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教育規律及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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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理解及其認識誤區

講述什么樣的故事，故事怎樣講述才能為兒童喜愛并樂于接愛，真正發揮其教育作用，這是美國作家薩克的兒童小說《講故事的人》[1]所關注并討論的。小說刻畫了兩個講故事的人。其中一個是姑母，她帶著三個孩子去旅行，悶熱的地鐵，單調的旅途，無聊的談話令人窒息。孩子們騷亂不安，為了讓孩子安靜下來，姑母給孩子講起故事。她講述的是一個好心的姑娘，有慈悲之心，與每一個人都相處甚好，后來姑娘遇上一頭瘋牛，被人營救出來。故事結束后，孩子提出疑問：“要是她的心眼不好，他們就不救她了嗎？”姑母難以自圓其說，說：“哦，會救，但是我認為他們要不是那么喜歡她，他們就不會跑那么快。”這時車上的一個單身漢，剛剛釋放的囚犯，他認為姑母講的故事并不成功，就給孩子們講述了另一個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個心眼好的女孩，好得沒法說，好得嚇人。她贏得了好多獎章，第一枚是因為聽話，第二枚是因為守信，第三枚是因為善良。因為獲獎所以被特許到皇家園林。園林沒有鮮花，沒有羊，但是有豬，有魚有鳥，女孩慶幸因為獲獎才有機會觀賞這些平時看不到的奇景。正當這時，兇殘的惡狼溜進園林找小豬充饑。女孩嚇得躲起來，狼嗅到女孩的氣息，但苦于找不到，只好離開。女孩嚇得發抖，就碰響了因為善良和守信而得到的獎章，狼猛撲向灌木，拖出女孩，將她吃得一干二凈。小豬幸免于死而女孩死了。

三個孩子聽得津津有味。并且不斷提出一些問題。故事結束后，姑母提出了抗議，認為那是：“一個最不適合講給孩子聽的故事，你把我幾年來對孩子教育的結果都給毀了。”[2]而囚犯則認為姑母的故事愚蠢之至，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還如何教育他人？薩克的兒童小說提出的問題一直是兒童文學理論家所思考的一個問題：應給孩子講述什么樣故事？兒童故事應如何講述？兒童文學應該是為兒童所理解,所喜愛并且有利于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的文學作品。但是講故事人的主觀意圖與客觀的實際效果是否一致，成人評價與孩子的認同是否有差異？如何在兩者當中平衡？姑媽的故事試圖通過好人有好報的結局讓孩子養成誠實，善良的美德，同時也表達了說故事人的美好愿望，從審美習慣上看，大團圓式的結局符合人的審美習慣。但是這個故事的效果如何?就是講故事的人都感到難以自圓其說。更不用說打動孩子，對孩子發生影響了。囚犯的故事是悲慘的結局，從情感上看,這是我們所不愿接受與正視的，然而，它畢竟是一種生活的真實,它使得我們看到了現實人生的殘酷性,事物之間的相互轉化難以意料。生活的復雜多樣讓人們不得不從中反思，包括對美德的反思。故事中，美德帶來榮譽驕傲的同時也帶來了生命的危險，甚至要了孩子的性命。現實生活中，作為一種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的美德,在一定的條件下同樣會發生轉換。在人人所稱譽的美德的背后，也有來自對人性的壓抑和對本能的壓制，使個體喪失主體能動性而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犧牲品。姑媽之所以會反對囚犯的故事,原因在于她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理解存在認識誤區：首先，她把教育與說教等同起來，把教育作用狹隘化，簡單化。教育并不是道德教訓,不等于說教。說教,在本能上情感上引起反感，是乏味的苦澀的。教育是一種熏陶，在感動得到啟發,在審美的愉悅中獲得體悟。其次她把教育作用等同于道德的偽裝，回避人生現實，回避人生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關于這一點兒童文學評論家黃衣青早就告誡人們：“我們必得告訴他們，世界上有許多病菌存在著:蒼蠅的腳,帶著無數的傳染病菌；蚊子的嘴，除了吸血外還在實行介紹疾病的工作，為求身體的健康，我們無時不在和病菌斗爭著。如果要使他們生存在這個離不開它的社會里,健全的做人，那么這個本來已有毒菌存在的陰暗面,就不能不告訴他們的，否則他發現書本與他生存的現實社會格格不入，會覺得書本對他失卻了真實的報導和真理的揭示而感到死亡，以致會因不能適應而感到失望,手腳無措。”[3]講故事人的愿望、責任心以及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理解都直接影響到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發揮。

二、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認識與探索

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認識主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遠古時期到晚清末年，這是把兒童文學視為道德符號,強調其對倫理道德養成作用的時期。中國是文明古國,對于文化的重視從兒童時代就開始了。兒童讀物有《三字經》、《百家姓》、《二十四孝圖》等。以《二十四孝圖》例，在《臥冰求鯉》、《孝感動天》、《埋兒奉母》等故事中，兒童實際上就是一種孝道的符號，在這個道德符號的身上，作為孩子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時的心理感受和悲苦之情世人是無法看到的，而且當孝道與孩子的存在形成矛盾時，孩子就成了孝道的犧牲品被推上生命的祭臺，“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在這樣一種兒童觀的支配下，作為個體生命的兒童常常被人們忽視，兒童期沒有被看作人生的重要階段而給予精神上文化上的應有重視，整個社會尚未發現“兒童”。第二個階段,從晚清末年到之前，這是把兒童文學作為強國健民的載體，突出其開啟民智作用的時期，以梁啟超為代表。梁啟超認為小說的作用在于開啟民智，而民智的開啟不是一朝一夕就養成的，需從兒童做起。他于1898年就在《清議報》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第一次從理論上提到了兒童文學的意義。這就成了他認為兒童文學必須迅速發展的理論依據。[4]他的《飲冰室詩話》第77則寫道：“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同時他還創作了《愛國歌》、《黃帝歌》、《終業歌》等富有教育性的兒童詩歌，“國旗赫赫懸當空，華旭照黃龍。國歌肅肅諧笙鏞，漢聲奏《大風》。借問儀式何其隆？迎我主人翁，于乎！今日一少年，來日主人翁。”[5]

這首《終業歌》抒發的正是同學少年相互勉勵，奮發前進，爭做國家主人翁的激情。1903年4月6日由上海愛國學社創刊的《童子世界》[6]，其辦刊宗旨：“故本報以愛國之思想曲述將來的凄苦，嘔吾心血養成夫童子之自愛愛國之精神。”《童子世界》是日報報名，旁畫著一個兒童手舉龍旗，跨在猛獅上飛騰馳騁。這個畫面集中體現了人們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認識期盼。兒童文學要承擔起強國愛民的愛國主義教育職責。將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定位于開啟民智，培養愛國情懷的文學視野背后，是對中國處于列強帝國欺凌下的強國強民之夢的向往，是對少年中國的期盼，它滲透著有識之士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的焦慮感。第三個階段是至新中國成立。這是一個把兒童文學作為人的解放的載體,強調人性尊重與平等時期，以周作人等為代表。五四前后，思想解放運動悄然興起。與思想解放和個性覺醒的時代呼聲相應答，兒童問題受到社會關注。當時《每周評論》、《新潮》、《晨報副刊》也擂鼓助陣圍繞兒童問題展開討論。周作人的《兒童問題之初見》闡述了兒童發展與一國興衰的關系，周作人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關注同樣體現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民族危機感。不僅如此,在時代先驅者心中兒童還是將來“人”的萌芽，他們應該有理想幸福的新生活，他們的天性應該得到自然的發展，他們的存在理應受到社會的關心和尊重。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學校發表《兒童的文學》演講時指出：“以前的人對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孩子懂得什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我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活上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們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的自己內外兩面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年的生活一方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準備，但一面也就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為順應自然的生民之活各期———生長、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7]在這里周作人對將兒童誤認為縮小的成人觀進行批判。從自然科學發展觀，從人的發展進化劃分階段，從思想解放人性的全面解放提出兒童應該有其獨立的生活。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兒童的發現。他在自然人性論的基礎上確立了他的兒童本位主義。正是基于這樣的兒童觀人性觀,所以他認為對于兒童的教育應當依了他內外兩方面的生活的需要,適當其分的供給他,使他生活滿足豐富。總之,兒童的文學只是以兒童為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么標準。他以此為標準,對兒童文學的現狀做出評價,指出:“中國還未曾發現了兒童,———其實連個人與女子也未發現,所以真的為兒童的文學也自然沒有,———雖然市場上攤著不少買給兒童的書本。”[8]將兒童的文學與市場上攤著不少的賣給兒童的書本區分開來,表明了周作人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獨特看法。攤著不少的賣給兒童的書本的目的,只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商人的盈利需要,一個是成人的道德教訓及主義的需要。而兒童的文學的教育作用應當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發展上，順應兒童本性。他曾借用麥克林托克的話,表明自己對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的認識：“小學校里的文學有兩重重要的作用，一是表現具體的影像，二是造成組織的全體，文學之所以能培養指導和喚起兒童的新奇的興趣與趣味。”[9]周作人從人性論的角度,從人人平等角度來看待兒童生活,提出了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看到了作為個體的兒童的精神生活的獨立性，把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從倫理道德,政治的依附中獨立出來,這是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認識的深化和發展。第四階段,新中國建立后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將兒童文學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到新政權建設過程中的時期,強調其對新生活的禮贊和對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培養。這種觀點集中的體現在宋爽的《兒童本位論的實質》[10]和何思德《什么樣的翅膀，往哪兒飛？———破陳伯吹童話之謎》等文章里。[11]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文學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到新政權建設過程種中，發揮著重要的工具作用。“社會主義新人,不僅是新生活的繼承者，而且是新生活的創造者,更是偉大事業的建樹者。他們必須健康活潑，勇敢機智,富有文化教養和科學知識，富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勞動機智和創造才能。”[12]

兒童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事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培養兒童成為社會主義新一代的有力工具。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工作者，都應該繼續嚴格的遵循黨對培養教育下一代的指示，根據文藝理論思想進行創作研究從事理論研究。在這種教育作用的定位下，他們批評了陳伯吹的“兒童立場，兒童觀”和“兒童文學主要寫兒童”的觀點，認為陳伯吹的文學觀企圖以人性論代替階級分析，企圖抹煞兒童文學的黨性原則。何思德批評了陳伯吹的童話幻想論，認為“童話應該是一定階級用以進行思想教育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武器。應以童話達到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政治目的。”這種定位作用，在創作上帶來創作的功利性和概念化，故事公式化，情節簡單化，人物干部化傾向。對此茅盾在《六○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中提出了批評，認為兒童本位論與童心論隱藏著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但是也有其內在的合法性，為此他提出了應注意存在的三個問題。“第一究竟應該當用什么題材，第二看來政治掛帥思想性很強實質上是說教過多，是填鴨式的灌輸，而不是循循善誘，舉一反三。第三要考慮兒童文學作品的文字是否有它的特殊性。”[13]茅盾的反思是對文學教育作用的功利性的質疑。但是最終將兒童文學教育作用從工具論中解放出來的是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改革開放后,伴隨著思想解放,文學從其對政治的依附地位中擺脫出來。如果說劉心武的《班主任》還有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意味的話,那么,對《月上柳芽兒》的討論,則使得兒童文學的題材擺脫了局限性,突出了兒童的年齡特征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影響,對教育作用的狹隘性理解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第五個階段，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現在，這是把文學從政治依附中剝離出來，還文學獨立性的時期，兒童文學對人格養成這一教育作用得到張揚，同時又是文學面臨消費主義與拜金主義包圍與考驗時期，兒童的教育作用受到市場功利性目的的遮蔽。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兒童文學作品有了更多的發表、出版空間，涌現出許多優秀作品，但也出現一些為了吸引眼球的“地攤”文學。這些“地攤”文學將文學的嚴肅性和作者的良知消解了，使文學倫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可以充斥粗俗而美其名曰通俗，為了賺錢可以充斥色情與暴力而美其名曰創新與突破。不是說兒童文學作品不能描寫這些，問題在于寫作者的觀點與價值取向，在于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理解。從規范兒童倫理道德行為的啟蒙工具,到現代化進程中民族國家想象下開啟民智的載體，從人的解放的載體,到新政權意識形態建設的工具，再到兒童文學獨立性的確立，人們對兒童文學教育作用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其中伴隨著社會發展、文明進步和人類生生不息的追求與奮斗。

三、兒童文學與人格養成

隨著對兒童文學教育意義認識的深入,人們越來越重視其教育的作用及其發揮。一個孩子的成長不僅需要大量的知識豐富自己的頭腦,還需要用美來陶冶性情,調節人格的全面發展，以這些作為心理發展,社會化發展的實踐和精神的動力。整個童年期中都是孩子受教育的時期,兒童文學的主要作用便與學校教育一起,運用自己的方式將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傳達給兒童,使他們成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健康成長的有力一翼。正是因為這樣，許多有識之士都非常關注兒童文學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影響。柯巖說兒童文學能“讓孩子們能從古今中外的文學中充分享受人類文明的豐碩果實,為將來搞文學的打下基礎,為即使不搞文學的,也能沿著歷史長河進行縱橫的比較從而領略到歷史的深遠,世界事的復雜,從滄海桑田中看人生變幻;從社會發展中看索取與奉獻;看人性與社會是怎樣相互影響,看崇高與卑鄙怎樣世代鏖戰……從而培養未來世紀公民的優秀品質,塑造年輕一代美好靈魂與崇高的人生信念。”[14]林彥說“我們是點燈的人，為孩子們推薦或創作一本好書，相當于給他們的生命點亮了一盞燈———梅子涵先生推廣閱讀常這樣說。我也這樣說,不過時常把燈光的比喻換成了河流……一本書,不會完全改變我們的成長過程,但是它會擦亮心靈里最純凈的一角,如同童年灌溉我們的河流,永遠不會干涸……”[15]兒童文學的這種作用不僅對成長過程中的兒童有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力也將超越時空的限制,穿越童年期,一直影響到成年人未來的生活態度與心靈世界。伴隨著兒童文學成長起來的一名身在異國的留學生談到兒童文學對她的影響時說：“兒童文學不僅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精神糧食，也是成人世界中的一片精神桃園，心靈凈土。

當別人得知我二十歲了還在看兒童文學時，都會驚訝地問：怎么這么幼稚？其實他們不知道，在這樣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保有一顆童心是多么重要。面對成人世界和種各樣的面孔,面對滾滾紅塵的牽判和誘惑。面對痛苦和失意,那些美麗的文字就像夏夜閃爍的群星，它們告訴我要堅強，樂觀善良寬容謙卑和愛。”[16]朱彬彬在《老讀者的不變情懷》中說“每次拿到少年文藝的時候我仍然喜形于色，它總是能讓我在安靜的燈光下渡過美麗的夜晚，沒有浮躁，沒有喧嘩，只有喜悅，感動和漫漫浮現在眼前的少年歲月，常常讓我陷于溫馨的回憶中，久久不能醒來。”[17]于堅回顧少年時代的閱讀經歷時談到閱讀《約翰克里斯多夫》對他人生及寫作的影響，認為自己的生命里總是回想著約翰克里斯多夫的聲音。[18]魯樞元說自己正是通過閱讀《賣火柴的小女孩》，養成一種對弱者的同情心，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友愛與良善。50年過去了，那反響依然像深山梵寺里清亮而又渾厚的鐘聲一般，始終繚繞心頭，成為做事、做人的底蘊。[19]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柯巖是從個體素質和文化傳承角度認識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林彥則從人自身角度成長歷程來談文學的教育作用，他看到的是文學與人的心靈凈化的關系。異國的留學生從人與社會，人對社會的認識與適應談及其作用，魯樞元是從人與人關系角度，做人做事的底蘊等方面談及其影響。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談到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其影響力的強大、深遠與久長的認同。為什么兒童的教育作用會有如此強大的魅力呢？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影響的范圍不外以下幾個方面：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自我與他人，自我本身。

如果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來看,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體現為幫助兒童養成以下修養：第一，良好的生活習慣的養成，如節約、衛生習慣的養成。第二，人際交往中的基本行為規范，如團結，互助，誠實守信。第三，博愛之心，與人為善,對他人有寬容諒解之心。這種寬容之心不僅僅是對性別不同的人以及自己家族的人,對祖國對故鄉的熱愛等愛國的情感，還應該包括種族國籍以及文化背景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第四,現實的態度。不回避矛盾，不逃避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一個經歷或片斷不管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應加以體驗。在人與自然方面，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體現在引導未成年人認識自然，熱愛自然，熱愛其中的山水景物植物動物等。未成年人由于知識所限，對外面的自然世界知之甚少。兒童文學以其生動的形象，有趣的情節，活潑的筆法，把小讀者引進那個他們欲探知的自然世界，從而激發他們的好奇心與求知欲，鼓舞他們濃厚的認知大自然的興趣和培養熱愛自然的情趣。幫助兒童建立起人于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回歸自然。《大海是什么顏色》、《大自然的語言》都是這方面的代表。就個人而言，兒童文學教育作用體現在幫助兒童樹立自信心，是培養他們的自我意識，培養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的品格。自信心強，有個性和自我意識，進取心強，甘愿冒險本是健康人格型少年兒童應具有的獨特人格特征。但長期以來，由于受我國傳統觀念的影響，未成年人一直被當成“縮小的成人”和“不完全的人”，而根本不被視為有獨立意識的個體來看待。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少年兒童往往被訓練得懦弱有余而自信心不足，依賴意識多于自我意識。而兒童文學作品應彌補由于這些不利因素而給未成年人健康人格培養所帶來的某些缺憾。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向《誰動了我的奶酪》一樣讓兒童在潛移默化中頤養性情，培養個性，使之成為能夠適應未來，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同時應該展示人性的多樣化，使兒童自身對自己的成長歷程有一個全新的認識。所以就個體來說,應該促成以下人格的養成。

樂觀的精神，面對逆境坎坷而不氣餒；強烈的求知欲，把學習當作人生的基本需求和生存方式；堅韌不拔的毅力，在困難面前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去扭轉局面，不達目的不罷休；意志品質出眾,能排除外界干擾,長時間專注于某個感興趣的問題之中；高度的自覺性和獨立性；對困難與挫折的承受能力；認識和控制情感的能力。兒童的感情很脆弱，敏感，特別需要感情的呵護與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未成年人除了從成人和小伙伴那里尋求溫暖和同情外，兒童文學還承擔著豐富未成年人的情感，培養他們的幽默感，從文學作品中尋求消遣和快樂的教育作用。總之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的最終指向應該是：促進兒童社會化進程，幫助兒童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化過程，促進人格的健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