文化建設的原則

文化是粘合劑和劑，可以使各項工作的運行更加順暢和諧，通過文化建設可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平穩情緒、緩解矛盾，產生硬性管理所不具備的內在凝聚力和感召力，使干部職工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使員工之間的信任度增加，更易于交流和溝通，從而在工作目標、指導思想和行為規范上更加趨同，創造和諧一致、心情舒暢的工作環境，促進和諧央行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應堅持以下幾項原則：

一是以人為本原則。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講，文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系統理論，區別于制度等硬性的管理，是通過價值觀和精神來凝聚員工，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自律，達到自我管理的目的。這種軟性的管理，從始至終都貫穿著人的因素，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不是強制的，而是自覺的。只有在員工中達成共識的要素，只有員工普遍認同的精神，只有廣大員工都自覺遵循的價值觀才能稱其為文化，因此，央行文化必定從員工中來，到員工中去，著眼于人的全面發展。

二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要從央行業務工作的實際出發，提升履職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是央行文化建設的落腳點，核心價值觀、央行精神等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得到彰顯并逐步形成，員工的個人價值只有在解決工作難題、面對挑戰中才能得到體現，在實際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又是號召和凝聚員工的主要途徑。因此，從央行履職的實際出發，才能找準文化建設的方向。

三是系統化原則。央行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加強央行文化建設，需要將央行使命、央行管理理念、職業道德、品牌、干部職工的行為等各個方面，按其內在的聯系與邏輯，塑造成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系統。在這個系統工程建設中，要堅持為了共同目標的“整體性”，相互作用與相互依存的“相關性”，有著明確目的的“目的性”和上下關聯的“層次性”，處理好各系統之間、各文化內容之間的關系。

四是長期積累的原則。文化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比如環境文化中的視覺識別，可以在短期內建成，但要在公眾中實現一種文化的認知，必然有一個過程。又如制度文化，　我們可以在短期內建立健全若干制度，但是要達到完美認知和執行的境界，必然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五是示范原則。央行文化建設有別于人民銀行其它的各項業務工作，業務工作只要操作正常，管理得當就可以正常運作，　而文化的形成，　需要領導帶頭或榜樣示范，用典型的魅力和感召的力量才能形成和發展其優秀的文化。

六是循序漸進原則。央行文化建設與佛文化、酒文化等文化一樣，有一定的程序，不僅是有一定的形式支撐，也要有一定的“程序”。當然，　這個“程序”，不像具體業務工作的流程可以按部就班地去完成。需要在建設過程中，進行具體的研究和實施。

二、央行文化建設的發展方向

當前，很多單位以文化建設為手段，實現了從硬性管理到文化管理的“飛躍”，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央行文化成果。總結其經驗，不難看出在央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更加需要掌控央行文化建設的方向，才能充分發揮文化建設的作用。

一是更加注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五千年的優秀文化體現為四大體系，即認知之學―哲學，踐行之學―史學，理智之學―科學，情感之學―文學之中，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僅從“思想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表現為世界觀是對社會、宇宙、人自身的樸素認識為代表的。方法論是以樸素辯證法為代表的。社會歷史觀是以追求和諧社會為特征的。人生觀、價值觀是以“修齊治平”為代表的。在物質分配與交換領域，則主要體現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誠信為本”等等。隨著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發展，很多國家在推崇中國制度的同時，把目光投向了中國文化。當然，傳統文化本身由于所處歷史階段的局限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要在繼承發揚優秀文化的同時，注重中華文化的現代化問題。

二是更加注重體現尊重包容。人文精神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是尊重，尊重的文化應體現在央行文化中。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是開放的、多元的。因此，央行文化應尊重不同層面的干部職工的不同層次需求，確定激勵導向，提倡創新，倡導和諧。應吸納古今中外文化的優點和不同地域文化的優勢，以及各類人才個性的長處，從而促進情感的融通和價值的共享。

三是更加注重管理實效。管理與文化是相互聯系的。管理來自文化，而文化又是管理實踐的結果。文化建設的目標也是提升管理水平。文化管理是管理的高級階段，它能超越科學管理，同時吸收其合理的因素，融合經驗管理的長處從而提升為管理藝術，這時其就真正實現了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結合。央行文化就是要與融入管理，同管理成為一體，使其植入制度，切入業務，融入行為。使全體員工形成自覺的行為規范。

第7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以人性假設為價值前提的角度來看，學校管理過程是管理者通過展開的一系列管理職能，使主客體在相互作用中實現以育人為中心的目標，在各個方面規導與教化著未成年的人。學校管理應成為一種強調人性中的應然層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腦力與體力勞動的結合，具有復雜性、情感性、潛在性等特點，學校管理活動應實施符合人性的、激發工作熱情的管理模式，盡可能滿足教育工作者對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個性心理特征及身心發展規律，這要求學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則的同時，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為基礎，以受教育者的身心發展規律為準則，盡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從管理背后的倫理價值選擇來考察，任何一種管理制度和行為的背后離不開深層的倫理和價值的選擇。管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決策是整個管理活動的核心。學校管理中，常常會出現不同價值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在不同的價值選擇中，即可能存在雙方平衡的支點，也可能會包含著尖銳的價值沖突。學校決策的依據、學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學校管理方式的確定都離不開價值的選擇。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擇，體現價值沖突中的“合理”與“善”，要彰顯學校管理中的倫理意識和道德目標，以價值觀、倫理準則和規范作為決策的依據和指導，解決管理過程中不同價值選擇之間的沖突，使其符合評價主體的倫理道德取向、倫理追求，從而使學校管理活動具有可行性與科學性，促進學校管理活動的不斷進步。學校的倫理管理并不是一門純粹的技術科學，它與心理、價值、觀念、文化有關。彼得•杜拉克認為，“管理是一種社會職能，隱藏在價值、習俗、信念的傳統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無價值觀的科學。”民族文化會影響管理實踐活動的全過程和全方位，使其體現獨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學校倫理管理中的道德價值向度和公共倫理精神與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價值、信念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我國的國民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經過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禮，中華民族文化根扎于人們的思維、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在這樣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學校管理，需要我們深入了解我國管理文化底蘊，實現適合中國文化的學校倫理管理。

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哲學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國的倫理文化形態中，以重倫理、倡道德為原則的倫理思想和行為追求，貫穿從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學、陸王心學，融匯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政治、教育中，始終處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質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體驗和直覺感悟的結晶，回答的是人類自身以及人與宇宙萬物的相處之道和終極關懷如何解決的問題，強調的是人與自然圓融無間整體互動的和諧理念。張岱年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以貫之，即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統一。程思遠根據這種強調和諧與統一的特征，將中國傳統文化稱為“中國和合文化”，并認為“中華民族已經形成了運用和合概念與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研究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研究人的身心統一規律和養生之道的文化傳統”。張立文則開創“和合學”，并認為和合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為價值取向的反思，“和”與“中和”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萬物的根本。“中”是陰陽和合的結合點，是宇宙萬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轉化的必經途徑和孕育萬物的能量來源，也是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法則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點。人道治理必須知中、守中、體中、執中、用中，從而建中立極，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氣能量，才會實現人內在的心身和諧和外在的天人和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萬物、人間萬世的宇宙真理。世間萬物包含著差別、矛盾和沖突，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內部之間排斥、對抗等方向，卻不能表達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狀態，即多樣性的統一、有機的聯系和秩序。“和”意味著從沖突到融合，內涵各種成分升降相蕩的能動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與“和”體現在認識和把握管理運作過程的方法論。“中道和合”即無差別、無偏倚的至理。它強調在不偏不倚中尋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間的沖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則和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雙修，是內圣與外王相統一的大道。孔子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無論是修身做人，還是治國平天下的管理過程都是修道的過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倫的過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內外之道”，內養與外用不二；其次，世間萬物的生存和發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狀態下完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一陰一陽才成其為道，偏執一端就遠離道，唯有執中才是成事正道，是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辯證地認識分析分歧，把握管理過程的適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舉、嚴寬相濟中獲得和諧。最后，孔子強調“時而中”，“中”不是空間位置，而是一種狀態。它是動態的，即能夠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而遵循“中道”原則。宇宙萬物，千變萬化。在管理中做到“從容中道”即嫻熟地駕馭事物發展變化的“中道”，體現出“得其圜中以應無窮”的灑脫與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藝術。

三、啟示：從“中道和合”看學校管理的倫理準則

《論語•子罕》中有“扣其兩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兩端”關系非兩級對立、非此即彼，而是在變化中保持兩者動態平衡的狀態。在管理中體現出一種由“中和”而產生的合力，使兩級復歸于“中”。在管理活動中，處于“兩端”狀態，以期達到平衡狀態有管理理念、管理過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尋求學校管理的內在管理哲學為要義，故選取體現學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倫理性的四個方面：“正己正人”、“義與利”、“天與人”以及“乾與坤”進行闡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體現。

（一）正己正人

中國文化強調“性之德”乃“合內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與己”不可分的系統整體的思維方式基礎上的。儒家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過程。這種以“內修”推動“外治”，由“內圣”達到“外王”。通過“修己”達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管理哲學的邏輯起點。《大學》提出“三綱領”把“內圣外王”具體化。“三綱領”，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發揚德性；“親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眾；“止于至善”即達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與“正人”就是強調通過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樹立，在無形中影響被管理者，成為普遍的社會行為規范和社會公理解釋體系，并內化為每個人的行為準則，從而達到安穩和諧的狀態。在學校管理過程中，學校管理者要依據倫理道德規范，加強自我心性的修養與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與表率作用帶動影響學校成員，把“修身”視作學校管理工作的一種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務和主軸內容。

（二）義利之辯

中國儒釋道三家都對無形的人的精神層面有著無限的熱情。他們都重視心性之學，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始終把管理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境界”同“功利”的區別，在于德性升華與欲望滿足這兩種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認為境界與功利、“以政為德”的管理價值觀與管理成效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因果關系。這種對功利的關注，不在個人利害得失之計較考量，而在萬民之憂樂、國家天下之安危的縈懷牽掛，因而管理是在現實中蘊含著理想，在功利中體現著境界。學校管理是一種有效的、動態的活動過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辦學效益為目標的有效活動與動態過程的總和。在學校管理工作中，功利與人文的權衡與把握這一倫理原則，存在并體現在學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體現了管理者對管理本質、發展規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學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與親民實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學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謂大道至簡，“至善”是學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學校實行人文管理的極致體現。學校管理者在處理功利與人文的關系時,應當從“至善”的層面著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體現人文色彩，挖掘師生的內在潛質，實現師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提升，使學校管理在取得辦學效益中體現著“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華民族先哲對人的認識，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運用“精氣”或“元氣”理論，去探索人類生命的起源或構成，是從生命宇宙發生學意義上去說明人與萬物的關系，揭示人類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價值。因而，中國文化的重人，是帶有根本意義的重人。從“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出發，古人認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們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則運行的趨向，是天意所歸。但是，人類不能也無權排斥、宰制、征服萬物，應主張“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文化強調通過贊化育、參天地，實現“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觀念運用于管理實踐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為貴”，確立與保障人的主體性、人的獨立價值與尊嚴，人道治理和天道運行相和諧，與自然相和諧。學校管理首先是對人的管理。為了實現教育精神和人文價值，管理者必須重視人性中的應然層面，滿足人對個性、尊嚴、潛能的發揮的需求，全方位、深層次地實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實現學校的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其實質是重視人的發展，將個體的全面與個性發展、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養成統一起來，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充分開發個體的智能。“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學校建設中得以實現的關鍵就在于：如何體現人生的價值觀，尊重每一個生命個體，從而提升人的生命質量。這也是學校管理者必須具有的觀念。其次，學校是一個開放系統，學校管理活動必然與相關的外部環境發生聯系。如自然、社會、政治、法律等，組成“管理—環境”的互相作用與制約的動態系統。學校環境影響學校管理功能或程序，進而影響學校管理功效的發揮。學校管理者在管理實踐中應自覺認識與把握學校外部環境的變動及其發展趨勢，溝通協調外部社會教育資源、家長等，協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與“坤”，入于“八卦”之中，列為《周易》之首，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與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陰陽。萬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間生生不已的陽剛之氣。這就是“天道”，也是太極陰陽的生生不息的運動之道。《周易》認為世間萬物皆由陰陽構成，陰陽相合，互動互補，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萬物和諧發展的本質是陰陽和諧。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內外結合、主客兼顧、進退有度、張弛與時、管理與倫理、理性管理與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雜卦》開篇道：“乾剛坤柔”。剛柔構成乾坤的基本內容。乾坤相合體現在管理上表現為“剛柔相濟”。在學校管理中體現為理性管理與人性化管理的和諧統一。“剛”體現在制度方面。學校管理過程中，要保持學風剛性嚴謹以及制度的明確性與可遵守性。此外，還要注重學校環境和整體設施的氛圍，擴大并延續學術氛圍，在對學校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保持其審慎嚴謹的治學態度。“柔”體現在管理層面上，凸顯育人的管理內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韌力。柔性管理不是軟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給予每一名學生利益訴求的空間，讓學生充分融進管理體系中，實現他律自律的結合，從而保障優質的管理效果。任何單一的方式都不足以為當代的通識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務。這就要求學校在實施時充會結合校內的實際情況，在權力與非權力之間，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制定制度規范和文化約束機制，尋找能同時體現柔性管理，又實現本校特色的運作模式。通過張馳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的超越

第8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關鍵詞】公民教育 社會公共危機 時代訴求

人類社會發展到21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整個世界并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和諧與安寧，災害、沖突、恐怖活動甚至戰爭依然存在。這些現實共同造成了人類社會的公共危機。公共危機全方位地影響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但造成了人類社會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還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恐慌和不安。在應對這一系列社會公共危機中，單單依靠政府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公民參與非常必要。

政府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是對其管理能力的全面考察與綜合鑒定，它是衡量和反映政府執政水平的重要指標。但是，應對這些危機事件不僅需要政府的力量，還需要公民的參與。①社會公共危機的發生具有突發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危機傳播的速度快、范圍廣，產生的后果嚴重。所以，如果沒有公民力量的參與，一旦社會公共危機發生，純粹依靠政府的力量，要么會造成決策的失誤，引起更大的社會危機，要么會導致整個社會發生更多更大的混亂。

公民公共危機參與意識是政府化解危機的基礎

危機意識是危機預警的起點。在和平時期，人們往往缺乏危機意識，從而錯失避免危機的良機。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了高危機、多風險的時代，危機發生時如果缺乏應有的危機意識，公民往往會表現得驚慌失措，甚至喪失理智，客觀上會使公共危機的影響進一步加大，而政府在管理危機過程中如果也缺乏應有的判斷力，會使危機的后果進一步擴大。要擴大我國公民有序參與的行為，政府就要善于運用各種渠道和機制，進行危機應急知識的宣傳和應急能力的教育，以此來不斷提高公民的危機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例如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斷強化公民的危機意識教育，提升公民應對危機的能力。所以，日本在遇到危機時，公民所表現出來的淡定與有序，為政府有效解決危機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近年來，全球性疾病的流行、世界范圍的自然災害的集中爆發、國際交往和國際貿易之間的沖突，甚至地區之間的領土爭端等等，這一切都會成為社會公共危機。因此，隨著社會公共危機范圍的不斷擴大，公民參與政府處理公共危機的作用和意義也就更加重要。

學校應成為公共危機教育的主要機構。當今時代公共危機的發生覆蓋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很多領域，不能簡單地把公共危機看作是一些自然災害或重大疾病，國家安全和、領土爭端、經濟貿易糾紛、文化交流沖突、軍事侵略、貨幣戰爭等都可能導致公共危機的產生，因此，學校中的危機教育內容不僅包括對各種災害的認識，還應該包括在全球化浪潮中培養學生的危機意識、危機時刻良好的心理素質、處理及應對公共危機時的理性選擇及自救能力、危機時的合作能力及責任感等，只有這樣，才能使良好的安全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成為公民的基本素質，使每一個公民充分認識到危機預防和應對是公民的基本責任和義務。

良好的民族精神是公民參與公共危機的精神支柱

社會公共危機的發生不但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且直接影響著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在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刻，一個民族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去認識它，運用什么樣的方式去解決它，對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教育提出了直接挑戰。因此，作為一個民族的公民，如果缺乏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在這個社會公共危機頻發的時代就會面臨一系列的災難與恐慌。加強公民的民族精神教育是順應社會和時展的戰略性選擇。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來的一種獨具民族特色的群體意識和品格，是一個民族的情感、心理、文化、智慧、共同理想以及共同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等民族個性的綜合體現。②進入21世紀，時展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和特定情況。而這些時展的新情況和新特征，一方面，有力地促進了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和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另一方面，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不斷發生，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正常發展。這就要求要不斷豐富民族精神的內涵，以使民族精神能順應時展潮流。但是，如果對公民進行必要的民族精神培養與教育，我們要在一定的基礎和依據之上進行。一是要創新民族精神教育的內容。二是要依據時代的要求推動民族精神的教育和培養。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是貫穿于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等的結晶，是維護民族團結，推動民族發展的精神動力。要把民族精神與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教育結合起來，引導公民在參與管理社會實踐和處理一系列社會公共危機中，以時代和社會的發展進步與整個人類的和平幸福為出發點，提高精神面貌和創新能力、強化和提升愛國情懷、自始至終秉持艱苦奮斗的生活作風和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最后，在改變我們傳統的單向灌輸式的教育方法以及進行多維度滲透式的教育基礎上，創新民族精神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將民族精神的教育與培養切實滲透到我們教育的各個學科、校園文化的各個方面，要增強民族精神教育的實踐性，建立民族精神教育基地，構建民族精神教育的濃厚氛圍。

傳統政治文化教育是公民參與公共危機的動力資源

199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說：“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來了解和認識中國，是一個重要的視角。”③文化特質是一個民族最本質的東西，要認識一個民族首先就要認識這個民族的文化。如果一個民族不善于傳承和弘揚自己的文化，那么，在當今這個社會公共危機頻發沖突不斷的時期就會徹底喪失自己，帶來的可能只是恐慌和災難。因此，在社會公共危機頻發糾紛不斷的時代，對公民教育的訴求必須要進行傳統文化教育，以提升公民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和認同，達到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民族文化的認同和民族情感的增強是以了解和認識民族的傳統文化為基礎的。

汲取外來文化的一個重要心理基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如果沒有這個重要的基礎，外來文化不僅不能被我們所消化和吸收，而且我們還有可能被外來文化所同化，進而削減甚至喪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④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事件所形成的社會公共危機，如果大多數公民能堅持自己固有的傳統文化，同時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納外來文化，那么，當社會公共危機來臨時就能理性面對，既能從維護本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來考慮應對和處理危機狀況，又能體察和遵循其他公民的文化意識形態，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應對和處理社會公共危機之策，減少文化之間的沖突，更大程度地避免社會公共危機帶來的系列影響。因此，在公民教育中，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社會公共危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包容精神就需要我們充分發掘和弘揚，并在借鑒其他文化的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自覺地吸納外來文化中的營養成分，弘揚和培育中國傳統文化以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

在弘揚和培育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公民教育的過程中，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全球化而導致的文化沖突也有很多政治元素，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每個民族和國家由于特定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等的影響，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政治文化，這種特定政治文化對每個國家或民族成員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態度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未來各個政治角色擔任者的行為、他們政治要求的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都會自然地受到政治文化的左右和影響。⑤然而，作為外來價值和理念的民主政治與公民教育，并不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和教育歷史自發形成的產物，因而我國公民教育不能因此脫離本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而是應當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尋找適合的契機和融入點。在當今社會公共危機的管理中，我國的公民教育的理論構建、內容設置、目標模式應當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借鑒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精髓，進行徹底的現代化改造，真正達到公民在管理社會公共危機當中既凸顯民族性又順應時代的要求。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教育研究院）

注釋

①岳靜：“促進公民參與公共危機管理”，《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9期。

②王東虓：“論民族精神教育與公民教育相結合的歷史必然性”，《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0期。

③莫稅英：“論新時代民族精神的培養”，《學術論壇》2009年第10期。

第9篇：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范文

數字資源是“利用計算機系統并能通過通信設備傳播和網絡軟件管理的信息資源” 的統稱。將數字資源應用于德育教學實踐，構建強大互動與共享平臺來進行德育理念、內涵、精神的傳達，能夠更及時地察覺學生在溝通表達、思想行為等方面的變化，更有針對性地對待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手段進行思想開導和行為規范教育，使得德育教育更“接地?狻薄4送猓?還能夠有效地將校園信息化路徑上分散的“島嶼”有機的聯合起來，使之成為集合教育信息化和互聯網主流應用平臺于一體的德育教育服務載體，滿足不同學段德育教育需求，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促使德育教育專業化發展。

二、數字資源在德育教育中的實踐應用

（一）善用數字資源優勢，提高德育教育的滲透性

德育教育包括了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心理情感教育、時事政治教育、遵紀守法教育，以及社會公共生活、家庭生活、國家和民族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規范教育，所涉領域廣泛且內容龐雜。因此，將上述內容以交互性強、信息量大、覆蓋面廣的數字資源形式呈現，結合信息技術構建全新教育模式，憑借數字資源豐富多樣、交互便利的優勢，便能極大程度提高教學效能，將德育教育理念滲透至學習生活的每一個分枝細節。比如學校以班級為單位，以班主任為主導，通過WORD、PPT等軟件設計不同德育主題的資源庫。比如，分別設置文明禮儀篇、安全教育篇、法制教育篇、誠信教育篇、感恩教育篇、挫折教育篇、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篇、勤儉節約篇、生活運動篇等主題，由班主任負責對所有主題資源的素材進行收集、加工、分類、整理，并制作和選取課件、故事、音樂、視頻、圖片，確保資源素材的深刻、精辟且富有哲理，既能貼近學生實際生活。這樣通過各學期活動的積累，可以積累起一定的德育教育素材庫，方便學校德育教育。

（二）發揮校園網絡優勢，提高學生自我管理意識

校園德育網能夠增強德育教育的輻射力、說服力和感染力。實踐中，可通過在校園網德育專欄收錄學生身邊事，用實踐指導德育教育與宣傳，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夠成為德育教育的護航者；或是利用校園網心理健康咨詢板塊，或是班級師生校園群組、校網通等，讓學生在不與教師直接會面的情況下，自由傾吐學習生活中的想法，從而有針對性地作出心理疏導。此外，還可利用校園網龐大的數字資源共享平臺，從政治到經濟，從財經到科技，從文化到體育，上下五千年，縱橫千萬里，應有盡有，以此為學生提供更多個性化學習的機會，使學生能主動參與到德育學習中來，或自主學習，或合作學習，通過一系列智慧貢獻和成果分享，促其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得到全面發揮，從而不斷提高道德素養，形成自我管理意識。

（三）創設互聯交流平臺，建立健全家校聯合機制

教育是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部分組成。其中，家庭是形成健康人格和優良品質的主要陣地，也是德育教育的關鍵場所。在家庭教育中，家長要做孩子的朋友，要學會理智地愛孩子，不僅要關心孩子的飲食起居，還要重視其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培養。所以，促進學校與家庭德育教育融合，是德育教育的重點環節。但現實中，家長很少來學校，難以即時獲悉學生具體情況，學校也難以時刻向每一位家長匯報學生情況。因此，創設互聯交流平臺相當有必要。以筆者執教班級為例，部分學生脾性頑劣，有著極重的逆反心理，不僅不愿意與父母交流，也不愿意與班主任、同學交流。對此，筆者設立了兩個“微信群”，一個家長群，一個學生群，及時進行溝通和反饋。剛開始，很多學生都不愿意吐露心事，但筆者將微信群名稱改為“吐槽吧少年”后，主動發言的學生明顯增多，有反映學習生活問題的，有申請私聊談論心事的，整個交流氣氛相當活躍；在收集整理學生問題后，筆者有針對性地將學生思想動態及時向家長反饋、溝通并進行有效糾錯，由此，一方面讓家長參與德育教育每一環節，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讓學生自由談論班級事務、喜怒哀樂、理想目標，既打破了師生之間交流的“堅冰”，也實現了“我手寫我口、我口說我心”的德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