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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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法律論文范文

1.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法律職業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從2002年開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將法律職業道德納入考試范圍，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終徘徊在5分左右，與其他的內容動輒幾十分相比較很難引起人們的重視。目前，很多高校在確定本校的法學專業教學計劃時主動向司法考試中考核內容較多的科目傾斜。暫且不論這種做法的對錯，但在實踐中卻直接導致了法律職業道德課程的虛設，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設這門課程。有關法律職業道德的內容，卻在法理學、訴訟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論等課程中講解。這一點也顯示了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在高校法學專業課程設置中地位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學本科專業教學計劃中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課程，作為必修課，但沒有專門設置系統學習法律職業道德的課程。思想道德修養課程主要是講解公共道德的課程。法律職業道德雖然屬于道德的范疇，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職業道德具有主體的特殊性、規范的明確性和具有較強的約束力的特征。法律職業道德適用的主體主要是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法律職業人員，對于非法律職業人員沒有約束力。法律職業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準則層面，必須形成具有明確權利義務內容的、具體的標準和可操作的行為規范。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約束法官行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約束檢察官行為的《檢察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試行）和中華律師協會通過的約束律師行為的《律師執業行為規范》（試行），這些基本規則都對相關法律職業的道德作出了特別的要求。而且，這些規范均具有實質性的約束力。如果違反了職業道德規范，均要求追究相應的紀律責任，甚至是法律責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課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養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滿足法學專業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職業道德領域的專業研究人員較少，師資缺乏

目前在法律職業道德領域內進行專業研究的人員較少，各高校中從事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師資嚴重缺乏。這也直接導致法律職業道德課程開設的困難。部分高校在法學教學計劃中將法律倫理學作為法學選修課程。但是因為缺乏專業的師資，該課程一直沒有真正開設。有些高校雖然開設了該課程，但是多由法理學或訴訟法學方面的教師擔任主要教學工作。這些人員沒有真正研究過法律職業道德，因此，該課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對有關職業倫理規范的講解。另外，法律職業道德課程方面的教材和資料也相對較少，對于該課程的開設也有較大的影響，直接制約了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發展。

二、完善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確法律職業道德在法學本科階段的目標和定位

我國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審判分離”，對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經驗、深厚的法學知識背景和一定的修養，還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職業道德。法律職業道德是法律職業者必備的素養之一，因此，法學教育必須重視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我們應該改變目前對法律職業道德的忽視態度，在設立法學本科階段的培養目標時，明確法律職業道德的內容。在確定法學本科專業核心課程時，法律職業道德應該成為核心課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職業道德在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的考核比重

設置法律職業道德門檻法律職業道德一直是各國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對法律職業群體具有重要的意義。英國大學的法學院除了比較重視對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的培訓外，還有重點地安排教學計劃來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如道德、法律倫理、職業素質、律己意識等。美國大部分州要求學生在獲得律師職業資格之前必須通過律師職業道德考試。在通過律師職業道德考試和律師資格考試后，美國法科畢業生仍須通過由各州律師公會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試才能宣誓成為正式律師。與英美等國家對法律職業道德的要求相比較，我國對法律職業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較低的。就律師職業來說，只要品行良好，沒有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和被開除公職、吊銷律師執業資格，就可以取得律師執業資格。沒有對法律職業道德做特別的要求。這也直接導致了法律職業道德課程在實踐中得不到重視。因此，筆者建議應加大法律職業道德在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應的分值，改變目前各高校中不設或者虛設法律職業道德課程的現狀。另外，在取得有關職業資格和執業資格時，提出高于普通大眾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種形式的教學方法，提高法律職業道德課程的教學效果

法律職業道德的教學必須使法律職業道德要求內化成法律職業人人格的一部分。雖然不同的法律職業，具體的職業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職業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職守，廉潔公正以及行為端正自重等，這是法律職業共同體共同遵守的職業倫理。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內容決定了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單純地對學生進行倫理道德說教，而是應該通過收集大量的法律實踐資料，創設生動的法律職業場景，通過多種教學方法進行教學。大學本科階段是法律職業道德培養和教育的關鍵時期，是法律職業人形成法律職業道德的重要階段。在教學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模擬法庭和法律診所等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道德情感體驗的環境，使法律職業道德真正內化成他們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請具有較高的法律威望的專業人士為學生做法律職業道德方面的專題講座，提高學生的道德認同。

4.培養法律職業信仰法律職業

第2篇：道德法律論文范文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市場經濟從根本上講就是一種法治經濟，市場主體具備較高的法律素質，是保障市場經濟健康和平穩運行的必要保障。縱觀我國的傳統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經很難適應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人們也越來越對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傾注了非常大的關注度。我國高校法律教育的特點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離從屬性上來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會規范中調整、約束人們行為以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從善與惡、好與壞的角度，通過人們內心的價值判斷標準、傳統習慣以及社會輿論來約束和調整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法律則是利用強制性來規范、確保人們行為的合規合法，保障社會的有序發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補充、相輔相成，不可偏頗。道德強調的是自律，將被動的遵守變成主動約束。法律強調的是他律，其通過強制性和威懾性約束人們的行為符合法律規范。道德和法律運用不同的約束形式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標，從本質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國傳統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開來，往往偏重于道德修養教育，因此很難使學生持續性地形成穩定的法律信仰，而這又會反過來對道德認識產生負面的作用，最終影響個人素質的全面發展。

（二）法律學科課程和法律活動課程相分離中國傳統的學校教育，特別看重學科課程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視活動課程的作用，認為活動課程會擾亂在正常的教學秩序，而且還與應試教育的教學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國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學科課程的比重大大超過了活動課程，有些甚至都沒有開設相應的活動課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師，往往只重視對法律理論知識的講解和傳授，而忽略對學生法律素質以及相關能力的有效培養。在法律教學過程中只注重學生對法律知識認知，學生往往都是被動接受和死記硬背法律知識的，對相關法律問題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過少，師生間缺乏互動。但是歸根結底，法律都是要解決現實問題的，教師只闡述某一具體規定，而未能讓學生掌握和領會該法律法規的精神實質的話，一旦學生遇到真實情況的發生，如果缺乏具體的明文規定，往往會束手無策、無法靈活應用，甚至造成學生自身的違法犯罪情況的發生。

（三）法律教學避重就輕，對法律運用能力的培養力度不足長久以來，因為我國古代法制的特點，程序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往往只知道實體而不知道程序，將程序法視作實體法的附屬品，可有可無。受此影響，在我國高校法律教學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學實踐中，教師為了迎合學生的興趣和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往往會有意識地增加更多的實體法的內容以及相關案例，占用了本該是學習程序法的時間，另外因為學生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也未曾經歷過相應的法律執行程序，因此學生對程序法的感知會更加的模糊。這就導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響，使得學生難以形成系統性的法律基礎知識，進而影響了學生對法律實際運用的能力的有效培養。

（四）法律教學偏向義務本位，權利意識的培養力度不夠從我國法治觀的發展演化歷程來看，我國的法治觀還是側重于“義務”的規定，強調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社會控制。在我國傳統的高校法律教育實踐中，仍然還殘存著義務本位思想的影子，具體表現在法律教育內容編排上，往往強調學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視對學生用法能力、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的培養。在以義務本位思想為指導的高校法律教育過程中，教學主體即老師是以預先設定學生是“惡”的前提下開展相關教學活動的，其教學的目的就在于通過課堂的法律教育活動，使學生知道不應該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這種教學活動幾乎完全抹殺了學生在法律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忽視了學生對于相關法律知識的深入理解和應用，對增強學生的法律素質產生加大的負面作用，甚至會造成學生對法律的片面理解從而產生不良的情緒。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質教育發展新取向

現代化已經成為我國乃至全世界的時展節奏，經濟建設要有現代化的思想，相應地教育也應當有現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們思想觀念向現代化不斷轉變的同時，社會的法治建設也要走向現代化。現階段我國高校法律教育已經出現了在要求學生掌握法律知識和規范的同時，注重對學生情感價值觀目標培養，通過引導和鼓勵學生開展法律實踐體驗，使學生在遵守法律、守護法律、運用法律的前提下，對法律內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促進更多的人參與到立法過程中去的以素質教育為導向的發展新趨勢。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發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逐漸致力于學生法律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法律素質的全面培養法律意識指的是人們對于法律現象的想法、觀點、心理反應等的總稱。作為將來市場經濟的主體，具備較高的法律意識是當代大學生未來立足社會的必要條件。據有關調查顯示，現階段已經有相當部分的大學生在出現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后能夠擁有較強的法律意識，能夠訴諸法律。學生已逐漸將法律知識、思維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體范圍之內，將被動轉化為主動，進而養成良好的法律運用能力和法律信仰，從而使得學生法律素質的全面發展。

（二）逐漸致力于對法律剛性特征與現實社會紛繁復雜性之間的調和眾所周知，法律是具備強制性的國家意志的體現，就像俗語講的“法律是完全沒有感情的”，但是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卻與法律的剛性之間往往會出現差異和不適用的地方。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法律的制定、執行、監督等提出了與之相適應的更高的要求。這同時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過程中，要致力于向學生講解法律的剛性和實際社會情況的多變性之間的協調，注重培養學生對法律運用的靈活處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論教育和學生實踐的有效結合單純的法律理論知識的灌輸對學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質的養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對學生正確運用法律能力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現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師重視學生對法律理論知識的實踐運用，在實踐運用的過程中對法律理論知識加深體會和掌握，進而有效地提高學生對法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思維的活躍度，對高校法律教學課堂學習進行鞏固和補充，進而達到全面提高學生的法律素質的目標。

三、高校法律素質教育的具體實施策略

法律素質教育導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終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質教育的具體方法和策略得以實現，要以科學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進學生法律意識的形成和增強，形成正確的法律體會、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進而提升學生的法律運用能力，從而達到高效法律素質教育的最終育人的目標。

（一）將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法律情感是指人們對法律現象、法律法規所持有的情緒反饋以及形成的有關體驗。大學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過特定的法律知識的學習、逐漸的內化，才能真正培養起來。一個學生是否具有正確、堅定的法律信仰，能夠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識的額基礎上信任法律，進而在主體性作用下對法律加以靈活運用，是衡量一個學生具備法律素質與否的重要標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學的具體過程中，明確法律情感教育的培養思路，盡量將法律情感教育有機地融入到整個法律教學過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質教育的實效性，才能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引導的科學、健康的發展模式。

（二）將個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礎法律教育中高校素質教育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綜合素質全面協調發展的人，綜合素質全面協調發展，離不開對學生個性的培養和個人潛能的挖掘。個性發展和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是內在統一的，個性發展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強調對學生個性以及潛能的挖掘、發展，摒棄了傳統教育中的平均主義，根除了教學內容單一、教學形式固定、教學方法老舊等弊病。素質教育理念引導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視個性教育的思維的融入，根據學生具體的情況，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學生對法律學習過程中的不同興趣和特長，從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學生整體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學生養成較高的法律素質和能力。

第3篇：道德法律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人權”在其靜態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隨著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于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兩者在界限上應當保持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協調，以實現良性互動。

權利不僅是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一個因子，而且成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一個紐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權利充斥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希望享有窮盡所有的權利，理論界亦熱衷于從法律規范中尋找權利推演的可能性，繼而凝煉出某種權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將一些道德權利甚至難稱之為權利的“權利”制度化。這種權利“泛道德化”傾向最終會走向了問題的反面——權利庸俗化，是導致“人權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時，權利的實現又離不開理性制度的支持。鑒于此，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界線劃分，即，權利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一、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關系

在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前，首先需要對相關的概念作一下解釋和澄清。第一，所謂“權利的制度化”，是指將權利觀念客觀化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準則，通過建立和完善權利制度，確認已經存在的某些習慣權利或道德權利具有規范約束力，以使這些“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的過程。我們將這些經過制度化的權利稱為“制度性權利”。“制度性權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在狹義上指的就是法定權利或法律權利；在廣義上除了法定權利外，還包括村規民約、政黨與社會團體的政策、綱領與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確認的權利。本文取其狹義：權利的制度化與立法或者說道德規范法律化密切相關。第二，所謂“制度性權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權利與道德性權利的界域，任意擴張制度性權利的外延，以致將一些條件不夠成熟的道德權利強行制度化的現象。

“人權”在其靜態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講，制度權利是道德權利客觀化的產物，是道德權利物化形態。道德權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權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護的時代，道德權利只是主體的自我主張，只能憑借主體自我力量予以維護，所以只具主觀性，這是不完善的權利。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性認識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漸確認各種主觀性的道德權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權利。法律權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屬性，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權利。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某些道德權利的確定性需要主體以外的力量來維系，社會就會產生保障道德權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說，法律權利的產生是道德權利保障需要的產物，它使主觀的、不完善的、確定性差的權利變為客觀的、完善的、確定性程度較高的權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權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從哲學意義講，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和界限，反映了質與量的統一。制度的作用與功能就在于對個人、社會的活動和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以協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發展。制度對于人權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它給與道德權利以較為穩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權離不開制度，它并最終要以制度的形式來保證其實現。

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是按照權利的保障依據所作的一種分類。道德權利是先于或獨立于任何法規或規章而存在的權利，它“訴諸于某種道德直覺或道德理想，諸如基于對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對人之為人的道德條件的判斷，基于某種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義要求等等”。［1］雖然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在權利內容、形成條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兩者完全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同存共生，道德權利以人們期望用法律權利形式得到認可而事實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現，對它的尊重由人們的內心自律力來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權利帶來的僅僅是“無法與其他人進行正常交往的恐懼”。然而，隨著人們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于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體的權利要求為根據，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由法律制度來體現道德權利的內在規律，由法律來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這便是權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將這個問題作極端化處理而任意擴大制度的統攝范圍。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受到沖擊，同時又會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權利類型。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要動態地與同時代普遍的道德觀念相容，雖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發展變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超越現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發生。但是，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在價值目標上應當相容，并且這種道德規范在大多數人身上能夠得到實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嚴重滯后于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現行法律的制定極度超越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那么，這些制度性權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當中，權利在總量上也應當保持相對穩定平衡，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在數量上也是此消彼長的。兩者在界限上應當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適度的協調，以實現二者間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如果道德權利所占的比例過大，就會將人權與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權利不會導致法律后果，制度的價值難以體現，被侵害的權利難于得到矯正；反之，如果將過多的道德權利制度化，法定權利所占的比例過大，就會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禮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執行這種“法律”必然以德治為之,這對于現代的社會則是絕對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就會發生兩者之間相互侵犯而兩敗俱傷的情形：要么法定權利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不了；要么道德權利難以得到實際保障。二、道德權利的存在形態

“無道德便無社會生活”，道德權利軟化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然而，一個國家的道德權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決于立法者的主觀意圖與愿望，它受到該國客觀存在的法律體系、道德倫理、國民素質、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是復雜和多種多樣的，而法律所關注和調節的只是某些通過立法選擇而確立的比較重大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利益關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當一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權利主體如果不享有就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護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緊張以及社會秩序的紊亂，同時，當權利主體享有此項法律權利的時候又不會造成不同法律權利間關系沖突，整個法律權利體系混亂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種道德權利制度化為法律權利了。否則，法律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反之，如果這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還遠未發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將其制度化，就會打破當前的平衡狀態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確認為法律權利而由法律加以保護，法律規范不可能也無必要窮盡一切權利規定。根據康德的觀點，一項行為準則只有當每個人永遠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和每個人總是不服從它是不可能的時候，才可以被接受為普遍法則，如果某種行為歸屬于一項可加以普遍化的行為準則，那么就有義務去從事它；如果它歸屬于一項無法加以普遍化的行為準則，那么就有義務不去服從它。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道德規范：第一類道德規范是保障社會有序化運行所必要的，它們對于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應付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殺人和傷害就屬于這類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愛和大公無私等就屬于這一類道德規范。［2］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規范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強制實現的性質。這些道德權利的約束力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而實現的，曾經作為道德權利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等被制度化為法律權利。而對第二類的道德規范所確立的“請求無私捐助權”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勵性規定甚至不作明確的規定，以激勵的方式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揚善抑惡，而不能將其提升到法律權利來強制保障，因為它們對于維護社會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們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甚至否定了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和財產自，如果將這些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以外在強制的手段迫使人們行善，結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征，在橫向上包括社會共同體成員遵循的共同道德、個別共同體成員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縱向上又有層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旨在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這種道德規范，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這些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又被稱作為“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它構成道德權利制度化的邏輯起點，法律權利只能與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所保障的道德權利相鄰接并處于其下。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家內部，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只能從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做起。因為只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才能夠作為一種受到廣泛認同的標準，從而具有普適性。所以說，人權的制度化是一個從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做起，標準又逐步提高的過程。三、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必然要追問：中國當下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從何做起？考慮到法律體系、道德倫理、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等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權利如何在現實中得以更好的實現。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應該確定為“不損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損害環境”，這三種基本的道德規范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準則，以為它們對于維護社會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這三種道德規范分別從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維系著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如果這一層次的道德淪喪，不但要引起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崩潰，而且會導致普遍的社會混亂。因此，這一層次的道德規范應該成為我國目前權利制度化的依據和邏輯起點。在當前的此種情況下，將“舍己救人”、“大公無私”或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英雄主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法律化的條件尚不成熟。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的社會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這些道德權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不排除將來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弱勢群體問題的日漸成為關系到社會能否穩定、發展能否持續的重大問題，將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從一般民政救助提升為人權層面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性命題，［3］隨著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現在的強勢群體將來淪為弱勢群體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想要持續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所以，“弱勢群體福利權”當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權利領域轉入到強制性法律權利的范圍。

參考文獻：

［1］余涌.道德權利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24.

第4篇：道德法律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景觀；古城；旅游開發

中圖分類號:f5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7-0114-03

一、 文化景觀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文化景觀所涉及的“整體環境”，不僅僅是指實體的環境，更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等非物質的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一個更為廣大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下研究問題。第二，世界遺產文化景觀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其強調的價值在于文化和自然之間、在于人和環境之間深刻的長期的相互作用。在文化景觀的視野下，人們創造場所的意識形態、日常的生活方式、傳統，以及豐富的生活文化場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世界遺產文化景觀的第二個子類——有機進化的景觀，表明文化景觀是動態的、演變的、有文脈地脈的；第三個子類——關聯性文化景觀，則重點關注非物質性的，與自然因素相關，具有強烈的宗教、文化或藝術性質的價值。動態的、持續演進的概念為遺產地的保護與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優秀的歷史遺產不應凝固，而應在發展中成為一部持續的活的生活史。非物質性價值的引入，則要求我們不能忽視人和自然之間獨特的精神聯系。

概括而言，文化景觀方法論包括整體觀、動態觀、強調獨特的人地關系等內容。在中國如火如荼的古城旅游開發中，文化景觀方法論有著顯著的啟示意義。

二、 文化景觀視野下我國古城旅游開發的再審視

(一)文化景觀方法論于古城旅游開發

在性質上，古城與文化景觀兩者之間存在顯然的可比性，古城是一種文化遺產，從某種意義上講，更是一種文化景觀，因為它正是受制于自然環境的物質性，由人類在持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條件下創造而成的，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在內容上，文化景觀所關注的要素與古城旅游開發所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都涉及街市的肌理、建筑的形制、植栽的樹種與方法、水系的形態與功能、生活方式、傳統作業、活動的場景和意義等方面。可以說，在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領域中，文化景觀的所有方法論要點在古城旅游的開發上都是適用的。

(二) 我國古城旅游開發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整體觀的失控——對古城價值的認識存在偏差

對于古城價值認識上的偏差是我國古城旅游開發存在的首要問題，對于實物遺存的片面關注導致了古城旅游開發在整體觀上的失控。我國古城旅游開發實踐中的“整體保護”，往往是指保持傳統格局、歷史風貌和空間尺度，不改變與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觀和環境。古城的全部價值都被放在了具體的“實物遺存”上，相應地，這樣的認知導致了在旅游開發中僅將建筑或格局一類的實體性要素作為旅游的吸引物，游客看到的古城變成了一種博物館式的景觀。文化景觀方法論強調對非物質環境的關注，對應于古城的價值，非物質環境體現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態、風俗、信仰之中。對于非物質性價值的忽視，正是我國古城旅游開發對于古城價值認知的偏差所在。

2.“特色”的誤讀——旅游開發的著力點偏離了古城文化的核心

我國古城旅游開發已經開始自覺地尋求自身的特色，而在實際操作中，“特色”往往被等同于“新鮮”。新鮮的建筑細節、新鮮的風味小吃、新鮮的“原住民”服裝，人們感受到的僅僅是沒有內容的視覺特色罷了。

文化景觀方法論強調獨特的人地關系，同樣的，不是環境，也不是人，而是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創造了古城深厚的文化價值。這種“關系”是古城文化的核心，是古城自身的特色所在。旅游開發拋開內在的文化核心而向外在的表現形式尋求“特色”，無疑是竹籃打水。

3.動態觀的缺失——忽視了古城自身演進、變化的需求

文化景觀強調遺產地的持續演進，認為古城的文化價值不應凝固不前，而應在不斷演進的人地關系中傳承下去。但在我國古城旅游開發的實踐中，古城的價值似乎停止了累積，人們看到的永遠是古城的“曾經”。這些“曾經”包含著的是古人聚落隨時間演化而形成的場景，沒有后繼生活形態的疊加，古城在后世只會以木乃伊的姿態出現，沒有靈魂和活力。古城不是化石，而是一部持續演進的生活

史，無視古城自身發展的旅游活動將成為斷送古城未來的元兇。

三、 古城旅游開發的新思路

(一) 整體觀

1.古城價值認知上的修正

在文化景觀的視野下，古城不僅僅只是一座“城池”，更是特定文化族群在具體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下所創建的生活樣式。古城的整體環境不僅僅涉及簡單的物質維度，還涉及文化和社會的維度。對于物質維度上的古城價值已無需多加強調，因為對于“實物遺存”的保護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需要修正的是對文化和社會維度上古城價值的認知，非物質性價值必須被納入到古城價值的范疇里。這些非物質性價值包括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驅動人們創造場所的意識形態以及體現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場所精神。

2.旅游開發中的整體觀

其一，在規劃的層面上應當重視原住民的話語權，讓原住民參與到規劃的決策中來。在旅游開發中，原住民的加入能使本土形態最大程度地呈現，同時也讓古城的非物質性價值更容易識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開發的完整性。其二，在旅游產品的設計上，要盡可能地挖掘與古城文化相關聯的價值，使完整的古城價值在旅游活動中被發揮或解說得更好。此外，旅游產品應當覆蓋觀光、休閑、娛樂等不同門類的活動，并貫穿于“食”、“住”、“行”、“游”、“購”、“娛”六大旅游基本環節中。

(二) 強調人地關系

強調人地關系是文化景觀方法論最為重要的主張之一，在古城旅游開發上，需要被重點關注。特定的人地關系是古城區別于其他地域的關鍵因素，亦是古城的“特色”所在，這種“特色”可以借由場所精神和地方認同感在旅游開發中凸顯出來。 神的準確展現

人地關系形成于具體文化族群與環境之間長期的相互塑造過程中，包含了許多的價值，這些價值最終凝結成了場所精神。場所精神只有被主體所感知，其意義才會被放大。在古城旅游開發中，要使游客能感知到特定的場所精神，其前提是場所精神能被準確地展現出來。一方面，場所精神的準確展現有賴于對古城價值的承載要素作出準確的判斷，明確旅游開發需要突出的價值應該放在哪些要素上。明晰相關要素的重要程度，對于我們理性地決定哪些要素需給予重點關注，哪些要素需要給予一般關注，以及哪些要素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會被犧牲掉，是關鍵的。另一方面，為了使需要展現的場所精神更能打動人心，旅游開發應突出大眾的、日常的整體關聯場景。

2.建立地方認同感

地方的認同感由物質形態、可見的活動和功能、符號和象征意義三個相關因素構成，缺一不可[注：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london: pion,1976.]。首先，物質形態方面，原真性將被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原真性應當是多維的，包括區位和環境、形式、材料和設計、使用和功能以及“無形的”或本質的特性。第二，可見的活動和功能與高品質的游憩體驗息息相關。費勒認為文化景觀必須讓人們說得出“體驗”、“回憶”和“觀點”(如“科學之集大成”，“充滿回憶”，“令人向往的目的地”等)[注：fowler p. cultural landscape: great concept, pity about the phrase［m］//the cultural landscapes: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partner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london:icomos-uk,2001.]。同樣的，沒有體驗，古城的文化意義就無法建立，游客對古城的認同感也就無從談起。“體驗”體現的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古城旅游開發應著力打造體驗性旅游產品，使游客在互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對于古城的認同感。最后，符號和象征意義則涉及到了文化層面的可讀性，即文化體驗的有效性。為了讓普通游客更直觀地感受到古城的文化，在景觀和旅游產品的設計上，一些顯性的處理是必要的。

(三) 動態觀

古城旅游開發中的動態觀，就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引導旅游活動融入古城生活形態，賦予古城以與其場所精神一脈相承的活力，實現古城的持續演進，而不是將其原封不動地存放以供展覽。

1.破除游客與原住民之間的二元對立

風景游憩地規劃與管理的lac理論（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認為只要有游憩使用，就有游憩沖擊的存在，就會產生環境的改變和社會的改變,關鍵是這種改變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lac理論的觀點于我國古城旅游開發的實踐中已經有所體現，一般認為，旅游的介入必然使古城的資源發生改變，而旅游開發要做的便是將這些

改變控制在“可以被接受”的范圍內。這種觀點有一個潛在的認定，那就是認定旅游活動與古城的“常態”之間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于是在古城旅游開發的問題上，游客和原住民被放到了對立面上。

然而以文化景觀方法論來看，“改變”是古城自身發展固有的性質，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它是在動態演進之中的，來自于歷史的和現時的具體文化族群將共同完成古城的動態演進。隨著社會的發展，古城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可能已經不再適應現代人的需求，一方面古城的原住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古城自身也需要不斷演進、變化。旅游開發和古城自身的發展之間不存在天然的排斥，游客與原住民之間也沒有天然的對立。在如今的時代背景下，游客可以成為演繹古城生活形態的主角。原住民和游客是古城演進過程中現時的具體文化族群，在特定自然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條件的制約下，二者將共同創建屬于這一時代的古城聚落生活樣式，旅游開發的職責就是引導這種生活樣式不偏離古城自身的場所精神。

2.提供富于生活性的旅游體驗

游客到古城旅游，無非是想體驗一種有別于慣常生活的生活形態，因而旅游活動的生活性是至關重要的。旅游活動生活性的發揮需要“浸入”式的深度體驗，麗江古城的旅游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麗江古城，許多游客住在民宿四合院之內，游走于各式公共空間之中；他們向原住民打探麗江的性格，與素不相識的“游友”相談甚歡；他們忘記了自己原來的生活節奏，仿佛自己就是這座古城的主人。泡吧、參加火塘音樂會、覓友結伴同游等行為并不是麗江古城固有的生活形態，但這些活動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即慢節奏、近人的尺度、生動的人際交流。這些特點與麗江的場所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傳承精神的同時，新的人地關系悄然出現，古城的文脈獲得了連續感和時間感。

在麗江的例子中，游客已經成為古城演進過程中現時的具體文化族群之一，這正是筆者所提倡的。為了使游客能夠加入到創建古城生活樣式的共同體中來，旅游開發中必須要大力發展度假體驗游，引導旅游活動從走馬觀花式的“過把癮”觀光向細水長流式的休閑度假轉變。在度假體驗游的設計上，要有意識地加重生活性旅游產品的比重，將游客的注意力吸引到情景度假上來，進而引導游客的活動融入古城的生活形態中去。鼓勵家庭旅館、私房菜餐廳的發展，增加公共交流場所的配置，培植創意民俗節慶活動等都不失為很好的舉措。

古城旅游的開發必須實現“保護”和“發展”的雙贏，并傳承古城的文脈地脈，文化景觀方法論是實現上述目的的一座燈塔。整體觀、強調獨特的人地關系、動態觀的觀念應當貫穿于古城旅游開發的各個層面之中。當然，我們借助的只是文化景觀這個概念的視野和方法，在古城旅游開發的實踐中，具體工具的使用還需要不斷地探索和推敲。

tourism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town in terms of cultural landscape methodology

zhuang lu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200092, china）

第5篇：道德法律論文范文

關鍵詞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 三觀 價值取向

文章編號 1008-5807（2011）03-149-01

一、探討的緣由

就一般而言，“價值”表達的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相關性，是客體所具有的屬性及其對主體而言的意義.教育的價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質特性基礎之上的，是教育對于主體的存在和發展而言所具有的意義。追求價值是教育教學活動重要的驅動力，而且教育教學還是一種創造價值的實踐活動，這不僅意味著教育教學的內容本身是具有價值的，還意味著我們對教育教學活動存在一種價值期待，希望能藉此實現我們在某一方面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因此，如果沒有動態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實現，沒有存在于這一過程中的價值取向，整個價值系統就會成為沒有生命的東西，課程的真正價值也就無法實現。而很多老師沒有重視這一點.

二、教學實踐中形成“基礎”價值取向的依據

思政課的根本任務是要把理論教育和人才培養結合起來，通過科學的理論武裝來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青年大學生是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的理論認識、思想觀念和行為選擇并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有著十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根源。因此，培養怎樣的人才，培養這些人才具有怎樣的素質品質，是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新課程教學中價值取向的形成必須充分體現這一基本目標，并由此出發形成一條貫穿教學過程始終的線索。新課程在展示其全新的結構體系和內容安排的同時，也對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基礎”課程教學中價值取向的基本內容

（一）政治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價值取向

教學的至高宗旨是以此為方向引領學生的思想、觀念，并進而引導其行為。這一方向既要落實在思想修養和道德修養的教學中，也要體現在法律修養的教學中，要在教學中避免具體地、逐個地講解法律條文。可以說，政治性與科學性共同構成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課程生態”，政治性是其根本方向，科學性則是其生命之源，新課程在教學中必須形成政治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價值取向。

（二）社會性與個體性相統一的價值取向

要做到社會性與個體性的統一，必須把思想、道德、法律領域社會性的要求轉化為青年學生的內在需要，事實上，在這些領域的社會性要求中包含著許多對于人的主體地位、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社會性生存等方面內容的關注。因此，我們的理論教育一定要緊扣學生的現實生活，要了解學生的需要和追求，分析學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深入學生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實際才能使學生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從而喚起并引導學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把規范領域社會性的要求放到社會實踐的情境中去體驗，才能形成學生在實踐中遵循規范的心理基礎，并成為個體行為的重要動力。

（三）思想、道德與法律教育“一體化”的價值取向

“新教材從社會秩序結構的角度，把這個法哲學、社會哲學中的問題以全新的面目展示在我們面前，把思想、道德、法律放到社會規范的層面上讓我們重新認識：思想、道德與法律都以社會為其發生的基礎，它們在內容上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在實施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撐，在功能上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共同立足于社會、歷史經驗和現實的基礎之上，共同構成影響社會秩序的要素；它們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即通過綜合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質，來形成我國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特定的社會秩序。可以說，教育“一體化”的價值取向，是取得教學實效的重要途徑。

四、以改進教學方法、增強教學實效來促進課程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取向

筆者以為，在教學實踐上嘗試以下方法，將有益于促進新課程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