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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播學基礎理論;主體哲學;主客體協調;社會學理論;文化理論
傳播理論集中體現了現代知識的綜合,這種綜合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和開放性上。傳播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既可以指狹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傳播理論自身),也可以指廣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影響到傳播理論體系的建立),由于學術界對后一個問題論述不多,本文主要論述影響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本文談到的基礎理論主要分為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文化問題等3個方面,這3個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傳播理論。理論界選擇什么樣的基礎理論,傳播理論相應地就會帶什么樣的印記。就目前有影響的傳播理論來看,主體哲學(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偏于主觀的理解)及相應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影響更大。今天,審視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繼而創新和發展傳播理論,是傳播學界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一、影響傳播理論的幾種主體哲學
在當代,哲學思想對傳播理論的影響通常是通過社會學為中介的,我們在評判一種社會理論時,總是在評判一種哲學思想。為了敘述的便利,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到社會理論的哲學思想,然后分析其相應的社會理論和文化觀。眾所周知,主體哲學在西方哲學中更為典型和明確,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自文藝復興以后,絕大多數哲學流派都是以主體意識的第一性作為理論的起點。在20世紀,從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到解釋理論,從精神分析到現象學,從存在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主體第一性的觀念以各種體系表現出來:心靈、心理、直覺、精神、體驗、理性觀念、人道主義等等,它們都指代一個實體——主體,是主體賦予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信念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哲學和“法蘭克福”學派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它們在社會——文化理論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也通過社會——文化這個中介間接地影響到傳播理論。至今,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仍是這些方面的延伸。
我們首先來看現象學,胡塞爾提出現象學的觀念并發展了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哲學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認識論,以現象學為框架的社會學也多以此為根據發展了意向理論及價值理論。現象學的基本任務是以直覺達到人類理性的深刻基礎,這一任務的前提是直覺是一切知識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狀態的直覺中呈現的事物將會完全地如其所呈現自身的那樣被接受。這個假設中,主體的理性被賦予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直覺是我們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還會有一先驗的自我來保證直覺的可靠。為了達到本質的直觀,他提出了“現象學的還源”,簡單地講,這一命題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加括弧:即把我們的各種信念(不論是經驗的概括還是各種現實的信念)全部懸置起來,并不對它們作是非的判斷。2.存在的加括弧:放棄一切有關存在的判斷,因為哲學的認識是對本質的認識,而對現實存在的判斷則非本質,所以,對存在的判斷也應中止。3.先驗的還原:這種還原使我們從此驗的自我走向先驗的純粹自我,這是世界上一切意義被建立起來的基礎。胡塞爾晚期則將自我純粹意識視為最終的絕對領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實在為前提。純粹意識的地位確立后,即可以解釋經驗世界,如果人們在經驗的世界找到共同之處,那么,這是因為他們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這種主體哲學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論,影響到后來的現象學社會學的發展,舍勒提出的價值哲學、舒茨的意義理論都與現象學有著密切聯系。現象學對現代微觀社會學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們看一下戲劇理論(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論(加芬克爾),交換理論(雷克斯)及沖突理論(霍克斯),無不帶有意向性理論的影子,無論是日常的自我還是掩蓋了意圖的自我,都可以在現象學純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將胡塞爾的現象學觀念擴大到社會領域,認為對社會活動的理解取決于主體間的一致,意義在于主體賦予對象的過程上,社會互動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體間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相似,現象社會學也是以個體為基本的考察單位,盡管這些理論以互動來解釋社會系統,但它們幾乎都忽視了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從理論上講,社會結構的形成總是離不開個體及集體的參與,但社會制度形成穩定狀態后,它總是從語言到思想、從法律到倫理、從制度到信念各個方面來制約個體。主體既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同時,又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個體的動機和行為往往是制度化的結果。離開了社會結構和制度,很難解釋一些行為和動機的原因,這也是微觀社會學理論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理論如符號互動論等也都是以個體為根基來解釋社會,個體往往成為不受社會制度制約的個體,微觀理論的共性表現在它們幾乎都在表述主體哲學的一些基本主張。
解釋學也存在著類似的理論。解釋的根基建立在個體的體驗和理解之上,為了說明解釋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說明解釋在主體間是一致的,為了說明主體間的一致還要找到更基礎的東西。當代的伽達默爾是用語言來解釋主體間的一致,語言既是解釋學的根基,也是對世界的體驗,其核心觀念是人類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用委婉的體驗解釋世界無疑要比現象學更少地依賴于主體,但體驗的背后又隱含著原來的主體。
解釋學賦予了個體極大的心理自由,個人的體驗成為分享共同意義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對解讀精神性文本來講,由于時間的差別,也由于解讀者所處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解讀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義,解讀總是充滿了個體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所難免,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也是合理的。顯然,在文本和讀者的關系上,解釋學以犧牲文本來迎合讀者,其相對主義的結局不可避免。
“法蘭克福”學派發展了一套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旨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從認識論上看,批判理論主要對實證主義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論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批判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可以從近代的啟蒙找到根源,啟蒙精神在改變自然時從認識理性中發展了極度的工具理性,科學技術也是工具理論的集中體現,當世界都變成可度量的對象時,人也變成了被奴役的對象。在當代,啟蒙精神變成一種操縱意識,這又是通過大眾文化來實現的,大眾文化造就了文化產品的單一化和標準化,文化工業代表了這種單一化和標準化。簡而言之,“文化工業”已成為當代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
縱觀以上幾種哲學思想,無論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確定主體意識優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們哲學推論的前提。正因為存在著主體意識與外在世界的對立,他們的結論幾乎都包含了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世界與心靈的對立,以致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立,在更極端的態度上往往以犧牲認識的理性法則來換取意識的自由。我們在伽達默爾及“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胡塞爾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無限膨脹,科學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對意識自由是一個極大的妨礙,甚至對意識自由是有害的。主體哲學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即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中,主體的推論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見的問題。絕大多數的主體哲學將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體就是呈現為主體推論的結果,這個假定預設了主體不會出現任何偏差。而事實上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這種假設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近代科學的發展,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主體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包含著局限。思想史的發展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在未能把握其本質前,總是以主體的圖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釋世界注定會產生擬人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類中心論的思想,主體哲學就是按這種推論極端發展的結果。主體哲學是在人類中心論和擬人論的框架下來看待人與世界的,這樣,對世界的認識總是折射出主體的意圖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類中心的象征。換言之,它沒有實體性的地位,它的性質全靠主體意識的解釋。這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學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學中。當人類不能分離出單獨的客體時,除了用人這個尺度解釋外別無其他方式,這也不難理解為何主體哲學一直是哲學史中最有影響的理論。
認識到人類中心論及主體意識的局限是近代科學理論的成果,這個開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在他的日心說中,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轉并和其他行星圍繞太陽公轉。與地心說相比,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圖像。這里,不論是地球還是人類,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義,相反,他們(它們)只是宇宙系統的一部分,這種理論最早喻示了人類從中心到系統的變化。
在以后達爾文的理論中,也提供了反對人類中心論的又一種理論。按照其理論,人是生物連續進化的一個環節,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樣組成了一個系列。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義及目的,這種理論也排除了神學理論的創世說。達爾文理論與哥白尼理論在反對人類中心論上是一致的。這兩種理論都說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當代量子力學也提供了背離人類中心論的理論。這里,主體哲學與人類中心論有著天然的聯系,正因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終極目的,因而,它無法解釋真正的客觀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而科學理論總是呈現出反擬人化的結果。
現代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越來越趨向將人視為無數系統中的一部分,人類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這樣看待人類,人類中心論的思想是值得懷疑的,主體哲學的觀念也是值得懷疑的。
二、建立主、客體相協調的理論
就認識論來看,主體哲學代表了解釋世界的一個方向。除主體哲學以外,一些哲學家力圖使主客體協調起來,這種努力在近代開始顯示出積極的成果,超越主體哲學的有效途徑在于恰當地說明主客體的關系。對馬克思來講,解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實踐的問題,因為實踐包含了將兩者統一起來的可能,思維的觀念只能在實踐中加以驗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與其他哲學的根本區別,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到了實踐對人與世界的雙重作用:在實踐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過實踐也在改變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實踐的觀點說明,主、客體本性的確定是從對方的作用中獲得的。
在20世紀,思考主、客體的關系仍是思想界面臨的主要議題,皮亞杰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提出了認識的發生問題,再次涉及到主、客體的關系。傳統認識論大多在兩種態度上搖擺:一種是經驗主義,往往將認識看成信息來源于客體,主體只能受教于客體;另一方面,先驗論和天賦論則認為主體一開始就有內部生成的結構,然后這些結構加諸于客體。這兩種理論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階段上的認識,而沒有涉及認識的起源,認識的起源要比這兩種理論設想復雜得多。皮亞杰根據心理研究的成果,證明了認識既不起因于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也不是起因于一個業已形成的客體,而是起因于主、客體的中途,它同時包含著主體又包含著客體,這樣,充分考慮到聯系主、客體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亞杰作了這樣的設想:“如果從一開始就既不存在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也不存在作為客體而存在的客體,又不存在固定不變的中介物,那么關于認識的頭一個問題就將是關于這些中介物的建構問題:這些中介物從作為身體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間的接觸點開始,循著由外部和內部所給予的兩個相互補充的方向發展,對主客體的任何妥當的詳細說明正是依賴與中介物的這種雙重的逐步建構。”
認識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一個建構過程,它從感知運動階段經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到形式運算階段,才能達到通常意義上的認識。認識圖式的發展是主客體之間的同化和順應,相互協調的結果,經同化、順應的平衡作用,使主體的認識圖式逐步接近客體的結構。
在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客體,也很難看到有一個本質不變的主體,順應說明了主體會在對環境的適應中造成認識圖式的改變;同化說明了主體對環境的過濾和改變,使之符合主體的認識圖式。建構就體現了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過程,認識的過程就是從簡單低級的結構向復雜高級的結構不斷過渡,這也是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客體意味著主體所能達到的極限。
皮亞杰的理論建立在大量心理學及生物學的實驗基礎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釋認識形成及發展的科學解釋方向。它的要點仍是溝通主客體的中介,在中介的關系中說明主客體。如果將這個中介與馬克思的實踐聯系起來,它們的近似就在于從聯系主客體的結構模式上解釋主客體。
除了皮亞杰發生認識論以外,語言哲學關于語言對世界的組織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論述,這一理論涉及到的指稱問題、真理問題、意義問題及言語行為對我們理解語言與認識、語言與主體及語言與社會有積極的啟發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還有結構主義,結構主義建立在嚴格的理論法則之上,它以語言模式為出發點,突出強調了結構和系統的觀念。結構的觀念表明了它對表層對象背后共時的關心;系統的觀念表明了它試圖通過關系的模式來解釋對象,和語言哲學一樣,它也是通過觀眾形態來說明主體的。就此來看,以上幾種有影響的哲學與主體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傳播體系建立在主體哲學之上時,我們很難察覺主體哲學的局限,這種局限勢必通過其社會學理論內化于傳播理論之中。毋寧說,主體哲學的藍本和傳播理論的摹本存在著一種對應關系,主體哲學對心靈的能動作用的強調會貫穿于傳播理論中。同樣,它的局限(沒有看到認識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內涵在傳播理論之中。因而,借鑒科學的認識論建構主、客體的關系,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哲學的社會學根基之上,是傳播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以上我們曾對主體哲學與微觀社會學的關系作過分析,確實,微觀社會學對主體的動機、行為、意義是主體間的互動曾作過詳細分析。然而,微觀傳播學理論幾乎都沒有考慮到既定的社會結構對主體動機和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沒有考慮到社會結構與動機的辯證關系,因而無法說明動機和行為的真正動因,最終使陳述的理論趨于表層化。顯然,問題的真正源頭在于如何看待行動和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是一個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主、客體的問題。
目前,大家經常談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結構與主體的關系問題,與微觀社會學理論不同的是結構化理論力圖在更客觀的立場使結構與主體協調起來。
傳統宏觀社會學偏于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塑造上,而大多數微觀社會學理論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和行動的意義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將兩者協調的結構化理論。結構化的核心旨在說明社會結構既是通過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也是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即結構與主體存在著一種二重化的過程,結構并不是外在于主體的活動,而是通過主體的特定活動而構成;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結構不應簡單看作對主體的外在制約,它既有制約性同時又賦予行動者以主動性。這樣,結構和主體存在著一種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對結構和主體的妥當說明,需依靠對它們二重化關系的說明。
鑒于目前傳播理論更多地依靠微觀社會學來維系,清醒地看到微觀社會學的不足,并從社會學層面考慮結構與主體的協調關系也是傳播學界不容忽視的問題。
主客體的關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關切的問題。通常大家談到有影響的幾種理論大多集中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個領域。
社會學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論是價值論,其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韋伯及狄爾泰,用價值解釋文化的各種理論幾乎都將文化視為對象滿足主體需要的一種活動。現象學、解釋學、“法蘭克福”學派及大多數實用主義理論都代表了這個方向。它們的共性是:都給予了主體以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生命、體驗、理解、自由或人與社會、精神與物質的對立,都要根據主體意識來評判,文化幾乎沒有自己的實體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體間的解釋。本來,用價值解釋文化并不是沒有說服力,問題在于對主體的極端信賴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論以外別無選擇,此外,價值論的解釋還面臨著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事實上,這兩個方面的危險也是價值論所無法克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學的研究區別于自然科學除了對象不同外,還在于研究者適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則是價值論和解釋學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以此為框架,總是面臨著解釋過度的問題,而解釋學通常也把解釋的多元化視為合理的。這樣,在價值論和解釋學的背后,我們看到的仍是主體哲學的主張。
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主體與世界的對立變成為精神與“物化”的嚴重對立,工具理性的擴張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對人進行新的操縱,文化的單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未來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該學派的許多主張都建立在主、客體的對立上,為了維護主體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體的存在。“法蘭克福”由于把個體與社會看作完全都是對抗性關系,現代工業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種倒退,與之相關的是工業社會及科技進步造就的大眾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單純和高貴。“法蘭克福”學派從主、客體的對立進而過渡到人與社會的對立,再過渡到文化的對立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樣,我們除了看到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外,我們根本看不到它們是如何協調在一起的。
縱觀以上幾種有影響的文化理論,幾乎都是從主體來解釋文化,其結果要么是價值涵蓋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著對立。因而,超越主體哲學的局限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大家知道,近幾十年來,結構主義提出了一套與主體哲學截然不同的理論,包括其文化理論(主要集中在文化人類學),其核心是以語言模式來看待社會系統,進而解釋主體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從結構主義的影響來看,它提供的超越主體哲學的途徑和方式是可行的。
結構主義主要關心文化的共時性問題,萊維——斯特勞斯集中表述了結構主義的文化觀,即文化不僅是共時的問題,也可以通過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加以說明。文化人類學家經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復出現的文化形態,是什么決定了它會重復出現?如果人類沒有普遍共同的心智,這一問題也就不可能產生,是各個文化外觀形態的差異重要還是內在的共同模式重要,兩種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文化,各種文化現象就不難解釋了。無論文化人類學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共時態的文化是存在的,因為像親族系統、婚姻系統、神話系統、圖騰系統反復出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這恰好證明了各民族具有構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過轉換系統,成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各種具體文化形式,而共時模式為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種具體文化的差異不是人類學的任務,人類學要探討決定文化現象的深層內容——人類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無意識問題,它不是與意識相對立的下意識或潛意識的概念,毋寧說它是人類先天的一種構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釋各種文化的普遍共時。
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領域提供了一種非主體解釋思想的方式,福柯對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權力對知識的形成上,換言之,社會的知識型總是體現了權力的支配,主體正是在各種制度性場址的權力關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體總由其他因素所決定,那么,確定的主體是不存在的。毋寧說主體總是由特定的知識型所決定,《詞與物》表明了知識型如何決定著主體。按著結構主義的解釋,它會引出許多被忽視的結論:如果文化不存在著高低之分,發達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種文化之間的比較只能得到現象的差異,追問這種差異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很想知道熱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較的研究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如果文化現象的差異只是表層問題,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創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嗎?難道它們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結果嗎?如果表層的背后確實存在著普遍的東西,揭示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識型理論也使我們看到了思想的另一個方面:我們認為許多不可動搖的觀念其實是用某種占主導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體不僅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反而在強化這種信念。事實上,能超越既定知識型的人少之又少,我們通常表述的知識大多數情況下是某一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而已。
綜上所述,建立主、客體協調的認識論是社會人文科學的可靠前提,它影響到在什么樣的方式上看待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客觀的社會理論直接關系到傳播理論的根基問題:個體既是社會制度的結果,又參與了社會制度的形成,這樣,兩者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同樣,非主體解釋的文化理論旨在說明文化共時模式的存在,表層文化現象的對立和無序并不反映內在層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們做深層分析,各種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結語
近50年來,人類的知識積累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以往許多被認為是經典的理論和命題,現在被看作是有條件的和相對的,知識的不斷綜合和更新要求我們的思維與時代保持同步,特別是像傳播學這種新型的綜合性學科,如何使其理論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近代科學反復證明了這樣的事實:一門學科的成熟與否,在于其基礎理論的成熟與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態的豐富,這一道理同樣適用于傳播理論,相對于傳播理論的應用理論來講,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就更為重要。
目前,傳播學界對狹義的傳播理論討論較多,而對廣義的傳播理論討論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傳播理論的深化理解。如果我們僅僅討論狹義的傳播理論,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解釋體系。問題在于對傳播理論基本觀念的討論常常會將問題引向更基本的問題,例如,信息問題、語言符號問題、意義問題、傳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對任何一個問題完整的回答都會涉及到人的問題,涉及到人對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些問題都屬基礎理論的范疇。這樣,借鑒基礎理論的成果,無疑會強化傳播理論的解釋力,使狹義的傳播理論更為健全。
本文談到的傳播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論述的。以上談到的三個方面直接關系到我們建立什么樣的傳播理論。主體哲學曾在哲學史上產生過長期影響,而現代科學的發展愈發證明了其內在的局限性,我們只有從主、客體相協調的途徑上來看待主體意識時,我們才能更好理解主體意識,我們只有恰當地說明了主體,我們才能恰當地理解人與社會的關系,才能恰當地說明文化的本質特征。這既是我們探討廣義傳播理論的目的所在,也是我們探討傳播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核心所在。
注釋:
[關鍵詞]社會政策經濟學社會健康保險政策養老金經濟學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NextPage]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0,非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減少了私人儲蓄。在實行PAYG(現收現付)制的國家,由于較少的資本存量,利息率更高,邊際勞動產量更小,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結果:第一代的消費增加,而后代的資本存量更少。這對福利有何意義呢?為了比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異,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標準(具體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長,實行PAYG制使所有幾代的福利更好。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繳費率相當于增加養老金,降低退休年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什么養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齡和最低繳納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稅收規定可以使用于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還有對提前退休的特殊規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NextPage]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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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系統動力學基礎”是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系統工程專業本科學員的專業選修課。系統動力學可以為復雜非線性系統的系統分析、系統規劃和系統預測提供一種基于因果關系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理論和方法。課程有助于提高學員系統思維、整體思維、因果思維能力,以及利用建模仿真方法和工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課程主要教材為王其藩著的《系統動力學》,總計30學時,其中講授24學時,實踐4學時,考核2學時。
2“系統動力學基礎”課程教學準備
2.1了解授課對象的基本情況
想要上好一門課,首先必須了解授課對象的專業、人數、學科背景,以及專業的培養方案、課程體系等基本情況。可以采用集體座談、個別交流等方式到學員隊進行前期調研,了解學員對課程的預期時間精力投入情況,對課程的期望和需求以及學員的個性、情感等基本情況。明確本課程在人才培養體系中的地位、作用,梳理學科知識網絡,明確本課程相關的先導課程和后續相關課程。例如,與本課程密切相關的預修課程包括高等數學、計算方法、計算機程序設計、自動控制原理、系統工程原理。通過與學員前期交流,可以了解學員現有知識體系以及對先導課程的掌握情況,這樣在課程設計和講授時就能夠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2.2教材選取
教材選取是前期準備的重要環節。系統動力學有一些國內外相關教材專著,其中王其藩的經典教材《系統動力學》內容充實,基礎理論方法闡述較全面系統,引入較新的Vensim系統動力學圖形化建模仿真軟件,理論實踐結合較好,比較適合作為基本教材。鐘永光等人編著的“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側重培養系統思維主線,弱化微分方程式等數學知識,對動態系統的行為模式與結構、因果回路圖和存量流量圖的繪制原則,復雜系統基模等概念闡述較為清晰,是對基本教材的有益補充。其他相關教材可作為課程課外讀物,例如《系統動力學與計算機仿真》雖然教材內容和實驗軟件比較陳舊,但是教學實例非常豐富。《系統思考和系統動力學的理論與實踐》《社會系統動力學:政策研究的原理、方法和應用》《環境模擬:環境系統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導論》《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增長的極限》等教材闡述了系統動力學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實例,有利于開拓學員的視野。
2.3教學交流
教學交流是進行課程準備、提高教學水平的重要途徑。想上好本課程需要與學科和課程建設負責人、承擔相關學科方向(特別是系統工程、管理科學與工程、仿真工程)課程任務的老師、教學崗老師、教學督導專家等進行交流研討。作為新教員更需要積極參加各種教學培訓、教學觀摩活動,向有經驗的老師虛心請教。此外,還可以通過觀看國家視頻公開課、MOOC、與國內外一流大學的同類課程(例如美國MIT的系統動力學課程)進行對比分析,充分借鑒國內外優秀課程的先進理念、經驗,借鑒先進的建設成果。除了課前以外,整個教學過程中以及教學結束后都可以通過積極參加各類教學比賽、課件大賽、教學督導、撰寫教學論文、申報教學成果獎等方式與教育教學界同行進行教學交流。
3“系統動力學基礎”課程設計
3.1頂層設計
要想全面把握和上好一門課,需要從戰略上對課程進行整體設計,需要非常用心地按照系統工程的原理和思想進行系統動力學課程的頂層設計。本課程面向系統工程、仿真工程、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本科生,重點突出系統動力學的理論與方法、建模和應用。課程涵蓋系統動力學中的系統分析、建模、仿真、實驗分析各個環節。目的是培養學員采用系統動力學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能夠理解系統動力學的基本思想、建模原理、建模過程,能夠應用系統動力學建模方法及仿真環境建立宏觀層次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并通過仿真實驗解決宏觀層次的系統分析問題,從而提高學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課程過程和方法設計上,除了進行基本概念方法講授外,還需要展示系統動力學在社會、經濟、生態、軍事等特定領域中的應用,加強學員對系統動力學應用的直觀認識。在此基礎上結合具體應用問題,組織學員從系統動力學和科學實驗角度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采用系統動力學建模仿真軟件開發相關的仿真模型,進行仿真實驗和分析,從而培養和提高學員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動手能力。
3.2教學內容
在教學內容選取上,應根據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本課程在整個專業知識網絡中的地位作用和學員的認知規律,科學論證和選取課程核心內容和知識點、設計教學實踐環節等。需要特別注意與其他相關課程的聯系、呼應、分工、銜接。例如,一階負反饋的基本概念在以前的自動控制原理等課程講授過,本課程中就需要從系統動力學因果分析、定性定量建模、Vensim建模仿真實驗分析全新的角度進行講授。教學內容力求做到基礎性、系統性、科學性、實用性和先進性的統一。本課程理論教學內容包括:系統動力學基本概念、建模原理和步驟;系統動力學建模技術(因果回路圖、存量流量圖、狀態、速率、輔助變量和常數、參數、方程);系統動力學分析技術(簡單和復雜系統結構和行為分析、振蕩、延遲、基模、靈敏度與強壯性分析、模型精煉與重構、政策/決策分析)。本課程實踐教學內容包括:系統動力學仿真實驗技術(Vensim軟件、函數、輸入輸出分析);一階系統建模仿真實驗、二階系統建模仿真實驗、應用系統動力學分析解決復雜軍事問題。
3.3課程特色
每門課程都有其特殊性和獨有的特點,本課程需要重點把握以下兩個特點:一是突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雙螺旋”主線。與一般的理論課或實驗課不同,本課程是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結合非常緊密的課程。課程主要按照“案例引入—原理推導—軟件實驗—綜合應用”的思路展開。因此,教學方法側重于理論講解與應用案例結合、抽象的理論知識與Vensim系統動力學軟件實現相結合、培養學員綜合解決現實應用問題的興趣和能力。二是突出課程的系統特征、因果特征和動力學特征。通過課程學習,使學員能夠建立系統辯證觀,強調系統、整體的觀點,通過對因果特征和動力學特征的講解,使學員掌握聯系、運動與發展的辯證觀點。系統動力學與物理學中的動力學具有相似性,系統的結構相當于物理學中的“力”,系統狀態隨時間發展變化的系統行為相當于物理學中的“運動”。系統內部結構和反饋機制決定了復雜系統的行為模式和動態特征。系統動力學非常適合研究復雜系統隨時間變化的問題,例如人口、經濟、社會隨時間的發展、興盛與衰亡等。因此在課堂講授時可以適當采用具有多媒體動畫,仿真實驗時特別需要展示系統隨時間變化的動態特性。
4結語
1.1某宿舍位于某市新中路立交橋環線附近,房屋建筑設計總面積4600m2,框架結構7層,下設架空
層,層高2.1m;上層層高均為3.1m,于早年竣工建好。該工程總投資600多萬元。施工期間,工期緊、氣候寒冷、基礎差,多數土質屬于淤泥,施工前將對基礎進行處理。
1.2地質條件:場地內房屋自上而下依次為①素填土厚0.90~3.00m,②淤泥厚5~8m,③粉質粘土滯厚4..8~9m④含泥中粗沙厚0.7~4m⑤砂質粘土厚0.5~3m
2提出對基礎進行處理
基礎是建筑物和地基之間的連接體,基礎把建筑物豎向體系傳來的荷載傳給地基。如果地基的承載力足夠,則基礎的分布方式可與豎向結構的分布方式相同,但由于土或質荷載的原因,需要采用滿鋪的伐形基礎。伐形基礎有廣大地基接觸面的優點,但與獨立基礎相比,它的造價要高,基礎的概念都是把集中荷載分散到地基上,使荷載不超過地基的長期承載能力。建筑物如果有幾層以上,基礎土質較好,地下水位較低的粘土,亞粘土、則采用作支承、抗滑,可采用人工挖孔灌注樁。如果地基非常軟弱,建筑物很高的情況下,則需要采用伐形基礎,多數建筑物的豎向結構墻,柱都可以用各自的基礎分別支承在土地基上。
假設地基承載力不足,屬于軟土地基,必須采取措施對軟弱地基進行處理。軟弱地基系由淤泥質土沖填土、雜填土或其它等構成的地基,那么在勘察時應查明軟弱土層的均勻性組成,分布范圍和土質泥沙,據采用的地基處理方案提供相應參數。在初步計算時最好計算房屋結構的大致重量,假設它均勻的分布在全部面積上,從而得到平均的荷載位,可以和地基本身的承載力相比較,如果地基的容許承載力大于4倍的平均截位,則用單獨基礎可能比伐形基礎更經濟。如果地基的容許承載力小于2倍的平均荷載位,那么比建造滿鋪在全部面積上的伐形基礎更經濟,如果介于在二者之間,則用樁基或沉井基礎。
3地基處理方案
當基地質土為淤泥,上層土層又較薄時,應采取避免施工中對淤泥和淤泥土擾動的措施。如果是沖填土,建筑物垃圾廢料,當均勻性和密實度較好時均可利用作為持力層,對于有機質含量較多的生活垃圾和對基礎有侵蝕性的工業度料等雜填土,未經處理不能作為持力層。在選擇地基處理方法時,應綜合工程地質和水文地質條件、建筑物對地基要求,建筑結構類型和基礎型式,周圍環境條件、材料供應情況,施工條件等因素,經過技術經濟指標比較分析后擇優采用。
地基處理時,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強上部結構的剛度和強度,以增加建筑物對地基不均勻變形的適應能力,對已造定的地基處理方法,進行必要的測試,同時為施工質量提供相關依據。地基處理后,建筑地基變形應滿足現行有關規范要求,并在施工期間進行沉降現測;如果地基上欠固結土、腳脹土,濕陷性黃土,則選用適當的增強體和施工工藝。
常用的地基處理方法有:換填基層法、強夯法、沙石樁法、振沖法、水泥土攪拌法、高壓噴射漿法、預壓法、夯實水泥土樁法、水泥粉煤灰碎石樁法、石灰樁法、灰土擠壓樁法和土擠密樁法等。
房層基礎處理方案應根據工程地質和水文地質條件,建筑物型與功能要求,荷載大小和分布情況,相鄰建筑基礎情況,施工條件和材料供應以及地區抗震裂度等綜合考慮,選合理的基礎型式。
結合該房層地基的實際情況,地基較差,荷載較大,施工前為增強整體性,減少不均勻沉降,為滿足地基和沉降要求,可以采用樁基或人工處理地基,但人工挖孔樁適用于地下水位較深,而持力層以上無流動性淤泥質土者,因此采取樁基礎作為建筑的基礎比較理想。
方案中我們要著重考慮超長給結構帶來的不利影響,當增大結構伸縫間距或者是不設伸縮縫時,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要防止結構開裂,在適當增大伸縮最大間隙的各項措施中,在結構施工階段采取防裂措施是通用的減少混凝土收縮不利影響的有效方法,我們一般采用的做法是設置施工澆帶,另外,當建筑物存在較大的高差,但是結構設計根據實際情況,不設置永久變形縫時,例子中就存在采用施工后帶來解決施工階段的差異沉降問題。
當地下室結構超長過多,單靠設置后澆帶不足以解決混凝土收縮和溫度變化問題時,可以考慮采用補償收縮混凝土,在適當位置設置膨脹加強帶時,并制定嚴格的技術保障措施,保證混凝土原材料的質量和微膨脹劑的配合理準確,結構設計應對地下室結構部位混凝土的限制膨脹率采取措施。
在施工中高層建筑主體與裙房之間是設置永久變形縫,還是在施工階段沉降后澆帶,應根據場地地基持力層土質情況,基礎形式上部結構布置等條件綜合確定。在采用天然基礎埋深,一般應大于裙房基礎埋深至少2米,不滿足要求時,應計算高層建的隱定性,并與高層建的架空層貫通,期間設置了沉降縫,基礎埋深基本相同,沉降縫間采用硬質材料充填,如果處理不好,出現高屋建筑層與地下架空層互質問題,建筑投放使用后,發現沉降縫兩側墻開裂,造成滲漏。
近年來,復合地基得到廣泛運用,地基可以提高地基持力層承載力,有效地控制建筑物的沉隆,以解決高層建筑主體和裙房之間差異沉隆問題。不論采用哪種方法,如果采用施工后澆帶而不設置永久變形縫,卻有可能出現裙房與高層建筑物的整體傾斜,因此,如何保證高層建筑物整體使用壽命。除質量安全、材料、工藝要求外,首先要把握基礎施工方案,這是關鍵。4簡述樁基礎的計算
(1)計算單樁豎向承載力
F500Ra=41002/2=2050KN
F400Ra=3100/2=1550KN
(2)確定樁數量,間距和布置方式,樁的間距采用了3.6倍樁徑。
(3)內力控制:
NK=4666
Fk=4666
F=6200
(4)單樁豎向力計算:N=1.35*(1633.7-78.3)=2099KN
(5)承臺形心到承臺兩腰距離彎矩計算:
M1=2099[1.8-0.75*0.65/(4-0.999^2)^0.5]/3=1063KNM
m2=2099[1.8-0.75*0.7/(4-0.999^2)^0.5]/3=1047KNM
2、承臺受沖承載力
①X方向上自述邊最近樁邊的水平距離:
Aox=900-700/2-433/2=333mm
②Y方向自柱邊到最近樁邊的水平距離(下邊)
Aoy1=1040-650/2-433/2=498mm
③Y方向自柱邊到最近樁邊的水平距離(上邊)
Aoy2=520-650/2-433/2=-22mm
④Y方向沖切系數Boy2=0.84/(入oy2+0.2)
3、底部角樁對承臺的沖切驗算
N1=N1=2099700N滿足要求
4、承臺斜載面受剪顧載力計算
X方向斜載面受剪承載力計算
Vx=N2+N3=4199400N
5、柱下局部受壓承載力:
Ab=(bx+2*c)(by+2*c)
C=Min{cx,cy,bx,by}=650mm
Ab=(700+2*650)(650+2*650)=3900000mm
B1=Sqr(Ab/A1)=Sqr(3900000/455000)=2.928
W*β1*fcc*A1=16227305N≥F=6299100N
滿足要求
6、樁局受壓承載力:
F=Nmax+vg*Qgk=2099.7+1.35*78.3
=2205KN
A1=∏*d^2/4=196350mm
承臺在角樁局部受壓計算底面積計算:
Ab=(bx+2*c)*(by+2*c)
C=250mm
Ab=8894631mm
β1=2.128
W*β1*fcc*A1=5090815N≥F=205432N滿足要求
5小結
基礎處理方案關鍵是上部荷載準確性,而荷載的準確性關鍵是結構型式,如磚墻、框架、剪力墻,外觀造型等等因素將直接影響對基礎的處理。
(一)真實儲蓄的理論框架和計算方法本文對真實儲蓄進行計算的理論框架,是基于Ar-row、Dasgupta和Mler對不完美經濟體跨期福利的理論研究(DasguptaandMler,2000;Arrowetal.,2003)。一個經濟體的財富W,在時間t可以用一系列資產的總和來進行表達:K(人造資本)、H(人力資本)以及S(自然資本),可以用影子價格來評估:Wt=ktKt+μtHt+λtSt;可看出對于定量人口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和進出口價格外生變動情形下,福利W或真實儲蓄(GenuineSavings,GS)的變化就等于社會福利的變化,當社會福利變化用Ramsey-Koopans公式來表達。
(二)指標的選定在對指標進行選擇時,除了計算真實儲蓄必需的GDP、總消費、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等因子,還必須對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進行指標選定,綜合考慮新疆的自然和經濟狀況。自然資源方面,新疆面積遼闊,擁有豐富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資源。可再生資源方面,新疆總體屬于干旱缺水地區,因此,水資源的存量對新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本文將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存量變化納入統計范疇。此外,由于新疆具有大面積的牧草地,其存量變化對新疆的畜牧業發展和環境保護都具有重要意義。另外,本文還將常見的林地和活林木指標納入統計范疇。不可再生資源方面,主要選取新疆產量巨大且對新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原煤、原油和天然氣三大資源。環境污染物方面,本文選取國際上公認的且對新疆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質量有重大影響的環境因子,分別是工業廢水、SO2、煙塵、工業粉塵和工業固體廢物。考慮到環境污染的域外影響,我們還必須選定CO2這個因子。
(三)新疆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的計算1.自然資源實物存量變化和環境污染物排放量計算自然資源數據主要來源于《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其中:林地和活立木2000—2003年數據來源于第五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1994-1998)資料,2004—2008年數據來源于第六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1999-2003)資料,2009—2010年數據來源于第七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2004-2008)資料,2011-2012年數據來源于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資料,存量變化數據是將5年森林資源清查數據變化值取平均值。牧草地數據2000—2008年數據是直接取自于《新疆統計年鑒》(2012),2009—2012年牧草地數據直接沿用2008年全國土地調查數據。原煤、原油和天然氣年生產量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4,2013),2010-2012年原煤生產量,由能源統計年鑒數據根據1噸原煤=0.7143噸標準煤換算得來。環境污染物排放量數據,主要來源于《新疆統計年鑒》(2001-2013)和《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3)。其中煙塵排放量為工業煙塵和生活煙塵排放量總和;CO2排放量核算對象包括化石燃料燃燒的排放和水泥生產過程的排放兩部分,化石燃料燃燒的CO2排放j,y=∑Fi,j,y×EFi。其中,Fi,j,y是活動強度,即省份j在y年份消耗的燃料i的數量(按質量或體積單位),EFi是燃料i的建議CO2排放系數;水泥生產工藝的CO2排放=Mc×EFclc,其中,EFclc為熟料的排放因子;CO2排放2000-2007年數據來源于曾賢剛、龐含霜(2009)的研究結果,2008-2012年數據是根據同一文獻中公式計算得來。2.自然資源定價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估算自然資源的定價較為復雜,國內外不少學者對此進行研究,本文對自然資源損耗價值的計算主要借鑒現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國家自然或社會科學基金、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等重點研究課題的成果以及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水資源分為地下水和地表水,地下水資源價格為7省市的平均值,地表水資源價格為擬調整價平均值(楊友孝等,2000;劉文等,1996);林地、活林木資源價格分別為未成林理論價格和按生長量計算的平均價格所換算的當年價格(黃廣宇,2002);牧草地價格也引用上述文獻研究成果;上述價格再根據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年度折算(SusanaFerreira等,2011)。原煤、原油和天然氣資源價格采用礦產資源邊際機會成本定價方法計算,包括邊際使用者成本、邊際外部成本和邊際勘探成本三部分(馬國霞等,2009),其中原煤和原油價格2005年數據直接取自于文獻,其他年度價格根據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來折算,天然氣資源價格按照凈價格法來推算。環境污染損失的計算也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本文對環境污染損失的計算借鑒了國內外現有的研究成果。其中,世界銀行對CO2的域外損失是按照每噸碳20美元(等同于每噸CO273.33美元)的全球社會成本標準進行估算,該項調查是由Frankhauser于1994年和1995年進行的;MikeHolland和PaulWatkiss對歐盟15國2000年的SO2造成的外部成本進行核算,平均值為每噸SO25200歐元。在此基礎上,考慮到歐盟和美國社會福利和勞動生產率大大高于國內,它所研究的大氣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失費也就明顯的高于國內,按其1/10折算(楊永孝等,2000)。(四)新疆真實儲蓄計算結果根據表1公式和上文的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計算結果,通過查詢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可以計算出新疆的真實儲蓄情況如表3。從表3新疆真實儲蓄計算結果來看,2001—2012年12年間有4年(2006-2009)新疆的真實儲蓄為負值,其余8個年度為正值。然而,這8個年度中2001、2002、2010和2011年4個年度的真實儲蓄率都比較低,不足2%。新疆凈國民儲蓄與真實儲蓄的增長趨勢基本一致,結合表2可以看出:影響新疆真實儲蓄轉為負值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資源的損耗值逐年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新疆自然資源特別是原油產量激增,導致新疆2008年真實儲蓄率達到最低值(-22%),新疆環境污染損失值對真實儲蓄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在研究時段內尤其是從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雖然2010年由于原油開采量的減少,新疆真實儲蓄轉為正值,但真實儲蓄率仍不足1%。2011年和2012年隨著新疆貨物和服務貿易凈出口額的迅速增長,新疆真實儲蓄雖然保持正值,但自然資源尤其是原煤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較以往有大幅提高,真實儲蓄率較低,新疆經濟發展的整體模式沒有改變。從長遠來看,新疆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仍然任重道遠。
總體來看,新疆的經濟發展建立在巨大的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的基礎之上,表現在新疆地表水、地下水及牧草地數量的減少、礦產資源的大量開采以及環境污染的加劇。新疆雖然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但由于偏遠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落后的技術,很多礦產資源在新疆只是進行簡單的初加工,能源利用率很低,大量的礦產資源產品和原材料工業產品流向東部地區。同時,礦產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大量的開采,不僅直接增加自然資源損耗,開采和加工過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也影響新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二、政策建議
新疆作為我國西部典型的后發展地區,一方面面臨脆弱的生態環境、巨大的資源損耗和嚴峻的減排任務。另一方面經濟必須高速發展才能保持新疆的長治久安,要從這對矛盾中尋找實現新疆經濟和社會發展雙贏的道路———即生態環境不隨經濟快速發展而明顯惡化,新疆有必要迅速改變嚴重依賴自然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疆要保證真實儲蓄的持續正向增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充分發揮科技驅動作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新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儲量巨大,但由于加工技術和管理水平較低,并沒有充分利用優勢資源提高其可持續發展能力。新疆應改變以往簡單地將大量的初級能源售往疆外的狀態,從大力改善本土投資環境著手:一方面,吸引內地企業到新疆投資建廠,進行資源深加工,提高能源產品的附加值并擴大產業鏈;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快技術和管理改革,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二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落到實處,提高礦產資源回采率和綜合回收率,加強煤層氣等共伴生礦的綜合開發利用,推進礦產資源深加工。此外,煤炭、原油、天然氣等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新疆有必要充分利用風能和太陽能發展清潔能源,為未來可持續發展提供發展動力。提高能源效率離不開科技驅動,歸根結底,離不開教育、研發的投入。真實儲蓄理論比綠色GDP更強調人力資本的投入,新疆要增強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必須培育與引進高素質的科技人才,這樣既可以加強自主研發能力,又可以為引入疆外科技型能源企業營造科技氛圍,由此新疆能源加工產業鏈才能得以延長,從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二)促進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加快產業結構升級雖然自然資源的損耗價值是影響新疆真實儲蓄的重要因素,但不意味著新疆應該大量減少自然資源的開發;真實儲蓄的正向增長是以GDP的增長為前提,新疆要發展經濟增加居民收入只能合理利用和開發資源。新疆除了充分發揮第二產業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外,更要注重非資源領域的第三產業發展,降低新疆對自然資源尤其是能源的依賴度,提高真實儲蓄率。目前新疆第三產業比重較低。以2012年為例,新疆第三產業對新疆GDP的貢獻率為36%,而我國第三產業對全國GDP的貢獻率為45.6%,新疆第三產業對GDP貢獻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新疆可以充分利用其獨特和豐富的文化資源,使文化產業成為新疆第三產業的支柱。比如,將文化和旅游有機結合,吸引更多的國內外游客入疆旅游,打造新疆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還能減少經濟對資源的依賴和對環境損害。要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除了加強對第三產業的扶持,還要從政策上推動第二產業提質增效。2013年新疆出臺《自治區“十二五”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考核體系實施方案》,此舉把節能作為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突破口,利用轉變發展方式的倒逼機制強化地方政府責任,采用新的指標衡量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干部政績,推行減少資源浪費的核算制度。未來新疆有必要將這種考核體系加以改進,并運用到整個經濟發展領域,計算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從而保證新疆真實儲蓄的正向增長。
為了能夠讓企業管理層人員以及廣大的企業會計工作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與掌握會計基礎管理的相關內容以及要求,就需要在思想層面上持續提升其對于會計基礎管理之認識,不斷提升企業會計工作者的綜合素質,企業應當開展必要的學習活動,從而讓全體員工均能認識到會計工作屬于一項極為重要的經濟領域管理性活動。會計基礎管理主要是通過對企業的經濟活動加以核算與監督,從而為強化財務管理能力之提升提供服務,這樣一來就能切實保障企業能夠得到可持續發展,正常而有序的企業會計管理工作均需以規范性的會計基礎管理工作加以保證。立足于宣傳培訓,能夠讓企業員工們更好地熟悉相關的財經法規,切實掌握本行業相關財務管理業務方面的知識,全面了解到企業會計工作的質量要求,深入掌握企業會計基礎工作的具體環節以及工作方法。在此基礎上,應當致力于不斷提升宣傳工作的力度,運用多種形式的宣傳培訓活動,讓企業會計基礎管理能夠深入到會計人才的內心深處,并且在其具體工作之中成為其行動上的指南,成為社會對于企業會計管理工作加以監督的重要標準以及依據。
2切實規范企業會計基礎管理工作
加大企業會計基礎工作規范化力,這是我們抓好企業會計基礎管理工作之原則。為此,應當認真做到以下三點:一是要切實規范企業會計基礎管理工作。要按照《會計法》以及格《會計基礎工作規范》所規定的內容為基礎,對于企業會計的基礎工作內容加以規范。二是要有效規范各項企業會計基礎工作。要從企業會計工作的具體狀況以及發展需求加以出發,依據經濟管理以及企業會計工作之要求,對于企業會計工作中產生的現象加以規范,比如,在ERP系統的操作中就要進行積極、主動的引導。三是要積極改進會計基礎工作薄弱環節,比如,原始憑證的獲得、錄入與現金支付等,均應加以詳細而又明確之規定。筆者覺得,最為基礎的會計管理工作,實際上也是最易產生錯誤之處,對以上問題作出具體細節上的規定,十分有助于企業承包會計人員正確地掌握以及執行,從而推動我國企業的會計基礎管理愈來愈規范化。
3推進企業會計監督管理工作
要推進企業會計的監督管理工作,最為重要的是應當有效發揮會計所具有的內在監管作,及時發現糾正經濟運行中所產生的各類問題,從而抵制與防止各類違反財經法律法規、損害國家與集體利益之行為。企業專業會計人員應當更加積極地發現問題,并且提出自身的困惑之處以及其所研究的對策。應當做到嚴格地依法辦事,全面落實《會計法》所給予的會計人員的職責。不僅要積極地聽話,全面執行領導所提出的能夠符合規定的意見,而且還要對于并不符合財會管理之指示以及要求。為此,應當加強說服與制止,更多積極地提出自身的合理化建議,真正做到為領導把好參謀、監督關。
4落實企業會計人才隊伍建設工作
要強化企業會計人才隊伍創建工作,致力于提升廣大企業財務人員的綜合素質,應當立足于對企業會計人員實施相關財經法律規范的宣教工作,從而努力提升從業者的職業道德。與此同時,企業管理層人士應當進行全面考慮,形成會計基礎管理工作責任體系。比如,要大力強化會計工作人員對于《會計法》等法律法規的深入學習貫徹工作,并以此為基礎,按照企業財務工作人員之實際,有目標和有層次地推進會計人員對于專業知識的系統性培訓,以實現提升會計從業者業務能力以及政治素質之目的,切實提升其法制意識。同時,還應當將企業會計基礎管理的責任全面落實至企業內部各個部門以及個人,而且要把責任、權力和績效進行掛鉤,從而形成賞罰更加分明的獎懲機制。要深入貫徹財務人員崗位責任管理制,保障財務基礎工作能夠保持平穩運行,而且把企業會計基礎管理責任和企業經濟責任加以聯結,真正做到實施全面深入考核、以職責確定權力、保證權責明確。
5結語
關鍵詞:商法、理論基礎
我國傳統觀念上“重農抑商”,商法缺乏它產生的基礎,所以,對我國而言,商法是地道的“舶來品”。傳統意識的約束,市場的不發達,經濟政治體制的影響,商法的發展步履維艱。就是今天,商仍然與“奸商”、“官商”相連的觀念還有極大的市場。所以,從觀念上澄清人們的認識,從意識上樹立人們的信仰,[1]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達,商事活動融入世界“經濟大潮”都有迫切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而且,就世界潮流而言,隨著法律體系內部分工的日益細化,商法以其專門的調整對象和獨特的理念,而卓立于“法學之林”。在現代社會,“商法的客觀性、它的規范的專門性以及它的概念的準確性也都與時俱增;它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它的一致性日益克服各種地方差異;權利的互惠性隨著契約機會的增多而變得日益重要;對商事糾紛的裁判也越來越規范化;它的整體性程度也不斷提高。換言之,就像構成西方法律傳統的其他各種法律體系的情況一樣商法的各種特性最終也變成了它的各種有機發展的趨勢。”[2]商法與民法、經濟法的區分已為理論界所清晰地認識。[3]
商法的產生和發展,與經濟的變化息息相關,與政治的需要緊密相連,與社會的進步密切結合,與倫理的提高關系密切。面對廿一世紀商事活動國際化與趨同化的潮流,迎接更廣泛領域商事活動對商法的高要求與新挑戰,我們不得不重新去反思商法的理論基礎,剔除“門戶之見”,夯實商法“大廈”的根基,從而,為商法在更廣泛領域的發展看好“后院”。因此,筆者對商法的理論基礎作一論述,唯愿商法之樹常青而更富有活力。
一、經濟基礎
商法的原生形態并非國家法,而是由習慣法發展而來。商法產生于中世紀,這是國內外法學界的共識。[4]在中世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事活動的擴大,交易品種和交易范圍的拓寬,在商品交易中逐漸形成了許多商事習慣。商品經濟內在的需要交易規范對其進行約束,而且,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交易規范(在當時表現為交易習慣)的發展與成熟。因此,中世紀,通過商人團體對商事習慣的總結,制定了適應商業交易實際需要的許多法規,由商人擔任法官的商人法院的建立,適用商事習慣對商事糾紛的判決都促進了商法的發展。商法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產物。
在商事活動中,交易主體要追求自己利潤的最大化,需要實現自己的私利,它所進行的商事活動本質上就是為了營利,而不是為了福利事業。所以,尤其是在歐洲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時期,以馬基亞維里(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論》和托馬斯孟(ThomasMun1571-1641)的《英國對外貿易的財富》為代表的重商主義理論極力追求商業資本家的貿易,以實現商業資本家的私利,而積累國家的財富。重商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對商事立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哪里有貿易,哪里就有法律”。[5]其實,就是現在,仍然有學者主張商法的貿易本位論之價值說。[6]而且,商事活動是商事主體個人的活動,商事主體為了實現對利潤的追求,極力追求商事交易與貿易的自由。他可以自由的選擇經營方式、交易對象、交易場所。正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一章第1條明確規定:“在本法沒有相反規定的情況下,本法各條數的效力可以通過當事人的協議加以改變。”
同時,商事主體通過商事活動,實現了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發揮市場資源的最大效用。現代市場的統一性和開放性,要求商事主體聯系國際國內市場,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按國際市場提供的價格信號配置資源,決定資本流動走向,達到合理的配置國內資源和利用國際資源。市場對法律尤其是商法的要求決定了商法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巨大的作用。而且,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更需要商法保駕護航。因此,“商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7]
經濟學的發展,為商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供求理論和均衡理論決定了商法公法和私法的結合,以及對交易相對方的關注;博弈論(GameTheory)啟示商法既維護經濟個體自由竟爭的選擇權,又維護社會整體的利益;比較利益論在商法上的最重要表現就是權利的互惠性,在制度上具體化為信息披露制度、風險防范制度等;資源稟賦論(俄-赫理論)奠定了對交易市場進行政策的、經濟的、道德的、法律的干預,而且以法律為主,以確立起理想的完全競爭市場的基礎;貿易無差異曲線理論對在商事立法中堅持平等原則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規模經濟理論對現代商事活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貿易規范理論對貿易政策的規范提供價值選擇。
所以,商品經濟的產生,是商法賴以產生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予商法獲得發展的原動力。市場的不斷進步,給商法不斷注入活力。同時,商法與經濟互動的另一面是,商法的產生與發展,給予經濟以正確的引導,規范經濟秩序的有序發展。
二、政治基礎
商事主體出于自身利益的驅動,必然盲目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潤,其結果很容易破壞社會生產和消費的平衡,給整個社會經濟秩序造成混亂。當然,商法的近代史,的確也有它被“國內化”、“民族化”而涂抹上更多政治色彩,部分的改變了商法的國際性的一面,[8]但是國家有必要干預商事主體片面追求自身利益造成的破壞,引導商事主體協調自身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引導社會資源合理的流動,正確的導向市場秩序。同時,市場范圍的擴大,商事關系和商事主體的復雜化,市場交易的風險性和不可預測因素的增多,傳統商法的自治機制無法滿足商事主體的需要,所以,商法領域也需要引入公權因素,以防范交易風險和保障交易安全。因此,“商法公法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潮流。
經濟與政治的互動性也為我們展現了商法的一個側面。中世紀的勝利,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城市與商法的互動作用,商人的特權由國王授予,商事法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特定城市的市政規章。[9]近代,政治對商法體系的架構,更是給予了直接的指導、甚至是決定作用。近代歷史的“及時變革是所有面臨不可抗拒變革壓力的法律制度獲得生命力的關鍵”[10]法國為了鞏固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公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法國商法典》;德國商法典是政治上統一斗爭在法律上的反映,商法是作為德國統一法的突破口;《日本民法典》是明治維新的產物,它同時又推動和維護了明治維新,鞏固了維新的成果。現代,“一個得到國家明示或默示同意的新的商人習慣法已經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它沖破國界,具有普遍性”[11]即是說,現代“國際習慣法”仍需得到國家“明示或默示同意”。特別是現代國際統一市場的形成,國際間經濟聯系增強,國家之間經濟依賴性和互補性更大,商事活動擁有更廣闊的空間。但是,國家之間經濟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經濟上占優勢的國家容易利用自己的優勢,在國際市場占據壟斷甚至霸權地位,損害別國經濟利益,干預別國經濟政策,甚至踐踏別國。所以,國家既要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也要注意維護的安全和民族的利益。我們不否認商法國際性的一面,但我們也不能漠視商法國家性的一面。所以,政治因素對商法的引導,商法體系的架構是其產生發展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
三、社會基礎
商事活動的擴大,交易主體跨越地域的限制,交易雙方除了利潤的追求以外,最關心的或許就是交易安全和防范交易風險的問題了。交易主體跳出地域的圈子,一方缺乏對相對方的充分了解,交易風險增大。但是,對利益的追求是商事活動的活力所在。商事風險與利潤相伴而生。商事主體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就需要避免、限制、化解、分配和利用風險。因此,市場對信用的要求越來越高,社會也需要各方面的機制(包括法律)防范和化解風險。商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也正映證了這一趨勢。例如,商事登記制度作為公權對商主體的確認,既減少了交易人對相對人資信調查的成本,更保障了商事交往中安全;又如,公示制度,有限責任制度,保險,嚴格責任主義,信息披露制度,破產等。所以,為維護社會利益的整體安全和平衡交易雙方利益和風險分擔機制,商法應運而生;而且,商法發展的內在張力就是商事活動的風險性和商法的安全性之間的矛盾。
商事活動關系到廣泛的社會經濟利益,它不僅為社會提供財富,為廣大公眾提品和服務,還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環境保護,人格平等,消費者利益的保護。因此,商事活動是一項廣泛的社會公共事業。商法應該而且必須關注社會利益。誠如孟德斯鳩所言:“梭倫訂立了一項法律,規定雅典人不得再因民事上的債務拘押債務者……這項法律對于普通民事事件是好的……因為一個公民的自由比另一個公民的福利更為重要。但是我們在貿易的事件上不遵守這項法律,卻是對的。因為商人常常為公司社團,因此,關于由貿易而產生的契約,法律應該把公共的福利看得比一個公民的自由重要”[12]
商事活動的發展,只要得到有序的引導,對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具有莫大的推動作用。商事的自治性和主體應付風險對策的快捷性,使商事活動拒絕行政的干預和違背市場規律的經濟手段,所以,法律,尤其是商法體現出明顯的優勢。
商主體與商行為理論,成為近代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商法立法模式,分別以《德國商法典》《法國商法典》為代表。將商行為觀念和商主體觀念相結合的折中理論在現代商法理論中成為商法典制定的基礎。
我國的商事歷史,盡管有鼓勵商事活動的時期,但就整體而言,“重農抑商”、“重義輕利”的儒家主導思想的延續與泛化,對商法發展消極的影響,以及整個社會的顯在的或者潛在的對商法的漠視,在現在已到了予以清算的時候了。
社會與商法的互動,由此可見一斑。四、倫理基礎
對利潤的追求,甚至是對財富的貪欲,使商事活動的結果必然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我們并非提倡一種絕對主義的平均,但是,社會分配的不公,至少在我國已是多年以來的痼疾。而且,壟斷的出現與發展,市場主體的不正當競爭,對消費者權益的不法侵害,都是商事活動中引起廣泛關注的問題,也讓我們更清醒的認識了市場活動中的陷阱。其實,對社會分配的公正或者社會正義的實現,是人類孜孜不倦的追求。這種追求進而在法律上演化為商法的構建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反不正當競爭和對消費者權益的特別保護等制度。
商事活動的風險,不僅來自于外部瞬時即變的市場,而且也來源于交易主體自身的主觀態度,因為交易交易主體對交易所持的態度是誠實信用還是坑蒙欺詐對交易的結果大相徑庭。“誠實信用原則本質上在于使人們在交易中得到道德的保障,因而誠信原則本質上便是一種交易道德。”[13]對誠信的本質,認識不同。[14]但是,誠信原則確實源于倫理,確是不爭的事實。商事活動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誠信的一般原則還是其特殊表現,都反映在康美達、陸上合伙以及合伙人在其中集中資源、分享利潤和分擔損失的其他不同形式的商業合伙之中。這些商業聯合體有賴于每一個合伙人對其他合伙人會信守諾言的信心。”[15]在商事交易中,交易雙方都應信守誠實信用,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維護相對方的合法權益和合理利益,最低限度是不能損害相對方的利益來滿足一己之私利;交易過程中,交易主體應遵守基本的道德規范,采用合法的交易手段和交易行為(包括適當規避和轉移、甚至利用風險,即投合理的“機”),但必須杜絕欺詐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五、法律及價值基礎
從商法的歷史我們知道,商法的產生晚于民法而早于經濟法。順著歷史的脈絡,盡管古羅馬法“無論是從法律內容的發達狀況,還是從法律技術的精細程度考慮,與以往的法律相比,羅馬法中關于商品交換的法律規定已達到了一個嶄新的、較高的水平”,但是畢竟,由于當時交易范圍的狹窄及立法技術的不發達,商法未得到充分的發展,“它的價值在于提供了法律術語和責任概念”。[16]中世紀商法的發展適應著經濟的發展要求,并且是對民法一般性調整已經不能適應具有風險性的商事活動的要求的揚棄,因為商事活動相對于民法而言,更追求便捷安全、高效營利。商法,來源于商事活動并且服務于商事活動,并在此過程中形成和鞏固其在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法律制度的體系設計、制度架構都有其價值目標。商法概莫能例外。商事活動的有機發展,更需要商法對商事之價值的協調。[17]
商法首先應協調私利和公益的關系。商事活動本質上就是私人之間的活動,在私人利益不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商事活動對交易雙方都有好處。但是,商事活動社會性的一面表明,它必然與其他不特定主體和非商事主體發生聯系,甚至有利益沖突。對于該沖突,商法的基本態度應是劃出公共利益的范圍并確立“商事活動不得損害公共利益”的原則;而無損于公共利益的空間即追求私利的空間,就是商事活動的空間。商法屬于私法,商法考慮和保障私利,通過劃定公共利益的空間、列舉商事禁止性規范和命令性規范而實現對私利和公益的協調和統一。
商法還應協調安全和自由的關系。商事活動追求最大的自由空間,這是獲取最大化利益的必要條件,但是自由本身就包含著風險,所以商事本身就需要商法制度予以避免和限制。商事活動雖然需要自由,但它以獲利為目的,商法不是對商事活動自由的直接滿足,而是保障其獲利目的的實現。同時,商事活動中的自由通常表現為個體的選擇,而安全則包括相對人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全,故而,商事安全的社會性更強。就個體的自由與利益看,商法的價值選擇是自由優先;但個體的商事自由涉及到相對人和社會的利益及安全時,商法以安全價值優先于協調自由。例如,合伙關系中,合伙人內部的約定影響到他人的利益時,該約定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又如,公司利潤只有在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之后才能分配。此外,安全和自由在具體的商事活動中是動態的平衡。
效率與公平,是商法追求與協調商事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商事主體追求利潤的過程,既是商法的規范對象,又體現了商法與民法、經濟法不同的價值追求。效率是經濟學的價值目標。民法的基本價值是公平至上,追求實質的公平,經濟法則是對民法的實質公平的矯正;商法則是以效率至上為基本價值取向,注重個體效率,強調形式上的平等,如定型化交易,權利證券化,責任嚴格化,時效短期化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想化目標很難付諸實踐,因為效率與公平并非在任何方面都是相容的,二者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對整個社會而言,當二者相沖突的時候,為平衡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我們應強調公正優先;對商事主體而言,為保障主體積極性和利益的實現,我們應首先保障效率,然后才在此基礎上協調社會的公平。這就需要商法在二者之間根據現實尋求一個適應現實的平蘅點。
六、結語
商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的繁榮,又與經濟、政治、社會、倫理、相關法律及價值協調有明顯的關聯作用。商法,植根于社會的經濟生活實踐,是商事習慣的集大成,又是商事習慣國際化的媒介;商法,在推動經濟進步的同時,又從政治實踐中獲得動力,從社會獲得能量,在倫理中吸收規范,在法律體系中與相關法律協調發展,在對價值的協調與規范中深化。在現代,商法在商事活動中的強大的生命力和活躍的推動力,不僅拓展著我們在商事單行法律中的視野,更吸引我們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商法的豐厚的理論基礎上。商法的“根深葉茂”必將在現代得到更廣闊的展示。
注釋:
[1]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公式;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蘊》,載張文顯、李步云主編《法理學論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6。
[2][美]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p431—432。
[3]見王保樹著:《中國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徐學鹿著:《商法總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覃有土著:《商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較商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
[4]同③。
[5]孟德斯鳩語,轉引自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較商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p141。
[6]胡鴻高:《商法價值論》,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p82-87。
[7]徐學鹿著:《商法總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p14。
[8]同上③書,p29-44。
[9]前揭書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較商法導論》,p149。
[10]前揭書《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p25。
[11][英]施米托夫著,江平主編,趙秀文譯:《國際貿易法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p200。
[12][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下冊),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p17。
[13]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p331。
[14]參見徐學鹿、梁鵬著:《商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研究》,載《法學評論》(雙月刊),2002年第3期,p32。
[15]伯爾曼:《法律與革命》,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p427。
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中學地理教材體系和內容相比,今日的中學地理教育教材體系和內容都有了很大的調整。1993年,我國開始在中小學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教育的目的逐漸由培養專門人才向培養公民轉變,教學大綱所規定的內容也有了明顯的削減;在培養學生的地理能力等方面有了較大的提高。在教育部公布的九年義務教育初中地理教育大綱的統一標準下,中學地理教材的版本也由單一版向多樣化發展。目前已有……
自2000年開始,教育部又開始進行新一輪的教育改革。2001年7月,教育部頒布了《全日制義務教育地理課程標準(實驗稿)》,依據這個課程標準編寫的地理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教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版”),已經在全國一些實驗區試驗,教育部立項通過的由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版”教材將在2003年進入試驗。根據教育部的規劃,依據地理課程標準編寫的地理教材將于2005年在全國推廣使用。
高中地理教材在2002年完成了新老教材的過渡,按照新的高中地理教學大綱(2002年2月修訂)編寫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教版”)已經取代了自1982年使用至今的老教材,在全國推廣使用;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版”教材也在北京等地區使用。目前教育部正在組織專家編寫高中地理課程標準,依據這個標準編寫的高中地理教材將在2004年9月開始試驗,將于2008年在全國推廣使用。
由“單一教材”發展為“多樣化的教材”,中學地理教材體系與內容的調整取得了明顯的進展,與此同時,從教材印刷規格、開本的百花齊放等都顯示出這20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二、基礎地理教育突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容
在中國基礎教育階段實施可持續發展教育,不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基礎教育自身改革的需要。美國學者約翰·福布斯認為在21世紀,教育面臨著四個重大的挑戰,其中擺在首位的就是資源環境問題,其次是各種文化及人群的差異,以及全球化及全球意識。而這些正是可持續發展教育的主要內容。中國是一個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年輕化的國家,我國的少年兒童占全國總人口的27.7%,他們是資源、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可持續發展教育正是少年兒童廣泛而有效地參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開展基礎地理教育改革過程中,以環境教育為主線,強調環境保護,突出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內容。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逐漸形成了“課堂教學與活動教學相結合、校內教育與校外教育相結合”的環境教育方法。可持續發展戰略自從在中國興起以來,就一直試圖與中小學的課程結合起來。人民教育出版社環境中心編著的《中小學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小學各科設計指南》以及配套的由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西南師范大學聯合編寫的《可持續發展教育教師培訓手冊》,主要是探索在中小學以滲透的方式進行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的途徑和方法,幫助教師們在教學中推進可持續發展教育。在中小學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不是某一科或幾科就能完全解決問題,它需要所有學科的參與和跨學科的合作。可持續發展教育在我國基礎教育中采取滲透模式,即將可持續發展教育內容滲透到各門中小學課程之中,通過各門課程的實施,實現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目的與目標。目前,我國中小學在已經納入了資源、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內容的基礎上,進一步開發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資源,把可持續發展教育滲透到語文、數學、思想品德、自然、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英語、美術、音樂、體育等各門學科之中。盡管如此,目前仍然存在諸多問題,諸如課本中雖然編入了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內容,但老師如何講,是否作為會考的內容,仍沒有明確的規范;采取滲透方式把可持續發展內容植入有關中學各課程之中,但如何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在與潛在的統一;可持續發展內容龐雜,如何做到精選與照顧全面,即從單一的環境教育(包括資源、人口、減災、生態保護等)向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教育轉換。有鑒于此,如何進一步規劃基礎教育中的可持續發展內容,如何使傳統的中小學地理教育更能有機地融合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內容,仍需要進一步在中學各課程教材內容體系的設計中加以解決。
(一)提出特色班級管理的背景
為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積極推進新課程改革,進一步推進素質教育,就要有正確的價值觀,明確教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進人的發展,為社會現代化服務。其次,要有全面的人才觀,清楚社會對人的需求是多方面、多規格、多層次的。教育的成功在于使每個受教育者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社會有用之才,還要有科學的質量觀,明確分數不等于質量。權衡一個學校的標準,不能只看分數或“升學率”,還要看是否培養了綜合素質高的人才。落實這種價值觀、人才觀和質量觀,要求學校既要面向全體學生,選擇適應學生的教育;又要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引導學生學會做人、學會求知,學會生活,學會健體,學會審美,學會創造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學生的個性特長,發掘學生的發展動因,努力把學生培養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學校發展首先理念要先行,思路決定出路。近年來,本校提出以“辦好人民滿意的優質初中學校”為辦學目標,堅持“以學生發展為本”的辦學理念,秉承“立德、崇學、礪志、有為”的辦學方向,牢固樹立“依法治校,文化育人,質量立校,科研強校”的治校方略。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實施素質教育,強力推進新課程改革,努力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學校充分地尊重、關心每一個學生,注重學生的品行培養,激發學習興趣,培育健康體魄,養成良好習慣,鼓勵學生立好志、讀好書、做好人,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奠實基礎。在辦學指導思想的指引下,三中人肩負起“愛我三中、校興我榮”的使命。教師愛崗敬業,為人師表,切實地履行了人民教師的職責。《課標》強調:“教育面對的是一個個具有獨特個性的學生,教育應促進每一位學生的個性發展。”班級是學生學習、實現發展目標的重要基地,是培育學生成長的一方沃土。班集體是由不同家庭和社區(村鎮)文化背景,不同個性品質,不同興趣愛好的學生結合而成的文化生態群體,是學生心靈碰撞最直接、最微妙的場所。尋求班級的發展,提升精神品質,豐富文化內涵,提高現代人的綜合素養,要求我們要重視班級特色建設,以良好的特色文化氛圍感染學生,提升學生集體歸屬感、責任感、榮譽感;培養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推動班級凝聚力,促進師生關系和諧發展,提高班級整體水平及班級競爭力,形成正確的集體主義精神;樹立良好的班風、學風、校風,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奠基。
(二)特色班級及其重要意義
特色,就是“事物所表現的獨特的色彩、風格”。所謂特色班級,即品牌班級,是各班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引下,班主任(含科任)依據自身特點,結合學生的興趣、愛好、需求、特長等因素,持之以恒地開展的有獨特教育風格的班級特色活動。特色班級應有自己的班風、學風、班歌、班口號、班集體榮譽感和良好精神面貌等。要形成特色,簡單一點講就是持之以恒的做某件事,主題明確,堅持并使之積淀,良好的積淀就會形成班級特色。特色班級是有獨特的班級氛圍、教育風格,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其獨特性、先進性、科學性、穩定性等,區別于其他班級并取得了一定成績的班級。一個班級的發展,就是學生的發展。鑒于這樣的認識,學校倡議開展“班班創特色,班班有特色,特色之花齊放”的創建特色班級的活動。在創建特色的班集體的過程中,讓教師和學生的能力得到鍛煉,更重要的是通過特色班級的創建,可以提升校園文化品位。
二、實驗內容特色化架構下的班級管理,重點實驗研究以下內容
1.探討推進“生本管理”的新模式。即“以學生為本”,凸顯學生為主體,突出學生自我管理。這樣的預設模式,符合成長發展的階段需要,創設了特色化架構的德育體系,本源的理論框架。行為習慣養成,學習成績的評判及考量,應當重設原初的具體指標,把同學的認知態度、情感、價值觀、創新特性的思考精神,主動接納知識這樣的心態,都涵蓋進擬定的考量指標中,不單純注重分數。探討為學生搭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平臺,增強班集體榮譽感。
2.探討如何注重加強班級文化建設。把班級特有的文化建設,當成切入點。從平常的課室布置、班級口號、誓詞、班級精神等方面,依循育人為本這一總指引,建構班級的新穎文化。動員全班同學參與,充分發揮大家的智慧,集思廣益,形成個性特征鮮明的班級文化。
3.探討如何注重挖掘學生潛能。結合學生成長心理特點,研究學生的內心情感,發現學生特有的潛能,調動學生認知的熱情,激勵和賞識學生,協助學生樹立信心,提升學生科學文化素質和道德素養。
4.探討如何轉變育人理念。通過實驗研究,進一步促進教師轉變教育觀念,改進教育方式,積極探索學生思想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徑,樹立改革和創新意識,培養德育研究意識和能力,摒棄傳統育人觀,牢固樹立育人為本,為每一位學生可持續發展和終身幸福奠基的育人理念。
三、研究方法
本課題核心研究方法為行動研究法,同時伴以觀察法,調查法,文獻資料法,教育實驗法,經驗總結法,比較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反思研究法,測量法,問卷等方法。通過兩年的研究,進行多次過程性評價和定性分析,總結出研究經驗,以校本教材和論文的形式形成研究成果,并把優秀的個案或作品向廣大教師推廣和借鑒。
四、研究過程
1.成立課題領導小組,制定實施方案,召開創建特色班級動員大會,對課題組成員及全校班主任進行新課程德育理念的學習,轉變教師的教育管理觀念。
2.各班成立創建特色班級機構并研究確定特色班級主題,制定方案。選擇班級特色主題。根據學生的特點,班級優勢與不足,班主任的優勢等,結合班級發展的需要,討論、確定本班特色(如禮儀示范班、紀律示范班、教室規范、美化示范班、課間操示范班、早到先讀示范班、節能示范班、清潔衛生示范班、值周示范班、著裝、發飾示范班、安全規范示范班等等),制定班級文化建設目標。圍繞班級文化特色,師生共同制定的目標作為指導日后開展各項活動的依據,使班級文化建設能按照一定的方式循序漸進,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充分醞釀,精心設計團體活動,通過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從中不斷顯現特定的文化價值。因此,在設計班級文化團體活動時,要注意全員性和活潑性,即全體同學都樂于參加,勤于參加。
3.形成班級創建方案,填寫特色班級申報表。
4.學校活動領導小組對各班創建特色方案進行審評。
5.各班級按方案開始創建活動。如布置教室,要充分發揮學生的個性、特長,群策群力,立足于培養正確的審美情趣,著眼于突出獨特的文化內涵;設計班級標志,包括班級口號、班徽、班歌、班訓、班級公約等。要求動員全班同學參與,充分發揮大家的智慧,集思廣益,形成個性特征鮮明的班級標志;健全班級特色活動規章制度,形成正確的輿論環境,養成學生正確的行為習慣。在創建過程中,學校活動領導小組定期對各班創建活動進行檢查、調研。
6.學期末進行特色班級評估驗收,總結并表彰掛牌。評估驗收主要依據學生是否知曉并愿意積極參與;創建目標是否實現(根據創建申報時提出的量化目標進行考核);創建特色活動的檔案資料是否齊全,如文字資料、相關照片、海報等;學生對本班特色的認可度,并能得到兄弟班級及任課教師的認可,對兄弟班級能起到一定的輻射、影響、示范作用。
7.對研究中獲取的各種資料進行歸類、分析、整理,撰寫階段性研究報告。
五、班級管理的凸顯成效
本研究在新豐縣第三中學初中三年級的六個班中進行,其中實驗班與對照班各三個班。以特色班級管理模式為自變量,以學習動機、學習成績、班級體建設水平為因變量,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特色班級管理的對比實驗。班級特色管理模式能夠有效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實驗班的學生動機明顯優于對照班;學生的學習成績,比對照班有顯著提高;有效的提高班集體建設水平,明顯優于對照班;成功的班級特色管理模式方面的改革能夠帶來巨大的管理效益。通過一年多的實驗研究,取得了凸顯成效,在“禮”、“靜”、“凈”、“序”等多方面收到較好的效果。同學的班級榮譽感,有很大提升,測試的成績明顯提高。經由師生努力,校風及學風有了明顯進步,校容及校貌也有明晰的變化,家長及社會的滿意度,不斷上升。德育考核的優良率,高達95%以上,違法犯罪率為零,流失率被管控在1%以下。實驗班的同學參與韶關市年度的“英東杯”競賽、作文比賽和書畫比賽,成績優秀。學校中考成績進一步得到提升(實驗班羅琳山同學獲取了韶關市2013年中考狀元)。2014年中考,更是碩果累累,全面飄紅。新豐縣中考總分狀元和第二名及第三名均出自本校。九年級三個實驗班有20多名學生榮登縣單科狀元榜。縣總分前10名我校有6人,縣總分前20名我校有16人,縣總分前30名我校有19人,縣總分前50名我校有29人,縣總分前100名我校有45人,縣總分前200名我校有84人,縣總分前500名我校有210人,縣總分前1000名我校有371人。考上新豐一中突破500人,成為全縣輸送最多高中生源的學校,贏得廣大家長和社會的高度贊譽。學校連續兩年榮獲中考團體第一名、中考優勝學校、中小學學校管理綜合考核一等獎、韶關市安全文明校園、韶關市德育先進單位等榮譽。如今,學校正向有秩序的平安校園、文明校園、健康校園、書香校園、綠色校園、人文校園的良好氛圍邁進。通過實行特色班級管理模式,學生主體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帶來了巨大的教育教學效益,促進了教育工作者探索提高學生為學習主體的積極性。也造就一批能構建班級特色文化、教育能力強的教師隊伍,提升了教師專業素養和育人藝術水平。通過班級文化的構建,更加豐富了校園文化,提升了學校品位。
六、結論
本研究證實了初色班級管理有顯著效果,引起廣大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初中班主任教師對特色班級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視。希望更多的初中班主任可以把特色班級管理當作一種模式應用到實踐中去,并進一步改進優化。結論一:班級管理應突出體現“生本管理”的特色。該模式能最大限度的挖掘出學生潛力,轉變育人理念,具有成效性的新穎模式。“生本管理”的新穎模式,摸索了學生思想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徑,樹立了改革和創新意識,培養德育研究意識和能力。也為學生搭建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平臺,增強了班集體榮譽感。結論二:班級管理應加強和注重班級文化建設。良好的班級文化具有奇特的感染力、約束力,有利于陶冶學生的情操,凈化學生的心靈。注重班級獨有的文化建構,用具有特點的班級文化,激發同學熱情,讓同學體悟出主人翁的地位。班級文化特有的建設,應滲透到多個環節。例如:讓同學創設新穎方案,變更現有的教室布置,增添特色明晰的板報專欄,折射出平日的生活狀態。可以讓同學自主探究,擬定代表班級特色的、帶有吸引力的口號,以便展示出班級的最佳風貌。只有集思廣益,才能建構最佳的文化氛圍,讓同學覺得班級就像自己的家庭。結論三:班級管理應突出發揮學生主體作用,“以生為本”,側重賦予同學應有的主體地位。初中時段中的各科目學習,都要凸顯學生這一主置。特色明晰的班級管理,還要變更慣用的評價指標。創設的素質評判指標,應包含多重的層級,而不只包含單一化的成績。平日的課堂環節,應把自主特性的探究、學習組的協同合作,設定成側重的部分。注重對同學的獎勵,以便調動學習熱情。結論四:班級管理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在初中的教育中,應能彰顯出同學的獨特性,促進全面發展,培育出高素質的優秀學生。要深入挖掘班內的學生潛能,注意辨識個體差別。班級包含著不同背景的學生,來自不同村鎮,不同家庭。這種差異特性的背景,造就了差異架構下的個體素養、多層級的愛好及興趣。不同性格的同學,來到同一班級,難免凸顯性格碰撞,班主任應培育同學的協作意識,在協同及合作中,挖掘潛力,形成最佳的個人素質。傳統情形下的育人理念,側重交給同學一致的知識,以便提升應試水準。應當變更這種認知,轉變偏舊的育人理念,接納多樣化架構下的差異,進一步改進教育方式,積極探索學生思想教育的新方式、新途徑,樹立改革和創新意識。總之,只有不斷創新轉變育人理論,摸索一條有效的班級管理模式,才能提升班級的整體實力。樹立正確的輿論,指引同學朝向正確的方向,鍛煉自我,融入班級的集體。教師應耐心協助同學,化解平日遇到的生活疑難、學習之中的困境,有助于增添凝聚力,也增添了班級活力。
七、現有的問題及改進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初中生正處于特有的“叛逆期”和“轉型期”,為班級管理帶來了困難。有的同學家庭特殊,家庭教育不能到位。教師工資待遇仍舊偏低,不能激發教師在班級管理中的熱情。如何理智思考當前學生德育存在的問題和年齡特點,破解學校德育瓶頸問題,是教育工作者要長期面對的課題。
(二)摸索改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