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創新教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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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創新，但創新不是成熟的果子，隨手可摘。創新需要深刻的理性思維，而哲學思考的正是前提性和原理性的東西，因此深邃的哲學思想和智慧，正是科學創新之思想源泉。古希臘開創了理性主義哲學，而值得注意的是，那時科學幾乎是由哲學來表達的。伽利略把宇宙看作一部書，而開普勒和笛卡兒認為這部書是用方程式寫成的。牛頓把他的經典力學直接稱為自然哲學，把微積分稱為這種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近代科學家的思想與理性主義哲學思想一脈相承，在他們看來，不必分辨哪一部分是哲學哪一部分是科學。恩格斯在研究科學與哲學的淵源時，認為科學創造是燦爛哲學劃出的彩虹。自17世紀到20世紀，偉大的科學家都兼哲學家于一身（先后有：笛卡兒、萊布尼茨、康德、沃爾夫、馬赫、龐卡萊、羅素、懷特海等），這并非偶然，它說明科學與哲學無法分離。科學創造其自身本質上就是哲學，甚至可以譽為科學與哲學的“高峰會談”。我國古代四大發明處在哲學、科學與藝術共同繁榮之時。從歐氏幾何到非歐幾何，從牛頓的絕對空間到夢幻般的相對論，其發明過程無一不在哲學光芒照耀之下。
二、問題創新教育的教育哲學理性蘊含
（一）問題與創新教育
教育是什么，概說眾多。就此而言，我們更認同“教育是生活，是創新”“教育是喚醒，是發現”“教育是達成幸福”等說法。如何發現，如何創新，如何達成幸福，自然是以積極面對生活，追求幸福生活而排憂解難，勇于創新為必然選擇。馬克思說“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識的對象”，這一“變成”的過程自然是在生命活動中實現，而教育作為一種生命活動，是促進這一“變成”最直接有效的過程。對這一“變成”更深層的理解是“人可以在自己的生命活動中獲得新的生命”。誠然，獲得知識是學生（人的）生命活動和教育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但這是傳統教育目的。作為創新教育，則應該讓學生“在自己的生命活動中獲得新的生命”，這是創新教育的必然選擇。如何使受教育者“獲得新的生命”，如何有效地促成這種新生命的發展，通過什么途徑發展，這就來到問題創新教育生命哲學含義之上。于是，“融生活和創新于一體的問題生命活動”是行之有效的。于是，踐行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主線的問題創新教育活動，正是“教育是（人的）生命的表現”的真實有效體現。創新教育離不開“問題”，在我國創新教育發展過程中得到驗證。以對“教學”這一概念的認識經歷過程為例。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教學概念的理解經歷了三次大的發展。首先，教學被理解為傳授知識的過程；其后，教學被理解為傳授知識和培養能力的過程；最后，教學被理解為傳授知識、培養能力和提高素質的過程。與之相適應的教學方法的演進，也經歷了由“傳授式”到“啟發式”到“發現式”（研究式、討論式）發展過程。傳授式是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是“不自主”的教育方法。啟發式是教師引導學生獲得知識，是“弱自主”的教育方法。發現式是讓學生自發地體驗問題情境和發現問題，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中學習方法和發現創新，是“強自主”的學習方法。而無論稱為發現式，研究式還是討論式，有一點是顯然的，即都強調在問題發現和問題解決中讓學生獨立自主地學習。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最后都諸途同歸到“問題”。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在我國的教學方法中，無論在哪一階段，有一種被稱為“問題中心”的課堂教學方法歷來倍受推崇，教學效果極佳。何以如此，原因是顯然的。
（二）創新教育與哲學
紐曼說“一種教育的目的是哲學性的，而另一種目的則是機械性的”。是追求哲學性目的，還是滿足于機械性目的，結論是自明的。如果我們對科學創新的追求，對創新教育的追求只是機械性的，培養創新人才只怕就是一種空談。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中，人們常提起蔡元培時的北大，梅貽琦時的清華，其中的各種理由中，他們任職期間北大清華的哲學處在鼎盛時期是不爭事實。1952年后清華哲學一落千丈，北大不再有新的哲學家出現。1966年史無前例的革命開始，大學停課鬧革命，談不上科學創新，更談不上哲學繁榮。由此看到，教育與哲學的繁榮同在，與哲學的命運一致。為何教育與哲學同命運共繁榮，因為哲學或者說教育哲學關注的是教育的本質問題，是對教育原理的思考。教育哲學認為：“人的主體性是人類一般的基本特性，也是最有價值最能體現人類本質力量的特性。”所以發展人的主體性就是教育的必然選擇。于是，教育應該關注創新，應試教育向創新教育轉變，就不僅是一個應然，而更是一種必然。如果說“教育的起點是人”，則教育活動的起點就是人的生命活動，這又來到了問題創新教育的生命哲學含義和問題創新教育的創新哲學含義之上。
三、問題創新教育的社會哲學理性蘊含
（一）問題與社會發展
隨著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培養民族創新精神”戰略決策提出，創新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凸顯。錢學森“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創新思想的人才”，高校缺乏創新精神“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的真情告誡，說明了創新教育對民族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激發了我國民族創新精神文化建設的憂患意識和創新教育熱情。民族如何進步，社會如何發展，能進步能發展的根本是什么？鄧小平開創的我國改革開放社會新時期，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例子。盡管鄧小平再三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目的，但他不是就發展來談發展，他是從“改革”開始的。是從排除發展障礙，解決思想理論認識問題開始的。如：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科學技術是不是生產力的問題，知識分子是不是工人階級的問題，腦力勞動是不是勞動的問題，姓“資”姓“社”問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等等。也就是說，鄧小平考慮的是前提性的問題，他的思考是根本性的，前瞻性的，是深邃的哲學思維。認識問題解決了，思想就解放了，發展障礙就消除了。于是，對外開放，香港回歸，建立經濟特區，恢復高考，知青回城，國企改革，評反錯案等等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如果把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用一個關鍵詞來表述，那就是“問題解決”。如果把打倒，結束后我國社會面臨的情況用一個關鍵詞來表述，那就是“問題集”。鄧小平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高手。
（二）社會發展與哲學繁榮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這里的“理論思維”是指哲學思維。我國知名教育家張楚廷指出：“如果說大學是社會的頭腦，哲學就是大學的頭腦。”從18世紀到19世紀，德國是世界的經濟中心，同時又是科學中心和哲學中心。世界領袖級的科學家和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云集德國。哲學繁榮對德國的教育興旺，民族振興和社會發展起到了根本作用，是不爭的歷史。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幾乎所有德國籍的世界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和社會學家都出自德國本土，并云集于德國的大學校園。耶拿大學的馬克思，波恩大學的尼采，艾爾蘭根大學的費爾巴哈，柯尼斯堡大學的康德，杜賓根大學的黑格爾，萊比錫大學的萊布尼茨，格庭根大學的叔本華，慕尼黑大學的伽達默爾，海德堡大家的雅斯貝斯，柏林大學的胡塞爾，等等。培根的哲理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對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舉世矚目。鄧小平的諸多哲學論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發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對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思想認識的引導作用，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只怕是無與倫比的。哲學思想對科學創新的引領作用，哲學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無庸置疑，哲學的空前繁榮與社會的高速發展同在足以由此為證。
作者：黃光榮 單位：湖南女子學院信息技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