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倫理對企業文化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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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教倫理對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影響。基于宗教倫理對企業倫理、企業家人生坐標、企業家精神、企業可持續發展等多個維度的考察，旨在闡明企業經營管理中培育一種具有宗教倫理精神的企業文化，對企業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關鍵詞：宗教倫理；企業倫理；人生坐標；企業家精神；可持續發展

世界三大宗教雖然教義不盡相同，但總體上都以教人平等、友善、慈悲、利他和誠信為其要義。這樣的倫理訴求，正是當前企業文化建設中迫切需要的。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曾經就宗教倫理對人的影響有過一段精辟的分析：“我們所尋求的宗教，不是從外部對人們施以嚴格的道德規范，而是在精神上賦予人們智慧和自律心，使每個人都能自發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沖動。培養這種精神力量，才是宗教的真正本領。”[1]

一、宗教倫理契合企業倫理

企業倫理是企業處理與員工、社會、顧客關系的行為規范總和，是現代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世界上任何一家長壽企業，無不具有良好的企業倫理，而宗教倫理是企業倫理重要的思想來源。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一項事業的表象之后，都有一種無形的能夠支撐這一事業的偉大力量。這種具有社會精神氣質的偉大力量又往往與其社會文化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系，并在特定條件下影響此項事業的成敗與得失[2]。韋伯通過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與新教倫理關系的研究，闡明了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企業產生發展過程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新教倫理的“預定論”“天職觀”“世俗禁欲主義”，使“財富”與“倫理”“信仰”等形成了十分完美的結合，由此催生了歐洲的資本主義精神[2]。當前，企業經營中面臨的主要倫理問題是如何處理好與自然、與社會、與人的關系。這些關系深刻地彰顯出人們對宗教倫理精神的強烈訴求。客觀上講，幾大宗教的教義貫穿于人們對宇宙、社會、人生的理解和把握，可以看到其倫理中所蘊涵的那種古老而普遍的人類價值追求和道德準則。諸如在人與自然關系上，佛教的“緣起”說，強調人與自然互相依存的共同體關系，傷害他人，破壞環境，就如同毀滅自己。基督教強調，人類可以支配和利用自然，但必須要善待自然。《古蘭經》說，真主為人類構成了一個和諧有序、相互依存的大家庭。人類必須善待萬物，保護生靈，使世界走向繁榮[3]。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宗教倫理所倡導的道德規范，能夠有效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促進人際關系的融洽。如佛教的“慈悲為懷”、基督教的“眾生平等”、伊斯蘭教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等，都體現了一種和諧、平等、寬容和利他的倫理訴求，尤其是伊斯蘭教為了規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專門在教法中列有一項“盟誓”，要求每個穆斯林不僅要履行與真主間的盟約，還要完成與他人間的各種盟約，做到不妄言、不欺人、不害人。為達到這一要求，還要求每個穆斯林必須經常進行艱苦的自我修養，努力提高自己的品行，維護穆斯林的形象[4]。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現代企業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爾虞我詐、自私自利，將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結果導致誠信缺失、私欲膨脹、市場混亂。宗教倫理中普遍提倡的“節欲”“利他”“進取”倫理觀，在精神層面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了一種具有終極標準和精神家園的倫理要求，引導企業家在神圣的倫理氛圍中受到精神、道德上的熏陶和鼓舞。因此，借鑒宗教倫理，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無疑對解決目前企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宗教倫理畢竟與企業所遵行的倫理規范有所不同，必須結合企業經營規范進行現代性轉換。一方面，積極尋求與世俗道德的對接和溝通；另一方面，主動參與不同宗教倫理觀的對話，以此培育和形成與企業經營管理相適應的倫理觀和價值觀[5]。

二、宗教倫理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了人生坐標

其一，宗教倫理是企業經營者價值體系的重要支柱。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就是將追求人生“終極”目標作為生活的意義。而信仰在價值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評價主體價值觀的前提和內核。所以，馬克斯•韋伯在總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關系時曾經指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要素中，由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職業倫理行為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幾乎是一致的[2]。其二，宗教倫理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了道德修煉的重要標準。世界三大宗教的倫理境界就是要信徒達到理想人格的“完美狀態”。其修行流程是以利人為手段，利己為目的。如作為佛教根本大法的“三法印”，就強調“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寂靜”，引導人們認識生死輪回的痛苦，達到無生無死、永無煩惱的“涅”境界。但要達到這種境界，卻既不在他人，也不在佛，而在于自己。又如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其本質是全善、至善或善本身。全善是指上帝或基督身上不存在任何惡。至善是說上帝或基督身上存在的善，不是普通的善，而是最高等級的善。善本身則是說上帝或基督無他，其善乃萬物之為善的根柢，屬于“萬善之善”。不難看出，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實則是一種理想的道德人格，是所有人敬仰的精神偶像[6]。同樣，伊斯蘭教從“認主獨一”的信仰出發，形成了以“敬主、順圣、修身、愛人”為核心的人格修養模式[7]。《古蘭經》一方面勸誡信徒“要享用真主恩賜的佳美物品”，但另一方面卻反對濫用物質資源，反對非法獲取別人財物，限制財富過于集中。通過其倫理要求，力求在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建立一種共同遵循的經濟倫理關系[8]。日本的稻盛和夫一生創辦了兩家世界500強企業，其實他的“自利利他”的商業精神和經營哲學卻深深根植于佛教的道德倫理之中。他在《活著》一書中闡述了自己如何將佛法運用于企業經營管理的經驗[9]，并用其一生踐行“如法獲財”“自利利人”的佛學智慧。其三，宗教倫理成為企業經營者獲得心理調適的有效方法。宗教其所以能夠綿延上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夠滿足社會個體和群體進行心理調節的需求[10]。所以，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嚴酷的逆境能夠引導和加劇人們尋求宗教的關懷[11]。一方面，宗教通過對世俗價值的貶抑和神圣價值的推崇，以及對因果報應的企盼和美好來世的向往，有效緩解了人們對功名利祿的過度追崇，使之將原本失衡的心態調節至相對平衡；另一方面，宗教通過懺悔和積德行善等方式，也為人們提供了尋求心理平衡的可操作路徑，使那些處于迷茫和困惑的人們找到了獲得心靈慰藉的良藥。此外，宗教還通過諸如佛國天堂、極樂世界等終極完美世界的描述以及超越美感的召喚，使之發揮更高層次的心理調適作用，為市場競爭中備受折磨的企業家們提供一個足以神往的世外桃源，使其消除不良心態，擺脫現世的煩惱和痛苦，產生一種超凡脫俗般的精神力量和美感享受。有資料顯示，近年在我國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由信教企業家組成的“團契”（基督教徒特定聚會的名稱），其成員定期或不定期聚集在一起，共同學習宗教經典，相互交流經商心得，用宗教倫理化解企業經營管理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提升企業軟實力[12]。或許，這也就是為什么科技愈發達，宗教也愈興盛的真實原因所在[10]。由此，有學者認為，現代社會遠未使人們脫離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壓力，故宗教的心理調節功能對現代社會的價值便越來越明顯。其四，宗教倫理給企業經營者帶來了人生的希望。宗教信仰中的未來雖可望而不可即，但卻為人們展示了一種理想的愿景，它往往帶給人們許多崇高和美好的期盼。正是這種期盼，成為人們對歷史、社會、人生以及企業經營本質認識的思想基礎，也成為企業家投身公益、扶危濟困的精神動力。如香港旭日集團董事長楊洪以“廣植德本，勿犯道禁，慈心專一，忍辱精進”為座右銘，積德行善，助人為樂，設立“香港慈輝佛教基金會”，請普陀山普濟寺的明治法師為顧問，在全國各地開展扶貧和助教事業，僅中國大陸實施的慈輝援助項目就達上千個，累計投入資金超億元人民幣[13]。所以，愛因斯坦曾斷言，人生的希望只能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答案[14]。

三、宗教倫理有利于培養現代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雖然是一個復雜的體系，但離不開敬業、創新、合作、誠信、利他這些基本元素。首先，宗教倫理有利于激發企業家的敬業精神和創新精神。敬業精神是推動企業持續發展的動力之源。關于敬業精神，北京大學教授汪丁丁稱其為企業家達到狂熱程度，超越了身家性命追求利潤的精神[15]。在三大宗教中，每一種教義中都將勤奮勞動、努力工作作為對信徒的基本要求。如基督教將大膽賺錢看作是上帝的恩寵和祝福，并將此轉化為一種“至高之善”的倫理要求。佛祖告誡信徒，要想獲得“現法安樂”，就必須以“精勤修行”的工作態度去從事各種職業。敬業精神必然引發企業家的創新意識，這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宗教倫理雖然不強調冒險，但卻強調要有使命感和責任感，如佛教中的“慈悲利他”觀念、基督教的“救贖”觀念，其原動力都在于自我實現、不斷追求完美。所以，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說：當人們將工作當作一種天職的時候，也就是將宗教倫理轉化成了一種現實的依附關系，它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而達到自己所追求的美德和價值[16]。所以，宗教倫理中對人的責任和使命的認識和規定，不僅對一些西方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對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其次，宗教倫理有利于強化企業家的合作精神。競爭越激烈，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越艱難，在此環境下，企業家的合作精神就顯得越重要。只有不斷形成強強聯合的態勢，才能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恰如意大利詩人盧恰諾•德克雷申所言：“我們都是只有一個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擁抱著才能一起飛翔。”[17]良好的合作必須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遵守公平原則；二是增強規避風險意識；三是堅持“雙贏”理念。在宗教倫理中，這方面的論述很多。如基督教要求信徒必須處理好四種關系：人—神關系、人—人關系、人—群關系和人—物關系，這些關系被看作是基督教倫理的根本原則。人—神關系的主旨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是人對神所負的責任；人—人關系涉及到的是主體自我與其他客體間的關系，核心是“愛人如己”；人—群關系面對的是個體與群體的倫理關系，需要界定的是個體與團體間彼此的責任和義務；人—物關系則是自我與自然的關系，涉及到人對自然使用和保護的責任[18]。佛教則主張“因果報應”“三世輪回”和“八正道”，以此教化人們重視道德警戒，不留邪念，不滋生虛榮和嫉妒，不貪念功德，對人對事要謙虛和藹，加強合作。有人研究了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融合問題，認為伊斯蘭教的思想具有一種柔軟性。伊斯蘭教與印度教能夠共存共榮，其實就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伊斯蘭寬容性的必然結果[19]。這種寬容性不僅將伊斯蘭的倫理道德推向了更高境界，也集中彰顯了其合作精神的深刻內涵。其三，宗教倫理有利于培養企業家的誠信意識。誠信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石，就企業而言，包括對員工、對顧客、對社會和對投資者多個層面的誠信。企業家缺失誠信不僅影響企業的發展，也會危及社會。提高企業家的誠信意識，一要加強對企業家素質的培養；二要強化企業家的責任感和榮譽感；三要形成有利于培養企業家誠信意識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基督教通過“預定論”塑造資產階級的典型人格，然后通過教徒的天職觀轉化，在引發教徒世俗功利主義的同時，客觀上促進了世俗生活的理性化。通過感恩上帝追求完美，培育了資產階級追求嚴肅、刻板、堅韌耐勞、嚴于律己的典型人格[2]。佛教教義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到“誠信”一詞，但卻有許多與誠信詞義完全相同的規約和戒條，如《四分律》和《梵網經菩薩戒本》中的妄語戒，以及“八正道”中的正語等，都反復強調堅守信用和誠實、不妄語與正語在社會交往和教徒修行中的重要意義[20]。伊斯蘭法規對穆斯林經商有非常嚴格的要求，甚至與宗教信仰相聯系[21]。它要求穆斯林誠實守信，不得以非正當手段謀求財富[22]。如果有信徒為了侵吞別人的財產而發偽誓，真主必將在其后世予以譴怒[23]。其四，宗教倫理有利于形成企業家服務或利他的社會責任意識。企業家的服務和利他行為是考量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有人認為，雖然利他在社會科學領域尚缺少一個公認的定義，但其基本要素應該有兩個方面：一是活動主體的行為主要目的是能夠為他人帶來好處；二是活動主體的行為至少沒有完全將擴大自身利益作為追求的目標[24]。在宗教倫理中，鼓勵利他主義的價值觀是所有宗教的普遍教義，如基督教要求信徒“愛鄰如己”；佛教徒要有“慈悲心懷”；伊斯蘭教的信眾不僅要崇拜真主、孝敬父母、優待親戚，還要憐恤孤兒、救濟貧民、親愛鄰居和伴侶[25]。宗教倫理形成了對企業家從事服務或利他行為強有力的信念支持，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稻盛和夫將其企業經營哲學直接歸結為宗教倫理的心路歷程。他在《企業經營為何需要哲學》中反復強調，要建立現代企業家精神，就必須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初的“原動力”———基督教倫理中去尋找精神源頭[26]。

四、宗教倫理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

影響企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因素也許很多，但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企業的經營理念。如果企業管理者能夠站在企業長遠發展的高度審視企業利益，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綜合考慮在一起，那么，企業就能夠健康持續發展。反之，則必然會遇到各種障礙，甚至破產或倒閉[27]。據一些學者研究，日本企業其所以能夠后來居上，企業文化中濃厚的宗教色彩是其重要原因[28]。日本企業把宗教文化融入其經營哲學中，強調企業對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應承擔的義務。許多企業和企業家往往用“因果報應”“順應同化”等宗教倫理來解釋企業與社會、企業與員工、員工與上司、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系，不斷強調用“仁愛”思想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將“以人為本”作為企業最核心的經營理念，由此很好地協調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并將企業普通員工的思想認識提升到了企業所期望的愿景，使企業內部容易形成了思想統一，減少不必要的內耗。日本企業家在探討企業發展目標和經營哲學時，與其說是在講經營心得，不如說是在傳播宗教教義。一些企業管理者不厭其煩地將宗教倫理引入企業經營管理之中，不斷地用這些帶有濃厚宗教倫理色彩的經營哲學灌輸給員工。如豐田汽車公司所倡導的“尊崇神佛，心存感激，為報恩感謝而生活”的經營理念，就是直截了當地要求企業員工要尊崇宗教倫理，用感恩之心投入工作和生活，以此報效企業和國家。為此有學者甚至認為，日本的企業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宗教信仰是日本企業文化最重要的思想基礎，它對日本企業員工產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不可低估的，而由此產生的精神力量則強有力地推動其技術和生產的發展[28]。實際上，宗教倫理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在中國企業中也不乏其例。民國時期的東亞毛呢紡織股份公司創始人宋斐卿就堅持以基督教的“愛人如己”要求自己，并自覺將幫助他人、服務社會作為企業應盡的責任，將“為一般平民謀福利”作為公司的“四大主義”之一，由此成就了一代著名企業[29]。在現代企業中，如中芯國際的張汝京、鳳凰衛視的劉長樂、海航總經理陳鋒、實力傳播中國區公關及市場總監耿峰和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等，不僅是虔誠的宗教信仰者，還將宗教倫理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信條，推動了企業的健康發展。關于宗教信仰對企業發展的影響，社科院宗教所的高師寧有一項調查發現，宗教信仰雖然可以作為一種個人的價值取向，但如果這種個人信仰一旦被轉化為企業的公共信仰后，就必然會為企業提出一個超越世俗利益的崇高目標，并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社會資本[30]。因此，面對市場競爭導致的全球性道德危機，宗教倫理以其神圣性、崇高性與世俗生活結合起來而發揮著頗為獨特的作用，從而為許多企業和企業家提供了豐富的倫理資源。毋庸諱言，如果在普世倫理的視域下考察宗教倫理的現代意義，其價值不僅對宗教本身，即使對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也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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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孝智 單位：廣東肇慶學院教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