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危機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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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貨幣危機理論；道德風險模型；羊群行為理論；金融過度危機模型

一、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70年代后期的拉美貨幣危機開啟了學術界對于貨幣危機理論的研究，Paul Krugman是其中的先驅者，早在1979年他在發表的文章中構造了貨幣危機的最早的理論模型。他提出的貨幣危機的理論模型主要受Salant等（1978）對于商品價格穩定機制研究的啟發。隨后，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學者基于Krugman的研究成果，從不同的方面對貨幣危機模型進行完善、修正，最終形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一國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不協調導致危機的爆發。當政府實施的擴張的貨幣政策和具有赤字化的特征的財政政策，本國貨幣的供應量會因此增加，外幣的影子價格上升，即本幣貶值，理性的投資者會拋售本幣，持有外幣，保證自己的資產不縮水；與此同時，為了維護本國的固定匯率制度，央行會以固定的匯率賣出外幣。在這一過程中，央行的外匯儲備會隨著赤字的貨幣化的加深不斷減少，直至外匯儲備消耗殆盡，固定匯率機制就會崩潰。而事實上，市場上的投機者的存在加速了這一過程，他們在外匯儲備減少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開始理性的投機沖擊，不管外匯儲備有多少，都會將其消耗殆盡。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觀經濟政策不能與穩定匯率政策協調一致。在Krugman模型提出之后，諸多學者繼續改進、完善Krugman的工作成果。Flood和Garber（1984）放棄了Krugman模型中市場上完全預見信貸過程的特征，將隨機因素引入，認為投機攻擊的時間的不確定性，構建了簡單的線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著重突出一國商品在匯率崩潰前出現的相對價格行為，通過對蠕動盯住匯率體制的研究，指出匯率崩潰前存在的實際匯率升值和經常項目惡化的現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學者的擴展一起構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又稱為理性攻擊模型，認為宏觀經濟基礎變量的惡化是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它較好地解釋了“拉美型”貨幣危機，如1973～1982年的墨西哥危機、1978～1981年的阿根廷危機。針對危機發生的基本面惡化的條件，政策制定者必須保證經濟政策間的協調一致，維護加強宏觀經濟基礎變量，保證基本經濟面的良好。

二、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一代模型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全盛，然而第一代模型中，認為政府的政策是外生性的變量，并沒有考慮政府行為的影響。但是，事實上很多發生危機的國家并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才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政府的行為在危機中也是有影響的。Obstfeld等人針對歐洲貨幣危機的研究，提出了貨幣危機的第二代模型。

在第二代模型中，Obstfeld等人將政府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放入模型中，是一個主動的行為主體，會權衡利弊得失，既會維持固定匯率制度也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同時，他們提出了自促成的概念，即在外匯市場上的投資者和央行之間會存在相互之間根據對方的行為修正自己的行為的現象。如果公眾對于央行維持匯率的目標的能力失去信心，或存在預期上的偏差，中央銀行相應認為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大大增加，由此放棄固定匯率制度。這個模型雖然強調危機的自我促成，但仍然重視經濟基本面的情況。同期的另一些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則認為危機的發生不一定建立經濟基本面惡化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惡化的經濟基本面，危機也可能發生。在投機者的惡意攻擊下，市場上其他的投資者的預期發生變化，在“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的作用下進一步推動危機的發生。

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的共同點是都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不相同的地方是，第一代模型認為過多的國內信貸創造促成了中央銀行的貨幣貶值或匯率浮動，而第二代模型認為在貨幣危機發生以前并不存在政府政策上的不一致，是危機本身導致了政策的變化。第二代模型較好地解釋了所謂的“歐洲型”貨幣危機，如歐洲1992～1993年的貨幣危機和墨西哥1994～1995年的比索危機。對于政策指導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先天不足”需要輔以相應的資本管制政策。

三、新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上個世紀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暴露出第一、二代模型的缺陷，理論界開始尋找新的模型解釋新的貨幣危機。這次危機主要是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低，缺乏謹慎監管導致信用擴張造成，由此，許多主流理論分析逐漸開始將目光轉向金融中介、資產價格變化等方面，跳出匯率機制、公共政策等宏觀經濟分析范圍，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機模型。下面對這些模型作簡單介紹：

1.道德風險模型

道德風險是金融市場中借貸者的不道德行為而導致貸款方式損失的風險。Krugman的模型中主要指金融中介的不道德行為，尤其是金融中介有免費的擔保而且監管不嚴時，這時經紀人會比較冒進，很少考慮投資項目的貸款風險，整個經濟很容易出現過度投資的現象。在開放的經濟體系的角度來看，如果國內的金融機構無法從國際金融市場融資時，國內投資需求的過度會促成利率的上升。國內的金融機構轉而向國際市場融資，政府在其中為國內的金融機構做免費的擔保，就會導致經濟的過度投資。如果國外的債權人停止為國內的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政府為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不得不通過發行貨幣來彌補其中的資金空缺，由此在投資者預期中的通貨膨脹就可能引發貨幣危機。

通過回顧貨幣危機中韓國等的表現，Burnside等認為政府為金融部門提供大量的貸款擔保是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親緣政治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銀行、企業等借貸部門與政府機關的密切關系，使得相互之間存在擔保關系，道德風險加大。

2.金融恐慌危機模型

金融恐慌危機模型又稱為“D-D”模型，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銀行擠提現象時提出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銀行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短貸長、期限轉換，將不具流動性的資產變得具有流動性。該模型認為在這一特性下，存款大量存放銀行時，銀行的貸款能夠支持長期經濟投資，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然而一旦發生經濟恐慌，大量的存款人提現，銀行面臨擠兌風險，

銀行的資金流動性不足，只能停止支持長期經濟發展的項目貸款，由此造成銀行的損失，銀行也失去全額支付所有存款人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導致所有人都受到較大的損失，這種現象被稱為“金融恐慌”。這種情況之下，企業也會陷入資金困境，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也發生擠兌現象，貨幣危機爆發。

3.資產負債表危機模型

在用前兩個模型——道德風險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釋東南亞危機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發展使Krugman意識到傳遞、傳染的重要性，因此他加入了另外兩個因素：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在決定其在投資方面的作用，資本流動在影響實際匯率方面的作用。對于這兩個方面，他與Aghion作出了新的解釋，在他們看來，如果本國的企業部門外債的水平與外幣的風險頭寸是同向關系，在“資產負債表效應”下，經濟危機出現的可能性也會加大。他們認為在亞洲國家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信用風險偏大，銀行為企業提供貸款時要求足額的擔保。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個國家的國內企業的財富水平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總投資水平，因此，當一個國家國內的企業持有大量外債時，國外的債權人不會樂觀地看待該國的經濟，減少對該國的貸款，由此導致本國的貨幣貶值，國內企業的財富下降，整個社會的投資規模下降，經濟逐漸蕭條。整個過程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雖然這個資產負債表危機模型提出了對資產負債表效應的考量，但是關于企業的外債累積的程度，還有對危機的影響程度，都需要進一步探討。

4.貨幣危機的羊群行為理論

在個體根據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相近或相似的行為時，羊群行為就會產生。一般認為，羊群行為主要發生在投資者信息不完備或信息不對稱環境下的預期形式模式下。當市場上的投資者根據對方的行為來獲取對方的投資信息時，模仿他人會被認為是一種理智的行為。Krugman（1998）分析金融市場上發生這種行為的原因是委托的問題。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跨國投資的資金一般交由人代為管理的，在資金涌入某個新型市場化得國家利用利差賺取差價獲益時，即使人認為這樣的投資存在較大的風險，他也會傾向于跟進，因為如同“法不責眾”的道理，如果所有的投資者都獲益時，自己因為擔心風險沒有跟進，會被指責無能；相反，若是虧損，損失可以所有的投資者一起承擔。

5.金融過度危機模型

針對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在他看來，貨幣危機一種原因是一個國家本幣的實際貶值，或者是經常帳戶的出現逆差和國際資本流動發生逆轉。在這個理論中，Krugman 介紹了金融過度的概念。金融過度是指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國內的金融機構可以自由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無障礙，金融機構會成為風險偏好者，將資金大量投向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引發金融泡沫，誘發一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引發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許多人將金融過度作為金融深化的表現，反對過度的金融監管，由此導致政府對于金融危機的插手太晚，危機發展深化。（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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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雨露.國際金融理論前沿問題評述[J].國際金融研究，2002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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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喜平.貨幣危機理論與模型：文獻綜述[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04年04期.

第2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

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第3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關 鍵 詞：貨幣錯配；銀行危機；貨幣危機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4-0049-06

一、引言

貨幣錯配是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包括國家、企業和家庭等）在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過程中所存在的資產與負債或收入與支出計值貨幣不同的一種狀況（夏建偉等，2006）。[1]顯然，匯率的波動會導致存在貨幣錯配狀況的經濟主體的凈值或凈收入發生變化，從而影響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并導致有關經濟變量（如產出、投資等）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安全。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現行以美元和歐元作為“關鍵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一國要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貨幣錯配問題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本幣尚未實現自由兌換和國內金融市場欠發展的新興市場中。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型貨幣危機的學者（施建淮，2001；Bunda, 2003）發現，這些經歷過危機的新興市場具有如下一些基本事實：實行事實上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進行了迅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大量國際資本經由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中介流入國內、金融機構資產負債中存在著嚴重的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這些國家的政府都明確地或隱含地對金融機構的債務進行擔保等。[2-3]據此，一些學者們認為大規模的貨幣錯配會對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健運行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而且可能是引發貨幣乃至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Mishkin, 1996; Krugman, 1999; Allen et al., 2002; Mulder et al., 2002)。[4-7]

進入21世紀后，新興市場在經歷了艱難的發展初期后，經濟普遍保持了較快的增長，貿易項目上的逆差已經縮小或轉為順差，貨幣當局的外匯儲備和金融機構的凈對外資產開始不斷增加，但經濟總體的凈對外頭寸和凈國際投資頭寸仍然為負值并在增加（少數新興市場除外）。因此，在新興市場中，存在著貨幣當局和金融機構的外匯儲備和凈對外資產不斷增加與經濟總體負的凈對外頭寸和凈國際投資頭寸（凈對外負債）呈擴大趨勢的兩種不同方向的貨幣錯配。新興市場貨幣當局和金融機構的外匯儲備和凈對外資產的不斷增加，直接對本幣形成升值壓力；而經濟總體的凈對外頭寸和凈國際投資頭寸為負，則可能對本幣價值造成潛在的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影響新興市場的金融安全和經濟穩定。

根據新興市場的經濟特征，研究不同形式的貨幣錯配對其金融安全的影響，并積極采取針對性措施控制貨幣錯配積累，對于新興市場來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剩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第三部分是理論模型；第四部分是貨幣錯配條件下銀行危機與貨幣危機的發生機制；最后是結論與政策含義。

二、文獻回顧

在對過去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研究中，形成了兩類不同的銀行擠兌模型：一類是純粹恐慌的（或自我實現的）銀行擠兌模型(Diamond and Dybvig, 1983; Waldo, 1985; Wallace, 1988)，[8-10]另一類是基于信息的銀行擠兌模型(Bryant, 1980; Gorton, 1985; Chari and Jagannathan, 1988; 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8)。[11-14]前者認為，銀行在為存款人的偏好沖擊提供保險的同時，導致了本身資產負債表上的期限錯配，從而形成了內在的脆弱性，因此銀行和銀行擠兌就像孿生兄弟一般。擠兌使銀行失去償付能力，但在不出現擠兌的情況下，銀行具備履行償付責任的能力。因此，擠兌是一種自我實現的低效率的均衡。這類銀行擠兌模型沒有考慮經濟基本面的因素，尤其是銀行的不良業績，因而得不到實證的檢驗。而后者通過引入雙向信息不對稱問題，發現當一部分存款人獲得關于銀行風險資產回報的中期不利信息（而不是擔心其他存款人的行動）時，銀行擠兌會成為惟一的均衡而發生。①也就是說，基于信息的銀行擠兌模型認為擠兌的根源是銀行的不良業績。此外，這兩類銀行擠兌模型的共同特點是基于封閉經濟條件而構建的。

關于貨幣錯配與銀行危機的關系，近年來得到了較多的研究。Mishkin(1996)首先提出，正是由于企業和銀行收入與債務的幣種結構不同，引發了墨西哥的銀行危機。[4]同樣，Krugman(1999)也指出，隨著貨幣危機的爆發，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錯配加重了亞洲銀行危機。[5]Chang and Velasco(2000)在關于銀行危機與一個國家總貨幣頭寸和固定匯率制度之間關系的文獻中，形成了一個分枝。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浮動匯率制度，并且這個國家的外匯儲備有限，那么更可能發生銀行恐慌。其原因在于，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每個存款人為維持其存款的外幣價值，都有激勵成為對銀行進行擠兌的第一人；而一旦外幣流動性耗竭，本幣就會貶值。[15]Petrova(2003)指出，如果銀行沒有對其資產和負債的幣種結構進行匹配，那么它們面臨著匯率風險；如果銀行資產和負債的幣種結構是相同的，那么銀行將貨幣風險轉移給了它們的客戶。銀行擠兌取決于銀行部門和實際部門的貨幣錯配、匯率貶值和存款人對未來貶值的預期，但只要存款美元化和貸款美元化造成銀行或企業資產負債表上存在貨幣錯配，都可能引發銀行危機。[16]施建淮（2001，2005）通過將基于信息的銀行擠兌模型擴展到開放經濟條件下，分別構建了一個雙重危機模型以研究銀行和企業經營業績等微觀經濟指標惡化，或本國貨幣未來價值的中期不利信息而導致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發生機制。[2][17]陳曉莉（2005）則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及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本幣升值沖擊可能導致銀行危機的發生機制。[18]由于貨幣錯配具有凈外幣負債和凈外幣資產兩種表現形式，而這些文獻主要研究了凈外幣負債形式的貨幣錯配與銀行危機的關系，只有陳曉莉（2005）的研究是例外。

根據新興市場的上述特征，本文在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施建淮（2001，2005）和陳曉莉（2005）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展，即從貨幣錯配的角度出發，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中研究銀行體系中不同形式的貨幣錯配，導致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由于匯率波動而引發新興市場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形成機制。這里，不對稱信息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存款人的偏好是私人信息，只有他本人了解，別人無法知道；（2）只有部分存款人能夠獲得關于銀行資產的未來收益或本幣匯率的中期不利信息。研究表明，在新興市場中，只要其銀行體系存在大規模的貨幣錯配，不管表現為哪一種形式，都會增加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而且在宏觀或微觀經濟基本面惡化的情況下，可能引發銀行危機甚至是貨幣危機。此外，當出現不利沖擊時，銀行體系中存在貨幣錯配將會導致其資產和負債的期限錯配進一步惡化。

三、理論模型

考慮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其中有三類經濟主體：投資者（要么為外國存款人，要么為國內存款人）；一個代表性的國內金融中介部門（將國內銀行模型化為一個代表性的商業銀行）；國內中央銀行。時間分為3個時期，分別表示為T=0，1，2。假設每個投資者在T=0期有初始稟賦1，接下來各期的稟賦為0，并且只在T=1和T=2期進行消費以獲得效用。

（一）偏好

根據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和施建淮（2001）的研究，假定投資者的效用是平滑的，并且在T=1和T=2期的效用都嚴格為正。②假定T=1和T=2期的偏好事前（T=0）是不確定的，它們服從相同的隨機分布。到了T=1期，每位投資者都受到偏好沖擊，從而知道了自己的偏好，并構成他的私人信息。偏好沖擊是一個隨機變量 ，服從貝努利分布：

因此，投資者在T={1,2}期對消費向量{c1,c2}的條件偏好可由如下效用函數表示：

（二）技術

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有兩種投資技術：一種為短期的無風險的國際資產，它使得投資者在T=0期1美元的投入到T=1期可獲得1美元的收益；另一種為長期的（即投資期限從T=0到T=2期）有風險的國內投資，它有一個以本幣計值的隨機收益。對于國內投資者來說，也有兩種投資技術：一種是短期的無風險的國內資產，它使得投資者在T=0期的本幣投入到T=1期獲得同等數額的本幣收益；另一種是長期的有風險的國際資產，其收益是一個以外幣計值的隨機收益。這里為了考察貨幣錯配的影響，我們假定長期投資本身的收益（假設為R*）是穩定的，即不存在投資收益風險。③但是，由于匯率的波動會導致匯兌損失，使得長期投資的實際收益（假設為 ）會發生變化，因而是一個隨機變量。

（三）銀行和銀行事前最優存款合同

（四）中央銀行

根據新興市場的經濟特征，在模型中假定中央銀行執行釘住匯率制度，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并且明確地或隱含地對商業銀行負債進行擔保。因此，如果在T=1期發生外國存款人對商業銀行進行擠兌，中央銀行便動用外匯儲備救助商業銀行；而對于國內存款人的本幣擠兌，中央銀行通過增加貨幣供給救助商業銀行。⑨假定中央銀行受到信用約束，即不能以將來的外匯儲備換取今天的借款，原因在于其信譽風險或者國際市場存在的信貸配給；另一方面，中央銀行也不能無限度地擴充外匯儲備，因為一國政府受到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約束。再假定對于正常的資本外流，中央銀行有足夠的外匯儲備維持匯率穩定；但當受到非正常的投機攻擊時，它無法維持釘住匯率制。因此，當發生大量外國投資者提款導致銀行擠兌時，中央銀行被迫動用外匯儲備來解救商業銀行，直到耗盡所有外匯儲備。這時，本幣不得不貶值――貨幣危機也就發生了。而對于商業銀行存在凈外幣資產的貨幣錯配情況，當發生大規模本幣提款導致銀行擠兌時，中央銀行由于受通貨膨脹和政府財政赤字的約束，不能無限制地對商業銀行提供救助，因而銀行危機不可避免。

四、貨幣錯配條件下銀行危機與貨幣危機的發生機制

式(13)同時也是貨幣錯配條件下匯率變化時銀行擠兌的條件。由于假定在T=1期，銀行只允許t比例的投資者進行類型1的提款和1-t比例的投資者進行類型2的提款，因此，在獲得不利信號的類型2的投資者更偏好類型1的投資者提款流的情況下，銀行在T=1期將缺乏足夠的資金來滿足類型1的提款要求，從而出現銀行擠兌，即發生銀行危機。

這表明，如果一個經濟體的銀行體系中存在貨幣錯配（不管其形式如何），那么在T=1期，僅是關于匯率的不利預期就可能引發銀行擠兌，盡管銀行長期投資本身的收益處于良好狀態。同時，模型本身也意味著長期投資本身的收益狀況不良會導致銀行擠兌，因為根據上述分析，長期投資本身收益狀況不良同樣會導致獲得這種信號的類型2的投資者更偏好類型1的提款流。而且，

這說明，在給定長期投資收益風險狀況的情況下，匯率波動幅度越大，銀行擠兌的臨界概率越小，因此發生銀行擠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些分析表明，一國銀行體系中如果存在大規模的貨幣錯配，匯率的不利波動或長期投資收益狀況的惡化將會導致其脆弱性大大增加。

下面分析不同形式的貨幣錯配條件下，匯率變化導致銀行危機與貨幣危機的關系。一個經濟體如果存在大規模的貨幣錯配，將導致本幣匯率出現貶值或升值預期。匯率預期具有自我強化的內在機制，并且預期可能自我實現（克魯格曼、奧伯斯法爾德，2002；李天棟等，2005）。[19-20]對于本幣貶值與本幣升值的情況，其最主要的區別在于：本幣貶值預期導致資本流出，從而外匯儲備不斷減少，因而可能產生進一步貶值的預期；而本幣升值預期導致資本持續流入，從而外匯儲備不斷累積，并可能產生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因此，貶值預期會與凈外幣負債形式的貨幣錯配相互促進，而升值預期則與凈外幣資產形式的貨幣錯配相互促進（夏建偉、史安娜，2006）。[21]一國金融體系中如果存在凈外幣負債形式的貨幣錯配，則所引起的本幣貶值預期可能導致銀行危機；而外國投資者的突然擠兌迫使中央銀行救助商業銀行，導致對外匯儲備需求的非正常上升，直到耗盡全部外匯儲備，最終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而爆發貨幣危機。這時，銀行危機是由于長期投資的實際收益下降所引起的，然后導致貨幣危機，形成所謂的“雙重危機”。如果一國已經爆發了貨幣危機，那么在貨幣錯配條件下，匯率的大幅貶值將導致銀行凈值大幅下降，從而引發銀行危機，并進一步惡化貨幣危機。正如施建淮（2005）所指出的，在新興市場國內經濟的基本事實下，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是共生的和互為因果的。[17]相反，如果一國銀行體系中存在凈外幣資產形式的貨幣錯配，則所造成的本幣升值預期也可能導致銀行危機。而且，本幣升值預期會吸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導致經濟過熱和脆弱性上升，使得經濟總體風險不斷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外資流入會發生逆轉，從而可能引發危機（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05）。[22]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在新興市場基本經濟特征的基礎上，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銀行體系存在不同形式的貨幣錯配導致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形成機制，得出主要結論如下：（1）一國銀行體系中如果存在大規模的貨幣錯配，不管貨幣錯配是表現為凈外幣負債的形式還是凈外幣資產的形式，都將增加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并將導致僅僅存在關于匯率的不利預期就可能引發的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2）在金融體系存在貨幣錯配的條件下，由于其整體脆弱性上升，使得宏觀經濟基本面惡化（如經常賬戶赤字或財政赤字等）或微觀經濟基本面惡化（如銀行和企業經營業績不良等），將更有可能引發銀行危機，甚至是貨幣危機；⑩（3）在貨幣錯配條件下，當出現不利沖擊時，投資者將改變提款策略，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和負債的期限錯配進一步惡化，加劇了銀行體系的內在脆弱性。因此，銀行資產和負債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如果同時存在或只有其中之一存在，都有可能引發銀行危機，進而可能導致貨幣危機。

鑒于大規模貨幣錯配對新興市場金融安全的不利影響，積極采取措施以控制各個層面貨幣錯配風險的不斷積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應加強對各層面經濟主體（尤其是銀行體系）貨幣錯配狀況的審慎性監管，以控制各經濟主體貨幣錯配規模的過快積累。其次，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特別是優先發展國內債券市場。發達的債券市場可以為企業投資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改變企業長期投資依靠銀行間接融資的狀況，有利于解決銀行和企業資產負債中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問題。第三，發展外匯遠期交易市場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為銀行和企業提供匯率風險的對沖保值工具，避免貨幣風險敞口不斷積累。第四，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可以消除政府隱含的匯率風險，促使銀行和企業將匯率風險內在化，從而將貨幣錯配風險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最后，加強區域貨幣與金融合作，促進本地貨幣在區域內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從而減少對國際貨幣的依賴，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降低新興市場的貨幣錯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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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雙向信息不對稱是指銀行不能觀察到存款者的真實流動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了解銀行的資產質量(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8)。

② 準確地說，這里假定效用函數是關于消費的嚴格遞增、二階連續可導和嚴格凹性的函數，即滿足u′(c)>0；u″(c)

③ 對于新興市場來說，其國內投資者的外幣資產一般都是投資于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券，收益相對比較穩定。

④ 根據前面的假設，投資者在事前并不知道在T=1期能否得到關于長期投資實際收益的不利信號。在這里，信號s是指關于匯率變化對銀行投資實際收益的影響。雖然匯率變化是所有投資者的共同知識，但是匯率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投資實際收益的信息在所有投資者之間是不對稱的，因為投資者對銀行資產質量的了解是不對稱的。

⑤ 投資者在T=2期的提款流 21、 22為隨機變量，與T=2期銀行的實際收益有關。另外，規定投資者以某種貨幣存入銀行，則在提款時也是提取該種貨幣。

⑥ 為了使模型中公式的表達形式一致，以下對于凈外幣負債形式的貨幣錯配情況，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以美元作為合同計值貨幣；而對于凈外幣資產形式的貨幣錯配情況，匯率采用間接標價法，以本幣作為合同計值貨幣。

⑦ 在新興市場中，對于凈外幣負債形式的貨幣錯配，其貨幣面臨著貶值預期；相反，對于凈外幣資產形式的貨幣錯配，其貨幣則面臨著升值預期。因此，根據銀行合同計值貨幣和匯率標價的規定，對長期投資實際收益不利的匯率變化，在不同形式的貨幣錯配條件下都表現為e2>1，因而這兩種情況的表達形式相同。

⑧ 解的具體形式參見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

⑨ 由于銀行業本身的特殊性和危機的傳染性，中央銀行一般會對發生擠兌的銀行進行救助，因為這樣就可能避免一場大范圍的銀行業危機甚至是金融業危機，從而可以避免更大的損失。當然，救助是否成功取決于許多因素，如外匯儲備的規模、銀行的貨幣錯配程度、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等等。

⑩ 陳曉莉（2005）的模型中同時考慮了直接的和間接的貨幣錯配，得出結論：即使是銀行本身不存在貨幣錯配（直接的貨幣錯配），如果其客戶存在貨幣錯配（間接的貨幣錯配），那么也可能引發同樣的銀行危機發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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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一、匯率制度安排的綜述

國際學說在理論上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帶有較大程度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學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金融活動的實踐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陳岱孫，厲以寧，1991）。一般而言，一種經濟理論都是針對一定經濟狀況和經濟階段而產生的，是先有問題，后有對問題的分析判斷，再有解決問題的相應理論。匯率制度安排理論同樣如此。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開始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變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國內貨幣市場的沖動，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以蒙代爾（R.Mundell）、金德爾伯格（C.Kindleberger）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調發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另外，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最后，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 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效用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 （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 Miller，1987）在麥金農計劃的基礎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庫珀（Cooper，1984）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統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行貨幣政策。

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定與國內經濟穩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與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響發展家匯率制度選擇的五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通貨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化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農和凱南 （Kennen）等人又對最適度通貨區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組成貨幣聯盟是有必要的。

進入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些發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P.grauwe）、馬森和泰勒 （P，Masson&M.Tayor）等人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到了90年代，人們對匯率制度的安排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一方面，人們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論述，在50年代的“米德沖突”、“二元沖突”的基礎上，加入貨幣政策，使傳統的“二元沖突”演化為國際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和匯率的完全穩定三個基本目標之間的“三元沖突”（Obstfeld，1998），即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人們對如何通過匯率制度安排來防范和隔絕貨幣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早期的將匯率制度安排與貨幣危機結合起來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P.Krugman，1979）外，羅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了貨幣性沖擊、結構性沖擊對匯率安排的影響。

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的通過對沖加以規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當投機基金引發了多次地區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現，發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生。這一現象使人們提出了“匯率制度角點解假設”（Eichengreen，1994，1999； 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國發生危機后，政府可以維持的是角點匯率制度而不是中間匯率制度。直到現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

隨著產權理論的出現和發展，有些學者開始運用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匯率制度的安排和演變。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曾提到匯率制度中的尋租問題。在國內，由于產權理論的興起，不少學者試圖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匯率制度的安排與選擇，強調匯率制度安排的選擇與相應的產權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動關系（劉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師江春，袁鷹，1998）。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依據

上述各種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經濟實體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經濟結構論決定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小型開放經濟國家及出口產品結構較為單一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較好，反之則應實行較具彈性的匯率制。經濟沖擊決定論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AA—DD模型為工具，提出應根據沖擊的不同類型選擇匯率制度。如果沖擊多由國內的需求和貨幣因素造成，應采取固定匯率制；如果一國經濟不穩定多由國外產品市場變動行成的真實沖擊所導致，則浮動匯率制更能起到隔絕外部沖擊的作用。政策搭配論則以著名的“三元沖突”為依據，提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與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資本管制制度進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貨幣數量論基礎上的貨幣決定論則從國際貨幣本位制度的角度對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了論述，并提出在的國際信用本位制體系下，各國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必然的選擇。成本收益決定論則認為，一個開放經濟國家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取決于該國實行這一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與所付成本之間的比較。

以上所述關于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基本上架構了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體系，成為指導各國安排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但這一體系并非完美無缺。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在解釋各國匯率制度的實踐中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特別是對于解釋當前世界經濟中頻繁出現的貨幣危機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些理論從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確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視了匯率制度選擇中幾個關鍵的、本質的要素，因而無法從一個整體的框架中闡述匯率制度的選擇。本文試圖對這些理論加以補充和拓展，以期對匯率制度選擇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以實現內外均衡為根本目標的制度選擇

作為國際學的核心部分，匯率脫離不開國際金融的基本框架。國際金融學的產生與是以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的實現為主要線索的，因此，匯率理論以及在此之下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不可避免地要為實現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而服務。特別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浮動匯率與巨額資本流動成為開放面臨的新條件的形勢下，對內外均衡實現的已經滲透到了匯率理論中。所謂內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與價格穩定；外部均衡是指國際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則”指出，要實現幾種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相互獨立的幾種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為依據，要想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為主的支出增減政策和以匯率政策為主的支出轉換政策同時運用。由此可以看出，匯率本身帶有極強的政策取向性，匯率制度的選擇應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要求。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將匯率的穩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不僅無法利用匯率政策來實現內外均衡的調節，而且還易受到外部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在國際資本流動特別巨大的今天，固定匯率制實際上為投機者提供了一個只賺不賠的好的投機機會，因此，除非實行資本管制，否則，固定匯率制將成為一國遭受經濟沖擊的潛在誘因。相比之下，浮動匯率制似乎更有優勢。由于匯率的自由波動，一國政府不僅可以減少一個政策目標（匯率穩定），同時還增加了一個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工具），這樣，政府在實現內外均衡的經濟目標時，可以更加從容。盡管如此，由于浮動匯率制以及以浮動為特征的匯率安排有多種，包括完全浮動、有管理的浮動、爬行的帶狀匯率制以及爬行釘住制等，各種匯率安排之間不盡相同，實現內外均衡目標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樣。其中，完全浮動匯率制將匯奉作為內生的自由變量，一國金融當局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完全聽任外匯匯率隨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化而自由漲跌。這種匯率運行機制跳出了匯率穩定的目標，匯率波動以市場為基礎，自發調節來實現外部均衡。但是，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由于以下兩點原因而變得不太完美：一是現實中由預期導致的“因市定價”（pricing to market）的存在，使得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和國內價格水平的不大。克魯格曼（P.Krugman，1989）通過“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 of exchange rate）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廠商存在完全靜態預期時，每一個廠商都會有一個類似于匯率波動的“無變動范圍”（range of no change），匯率變動只要不超過這個范圍，廠商就會維持現狀而不調整產品價格；即使廠商不存在完全靜態預期，即不認為未來與現在一模一樣，廠商會根據對未來的預期匯率來制定計劃：如果廠商認為有利的匯率是暫時的，他們不會立即進入該市場；如果廠商認為目前匯率不利是暫時的，他們也不會立即退出該市場，即廠商對匯率的反應受到回歸預期的限制。除了預期的影響外，第二個原因——匯率變動的不穩定性也加劇了貿易的惰性，從而影響到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現實中，匯率的波動幅度很大，這種劇烈而頻繁的波動使廠商采取一種“觀望”態度：他們既不愿輕易進入一個市場，也不愿輕易退出一個市場。造成匯率不穩定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的超調（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調模型，認為商品市場與資產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場上價格水平短期內具有粘性的特點，使得短期內匯率的變動大于長期水平。二是預期推動。匯率決定的資產市場分析法認為，影響本幣存款預期回報率和外幣存款預期回報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價格水平、通脹率、進出口需求、貨幣供給的預期以及關稅和限額等，這些因素中任一預期發生變動都將直接影響到本外幣存款的預期回報率，從而對匯率發生影響。另外，噪聲模型在解釋匯率劇烈波動時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該模型指出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干擾了市場的穩定預期和理性行為，從根本上造成了市場的不穩定。

完全的固定匯率制與完全的浮動匯率制在解決內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間匯率制度似乎更為有效。然而，關于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卻最多，特別是近年來，由于采取中間匯率制的國家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時普遍表現不佳，更引起了人們對這一類匯率安排的懷疑。王學武（2000）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是比較危險的，因為中間匯率制度集中了固定與浮動制度兩者的缺陷。當然，中間匯率制度同時也具備了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各自優點。威廉姆森（1983）建議，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之間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主張采取“匯率目標區制度”。克魯格曼（1989）在對浮動匯率制度的運行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后，主張國際貨幣體系“最終回歸一種可以相機調整，多少比較固定的匯率體制”。易綱（2000）也認為在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的發展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現實中不少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成功避免外部沖擊的例子，也給我們提供了實證依據。而且，由于人們對中間匯率制度的仍很不足，理論上尚未證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結論，因此中間匯率制仍是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依據，關于中間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

（二）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產權因素

經濟結構決定論認為，一國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應從該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去考慮。海勒（1978）認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以下結構因素有關：國家整體規模、經濟開放程度、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貿易格局。波爾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間93個國家為樣本，提出了衡量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體系，并指出，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性、穩定性、經濟規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失業率或通脹誘因以及外幣定值債務等。史晉川和沈國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匯率制度選擇的多變量標準，并將這些標準按其與匯率制度靈活性指標的相關性進行分類，指出應以相關性為正的指標選擇匯率制度。

經濟結構決定論試圖從一國經濟的內在因素上分析問題，立論的基礎雄厚有力；從論證過程和論證上看，也做到了嚴謹、詳盡。但是，這一派學者在論述時僅僅將視角集中在一國的經濟結構因素上，而忽視了經濟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結構因素，特別是產權結構以及比產權內涵更廣的制度因素。從產權的本質來講，一項制度安排的均衡實際上就是各相關利益集團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選擇也就是具有不同產權利益的產權主體，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制度。這樣，即使有一種制度安排能降低成本，增加社會福利，但如果可能給既得利益集團造成巨大的利益損失，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來反對新制度，并將新制度的創新扼殺在搖籃里。匯率制度的選擇同樣遵守此項原則。T· W·舒爾茨（T.W.Schult2，1968）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給人的服務類型將制度分成了四類e.按照舒爾茨的分類，匯率制度應與貨幣制度、期貨市場制度一起作為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成本收益決定論，在特定制度下經濟人具有理性行為的假設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論基礎上的匯率選擇理論，則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研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一國政府作為匯率制度選擇的主體，只有當其預期收益高于強制推行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時，他才會采取行動來增加匯率制度的供給、消除制度的不均衡。盡管如此，如果新匯率制度的選擇會降低產權主體可獲得的效用或威脅到產權主體的利益，那一國可能仍然會維持某種無效率的匯率制度。維持一種無效率的匯率制度安排和國家不能采取行動來消除制度不均衡，這二者都屬于政策失敗。政策失敗的起因有以下幾種：產權主體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官僚主義傾向和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們在分析匯率制度選擇和預測匯率制度的演進方向時，必須結合基礎的產權制度變遷的軌跡來認識。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變遷的根源存在于該項制度下各行為主體的產權利益矛盾之中，制度變遷的方向取決于各行為主體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結果，那么在分析匯率制度選擇問題時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與之相關的各角色主體的目標和行為，他們相互之間的力量對比，并且還應以社會理性的眼光比較、選擇某項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第5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一、金融脆弱性的產生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深入，金融危機不斷爆發并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動蕩只發生在相對封閉的金融領域內，金融風波發生前宏觀經濟狀況良好，金融動蕩與實際經濟的聯系甚微。傳統的從外部宏觀經濟角度來解釋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越來越缺乏說服力，這迫使人們放棄傳統的思維方式，從內因的角度即從金融制度自身來解釋新形勢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應運而生，金融脆弱性一種趨于高風險的金融狀態，泛指一切融資領域中的風險積聚，包括信貸融資和金融市場融資風險。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表現為：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比例失調、巨額經常項目逆差、預算赤字大、資本流入的組成中短期資本比例過高、匯率定值過高、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通貨膨脹率持續顯著高于歷史平均水平、M2對官方儲備比率變動異常、高利率等等。

金融脆弱性累積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及時將其化解掉，最終將演變為金融危機。為了消除金融系統既有脆弱性，防止其累積到過高的水平，從而將金融脆弱性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正常狀態，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是事關一國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

二、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研究

（一）貨幣市場上的脆弱性

明斯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說”，認為由于存在經濟周期，繁榮時的利好現象使得貸款人和借款人都放松警惕，市場中高風險性貸款企業比重越來越大，繁榮之后的衰退引起違約和破產迅速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導致金融脆弱性增加并最終爆發金融危機，明斯基運用代際遺忘和競爭壓力來解釋金融危機頻繁發生的根源，這種解釋顯然很難讓人滿意。格瑞克從銀行角度提出了“安全邊際說”，提出銀行不恰當的評估方法——借款人的過去信用記錄和其他銀行的行為—來估價安全邊界，是信貸市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經濟擴張使得投資預測錯誤很難被發現，借款人和銀行家都變得很自信，安全邊界就不斷的被降低，產生了金融脆弱性。“安全邊界說”告誡銀行家不僅應該看過去，還應該慎重的考慮未來預見事情的影響，如貨幣政策的變化等；這種學說也解釋了現實生活中，出于經濟危機之中的各金融機構受災程度也不同。

（二）信息經濟角度的研究

信息經濟學認為信息不對稱成為金融脆弱性之源。盡管金融機構的產生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根源----信息不對稱，但進一步分析表明，儲戶的信心以及金融機構資產選擇過程中的內在問題也會使得金融風險不斷產生和積累，最終可能依法金融危機，而這些問題也是由信息不對稱產生從內部制度上分析，金融機構管理者在經營業績上獲得獎勵和受到處罰得不對稱性也將導致其不能有篩選客戶的原因。

（三）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

認為宏觀經濟不穩定是導致經融資產價格尤其是股市價格過度波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愈脫節的背景下，資產價格并不完全依賴實物經濟，而是由市場中的眾多因素相互決定，并這些因素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因而金融資產價格會出現過度波動性，是金融市場脆弱性的重要根源。分析金融自由化對金融脆弱性的影響金融脆弱性問題在一國由金融壓制狀態轉向金融自由狀態更加突出，可以說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

三、我國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一）金融制度的缺陷

金融脆弱性歸根結底是由金融制度自身特點和缺陷決定的，是內因和外因同綜合作用的結果。

1.金融制度主客體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所在

一方面，在金融活動中，金融活動主體的有限理論，結果是金融行為異化。突出表現在金融機構過度借貸沖動和過度競爭；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惶恐；金融監管行為的扭曲和不規范；金融當局貨幣政策得失誤和過度的貨幣供給；金融活動中大量存在的內部控制問題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滋生，從而使金融制度功能異化，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另一個方面，作為金融合約的安排形式，金融制度客體缺陷主要表現為金融合同的復雜性和不完全行。由于金融資產市場競爭程度高，參與者眾多，從而使金融交易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增加了金融風險發生和擴散的可能性，進而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2.金融制度相對穩定的特點和結構缺陷是脆弱性的根源

金融制度是由許多復雜的子系統構成的有機體。一方面，是由于各子系統發展的不平衡，往往導致系統內部失去均衡，內部調節失靈。金融機構和市場創新不斷進行，使原來的金融監管制度滯后甚至失靈，出現“管不住的無奈”，從而使用權子系統功能耦合和互相適應的穩定狀態遭到破壞，使金融機構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變化了的金融形勢，金融脆弱性相伴而生。另一方面，金融活動又是在金融結構框架中進行的，金融制度總是對一定的金融活動的控制或者管理，當新的金融活動不斷發展，原有的制度不能容納它并對之進行有效的控制的時候，盲區就出現了，盲區的不斷擴大是原來的金融制度變得越來越脆弱。因此，金融創新是滋生金融脆弱性的催化劑，舊有的制度安排不適應新的經濟金融環境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四、中國金融脆弱性的表現

（一）我國潛在貨幣危機

從我國現今的實際匯率上看，人民幣一直存在一定空間的升值壓力。而且通過與美國的對比，發現我國現今的通貨膨脹率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從經常賬戶上看，我國一直維持貿易順差，因此經常賬戶保持盈余，說明國家具有一定抵抗風險的能力。從資本和金融賬戶上看，因為從2005年開始我國放緩了對外國投資資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債資本流入中短期外債比重不斷攀升，所以應該引起對這一方面的高度重視，以防引發短期投機資金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外匯儲備上看，我國外匯儲備很充裕，是現今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這是我國一種金融保險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會爆發貨幣危機。（二）我國潛在資本市場危機

在資本市場發生危機的關鍵原因是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逐漸的規范化，上市公司的質量也得到了保證，證券市場投資環境不斷完善，投資者的信心在不斷提高。因此，我國證券市場應該在不斷上升中，向“牛市”進發。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也不會爆發資本市場危機。

（三）我國潛在債務危機

我國現在的對外債務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狀態下，連續7年我國外債負擔率、外債償債率和外債債務率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近幾年，我國對外債務的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短期外債比例從2003年開始超出25%的國際警戒線。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要，但我國現今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也很小。

五、對我國的啟示

（一）加強金融監管

從世界各國發展態勢上看，金融監管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發展，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發展。因此，我國應該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進行金融業的全面監管。我國可以考慮參照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模式，成立一個專門的領導機構——國家金融協調發展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協調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彌補現有金融監管的不足與缺陷。

（二）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

現在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銀行作為最后的貸款人來維護金融穩定，我國一般是由中央銀行通過提供再貸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救助危機銀行機構時，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貸款人職責。

（三）建立與健全投資者保護制度

第6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調控；國際經驗；教訓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金融自由化持續發展，各國金融調控在強調個性的同時，逐步呈現趨同性的特征，全球金融宏觀調控合作在不斷增強，國際金融調控新秩序逐步形成。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大國，金融發展還比較滯后，在走向國際合作的金融調控新秩序中，需要慎重總結國際經驗和教訓。本文選擇了一些典型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進行典型案例分析，并從貨幣政策框架、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及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等五個方面進行系統歸納。

一、以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優先目標

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主要工業化國家出現“滯脹”，大多數國家的貨幣當局放棄了多重目標的做法，而把控制通貨膨脹，保持物價穩定，進而創造一個平穩的宏觀經濟環境當作各國貨幣當局追求的首要目標。新西蘭、智利、加拿大、英國等國家相繼采用這種新的貨幣框架；美聯儲在90年代后也將為經濟增長提供低物價基礎的前瞻性信息作為貨幣政策目標；1999年歐元區成立后，歐洲中央銀行將政策目標定位為保持歐元區物價穩定，為歐元區提供一個能夠穩定支撐經濟長期增長的環境。韓國、泰國等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采取了反通脹的政策目標。可以說，1990年代以來，以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框架的基本特征。

在中間目標的選擇上，各國也適時做出了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貨幣創造機制受到了很大沖擊，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漸趨明顯，與產出的關系減弱，作為中間目標的基礎被嚴重削弱。在此背景下，多數發達國家又重新采納利率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分別于1982、1985、1986年宣布貨幣供應量不再作為中間目標；美聯儲1993年正式決定放棄實行了10余年的貨幣供應量中間目標制度，而以調節利率作為主要手段；歐元區也將作為操作目標的短期利率稱為隔夜借款平均利率，歐洲中央銀行通過常規性再融資操作來體現政策立場。

二、利率市場化應遵循先易后難的漸進改革次序

利率市場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配置的基本特征和規律，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利率市場化經歷了漫長的市場培育和制度創新，并為金融全球化創造了條件。以日本為例，它在二戰后實行了金融優先發展的經濟戰略，并從1970年代起分階段實行利率市場化，1994年取消除活期存款外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利率基本實現自由化。日本的利率自由化過程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條可以借鑒的道路，利率市場化遵循一個次序漸進的發展過程：先國債后其他品種；先銀行同業后銀行與客戶；先長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額交易后小額交易。

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總體趨勢下開始各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但有些國家由于急于求成，經歷了改革挫折和金融危機的困擾。韓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經歷了反復不定的局面。1988年12月，金融當局宣布了一攬子利率自由化的措施，放開除一些政策性貸款外的所有貸款利率和兩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但由于利率放開過快，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市場利率大幅上升，物價上漲過快，經濟形勢迅速惡化，利率重新被管制起來，第一次利率自由化改革失敗。類似的國家還有阿根廷等。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率市場化挫敗的教訓表明：（1）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體系比較脆弱，利率市場化改革必須保持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2）必須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和法律制度建設，否則，市場化的資金定價機制與脆弱的制度環境之間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形成巨大的金融風險，甚至產生金融危機；（3）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金融主體要適應市場競爭的要求，積極實施公司治理機制的制度創新，防范和控制內外部金融風險。

大多數轉軌經濟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也經歷了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進程，成敗摻半。比如，波蘭利率市場化相對比較成功，一個基本經驗也是分階段有次序地進行。首先緊縮財政預算支出，并減少政府債務，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使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有效地調節儲蓄和投資，促進經濟的增長。而俄羅斯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公認為不成功的。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采取了激進式的利率市場化改革。1992年，中央銀行開始采取拍賣方式分配信貸額度，通過拍賣形成一種市場基準利率，然后再通過調整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及公開市場業務間接調控利率水平，使利率水平逐漸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由于政府過早放棄對商業銀行的全部控制權，經濟轉軌過程中急劇的產權改革產生了眾多資質較差的中小銀行，社會資金和資源配置效率極其低下，導致俄羅斯90年代經濟的全面衰退。

三、匯率改革必須堅持平穩過渡

建立富有彈性的匯率形成機制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追求的目標，在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軌國家，不乏匯率改革成功的案例，比如印度和波蘭等。印度是發展中國家匯率改革比較成功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國際收支危機后，印度當局決心展開一攬子的經濟改革，而匯兌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關鍵。1992年3月，為了配合對外貿易、產業結構和外國投資領域的改革，印度開始實行雙重匯率，但很快便在1993年3月1日實現了匯率并軌，同時放棄了釘住匯率制，進入由市場供求決定盧比匯率的管理浮動匯率時代。在宣布退出釘住匯率制以后，外匯市場上的盧比匯價確實被允許浮動。央行管理匯率的目標是使盧比的對外價值反映印度的經濟基本面，即將匯率水平保持在能使經常項目赤字可持續的水平上，在這個總目標下，央行有義務遏止不穩定的市場投機因素，避免匯率過分波動。由此可見，從匯率制度的設計理念來看，印度實行的是匯率目標區制度，即央行在心目中事先設定了可持續的中心匯率水平以及許可的匯率波動區間，允許市場匯率在區間內自由波動，如遇大額的外匯供求不平衡，央行將入市干預，同時，中心匯率水平也將根據實際經濟狀況而作出調整。1990年經濟轉軌以來，波蘭匯率制度經歷了從單一盯住到盯住一籃子貨幣，再到爬行盯住、爬行區間浮動，最后到完全自由浮動的演變，歷經十年時間。期間，波蘭幾乎經歷了國際上所有的匯率制度形態，但每次制度更迭都沒有引發貨幣危機。20世紀90年代初，波蘭的高通脹問題得到一定緩解，實際匯率升值，于是，1991年5月，茲羅提從盯住美元改為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五種貨幣——美元、德國馬克、英鎊、法國法郎和瑞士法郎。為刺激出口復蘇，1991年10月，波蘭從盯住一籃子貨幣轉而實行爬行盯住的匯率安排，對茲羅提實施分步貶值。1995年3月，波蘭中央銀行擴大央行買入匯率和賣出匯率的區間，5月，以爬行區間盯住代替爬行盯住，區間為中心匯率的上下7%.1990年代后期，波蘭中央銀行確立了盯住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2000年4月起，茲羅提正式自由浮動。此后，茲羅提匯率波動有所加劇，但總體呈現溫和升值的態勢。整個20世紀90年代，波蘭經濟增長保持了持續的快速增長，一度成為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被稱為“展翅翱翔的中歐之鷹”。

相比較，墨西哥和巴西的匯率改革顯得失敗。墨西哥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遏制通貨膨脹，實行了穩定的匯率政策，但墨西哥本幣長期高估，削弱了企業的出口競爭力，造成經常項目的巨額逆差，在資本大量持續外流的壓力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讓新比索貶值15.3%，然而這一措施在外國投資者中引起恐慌，資本大量外流。墨西哥政府在兩天之內就失掉了40-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12月22日，外匯儲備幾近枯竭，降到了少于一個月進口額的水平，最后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被迫宣布讓新比索自由浮動，政府不再干預外匯市場，幾天之內新比索下跌了40%，終于引發墨西哥金融危機。巴西一直實行國家干預的匯率政策，匯率長期高估。在亞洲金融危機和俄羅斯金融風暴期間，巴西政府為了維護雷亞爾幣值穩定，只好選擇了以犧牲大量外匯儲備為代價來對付這場危機的沖擊。據統計，1998年為了維持本國貨幣穩定。巴西為此損失了大約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1999年1月13日，巴西政府因地方政府抗交欠中央政府的巨額債務引起外資恐慌逃走而不得不宣布將長期相對穩定的本國貨幣雷亞爾貶值8.5%，1月15日，巴西政府宣布暫時實行雷亞爾對美元的匯率自由浮動政策，當天雷亞爾貶值18.7%，1月29日，美元兌換雷亞爾的比率跌至1：20，創歷史最低紀錄，形成巴西歷史上的貨幣危機。

可見，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軌國家匯率市場化改革，必須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建立一個適應性的匯率改革機制，特別是把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如果匯率的內在壓力不能通過主動調整加以化解，勢必以危機的方式加以釋放。另外，要根據國情主動調整引資結構，避免匯率危機。特別是要有審慎的資本管理模式以及彈性的開放進程安排，采用綜合手段，政府或金融當局應有足夠的認識和防范措施，與各國中央銀行之間采取實質性的合作手段，以應付游資的沖擊，降低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以及開放后本幣崩潰的可能。

第7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從本質上說,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作為一種信用危機、道德危機,美國金融危機表現出其“傳染”的整體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處理危機的主導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一場系統性、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給各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教訓深刻,值得吸取。應充分認清此次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國內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風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續惡化。金融創新的過度、信用監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風險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不穩定性,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論回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論認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不穩定的,具有內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風險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有費雪(1933)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假說。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度負債和經濟下滑引起債務的清償。而債務的清償會導致貨幣的收縮和周轉率的下降。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價格的下降、產出的減少、市場信心的減弱、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的上升。因此,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經濟基本因素的惡化。明斯基對于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分析基于資本主義繁榮與蕭條的長波理論基礎之上。他指出,正是經濟的繁榮埋下了金融動蕩的種子。他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經濟中存在著三種籌資,即抵補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人大于償債的現金流出)、投機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和“龐齊”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小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也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這三種籌資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所占比重不同:經濟繁榮時期,后兩種籌資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風險增大。伴隨著借款需求擴大,市場利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市場情緒由樂觀向憂慮轉變并進一步向恐慌蔓延,企業倒閉,銀行借款急劇收縮,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機的爆發。因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不是由外來沖擊或是失敗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而是經濟自身發展必經之路。

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較成熟的貨幣危機理論。第一論由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羅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以及一國國內信貸的無限制擴張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第二論以茅里斯·奧波斯特菲爾得(M.Obsffeld,1994)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認為政府對于私人部門預期所做出的反應成為危機爆發的關鍵因素。第三論形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許多學者跳出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代表性人物是麥金農和克魯格曼等人。其中克魯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風險起初導致過度冒險,最后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

二、對美國金融危機演變特征與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機理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各類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也為我們認識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也使這次金融危機呈現出新的特點。

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首先由次貸危機引起。次貸危機即指由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違約增加,進而影響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導致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流動性危機。從產生根源上看,實際上它是由金融系統的內在不穩定性特別是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信用和監管缺失等所導致的一場貨幣危機、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而通過危機的擴散,目前已演變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即由于金融市場已經不能再有效發揮其功能,因而趨于瓦解并對實體經濟可能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的狀態)和全球金融危機。

(一)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

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Minsky(1982)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特征,它與這一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有關。由于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周而復始地出現。周期性出現的新的獲利機會總會導致人們的樂觀預期,并促使信貸過度擴張。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壓力,為了保住客戶和市場,銀行常常會做出不謹慎的貸款決策。Krugman(1998)認為,由于政府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以及監管不力,使得銀行和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虛擬資本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即金融系統超常發展,就是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發生的基礎和條件。上述理論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最好映照,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

從本質上看,美國次貸危機是投資者擔心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所產生出來的信用危機,它源于次貸風險,并借助金融衍生產品的渠道進行擴散。美國次貸危機正是源于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從而導致房貸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而產生。作為主要面向信用記錄欠佳、收人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客戶提供的高風險、高收益的貸款,次貸市場近年來迅速擴張,市場規模在短期內迅速膨脹。但是,隨著美聯儲不斷提高基準利率,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趨向,次級按揭貸款人心理預期與償付能力下降出現大量違約,而其違約風險通過次貸衍生產品迅速放大,動搖了市場信心,銀行紛紛收緊融資條件,借貸機構、基金公司等資金鏈開始斷裂,導致脆弱的金融市場失控,危機最終爆發。

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場完善、運作規范和信用優良而著稱的美國金融市場,恰恰在監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問題,整個住房市場和房貸市場各個環節充滿了欺詐和貪婪，銀行和金融機構喪失了基本的客觀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納，2008)。從貸款經紀商到貸款公司，從投資銀行到信用評級機構，從建筑商到房地產中介偽造簽名、隱瞞信息、操縱和修改貸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評估摻水等無序運作，亂象叢生；降低貸款審批標準、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能力和過剩的流動性，瘋狂的市場擴張，事后相互推卸責任、轉嫁風險等，這一切更加劇了金融系統內部的紊亂，從而使整個華爾街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和道德風險之中。

(二)金融危機的傳染具有快速性、整體性和全球性

關于危機中“傳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機理論關注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危機就是“傳染”引起的，沒有其他原因盡管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人們對于“傳染”在加劇危機形成中的作用卻大多沒有懷疑。綜合來看危機形成中，“傳染”主要通過以下渠道發揮其作用：貿易渠道、金融聯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應。

以金融聯系渠道為例。由于參與美國房貸市場的機構和投資者為數眾多，結構復雜，利益勾聯，相互銜接，從而形成了一條長長的住房抵押貸款“食物鏈條”和龐大的交易網。在缺乏應有的風險控制的條件下，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看到在這一危機中，高度市場化的金融系統相互銜接形成了一條特殊的風險傳導路徑：即低利率環境下的快速信貸擴張一寬松的住房貸款審批標準一房價下跌、持續加息一出現償付危機；按揭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對沖基金高比例的杠桿效應，加大了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下跌風險的傳染性與沖擊力，放大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風險。而金融市場國際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動蕩從一國向另一國傳遞的速度。這種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濫及虛假繁榮，終于導致次貸危機的爆發并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從次貸領域到優貸領域，從房貸市場到整個金融市場，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美國金融到全球金融等，無一不在經受著這次金融海嘯的洗禮與考驗。而半年來，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爾街金融巨頭們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其速度之快，損失之慘，更是令人震驚。

與傳統金融危機不同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傳染還表現出顯著的“蝴蝶效應”(即地理位置遙遠的國家皆能受到金融動蕩的影響)和“板塊聯動效應”(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問的傳遞)。除了美國、歐洲、日本等，拉美、亞洲等區域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甚至有的國家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顯著，也使這場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為一場波及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三)金融危機的處理具有政府主導性和協調一致性

此次危機中，全球范圍內各國強化金融領域的管制和干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機具有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等特點，為了維護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穩定，美國政府及世界各國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規模救助計劃和措施：接管“兩房”、向AIG提供巨額貸款、改組投行、回購證券、直接注資、政府擔保、聯合降息、甚至國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樣，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聯手，共同行動，也是史無前例。

全球金融動蕩下各國強化政府干預的情況，充分顯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機中的主導作用和協調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這些國家為降低國際金融體系不完善帶來的沖擊所做的必然選擇。

三、穩定我國金融市場體系，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無疑，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由于我國仍然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和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和世界經濟之問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不可低估，從目前情況看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正逐漸顯現。

但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金融危機并不全是壞事，它只是對行將崩潰的金融體系及其債權債務關系進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將多余的金融泡沫擠壓掉，并促使宏觀經濟與金融重新走向穩定。這意味著，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種較為激烈的調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體制均難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情況下，用近乎破壞性的方法對金融體系中不合理現象進行一定程度的糾偏，盡管這種糾偏是被動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危機，現有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還不至于這樣明顯和充分地暴露出來。

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是對發展中國家一次生動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游戲規則”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信用危機、貨幣危機。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是我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金融危機，不得不使我們對現有的金融結構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創新、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貿易戰略的調整等方面進行認真反思。

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表明，金融危機雖然直接涉及金融貨幣問題，但并不僅限于此，而是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多方位、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機需要系統化的措施和政策。這里僅就我國最重要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建設提幾點思考。

(一)加強創新與完善監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一方面是對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另一方面是風險控制的缺失。雖然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在進行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完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使創新和風險控制相匹配。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中國在推行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進程中必須對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金融機構乃至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予以高度的重視，需要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這是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能力的關鍵。

第一，政府監管部門要搞好相關政策法規的配套，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從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制度建設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加強并完善對場外交易的監控，強化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等，不斷提升監管水平。

第二，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險控制放在第一位，強化資本充足性管理和風險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機構因資本充足率過低，抗風險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響下倒閉破產，沖擊金融體系。

第三，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盡管相對于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而言，次級債規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這一風險。因此，對于金融創新，不僅應看到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應看到其潛在的風險。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產品雖然可以對沖和分散風險，但不能消除風險甚至會加大風險。

第四，建立金融危機監測和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測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外資流動、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第五，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存融危機中，股市的大幅波動甚至崩潰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是巨大的。股市風險的影響與表現力往往要比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體系性風險更為顯著，這可從本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股市的連續重挫看出一斑。我國也不例外，政府應高度重視近期我國股市的劇烈波動和持續低迷狀況，通過積極的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設以及有效的監管等措施，來重振投資者信心，以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

(二)嚴格房地產金融市場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除了貪婪逐利的美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運用不慎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透支消費文化使許多不具償還能力的人加入買房隊伍。而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上述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一，我國有高達90％的購房者是通過銀行貸款購房的，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高達2．25萬億元人民幣(蘇銳，2008)，總額接近美國，而且這些貸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同樣逐利貪婪而不惜冒風險。銀行不斷放大房貸在貸款總盤子中的比例，同時又降低放貸門檻。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將資金風險轉嫁給銀行，也將本不具備買房能力的消費者拉入買房行列，給買家和銀行都帶來風險。為避免危機的出現，必須吸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嚴防同類事件在我國發生。超級秘書網

第一，商業銀行需要改變住房按揭貸款是低風險優質資產的觀念，加強按揭貸款的審批管理和風險控制。由于我國沒有對抵押貸款進行次優分級，所以房貸的風險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銀行要嚴格房貸審查程序，特別注意那些有超出實際購買能力、有不良信用記錄的貸款人，應該更加嚴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狀況、資信狀況，盡量減少風險累積。

第8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關鍵詞】 地方高校 國際金融 教學改革

一、地方高校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1、地方高校的特性和人才培養目標要求教學改革

與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比較，地方高校具有其獨特性，并由此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目標的不同。隨著高校的擴招，大學生不斷增加，大學教育由以前的“精英教育”轉變為“大眾教育”。我們培養的人才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都是研究型的，更多應該是應用型人才。從生源的質量上來說，地方高校總體上次于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特點，決定了地方高校更多要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地方企業服務。由此，地方高校一般定位為服務于地方經濟，為地方經濟發展培養應用型人才。隨著地方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產業轉型，地方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高，這一重擔需要地方高校承擔。目前很多地方高校在為地方企業培養應用型人才方面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人才培養模式落后，培養的人才與地方經濟發展戰略及地方產業結構脫節，不能滿足企業的需求。這對地方高校、企業和學生三方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高校培養的學生“無銷路”，影響下一屆的招生；企業招不到急需的應用型人才，影響生產；學生得不到就業，影響生存，從而造成一些列社會問題。因此，轉變人才培養方式、大力推行教學改革、培養應用型人才關系到地方高校的生存與發展，關系到地方經濟的轉型和協調發展，關系到人民的安居樂業和社會的穩定。

2、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要求教學改革

國際金融作為研究國際支付、國際匯兌、國際融資等國際金融活動和國際金融業務的學科，其應用性很強。尤其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國際金融走進了每一個人的生產與生活中。近年來，美國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對國際金融改革影響深遠，與此相應的國際金融領域各種理論迅速發展，并日益與實踐結合，這就需要我們利用國際金融知識分析解決此類問題。國際金融知識涉及經常項目赤字和可持續性、資本賬戶自由化、資本管制、債務危機、貨幣危機及其傳染性、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外匯市場的微觀結構、匯率模型、匯率制度選擇等。國際金融課程必須及時總結現實情況，在剖析國內外金融現狀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國際金融課程的應用型特點決定在其教學中，要求利用相關理論，緊跟時事，培養學生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運用能力。

3、社會的需求要求教學改革

筆者在對畢業生調研時發現，畢業生實踐能力、動手能力太差，很多學生就是一個文弱的書生，他們只會說，不能做。學生與用人單位對學校都感到不滿。學生反映雖然主修了某些課程，老師進行了認真的講解，也記住了一些原理，但幾乎不能運用，還得重新學習。用人單位抱怨學校培養的學生的動手能力差，不能適應工作，一個本科生還不如一個中等職業學生好用。這對教學中應注重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國際金融作為應用型很強的學科，需要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改進考核方式，真正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

二、地方高校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

地方高校作為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大學，其直接目標是為地方企業輸送人才；國際金融作為一門應用型學科，要能讓學生學到的知識與企業的需求相匹配。因此，在國際金融教學中應該運用多種教學方式和手段，使學生掌握基本理論知識的同時，提高其實踐應用能力。

1、運用案例教學法

縱觀世界經濟，其實質是一個逐漸被虛擬化的一體化經濟，資金流動頻繁，與實體經濟相關的資金流動日趨減少，與實體經濟無關的資金流動不斷增加。國際金融業務雖日顯重要，但問題也層出不窮，如世界性的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由此可見，國際金融課程案例非常多，且日新月異。而我們學習國際金融的目的是為了運用相關知識分析、解決問題。因此，在國際金融課程教學中，諸多的實例為我們進行案例教學提供了方便。案例教學法應該貫穿始終，從上課開始就導入案例，讓學生帶著案例進行學習，有利于啟發學生思維、促進學生思考、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有利于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也可以增強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教學中，應根據教學的目標與重點，選擇適當的案例進行分析討論，這是案例教學成功實施的必要條件。具體而言，我們應選擇緊貼時事、關系最密切的案例進行分析，合適的案例是案例教學的前提條件。案例設計應針對某項具體業務中容易出現問題的環節進行，突出外匯、股票等知識的綜合運用，規范操作、規避風險，使學生更加熟悉國際金融業務的實際要求，能在實際業務中熟練的進行操作，讓培養的人才能派上用場，滿足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

2、運用情景教學法

根據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內容，在課堂上和課外活動中創設生動有趣的情景，讓學生在情景中受到感染，從而激發他們的求知欲望，使他們思維活躍，積極思考和理解書本中的知識。我們可以采取很多具體的措施來實施情景教學：利用網絡，采用多媒體播放紐約、倫敦、香港等外匯交易場景；有條件的地方高校，可以帶領學生到外匯交易所進行實地考察等等。通過情景教學法，能提高學生的感性認識，對提升學生應用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3、運用項目教學法

項目教學法是以實踐為導向、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從職業的實際需要出發，選擇具有典型性的項目為教學內容，通過師生共同實施某一完整項目而進行的教學活動。國際金融課程的操作性和實踐性很強，采用項目教學法對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學生具備外匯、外匯交易、匯率、國際資金流動等基本知識的基礎上，教師與學生可共同確定具體的項目及項目方案，學生根據擬定的項目方案，分組集體完成國際金融項目，教師根據學生的表現，對學生的項目進行評價，并給予一定的成績。通過“一條龍”的訓練，學生可對外匯或其他國際金融圈有所了解或掌握。

4、運用實訓教學法

實訓教學法是指學生將所掌握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結合，分析、解決問題，以培養他們的創造能力、開發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的一種方法，并由此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通過實訓，學生可以受到良好的技能訓練，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地方高校培養的目標是應用型和操作型的腦力勞動者，是為地方企業服務的應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和學術型的人才，它偏重于應用性、技術性、職業性，而非學術性和研究性。由此可以看出，實訓教學非常重要。可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實訓教學的效果：首先，思想上要重視實訓教學，不能將其視為走過場，應將其落到實處；其次，搞好硬件和軟件建設，具備實訓的基本條件，如建好國際金融機房、購入操作軟件或者建立校外實訓基地；再次，應不斷增加實訓教學的學時，可以把國際金融的實訓課時提高到占總課時的40%以上；最后，采取多元化的實踐方法，如運用國際金融模擬軟件進行外匯交易模擬、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模擬操作，或者通過校外實訓基地進行一段時間的實習。

三、地方高校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內容選擇與考試方式的改進

1、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內容選擇

綜上所述，地方高校無論是在生源質量，還是在教學條件方面都不如綜合性的高校，其培養學生的目的也很明確，即培養為地方經濟服務、能在地方企業就業的應用型人才。所以，理論知識不需要掌握太深、太多，以夠用即可，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培養學生實踐能力上。具體來說，需對教學內容進行篩選，選擇能培養學生能力的內容進行重點講授，同時應選擇實用的教材。就國際金融課程而言，應選擇外匯及其外匯市場交易、匯率及其匯率政策、國際收支賬戶及其記賬方法、跨國公司財務管理、國際貨幣體系及其國際金融組織等作為重點內容進行講授，而對匯率決定理論這部分只須講授比較簡單的章節（如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并選擇與此內容相匹配的教材，以達到讓學生能動手、懂政策、會操作的目的。

2、國際金融課程考核方式的改進

考核方式是一種導向，決定著學生學習的內容與方式。我國長期以來以一張試卷決定勝負，學生為了得到較高的成績不惜代價背課本，更有甚者，為了順利畢業，不惜鋌而走險，進行抄襲作弊。這達不到培養學生就業能力的目的。為此，我們應該進行考核方式的改革，這對國際金融這一應用型課程尤其重要。我們應該改變目前主要以期末考試決定成績高低、獲得優秀或評選獎學金的途徑，增加平時的考核，平時考核至少應占到總成績的50%以上。平時考核方式較多，如組織案例分析、共同完成某一國際金融項目、上機進行模擬操作、撰寫小論文等等。期末的卷面考試應該減少記憶性的內容，增加判斷題、案例分析題和論述題等測試學生能力的試題。通過這些改革方式，可促使學生思考，迫使學生動手，從而達到培養學生能力的目的。

（注：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教改課題和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教改課題“獨立學院程序性知識教學改革研究――以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為例”的部分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李敏：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實踐教學探索[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2）.

[2] 趙璋、李江、魏偉：國際結算課程的教學模式探索與研究[J].改革與開放，2009（11）.

第9篇：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在確定這個消息屬實后，克魯格曼不得不從會議中退場。他匆忙搭乘最早一班火車趕回普林斯頓，“一個諾貝爾獎簡直要把你一天的安排都搞得亂七八糟。”得獎后，思維縝密的經濟學家發出這樣的感慨。

少年成名

1953年，克魯格曼出生于紐約長島的猶太人家庭。他在紐約的郊區長大，從約翰?F?肯尼迪高中畢業后，他來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博士畢業后赴耶魯大學任教。1982年，赴華盛頓擔任經濟顧問團國際經濟學首席經濟學家。

克魯格曼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他的理論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然后建立起令人贊嘆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來者的進一步研究。他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更使他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高中畢業后，克魯格曼來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經濟學的專業課修得不多，倒是天天去上歷史課。1978年克魯格曼把論文《規模經濟、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提交到國民經濟研究局的暑期研討會上，參加這個會議的都是當時國際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當他開始宣讀論文時，人們并沒有注意，而是在相互交談。漸漸地，人們安靜下來，專心傾聽克魯格曼的演講。克魯格曼回憶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鐘。”

接下來的日子里，榮譽和金錢接踵而來，克魯格曼開始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發表演說，參加研討會，會見各式各樣的人。但是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忙碌的應酬之余，仍然潛心于學術研究。此后他又發表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貿易模式》(1980)、《產業內分工及貿易所得》(1981)等文章，對新貿易理論的創立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1987年他寫出第三世界債務減免、歐洲貨幣體系的作用、貿易集團化等高質量的論文，開辟一個新的領域――新貿易理論。

這些成就讓克魯格曼1991年獲得素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克拉克獎”，該獎是美國經濟學會專為青年經濟學家設立的一個獎項，旨在獎掖他們對“經濟思想和知識”作出的杰出貢獻。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中克魯格曼無疑也是年輕的。“要想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必須活得足夠老才行。”這是科斯在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感慨。因為諾獎似乎很少頒給60歲以下的經濟學家，在此之前同出麻省理工學院的斯蒂格利茨是少有的特例。

有毒舌的“經濟學超級男生”

這是一幅最為典型的克魯格曼日常生活場面寫生：他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一邊扶著頭，一邊大聲朗誦他的最愛――讀者回信：“我一看到你的文章就想扔報紙”；“你們大學應該開除你”；“你這個偽精英”。

“你知道近期我看過最精彩的形容是什么一一自大的豬!”面對媒體，他“吃吃”地笑了。

“經濟學超級男生”，鄒恒甫曾這樣形容克魯格曼在美國的聲望，“他在美國人心中就如同‘易中天’在中國人心中那樣。”成名后的克魯格曼是美國商界最有知名度的經濟學家之一，他頻頻受邀參加各種研討會，擔任各大企業顧問。而在最為忙碌的時期，他曾專門雇用一名經紀人打理“外交事務”。有時候，他還不得不要求經紀人提高出席各種活動的價碼，以此拒絕一些活動邀請。

此外，他也成為美國政府積極招攬的精英人才。早在1982年，29歲的克魯格曼就被邀請去華盛頓擔任經濟顧問團國際經濟學首席經濟學家；198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就是由克魯格曼主筆的。不過這段經歷并不愉快。

在美國，與克魯格曼卓越的經濟才華齊名的還有他的“毒舌”，他擅長一針見血卻又不無尖酸地對時局進行評論。克魯德曼的性格在大學時代就已經初露端倪，他甚至還為此丟了獎學金。成名以后，他總不放過抨擊時局的機會。他曾在自己的書里提到這是一個“狗吃狗的時代”，“美國人總認為，唯有不擇手段打壓對手才能獲得工作和生存的機會。”

1992年，他又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競選顧問，他的經濟演說曾給予競選期間的克林頓很大的幫助。但是，贏得總統大選后的克林頓，并未如人們預期的那樣，選擇克魯格曼擔任首席經濟學家，而是選擇了伯克利大學的女經濟學家泰森，原因就在于克魯格曼的性格過于剛直。克魯格曼自己也說：“從性格上來說，我不適合那種職位。你得會和人打交道，在人們說傻話時打哈哈。”

布什上臺后不久，出于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和良知，他就拿起了自己的筆在《紐約時報》專欄中以他一貫犀利的文筆和縝密的思維，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政策。從加州能源危機、安然公司事件到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以及倒薩戰爭，克魯格曼經常在媒體人云亦云的時候一針見血地戳穿布什政策背后各種騙人的小把戲。

《新聞周刊》的記者當時評論說，主要原因在于克魯格曼得罪了太多的人，而他過于強勢的個性并不適合在華盛頓的圈子里混。對此，克魯格曼本人并不在意，他甚至不無嘲諷地說，“在那個地方(華盛頓)，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馬屁精倒是如魚得水。”

也有人評論說，克魯格曼就像在扮演更為清高的詹姆斯?蘭迪(美國魔術師，以拆穿魔術師的各種把戲出名)，總是以拆穿華盛頓一些“政治企業家”的把戲為樂，而且他從不介意指名道姓。比如，他評論美國經濟戰略學會總裁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說他的所作所為“不比一個推銷蛇油的狡猾商人高明多少”。

就在獲獎前的10月10日，克魯格曼接受電視采訪時還直言不諱：“我們的金融系統處于失控的狀態，人們現在能做的就是購買國債和飲用水。”克魯格曼認為政府的錯誤政策導致美國出現危機；他說，當前的金融危機與上世紀經濟大蕭條時期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對話克魯格曼：“我本應識別出更多的警報信號”

Q：你不僅是一名經濟學家，還是一名廣受追捧的專欄作家。當初，你為什么會決定寫專欄?

A：我當初選擇寫專欄就是為了要盡可能多地接觸廣大的讀者，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觀點。在我看來，一些明顯正確的事情，在現實社會中總是被扭曲。比如當大眾談論起國際貿易時，總會在第一時間想到，“這是一場戰爭，不是贏就是輸。”這太可笑了。

Q：如果由你來領導國家，情況會是怎樣的?

A：我首先引用今天(10月13日)早些時候英國政府收購兩家最大的銀行，以換取640億美元的資本注入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采取大膽措施應對的必要性。我優先考慮的將是把資本注入金融體系，臨時保障財政機構獲得貸款的危機控制；此后跟進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用于協助州和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開支，這樣我們才能擺脫這種經濟衰退。在這一切之后，還要普及衛生保健。

Q：是否應對違規行為或某個體追究法律責任?

A：當然。事實就是事實，當系統超越了舊的法規，法規就無法顧及到這個系統。這次危機中含有許多貪婪的成分，但貪婪并不等于違法。正因為如此，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法規能起到很好的制約作用。將來，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懶漢蹲在監獄里，但我認為這不太可能會發生。

Q：你如何評論如今已經徹底垮塌的房地產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