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立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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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由于環境保護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效應,它是一種為社會提供集體利益的公共產品與勞務,它往往是集體給予免費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環境保護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是難以進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規強制社會和企業對環境進行保護,并利用經濟手段誘導經濟主體對污染進行治理。在此過程中,財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國外研究情況；

國外的研究從基礎理論到應用理論，再到稅收實踐，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問題，為環境保護財稅收理論的產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準備，但沒有給出一個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馬歇爾外部性理論的基礎上，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福利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凈產出與社會凈產出之間的差異，指出污染者需要負擔與其污染排放量相當的稅收，后人稱之為庇古稅。“庇古稅”理論成為后人通過稅收手段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重要理論依據。這種傳統價格理論的缺陷是沒有考慮產權因素，環境資源產權合一，是“庇古稅”理論的前提條件。所以污染者付費并不是在所有條件下最優，稅收方案的選擇最終要取決于方案實施的成本。由于邊際成本難以計量，“庇古稅”存在忽略代際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引起了更多的經濟學家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保莫和歐茲提出環境與價格標準程序法(1971)，巴羅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稅收方面，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制度問題逐漸成為研究熱點。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這個時期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稅收種類日益增多，如排污稅、產品稅、能源稅、碳稅等紛紛出現、其功能綜合考慮了刺激和財政功能。各種排污稅主要是用于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式，而各種能源稅則主要用于增加財政收入，同時，也希望其產生積極保護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環境稅收付諸實踐。西方各國陸續開征了各種環境稅種，不少國家建立了一整套環境稅制，逐步引入生態稅制己成為傳統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

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這個時期是環境保護稅收迅速發展的時期，為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各國紛紛推行綠色的財政、稅收政策，許多國家還進行了綜合的“綠色稅制改革”。現在西方國家不僅普遍建立了綠色稅制，而且綠色稅收在許多國家己成為綠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對環境稅的研究重點突出在環境稅的設計與實施、環境稅對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影響等，尤其是對就業的影響成為爭論的焦點。

2、國內研究情況；

國內對環境保護財稅的研究，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相對于國外都還處于起步階段，但發展的路徑與國外大體相同，正在轉入對稅制的協調構建研究方面。

①征稅依據

大部分人認為環境保護稅的征稅依據是環境資源價值化和外部經濟內部化;有的堅持經濟生態綜合平衡調節論;有的堅持環保資金調節論;還有許多專家從可持續發展調控方面來論述環境保護稅收征稅依據。稅率的確定，有人認為，稅率應該嚴肅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有人認為稅率應能體現市場價格和邊際機會成本的差額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認為應專款專用，但有的人不認同。國際比較方面，主要是對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環境保護財稅實施的介紹和借鑒性研究。

譚宗憲(2004)認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國環境狀況的現實和國外先進經驗說明:有必要建立我國的綠色稅收體系.目前，建立我國綠色稅收體系時機有利，基礎有利，效率可行，還可以借鑒國外經驗.應該通過改收費為征稅、對傳統稅種的完善、開征新稅種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國的綠色稅收體系，調控、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周文和與郭玉清(2007)認為，財稅政策應在國債、稅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適時調整，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維護社會正義，使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

②環境保護財稅收的實施條件

有些學者認為，宏觀上要加強立法，微觀上要加快產權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財政政策能有效地促進環境保護。當企業無力承擔環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額資金和投資時,政府應給予一定的投資和適當的補助,以實現生態保護的目的。征收排污費對環境保護有雙重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對排污企業收費,促進企業經濟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費緩解了環境保護資金的不足,增強了政府和企業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過征稅、減免稅等手段來調節政府和企業與環境保護的投資關系。

東北財經大學的馬冰研究了國際經合組織的稅制綠色化的實踐，認為我國的稅制應該借鑒國際經合組織的稅制綠色化。楊金田和葛察忠在《環境稅的新發展:中國和OECD比較》一書中，經過大量的實例和調查研究，認為中國的改革要放到三種互補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環境的補貼和稅收政策、對現行的稅種進行調整、引進新的環境稅。同時，財政部為了系統了解國外的稅制并對其發展變化進行系統研究，于1999年設立了《稅收制度國際比較》課題組，從2000年起對世界上20多個國家的稅制進行了系統研究，陸續出版了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稅制等叢書，對我國深化稅制改革、完善稅收政策體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中國現行的財政政策對提供公共產品的激勵不夠,存在著對環境保護的財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費政策和財政補貼制度設計不合理等各種問題。而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政府必須承擔提供和保護環境公共產品的責任。因此,我們必須研究現行的財政政策以及財政政策效應,做出合適的財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認為，生態環境與資源的保護是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揮綠色財稅政策的和諧效應，進行深層次財稅體制改革，是當前治理資源無序開發的根本措施。

③環境稅收的現狀

張俊，馬力在《環境稅立法的構想》(環境保護，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國環境污染的現狀: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損失每年達2000多億元。我國20世紀80年代前期環境破壞的損失約占GNP的6%。生態破壞的損失約為9%-12%:90年代前期約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環境破壞的速率低于環境增長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經濟損失超過1380億元，相當于當年GNP的2%-3%，生態破壞造成的年度經濟損失為3845億元，二者結合起來，每年的經濟損失超過5000億元。世界銀行在1997年計算的我國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氣污染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約占全球GN甲的7.7%，計4430億元。

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狀況十分嚴重，很多問題亟待解決，而開征環境稅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有效措施。為此，很多學者提出了關于開征環境稅的觀點和看法。何學昌、張士云在《論當前我國生態稅收政策的選擇》(鄉鎮經濟，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國稅制中尚沒有專門的環境保護稅，但確實有了一些環境保護效果的稅種和稅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對環境污染實施排污收費制度。二是當初并非為了生態目的，而實際上卻有生態效果的稅種，如資源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稅種的稅收優惠措施，如增值稅對綜合利用“三廢”生產的產品適用低稅率或給予稅收優惠;企業所得稅對環保企業給予稅收優惠。農業稅對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樹造林等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農業生產活動給予稅收優惠等。

郝佳佳在其碩士論文《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2007.5）中講述到：目前，我國正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積極探索國民經濟的綠色GDP核算，而稅收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一種重要經濟手段，具有優化資源配置、鼓勵與限制產業發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創新之處

研究方法

①歷史分析和實際分析相結合。在論述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的演變及發展，對我國的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進行描述。要在我國構建和完善環境稅制就必須對歷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給出合適的評價，充分認識歷史和現實因素對我國構建和完善環境稅制的制約和影響。

②比較研究方法。通過國內和國外比較，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實踐的成功經驗，分析其教訓，以其幫助我們構建我國的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體系。

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綜合應用公共管理學、公共經濟學、公共財政學、社會調查方法等有關理論知識和技術，對構建我國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的構想進行深入分析。

創新之處

第2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經濟法論文范文一：經濟法視域下收入分配的革新

如何有效落實我們的分配制度

落實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勞動報酬;二是財產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和財產性收入成為了問題的關鍵。

(一)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

在當前我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勞動報酬即工資仍是人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來實現的。(1)近幾年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運作，在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問題，這是無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來解決的，還要靠工會等社會自治團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鑒于經濟法主體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勞動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NGO等自治組織成為協調政府與企業、個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有效途徑。當然在培育工會等自治組織時，應避免官辦、官管、官運作的現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夠真正代表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和訴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基礎所在，對于保障底層行業職工的工資水平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體現。在這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政府政策的推動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氣力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財產性收入，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房屋、車輛、土地、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出了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決策。但目前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還是很不樂觀的，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1)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尤其是在拆遷、征地和征用公民財產的過程中，要確保公民的財產權利和財富增加值權利不受侵害;(2)進一步明晰產權，使之能夠在抵押、轉讓、出租等交易流動中廣泛運用，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動產方面;(3)在動產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驗的是居民的理財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機構的努力，拓寬居民金融理財渠道，讓百姓擁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理財工具和產品，同時加強對交易行為的規范，確保居民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侵犯。

壟斷性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領域，壟斷性國企高收入群體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成為體制內與體制外乃至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縮影。據國家統計局5月3日的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37147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見兩者差距較大。因此，收入分配領域的國企改革對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戰略性的全局意義。但是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籠統的一刀切，我們主要應是針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和國企管理人員的收入分配進行改革，這是改革的關鍵所在。而且單純采取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和國企管理人員的減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筆者認為應堅持擴大體制內競爭和結構性減薪并舉的總體策略。具體如下:

(1)通過擴大體制內競爭來改革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法和反壟斷法的作用。首先通過產業政策立法，讓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到體制內的競爭中來，尤其是在我們的電力、電信、石油等壟斷性行業。讓民營企業參與到體制內的競爭，這樣不僅有利于私營企業利潤的增長從而使其職工工資增長，更有利于市場競爭化程度的提高，使國有企業面對充分的競爭而煥發活力，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其次，加強反壟斷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實施，使壟斷性國有企業向著政企分開的現代化公司經營管理模式發展，盡最大限度減少某些壟斷性國有企業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并存的現狀，以優化市場競爭秩序，提高競爭水平。

(2)主張對國企職工采取結構性減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對特定職業和特定崗位的人群實行減薪。首先在國有企業職工群體中，收入較高的是國企管理人員，原因有二，一是這些人員多由行政指派，沒有在其任命上發揮市場的作用，二是這些高管的工資與企業績效關聯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對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嚴格規范國企高管人員的薪酬管理，原則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堅持市場才是企業家最好的定價者，并把管理因素對于企業的貢獻作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對于國企職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對于國企非正式職工，退休、下崗職工而言，要提高他們的工資福利水平。

財政稅收改革

如果說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是基礎，那么在再分配領域的改革則是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關鍵所在。初次分配領域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對于再分配領域來說，則是經濟法特別是財稅法發揮其作用的最好舞臺。財稅法范圍較廣，以下著力從預算法和稅法兩個方面談一下我們再分配領域的改革。

(一)預算法與再分配

預算法是指調整國家在進行預算資金的籌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監督和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本質是對政府收支活動的控制。近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連年增長，有的地方增長率甚至已經超過了15%，大大超過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這些錢，如何讓政府把錢花的更合理，則需要預算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要使我們的國家預算更好地服務于收入分配改革，筆者認為要做到以下兩點：(1)促使合理財政支出結構的形成。加大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將財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長上，使社會發展惠及人民大眾。(2)減少行政權對預算權的干預。按照我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各級人大行使預算審批權，其他機關不得干預。但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對人大預算審批權的干預尤為嚴重，尤其是在各級地方。因此必須切斷行政權對人大預算審批權的干預，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縛下合理分配財政支出。

(二)稅法與再分配

根據社會契約論，稅是公民從國家獲得的利益的對價，黑格爾也曾說過稅是個人對國家作出的犧牲。從其本質來看，稅收是政府對國民收入進行的二次分配，理應對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發揮應有的作用。稅法與再分配應著力處理好兩點：(1)加快結構性減稅的步伐，即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減輕一部分群體和稅種的稅負水平。尤其是對于個人所得稅而言，要合理制定個稅起征點，實行綜合所得制，即對收入總額實行累進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財產的不公，因此要開征財產稅，即以納稅人的某些特定財產數量或價值額為征稅對象的類稅，包括房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等。目前我國還沒有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許多學者也做過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應盡快做出回應，出臺相關法律，我們認為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開征，有助于解決社會成員發展不公的問題。

結語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規范，隨著依法治國和法治社會建設的逐步推進，經濟法必將在收入分配改革領域發揮其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收入分配改革保駕護航。

經濟法論文范文二：市場經濟法律觀念研究

摘要:在市場經濟研究框架中，法律觀念、體制以及理論的調整與變革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權力的運行是法律觀念下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基礎和前提，市場經濟競爭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則要求。本文主要是從法律保護與市場經濟理論研究方面著手，對市場經濟法律觀念進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觀念來保障市場經濟安全運行。

關鍵詞: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護與市場經濟理論研究

(一)市場經濟概述及我國市場經濟法律保護的必要性分析

市場規律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對市場經濟發展起著調節作用，有效的實現資源配置。市場經濟是自由、平等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受到了諸多方面的影響，市場經濟具有雙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競爭機制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還能有效的利用價值規律進行自我調節，但由于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且滯后性的特征，又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阻礙作用。因此，國家必須對市場經濟制定相應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調控與政府行政管理的結合，能有效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正處于經濟制度的轉型時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傳統的經濟發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管理模式還有待開發，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著一定混亂的局面。這些混亂現象給國家和人民的經濟財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損失，不利于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規范的市場秩序和有序的市場行為關系到我國的根本利益，是擺在我國面前的一項重要且緊迫的任務。

(二)加強法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保護

1.完善立法。進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對促進經濟社會規范化運轉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據不完全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關于經濟發展的民法已達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為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發展秩序以及調整市場化行為，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法律保障。雖然我國已制定了較多的法律，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系統化的民法法律，這限制了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發展。經濟行政法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國制定的行政法在實踐的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著可操作性差、不規范、不公開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質量，完善立法規范，轉變政府行政機關的職能，制定真正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發展的法律規范。

2.加強行政執法。行政機關對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巨大的影響作用，是主要的執法機構，市場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以及維護公民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在當前的社會發展中，應用法律手段來規范行政，加強行政機關的執法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義，行政機關嚴格加強執法，能促進良好的執法環境建設。

二、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探析

(一)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條件以權力為本的法律觀念

權力是在相對自由的法律情況下運行的，以獲得合法權益為可能的，權利的運行主要以利益為核心，以自由為本質，保障權利能為市場經濟獲得更大的利潤，市場經濟法律要首先確定以權利為根本的法律觀念。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有著本質上是區別，市場經濟并不是僅僅受到行政權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關系和價格的影響，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市場經濟主體要不斷建立健全現代化企業制度，讓企業真正的享有自主運營的權力，減少對國家的依賴，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形勢和競爭規律，有效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要求市場主體具有相對的獨立自主權，確立以權利為本的觀念，著力完善民事立法與經濟立法體系建設，為市場經濟良好運行創造條件。

(二)市場經濟競爭法則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觀念

市場經濟競爭的基礎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的，主要包括:競爭參與的全面化、競爭規則的公正性以及競爭過程的透明化、競爭結果的有效性。計劃經濟體制是對上級要求的絕對服從，對個體則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排斥，計劃經濟在我國的發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市場經濟中的一些問題是由供求關系和價格變化來決定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生產消費活動也受到供求關系及價格的影響，市場經濟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競爭導致市場經濟不能平穩的發展。

三、結語

在市場經濟中的法律與計劃經濟相比較而言，是對質和量兩個方面的要求，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更新和增加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提高法律意識。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經濟建設中的不足，借鑒其他國家在經濟建設中法律觀念的建設，并將其中優秀、成功的經驗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建設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識，建立健全法律規范，保障市場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尤春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視野中的契約文明與法治政府建構[D].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12.

第3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稅收是國家財政的基本來源，擴大稅源、增加稅收是國家財稅管理部門的主要任務。然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很多企業都絞盡腦汁地要減輕稅負，于是就產生了避稅和節稅行為。本文從基本概念和特征入手，對避稅和節稅進行比較分析。

一、“避稅”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避稅，即稅收規避的簡稱，指納稅人利用稅法上的漏洞或稅法允許的辦法，通過對經營事項進行事先籌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達到減免稅負的目的。

各國對避稅概念的理解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避稅，是指納稅義務人為減輕稅負所采取的一切行為。進一步可將其分為正當避稅和不正當避稅1，其中正當避稅也稱合法避稅，是指納稅人依據稅法規定，作出符合稅法宗旨并能減輕納稅義務的行為；不正當避稅則指行為人利用稅法漏洞，通過人為的安排，減輕稅負的行為。

2特征

(1)非違法性。避稅是一種非違法行為。

(2)提前性，亦稱前瞻性。即在納稅前，就需要對經營過程的中涉稅行為進行相關的籌劃和安排。

(3)受益性。其中有兩層含義，一是低稅負，例如運用低稅率，可以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二是延長納稅時間，將納稅期推后，可以間接減輕稅收負擔。

(4)權利性。避稅實際上是納稅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運用稅法所賦予的權利，來實現減輕稅負的目的。

二、“節稅”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節稅，是指納稅人采用合法的手段減少稅款，即稅款的“節約”。它是指在稅法規定范圍內，當有多種納稅方案可選擇時，納稅人以稅收負擔最低為標準來進行選擇。

節稅行為因符合稅法宗旨和政策意圖，因此常為各國政府所鼓勵和提倡。

2特征

(1)合法性，節稅是通過對稅收法規進行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優化稅收的選擇。

(2)符合國家的政策導向。從宏觀經濟調節來看，稅收是調節市場經濟以及生產者、消費者行為的有效的工具，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引導納稅人的生產、消費行為，以實現政府調控經濟，引導消費的目的。

(3)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各國在制定稅法時，都會制定一些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為納稅人的節稅行為提供了前提，使得節稅行為具有普遍性。

(4)形式多樣性。稅收政策在地區、行業或者企業之間存在著差異，差異越大，那么納稅人的選擇余地就越大，節稅的形式也就越多。如利用地區差別、科技含量差別、出口優惠等，都具有可行性。

三、“避稅”和“節稅”的區別與聯系

1從立法角度看，二者內涵不同

節稅具有合法性，而避稅有非違法性。節稅順應立法精神的，而避稅則違背立法精神。避稅是以不違法的手段達到減免納稅義務的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國家稅法，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間接影響稅收制度的公平性。

2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二者對經濟、社會影響不同

企業選擇節稅，會造成政府稅收收入的暫時減少，但從長遠來看，企業通過節稅，會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樣使生產者有更高的積極性以及更多的資金去再投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政府可以通過擴大稅基而獲得額外的稅收收入。同時，普遍推廣節稅有助于國民納稅意識的提高，促進納稅人學習和研究稅法。

避稅在形式上與偷稅截然不同，沒有公然違反稅法，但它也是利用稅法和國家政策的“漏洞”和缺省環節，使得國家稅收收入減少，妨礙了稅收職能的發揮。同時，避稅會影響納稅人的心理平衡，使得一些納稅人會朝著有政策漏洞的行業、部門去生產、投資，不利于社會產業結構的優化，甚至會引起經濟的不正常發展。

3從微觀經濟角度看，二者對企業的影響不同

節稅可以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是獲得稅后利潤最大化的正確途徑。企業進行節稅籌劃活動，可以增強企業對資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

避稅是以現行稅收制度存在的漏洞為前提，如果稅收政策變化，一定會影響企業的稅收狀況，進一步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此，稅收政策的不確定性會使企業不能進行長期的生產發展計劃，導致生產計劃的短期性。一旦稅制完善，企業便束手無策，難以應付市場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4從國家的角度看，政府對二者持有不同態度

在很多國家，政府部門都提倡企業進行節稅籌劃，這樣可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提高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從而又間接增加了國家稅收收入，是一種政府于企業的雙贏選擇。因此國家應在這方面積極宣傳，讓納稅人了解、認識節稅籌劃。

避稅，是一種國家不提倡的行為，雖然目前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明確提出反對，但由于避稅的非違法性以及對經濟的不利影響，我們還是應該自覺的反對這種行為。政府部門應該不斷改進和完善現行的稅收法律法規，科學合理地設計稅種，構建一個完善的稅收體系；同時出臺相關的反避稅方面的法律法規，提高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征管稽查水平，才能制止避稅的有效辦法。

5避稅與節稅的聯系

(1)主體相同，都是納稅人的行為；

第4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一、中國稅法學研究掉隊的成因分析

稅法在現行執法體系中是一個分外的范疇，它不是按傳統的調解對象的尺度分別出的單獨部門法，而是一個綜合范疇。此中，既有涉及國家底子干系的憲法性執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觀調控精神的經濟法內容，更包羅著大量的范例辦理干系的行政規則；除此之外，稅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稅款的掩護步驟還必須警惕民法的具體制度。因此，將稅法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須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憲法學熱衷于研究國家底子政治經濟制度而無暇顧及稅收舉動的合憲性時，當經濟法學致力于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而不克不及深入稅法的制度籌劃時，當行政法學也只注意最一樣平常的行政舉動、行政步驟、行政幫助原理而難以觸及稅法的特質時，將全部的與稅收干系的執法范例聚集起來舉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顯得尤其重要。這樣可以博采眾家之專長，充實警惕干系部門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領，使稅法的體系和內容改正完備和富厚。

然而，當前我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是，主攻方向不明確，研究氣力疏散，研究要領單一，學術底細不夠，理論深度尤顯短缺。經濟學者只珍視稅收制度中對屈從有龐大影響的內容，法學家們也只饜足于對現存端正服務論事的表明，稅法在法學體系中底子上屬于被人忘記的角落。隨著社會主義法治歷程的深入，依法治稅越來越成為人民日益體貼的現實標題。人們不光體貼稅收舉動的經濟效果，更體貼怎樣議決周到過細的執法步驟保證本身的正當職權不受侵陵。稅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當局正當使用職權，同時也在于以執法的情勢對干系主體的舉動舉行束縛和監視，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運轉，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權利和優點。恰恰在后一點上，我國稅法學的研究相當單薄。如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稅收征管步驟優化籌劃，納稅人權利的掩護等，都是我國財稅法學研究亟待增強的地方。

第5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稅收優惠稅式支出稅收管理

現代所得稅大致由兩個因素構成，第一個因素包括了征收一項常規所得稅所必需的結構性條款。即基準稅制。第二個因素則包括每種所得稅中所規定的特殊優惠。這些條款通常被稱作稅收激勵或稅收補貼，是為特定行業、活動或階層所設計的偏離常規稅制結構的條款。它們形式多樣，例如某些收入不予計列、稅前扣除、延期納稅、稅收抵免或者優惠稅率。無論何種形式，這些對常規稅收結構的偏離都體現了政府通過稅收制度而非其他形式對特定組織或活動的支出。這種支出．因為與稅制聯系密切而又不同于一般財政支出，被稱為稅式支出(TaxExpenditure)。

稅式支出理論由于其理財的科學性，自提出后被廣泛運用于西方各國財稅實踐。目前，稅式支出預算被絕大多數預算專家視為管理政府預算規模與范圍的有效工具。我國的稅式支出研究起步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目前看來．被國內外學者所廣泛倡導的稅式支出管理制度之所以在我國沒能得到實施，主要是因為科學的稅式支出理念尚未形成氣候，而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傳統的粗放型的稅收管理意識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建立我國稅式支出預算管理制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確立稅式支出理念。其次才是考慮如何建立稅式支出管理制度問題。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闡述。

一、拋棄粗放的稅收管理模式．樹立科學的稅式支出理念

應該看到的是，從稅收優惠到稅式支出，不只是概念上的簡單變換，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的確立和稅收制度的創新。傳統的財稅理論一直把稅收收入和財政支出作為兩個不同的財稅范疇、財政活動的兩個不同階段加以研究，對兩者的聯系的分析主要體現在總量平衡上。由于缺乏稅式支出理念，政府的稅收優惠安排仍然屬于稅收收入的范疇．而非財政支出的范疇。與之相適應。在稅收優惠政策的管理上也不象政府財政支出那樣受到嚴格的審查和控制，沒有按照管理財政支出的方式予以量化和監督。這種粗放型的稅收優惠管理模式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稅收優惠的范圍缺乏統一規范的標準．導致稅收優惠項目范圍過于寬泛，規模過于龐大。我國現行稅收優惠幾乎涉及各個不同的稅種、行業和地區．優惠項目多、內容雜、規模大。從理論上說，稅收優惠制度屬于非基準稅收制度，應處于從屬地位，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稅收優惠的具體規定幾乎滲透到了基準稅制的所有要素。優惠的規模甚至已經超過基準稅制下的稅收收入規模。這不僅損害了稅收制度的完整性，同時也為強化稅收管理制造了障礙。

2．稅收優惠政策的出臺并無總體規劃和設計．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現行的優惠政策是在94稅制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經過長達十年不斷以部門規章和條例的方式進行補充、修改而形成的，政策條文零散、割裂．在政策內涵上沒有總體和長遠規劃，相互問缺乏協調和配合。沒有形成有機整體，導致稅收優惠不同程度存在交叉、重復甚至沖突．制度漏洞很大。

3．缺乏科學規范的稅式支出分析制度，無法形成對稅式支出總量、方向、效益和風險上的控制．導致稅收優惠的大量無效投入。現行的稅收優惠主要以單項管理模式為主．屬臨時性專項分析，沒有納入預算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中。從其管理過程看，無固定的審批、檢查和評估方法．沒有形成統一的、系統的和規范的制度，沒有嚴格的法律制度，基本上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屬粗放型管理。這種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必然導致稅收優惠效益欠佳。

4．稅收優惠管理主體多，對管理權缺乏必要的責任和約束機制．導致稅收優惠管理混亂。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優惠大戰問題。雖然在名義上稅收優惠的管理權高度集中于中央，但從實踐上看．幾乎各個層級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了部分稅收優惠項目。各地為了地方利益，常開展稅收優惠大戰，稅收優惠政策被濫用。削弱了稅收法律的權威。

5．稅收優惠手段以直接優惠為主，并且對政府讓渡的稅款使用方向缺乏限定條款，導致稅收優惠的政策效應不明顯。我國常見的稅收優惠手段主要是減免稅、退稅等直接方式．而采用稅收抵免、加速折舊和延期納稅等間接方式很少。直接優惠方式雖然簡單明了。但在激勵效應上明顯低于間接優惠。這必然會帶來效率上的損失。

由此可見．缺乏稅式支出理念的粗放型稅收管理模式一方面導致了稅收優惠的無效投入．另一方面稅收管理的混亂給不法納稅人提供了尋租機會，加之監督和處罰機制不健全，在實踐中產生了拿稅收優惠做交易的種種垢病。

稅式支出理念的提出．正是針對傳統優惠政策的粗放特征及其問題而來的。根據稅式支出理論，稅收優惠不再被視為政府在稅收收入方面對納稅人的一種讓渡．而是作為政府財政支出的一種形式．將其列入國家預算并賦予其同直接預算支出一樣的評估和控制程序．以制度創新的方式實現稅收優惠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因此，從稅收優惠到稅式支出，并不僅僅是概念上的簡單變換，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的確立。這種稅收優惠管理制度的創新，必將使我國稅收優惠政策效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建立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制度

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制度。就是將非基準稅制性質的稅收優惠采取類似財政預算支出管理形式，要求任何稅收優惠必須經過國家預算控制程序方可實施。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是稅式支出管理制度的核心內容。圍繞這一核心，還必須對稅式支出如何界定、稅式支出政策手段、稅式支出金額的統計及效果的評估等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的總和，即構成了稅式支出管理制度。

建立我國的稅式支出預算控制制度，有幾個方面的問題要解決好：

第一．我國稅式支出預算控制方式的選擇

綜觀世界各國實踐．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方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即非制度化的臨時監督與控制、建造統一的稅式支出賬戶以及臨時性與制度化相結合的控制方法。非制度化的臨時監督與控制是政府在實施某項政策過程中，只是在解決某一特殊問題時．才利用稅式支出并對此加以管理，這種監督與控制是臨時的，沒有形成制度；而統一的稅式支出賬戶則相反，它對全部稅式支出項目按年編制成定期報表(通常按年度編報)，連同主要的稅式支出成本的估價，附于年度預算報表之后。在加拿大和美國．這些賬目實際上被合并于國家預算分析過程之中。構成整個國家預算分析的一部分；臨時性與制度化相結合的控制方法．則只對那些比較重要的稅收減免項目規定編制定期報表，納入國家預算程序，但并不把那些被認為是稅式支出的項目與基準稅制結構區分開來，亦即并不建立起獨立的稅式支出體系。

從各國實踐經驗來看。建造統一的稅式支出賬戶，采取全面預算管理是稅式支出管理的最有效途徑。但結合我國的預算管理水平的實際情況并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并沒有一套系統的稅收優惠管理制度，稅式支出的預算管理還有一系列基礎性的工作有待完成，所以，建立全面的預算管理只能設定為遠期目標。從近期來看。應從對現行稅收優惠條款進行梳理、分析和歸類等基礎工作人手，先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比如某一部門或某一具體稅式支出項目)開始進行稅式支出成本預算分析，編制簡單的稅式支出預算表，然后再逐漸擴大到主要的稅式支出形式，形成正規的、系統的稅式支出預算表，并附在年度預算表之后，報權力機構審批。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個較長時期的摸索，不斷補充完善。實現稅式支出預算與直接預算的有機結合．并從預算法的高度實行對稅收優惠效果及支出規模的控制。這樣一個由易到難，分步推進的策略，應該是比較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

第二．稅式支出的范圍的界定

在稅式支出管理的國際實踐中，基于不同的政府在不同時期宏觀政策目標和宏觀調控任務的定位上的差異。各國對基準稅制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這樣，一項稅收優惠規定究竟是屬于基準稅制還是對基準稅制的偏離，在各國的稅式支出管理中呈現很大差異。我們目前要做的。首先要對現行稅法進行認真梳理和分析，將那些出于優惠目的而制定的可能減少稅收收入的法令條款開列出來，在此基礎上。劃分確定出基準稅制結構，進而確定稅式支出的范圍和內容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勢固定下來。基準稅制確定以后，我們就可以根據我國現階段的宏觀調控目標并針對現階段稅收優惠管理中出現的不合法、不規范和低效益等問題，對現行稅收優惠政策進行清理。(1)根據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考慮預算支出的方向和重點，分析各項稅式支出是否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是否與預算支出相協調，確認其規范性。當前應以國家的產業政策(如農業、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等)、區域發展政策(如西部開發)和社會政策(如社會保障、收入調節)作為判定稅式支出項目規范性的主要準則，據此清理各種不符合政策規范的稅收優惠。(2)根據WTO規則和國際稅收規范，分析各項稅式支出是否符合國際慣例。據此清理各種不符合國際稅收規范的稅收優惠政策。(3)根據成本效益原則，對進入成本預算的各項稅式支出進行對比分析，判斷某項稅式支出是否具有比較成本和比較效益優勢，據此清理一些低效益的稅收優惠政策。(4)根據相關法律文本，分析各項稅式支出的合法性，據此清理不合法的地方越權稅收優惠。

第三．稅式支出政策手段的選擇

在各國的稅式支出手段中。普遍地既有直接優惠的手段，也有問接優惠手段。但在總體上呈現出以間接優惠為主的趨向。直接的稅率、稅額式優惠雖然操作簡單、明了。但直接縮小了稅基．給政府帶來的稅收收入損失大．而且對政府讓渡的稅款在使用方向和效果上難以控制，甚至如果納稅人的境外所得不能獲得稅收饒讓時，直接優惠并不能使納稅人受益。而間接的稅基式優惠一方面對政府帶來的稅收收入損失小，另一方面對政府讓渡的稅款使用方向有控制、誘導作用。正因為如此。在構建我國的稅式支出制度時，應考慮增加對直接優惠手段的運用。并綜合運用好多種優惠手段。以更好地發揮稅式支出的政策功能。

第四．稅式支出項目的效益分析

將稅式支出納入預算管理。有一個同直接預算支出一樣的評估和控制程序。評估和控制的核心，是對稅式支出所造成的收入損失進行準確的數量分析，對稅式支出的政策效果進行科學的評估。以此加強對稅式支出成本控制與效益考核的管理，優選稅式支出項目。從理論上說。應當運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較評估項目在兩種財政支出方式下的成本與效益。通過對比各方案的凈效益來優選稅式支出項目。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稅式支出的成本分析相對比較容易。至少可以通過統計、估算得到稅式支出的直接成本。而效益分析的難點則在于，由于享受稅收優惠的某個項目往往同時有多項國家政策的支持。那么項目取得的經濟效益與稅式支出的相關性則很難測算得出。因而在技術操作層面上，成本分析較之效益分析更可行。因此，國際上一般采用成本分析法進行稅式支出項目的評估，即只統計估算稅式支出的成本。比較評估項目在直接財政支出和稅式支出兩種不同方式下的成本，從而做出保留、取消或擴大、縮減稅式支出項目的決定．以提高稅式支出項目效率。

我國稅收優惠制度的粗放型特征有一個很突出的表現就是缺乏這種科學規范的預算分析制度．很少對稅收優惠的效果進行分析和考核。在構建稅式支出預算控制制度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借鑒國際經驗，在每一個預算年度都要組織相關專家對列入預算的稅式支出項目進行效益分析，并將這種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之成為預算工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第五，稅式支出管理的法制化

第6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公司合并既是社會化大生產和規模經濟的內在要求,又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勝劣汰的必然結果,它所具有的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和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的巨大作用,不僅被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所證明,而且已越來越廣泛地被我國企業界、理論界的人士所認識。

一、公司合并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公司合并是指兩個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合并成為一個公司的法律行為。公司合并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新設合并，是指兩個以上的公司合并設立一個新的公司，合并各方解散；另外一種是吸收合并，是指一個公司吸收其他公司而存續，被吸收的公司解散。公司合并具有以下三個法律特征：

1、公司合并是兩個以上的公司合并成為一個公司。關于兩個以上的公司，是否限制其種類，各國的立法體例和學說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公司種類不限制主義，即不管公司的種類如何，都可以合并。“一個公司，即使處于清算中，也可被另一個公司吞并或以合并方式參加設立一個新的公司。公司也可以分立方式將其財產制度歸若干現存的或新設的公司。上述活動可在不同形式的公司之間進行。”第二種是公司種類限制主義，此種又可分為兩種：（1）限制合并公司的種類主義，即法律明確規定或限制參加合并公司的種類。例如德國公司法規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股份兩合公司的合并和股份兩合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的合并、礦業聯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兩合公司的合并、有限責任公司之間的合并、礦業聯合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的合并。（2）限制合并后公司的種類主義，即各種公司顯然都可以合并，但是合并的公司，若一方或雙方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則合并后存續的公司或因合并而新設一公司，必須為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合并的公司一方或雙方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合并后存續的公司或因合并而設立的公司，必須為股份有限公司。”我國公司法實際上采用公司種類不限制主義。

2、公司合并必須依照法定程序。公司合并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即“法定合并”。由于公司合并本身含有公司解散、公司變更及公司設立等問題，這些問題原本應當依照此程序進行，但是法律為了簡化手續，設立了公司合并制度，以簡化程序。但是公司合并的法定程序屬于強制性條款，為了保護公司、股東、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如果不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合并，屬于事實合并，并不能產生法律效力。

3、公司合并屬于一種法律行為，即各合并公司公司設立、變更、終止其權利、義務的合法行為，從性質上講，公司合并是合同行為。那么合并當事人雙方依照法律就合并合同的主要條款協商一致，即完成了要約、承諾的程序，合同就成立。

二、當前公司合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公司合并缺乏國家的宏觀指導。在公司合并中,涉及眾多的部門,不可避免地要觸動有關部門的利益。但國家宏觀調控法律不健全,可操作性差。從而使跨地區、跨行業的合并十分困難。一是金融政策中的銀行資金切塊分配和企業借貸實行屬地管理的體制,與企業集團規模借貸,統貸統還的跨地區聯合資金的需求不相適應,嚴重阻礙了公司合并的跨地區進行。二是財稅政策中企業所得稅上繳渠道屬地制,使跨地區公司合并的企業繳納所得稅的對象發生了改變,直接影響到被兼并企業原來隸屬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往往對影響財政收入的合并行為持反對態度,使合并難以進行。

(二)公司合并立法不完善,現有法律呈現較大的抽象性、原則性。公司合并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形式,尤其需要法律的引導、規范和保障。在公司合并蓬勃發展的西方國家,《證券法》、《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反壟斷法》等立法中有專門的條款規制企業并購行為。而在我國目前盡管有關公司合并的立法已有一些。如1989年頒布的《關于企業兼并的暫行辦法》、《關于出售小型企業產權的暫行辦法》,1992年陸續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配套措施,《公司法》中也有合并程序的規定。但由于本身的缺陷,難以發揮調整公司合并中各種關系和行為的作用。突出表現在:1、這些規范的法律效力層次較低,大部分都不屬于法律的層級。2、現有的法律規范之間、法規與政策之間缺乏整體和層次上的協調和街接,有時互相矛盾。3、現有立法規定條文簡單籠統,缺乏可操作性。4、沒有形成以公司法、公司合并法、反壟斷法為主要內容的公司合并法律體系,許多領域還無法可依。由于以上立法問題的存在,法律的弱化,導致實踐中公司合并多以行政方式進行。更多地表現為政府外部推動的特征,過分強調:“優幫劣”、“富扶貧”的解困行為。使公司合并偏離市場運行的基本目標———利潤最大化而扭曲變形。嚴重影響了公司合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公司合并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由于合并在本質上就是通過產權轉讓或資產重組以實現公司控制權轉移,在公司營運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常常使董事與股東之間的利益發生沖突。一旦公司被兼并,被兼并公司董事往往失去其職位及高額薪金。在實踐中,當合并損害了公司董事的個人利益時,他們將,采取反并購措施,以保住其職位,隨之損害了公司股東及相關者的利益。

三、完善公司合并的立法構想

(一)完善稅收、金融立法，強化國家的宏觀調控。公司合并能不能通過資產存量的重新調整和組合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取決于國家稅收、金融立法在公司合并中的貫徹執行。目前,針對公司合并中一個重要的難題,即跨地區、跨行業合并困難,必須走法治化的道路。通過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桿方面的立法完善,使公司合并符合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1、深化稅收體制改革。廢除按企業行政隸屬關系繳納所得稅的作法,使征稅權與產權分開。為了推進企業合并,立法中還應制定一些特別措施。如調高不合理的產業部門和長線產品的稅率,促進這些產業和部門的生產要素在合并中向結構合理、國家重點扶持的產業轉移;開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引導公司合并朝著國家對投資宏觀調控的方向發展。2、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改變現行信貸規模切塊分配體制,按照效益原則、償債能力原則、規模投資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原則重建新的借貸體制。在立法中,還可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公司合并在金融政策中給予一定的扶持,可以規定擴大免息、停息的范圍。

(二)完善公司法,保護股東、債權人權益。公司法作為市場經濟主體法,主要調整各種公司的設立、組織結構、活動規則和終止程序以及其他對內對外關系。公司合并從性質上講既是一種合同行為,又是公司組織變更的一種形式,所以公司法應對其進行規制。公司法對公司合并進行調整的側重點在于對公司合并引起的股東和債權人及公司董事利益變動進行協調。既注重對股東和債權人權益的保護,又力圖避免公司內部利益格局被破壞而致使合并流產。我國《公司法》從整體上看,對公司合并的規定還是比較完備的,特別是對合并的程序作了詳細的規定。但同時,在股東權益和債權人的保護上還不夠全面,應加以完善。為了限制被合并公司董事濫用并購防御措施,嚴重影響公司股東的長遠利益,我國《公司法》有必要規定:“董事采取反并購措施,必須具有合理性。”為了便于判斷董事行為是否具有合理性,還應當在立法中進一步明確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在公司合并中的責任和義務,同時應當允許董事為了顧及債權人的利益而采取反并購措施。

(三)加速出臺《反壟斷法》,建立統一的競爭法體系。在公司合并中,主要的負面影響是產生壟斷。壟斷限制了自由競爭和平等競爭,阻礙了經濟發展。尤其是在我國現階段市場機制尚未充分建立,各企業間還不能完全平等地開展競爭的條件下,更有必要在鼓勵和引導公司合并的同時,隨著公司合并的迅猛發展加速《反壟斷法》的出臺,加強對公司合并的法律監管。對于《反壟斷法》三大支柱之一的控制公司合并方面應從以下幾點規制公司合并:1、確定公司合并的合理限度。一方面要允許、促進公司合并,形成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市場上有足夠個數的平等競爭的企業,避免出現少數公司壟斷市場的局面。為此,可在立法中對公司合并的原則、條件、標準、范圍、行業等問題加以規定。2、建議控制公司合并的申報、查處制度。從各國的立法實踐來看,對于公司合并都在《反壟斷法》中建立有向專門設立的機構進行申報的制度。有事先登記和事后登記、自愿登記和強制登記。各國均依國情而論。依我國國情,在申報上應建立以強制性申報為主的嚴格審查制度。3、設置控制公司合并的專門機構。關于專門機構的設置問題,實踐中有四種選擇:一是非創設型,即不新設專門的反壟斷主管機關,而由現有的行政機關按其職能分工,共同執法;二是創設型,即創設專門的反壟斷法主管機關;三是選擇型,即在現有行政機關中選擇某一機關作為反壟斷的主管機關;四是綜合型,即將前三種類型結合起來,在現有行政機關中選擇一機關,再在該機關內創設專門的反壟斷法職能部門,專門負責反壟斷的執法,并規定其他行政機關在各自的職能范圍內負有維護反壟斷法實行的義務。我認為,我國反壟斷立法應創設專門的反壟斷機關。反壟斷法的執行機構必須具備高度獨立性。否則在對案件進行裁決時,常常會由于政府的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的沖突,而不得不屈服于政府的壓力,其裁決就不會被政府變換不定的產業政策所左右。(見王曉曄:《企業合并中的反壟斷問題》,第249頁)因此,在設置控制合并的專門機構時,應當滿足其獨立性的要求。

(四)盡快制定企業合并基本法。為了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完善公司合并的立法,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關公司合并的成功經驗,制定一部統一的企業合并基本法。它應當調整在企業合并中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關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總則;并購的條件;并購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并購的管理;法律責任;附則。并應當從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兩個方面來規制并購。在實體規范方面,要確定禁止并購的實體標準,也就是從立法上界定我國企業兼并行為的范圍。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設定兼并的實質要求。在程序規范方面,應當明確規定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確定并購報告的受理機關;二是確定報告的義務人;三是確定報告的時間;四是確定報告的內容和形式;五是確定報告的審核期限。

總之,公司合并需要一套健全的管理體制和方法,與之相適應在立法中也迫切需要建立其特有的法律體系。就我國目前而言,應進一步完善與公司合并相關的法律、法規。并盡快制定出企業合并基本法。以保障公司合并在法律保障下規范化發展,改變各部門、各地方政策不統一的局面,防止不規范行為,最終實現公司合并法制化,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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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懷霞,鐘瑞棟,企業并購立法研究［J］.中國法學1999,(2).

第7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節能建筑,推廣政策,發展前景

1 教育政策

之所以把對人類的節能教育放在首位，是由于在推動節能建筑的過程中必須重視市場的作用，而在節能建筑市場中消費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國能做好節能教育工作，讓人民群眾清晰的認識到節能的重要性，他們就會有購買節能產品的主動性。據資料記載，密歇根州的凱迪拉克縣通過節能教育，在15個月的時間里就節約了超過16萬美元，而這個縣投入節能教育的費用預算只有每年1.5萬美元。由此可見，節能教育具有很大的潛力。

我國應該大力加強節能教育，教育是促進節能工作推廣的既廉價又有效的途徑。通過實行節能教育，消費者將會意識到節能建筑能夠帶給他們的益處，當消費者了解到這些的時候，他們會主動購買節能建筑，由此促進節能建筑的銷售。此外，通過節能教育的普及可以讓人們掌握更多有關節能的知識，這樣可以很好的解決節能建筑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促進節能建筑市場良性發展。節能建筑有了良好的市場，通過各利益相關方的努力，節能建筑會發展的越來越好。

2 經濟政策

（1）財稅政策：我國有關節能建筑的財稅激勵措施尚未建立，由于財政補貼方式比較復雜，對于節能建筑，國家可以先從現有的稅種中選擇具有操作性的稅收減免措施來鼓勵節能建筑【7】。為了鼓勵開發商修建節能建筑，政府可以向開發節能建筑的項目提供貸款的優惠，例如給予開發節能建筑貸款的優先權、適當降低開發商貸款的利率、減免節能建筑開發的某部分費用等，這些財稅激勵政策可以從各方促進節能建筑的發展。

（2）政府采購政策：國務院辦公廳2004年30號文件明確要求“要將節能產品納入政府采購目錄”，政府采購可以很好的進行宏觀調控，通過強制性的購買要求促進節能建筑的平衡發展。并且，有政府的公共購買做表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消費者購買節能建筑。

此外，為了促進節能建筑的發展，我國可以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的方式提高低能耗產業的比重。對于高能耗的產業，國家應制定強制性的行業標準，嚴格控制高能耗的建筑項目。

3 技術政策

之所以要采用技術政策來推廣節能建筑，主要原因有兩點。①節能技術的提高可以使我國的節能建筑更加先進化和專業化，提高其節能水平，使我國的節能建筑能夠做到高效節能。②節能技術的提高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節能建筑成本，成本是節能住宅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消費者不購買節能建筑的首要原因是節能建筑相對于傳統建筑價格較高。節能成本的降低必然會刺激消費者對節能建筑的購買，從而推動節能建筑的發展。因此，政府應鼓勵節能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并且加大對節能技術研發的資金投入。

4 針對消費者的激勵政策

消費者是節能建筑的最終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時也是節能建筑的購買主體。建筑節能市場的成熟，更依賴于消費者購買節能建筑的主動性。

因此，政府應加大節能宣傳，讓消費者清楚地意識到節能建筑的優點與功效以及節能建筑可以帶給他們的收益，使廣大民眾有購買節能建筑的意愿。另外，政府可以從費用優惠方面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度。政府可以對使用節能建筑的用戶進行補貼，例如降低其采暖費等。從這兩個方面，不僅從提高消費者自身節能意識的角度促進其購買節能建筑的主動性，而且通過給予有效的費用政策從外力入手激勵消費者的購買。

5 利用清潔發展機制促進建筑節能

清潔發展機制（CDM）是《京都議定書》中引入的靈活履約機制之一，根據“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發達國家應對全球變暖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有關節能減排的任務和標準，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做出規定。由于發達國家進行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較高，發達國家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具有節能減排效果的項目，把這些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也作為發達國家履行《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一部分任務。這樣既給予了發達國家履行議定書的靈活性，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節能減排的先進技術和投資的資金，這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我國有很多CDM項目，但是多存在于電力、冶金等行業，在建筑行業卻少有，原因在于我國人民普遍對CDM項目認識有限，并且由于缺乏經濟規模，個別大廈從認證的有關節能減排的項目所獲得的收入不足以抵消清潔發展機制的交易成本，節能建筑的業內人員對于CDM項目信心不足。但是，我們應該了解CDM項目具有很多優點，利用清潔發展機制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有關節能減排的信息、技術、范例，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程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國際性的交流平臺。我國應在建筑領域加大CDM的項目的普及程度，這樣不僅有利于吸收國外的資金和引進節能減排技術，增強我國的節能技術水平，而且對于本國來說，我們可以更好的推廣節能建筑，在與發達國家的合作下，促進節能建筑的進一步發展。

總之，建筑節能是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建筑發展的大潮流、大趨勢。在當前和今后的若干年內，建筑節能的進展主要依靠政府的強制推動，依靠立法和執法。未來我國節能建筑的發展趨勢主要有以下幾點：（1）制定更高的節能標準，只有提高節能標準，才能增強節能效果，由此更好的降低建筑能耗；（2）更廣泛的利用可再生能源，諸如太陽能技術、地熱技術等，這些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將在節能建筑中更多的運用，為資源節約切實做出貢獻；（3）傳統建筑的節能改造工作將進一步推進，我國現階段傳統建筑數量龐大，僅僅依靠新建的節能建筑來承擔建筑節能的工作是遠遠不夠的，傳統建筑通過裝修便可以利用多種節能技術，從而向節能建筑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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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瓊. 我國建筑節能若干問題及思考[J]. 工程設計與研究,2009,(01):25-29.

3 王曉微. 綠色節能建筑發展前景探索[J]. 山西建筑,2009,(15):219-220.

第8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財稅政策；自主創新

中圖分類號：F810.45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9月4日

自2010年10月10日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一項國家戰略以及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較大的投資風險，使得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很難發揮作用。為了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各級政府紛紛出臺政策措施，尤其注重發揮財稅政策的引導和激勵作用，但仍存在很多不足，有必要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與特征

（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指基于新興技術，科技含量高，出現時間短且發展速度快，具有良好市場前景，具有較大溢出作用，能帶動一批產業興起，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戰略支撐作用，最終會成為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業態形式。從國際上看，戰略性新興產業范圍主要包括技術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納米技術產業等。

（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特征。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著未來產業和科技發展方向，與傳統產業相比，具有鮮明的特征，主要表現為戰略性、外部性、風險性。這些特點決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更加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扶持。

1、戰略性。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自身具有很強的發展優勢，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貢獻，而且直接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國家安全，對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提升我國經濟科技競爭力、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制高點，具有重要意義。

2、外部性。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是自主創新，只有通過自主創新，才能占領技術的戰略制高點。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創新主體個體收益和社會收益之間存在差異，即創新主體的創新成果會外溢給社會，使其個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如果其自主創新的高投入得不到合理補償，會直接導致市場供應的不足。

3、風險性。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技術創新的產物，在發展過程中存在極大的風險性。很多技術不夠成熟，一種技術可能很快被另一種技術代替，且往往具有顛覆性。此外，新技術、新產品是否最終能在市場競爭中勝出，還要受到用戶的轉換成本、消費者消費習慣、市場規模、市場需求和企業營銷策略等市場因素的影響。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使得必須由政府出面，加大支持力度。

二、財政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手段

財政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手段可概括為：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兩大類：

（一）財政支出政策。運用財政支出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是各國政府扶持政策的一致選擇。可供選擇的支出政策手段包括：

1、一般預算支出政策。一般預算直接投入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發揮的作用是，要有效地引導和整合技術、投融資體制，利用競爭驅動使新技術生產的產品成本下降，同時使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風險最小，使產品迅速占領市場。

2、國債政策。國債投入一般重點投向基礎性產業，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理應在國債資金中占一定的份額。

3、財政補貼政策。財政補貼政策是國際上使用較為普遍的一種支持產業發展的政策手段。其特點是較為靈活，補貼對象既可以是生產者，也可以是下游的或終端的消費者。財政補貼一般分為投資補貼、產出補貼和消費補貼。

4、政府采購政策。由于對社會經濟有著其他采購主體不可替代的影響，政府采購已成為各國政府經常使用的一種經濟調控和產業促進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采購中通過優先采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品或服務，有利于生產者大量生產以降低成本，從而激勵戰略新興產業開拓市場。

（二）稅收政策。稅收作為政府達到產業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主要通過稅種的設置、課稅范圍的選擇、計稅依據的確定、稅率設定、稅收豁免、加速折舊、費用扣除、稅收抵免等手段，對不同產業設置差別稅負，改變其經濟活動的成本或收益，從而達到扶持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目前，我國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在形式上以稅收優惠為主，政策范圍涉及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關稅等多個稅種，形式包括稅收減免、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加計扣除等，涉及高新技術企業、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信息產業等方面。

三、現有政策的不足

近年來，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各級政府紛紛出臺了一系列的財稅措施，這在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現在：

（一）財政支出方面

1、政策體系有待統一。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稅、知識產權、價格、投融資、人才、進出口等政策較零散，特別是財政在市場準入、示范應用、政府采購、財政補貼等方面，還不健全，缺乏統一規劃。

2、支持力度有待加強。從國家到地方財政支出在逐年增加，但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要求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如我國節能政策深入推進，對節能技術進步有較高的期望和要求，而目前國家對節能科研的支出相對不足。2007年科技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49%，遠低于同期日本的3.39%、美國的2.62%、德國的2.53%等發達國家水平。另外，2004年中國基礎研究支出比重為6%，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1/4到1/3。在過去的10年中，這個比例保持在5%～6%，考慮到中國GDP總額為美國的1/6，研發強度為美國的1/2、基礎研發支出比重為美國的1/3，中國用于基礎研究的支出就只有美國的3%。

3、支出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支持機制中，仍以傳統的支出及資助方式為主，資金分散，沒有建立統一的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基金或資金，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財政支出機制。同時，對一些不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補貼政策，應適時取消。

4、績效管理有待強化。現行財政支出中存在著“虎頭蛇尾”或“雷聲大雨點小”等效率不高問題，有必要建立健全績效預算與考核制度，努力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二）稅收政策方面

1、政策制定缺乏系統性。我國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稅收政策大多都是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制度，并會依據經濟發展狀況和產業政策的調整而進行調整，弱化了法律效力，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規范性和穩定性，在執行中面臨諸多問題。在制定政策時，僅僅是針對某個環節或某個方面，分散零星，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和針對性，對風險投資、孵化器建設、自主創新等重點環節的支持力度不夠。

2、政策手段單一，缺少針對性。我國目前的稅收優惠大多數為直接優惠，而間接優惠較少，所得稅優惠較多而流轉環節的優惠少，政策效果不明顯，且主要集中在生產環節，缺乏對投資和退出環節的優惠，大多數是針對科技成果轉化實現的收入給予優惠，使得真正獲得優惠的一般是已經具有一定科研實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或單位，而正在進行研發活動的中小企業及研發失敗產生虧損的并沒有獲得稅收上的政策扶持，出現政策調控的缺位。且現行政策基本上是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制定的，沒有專門、系統的制定政策，這就存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針對性不強、扶持力度不到位的弊端。

3、政策執行上效力不高。一方面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先征后返、先征后退等稅收政策辦理環節多，手續繁瑣，時間滯后，缺乏連續性、系統性，從而造成稅收政策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國還缺乏對稅收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有效評估機制，對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狀況和產生的效果缺乏系統的跟蹤管理、評估及考核，從而產生政策濫用、難以執行等現象，限制了政策功能的發揮。

四、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完善措施

（一）優化財政支出政策

1、明確財政支持的重點領域和范圍。根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劃，各地財政部門應在明確產業發展定位，優化產業發展布局的基礎上，科學界定本地財政支持的重點領域和范圍，有選擇地對其中的重中之重的產業，優先扶持發展。尤其針對存在的缺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的內資大企業集團、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裝備、缺少掌握核心技術的高層次人才，以及產業集聚度不高、產業鏈不完善等問題，財政支出政策應重點支持解決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瓶頸問題。

2、加大財政的科技投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科研投入是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十二五”時期，政府應大幅提高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發的投入，確保資金投入不成為制約其發展的因素，同時注重財政資金的投入方式和使用。財政補貼在助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更應該起到引導作用，使企業意識到科技進步和創新的重要性。為此，首先財政資金應該優先投向產業的關鍵領域，優先支持關鍵技術的發展。其次，政府應該靈活支配財政資金，在對產業提供普遍資金扶持的同時，將財政補貼資金和企業的科研成果掛鉤。另外，政府應該加強對企業獲得的財政資金的監督，規定政府撥付的科研資金不得用于一般的生產經營活動，只能用在技術開發方面，并制定一套切實可行的約束方案。

（二）完善稅收政策

1、健全稅收政策法律體系。完善的稅收政策法律體系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迅速健康發展具有巨大的支撐和激勵作用。首先，要制定科學的產業發展規劃，針對不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特點制定不同的稅收政策，并將適用于各個產業的稅收政策單獨在一個文件中列明，增強稅收政策的針對性；其次，提升產業政策的立法層次，增強政策的權威性、穩定性。可將相關文件以產業政策實施條例的形式出臺，從目標、受益對象、政策支持方式等方面規范產業政策；最后，建立產業政策的動態調整機制，針對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稅收政策扶持的范圍、發展階段等制定可以適時調整的政策內容。

2、完善產業稅收優惠政策。產業稅收優惠是指政府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促進某些產業的健康發展對其給予的稅收制度上的例外。當前，我國的稅收優惠依然以區域優惠為主，在極大地促進了重點區域的經濟發展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加劇了地方貧富差距，不能體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因此，完善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應逐步縮小區域性的稅收優惠，加大產業性政策的范圍和力度，針對產業鏈上的重點項目的關鍵環節制定優惠政策，實現由區域主導向產業主導、項目主導的轉變。

3、加強部門協調，提高政策執行效力。為了保證稅收政策切實、有效地執行，必須綜合考慮政策的制定、執行、反饋及調整，使各項政策有機結合、相互協調、相互補充，共同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可召集各相關部門進行協商，建立定期通報機制。在科學制定政策的基礎上，多渠道、多形式地做好優惠政策的宣傳和解釋。加快制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目錄和認定標準，簡化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的實際操作手續，方便適用，提高納稅服務水平。同時，要建立稅收政策實施情況和應用效果的跟蹤管理、評估分析及目標考核機制，為政策調整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

主要參考文獻：

[1]宋河發，萬勁波，任中保.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內涵特征、產業選擇與發展政策研究[J].科技促進發展，2010.9.

[2]侯延剛.河北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1.

[3]徐仲民.創新財政支出政策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J].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11.12.

第9篇：財稅立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西部；財政轉移支付；稅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資

一、西部地區欠發達的財稅政策因素分析

1．地區財政支出總量不足、結構欠佳，經濟發展的財政基礎較為薄弱。

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影響經濟。在現行分稅制不完善，特別是中央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亟待改進的情況下，西部地區低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直接制約了其地方財政支出的快速增長；而低水平的地方財政支出，反過來又進一步影響其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

據資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區的人均財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與華東地區相比呈不斷下降趨勢，人均財政支出之比（華東地區：西北西南地區）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從兩大地區地方財政支出的結構狀況對比看，西部地區在基本建設、城市維護、文教科衛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顯偏低，而行政管理費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比重則大大超過全國和東部地區。這種偏低的財政支出總量和不良的財政支出結構，一方面嚴重影響了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建設、人才培養、技術進步、公共設施的維護與建設，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財政目前更多地體現為吃飯財政。這與地區經濟起飛時所要求的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大相徑庭。眾所周知，按照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支出增長理論，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公共投資在經濟總投資中所占比重一般都應較高，因為大量的社會基礎設施需要公共部門參與投資，這些公共投資通常被認為是促進經濟增長，使其進入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期階段的必要條件。

顯然，由于西部地區地方財政支出在總量與結構方面所表現出的種種不適應性，已使得地區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投資硬環境得不到起碼的改善。僅從鐵路密度來看，每萬平方公里面積擁有的鐵路長度，全國平均為59．8公里，東部高達132公里，西部僅為25．2公里，西部鐵路的網間距離達727公里，遠遠超出了公路運輸的有效范圍，致使許多地區處于封閉狀態。

而為了解決財政支出方面的現實困難，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對企業征收非稅收入來彌補財政不足，從而使得企業的平均稅費負擔遠高于東部地區企業，嚴重影響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地方經濟的振興。據調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業平均稅收負擔為10．74％，非稅負擔為21．7％，稅費負擔合計為32．44％；西安市百戶企業調查，1993－1996年平均稅收負擔為12．91％，非稅負擔為26．39％，稅費負擔合計高達39．3％。而東南沿海的廣東省，1996年企業平均稅收負擔為7．61％，非稅負擔為15．22％，企業稅費負擔之和則為22．83％，盡管也較高，但與西部地區的企業相比，明顯要輕。事實上，由于西部地區資源型產業和國有經濟比重較大，1994年的新稅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稅負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國平均稅負提高幅度。

2．東西部地區投資的原有財稅政策差異明顯，嚴重阻礙了資本的西流。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基本遵循均衡發展的政策。從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區經濟發展計劃篇”，提出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少數民族和不發達地區三種不同類型地區各自發展方針起，與“非均衡布局戰略”相配套，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以區域優惠為側重點的鼓勵外商投資的財稅優惠政策，形成了從“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發區—內陸一般地區”由低到高的梯級稅率（15％、24％、30％，經濟特區部分企業最低為10％）。盡管在有關跨國公司投資決策的決定因素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中，財稅優惠在影響外資的區位選擇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當基本的決定因素對于一項盈利性投資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東部的FDI地理條件比較優越時，從邊際角度來看，財稅優惠無疑會左右投資。事實上，特別優惠的財稅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區的投資回報率的同時，也大幅度降低了在東部投資的政策與財務風險。相應降低了在西部投資的經濟可行性，進而促使外資、技術在區域乘數效應的作用下向東部地區快速聚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資金、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逐漸也因收益差異而逐步東移，從而形成了《發展經濟學》中關于發展中國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差異而產生的“回波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說，東部地區對外商投資企業所給予的“超國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東部地區與非優惠的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

聯合國有關投資地區優惠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關系的研究結果表明，優惠政策與經濟增長呈顯著相關（見表1）。

3．缺乏強而有力的財政政策投融資體系與政策的支持

所謂財政政策投融資，是財政為了強化宏觀調控功能，以信用為手段，直接或間接有償籌集資金和使用資金的活動。其本質是以政府為主體按照信用原則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財政關系。由于其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戰以來，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日本、韓國的重視。我國的政策性投融資，盡管建國之初就有，并經1979年以來的不斷改革，初步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多渠道、投資方式多樣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資的重點復又從中西部地區轉向沿海地區；建設項目的行政審批制度與多元化投資主體、多種資金來源之間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資機構資本金嚴重不足；各投融資管理機構各自為政，缺乏統籌與協調；再加上資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資體制定位的不合理和運行機制不健全；政府金融優惠形式單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資（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資和金融優惠，特別是金融優惠）在西部經濟發展中應有的開發、先導、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發揮，致使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嚴重缺位，西部地區的投資硬環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進西部開發的財稅政策的調整與改進

1．規范中央財政對西部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縱橫轉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區地方財政的困難狀況，擴大西部地區的公共投資規模，增加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設一批關系西部全局，帶動作用較大的重要項目，為西部開發創造良好的條件，逐步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規范轉移支付形式，增強轉移支付機制在均衡地區間財政經濟發展差距方面的功能，應是當務之急。眾所周知，美國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區之所以能在近幾十年中迅速崛起，縮小與發達的東北部和中北部地區的經濟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國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種法案，以法律形式確保促進后進地區的經濟開發外，聯邦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功不可沒。僅1975年就有308．49億美元從東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聯邦政府財政支出中，各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東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財政資金的大量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區的發展。我國地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由于受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制約及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方針的影響，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地區財力差距甚大。據資料分析，我國1996年人均財政收入（扣除債務收入）近600元，人均財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為1976．6元，為貴州的14．2倍。從財力自給能力系數來看，上海為578％，北京為366％，為33％，貴州為40％。這表明我國地區間的財力差距大，涉及范圍廣，具備進行縱橫交叉轉移支付的條件和可能。我國目前中央對地方的《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在近幾年中雖有所修改，但在結構及其功能方面還存在較大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確定不規范、數量不足，屬于補質的轉移支付種類過多，稅收返還政策使得轉移地區重點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財政轉移支付與專項財政轉移支付的分工和協調不夠，縱向轉移支付缺少橫向轉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為確保政府轉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議今后應運用立法手段確保轉移支付機制的嚴肅性、一貫性和連續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則及多種措施綜合配套的原則，規范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發展橫向轉移支付。在現有基礎上，逐年縮減稅收返還的規模，逐年擴大中央對西部一般性轉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學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會福利或公共服務水平；根據各項基礎設施在西部開發中的重要性、規模大小、影響范圍等因素，科學確定中央財政直接負擔的專項轉移支付比例水平；積極探索經濟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對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縱向轉移支付為主，橫向轉移為輔?鶯嶠徊嫻男灤兔嫦蛭韃康厙牟普浦Ц斗絞健?/P>

2．改進西部地區地方財政預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預算。

綜觀西部地區財政的現狀，一方面，由于其財力供給能力較低，財力規模過小，“吃飯財政”的特征較為明顯。加上現行財政體制下，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達，地方財政的收支壓力較大。另一方面，我們同時也看到，財政“越位”問題也相當嚴重。一些很少具備行政管理職能的后勤服務部門被劃入了行政范圍，部分有經營收入的事業單位至今仍列入財政供給范圍。于是形成與西部地區財政困難相對應的行政事業單位編制“一脹再脹”，財政供養人員有增無減。由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較低，傳統的以財源建設為己任的聚財和理財方式，導致財政在市場領域的相關支出不斷上升，財政的基本職能難以有效實現。要逐步改變西部地區財政入不敷出、越位與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狀況，光依賴中央財政的支持是不現實的，必須同時做好地方預算管理的基礎工作，徹底摒棄管理基數法，逐步推行零基預算。西部地區的部分地方近年來試行了零基預算，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于基礎管理工作沒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顯。從目前來看，推行零基預算的關鍵是要盡可能建立起一個較為完整、較為規范的零基預算信息體系，做好預算管理的基礎工作，如定員定額管理，在政府機構改革和事業單位改革的基礎上，嚴格確定單位人員編制。按照財政支出項目的輕重緩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當然，零基預算只是預算編制的一種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對控制預算支出起決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預算能夠真正發揮預期的作用，我認為，關鍵是要堅持按《預算法》辦事，強化預算約束機制，建立健全支出監督體系；重視對預算內、外資金的統管；徹底改變重收入、輕支出管理的陳舊觀念；實行公共財政支出管理。

3．縮小東、西部地區投資的財稅優惠差距，公平投資的政策環境。

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針對沿海地區的以地區傾斜為主、輔之以產業傾斜并交錯使用減低稅率、定期減免稅和再投資退稅等多種稅收優惠手段的涉外稅收優惠政策體系，已越來越不適應全方位、多層次對外開放局面的形成和發展的需要。調整地區傾斜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大產業傾斜的稅收優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勢所趨。今后，為了配合西部大開發的進程，一方面，國家應在嚴格控制東西部地區之間稅收待遇差異擴大的基礎上，按照國稅發1999172號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東部沿海實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稅收優惠政策擴大到中西部地區實行，甚至可考慮建設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通道或基地，輻射和帶動區域開放型經濟發展，如在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的廣西防城港開辟西部保稅區。另一方面，也可考慮逐步取消對內資企業的歧視性稅負政策，將內資企業的稅負減到外資企業的水平，特別是對東部地區來西部投資開發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以吸引來自西部地區外的各種資本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擴大財稅優惠政策的引流效應。要借這次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指導目錄鼓勵類項目投資審批權下放的契機，加快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優化項目審批程序與方式，改串聯式審批為并聯式審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資軟環境上做足文章。

4．著力構建西部開發所需的財政政策性投融資體系與政策框架。

西部開發所需的投資環境和生態環境建設，需要大量的前期啟動資金。財政通過增加預算支出中基本建設項目的直接投資規模，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可能。縱觀世界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或區域經濟的起飛歷程，幾乎無一例外不借助集財政性與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資。韓國在經濟起飛的“一五”計劃時期，財政投融資貸款占政府農林水利投資的25．8％，社會公共投資的53．2％；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后，為振興邊遠落后地區的發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東北開發金融公庫和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庫；美國聯邦政府為支持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在經濟開發區投資且符合條件的項目提供大約1／3的投資補助；荷蘭政府為鼓勵工商業擴散到蘭斯塔德（RandstadHolland）大城市區以外的地區，對在北部和南部地區擴建的企業提供10％－30％的獎勵金，而對新建企業提供15％－35％的獎勵金。英國政府則對落后地區實行多種形式的資本補貼。為鼓勵外商、國內企業和私人資本到西部欠發達地區投資設廠，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當前很有必要借鑒一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鑒于我國現行的財政投融資還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跳出計劃經濟下財政投融資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投融資體制與運行機制，積極探索新體制，運用新機制，拓寬融資渠道，著力重塑西部開發所需的財政投融資體系，構建所需之政策框架，無疑將極大推動西部大開發的進程。為此，一方面，國家要盡快理順財政與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的關系，建立資金委托、資金管理、資金運用三分離而又完全有償的投融資體系，通過編制集中統一的《政策性投融資計劃》來協調財政金融在西部開發中的地位與作用，必要時，甚至可考慮建立西部開發銀行為西部地區的開發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財政投融資的有效方式，充分發揮各種金融優惠如政府投資補助、補貼貸款、政府參股、優惠費率和政府保險等在西部開發中的積極引導作用，同時要注意政府實施的政策性投融資與民間金融的相互配合、補充，以期達到“四兩拔千斤”的引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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