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學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城市地理學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內初班”，地理課程，教與學
“內初班”學生大多來自我區較為偏遠的地區，在語言、風俗傳統、宗教信仰等方面與漢族學生有著較大差異，如何結合”內初班”學生自身特點進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幫助學生在學習中取得進一步的提高與發展是很多教師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對此，筆者根據自己在教學中的一些經驗和體會進行了思考和梳理，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著手。
一、聯系學生已有知識背景，尋找切入點
“內初班”的學生來自不同的民族，在家庭教育和生活習慣、漢語交流和理解上都和漢族學生有很大的不同。開設地理課前，教師就要通過與學生談話、問卷調查、咨詢班主任等多種途徑深人了解學生的情況，為地理課教學做準備。在教學過程中，為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以結合教材提出很多問題，用學生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教學，這樣便于把”內初班”學生生活中熟知的卻不留意的一些現象引人到地理問題中，使學生不僅認識了什么是“地理”，而且能激發學生對地理學習的興趣。
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奧蘇貝爾曾說過：如果我不得不把全部教育心理學還原為一條原理的話，我將會說影響學習最重要因素是學生己經知道了什么，根據學生原有的知識狀況進行教育。因此學習有用的地理知識和生活地理，必須充分重視學生原有的生活經驗。例如：在講“地球和地圖”時，利用學生切西瓜的經驗在學生中展開次經緯線和經緯度的討論。經過討論學生切西瓜的方式大致歸納為兩種切法：一種是先把瓜從中間切為兩半；另一種是先用刀把瓜從瓜頭向瓜尾切成兩半。教師分析這兩種切法：從中間切無數刀可以切出無數個圓，每個圓代表地球上的一條條緯線圈，中間切面代表赤道，地球表而就有無數條緯線。給每個緯線圈上標上度數，就可以用不同的緯度表示不同的緯線。緯度實質是線面關系，即從每條緯線圈上任意點向中間切面(赤道面)圓心連線，所連線與中間切面(赤道面)的夾角就是該緯線圈的緯度教育學論文，緯度最大是90度。按第二種切法，并且每刀都切到瓜頭和瓜尾也可以切出無數刀。每刀切出的曲線就代表每條經線，給經線標上度數就是經度。經度實質是面面關系，即兩個切面的夾角，最大只能是180度。這樣利用學生生活實際為課堂注入了新鮮的生活內容，把地理知識移植到生活中去，使學生在生活中學到了有用的地理。
二、激發學生興趣，讓學生愛學樂學
興趣是學生學習的最后的老師，這一點對于”摘要性。
三、讓學生在動手做中獲得成長
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百看不如一驗”，親自動手體驗不僅能培養”內初班”學生的動手能力，還能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認識、理解和鞏固，成倍提高學習效率。學生在地理學習過程中，保持良好的學習興趣，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教師在教學中集思廣益，合理的運用教育教學的規律，積極探索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善于引導，就一定能夠在地理教學和學習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如：講中國34個省級行政單位時，我買了五組中國政區拼圖，讓學生動手，學生興趣一下就來了。再如：地圖知識一直是較為突出的重難點，但又是學好地理的重要基礎知識。如何打好這一攻堅戰?可以從其實用性出發，在學習一開始，就布置一道作業，學完這一章后，要結合課本上“動物園游圖”和“某村平面圖”，繪制一幅校園平面圖。這樣，學生有了一個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就會引發興趣，激發對新知識的探求熱情，學習態度認真而主動，反而會隨時將自己在作業中遇到疑難向老師提出，尋求支持，最終全而掌握地圖知識，出色完成這一項作業。另外，還可組織學生進行地理模型的制作(如：簡易經緯網、等高線地形圖模型、地形模型等)。組織學生收集與教學內容有關的明信片、郵票等，組織學生結合教學進行野外考察，組織學生進行氣象觀測……通過這些豐富多彩的地理課外活動，學生不僅體驗到知識的力量，學習興趣大增，更能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達到教書育人的目的。
四、教會學生學習，培養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
地理對于每個學生來說，是一門全新而又陌生的學科。因此，我們在思想上不能有絲毫的麻痹。還有就是”內初班”的學生學習漢語的時間短，在學習中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差別，所以在講授每節新內容課之前要求學生進行課前預習。預習時，除了要把新課內容仔細通讀外，還應在不懂和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記號，這樣帶著疑問，做到有目的去聽課教育學論文，聽課的效率就會大大提高。課堂上，要求學生在認真聽講的同時，還要做到積極、主動的去思考問題、討論問題，并勇于將自己的理解和觀點表達出來，鍛煉學生的語言組織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聽課效率。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自身獲得鍛煉，并培養他們的思維能力，從而將每節課的知識理解和消化。在學習過程中，要仔細傾聽、認真細致地觀察、如實準確地記錄、積極主動地思考，要善于合作、主動交流，敢于質疑、勇于探索。
由于初中地理知識點雜亂而零碎，教師在講課時，都是圍繞著重點內容展開的。因此應要求學生在認真聽講的同時要做好課堂筆記，這樣不僅有利于課后進行復習，掌握知識重點，又可以有效的避免學生上課時“走神”。教導學生在記課堂筆記時，必須講究方法，要在聽清楚老師所講內容的基礎上，記重點、難點、疑點和課本上沒有的內容，與課本內容相同的部分可在課本上標出，課后整理筆記時可補全。要經常不間斷的進行復習，循序漸進，每天認真閱讀課堂筆記，同時對知識點進行梳理歸納，達到對課本內容融會貫通。每章節講完后還要對知識進行整理歸納。這樣就可在整理總結的過程中發現知識間的內在聯系，連點成線，織線成網，使知識系統化、網絡化，便于掌握。
參考文獻：
[1]周濤.如何提高內初班民考民學生的語文水平[J].和田師范專科學報，2008（8）.
[2]郭衛東、韓炯.新疆區內初中班民考民學生與民考漢學生學習適應性對比分析[J].新疆社會科學，2010.（3）
[3]李靜.《民族心理學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張柯.論疆內初中班的創辦對新疆民族基礎教育的影響[J].兵團教育學院學報.2007（1）.
第2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長江三角洲；城市系統；空間結構
1 西方城市群空間結構研究進展
18世紀的工業革命浪潮席卷整個歐洲大陸，英國的霍華德(E. Howard ，1898）最早從城市群體角度進行探索性研究和實驗。他提出了“田園城市”模式，試圖把喧鬧的城市生活和寧靜的鄉村生活擁擠地結合在一起，強調把城市和區域作為整體研究的思想。其后霍華德的模式被恩溫（R. Unwin ，1922）進一步發展為“衛星城”理論而廣泛應用于許多大城市的規劃和設計。 英國生態學家蓋迪斯（P. Geddes，1915）發表了《進化中的城市》，首創了區域規劃綜合研究方法，并預見性地提出了城市擴散到更大范圍內而集聚、連綿形成新的城市群形態：城市地區、集合城市甚至世界城市。
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 1933)對南德城市進行了調查，創立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論，第一次把把區域內的城市系統化。他對城市群體空間組織作了嚴謹的論述和數學模擬，被后人公認為城市群體研究的基礎理論。斯基納(G.W. Skinner，1977)對中國四川盆地進行了研究，驗證了中心地理論。 杰弗遜（M. Jefferson 1939）及哲夫( Zipf 1942)等對城市體系的規模分布進行了理論分析。
二戰以后，世界城市化步伐加快，涌現大批的新型城市群，系統論成為城市體系空間研究的重要方法。1945-1955年之間，維寧（R. Vining）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了城市體系對城市發展的意義，從理論上論證了城市體系的合理性。1950年鄧肯（O. Duncan）在其著作《大都市和區域》在首先明確提出了“城市體系”（Urban System）一詞并闡明了城市體系研究的實際意義。1954年貝里(B. Berry)用系統化的觀點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與服務中心等級體系的關系。50年代中后期，一些學者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城市區域概念，并用新的數學和動態模擬技術不斷深化。哈格特（P. Haggett，1977）從“相互作用”、“網絡”、“節點”、“等級體系”、“面”和“擴散”等6個角度研究區域城市體系的演化過程。70年代以后，城市體系理論日臻完善，城市發展基本進入了穩定期。1970年，美國學者貝里和豪頓(F. Horton) 編寫了《城市體系的地理學透視》，加拿大學者鮑恩(L. Bourne )和西蒙思(J. Simmons)出版了《城市體系：結構發展與政策》。
社會經濟學家以大量的發展理論對城市體系進行了研究。赫希曼(A. Hirschman，1958)等人的“極化增長”學說、羅斯托 (W.W. Rostow，1960) 的“經濟增長階段學說”、弗里德曼(J. Friedmann，1964)和阿隆索(Alonso)的“核心—邊緣模式”及其模擬的城市體系的運作過程等豐富和發展了城市體系研究的理論基礎。50年代瑞典學者哈哥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創新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現代空間擴散理論”，指出創新由發源地向四周擴散的方式有“波狀擴散、輻射擴散、等級擴散和跳躍擴散”等形式，并建立了 其與城市體系形成階段相對應的 關系。60年代后期，莫爾里(R. Morill)進一步分析了創新擴散的具體特征。
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早在20年代研究對象從城市區轉到城市體系，開創了現代城市體系空間結構研究的先河。1957年，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城市帶：東北海岸的城市化”。他認為，城市帶是城市體系發展、人類社會居住形式的最高階段，而必然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標志。戈特曼的城市帶理論已經被現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證實(R. Fishman，1990)。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城市化演化規律，似乎與城市帶理論不相吻合，因為世界不同的社會文化地區和不同的發展背景，必然導致城市群體空間結構的差異。加拿大地理學家麥基(J.C， McGee，1985，1994)對東南亞國家進行實證研究后提出了獨特的“鄉村—城市(Desa-kota)”的空間模式。歐洲國家大多數對城市體系的演化采取積極的干預政策，培育有節制的緊湊區域城市網絡，荷蘭的蘭德斯坦(Randstand)地區以“綠心”城市群體空間模式而聞名。
8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及全球的經濟組織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管理的高層次集聚、生產的低層次擴散，控制和服務的等級體系擴散方式構成了信息經濟社會的總體特征。霍爾（P. Hall，1985)等人出版了《未來的城市形態：新技術的影響》；卡斯特勒思(M. Castelles，1989)等人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新技術可能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首先技術變化影響并決定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影響并決定了城市發展。經濟及技術，尤其是通訊技術的發展的確為城市的蔓延擴展及大都市區的連綿創造了條件，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城市功能、產業結構對城市空間結構的相關制約越來越小，留給人們以更多更廣的創作空間。同時，以信息為代表的現代技術發展可能給城市空間演變帶來分散化的動力，也可能會增加集聚的要求。法國的沙且爾 (Shachar，1994)等人對世界城市的特征與功能作了界定。在西蒙斯研究的基礎上，耶茲 (M. Yeates，1990)建立了城市群體空間演化過程的模型。最近的研究成果有薩森(Sassen，1995)對世界城市功能體系的描述。當今的城市結構群體空間關系正由網絡取代傳統城市體系的等級概念。現代城市在城市群的等級與作用不僅取決于其規模和經濟功能，而且還取決于在城市網絡中結點的作用。
2 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研究進展
閻小培（1994）評述了近年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的進展情況。中國學者一般采用哲夫的冪函數公式，或用聚類分析或傳統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中國城市規模、分布類型及其演變規律。研究結果表明， 中國的城市規模呈序位大小分布。但是， 由于各個時期實行不同的生產力布局和城市發展政策，導致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市鎮規模結構和規模分布。60-70年代，我國執行控制大城市政策， 特大城市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城市首位度下降，位序大小曲線呈平滑趨勢。有的學者分析了城市、縣城和小城鎮等級的規模分布特征，并根據冪函數分布模型，建立了全國和分省區城市等級規模分布模型，或者將該體系劃分為首都、省會、地區中心或省轄市、縣或縣級市、建制鎮5個層次， 或者從實際出發，將中國城市規模等級分為7級：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縣城、鄉鎮和集鎮。
對中國城市地域結構的研究主要包括：從分布形態上來說，中國城市地域結構可以概括為多中心的城市集聚區、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中小城市及小城鎮；從城市分布類型上，中國城市主要分布在東部，又主要幾個平原三角洲和交通沿線，市鎮密度由東向西遞減；從城市首位度分析，城市體系可以分為雙極型、均衡型和極核型等。
職能結構是城市體系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是周一星教授。研究內容包括：城市基本職能類型研究；城市職能組合系統研究和城市職能地域組合類型研究等。
城市群(urban clusters or agglomeration)的崛起是本世紀以來城市化發展的重要特點。
80年代初，于洪俊和寧越敏（1983）就介紹了法國城市地理學家簡. 戈特曼（Jean Gottman ）的城市帶（Megalopolis）理論。他認為城市帶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或大都市區，而是指一個范圍廣大的、由多個大都市聯結而成的城市化區域，并有一定的低人口密度區分布其間（Gottman，1961）。他把城市帶發展劃為4個階段：即分散中心階段、弱聯系階段、雛形階段和成熟階段。他還概括了城市帶的5個特征：一、高密度的人口和城鎮網絡；二、發達的交通樞紐；三、模糊的形狀和邊界；四、多元的政治和社會組合體；五、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新趨勢的培植。按照這個條件，他認為當代世界上存在6大城市帶：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特大城市帶和五大湖特大城市帶、日本東海岸特大城市帶、英國大城市帶、歐洲西北部城市帶和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帶。
中國學者李世超（1989）認為，中國目前所謂城市帶，無論是已經基本形成，還是正在規劃建設，從數量指標（人口、人口密度）、產業結構、功能特征甚至位置條件上都不是戈特曼意義上的城市帶。為了符合中國國情，中國學者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以避免戈特曼理論“城市帶”相混淆。一個城市群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有相當數量的不同類型的城市；有一個或兩個特大城市作為區域中心；發生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姚士謀，1992）。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外，我國相繼出現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遼東南城市群、閩三角城市群等，有許多學者對它們進行研究（姚士謀，1992；許學強，1992；王麗萍，1992；孫晉山，1992）。崔功豪（1992）分析了建設長江中下游（宜昌—南京）沿江城市帶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該城市帶的基本構想。
葉嘉安和許學強（1984）進行了中國城市化省際差異和城市首位度的研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自從1949年以來，由于政府控制城市發展的政策，導致中國城市化水平比較低。可是，在26個省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城市化和城市首位度差異，并用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方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的政策不僅減慢了城市化的增長速率，而且對城市化的省際差異和城市首位度產生重要影響。在東部地區，城市首位度小是由于國家控制大城市、優先發展中小城市政策的結果。從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工業到西部地區的國家政策，引起了中國西部省份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較大的城市首位度。
許學強等（1995）繼續對中國的城市體系進行了研究，城市體系可以分為3種類型：首位分布、0-1分布和位序-規模分布，重點放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時段。結果發現，中小城市數目發展迅速，城市人口與工業比重、非農業勞動力和外資成正相關關系。
許學強（1988）把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市鎮規模分布與市鎮經濟空間分布相疊加，分析了其發展變化。在此基礎上，又用計量方法分析了各主要市鎮的相互作用，最后建立了 兩翼齊飛的雙向輻射模型。他用動態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體系內各城鎮相對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對比變化，揭示了該城市群的發展規律。但是，對現狀城市群體如何演變并滿足理論模型的過程，沒有作深入的探討。
鄭天祥（1989，1990，1991）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看成是一個特大城市區域，通過對經濟地理網絡（城市網絡、產業網絡、基礎設施網絡）的分析來探特大城市區的發展規律，分析中涉及了城鎮之間、城鎮與區域之間人口、物質能量、金融、信息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并將該區的研究與港澳經濟一體化研究 結合起來，為研究 城市群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但是，他對城鎮之間的分工協作、相互作用的分析多為靜態和粗線條的，而動態分析較薄弱。
侯啟章（1993） 以現有國內關于城市群的研究為基礎，比較深入地剖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的條件、形成過程、動力機制、城市群基本特征及其發展趨勢。研究結果發現，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生專業化重組、城鎮之間因職能的雷同而形成的競爭狀態開始轉向互相聯系和協調的現象。不過，作者未加深入研究，仍然屬于傳統框架的范圍。
姚士謀等（1995）對中國東南沿海開放地區進行了城市空間結構演化的研究，并提出了城市空間增長的5種模型。城市發展或區域城市化本質上是區域生產的集中過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現在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較高的城市化水平。那里有5個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他們主要研究了該地區的區位因素、演化模式和城市空間分布的特征。通過統計數據和實證調查，建立了城市空間分布模式和城市發展趨勢隨時間變化的定量關系。
3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區位及概況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由蘇南、上海和浙東北的16個城市構成，包括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揚州、南京、南通、泰州、鎮江、杭州、嘉興、寧波、紹興、舟山、湖州，臺州（2003年9月加入）。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人口超過7560萬（2002），約占全國6%。。
2003年長三角地區15城市經濟指標如下：GDP22775億元，比2002年凈增3065億元，占全國的比重達到19.5%，比2002年提高0.8個百分點，約占全國的1/5；2002年GDP增長12.6%；人均GDP3056美元，而全國平均為966美元；社會零售額755億美元，占全國155；工業產值3337億美元，占全國的1/4；出口923億美元，約占全國30%；實際外資178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37%。
長三角地區聚集了江、浙、滬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4個城市進入全
圖1 長三角區位示意圖
國大中城市前十位，上海為直轄市，另有南京、杭州、寧波3個副省級城市，上海、蘇州、杭州和無錫分別以5408.76億元、2080億元、1780億元和1601.7億元分列全國第1、5、8、10位，超過1000億元的城市達到6個，分別是上海、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和南京。長三角地區15個城市2002年平均實現GDP突破了1000億元，達到1276億元。
表1
第3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學科與專業建設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7-0172-03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前身是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原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是一門主要學習資源環境以及城鎮規劃、土地管理、環境檢測以及地理地質等相關知識的綜合性邊緣學科，國內有116所高等院校開設有此專業。根據教育部于2012年9月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被拆分為兩個專業，分別是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專業代碼：070502）和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代碼：070503），兩專業皆可授理學或管理學學士學位。
在這樣的專業調整背景下，新疆農業大學立足于社會需求，結合自身學科背景和學科優勢，優選和確定了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作為今后的學科專業發展方向，如何重新構建學科專業體系，加強專業內涵建設，成為學校今后一段時間內本科專業建設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原專業及課程體系設置存在的問題
原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最初設立的目的與初衷是為了將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于城鄉規劃與管理過程中，但從新疆農業大學開設多年的實際效果來看，該專業在專業定位、課程設置和學生就業諸多方面都存在著許多現實問題。
（一）專業缺乏準確定位
乍一聽“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這個專業，會感覺該專業定位寬泛、培養目標囊括多個專業領域、學生就業去向定位多方向，優勢體現非常明顯。但正是這些“優勢”導致該專業發展至今弊端和問題越來越突出，究其原因所在，就是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培養目標難以明確、專業缺乏準確定位。
新疆農業大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業務培養目標為：培養具有地理科學、資源環境科學、管理學、經濟學基本理論，具備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知識，設計、規劃、評價、決策、策劃、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能夠在規劃、環保、國土、測繪、城建等行政管理部門、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企事業單位等相關領域從事管理、科研、教學、技術等工作，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可見，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定位過于寬泛，要求學生兼具地理科學、環境科學和管理科學的基本理論與實踐技能，致使學生業務培養目標過于多元化，也使學校面臨著專業難以準確定位、難以突出品牌特色，而學生面臨著什么都需要學、卻什么都學不精的尷尬困境。
（二）課程設置過于寬泛，課程體系結構不合理
如上所述，正因為“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口徑太寬、學生業務培養目標過于多元化，導致該專業課程設置過于寬泛、課程體系結構不盡合理。該專業學生要求畢業后能夠勝任規劃、環保、國土、測繪、城建等行政管理部門、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企事業單位的管理、科研、教學、技術等工作，這就要求專業課程設置需要面面俱到，包括國土資源、生態環境、城鄉規劃、城市管理等諸多方面，而目前慣行的本科專業（學分制）四年制難以保證如此龐大的課程體系設置，其結果只能是學生學而不精，形成專業不“專”的窘境。
新疆農業大學依托自己的學科背景，在2012級的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人才培養計劃中設定的專業主干學科為地理學、環境科學、管理科學，主要課程有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自然資源概論、環境科學概論、生態學原理、資源環境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城市規劃原理、地理信息系統、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影響評價、土地利用與規劃、村鎮規劃、區域分析與規劃、管理學原理、經濟學、城市經濟學、公共管理學、測量學、地理數學方法、新疆地理與旅游資源概論等。從設置的這些課程可以看出，教學內容囊括資源、環境、生態、城市、規劃、管理等多方面，專業課程設置過于寬泛，雜亂無特色，重點不突出，在社會上找不到完全與之匹配的部門、行業。可見，按照“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業務培養目標來全方位設置課程并不符合科學發展原理與規律，也違背市場規律，課程設置應當針對市場需求與相應的行業部門，有的放矢。
（三）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樂觀，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偏差較大
由于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知識繁多而駁雜，就業前景并不理想，畢業生多從事與其專業不符的職業，據麥克斯-中國2010屆大學畢業生社會需求與培養質量調查顯示，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為主要本科專業中專業對口率最低的十大專業之一，排名第八，對口率為44%。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該專業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偏差較大。專業口徑太寬，學生學的雜而不精，似乎什么都會又都不會，社會上也沒有完全匹配的部門、行業，導致就業市場和各用人單位難以認可并接受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畢業的學生。而用人單位更愿意吸納與其完全對口的專業的學生，例如，規劃部門愿意吸收城市規劃、建筑學等專業的學生，環保部門愿意吸收環境工程、環境科學等環保類專業的學生，國土部門愿意吸收土地資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統、測繪等專業的學生等。泛而不精使得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的學生與前述諸多專業的學生相比幾乎毫無專業競爭優勢，導致該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專業對口率很低。新疆農業大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在2012年以前就多年未招生。
二、學科調整為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新專業帶來的機遇
如前所述，原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在我國開辦多年以來，各地各高校都面臨著許多教學管理、學科建設、學生就業方面的困境。鑒于此，教育部于2012年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管理規定》，將原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拆分為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專業代碼：070502）和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代碼：070503）兩個專業。此次學科與專業調整為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新專業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首先，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調整和設置，幫助該新專業明晰了專業內涵、理順了學科關系、明確了發展方向。具體來說，就是明晰了未來城鄉規劃教育和實踐的發展方向，使地理學科參與城鄉規劃實踐，用地理學理論統籌指導城鄉規劃、建設和發展，成為了新專業的具體內涵。這正好適應了城鄉規劃學科的綜合性和人文地理學的專業性發展趨勢，也使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在定位上更加細化、明確，承擔起了培養城鄉規劃專業人才的使命。
其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調整和設置，明確了該新專業的培養方向和教育目標，使得其人才培養的專業性和針對性都較強。各高校可以根據自身的學科背景與優勢，優選特色方向，顯得更具靈活性和自主性，新疆農業大學就優選和確定了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作為今后的專業發展方向，以期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掌握基礎人文地理知識和理論的，精通基礎城鄉規劃知識和技能的，面向城市規劃管理部門、規劃設計部門以及相應企事業單位的應用型專門人才。在新專業方向確立的基礎上，接下來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修訂人才培養方案與課程設置體系，優化專業課程設置與課時結構，加強學生實踐教學環節。
再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調整和設置，對學生來說，改善了原專業學生學而不精以及專業競爭優勢不明顯的境況，使得學生學習內容和學習目的更加明確，也有了更加對口和明確的用人單位，更好地適應了社會的需求。
三、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方案的制訂
面臨機遇的同時，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發展存在著諸多挑戰，如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課程體系與結構的優化、在學時有限前提下學生實踐教學環節的加強等。各高校應充分發揮人文地理學的基礎理論優勢，并以此組織教育實踐，實現規劃人才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的雙重提高。基于以上問題兼顧學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新疆農業大學對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課程設置進行了改革，以滿足市場需求為導向，構建了完整的課程體系。
（一）人才培養目標
新疆農業大學本科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培養目標為：培養具備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理論、知識、技能，具備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接受嚴格科學思維的訓練和良好的專業技能訓練，立足于宏觀、中觀區域、微觀居住區的管理規劃，從事城鄉建設和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的研究、教學、開發或應用的高素質復合型專業人才。
（二）業務能力要求
在上述培養目標指導下，畢業生應獲得以下幾方面的知識和能力：掌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了解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和前沿發展、應用前景，了解相近專業如城市規劃、環境科學和管理科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了解城市規劃、可持續發展戰略等國家有關政策和法規，了解城鄉規劃管理的理論前沿、應用前景和最新發展；掌握人文地理、城鄉規劃等方面的研究和應用技術、具有較熟練的遙感、GIS、計算機和繪圖等技術的操作能力，掌握資料調查與收集、文獻檢索及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獲得相關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分析、歸納、整理相關數據和撰寫論文的能力；具有適應辦公自動化、應用管理信息系統所必需的定量分析和應用計算機的技能；接受良好的科學思維和科學方法的基本訓練，具備較強的調查研究與決策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具有較好的口頭與文字表達能力，較強的創新意識、溝通能力、組織管理能力、環境適應能力和團隊合作、協同攻關能力；外語要達到能較順利地查閱外文期刊以及運用外語交流的水平。
（三）課程體系構建
新疆農業大學本科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課程體系主要包括課堂教學課程體系、實踐教學課程體系以及綜合教育課程體系。
課堂教學課程體系是主要的理論教學環節，構成人才培養知識結構的基礎。除了提升基礎素質能力的課程如思政、大學英語、高數、體育、計算機基礎等公共課和普通基礎課以及公共選修課之外，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課堂教學課程體系主要還包括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專業限定選修課以及任意選修課，具體課程主要是結合學校的學科背景與社會需求設定。其中，專業基礎課主要有管理學原理、經濟學、自然資源學概論、生態學原理、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經濟地理學、地統計學、遙感概論、地圖學、城市地理學、地理數學方法與地理信息系統；專業課及專業限定選修課主要有城市規劃、土地利用與規劃、區域分析與規劃、環境規劃與管理、村鎮規劃、旅游規劃與設計、城鄉規劃管理與法規、資源調查與評價、居住區規劃與設計和資源環境經濟學；任意選修課主要包括維吾爾口語、專業英語、建筑美學、新疆地理與旅游資源概論、礦產資源管理概論、社會調查研究與方法、城市規劃制圖技術、公文寫作、專業文獻檢索以及文獻綜述與科技論文撰寫方法。
實踐教學課程體系為課堂理論教學課程體系與用人單位及社會搭建起一個橋梁與平臺，目的是讓學生更好地學以致用，理論結合實踐。新疆農業大學本科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實踐教學課程體系主要包括課堂實驗、課程實習、專業實習及畢業實習和設計4個環節。其中，課堂實驗根據各門課程教學計劃進行；課程實習主要有自然地理學實習、遙感實習、地圖學實習、土地利用與規劃實習、村鎮規劃與設計實習，前三者各一周、后兩者各兩周；專業實習為校外城鄉規劃綜合實習，為期12周，集中安排在大三暑期及大四學年初始；此外，還有8周的畢業實習和累計10周的專業文獻綜述及畢業論文（畢業實習與畢業論文同時進行），安排在大四第二學期，畢業實習的具體內容以有利于學生就業為宗旨。
綜合教育課程體系則旨在提升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以及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與能力，包括軍事技能訓練、勞動技能訓練（包括公益勞動與支農勞動）、社會實踐（含社會志愿者工作），以及形勢與政策教育、職業生涯規劃和創業就業指導等環節。另外，學校還出臺了《新疆農業大學綜合素質學分管理辦法》，規定學生參加校級以上（含校級）各類科技活動、學科競賽、文體競賽，參加學校和有關部門組織的社會實踐、公益活動、支農勞動獲獎，參加自治區和國家組織的各類公共考試，職業資格與技能認證考核，閱讀學校推薦的課外書目、學術論文，以及聽取學術報告與專題講座等，取得成績者，由學校認可并以學分形式記載在學生學習檔案中，要求至少應取得8個學分（其中非專業職業資格認證至少2學分），促使學生通過各種途徑提高個人綜合素質。
綜上，新疆農業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構建在重視專業理論教學的同時又加強了實踐教學環節，除了專業課程的學習外，十分重視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新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重在明確專業內涵與方向，優化課程體系與結構，突出實踐教學的重要性。當然，新專業的建設是一個積累經驗逐步完善的過程，目前新疆農業大學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也一定存在著很多不足，在今后還將歷經一個不斷反饋與修正完善的過程。
結語
國家《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并進行的學科和專業調整，順應了社會發展需要，給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機遇與挑戰并存，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承辦高校及教學工作者應該在明確專業發展方向的前提下，汲取以往教訓，結合社會需求，重構專業體系，優化課程體系與結構，加強實踐教學，以提高專業競爭力，促進新專業更快更好的發展，為社會培養更多適應城鄉規劃的合格人材。
參考文獻：
[1] 教育部頒布新版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設置管理新規.中國教育，2012-12-04.
[2] 2011年工作與專業對口率最低的本科專業排行榜[N].網易教育，2011-06-08.
[3] 彭位華，張勇，劉雪艷.專業調整背景下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發展現狀與展望[J].皖西學院學報，2013，（1）：134-137，156.
[4] 趙映慧，袁兆華，王杜春，等.東北農業大學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課程體系建設[J].高等理科教育，2013，（4）：94-98.
[5] 陳昆侖，李丹，王旭.學科調整背景下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機遇與發展[J].高等建筑教育，2013，（6）：22-25.
第4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京外地區獲獎名單
一、先進學校名單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高級中學
貴州省赤水市第二小學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三中學
二、先進個人名單
一等獎
安徽 徐曉玲 福建 林秀欽 廣東 鄧紹宏 廣西 許媛 貴州 范本艷 河北 趙 欣 湖北 龔倫軍 云南 楊紅 浙江 范源清 顧俊芳
江蘇 周國偉 王建忠 孟 軍
二等獎
安徽 梁 好 福建 林 盛 廖友國 柯碧田 唐惠煌 莊春鳳 陳建杰
廣東 鄧 旭 廣西 許 媛 何 珍 馮 平 陳賀允
貴州 穆 菁 羅 艷 曾利和 河北 付會玉 趙 欣
河南 羅保愛 湖北 龔倫軍 方蓮英
湖南 王菊紅 吉林 蘇麗華 張 碩 李和義
江蘇 陳 楓 束麗文 謝鴻瑾 山東 黃艷艷 程顯龍 孫 娜
上海 劉金艷 四川 徐小瓊 梁 崗
天津 劉 越 浙江 吳樟英 王軍女
三等獎
福建 林 盛 肖婷婷 柯碧田 莊進平 楊蒼洲 王建鵬 陳佳民 陳姍菁
康麗芳 許長安
甘肅 劉曉峰 王紅萍 周根旺 廣東 陳少貞 鄧紹宏
廣西 許 媛 陳賀允 馮 平 何 珍 貴州 王高良 陳 英 羅利瓊
河北 郭海紅 秦 梅 史建勛 河南 朱 麗 莊鳳平 羅保愛
黑龍江 張雪梅 李翠敏 李 萍 湖北 萬 晶 王鳳英 張建新
湖南 黃明勛 吉林 李偉芳 王文娟
江蘇 張 珊 遼寧 趙艷英
山東 陳立功 四川 梁 崗 徐小瓊
云南 余曉潔 楊曉玉 重慶 盧 璐 唐 英
浙江 范源清 聞洪波 方祝發 宋偉仙 許偉澤
北京地區獲獎名單
一等獎
白 敬 畢小芊 柴振榮 陳麗輝 程 芬 崔長友 崔 琳 鄧麗群 范寶東 范秀清 馮 帆 高奇越 高 穎 龔學志 郭俊彬 韓沁彤 韓向華 郝梅梅 郝向榮 何麗芳 胡文杰 胡玉強 黃小梅 賈慧蓉 賈 婷 姜 畔 解 薇 康菁菁 亢學麗 李 超 李海燕 李海穎 李浩敬 李 婕 李 靜 李 磊 李 曉 李學會 李永輝 劉海娜 劉 靜 劉俊鳳 劉 凱 劉 麗 劉 沙 劉 舒 劉學惠 劉一成 樓 樺 馬文麗 潘雪飛 彭玉華 祁永博 秦山丹 任 薈 邵立平 沈景娟 宋 輝 宋子男 孫鐵民 孫 薇 孫雪梅 孫雪巍 孫 艷 孫治英 唐 燕 陶小蘇 田 虹 田 彤 佟會敏 王愛國 王長青 王東紅 王建富 王 晶 王 靜 王麗娜 王 楠 王榮海 王 瑞 王世華 王香玲 王曉菁 王曉菁 王曉靜 王曉瓊 王秀琴 王 艷 魏賀淼 魏 然 吳恭平 武 月 席蓉蓉 晏 潔 楊 洋 易 靜 尹紅芳 于淑敏 苑 靜 張貝迪 張慧萍 張景芳 張留英 張偉華 張曉軍 張彥華 張依雯 張玉梅 趙立伶 趙明勇 趙榮旺 趙鑫馨 趙 燕 朱 彤 莊春妹
二等獎
艾天燕 愛 丹 安晶卉 安欣穎 安雪飛 白鳳穩 白秀梅 白雪梅 鮑 瑋 薄淑紅 蔡明艷 曹冬生 陳彩霞 陳海芳 陳金成 陳 瑾 陳立娟 陳麗輝 陳麗娟 陳 雪 陳玉梅 程 旭 仇鳳霞 崔婷婷 代 瑩 鄧 晶 鄧科軍 狄永杰 丁 燕 董金鳳 董淑萍 竇長穎 杜艷艷 段海娟 方春梅 馮 琦 付海紅 高貴平 高海伶 高 靜 高 梅 郭春梅 郭海波 郭紅兵 郭新剛 郭迎濱 郭 穎 韓春霞 韓 鵬 韓曉慧 郝婉華 何 淼 何 偉 胡秀杰 胡 燕 黃 杰 黃小梅 黃秀英 黃 英 霍永躍 紀愛朋 賈娜娣 金 迎 康夢蘭 賴妙瓊 郎海英 雷米新 雷米新 李寶蘭 李赤瑜 李東穎 李 端 李方亮 李國青 李海波 李海霞 李 浩 李浩敬 李宏爽 李建敏 李金梅 李金榮 李 靜 李 黎 李 同 李雪玲 李雪梅 李雅娟 李 巖 李艷輝 李艷軍 李燕云 李一佳 李 影 李永蓮 李子路 厲江南 梁 好 梁秀敏 林翔宇 藺玉松 劉東芬 劉鳳艷 劉 福 劉洪發 劉鴻雁 劉 輝 劉建萍 劉進波 劉 軍 劉麗娜 劉 敏 劉 銘 劉守宏 劉 碩 劉艷萍 劉 穎 劉元元 劉 震 路鳳敏 路 寧 呂 媛 馬 芳 馬加良子 馬立紅 馬 薔 馬穩盼 馬穩盼 門衛華 孟祥陽 孟雪蓮 孟 灼 閔 敏 那 敏 牛衛忠 牛彥芳 牛 彥 龐 暉 祁金花 祁有娟 錢磊俊 邱立君 榮 旭 茹建偉 芮愛忠 沙 莎 邵立平 申秀紅 沈嘉煜 沈金瑞 沈景娟 石京麗 史天慧 舒 芳 宋麗榮 宋應富 宋正紅 蘇 晶 蘇 珂 蘇 娜 孫 浩 孫紅梅 孫樂芩 孫佩琴 孫 萍 孫婷婷 孫治英 孫 忠 譚 強 湯 平 唐鳳萍 田光華 田亞軍 脫國梅 萬 靜 王 哲 王彩蓮 王長青 王 超 王 琛 王翠菊 王桂鳳 王 涵 王好生 王會紅 王建華 王 建 王 靜 王 娟 王 蕾 王 麗 王麗娜 王連長 王琳娜 王 楠 王 琪 王 茜 王 清 王群英 王世強 王栓保 王 維 王香玲 王小平 王曉燕 王 新 王雪麗 王亞玫 王彥軍 王 英 王園園 王月青 王躍梅 王 蘊 魏秀娟 文春宇 吳 然 吳 雙 吳 思 吳雅麗 夏換龍 肖光耀 熊麗平 徐 靜 徐 平 徐學宏 徐峪森 徐志欽 薛長浩 閆立娟 閆艷華 晏玉香 楊 斌 楊海濤 楊 潔 楊 靜 楊麗蘋 楊 敏 楊 銘 楊松珍 楊小麗 楊秀艷 楊云華 姚靜薇 殷 毅 尤 飛 尤曉宏 于大哲 于 瀾 于麗萍 于姍姍 苑 靜 臧超英 曾 莉 張愛軍 張春梅 張改蓮 張海燕 張 健 張 杰 張金朋 張 昆 張莉萍 張 利 張 慶 張 蓉 張如燕 張升軍 張素艷 張 威 張文娜 張小剛 張曉紅 張亞坤 張 艷 張艷霞 張 燕 張倚天 張 穎 張 蕓 趙海娜 趙繼蓮 趙麗華 趙 瓊 趙 蕊 趙婉麗 趙萬超 趙雪嬌 趙 艷 趙艷梅 趙燕武 趙玉娟 趙云紅 鄭紅麗 鄭云杰 周 蕾 周蘇平 周衛東 周宗文 朱 紅 朱建玲 朱 莉 朱 迎
三等獎:(略)
關于獲獎名單的說明:
1.獲獎名單中省份、人名均按拼音順序排列。
2.如發現有錯、漏等問題請與組委會聯系。組委會將陸續予以更正。電話:010-82563556,電郵: 。
第5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西寧市城西區； 居民出行； 出行特征；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U12；K9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交通出行是交通運輸地理學和城市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而城市居民出行是目前該學科關注的重要領域，[1]是交通規劃信息收集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城市綜合交通規劃中各項調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重要依據。[2]45掌握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規律對城市交通規劃、組織、管理及控制有著相當的重要性，[3]故而許多學者就此對全國許多城市進行居民出行的調查分析。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城市，且研究內容已不局限于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不同的出行目的或不同類型居民的出行差異成為學者們研究的主要內容，[4-5]并且居民出行的耗能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6-8]但就西部城市來說，城市居民出行的研究比較弱，特別是青藏高原，相關研究更是缺乏。已有學者只是對西寧市總體規劃的道路流量模擬數據的分析，并對西寧市的道路建設、公共交通發展和車輛擁有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對策和建議。[9]姚國鑫將西寧作為調查區域之一改進與完善了目前我國城市居民抽樣技術與數據處理的方法。[10]而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大，城市居民的活動范圍發生變化，居民出行時采用的出行方式、出行活動類型以及出發時間等都有所變化，導致居民出行活動形式日趨多樣化、復雜化。
西寧市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流動人口已超過200萬，是典型的河谷型城市，城市的空間形態與人口規模對居民出行方式有著重要影響，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及人口的增加，西寧市城市交通問題愈加突出。城西區是西寧市主要城區之一，有著商貿發達、基礎設施完善、行政單位集中、科教領先的區位優勢，是外來人口定居西寧的首選城區，故本文選擇西寧市城西區為調查范圍，通過對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出行目的、出行時段等內容的調查，對西寧市城西區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
一、居民出行調查
（一）調查方法和調查地點
通過實踐可知，以入戶調查的方式對居民出行進行調查，可行性很小；在居民小區內以抽查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不能涵蓋各個年齡階段的人群。故本文采用觀察法獲得數據，即在某一時段內，觀察該居民小區的出行人數、方式、年齡、目的。在前期的調查中可知，年齡在50歲以上的人群，出行目的多為購物、休閑健身；年齡在20歲以下的人群，出行目的多為上學。調查地點為新寧花苑和虎臺杰森花園，新寧花苑是近幾年新建成的居民小區，入住者以中青年人為主；虎臺杰森花園建成時間相對較早，老年人及青少年所占比例較新寧花苑多。以這兩個小區為調查地點能大致比較出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出行量及出行時段，從而得出西寧市城西區的居民出行特征。
（二）調查數據分析
此次調查對新寧花苑和虎臺杰森花園分別做了為期一天的單向出行調查，時間是工作日的早上7：00-10：00、中午11：30-15：00、下午17：00-19：30三個高峰時段，得到兩個小區兩天的出行總人數為2653人，其中，新寧花苑為1038人，虎臺杰森花園為1615人。由于調查方法的缺陷，數據的準確度不高，存在誤判的情況，但基本能反映出小區居民出行的大致趨向。調查數據年齡構成、出行時間、出行方式、出行目的如圖1-4所示。
從表中數據可得出西寧市城西區居民出行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居民出行年齡主要以20至50歲的青壯年為主，占總出行量的69.73%（圖1）。這種年齡構成比較合理，符合居民出行規律，且這兩個年齡段是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社會的主力軍，出行量大。
第二，早高峰明顯但持續時間較短。由圖2可知，早高峰出現在早上7：00至8：30，尤其是早上7：30-8：00是全時段出行的最高峰，占出行總量的11.12%。除早高峰外，還出現兩個次高峰，分別是中午13：00-14：30和下午18：00-18：30，分別占出行總量的19.34%和5.05%。中午的次高峰說明有很大部分的學生和職工中午回家吃飯休息等，下午的次高峰則主要由于是居民外出就餐和購物。
第三，與國內一些大城市相比，西寧市城西區步行出行方式所占比例偏高，[4]達58.5%。公交和自駕出行比例也較高（本文的自駕單指私家車，不包括自行車等非機動車輛），分別占到所有出行方式的21.26%和14.89%（圖3），說明西寧市城西區居民出行以體力出行和私人交通方式出行為主，步行出行的優勢尤為突出。
第四，居民出行目的中以生活出行為主的彈性出行比例較高。圖中其他一項包括就餐、公務、探病就醫、探親訪友等，同時由于主觀原因，其他一項比率可能偏高。以上班、上學分別占所有出行目的的28.35%和12.29%，說明西寧市城西區居民的通勤出行不高，生活出行反而占到出行目的的一半以上（圖4）
二、居民出行特征差異
（一）年齡構成差異
年齡的構成是居民出行調查中比較重要的內容之一，不同年齡段的人群出行次數是不一致的，從而影響城市居民的出行總量；不同年齡段的人群對出行方式的選擇也不同。由于年齡的限制，0-20歲的人群出行幾乎不存在自駕的方式，60歲以上的人群多以步行為主。由表1數據可知西寧市城西區出行的人群主要為21-50這一年齡段，但由于每個小區的自身差異，小區之間也存在著出行人群年齡構成的差異。如表1所示，7-20歲和50歲以上年齡段的人，虎臺杰森花園較新寧花苑出行量大；相反0-6歲和21-50歲年齡段的人，虎臺杰森花園較新寧花苑出行量小。原因有二：一是小區入住居民的年齡構成差異，新寧花苑建成時間晚，入住者多為青壯年，21-50年齡段的人群出行高于其他年齡段；二是由小區的區位條件決定的，新寧花苑位于城西區的商業地段，周圍商鋪林立，且位于購物中心附近，不管是否高峰期都熱鬧非凡，這就導致了出行人群以青壯年為主；虎臺杰森花園遠離商業中心，除上下班高峰期外其他時段均較安靜，有利于老年人外出娛樂休閑。
（二）出行時間差異
居民出行量在不同時段上的分布，客觀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節奏和交通需求在時間上的分布，是分析、解決高峰小時交通問題的重要參考依據。[11]由圖5可以看出，不論是虎臺杰森花園還是新寧花苑，其出行人數的趨勢大致是一致的，高峰期出現的時段也大致相同。但就單個小區而言，虎臺杰森花園全時段出行的人數較新寧花苑高，在12：30-13：00時，新寧花苑出現了全時段的最低谷，出行人數不到20人；虎臺杰森花園的最低谷出現在下午17：00-17：30，出行人數有39人。同時，虎臺杰森花園居民出行較規律，居民出行主要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時段。因此可以得出，虎臺杰森花園的交通需求量要高于新寧花苑，不同小區或地段的交通需求也是城市在進行交通規劃時要考慮的問題之一。
（三）出行方式差異
出行方式是指出行者完成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或手段。出行方式結構，一般指城市居民日常出行采用各種交通工具的人數比例，是反映城市交通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同樣的出行總量，不同的出行方式結構對城市交通系統的要求有很大的差異。[12]由于虎臺杰森花園小區居民上學路途短，休閑場所近，因而以步行方式為主的比例較高，為59.81%；同時新寧花苑入住者以21-50年齡段的人群為主，這一部分年齡段的人是采用交通工具出行的主要人群，故采用交通工具出行的比例較高（表2）。
（四）出行目的差異
居民出行可以分類，如為了謀生、處理個人或家庭事務以及參加社交和文化娛樂等活動，即出行必然具有相應的目的。在城市生活中，居民的出行比較繁雜，美國的國內出行研究（NPTS）曾經將出行目的定義為21種，中國為調查及研究的方便，通常將出行目的歸納為8種：上班、上學、公務、購物、文化娛樂、社交或探親訪友、回家（含回程）、其他。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深度的不同，上述目的還可以進一步細分或綜合。[1]本文由于研究深度淺，結合數據調查的可行性，居民出行目的及其比例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虎臺杰森花園通勤出行高于新寧花苑，而以購物、休閑娛樂、探親訪友等彈性出行的比例新寧花苑較高。彈性出行的比例與某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越發達、市民收入水平越高，則彈性出行的比例也越高。[13]新寧花苑的居民彈性出行的高比例反映了新寧花苑居民收入水平較高。西寧第三產業比重較高， 產生許多人員精簡、經營靈活的小規模公司、小企業， 這些企業的員工必須訪問許多地點， 公務出行頻繁，因此造成出行目的中，其他一項所占比重最大。
三、居民出行的影響因素分析
城市居民出行的差異性最主要的是出行方式的差異性，故本文只討論影響居民出行方式選擇的因素。
（一）出行者特征
出行者個體特征包括小汽車擁有情況、年齡、職業、經濟收入等。有無小汽車在出行方式的選擇上有較大區別，有車家庭出行時首選自駕，但是由于自駕時需花費一定時間取車、停車，加上路途中收費、停車收費等情況，一般短距離出行時還是以原始的步行方式出行；無車家庭出行時只能依靠步行、公共交通等方式出行，故兩者的比重均較高。年齡、職業、經濟收入等對居民出行方式的選擇均有影響，60歲以上老人大多以步行為主。有固定職業的人對出行方式的選擇基本沒有變化，無固定職業的人群在出行方式的選擇上比較隨機，并且會隨著出行時間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出行方式。經濟收入較高的人群對出行方式的要求也較苛刻，他們一般會選擇安全、舒適、快捷的交通工具，出行方式的選擇隨機性也較大。
（二）出行特征
對出行方式的選擇有影響的出行特征有出行目的、出行距離、出行時間等。一般來說，人們在日常的剛性出行時，通常重視出行的可靠性，需要快速、準時的到達目的地，對于時間和費用的要求交嚴格；相反，彈性出行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自由性，故對時間和費用的要求都比較低，追求的是出行的舒適度。[14]出行距離是傳統方法中用以解釋出行方式劃分的重要變量，認為每種交通方式有其適宜的運輸距離。通常步行較適合短途出行，公交出行的分擔率隨著距離的增加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 這主要是由于地面常規公交在進行長距離運輸時， 存在著運輸時間長、運價高等缺點， 所以通常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普遍會私家車取代公交出行。[14]出行時間對出行方式選擇的影響表現在高峰和非高峰時段出行方式的分擔率有所不同，如圖6所示，在高峰時段，公共交通、自駕和其他方式出行的分擔率高于非高峰時段，這種出行結構也是導致西寧市高峰時段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出行地區特性
出行地區特性包括出行地區的經濟水平、人口密度及區位特征等。經濟水平可視為該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前文已經提到，這里不再論述。一般來說， 地區內人口密度高， 公共交通的利用率就高； 交通設施完備， 居民出行選擇公共交通的比率也會增加，從而出行方式的分擔率就不同。區位特征包括距離城市中心或商業中心的遠近及交通設施特征。一般而言，對生活出行來說，出行地距城市中心近，附近有充足的經常性購物場所和文化娛樂設施，則有利于出行的短距離發生，以步行為主的出行方式就會增加，并且會刺激出行次數的增加。對生產出行而言，如出行地周圍是就業集聚中心，且上學距離近，即通勤和通學距離短，則會影響交通工具的選擇，步行方式的比例就會增加。交通設施特征可分為道路設施和公共交通設施。道路設施包括道路斷面、道路網形式、道路網密度等，西寧市區現有干路多為一幅路和三幅路型式， 在實際使用中已經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首先，在機動化水平和流量逐年增大的情況下， 一幅路型式已經逐漸不能滿足道路交通的要求。其次， 三幅路的型式比較適用于自行車流量比較大的混合交通流態， 其目的是快、慢速交通的空間分隔， 提高通行能力和安全性。但西寧市在交通方面有別于其他城市的一個顯著特點是： 自行車流量很小且逐年萎縮。現有干路的非機動車道已經逐漸淪為路邊車場。[15]這就使得居民在選擇出行方式時受到道路是否通暢與停車的影響。公共交通設施包括公交站點、公交線路等，這些設施對于遠距離出行的交通方式選擇有著重要影響，公交站點密度高，線路多，公交服務水平高，選擇公交出行的比例就會上升。
（四）城市特征
本文的城市特征概括為城市空間規模和住房商品化程度。首先，城市的空間規模可以影響居民的出行距離，城市空間規模小，居民聚集度高，公共設施或場所與居住地之間沒有達到使用交通工具出行的距離，出行距離短，這就使得居民出行中步行比例偏高；與此同時，中國城市的經濟水平往往與城市空間規模發展有關，[16]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空間規模越大，經濟收入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就會增加，機動車擁有量的增加也導致在居民出行時步行比例偏低。其次，西寧市住房商品化程度低，雖然近幾年西寧的房地產業發展迅速，但大部分居民住宅目前仍主要為單位分配的房改房， 而這些住宅往往與工作單位相距較近。這可能是造成西寧市城西區居民出行步行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
結論
1.城市居民出行調查的主要內容包括年齡構成、出行時間、出行目的、出行方式等。
2.西寧市城西區居民出行具有早高峰明顯且持續時間短，步行方式所占比例和以生活出行為主的彈性出行比例偏高的特點。
3.以20-50歲為主要出行人群的年齡構成中，新寧花苑高于虎臺杰森花園；在出行時間上，新寧花苑和虎臺杰森花園高峰時段相同，出行時段的低谷不同；從出行方式看，虎臺杰森花園步行出行高于新寧花苑，采用交通工具出行前者低于后者；從出行目的來說，虎臺杰森花園步行的通勤出行高于新寧花苑，生活出行則新寧花苑高于虎臺杰森花園。
4.出行者特征（包括出行者是否擁有小汽車及年齡、職業）、出行特征（包括出行目的、出行距離和出行時間）、出行地區特性（包括該地區的經濟水平、人口密度、區位特征）的差異均會影響出行者對于出行方式的選擇；而城市特征即城市空間規模和住房商品化程度不僅能影響居民對于出行方式的選擇，還是西寧市城西區居民出行步行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張文嘗，王成金，馬清裕.中國城市居民出行的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J].地理科學，2007（6）.
[2]陸化普.交通規劃理論與方法[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3]毛海.中國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研究[D].北京工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4]韓會然，楊成鳳，宋金平.蕪湖市居民購物出行空間的等級結構演變特征及驅動機制[J].地理研究，2014（1）.
[5]柴彥威，張雪.北京郊區女性居民一周時空間行為的日間差異研究[J].地理科學， 2014（6）.
[6]石天戈，張小雷，杜宏茹等.烏魯木齊市居民出行行為的空間特征和碳排放分析[J].地理科學，2013（6）.
[7]馬靜，柴彥威，劉志林.基于居民出行行為的北京市交通碳排放影響機理[J].地理學報，2011（8）.
[8]郭文伯，張艷，柴彥威.城市居民出行的空氣污染暴露測度及其影響機制――北京市郊區社區的案例分析[J].地理研究，2015（7）.
[9]毛海，任福田.西寧市交通問題及對策研究[J].青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1）.
[10]姚國鑫.城市居民出行調查抽樣技術與數據分析研究[D].長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11]沈俊江，何保紅，孫靜怡.中小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發展對策研究[J].公路工程，2011（1）.
[12]羅靚，云虹，徐星.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及交通需求管理對策[J].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13]鄧毛穎，謝理.廣州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發展的對策[J].城市規劃，2000（11）.
[14]楊艷群.莆田市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需求管理的對策建議[J].交通工程，2010（12）.
[15]黃樹森，宋瑞，陶媛.大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選擇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交通與安全，2008（9）.
第6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旅游產業也在各地興起,特別是對于西部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旅游開發對當地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主要表現在增加了居民的經濟收入、帶動了當地基礎設施的發展、促進了地區文化的保護、改善了當地的社會環境、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增強了居民的文化認同感等。但是,旅游開發也給當地帶來了很多的負面影響,如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破壞了傳統文化、引發了更多的社會問題等。由此可見,旅游開發對于地區發展來說是利弊相容的,而如何更好地規避不利影響、擴大積極影響,不僅是旅游發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當前社會倡導公正、和諧的內在需求體現。
關于旅游開發對社區發展的影響研究,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絕大多數學者都是從旅游發展給社區帶來的經濟、社會、環境三方面影響進行論述和總結的。然而,通過對文獻資料的研究發現,這些研究成果除了具體的案例有差異外,其他的很多成果都存在雷同之處,且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綜述只是停留在旅游開發對經濟、社會、環境等三方面內容的總結上,缺乏對研究方法、理論運用、研究視角等方面的探索。因此,本研究將立足于學者們的研究基礎,進一步總結和分析學者們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研究內容歸納分析的同時也對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理論運用等進行總結,從中整理出旅游開發對社區的主要影響因子,并歸納其中的不足,最后對未來的研究進行展望。
二、資料來源
本文的研究資料獲取主要是利用中國知網()(2001—2012)進行文獻資料的收集,通過檢索“旅游開發”和“旅游社區”的關鍵詞條獲取相關的文獻資料。同時對符合要求的文獻進行初步篩選,力求所獲取的資料與研究內容相關,且將文獻期刊質量較低、引用量很少的文章進行剔除,確保最終的文獻資料具有較高的質量和可信度。通過上述檢索方法,最終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獻資料176篇,其中期刊論文148篇、碩士論文22篇、博士論文6篇。從統計結果來看,國內研究學者在進行旅游開發對社區的影響研究中對研究地類型的選取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地區,占總數的46%左右;研究方法還是以定性研究為主,運用數理統計的分析相對較少;研究大多數是基于管理學的視角,但近年來運用感知和地理學視角進行研究的文獻數量有所增加,且這一類研究多運用因子分析和spss統計等,定量化和結構模型化的研究明顯;在研究內容上則側重在社區文化和環境上,而對社區經濟效益的關注較弱。表1為旅游開發對社區影響的文獻細分狀況。
三、研究的主要內容
1、旅游開發對社區經濟的影響
旅游開發給社區帶來的利益問題首先表現在經濟影響上。在地理時空視角上,劉益從時空分異特征的角度對廣東丹霞山和世外桃源的旅游經濟影響進行研究發現,旅游開發對兩地社區居民產生的經濟效益值分別為丹霞山景區3.5,世外桃源4.02。由此說明,旅游開發給這兩個欠發達地區社區居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存在差距,其還從空間地理因素、產權體制因素、發展模式差異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實際上很多的學者在研究旅游開發對社區利益影響問題時更多的是立足于實際案例地,通過旅游所帶來的就業、收益、物價、居民感知等因素權衡旅游對社區的利益影響。羅文斌等從社區居民收入和就業兩個維度研究發現,在收入維度上,收入水平、收入方式、收入用途都呈正態增長,而在收入效用上,由于收入增長需平衡物價上漲的原因使得收入效用變化不大;在就業維度中,旅游開發使得就業形勢和就業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但就業維度的變化不如收入維度的變化顯著。而張傳時等則從城市地理學的角度指出旅游開發使得當地經濟得以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也引發了物價上漲的問題,同時旅游開發提高了社區婦女階層的經濟地位。
在感知視角上,黃玉理通過聚類分析的方法,將麗江古城社區居民的態度劃分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積極的支持者”和“謹慎的支持者”。其中“一定程度的憎恨者”主要是具有高中學歷的年輕人,他們認為旅游開發將大部分的收益帶走了,利益分配很不均衡;“積極的支持者”對旅游影響感知強烈,認可旅游給社區帶來的各種影響;而“謹慎的支持者”對旅游影響的關心程度不高。柴壽升等則主要從旅游開發對社區居民產生的消極影響出發,分析了社區與政府、社區內部間、社區與景區之間的矛盾,并依據這些沖突提出了具體的對策。而戴美琪通過研究農業旅游社區經濟影響得出,旅游對農業旅游社區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收入和用途、收入渠道和就業形勢、就業觀念和勞動特征以及生活成本和經營意識”四個主要因子上。李東和等從地理空間感知的視角,研究了安徽三河鎮旅游區的空間結構,其將景區分為核心區、過渡區和區進行研究對比發現,在經濟影響中,核心區要高于過渡區,在成本感知上,旅游發展使得社區生活費用上升普遍都感知強烈,總體上感知符合距離衰減規律。焦華富等則從旅游發展對城鎮化的影響視角出發,認為旅游發展加速了九華山的城鎮化,提高了當地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就業機會,但也使得物價上漲和生活成本的增加。
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中,徐燕等通過對森林保護區的調查研究發現,社區居民對旅游開發造成的影響中對耕地問題意識最強,其次是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在補償方式中主要有地皮補償、房屋補償和現金補償等;并針對實際情況提出了利益保障的對策,即激勵社區居民參 與旅游開發、加強政府的控制和管理、采取社區居民自治管理、重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調等。
2、旅游開發對社區文化的影響
旅游文化是旅游深入發展的靈魂,只有在地區特色文化的支撐下,旅游才能得以更好的發展。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發現,學者們熱衷于研究旅游開發對社區文化的影響,不僅在數量上豐富而且在研究內容上不斷的細分。吳必虎等對民族文化旅游開發影響研究的現狀進行了總結,指出應該正確認識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正確認識民族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和發展民族生態博物館,并把它作為民族文化地區旅游開發的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途徑。與此同時,馬曉京則研究了西部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給民族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以及民族文化價值觀的退化與遺失,認為旅游對民族地區文化環境的影響較之于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更加廣泛、更加深入,并影響到了民族地區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李經龍等則認為旅游對目的地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居民的態度、示范效應、道德感退化、對語言和宗教的影響、文化移入、新殖民主義、傳統工藝品和傳統習俗的影響等方面。
隨著[專業提供論文和職稱論文服務lunwen. 1KEJIAN.CO M,歡迎您的光臨]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對旅游開發的社區文化影響研究更加細化了。基于地理學視角,在對社區語言文化和節慶文化的變遷和影響研究中,王雅婧認為旅游使得外來語言開始在本地使用,普通話開始被更多的人接受,地方方言受到了影響;而節慶文化卻得到了傳承,并出現了新型的文化節慶活動。潘秋玲則從負面影響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旅游開發對目的地語言文化景觀的影響效益,研究認為旅游開發導致了當地方言的淡化,具體表現在:土語景觀萎縮、普通話景觀擴張,形成新語言占據土語空間和兩者并存的現象,使得目的地語言景觀更趨多元化,外語作為一種異質文化與方言相互交融,形成中外語言景觀并存交互并用的格局,并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這一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
在此研究進一步深入的基礎上,有學者則從人類學的研究視角出發,研究開始關注旅游開發對社區的生活方式、服飾、居住文化、內在觀念等產生影響的更深層次的問題。茆長榮以龍勝平安寨為例,分析了旅游開發帶給平安寨社區居民在生計模式、居住文化、生活方式、服飾文化、職業分化、、寨老制度方面的差異,并從價值觀念和文化變遷等角度探析了旅游開發給當地帶來這些變化的原因。而馬英對云南仙人洞社區的研究不僅包含了上述內容,還對房屋結構、風俗習慣、思想意識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此外,鄭小虎等研究了貴州民俗博物館,指出民族文化同化和商品化導致當地的特色建筑遭到摧毀性的破壞,但陳煒等對廣西三江侗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結果卻指出,旅游開發激勵了侗族社區居民對他們傳統的非物質文化的自豪感和認同感,使得很多面臨損毀的文化被保護下來,特別是侗族的木結構建筑得以再現,同時建造技藝也得以傳承。
3、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的影響
從現有的研究資料中可以發現,單獨研究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的影響的文獻較少,大多數學者是在研究旅游給社區帶來的綜合影響中闡述對社區環境的影響。關于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的影響,本研究不僅包括自然環境的影響還包括旅游開發對社區整體環境的影響。通過對文獻資料的研究發現,狹義的環境影響即社區自然環境的影響研究較少,大多表現在社區垃圾、污水、交通等狀況中;而廣義的社區環境如生活環境、醫療環境等研究相對較多。
在狹義范圍的社區環境研究中,杜忠潮從宏觀的角度研究了陜西省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造成的影響,研究發現旅游使得當地的交通環境發生了明顯的改善,這也促使各主要景區之間實現了交通線之間的聯動,但是旅游開發同樣使得社區的文物遭到損毀,景區排放的污水嚴重影響了社區居民的水源地,且噪聲污染對社區的影響嚴重。胡愛娟從宏觀的角度分析了我國旅游發展給社區造成的主要環境問題,表現在污染嚴重、衛生狀況差、盲目接待,導致環境失衡、開發和規劃不合理,引發環境問題等,并從規劃、管理、教育和宣傳等角度提出改善環境問題的辦法。陳秀瓊等對廈門野山谷生態樂園的研究表明,旅游開發使得居民有意識地去保護文化遺產,同時旅游開發也使得社區的水環境受到了影響,空氣和土壤環境受到嚴重污染,但調查顯示這些影響是由初期的施工環境所造成的。費婷婷等從宏觀視角研究認為,旅游使得社區環境受到很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的破壞,并且旅游業占用了社區的公共資源,使得社區居民原有的公共空間縮小;同時研究表明,旅游開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區居民的環保意識,也使社區土地資源的利用價值更高,從而改變了原有的土地資源環境。
而在社區宏觀環境層面的研究中,何仲禹等對比分析了北京市門頭溝、黃山市宏村以及昆山周莊三地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的影響,研究以居民的居住條件、基礎設施、環境衛生和生活狀態為主進行分析,發現由于旅游的發展,社區居民主動的修繕自己的房屋以改善居住條件吸引游客;而交通基礎設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觀,垃圾回收、照明系統、停車設施等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游客的增加依舊使得當地的環境衛生壓力增大,同時物價的上漲也加重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樣,焦華富等在九華山旅游開發對社區環境的影響研究中指出,旅游使得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改變,包括社區的生活設施、教育環境、醫療衛生事業等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時旅游也引發了一定程度的社區犯罪,盡管社區的衛生設施進行了改進,但是擁擠問題和垃圾問題依然嚴重。宣國富等則從地理感知的視角對三亞旅游的開發進行研究,指出旅游發展刺激了三亞基礎設施環境的改善,特別是在交通和酒店等設施上改進明顯,但與此同時,外來游客的進入使得當地的生活觀念和傳統倫理發生了變 化,表現在犯罪率上升和亂扔垃圾等不文明現象的增多。表2是旅游開發對社區的影響在上述內容上的具體表象。
?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第7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武漢市 湖泊 空間演變 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30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04（c）-0101-05
近2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快速，政府大力推進城市群、都市連綿區、新型城鎮化發展，在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城市湖泊是城市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集調蓄、供水、旅游功能為一體，卻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面積不斷改變，因此，研究城市化發展與湖泊演化的關系非常有現實意義。
我國對濕地的研究多集中濕地面積及其空間分布的演變等方面，城市濕地是近年濕地景觀研究的熱門話題。地理學主要關注水域空間格局的時空演變，這方面的研究占水域研究約占到5%（以發表在CNKI上的論文數目計算），時間幾乎都是在2000年之后，研究區域多集中在沿海地區[1]、東北三省[2]、湖北江漢平原[3]、青藏高原[4]等地區，而且已有研究都沒有強調城市化對湖泊演化的影響。湖泊是濕地的組成部分，作為“百湖之市”的武漢，研究其湖泊水域面積的文章較少，張毅探討了三國時期以來武漢市城市湖泊演化的過程與規律[5]，曾忠平利用NDWI指數提取武漢市主城區的1991、1995、2000、2002年的湖泊水域面積信息，并運用湖泊萎縮度分析了武漢市主城區湖泊水域變化的時空特征[6]，但研究區域局限于武漢市主城區，且并未強調城市化的湖泊演化效應。
鑒于此，本文以武漢市為研究區域，以遙感影像（Landsat TM/ETM）為主要數據來源，運用耦合度等方法，研究近20年（1991―2010年）來武漢市的城市化過程、湖泊演化過程以及二者的時空耦合關系，以期為武漢市人地關系的協調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武漢市位于江漢平原東部，是湖北省的省會、副省級城市，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號稱“九省通衢”，是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是全國第三大科教中心。截止2010年底，武漢市土地面積為 8494.41km2，全市戶籍人口為836.73萬人，常住人口為978.54萬人，生產總值為5515.76億元，一、二、三產業比重為3.1∶45.9∶51.0。
武漢市擁有“百湖之市”的美譽，湖泊縱橫交錯，可分為東沙湖水系、湯遜湖水系、北湖水系、墨水湖-龍陽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水系、東西湖水系等湖泊群。主城區的湖泊主要以小型湖泊為主，郊區的湖泊面積較大，且以大湖泊居多。
2 數據處理與研究方法
分別用非農人口比重、人均GDP、建成區面積三個指標來衡量城市化水平，并根據這三個指標的絕對數據以及數據的增長率來劃分城市化的演變階段，以湖泊面積占土地面積的比重來衡量湖泊狀況，通過城市化與湖泊的耦合度分析近20年來武漢市城市化的湖泊演化效應。
2.1 數據處理
城市總人口、非農人口、GDP等數據來源于1992―2011年的《武漢市統計年鑒》，湖泊和建成區的相關數據從武漢市1995、2000、2005、2010年的遙感影像中提取，提取方法如下：
2.1.1 利用監督分類法提取湖泊數據
在1995、2000、2005、2010四個年份的Landsat TM/ETM影像上，使用遙感軟件ENVI4.7提取各個時間點武漢市的湖泊，建立湖泊的感興趣區，通過監督分類法提取出湖泊，并對提取出來的湖泊做監督后處理，將柵格轉化為矢量，并導出矢量圖。
在ArcGIS軟件中打開提取后的湖泊矢量數據，首先以武漢市柵格影像為底圖，逐一檢驗矢量圖，刪除湖泊以外的其他水體要素，例如長江、漢江、水田等。在屬性表中計算各個湖泊的面積，篩選出面積大于等于0.01km2（合為15畝）的湖泊作為研究對象，并用武漢市的行政矢量圖截取出每個區的湖泊，計算武漢市每個區各個時期的湖泊面積。
數據處理結束后，在ArcGIS中通過生成隨機點方法進行精度評估。
2.1.2 利用改進的NDBI值提取建成區數據
由于監督分類提取建成區的精度較低，根據地物的波普特征的研究，對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的深入分析，得到歸一化建筑指數（NDBI），用于提取建成區[7～8]。
NDVI=（band4-band3）/（band4+band3）
NDBI=（band5-band4）/（band5+band4）
在1995、2000、2005、2010四個年份的Landsat TM/ETM影像上，使用ERDAS9.2軟件進行三次建模，第一次令NDBI大于0，得到建成區和稀疏植被的范圍；第二次令NDVI小于0，得到建成區和水體（或者叫“非植被”）的范圍；第三次令NDVI和NDBI相乘大于0，得到建成區范圍。
最后再進行建成區柵格影像的矢量化處理，導入到ArcGIS軟件中計算武漢市每個區各個時期的建成區面積。
2.2 研究方法
耦合度是描述系統或要素之間的影響程度。研究城市化的湖泊效應，分別將城市化和湖泊作為兩個子系統，研究其在武漢市這個大系統中的相互作用關系。選取非農人口比重、人均GDP、建成區面積作為城市化的指標，選取湖泊面積比重作為湖泊的指標。首先對數據進行極差標準化[如式（2）]，然后利用SPSS軟件對城市化做主成分分析處理，得到各區綜合的城市化水平，利用耦合公式（2）計算城市化與湖泊的耦合度[9～11]。
Bi=（Xi-min）/（max-min） （1）
C=2*{（B1*B2）/（B1+B2）2}1/2 （2）
其中：Bi表示極差標準化后的數據；Xi（i=1、2、3、4）表示各指標數據；C表示耦合度；B1、B2代表城市化和湖泊。
由公式2計算可知耦合度C在0和1之間，當C=0時，則表示兩個系統完全沒有關系；C=1時，則兩個系統極度協調，完全相關。當0
3 武漢市城市化過程
綜合人口學、經濟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觀點，城市化至少包含了鄉村―城市之間的三種轉型：（1）人口結構的轉型；（2）經濟結構的轉型；（3）地域空間的轉型。武漢市的人口、經濟、景觀城市化都變現出1991―2010年前10年緩慢城市化過程、后10年加速城市化過程。[14～15]
3.1 人口城市化
1991年武漢市戶籍人口總數為677萬，到2010年末增長到836萬（凈遷移率低于1%，對總人口影響不大），非農業人口由1991年的380萬增長到2010年的541萬，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高于非農業人口增速。因此，采取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即城市化率）來反映武漢市的人口城市化過程。
圖1和圖2分別是武漢市1991―2010年的城市化率和城市化增長率的變化圖，從圖中可以看出，武漢市的人口化經歷了兩個階段：
3.1.1 緩慢人口城市化階段（1991―2001年）
如圖1所示，2001年以前，武漢市的城市化率都沒有超過60%，十年間城市化水平僅提高了3%，平均每年只提高0.3%。如圖2所示，2001年之前，武漢市的城市化增長率除1996年以外都低于0.4%，維持一個較低水平的增長。因此，1991―2001年期間，武漢市處于緩慢人口城市化過程。
3.1.2 加速人口城市化階段（2002―2010年）
如圖1所示，2002年武漢市城市化率為60%，2010年增長到65%以上，8年間提高5%，年均增長速度超過0.6%，高于前10年0.3%的均速。依據圖2，武漢市城市化增長率除2010年外均高于0.4%，且在2005年達到1.2%的極值，城市化保持較快的速度。雖然2002年之后城市化增長波動較大，但整體上保持較快的速度，因此2002―2010年，是武漢市加速人口城市化過程。
3.2 經濟城市化
城市化也是農業生產轉化為非農生產，生產力水平逐步提高的過程。武漢市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第二、三產業比重達到87%，農業生產不占主導地位，到2010年第二、三產業比重更是達到96%，進入了工業化比較發達的城市行列，工業化進程快于城市化進程。人均GDP能夠反映城市化過程中的經濟方面，彌補工業化率衡量經濟城市化上的不足。
圖3為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長率，在總量上，2001年達到1000美元，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在增長速度上，2001年之后年均增長率超過12%。所以可將武漢市經濟城市化分為兩個階段：
3.2.1 波動快速經濟城市化階段
如圖3所示，1991年武漢市人均GDP為350美元（按1991年匯率），2001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年均增長10%，增速較高；在增長率的穩定性方面，1993年增長15%，但1995年就降低為4%，而2000年更是接近0%，經濟增長起伏明顯，穩定性欠缺，所以1991―2001年武漢市處于波動、快速的經濟城市化過程。
3.2.2 平穩高速經濟城市化階段
2001年武漢市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聯合國標準，已經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13]。2010年人均GDP超過2500美元，年均增長率12%，高速度特征明顯；在增長的穩定性上，只有2003年低于10%，其他年份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因此，武漢市2001―2010年經濟城市化處于高速且平穩的階段。
3.3 景觀城市化
城市化過程，在地理空間上直接表現為城市景觀覆蓋農村景觀[13]，城市建成區擴張的過程。
依據表1和圖4，武漢市1991、2000和2010年建成區面積分別為204、397、782 km，1991―2000年增加193 km2，2001―2010年增加385 km2，呈現倍增增長趨勢。因此，依據增長總量和速度，將景觀城市化分為兩個階段：
3.3.1 逐步加速時期
武漢市1991年建成區面積只有204 km2，1995年和2000年就分別擴張到269 km2和397 km2，前5年增長65 km2，后五年增長130 km2。在增長速度上，1995―2000年是1991―1995年的兩倍，差異明顯。在擴張的方向上，新增城區毗連原有城區，主城區核心區域擴張明顯，郊區增長不大。雖然1991―2000年前后差異明顯，但在擴張速度和方向上仍表現出一致性，因此，1991-2000年武漢市處于逐步加速景觀城市化時期。
3.3.2 均勻快速時期
武漢市2005年建成區面積為450 km2，2010年就達到782 km2，相對于2000年的建成區而言，10年里前后各增長160 km2，增長速度較快，且這10年內前后比較均勻，差異不明顯。因此，2000―2010年，武漢市在景觀上處于均勻快速的城市化過程。
4 武漢市湖泊演化過程
采用2.1.2所述的方法，提取武漢市及其各行政區各個時期的湖泊及其面積，得到表2和圖5。分析表2中的數據，武漢市湖泊的面積從1995年的837.17 km2下降到2000年的734.63 km2，而后開始增加，直到2010年達到901.33 km2。可見，武漢市湖泊的面積經歷了先減少后增加的演化過程，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
（1）湖泊總面積迅速減少階段（1990―2000年）。
曾忠平研究發現1991―2002年武漢市主城區湖泊水域面積急劇減少。如表2所示，1995年，武漢市的湖泊總面積為837.17 km2，2000年減少到734.63 km2，這五年內減少的湖泊面積超過100 km2，占湖泊總面積的12%，其中主城區和郊區的湖泊縮小面積各占一半。
除黃陂區和新洲區湖泊面積略有增加以外，其余各區的湖泊面積都在縮小。江岸區減少了79%，東西湖區減少了59%，江岸區、東西湖區、漢陽區、口區、漢南區也都減少了大約一半面積的湖泊。
通過疊加1995和2000年的遙感影像可以發現，武漢市這五年的湖泊沿著長江和漢江附近變化明顯。靠近長江的沙湖、嚴西湖、嚴東湖、南湖、野芷湖、青菱湖、南太子湖、墨水湖等以及一些小湖泊等的變化特點表現為靠近長江的一側湖泊銳減明顯；漢口地區的湖泊較破碎，以交叉性的小湖泊為主，湖泊周邊被填，向內縮減。北太子湖、菱角湖瀕臨滅絕。
（2）郊區湖泊面積開始增大階段（2000―2005年）。
2000年，武漢市的湖泊總面積為 734.63 km2，2005年增加到810.96 km2，這五年內湖泊總面積增加了約76 km2，其中主城區的湖泊面積減少13 km2，而郊區的湖泊面積增加89 km2。
主城區和郊區存在顯著的差異，湖泊面積增減的現象對比很明顯。五年內主城區的湖泊減小了12%，七個區內的湖泊面積都在減小，以江岸區、口區、青山區、漢陽區變化率最為明顯，超過25%；而郊區的湖泊面積增加了14%，除東西湖區湖泊面積減小0.5 km2，另外五個區的湖泊面積都在增長，其中漢南區和黃陂區變化率超過25%，郊區湖泊比重日漸上升。由于主城區的湖泊面積普遍小于郊區的湖泊面積，初步認為小湖泊面臨被填的命運的同時大湖泊在擴大自己的水域范圍。
通過疊加2000和2005年兩張影像可以發現，變化明顯的有武湖、朱家湖、沉湖、金銀湖、梁子湖，他們的湖泊面積向周圍擴大，而沙湖向內急劇縮小，后湖、七湖、南湖西側、嚴東湖西側、東湖北側、青菱湖南側、南太子湖東北側、后官湖周邊以及湯遜湖四周的大片水域被填埋，野湖和三門湖瀕臨消失。
（3）主城區湖泊面積維持穩定階段（2005―2010年）。
2005年，武漢市的湖泊總面積為 810.96 km2，2010年增加到901.33 km2，這五年內湖泊總面積增加了近90 km2，其中主城區的湖泊面積減少不到1 km2，以郊區湖泊面積增大為主。
與前五年相比，郊區湖泊面積繼續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長，但是主城區的湖泊面積減少的速度放緩，湖泊面積減少了0.7%。在郊區中，新洲區的湖泊面積減少了10%，主要是漲渡湖和安仁湖的四周被填，且一些小湖泊消失；其他五區湖泊面積都增大，變化最為明顯的是漢南區，增加了約200%，主要是由于在南部行政交界處出現了大湖泊；江夏區的湖泊絕對面積增加了約80 km2，該區的后石湖、三門湖面積明顯增加，由于水產養殖的發展，三門湖被開發利用，并且擴大了原有的水域面積。
5 武漢城市化與湖泊演化的耦合度分析
依據公式（2），計算1995、2000、2005和2010年武漢市及其各行政區城市化與湖泊演化的耦合度，得到表3。
從武漢市整體來看，1995―2010年武漢市城市化與湖泊環境的耦合度集中在0.6以上，城市化與湖泊的關系是比較協調的，但耦合度總體呈降低趨勢，尤其是2000年之后，說明城市化的推進對湖泊的影響加重。從行政區來看，江岸、江漢、口和青山等區，土地面積狹小后備用地不足，城市擴張不可避免的侵占湖泊，促使湖泊面積減少，這種狀況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改善，致使在這20年內城市化與湖泊呈現出緊張頡頏關系。江夏、新洲和黃陂區，城市化水平較低，但是發展速度快，城市化對湖泊有較大的影響，致使耦合度逐年降低。武昌、漢陽、東西湖、漢南和蔡甸區，湖泊數量多且單個湖泊面積較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進湖泊的保護，致使城市化與湖泊的關系長期為協調或不相關關系。
在不同發展階段，城市化與湖泊的關系表現出不同的特征，1995―2000年耦合度提高，頡頏關系數量減少，城市化與湖泊關系得到改善；2000年之后耦合度急速降低、致使2010年頡頏關系數量急劇增長。據此，可將城市化與湖泊的耦合關系分為三個階段：
（1）耦合度提高時期（1995―2000年）。
1995年江漢、口、武昌、青山和江夏耦合度節約0.3～0.6之間，2000年僅剩江漢和江夏，其它區耦合度提升到0.6以上，城市化與湖泊關系有所改善。
雖然在這一時期，郊區和城區的湖泊總面積都減少，但城市與湖泊的關系主要還是協調的。
東西湖和漢南耦合度變化不明顯，分別屬于極度協調和不相關關系；除江夏外的其它郊區耦合度雖有所變化，但仍屬于高度協調關系，城市化的發展對湖泊影響是積極的；在城區江漢區雖處頡頏關系，但耦合度仍然較大幅度提高，其它區如青山則提高幅度更大，城市化與湖泊處于低度協調關系。
（2）耦合度急劇下降時期（2000―2005年）。
2000年之后，武漢市進入快速城市化時期，這一時期城市化與湖泊兩者關系迅速惡化，最突出的表現是除武昌外主城區的全部和郊區的新洲耦合度大幅度降低，致使江岸、青山、口和新洲由協調關系降低為近頡頏脅迫關系。
這一時期與2000年之前相比，城市化對湖泊的影響不僅由正面轉化為負面，而且對郊區的影響也開始增強。漢南升高幅度最大，由接近不相關到極度協調；黃陂降低幅度最大，由高協調降低為低度影響；而新洲則由高協調降低為低協調。主城區中武昌、東西湖和漢陽變化幅度不大，且維持高協調關系；其他區則大幅度的由協調關系降低為近頡頏和頡頏關系。至此，頡頏脅迫關系全都位于主城區，郊區則基本上處于高協調關系，城郊化對城郊湖泊影響分化更加明顯。
（3）耦合度平穩下降時期（2005―2010年）。
2005年之后，耦合度仍然保持下降趨勢，以至四個區耦合度下降到頡頏關系階段，比前一時期增加兩個。郊區中蔡甸和江夏耦合度雖有所提升，但幅度極小，而黃陂城市化與湖泊關系惡化最為明顯。所以總體上2005―2010年是武漢市城市化與湖泊關系持續惡化的階段。
在這一時期除江岸和口始終處于頡頏階段，城市化與湖泊之間的制約關系沒有得到改善，青山和黃陂在2010年也轉變為頡頏關系，頡頏關系范圍有所擴大，且又重新在郊區有所發展。
6 結論與討論
6.1 結論
（1）武漢市城市化過程在人口、經濟、景觀上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大致以2001年為界，1991―2001年城市化速度較為緩慢，且內部各年之間波動較大；2001―2010年城市化速度加快，并保持較為穩定的趨勢。總體上1991―2010年是武漢市城市人口急速增長、經濟快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展的告訴城市化時期。
（2）武漢市湖泊總面積呈現出先減少后增加的現象。其中主城區湖泊總面積在近20年一直減少，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17%下降到2010年的11%；郊區的湖泊總面積在1991―2000年減少，2000年之后湖泊面積增加。主城區與郊區在不同時期現象出不同的變化特征。
（3）城市化與湖泊的耦合關系具有相對穩定性又具有變化性的方面。穩定性表現在，以主城區為中心，郊區為邊緣，從中心到邊緣，城市化與湖泊二者的關系由相互制約的頡頏關系過渡為低影響和協調發展關系，城市化對主城區影響為負效應，郊區為正效應。變化性表現在，不同時期處于各關系階段的區的數量和位置有所變化；耦合度升高和降低的速度在各時期變化明顯。
6.2 討論
通過對武漢市城市化發展歷程及其湖泊演化時空演化的耦合研究，建立針對武漢市的城市化與湖泊效應研究理論，彌補我國城市化與湖泊效應研究相對不足的現狀，為武漢市制定水環境方面政策和法規提供了客觀的數據和理論依據。
武漢市城市化發展要兼顧湖泊的生態效應，不能犧牲湖泊水域面積來擴大建成區的面積，政府應嚴格執行《武漢市湖泊保護條例》，加強對湖泊的保護，并建設濕地公園，既可以保護湖泊，又能發展旅游業。
參考文獻
[1] 周連義，江南，竇鴻身，等.城市化地區濕地變化分析―― 以南京市為例[J].資源科學，2010，32（4）：712-717.
[2] 黃妮，劉殿偉，王宗明，等.1954―2005年三江平原自然濕地分布特征研究[J].濕地科學，2009，7（1）：712-717.
[3] 阮仁宗，馮學智，肖鵬峰，等.洪澤湖天然濕地的長期變化研究[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29（4）：57-59.
[4] 徐新良，劉紀遠，邵全琴，等.30年來青海三江源生態系統格局和空間結構動態變化[J].地理研究，2008，27（4）：829-839.
[5] 張毅，鄧宏兵.武漢市城市湖泊演化及開發利用初探[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39（4）：559-563.
[6] 曾忠平，盧新海.城市湖泊時空演變的遙感分析―― 以武漢市為例[J].湖泊科學，2008，20（5）：648-654.
[7] 戴建光，蔡海良.基于TM影像的城市建筑用地信息提取方法研究[J].現代測繪，2008，31（6）：35-38.
[8] 楊智翔，何秀鳳.基于改進的NDBI指數法的遙感影像城市用地信息自動提取[J].河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38（2）：181-184.
[9] 劉耀彬，李仁東，宋學鋒.中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2005，20（1）：105-112.
[10] 馬麗，金鳳君，劉毅.中國經濟與環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業結構解析[J].地理學報，2012，67（10）：1299-1307.
[11] 劉浩，張毅，鄭文升.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與區域城市化的時空耦合協調發展評價―― 以環渤海地區城市為例[J].地理研究，2011，30（10）：1805-1817.
第8篇：城市地理學論文范文
一、社會保障的概念
社會保障是指國家義務或有條件給予公民的公共產品或半公共產品，有些需要強制性實施。換言之，它是指國家以倡導或干預方式提供的各種收入支持和服務幫助，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優撫安置等內容。就社會保障的英文“SocialSecurity”一詞而言，直譯即為“社會安全”的意思，內涵自然包括維持社會穩定與公平、支持社會和諧發展與經濟增長等福利增進與改善的政策措施，社會保障是國家履行的一種對內安全職能。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是為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有效合理運行與發展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公共計劃，建立這種制度是為了保護個人及其家庭不因失業、年老、疾病或家庭成員死亡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通過公共服務（如醫療等）以及為家庭生活提供經濟補助以增進其福利。從社會保障的定義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知道，社會的弱者及潛在的弱者是社會保障的主要對象。社會保障的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收入，而且把社會管理職能延伸到營養、住房、健康和教育等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保障政策因此就成為緊密協調提高福利水平和促進人力的民族國家政策。[1]”這里研究的社會保障是廣義的社會保障，是指社會成員因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災害等原因而喪失勞動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礙時，能夠從國家獲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侯文若先生的定義比較完整、全面，“社會保障可以理解為對貧者、弱者實行救助，使之享有最低生活，對暫時和永久失去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實行生活保障并使之享有基本生活，以及對全體公民普遍實施福利措施，以保證福利增進，而實行社會安定，并讓每個勞動者乃至公民都有生活安全感的一種機制”[2]
二、少數民族城市化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城市化則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任何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觀規律.歷史地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先是在尼羅河流域,然后是在兩河流域,出現了最早的城市形態.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工業化加快,帶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成為創造文明和聚集財富最主要的地域[3]。 城市化一詞來自英語（Urbanization），也譯作“都市化”、“城鎮化”。對于城市化的概念，仍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城市化是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或者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 [3]“城市化通常指農業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4]“城市化進程，就是一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進步，社會制度變遷以及觀念形態變革的持續發展過程[5]。縱觀世界歷史，“一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也是逐步實現城市化的過程，沒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現代化。在現代條件下，城市化的本質是鄉村城市化，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其中包括兩個過程:一是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移，向城鎮集中，城鎮人口的增長，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逐步城市化；二是城市區域的擴大和城鎮數量逐步增加，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城市化一定意義上就是改變農民的社會關系,化農民為市民,讓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由從事較低效率的農業勞動轉變為從事較高效率的第二、第三產業的經濟活動,由傳統的、封閉的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為現代的、開放的生產生活方式,享受現代城市文明。農村人口城市化與城市經濟現代化、城鄉一體化共同構成城市化的豐富內涵。適應農村人口城市化要求,必須從社會保障制度入手。
三、少數民族城市化對農村社會保障的需求
少數民族農村經濟落后，農村工業化或農業產業化發展緩慢，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困難，這都與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有一定關系。當前，少數民族地區農村仍然延續著傳統的小農生產作業模式，農產品結構比較單一，勞動生產效率低下，勞動者素質低，這與城市化、工業化興起所需要的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相矛盾。政府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供給者應該注意到，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保障不僅起著非常重要的社會安定團結的作用，即它的社會功能，同時應該重視，社會保障超常的經濟效率，即它的經濟功能。通過向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提供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一方面會激發出農民潛在消費需求，調動農民投資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農民得到社會保障后，農村經濟將會快速發展，尤其表現為農村工業化或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民的勞動生產效率得到提升、農民收入穩步提高。因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后，農村醫療保健工作的加強，生活服務設施的改善，使農民平均壽命和勞動年限得以延長，從而相對增加了社會勞動投入總量。同時，農民患病、養老、失業、生活有了保證，沒有后顧之憂，勞動力的再生產能順利進行，勞動力的城鎮化與農村非農化轉移得到支持與鼓勵，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效率，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看作是國家的恩賜與負擔，實際上它更是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四、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2002年，全國少數民族人口超過1億。全國共有5個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19個自治縣，民族自治地方土地總面積613.1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63.87 %。在這里，筆者選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研究對象，與甘肅城市社會保障，與其它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進行比較分析來揭示甘肅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
1.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現狀
目前，甘肅農村社會保障所涉及范圍之內的項目，都己經開始試點推進。2003年甘肅省在山月、靈臺、安西、阜蘭和慶城五個縣開始新型合作醫療的試點。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力度，甘肅省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速度正在加快，2006年，全省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試點縣已經達到38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試點縣覆蓋率達到44%，參合農民達到近800萬人，2006年全省農村以縣為單位的新型合作醫療覆蓋率從2004年的5.75%增加到43.7%，增幅和全國平均增長水平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即使達到2006年的水平，覆蓋率仍然比全國平均覆蓋率50.7%低了7個百分點，但是這種差距正在呈現縮小的趨勢。截至2006年6月30日，甘肅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中，覆蓋農業人口98728萬人，實際參合853.04萬人，參合率為86.41%，高于我國中西部平均79.43%近7個百分點。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在2006年10月1日正式實施以來，已經覆蓋特困農民30多萬人，以農民自己交費為主的農村養老保險在甘肅省貧困人口的集中地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農村仍然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為主。2002年甘肅省開展養老保險的只有一個地級市，9個縣，194個鄉的1345個村，總計參保人數9.8萬人，且在2002年沒有新參保人數，在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機構的建設上，至2002年末還沒省級機構，只有2個地級機構，16個縣級機構，145個鄉鎮機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進度。[7]
2.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與城鎮社會保障比較
目前甘肅農村社會保障與本省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距。.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在國家和單位的保障下，不斷發展完善，而農村社會保障，基本上只能是居民個人承擔。甘肅省農村最低社會保障與城市的差距，本文主要從甘肅省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城鄉社會保障項目等方面來說明。
甘肅省各地區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情況。2003年全省總城市低保人數與低保費用為569710人、37345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42526人、低保費用3423萬元。其中每個市分別為：蘭州市城鎮低保人數109344人、低保費用9314.1萬元，農村低保人數12835人、低保費用80.3萬元；嘉峪關市城鎮低保人數1941、低保費用1614萬元，農村低保在2003年嘉峪關市還沒有建立起來；金昌市城鎮低保人數11171人、低保費用599.9，農村低保人數2085人、低保費用12.4萬元；白銀市城鎮低保人數65395人、低保費用355.80，農村低保人數3406人、低保費用20.3萬元；天水市城鎮低保人數71405、低保費用592.76萬元，在2003年農村低保也沒有建立起來；武威市城鎮低保人數33991人、低保費用183.02；張掖市城鎮低保人數39036人、低保費用230.2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3688人、低保費用5.6萬元；平涼市城鎮低保人數39380人、低保費用227.86萬元，農村低保人數6369人、低保費用33.6萬元；酒泉市城鎮低保人數29221人、低保費用176.44萬元，農村低保人數4296人、低保費用47.6萬元；定西市城鎮低保人數50044人、低保費用267.07萬元，慶陽市城鎮低保人數34931人、低保費217.90萬元，農村低保人數2696人、低保費用12.0萬元；隴南市城鎮低保人數36315人、低保費用221.5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7151人、低保費用30.5萬元；臨夏市城鎮低保人數24124人、低保費用320.8萬元，甘南州低保人數22871人、低保費用136.6萬元，農村低保在2003年兩市都還沒有建立。[8]
甘肅省城鄉社會保障項目對比。城市：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都已普遍實行，在農村醫療保險有34個縣實行，其他的沒有涉及；社會福利：城市職工福利，辦公福利如社區服務、福利院、敬老院、干休所等普遍覆蓋，教育福利即九年制教育；農村辦公福利如五保戶供養、養老院、農村社區服務覆蓋率低，教育福利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扶貧，農村救濟、救災和扶貧，2006年10月1日啟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優撫安置：城市與農村都有優待、撫恤、安置項目。自愿輔助保障：城市企業保障、商業保障，農村少量商業保障。[9]
3.其它民族地區保障情況
全國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同甘肅一樣，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所開展的工作大同小異。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開展的社會保障工作主要有農村社會救助、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內容[8]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仍然是各民族地區主要的保障方式;農村社會救濟是民族地區農村困難群眾的主要救濟措施，但以臨時救濟為主，標準偏低;各地普遍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試點，但多數地區處于停滯狀態;廣西、內蒙、青海等地已開始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僅在少數縣進行試點。與發達地區相比，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普遍存在政策不完善，保障范圍和保障水平都處于較低層次。下面是對青海省平安、大通、海晏三個縣的6個鄉農村社會保障狀況的調查[10]。
平安縣：巴藏溝鄉：13個村、960戶、漢族50%、回族50%、人口總數4382人、五保戶15人、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0元現金、貧困戶670戶，每戶每年發放糧食100斤、60歲以上人口每年900元，其他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無措施；石灰窯鄉：14個村、1710戶、漢族56%、回族44%、人口總數7890、無集體經濟、五保戶16戶、通過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1元現金，貧困戶1200戶、每戶每年發放糧食101斤，60歲以上人口每年2300元、其他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無措施；
大通縣：良教鄉：12個村、3510戶、回鄉族、人口總數16847人、有一個鄉辦小煤窯，五保戶34人，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2元現金，貧困戶261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0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人口數913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一元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東峽鎮：13個村、3383戶、回鄉族、人口總數14818人、無集體經濟、五保戶20戶，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3元現金、貧困戶466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1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老人有3000，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已按人均兩元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
海晏縣：三角城鎮：5個村、915戶、漢族80%、人口總數3755人、兩戶鎮辦企業、五保戶2人，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4元現金、貧困戶318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2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人口有900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無保障措施。哈勒景鄉：3個村、282戶、蒙古族85%以上、人口總數1418、無集體經濟、無五保戶、貧困戶73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3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有82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醫療無保障措施。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社會保障卻很缺乏。要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消除民族之間的差距與不平等，必須進行制度創新，以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少數民族城市化進程的切入點，加快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步伐。當前少數民族地區需要解決農牧民群眾的醫療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障問題。
五、建立與完善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村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是人類生存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在現實世界中，個人有許多需要”[11]人是一種高級復雜動物，存在不同的需要（按不 同的需要分為自然需要、社會需要、經濟需要），人的需要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形成，并通過人的自覺社會實踐活動得到體現。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充分保證成員福利和使他們獲得自由的全面發展”[12]。這里說明社會應該保證人類的自由和需要，為人類提供福利和全面發展的權利。中國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保障就是為了滿足社會公民獲得該需要的一個重要手段。社會保障是一種純公共物品，每個公民都應該平等的獲得保障權，社會保障不應該因地域或民族不同而產生排他性。社會保障的范圍和程度首先由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但同時也與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價值理念和倫理道德原則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筆者在本文以人道價值思想，以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原則，對怎樣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保障作出了以下構想。
1.建立少數民族農村最低生活保障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特困戶救助制度，但這并不能滿足農村居民的要求。由于少數民族農村的自然條件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政府應該為農民建立最后一道安全網，具體的應從以下入手。
(1)合理界定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對象
政府對農村居民提供生活最低保障，不僅是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也農村居民應該享受的生存權利。只要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都可以主動提出申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對象應該低于或等于國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
(2)科學界定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標準
少數民族地區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該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遵循既要保障貧困居民基本生活，又要克服其居民依賴思想；根據本地區農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經濟發展、物價和財政能力來確定。
(3)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籌集機制
資金問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來說是一大瓶頸問題。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是由財政、鄉鎮、村民委員會共同負擔的。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目前少數民族地方財政和鄉鎮財政困難而無力支付。少數民族政府可以制定統一的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來解決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籌集。
(4)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一是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設，國家有必要制定《最低生活保法》，把最低保障工作納入法制軌道，確保農民的最基本生存權益；二是對于特困戶可以實施減免政策，減免子女教育的學雜費等。
2.建立農村新型醫療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
(1)實施少數民族新型醫療和醫療救助制度
農村合作醫療在少數民族地區應該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少數民族農村實施醫療救助和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是農村醫療保障最基本的選擇。根據目前少數民族地區的合作醫療籌資水平，合作醫療補償水平不可能很高，否則合作醫療基金可能會超支，反而導致農民看不起病。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相結合，對于患重大疾病的農民給予醫療救助，切實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2)建立少數民族農村大病統籌醫療保險
我國少數民族農民對大病的應對能力很弱，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多，農民對于農村大病醫療救助非常迫切。大病醫療救助覆蓋面應該是少數民族全部農村居民，具體的對象應該是患有重大疾病的農民。醫療保險實行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保險基金的籌集原則應該按照“個人繳費為主，政府和集體補貼為輔”。建立個人賬戶，農民和集體分別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當地農民的平均收入按一定比例繳納，并確定一個標準，超過部分歸入統籌基金。支付較小的醫療費，則由統籌基金支付。農村大病救助醫療保險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在現有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的基礎上，按照“精簡、高效”的原則，組建農村大病救助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從事農村大病救助資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等工作。
(3)逐步建立少數民族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實行農村養老保險還不具備經濟條件，養老保險要從當地的實際出發，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為目的，以家庭養老、集體幫助、國家補助與個人儲蓄養老相結合的方式，采取政府積極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逐步提高社會化養老程度，達到“低水平、廣覆蓋、適度保障”，逐步擴大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
(4)鼓勵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互助
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互助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生活中村民為了解決一時的困難，可以向自己的親戚朋友、鄰居求助一定的物質幫助，等其他的朋友、鄰居或其他困難戶有困難時，給他們一定的物質幫助，這不僅彼此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幫助，而且還加深了交流和溝通，深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加強了農村地區的團結和穩定。對于這些突發性、暫時性的小型災害和困難，還可以彌補國家和集體保障的不足。
參考文獻：
[1]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Annual Report 1950，轉引自顧俊禮.福利國家論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82. 4．
[2]侯文若.社會保障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11．
[3] 許學強, 周一星, 寧越敏.城市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版，97．
[4]王思斌.《社會工作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17頁.
[5]吳忠民.《論公正的社會調劑原則》[J]社會學研究，2002年6期.
[6]楊重光 .劉維新：《社會主義城市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版.
[7] 資料來源:根據《關于加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和甘肅省衛生廳統計資料整理轉引自李永生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
[8]《甘肅年鑒》.2004年.
[9]轉引自李永生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
[10]青海省財政廳社保處.《青海省農村牧區社會保障現狀及思考》附表(內部資料)轉引自唐新民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以云南省為例》.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6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