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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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目前，數字經濟的發展速度、輻射范圍和影響深度前所未有。但不同行業、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間的數字鴻溝也不容忽視。本文選取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16-2020年省級面板數據，運用熵值法來測度相關指標體系，通過基準回歸分析、區域異質性檢驗、穩健性檢驗來分析數字經濟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間差異，探索彌合不同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差異的優化路徑，并據此提出不同區域發展數字經濟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異質性

2021年12月12日，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明確指出了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著不同行業、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這一現象未有效彌合，甚至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數字經濟在不同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之下，研究數字經濟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差異性，探索數字經濟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作用機理，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就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及述評

（一）數字經濟發展與測度

經過近幾年的研究，有部分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已經貫穿生產、服務、流通的整個過程，突顯出數字經濟高附加值、高增長潛力和高滲透性等特征。任保平、遲克涵（2022）指出數字經濟從發展類型和測度標準上來看，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方面是產業數字化，第二個方面是數字產業化，并清晰地指出產業數字化的實質就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同時明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體部分是產業數字化。張蘊萍（2021）明確分析了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不同側重點，認為數字產業化著重強調數字信息化等相關技術在實體經濟領域的應用和對經濟運行全鏈條的改造升級；產業數字化著重強調數字技術對于傳統一、二、三產業的流程重塑和產業升級的核心作用。同時提出了數字經濟從互聯網平臺載體到關鍵生產要素和核心技術引擎的定義。劉淑春（2019）提出數字經濟發展對現代經濟體系構架和數字中國、網絡強國的重要意義，同時從數字基礎設施競爭力、數字產業競爭力、數字創新競爭力、數字治理競爭力及綜合競爭力五個維度對全球主要國家進行了數字經濟競爭力的測度，指出數字經濟是中國經濟未來能夠彎道超車的關鍵性路徑。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測度

趙儒煜、常忠利（2020）提出經濟發展需要遵循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除了要注重供給側的質量，同時不能忽視長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平衡性，并結合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提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準則層指標體系，分別是：經濟效益、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寧朝山（2020）從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視角下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指出經濟發展質量在不同區域間存在顯著差異，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經過測算呈現出波動式上升的趨勢。任保平、李禹墨（2019）提出新時代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要把握兩個關鍵點，一個是要從規模擴張向結構升級轉變，另一個是從要素驅動型轉變為創新驅動，尤其強調了創新驅動在全生產要素效率增速放緩背景下的顛覆性意義。

（三）多元維度下的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巫瑞等（2022）認為數字經濟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通過產業結構優化、科學技術創新和城市化進程的路徑機制逐步轉移和發展的。王曉紅（2021）從三個維度提出了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包括以新基建為核心內容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主的數字產業發展、為金融資源供給側和需求側搭建良好對接平臺的數字普惠金融。丁志帆（2020）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提出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框架。其中微觀層面強調信息和通信技術及網絡效應對于生產和配置效率提升的關鍵意義；中觀層面強調產業創新效益、產業融合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對于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宏觀層面則指出由技術創新帶來的新要素投入增加對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和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關鍵作用 。

（四）研究述評

首先，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測度的指標體系框架還未形成一致看法，構建口徑不一致。其次，缺少分區域的定量研究，針對特定區域的研究成果較少。再次，不同控制變量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傳導作用和影響機制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所以，本文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通過回歸模型分析，為數字經濟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二、數字經濟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

（一）產業數字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部分，通過強調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的充分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機制是通過大數據、云計算、5G等數字信息技術實現傳統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效率變革，推動資源要素的集約化、節約化配置。第一是生產效率的提升。傳統行業的生產、消費等環節均受到地理空間的局限，不同地區資源稟賦分布不均勻，從而導致發展不平衡。市場中的交通成本、信息成本等成為了制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交易成本。基于信息技術的數字經濟則可以克服地理阻礙，通過構建虛擬空間，擴大市場范圍，推動勞動合理化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升，大幅改善生產效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是運行效率的提升。數字化的溝通方式和手段，不斷優化組織間的信息傳遞方式，使組織運行效能提升，溝通成本降低，提高運行效率。 第三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有效幫助傳統產業的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之間相互融通，提高傳統產業的服務和質量，通過數字化手段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二）數字產業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產業化主要是通過數字信息技術的融入，使得實體經濟向高技術、高效益、低耗能、低污染發展。第一是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手段催生新的業務流程，加快智能化產品和服務運營質量的優化，促進無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業務形式的迅速發展，這類新生的業務流程運行效率更高、人力資源成本投入更少。第二是培育和發展了新的商業模式，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手段的應用，使得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在生活服務領域中應用廣泛，激發實體經濟活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根據任保平、遲克涵（2022），張蘊萍、董超、欒菁（2021），寧朝山等（2020）的研究內容，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分為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將產業數字化的指標權重提升至58.7%，共分為6個二級指標和15個三級指標（見表1）。本文根據趙儒煜、常忠利（2020），王曉紅、李雅欣（2021）等人的研究成果，將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分為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5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見表2）。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本文要驗證的核心論點為數字經濟在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影響機制。根據研究命題的設定，本文的回歸模型如下：HQEDi,t=α+βDEi,t+∑kk=1(γ×xki,t)+μi+δt+εi,t其中，HQED代表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DE代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為驗證結論的穩定性，本文在回歸時加入了部分控制變量X，εi,t為隨機干擾項，μi和δt表示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根據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文選取了投資（IN），政府調控（GR）、交通基礎設施（TI）、教育水平（EI）。其中投資變量選取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表示，政府調控選取一般預算支出（億元）表示，交通基礎設施選取公路里程（公里）表示，教育水平該地區教育經費合計（萬元）表示。以上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國研網數據庫。

四、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3為本文所用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HQED均值為0.1945、最大值為0.7598、最小值為0.0522，較大的差距說明我國地區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的統計描述中，均值為0.2436、最大值達到0.8964、最小值為0.0502，較大的差距顯示出我國區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的問題。從控制變量來看，不同地區間在投資（IN），政府調控（GR），交通基礎設施（TI）、教育水平（EI）發展上也都存在一定差距。

（二）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利用R軟件通過逐步回歸的方式逐漸加入變量以保證模型的嚴謹性，基準回歸結果見表4。在模型5中，各變量均通過了0.01的顯著性檢驗，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存在顯著影響。其中，數字經濟作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系數為0.5603，即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0.5603個單位。由此可看出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直接推動作用。從其他各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研究數據顯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0.1617單位。政府調控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0.2792個單位。教育經費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0.1370個單位。而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則提高0.1036個單位。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各控制變量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都存在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區域異質性檢驗

因我國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故需對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區域異質性檢驗。本文借鑒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方法，將所研究的30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見表5。根據回歸結果，我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在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從東部地區來看，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作用系數為0.6392，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0.6392個單位。政府調控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推動作用系數為0.3476，投資的作用系數為0.1661，交通基礎設施的影響系數為0.2369，而教育水平的影響系數為0.1797。總體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各個控制變量對于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作用較為顯著。從中部和西部地區來看，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5228和0.4171、政府調控水平的系數分別為0.1767和0.3179，投資的作用系數分別為0.1216和0.0854，交通基礎設施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628和0.1101，而教育水平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106和0.2262。說明數字經濟除東、中和西部存在差異外，中、西部其他自變量的影響系數與東部地區和全國相比，都有較大差異。這與我國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發展落后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起步較晚、產業多樣化不足、產業結構調整較慢等原因相關。

（四）穩健性檢驗

經濟高質量發展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經濟發展起步時間和發展階段的變化均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沖擊。為保證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通過工具變量的替換和改變樣本區間的方式進行了穩健性檢驗。選取2016-2020年的時間區間再次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6。可以看出，改變時間區間后，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依然顯著，回歸系數為0.5713，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0.5713個單位。此外，其他解釋變量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依然顯著，因此可以驗證本文得出的結論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直接推動作用。數字經濟作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系數為0.5603，即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0.5603個單位，且最終的擬合優度為0.9704，證明了本文模型的精準度。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區域差異。由分地區基準回歸結果可知，投資力度，政府調控，交通基礎設施、教育水平對不同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作用都較為顯著，其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各個控制變量對于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最為顯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不顯著，本文將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二）政策建議

西部地區應著重推進智能化綜合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逐步部署5G的商用和規模性應用，進一步加強研發投入力度和必要的教育資源配置和人才儲備，使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更加高效。同時，西部地區應該利用自身優勢加快數字信息技術與傳統農業融合的速度，拓展多種數字化賦能農業的方式，大力提升農業技術化水平，發展智慧農業，推動農業從生產到物流各個環節的數字化水平。本地企業應加大企業數字化一體化平臺的建設，開放數字化資源，突破數字經濟發展的要素瓶頸。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已具備一定優勢，應在此基礎上強化帶動作用及輻射效應。一方面，繼續推動數字信息技術對傳統行業整體創新水平的提升，即通過擴散效應對傳統行業產生創新激勵。另一方面，依托已有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促進生產要素的協同整合，提升全產業價值鏈條的效能。可通過試點虛擬城市經濟圈，通過產業融合、技術融合、人才融合等方式，以數據為核心，實現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各個環節在不同區域的貫通，推動商業模式和體制機制的協同創新。中部地區應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在加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經濟發展根基的同時，關注數字化應用水平及數字化未來發展指數，注重企業數字化相關科研經費的投入力度和各大教育研究機構數字化相關人才的培育和儲備情況，以此推動關鍵技術的創新能力，推進實體經濟數字化升級，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作者:申雅琛 吳睿 單位:西安歐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