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主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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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專業主義范文
一、證券新聞的功能和特點
證券新聞是對證券市場上新近發生、變動的事實的報道，從內涵上看，與其他新聞品種相比，每時每刻都在變動和變化的證券市場，決定了傳播信息是證券新聞報道的最基本功能③。這就要求證券新聞報道必須嚴格遵守新聞的基本價值規律。
證券新聞不僅包括宏觀經濟層面對證券市場的影響，相關政策法規解讀；中觀層面大盤行情指數漲跌變動，個股板塊漲落；還包括微觀層面的上市公司新聞，證券產品新聞及股民新聞等。因此，證券新聞還有連接宏觀經濟政策、中觀市場和微觀上市公司、股民的橋梁功能。
證券市場每天都要產生出大量的信息④，沒有哪一類新聞能像證券新聞那樣與受眾有著切身的利益關系。在證券市場上，準確的信息獲取時機和速度，往往關乎投資者的財富增值還是減值。
上述功能決定了證券新聞采編更要符合新聞操作的基本規律和體現新聞價值要素。同時證券新聞更為特殊和專業，對市民報采編人員的財經、證券專業知識要求更高。此外，由于證券新聞關乎每一個股民的證券財富狀況，對證券新聞的準確性、客觀性、服務性等要求更高。
二、市民報證券新聞采編的優勢和不足
隨著中國股民群體的擴大，證券新聞成為占有率急劇擴大的新聞品種。大體上，證券新聞市場的媒體可以分為專業財經證券媒體和市民報兩種類型。前者以《中國證券報》等全國性專業證券媒體，及新浪財經、和訊網等專業網絡財經證券媒體為代表。
《中國證券報》等專業證券媒體，專注于證券領域，擁有豐富的新聞資源和專業編輯記者，為讀者提供權威證券政策變動、上市公司表現，市場運行和個股表現等信息，具有更深、更透、更準的報道特點。新浪財經等網絡證券新聞報道，不僅包羅各地傳統媒體的重要報道，而且其報道形式豐富，兼具網絡媒體的及時性、海量信息、較強互動性和易檢索的特點⑤。
與上述專業媒體相比，市民報證券新聞采編，存在著對宏觀證券政策和發展趨勢視野不夠寬闊，專業的證券編輯記者缺乏，以及采編上力量和報道范圍有限等不足。
但市民報以最廣大的普通市民――股民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讀者對象，緊密聯系本地證券市場和本地上市公司，傳播手段和內容具有鮮明的市民性和廣泛的實用性。因此，以本地市民的證券信息需求為基礎，以通俗化的語言和活潑的新聞采編形式來吸引讀者，幫助讀者了解證券市場和各類證券理財產品，做實用性的服務。這些正是市民報在證券新聞采編方面顯著的優勢。
三、采編理念：專業主義、市民主義、實用主義
中國證券市場的活躍帶動了證券新聞市場的擴大。雖然此前絕大部分市民報都有相應的證券新聞版或者財經新聞版面，但基本上以刊載證券市場行情或者轉載全國性媒體的證券新聞報道為主，缺少專業證券采編人員，缺乏新聞原創，忽略證券新聞版面規劃，采編理念相對保守和落后。
通過以上的分析提出以下三個采編理念。
（1）專業主義―真實、準確、客觀
新聞專業主義是當今新聞界普遍認可的一種新聞操作理念。其涵義可以概括為⑥：新聞媒介和新聞從業者所追求的一種職業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實、客觀、公正地報道新聞，以服務公眾為中心目標等。其核心的理念之一是客觀新聞學⑦。
相對于其他新聞品種，市民報證券新聞的專業主義要求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⒈真實。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我國的證券新聞報道，信息的真實度不盡如人意，信息污染與信息誤導現象較嚴重，有些證券新聞報道簡單甚至充當一些造勢者的傳聲筒，傳播一些干擾股市的不實信息⑧。
真實性是證券新聞報道理念中最基本的部分。證券新聞較之其他新聞品種而言，更能直接影響人們的判斷和決策，凡有關市場或公司基本面重大變化的消息均會引起投資者的敏感⑨。作為傳播證券信息主渠道的新聞媒體，面對不同信息來源時，要堅守應有的理性和冷靜，嚴格遵守中國證監會等監管當局的信息披露制度，特別是涉及公司盈虧、股權變動這些足以直接影響股票價格波動的信息時，一定要認真核實信息的來源，確保新聞的真實性。
⒉準確。所謂準確就是市民報采編人員在操作證券新聞時，要考慮各種因素，找出復雜事件背后準確的原因。同時，證券新聞中充斥各種術語和大量數字，也要求采編人員力求準確，以免誤導股民，造成損失。
證券市場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場所，一個新聞事件的發生，可能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采編人員在進行證券新聞操作時，要撇開復雜的現象，運用專業知識和新聞敏感找出事件背后的準確原因，服務于受眾的證券投資活動。
同時，證券新聞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如果采編人員缺乏良好的證券專業知識儲備，采編過程中就難以把握題材，容易出錯。經常使用的專業性強的術語和大量的數字，如不加以改造置換，傳播效果肯定不佳。這就要求采編人員準確領會證券新聞中的專業性問題，并想方設法將艱澀難讀的專業性節點，置換轉化為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物和景致。將專業性內容通俗化、生活化，可以降低閱讀門檻，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方便讀者理解⑩。
⒊客觀。新聞專業主義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新聞報道活動服務于全體人民，而非某一利益團體。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新聞客觀性的信念。
中國股民中絕大多數是中小散戶投資者，他們對證券市場了解不多，有的甚至一無所知，是在所謂的“賺錢”示范效應下匆匆入市。市民報證券新聞的讀者絕大多數就是這些投資者。這些投資者迫切需要有人指點迷津，點股成“金”。市民報作為他們可以信賴的大眾媒體，往往成為其證券操作的信息來源。市民報堅持客觀性原則，就是要立足廣大股民讀者利益，一方面在報道證券新聞時堅守新聞客觀性的底線，同時，要鑒別形形的咨詢機構，以及素質參差不齊的 “股評家”、“分析師”，以免這些機構誤導讀者，甚至借市民報的平臺干出違背職業操守和法律法規，甚至為某些機構和莊家做“托”等行為。
堅持專業主義理念，要求采編人員一方面恪守新聞職業道德，堅守新聞采編基本價值規律，另一方面不斷加強對財經知識和證券知識的學習和實踐，成為“專家型”記者編輯。
（2）市民主義―讓證券新聞“軟”起來
市民報證券新聞操作必須堅持專業主義，但同時，必須考慮最廣大的普通股民讀者的特點和要求，使證券新聞“軟”起來，貼近市民讀者需求和口味，把可讀性作為首要訴求。這就是市民主義操作理念。
第2篇：專業主義范文
如果把新聞看成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讀者可以成為新聞傳播的受眾，那么接受美學研究法中對于讀者的高度重視折射出受眾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重要地位。
新聞的價值是否由受眾決定。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并非是給定的客觀認識對象，它也只有在讀者能動的閱讀活動中才能獲得現實的生命，變成活生生的藝術。文學歷史是文學被讀者接受的歷史，決定文學作品歷史地位和價值的主要因素是讀者的接受意識。新聞作品與文學作品一樣是文字產品，但是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它的價值決定因素是重要性、顯著性、新鮮性、接近性、趣味性。然而，判斷以上五個特性的標準又是依據什么呢?重要性是對誰重要?顯著性是跟誰比顯著?新鮮性為什么強調新鮮?接近性又是接近的準?趣味性是滿足誰的趣味?廣大的匿名的受眾!這樣，問題就陷人了窘境。
接受美學之所以把文學作品的生命賦予讀者，因其有一個“審美空間”。新聞作品畢竟和文學作品還是不一樣的，它具有客觀的紀實性，不像文學那樣運用各種修辭以隱晦。要依賴讀者的“審美翻譯”，而是致力于直白陳述。事實永遠只有一個，新聞的主要功能就是告知，新聞就是要把這個事實告知廣大受眾。那么，廣大受眾為什么要接受這個事實?如何才能更好地接受這個事實?這就是新聞價值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新聞的價值是其為更清楚地傳達一個事實而具有的優越性。
受眾因素只是一個很片面的參照因素，以其為指導精神，定會歪曲新聞的價值內涵。打一個比方，扇子的主要功能是為了扇風，但考慮到銷售市場，很有可能會在扇子上做很多修飾，你能說買扇者是為了買那些修飾?然而現在的市場經濟下，包裝藝術確實會讓人產生買櫝還珠之情，那我們只能說商家又生產了另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對消費者是具有使用價值的。
新聞的產生是否是受眾的創造。接受美學認為，讀者的能動作用不僅表現在能夠影響甚至決定文學作品在不同時期的評價和地位，而且還表現在它能夠間接地影響文字的生產，接受過程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反作用。
在接受美學中，伊塞爾借用了科學哲學家波普爾和社會學家長爾麥恩海姆的“期待視野”概念。如果把原有作者的“期待視野”與作品出現后讀者的理解之間的不一致稱為“審美距離”，姚斯認為“審美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所以，在文學作品創作的過程中，作者為了擴大這種距離，會極力揣摩讀者的“期待視野”，在作者的頭腦里始終有一個“隱含的讀者”。
受眾對于新聞的產生的影響又有多少呢?首先，真實是新聞的第一生命，新聞的產生是對客觀事實的忠實記錄。其次，受眾作為新聞傳播活動的接受者和參與者，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具有積極的能動作用。施拉姆曾指出，受眾參與傳播，猶如在自助餐廳里就餐，媒介只是在為受眾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飯菜，至于受眾吃不吃、吃什么、吃多少，媒介無能為力。而為了讓受眾“吃”并且“多吃”，媒介從受眾角度出發，力求提供“適銷對路”的信息產品、對受眾無原則的“有求必應”、將“受眾本位”絕對化為“純粹滿足受眾需要，一味爭取受眾市場”的思想是幼稚的。
新聞專業主義中考慮受眾的“接受”與否
就新聞傳播的歷史事實來看，“傳播者本位”長期占據主導的地位。但是，當新聞傳播媒介越來越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對象、越來越依賴廣大接受者的選擇而求得生存和發展的時候，以傳播者為本位的觀念和實際的做法就很難順利地運行了。隨著新聞事業的發展，其行業性、專業性理論體系逐步完善，新聞專業主義理論的提出貌似使得“傳播者本位”的意識回升。
新聞專業主義是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后在新聞同行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一種信念，它最突出的特點，是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我們應理解到新聞專業主義的目標是服務于全體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團體的科學內涵。
接受美學最明顯的缺點，就是在討論讀者研究的重要性時，對創作與接受的關系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以致給人造成忽視創作與作品研究的印象，反映到新聞傳播活動中。即是傳者對受眾辯證關系的真空。其實，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下也考慮讀者的“接受與否”。
第3篇：專業主義范文
當河南電視臺記者曹愛文在落水少女報道現場，趴在女孩子身上做人工呼吸，經過多次努力失敗后，無奈地哭了的時候，她被譽為年度“最美麗的女記者”；同樣是面臨悲劇事件，《東南快報》記者卻在現場等待拍攝一組市民騎車栽倒在水坑中的場景，而沒有預告行人躲避危險，被部分公眾指責“良心何在”。
兩個案例，一褒一貶，個中折射出公眾評判的一種標準――新聞從業者面對職業責任與社會公德沖突之時，應該舍棄前者，追求后者。因此，兩個事件引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對突發的悲劇性新聞事件，新聞記者是否只能介入其中，參與救助，而不可以超乎其外，客觀記錄？新聞記者與新聞現場的距離應該如何保持？
墨菲的選擇與苦惱：新聞專業主義標準與記者現場角色非常要求
攝影記者最容易陷入這種困境，因為他們的反應是迅速的，他們的記錄是真實與最具沖擊力的。美國《俄勒岡報》攝影記者威廉?墨菲就遭遇了這個問題。一次，他經過哥倫比亞河上的一座大橋時，看到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在欄桿附近扭打，他本能地抓起相機并拍下了那個男子跳河自殺的照片。他的選擇備受爭議并被別人看成冷酷、不關心他人的人，但他的選擇不是沖動、盲目的，他有著自己的理由。
⒈新聞專業主義――“我做了職業訓練要我做的事”
作為西方新聞業界的一種新聞理念，新聞專業主義是新聞從業者職業原則的內化形式，要求真實、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新聞。新聞工作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不偏不倚的綜合信息，它識別、解釋、相互沖突的觀點”①。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候，墨菲說“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夠怎么做。我是一名攝影師，我做了職業訓練要我做的事。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②。他面臨困境時，秉承了專業主義的實踐要求，把同情心置于其次。
有學者認為，專業主義在話語實踐中往往會呈現出碎片和局域狀態。所謂碎片呈現，就是說“在不同語境被共同強調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現手段上的專業水準以及實踐中的專業倫理”，但那些“涉及到媒體的社會功能和角色，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新聞生活中的社會控制”③的專業主義的其他成分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在專業主義的實踐話語中，墨菲遵循了“操作技能和表現手段上的專業水準”，卻忽略了“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角色和責任” 成分。從這方面來看，墨菲承受職責應該歸于對專業主義的理解偏頗，而非“無情”。
⒉對記者的非對等要求――“為什么其他人沒有停車呢”
其實，墨菲只是把“實踐中的專業倫理”與同情心放在其次，而非缺乏同情心。在十英尺之外，他只能叫喚著，擔心沖上去更會促使那家伙跳河，于是他舉起了相機，并請求圍觀的一個女子去叫警察，而那個女子卻一直在觀看自殺場景。照片中還有一個細節，一個無動于衷的騎車者根本就沒有停車。
筆者無從知曉圍觀的女子與路過的男子何許職業，如同無從知曉曹愛文救助落水女子現場的那些圍觀者做什么一樣；筆者沒有聽到一致指責圍觀的女子與路過的男子的聲音，如同未有聽到贊揚曹愛文救助落水女子現場的那些圍觀者一樣。在“水坑”報道中，漠視的不僅僅是記者，那么多水坑，過往路人與路政人員或許也都在忽視。
如果說墨菲對專業主義話語的實踐是碎片的，受到一定的質疑是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大家都在場的時候，為什么偏偏指責記者？社會公眾是對旁觀者冷漠的無視，還是對在場的新聞從業者的要求過于苛刻？看來在于后者，因為在那種場合，社會公眾普遍抵制新聞記者的現場作業，認為在新聞職業與同情道德共同在場的情況下，犧牲的應該是前者。如果你不是記者，或者在那種場合隱蔽記者的身份，或者由一個非記者職業的路人記錄現場，一切質疑都將弱化。
顯然，這一切存在著雙重標準的預設，即對現場的記者與現場的普通公眾，施行著不同要求，認為在政府職能人員趕到之前，同情救助者、道德承擔者的角色都應由記者去扮演，最低的底線也是記者放下職業角色，“不可記錄”。
新聞工作的職業性問題：專業主義與同情心的博弈
新聞工作是不是一門職業，這或許是一個偽問題，但是在西方社會卻成了媒介爭論的一個焦點，具體結論不是本文需要解決的內容，但是他們論辯中所涉及到的說法，對于理解記者緊急現場作業的尷尬與矛盾，很有意義。
哥倫比亞大學的卡雷認為理應提供服務的新聞工作不是一門職業，有一點原因，“如果新聞工作是一門職業，那么，其從業人員逐漸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多地考慮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自我保護機制，很少考慮他們對公眾所負的責任”。梅里爾贊同以上說法，稱新聞工作將“變成一個單一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專業主義的團體，缺乏外向開明的服務方向”④。兩位學者的擔憂，反映出新聞工作者如果一直追求職業利益的最大化，可能會忽視公眾利益，甚至不顧社會公德，缺乏同情心。
同情心原則要求記者和經歷苦痛事件的當事人打成一片，以深刻的洞察力采訪他們，滿懷同情地描述他們的處境，甚至不惜一己之力幫助他們。在實踐中，許多新聞工作者把同情心當做客觀報道的死對頭，認為記者是新聞報道事件的觀察者和中立者，而非參與者，其責任就是給公眾通報信息，否則新聞工作的職業性地位將遭到質疑。
那么，面對社會悲劇新聞事件時，專業主義與同情心之間如何協調呢？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道德同情應當優先，記者首先是人類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聞記者。國內部分學者普遍從道義論與功利主義兩個角度提出了看法，認為應該不留余地地服從基本的社會道義，挽救損失，并在選擇的過程中，選擇帶來收益最大的那一種。
“沒人愿意要一個順從討好、逃避爭論、聽任惡行大行其道的新聞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富有同情心、尊重公眾和避免無謂傷害的新聞界”⑤。基于此，我們應該在專業主義與同情心之間作一個合理的抉擇，社會公眾給新聞從業者多一些理解與支持，新聞從業者對社會公眾對多一些關懷和承擔。
兩點提議：遵循平衡和諧理念與發揚團體組織精神
綜上，記者在遭遇悲劇性事件尷尬或不被認可的原因有三：一是對專業主義認識狹隘；二是專業主義技術層面的可控與道義倫理方面的難以把握；三是緊急現場作業讓記者成為另外的“焦點”，社會道德不容彼時的“現場記錄”。如何才能夠跨越這種被認可的艱難，獲得社會道德輿論的好評呢？
⒈遵循平衡和諧理念
在這種情況下，突圍的路徑早已不僅僅只從新聞從業者的社會道德一方面來要求，應該著眼于在場記者、職業角色與社會公德三個角度，筆者在此試著建構一種三角模型來分析。
如（右圖）封閉的三角模式牽涉在場記者（P）、職業角色（A）、社會公德（B）三方面，其中涉及的不同態度導致不同的平衡與和諧關系，達成了積極的平衡和諧即能夠獲得社會認可。
一是職業角色與社會公德可以兼顧：⒈ P對A、B都不予關注，形成消極的平衡和諧；⒉ P對A、B都加以關注，形成積極的平衡和諧；⒊ P關注A、忽視B，或者關注B、忽視A，破壞了三角平衡和諧，前者執著于職業精神，后者注重人的社會性與公德思想。
二是職業角色與社會公德不得兼顧：⒈ P對A、B都不予關注，形成消極的平衡和諧；⒉ P對A、B都加以關注，難以實現，破壞了三角平衡和諧；⒊ P關注A、忽視B，或者關注B、忽視A，形成了消極的平衡和諧，A、B或執著于職業精神，或注重人的社會性與公德思想。
⒉發揚團體組織精神
半個世紀前，在把中國與西方、印度比較之后，梁漱溟認為集團生活要有三個條件：“（一）要有一種組織，而不僅是一種關系之存在。組織之特征，在有范圍（不能無邊界）和主腦（需要中樞機關）。（二）其范圍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為其組織之出發點。――多半依于地域，或職業。或，或其他。（三）在其范圍內，每個人都感受一點拘束，而且時時有著切身利害關系”⑥。
新聞從業者隸屬于其專業組織，應該遵循職業紀律與職業道德；新聞從業者又隸屬于一個整體的社會，應該遵循社會道德與社會法規。他們都必須堅持在特定的集團生活。記者內部的組織團體應該注重職業素養的培訓，記者與非記者組成的團體應該發揮協調與共同作業的團體觀念，而非相互指責。
在面臨職業需求與社會道德相沖突時，即集團生活發生碰撞時應該怎么處理呢？
正如梁漱溟所言，“……關于團體一面，可以約舉為四點：第一、公共觀念；第二、紀律習慣；第三、組織能力；第四、法治精神。這四點亦可總括以‘公德’一詞稱之。公德，就是人類為營造團體生活所必須的那些品德”⑦。因此，在踐行專業理念的同時，新聞工作者必須要有團體與公德的一面，從這四點去努力，富有同情心地提供信息與觀念，服務社會大眾。
具體說來，公共觀念，就是要樹立為公眾服務的理想，社會利益優先；紀律習慣，就是要服從社會基本紀律和工作紀律要求，不能夠因為一己私利而棄前者于不顧；組織能力，即發揮團體的向心作用，“耐煩商量著向前進行的精神”⑧。在面對突發事件時，新聞從業者應該有效地發揮身邊臨時的大眾群體的作用，這些彼此互不相識、臨時組成的“偶然群體”作用的發揮就依賴臨場的動員與組織，不像長期、親密、有歸屬感的那些“基本群體”可以有一定的群體觀念與實踐標準⑨，同時，社會應該將責任分擔由在場的公眾一起來執行；最后是法治精神，不能為了情面原因而犧牲法律，突發現場需要借助法律與職能部門解決，而非錯位地把解決問題的主要責任都推向新聞從業者，記者不必承受如此之重，記錄是他們的本職。
新聞職業的特殊性帶來了一個專業主義與道德同情心的爭議，如果這種道德同情心被認為是專業主義的應有之義，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但是現實的實踐與理論對專業主義的道德認識主要是為公眾提供服務，對公眾負責，而對現場緊急情況的處理沒有明確規定，這樣就形成了本文所說的被認可的一種艱難。
當然，記者職業的認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考驗，少數不道德、不作為的記者理當受公眾指責。同情心原則也必須建立在一個團體思想與社會公德基礎之上，失去了這個基礎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同情心，新聞專業人員也就會為了自身的榮耀與利益而變得自戀、自私、虛偽與自滿。
對這種面臨悲劇事件記者職業很難被認可的認識，可以豐富我們對新聞采寫實踐與理論的研究，同時對于我們面臨突發性事件處理機制的深入建設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①④埃弗利特?E?丹尼斯、約翰?C?梅里爾：媒介論爭――19個重大問題的正反方辯論[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158、156
②⑤羅恩?史密斯，新聞道德評價[M]，新華出版社，2001:337、348
③陸曄、潘忠黨：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J]
⑥⑦⑧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A]，梁漱溟學術精華錄[C]，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251、255、252
第4篇：專業主義范文
【關鍵詞】新聞專業主義；新聞教育；發展；研究
一、引言
近幾年我國新聞專業快速發展，新聞單位的人員變動較為頻繁，給新聞專業管理上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在全球市場經濟化發展的方向下，怎樣去管理新聞專業，對新聞專業從業人員的自我定位。新聞工作對社會和經濟的功能與作用，新聞從業者對新聞報道的準確性，這些看是簡單的問題都是我們需要認真去解決的問題。我國新聞教育專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新聞教育在新聞從業者中起到什么作用那，新聞教育對新聞專業有多大影響力。新聞工作必須以公眾的利益為重，新聞工作者是社會發展的觀察者，是社會上的事實報道和跟蹤者，新聞工作者以真實的、科學的、理性評價標準來判斷事實的真偽。本文通過調查研究和查閱相關文獻資料，通過分析新聞從業者對新聞傳播教育作用、價值的評價，認真總結和反思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建構的模式，為建構一個清晰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二、職業理想與新聞教育
職業理想促進新聞從業人員產生從事新聞業的想法，使得新聞教育專業畢業生走向了這些新聞崗位上，通過我們的調查研究顯示：大部分新聞教育專業的大學生在高中時候就有從事新聞工作的構想，他們在中學時代就有職業理想，這既是自己人生的職業設計，也是從現實社會中考慮自己以后的就業前景，所以選擇了新聞教育專業來學習，并接受新聞教育專業，為以后的工作和時間奠定堅實的基礎。本課題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新聞教育專業背景對新聞專業主義構建的分析，通過調查發現新聞專業的學生大部分是沒有在學習中接觸到真正的新聞工作內容，那是什么因素影響他們走上了新聞工作崗位那？我們通過對現在在新聞工作崗位上工作的新聞從業者進行訪談，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從業者是因為自身比較喜歡寫作、攝影和編導，這幾種因素使得新聞畢業生走向了新聞工作崗位，這也體現出來新聞工作者的興趣與理想抱負是密切相關的。
三、職業社會功能評價與新聞教育
職業社會功能決定著職業的生存與發展，同時社會的優良效益和社會價值對職業發展有著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是研究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的社會功能進行詳細分析，著重調查了社會功能與新聞教育、新聞從業者的關系，主要是在于對社會團體和政府的作為等進行相關分析。中國的媒介機構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極大的政治權威，并被賦予代表政府監督社會的責任，這些簡單的元素影響到從業人員的工作狀態。
四、新聞專業化程度評價與新聞教育
一個好的職業評價對于專業發展是很必要的，同樣，新聞專業也是需要專業評價和專業訓練的。如果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是很有必要進行專業訓練和長時間的新聞專業研究才能達到的。然而，我國目前新聞工作者并不是上述講述的，大多數新聞從業者對我國現有的新聞教育專業不是很認同，對于新聞教育與他專業沒有太大的分界，認為自己可以通過較短的時間可以達到專業新聞工作者水平。我們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對新聞專業技能的評價上，大多數被調查的新聞工作者都忽略了專業技能理論學習，大部分新聞工作者比較認同的是黨的路線和理論學習，大多數新聞從業者比較認同新聞總署頒發新聞記者證，這可以作為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認同，對新聞工作者以后從事新聞工作起到了一定保障性作用，同時也能對新聞工作起到規范作者用。但是我們對新聞專業的大學生進行訪談，學生對新聞教育專業認同感較低，這可能與新聞教育和中國新聞生態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有關，即新聞教育基本上是以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作為主要目的的。
五、結論
新聞從業者對新聞教育并沒有給予很高的評價，新聞教育專業對他們從事新聞工作沒有太多幫助，他們關心的是新聞務實操作能力。我們研究就是表明，新聞媒體的新聞傳播專業訓練還不夠深入，媒體的社會實踐與新聞教育的結合不夠密切，應該講新聞從業者從高校新聞教育中學習專業知識很必要。新聞教育專業同樣也存在一定問題，主要體現在新聞專業還不成熟，新聞專業主義還在建構，新聞受到社會、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影響，這些基本問題的發現，就需要我們新聞媒介與高校新聞教育相互聯系，讓高校為我們定期輸送人才，新聞教育對當前新聞傳播實踐來說很有必要的，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陸曄，潘忠黨.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J].新聞學研究，2002，（71）：17-59.
[2]陳力丹.健全有效的傳媒自律機制[J].新聞界，2003，（6）：3-6.
[3]郭鎮之.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J].國際新聞界，1999，（5）：32-38.
第5篇：專業主義范文
【關鍵詞】社會結構;大眾傳媒;身份認同;新聞專業主義;建構
【中圖分類號】G206.2【文獻標識碼】A
引言
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對傳媒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是中國傳媒改革進程中的巨大變革,對中國傳媒事業進步的意義自不待言。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其局限性日益顯露:在傳媒的改革實踐中,一方面,“事業”的身份要求作為一種傳媒體制,規定傳媒作為社會事業必須忠實地履行社會服務的職能,在這一過程中既準確傳達政府的聲音又如實反映公眾的需要;另一方面,“企業化管理”的機制也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伸了進來,在引導媒體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的同時,又牽制著媒體新聞傳播的走向,或多或少消解著傳媒事業的社會服務職能。“企業化”的負面影響是:市民化媒體以市場為指向,在宣傳與市場兩個價值體系之間打“球”,盲目追求市場影響力,而并不怎么考慮傳媒的社會責任;黨報、黨臺面對市民化媒體的市場擴展,或者在堅守原有的價值體系時一步一步收縮著自己既有的影響空間,或者也開始模仿市民化媒體的報道方式,衍生出一種既關注公共服務又關注市場利益的矛盾的新聞價值觀,逐漸失去其對原有受眾的強大影響力,也沒有獲得新的市場影響力。與此同時,傳媒聽任或刻意追求新聞黃色化、娛樂化(當然,在這兩類媒體中表現出的程度不一),使得新聞傳播活動的品質每況愈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學界出現了新聞專業主義缺失的呼聲。不僅如此,有學者還認為:“專業主義的議題在中國新聞改革中的出現絕不是研究者們在象牙塔內的遐思,而是改革進一步深入的表現。”他們“由新聞從業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專業主義在中國的話語實踐中正在如何被建構。”經過研究,他們認為:“這種建構通過三類微觀機制展開,即正式與非正式成名場域的區分和相互滲透,以強制和‘相互收編’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式而發生的權力行使,以及組織、行業、體制內外的互動。這一建構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與改革相剝離的過程。”[1]
這種“正在建構”的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話語,當然會不同于典型的西方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也不同于以前的黨報新聞話語。盡管對話語實踐的考察給我們理解當下中國傳媒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聞專業主義打開了一扇神秘的窗戶,但是,我們依然不能做到管中窺豹。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問: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貌?跳出話語實踐的層面從社會結構宏觀地考察,它又是怎樣被建構的?它有怎樣的內在結構?中國是否需要新聞專業主義?中國需要怎樣的新聞專業主義?它在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如何?
為了回答這些相關的問題,本文把大眾傳媒放入社會結構中(事實上大眾傳媒本來就處于社會結構中)去考察,從結構功能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視角透視社會傳播結構中隱含的某些內在規律,并從社會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角度切入,考察傳媒及其從業者的身份認同的建構和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本文認為:“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使傳媒時刻處在意識形態主體與市場主體雙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厘清社會結構中的傳媒、政府、公眾之間的復雜關系,確立新聞專業主義的合適樣貌,對于思考如何深化傳媒的體制改革的議題、促進傳媒的進一步改革十分重要。
一
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約翰•杜威這樣評說傳播:“社會不僅通過傳播而存在,而且我們可以正當地說社會存在于傳播之中。”杜威認為,“‘公共’、‘社區’和‘傳播’這幾個詞之間不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聯系而已。人們憑借它們共享的東西在社區中生活;傳播是他們得以擁有共同的東西的方式。他們必須共享的事物……有目標、信仰、抱負、知識,即一種共同的認識……共識需要傳播。”[2]
不但如此。傳播同樣離不開社會。難以想象沒有社會怎會有社會傳播。因此,一個時期以來,傳媒與社會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已經成為眾多社會學者和傳播學者關注的熱點。[3]
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大眾傳媒,其自身是一個宏大的社會結構,但它又存在于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中。按照帕森斯的社會體系論的觀點,“社會指的是一種相對自足的集體,其成員可以完全居住在社會架構下,并提供足以夠滿足他們個人的和集體需要的東西。”[4]他以各種功能(AGIL)[5]區分出社會的四種結構或次系統,如下圖。其中,“社會共有性”可用另一個詞“社會共同體”來表示。而受托系統“系指將文化(如規范、價值觀)轉移至行動者身上并確保行動者將之內化的方式,來執行模式維持和潛在功能。”[6]其中,模式維持指的是創造并維持個人動機的文化模式必須得到供給、維持并更新;潛在功能指的是系統必須能供給、維持并更新個人動機。[7]大眾傳媒就是一種典型的受托系統。大眾傳媒既“將文化(如規范、價值觀)轉移至行動者身上并確保行動者將之內化”(這里的行動者是社會大眾),也影響大眾傳媒內部的行動者(從業人員)。
帕森斯的社會體系,還不是最大的行動系統。他還開發出了“一般行動體系的結構”(如右圖):
其中,行為有機體(behavior organism)是以適應并改變外在世界的方式來處理系統適應功能的一種行動系統。人格體系(personality system)以定義系統目標并策動資源維持目標的方式來執行目標達成的功能。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以控制體系組成元素的方式來執行整合功能。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提供能鞭策行動者行動的規范和價值觀來執行潛在功能。所以,我們可以說,一般行動體系是一種宏觀系統,社會體系是一種中觀系統。社會體系中的受托系統是一種微觀系統。但是如果把大眾傳媒看成一種微觀系統,社會體系中的受托系統則成為一種中觀的系統,社會體系成為了一種宏觀系統,一般行動體系則是一種巨大的宏觀系統。
傳媒系統是傳遞新聞和娛樂等社會信息、文化信息的受托系統。表面上看,它由大眾傳播者(大眾傳媒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采集和制作信息(訊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遞給受眾(大眾或公眾)。于是,循著帕森斯的思路,我們可以用AGIL來架構大眾傳媒系統:
這一行動結構指向的系統功能是:傳播效果。當然,這也不失為一種理解大眾傳播內在規律的社會學視域的解釋框架,但這是一種典型的行為主義的解釋框架,僅僅能粗略描述大眾傳播現象,對于存在于或隱含于傳媒系統中的其它真實關系未能做深入的把握。
哈貝馬斯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領域和私人領域分離的過程的時候,把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分為如下三個部分: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和公共權力領域(政治國家)。美國學者柯亨和阿拉托在哈貝馬斯早期關于“公共領域”的研究和后來“交往行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一經濟一社會”三分法,并認為:市民社會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機構或制度組成的。具體來說,它是“介于經濟和國家之間的社會相互作用的一個領域,由私人的領域(特別是家庭)、團結的領域(特別是自愿性的團體)、社會運動及大眾溝通形式組成”。[8]作為大眾溝通的最重要的形式,大眾傳媒既屬于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又與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公共權力領域(政治國家)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經濟權力、政治權力時刻在影響著大眾傳媒這一“社會行動者”。
就我國的傳媒而言,雖然情況略有不同,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依然在起著深層的作用。
一方面,我國的大眾傳媒作為“事業”,既不是純粹的政府機構(即不是政治權力的化身),也不是純粹的民間機構(即不是公眾權力的代表)。它是連接政府和民間的橋梁。它既要為社會服務,作為公共服務的機構,又要作為整合社會行為的工具。或者說,它既服務于民間,也服務于政府。于是,我們可以說:我國的大眾傳媒是在處理與政府、公眾的關系中行使社會服務職能。籠統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代表公眾利益的。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公眾并不是鐵板一塊的,盡管道義上說他們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他們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地位。他們還分化出更多的社會階層,有權力精英,有中間階層,還有巨大的弱勢群體。在社會急劇轉型的時候,他們之間存在著諸多政治的、經濟的利益沖突。為了確保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政府必須協調各方利益。當然,政府得代表廣大公眾的利益。同樣也可以說,政府與公眾之間極有可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大眾傳媒作為溝通者,遇到利益沖突時,不可能沒有傾向性。于是,政治權力的作用在傳媒到底是更多地為政府服務還是為公眾服務時被顯現出來了。另外,傳媒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我國傳媒實行批準制,在現有政治框架下運行,是維護現存制度的工具,是向社會灌輸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渠道。政治權力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我國的大眾傳媒作為“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又要承擔經濟組織的任務。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主要從市場獲得經濟資源。其中,市民化媒體主要從市場取得資本;黨報、黨臺一邊從市場取得資本,一邊從政府獲得資助(盡管這種資助越來越少)。由于傳媒產業的特殊性,除了直接從受眾獲得報款、收視(聽)費以外,按照二次售賣理論,廣告的銷售實際上也是售賣受眾的注意力。所以我國作為“企業化管理”的“事業”的大眾傳媒也是在處理與政府、公眾的關系。而政府對傳媒產業的相關規制也是傳媒在經濟活動中要處理與政府關系的明證。在這里,經濟權力又被顯現出來。
因此,傳媒的運行,是在政治、經濟權力體系之中的運行。這種運行結構是一種深層的隱含著的傳播結構。我們可以將其架構如下:
傳媒系統的這種運行結構(傳播結構)可以稱為大眾傳播的社會權力結構。在這一結構中,我們發現:傳媒系統的四種功能――A(adaptation,適應)、G(goal attainment,目標達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潛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維持),呈現出更加復雜的局面。傳媒、政府、公眾博弈三方力量的消長,會深刻影響傳媒系統的功能,并使作為受托系統的傳媒系統對社會產生十分復雜的作用方式,或者說,傳媒系統作為社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呈現復雜的局面。因為本文并不以這一面向為考察對象,這里不再多敘。本文要考察的是一種向內的面向:這種運行結構,是怎樣影響傳媒內部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同和傳媒的身份認同的建構,并進而影響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的呢?
二
社會結構具有體系性。而且,社會結構并不是靜態的。社會結構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一方面,這一種社會結構(即社會體系)總是存在于更大的社會結構(社會體系)之中,更大的社會結構(社會體系)之中的各種次結構之間總是處在不斷的互動(能量交換)或運行中,并執行AGIL功能;另一方面,這一種社會結構內部也有自己的次結構,并執行AGIL功能。只有各次結構之間形成互動(能量交換),才能形成更大的社會結構。“互動產生社會結構。”這是一個被社會學者公認的準則。
社會結構即社會關系。互動產生關系,關系在互動中運行。于是,互動的關系各方(各結構要素)還會形成一種新的狀態:各結構要素相互建構并進而建構出新的更大的社會結構。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不是被結構的,或者說處在靜態的結構之中,而是被建構的。我們認為,結構本身其實也就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結構功能論的社會結構其實與社會建構主義并不矛盾:社會系統是被建構而后出現于結構之中的。
按照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某些領域的知識是我們的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的產物,或者相關的社會群體互動和協商的結果。”“溫和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堅持社會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釋。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則認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實踐和制度的建構。”[9]
在傳媒系統的運行結構(傳播結構)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傳媒之間、公眾―傳媒之間總是在進行著互動。兩兩之間其實是在相互地進行“社會地建構”。一方面,政府對傳媒的建構力量強大,因為傳媒要在政府規制下生存,而傳媒只能對政府進言或充當下情上達的通道;并且,公眾對傳媒的建構力量同樣強大,因為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狀態下,傳媒需要通過公眾獲得自己生存的經濟資源,所以,才會有市場化的媒體極端迎合受眾的需求的現象――“媚俗”的出現,也才會有一些黨報在不進行迎合時出現受眾丟失的現象。另一方面,傳媒也能通過反映民意,即所謂形成“媒體輿論場”來或多或少影響政府的決策,但這種影響相對政府對傳媒的影響而言微乎其微;傳媒也能通過傳遞政府聲音――也是用所謂“媒體輿論場”來影響公眾,即進行輿論引導,達到社會整合,但我們要清楚的是,在中國國情中,引導的力量看似來自于傳媒,但實際來自于傳媒與政府的合作。前后兩次提及的“媒體輿論場”的不同內涵,顯現出政府與公眾在傳媒中的博弈。
在政府對傳媒的建構中,按照有的學者的觀點,傳媒甘心被政府“收編”。[10]從我國的情況來看,難以用“收編”來簡單概括政府與傳媒的關系。中國的傳媒,要么是黨的媒體,像《人民日報》等黨報;要么是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媒體,像《工人日報》等。即便是市民化的媒體,也都承擔著新聞宣傳的任務。中國不存在體制外的媒體。所以,中國傳媒與其說被“收編”,不如說是政府的幫手,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政府不僅僅向傳媒支付政治資源,有時還附帶有經濟回報(如對黨報、黨臺的撥款,以及免稅、減稅政策)。
然而,隨著“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進程的推進,在公眾對傳媒的建構中,因為公眾力量強大,有些傳媒甘心被公眾“買獲”,公眾――受眾是作為“市場”(通過付費和閱聽廣告)而進行“買獲”的。
于是,中國便出現了“作為喉舌的媒體”與 “作為市場的媒體”的身份的分裂。“作為喉舌的媒體”為政治經濟利益以政府的口吻向公眾發言;“作為市場的媒體”為經濟利益以公眾的趣味向公眾獻媚。媒體便不再成為自為的媒體。媒體的悖論由此顯現出來!因為,現代媒體從誕生開始便體現了言論自由的追求,言論自由是媒體存在的根基,或者說,媒體的獨立是媒體生存的法寶。而無論是“作為喉舌的媒體”還是 “作為市場的媒體”,其獨立性如何自不待言。
政府對傳媒的建構和公眾對傳媒的建構,這兩種建構的方式,不僅影響了傳媒的運行,也同樣都影響到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或者說在同時建構著他們的身份認同。
社會建構主義以建構性對社會建構者和人的社會建構物之間的關系進行描述。“所謂建構性,就是指從發生機制的角度研究社會建構者與社會建構物之間的相互創造關系,認為人與人的生活世界之間的關系是建構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會建構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會建構物,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構著人自身。一句話,社會建構者和社會建構物之間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循環。”社會建構主義還從社會性的角度理解人、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與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關系:第一,建構的主體是社會性的,而非個人性的,即建構者是主體間性的或群體性的;第二,建構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心理過程,更是一個社會過程,其中包括合作、溝通、協商、爭論、妥協、折中、共識等;第三,被建構物不僅僅是一個具有邏輯貫通性的真理體系,而且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包括不同建構者不同角度的觀察、不同利益的折射、不同目的的追求。“人社會地建構了建構物”,“建構物也在社會地建構人本身,使人具有建構物的本性。”[11]
用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的建構,我們要明確的是:首先,政府的權力、公眾的權力分別是政府人(組織人個人的集合)、公眾(個人的集合)建構的;同時政府人(組織人個人的集合)、公眾(個人的集合)也被相應權力建構著。其次,建構出來的權力建構著傳媒并進而建構著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同。第三,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同又反過來對相應權力進行建構。看起來是一種循環,其實是一種在對權力屈服基礎上的“共謀”。第四,政府人(組織人個人的集合)對政府權力的建構出自一種政治想象,被建構成一種政治需要,進而形成權力;公眾(個人的集合)對市場權力的建構則出自自己對媒介信息的一種需要的想象,進而建構成一種傳媒使用的需要,再進而形成權力。這正印證了托馬斯(W.I.Thomas)的情景定義(definitionofthesituation)說,即“如果人們將某些情景定義為真,那么這些定義在定義造成的結局中就會變成真。”[12]
陶家俊認為:第一,個體與特定文化的認同,就是個體身份認同。從文化角度講,在個體認同過程中,文化機構的權力運作促使個體積極或消極地參與文化實踐活動,以實現其身份認同。第二,集體身份認同,是指文化主體在兩個不同文化群體或亞群體之間進行抉擇。因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這個文化主體須將一種文化視為集體文化自我,而將另一種文化視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認同(self-identity),強調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體體驗,以自我為核心,是啟蒙哲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關注的對象。第四,社會身份認同(social identity),強調人的社會屬性,是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研究的對象。個體身份認同和集體身份認同都可歸入社會身份認同,但個體身份認同和集體身份認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認同的心理和身體體驗。[13]不管如何對身份認同進行分類,身份認同其實是被“社會地建構”的,都具有社會性。廣義地來說,身份認同就是社會身份認同。
由上可知:社會結構中的大眾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也是一個社會身份認同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還是一個在社會結構中建構的過程。這種認同,是對權力運行的默許與對權力的申請并行的過程。
三
我們知道,大眾傳媒是在反抗封建壓迫中成長的。傳媒獨立的訴求因此成為了現代大眾傳媒的一種天性。為了確保新聞自由,不給人以攻擊新聞自由的口實,不濫用新聞自由,經過一代代新聞人的努力,新聞專業主義在上個世紀前期逐漸成熟起來。“專業主義逐步發展成詮釋、衡量和評判新聞工作的主導話語,它整合了三個領域的理念,即新聞傳媒的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的使命和社會責任,以及新聞從業者的行為準則”[14]。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理念可以表述為:“第一,報刊的主要功能是傳播新聞,同時還要干預和推動社會;第二,在性質上,報刊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因此,它必須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賴任何派別,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謂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報紙);第三,報紙的目的是為公眾服務,并反映民意;第四,報紙的運轉是靠自己的有效經營,尤其是廣告收入;第五,報紙的約束機制是法律和職業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15]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誕生,“有著特定的語境和歷史條件,其中包括市場經濟的環境,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liberal democracy),服務行業的專業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獨立、自主的傳媒。”[16]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西方某些先進文化因素也被引進中國。西方新聞專業領域一些有價值的理念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和中國新聞改革的需要而被介紹進來,并逐漸內化成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行為。但是,“專業主義沒有也不可能從西方簡單移植到中國,因為中國的歷史條件不同。”那么,基于新聞改革而出現的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貌?學者的相關研究顯示:“專業主義意識形態在新聞改革過程中既成為‘顯題’,又呈碎片和局域狀態。”“所謂碎片呈現,就是說在不同語境被共同強調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現手段上的專業水準以及實踐中的專業倫理,但專業主義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體的社會功能和角色,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新聞生產中的社會控制的成份。所謂局域呈現,可由兩個方面來說。首先,專業主義話語被局限在新聞業務領域,而不被允許作為整合專業社區的意識形態和確立獨立專業人格的社會控制模式而發生作用。……其次,專業主義的普適性內涵被賦予了‘中國特色’,因為它在新聞從業者的實踐中,被滲入了中國知識分子入世、啟迪民智的傳統和新聞改革的現實矛盾。”由于“黨的新聞事業的原則、市場運作的規律和新聞從業者的專業理念這三者之間有矛盾和張力”,陸曄、潘忠黨認為:“有志的新聞從業者可以、越來越敢于、并且可能在市場上實踐自己的專業理念。”“新聞專業主義的模式與市場力量的結盟,具有深層變革的意義。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場的誘惑進一步威脅新聞從業者尚未厘清的專業主義理念。”這將是“進一步改革的最大挑戰”。[17]
這樣的研究結論很具有前瞻性。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在傳媒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和“事業”類媒體、“企業”類媒體并存的今天,傳媒就真的不可以發展新聞專業主義嗎?
按照第二部分的分析,社會結構中的大眾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是對權力運行的默許與對權力的申請并行的過程。這樣,被“社會地建構”的傳媒無法直接顯現出一種專業精神。但是,“社會地建構”從來都是雙向的。傳媒也可以對政治權力、經濟權力進行反向的建構。陸曄、潘忠黨有“反向收編”之說,指的是“新聞實踐者們也力圖將宣傳體制的要素吸納到他們的實踐過程和話語中,以增強他們的專業話語在現實中的正當性(legitimacy)和說服力。”[18]反向的建構,會影響到政府、公眾的權力的強度。正是在這種“建構”與“反向建構”的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話語誕生了。用系統結構來表示,如下:
簡單來說,就是:在宣傳體制和市場體制并行的中國新聞傳播領域,同樣可以發展新聞專業主義。這種新聞專業主義,是在傳媒――政府――公眾的權力博弈中出現的。
“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使我國的媒體具有兩種身份。它使得傳媒從單一的面對政府、向政府負責衍變為同時要處理政府、公眾(市場)兩方面的關系,進而時刻處在意識形態主體與市場主體雙層身份的矛盾之中。以報紙為例,它還分化出以宣傳為目標的黨報和以贏利為目標的市民報(大眾化報紙)。黨報在政治話語權上依然占據優勢,但并無市場優勢;大眾化報紙已成為市場主流。進一步來看,在我國,盡管大眾化報紙成為市場主流,但市場指向的急功近利使得它并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專業主義。如果說,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已經在我國出現的話,也僅僅是一種話語而已。目前存在于我國新聞業界的“新聞專業主義”,是精英主義、專業主義的復合體,精英主義依然是其主流意識形態。因為,這兩類媒體的政府指向和公眾(市場)指向,使其在建構自己的新聞專業主義的過程中分別呈現為政治精英主義和市場精英主義意識。所以,才出現了近年來黨報和市民報竟相爭奪“主流報紙”身份的笑話!傳媒的社會責任或被丟棄不顧,或被不當地表述。當前,只有新聞專業主義得以充分地發展起來,傳媒才能真實地履行社會責任。
而專業主義的建構,必須依靠對媒體與政府、媒體與公眾的關系進行協調。但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課題。因為媒體、政府、公眾時刻在進行著博弈:(1)公眾和國家都對媒體申述著自己的要求;媒體需要同時滿足公眾和政府的要求。(2)公眾和政府在利益上相互制約;當公眾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媒體將無所適從。從媒體的角度,我們還可以分析到:(1)由于現代的媒體需要靠市場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而公眾就是受眾市場,因此,媒體――尤其是市民化的媒體往往會更多地考慮公眾的需要,而不會更多地顧及到政府的利益;(2)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媒體,則會更多地考慮宣傳目標的需要,不管公眾是如何需要新聞信息,它總會照樣傳播觀念信息。從這兩個角度來說,傳媒的新聞專業主義難以充分地發展,社會責任也很難確保履行到位。
但是,當政府、公眾、媒體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寬容的關系的時候,傳媒或許可以尋找到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契機,并進而忠實地履行其社會責任。這就需要:(1)政府放松對媒體的管制,但媒體自覺服從政府利益,并從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這種利益從根本上說是公眾利益,因為傳媒是一種公共空間,需要政府把從資本獲得的利潤那里征得的稅收轉化一部分用于給媒體的投資以使這一種公眾利益獲得確保,而這于政府實現有效的民意溝通和實現有效的社會管理也是居功莫大的;(2)公眾不再是作為主要市場而對媒體形成經濟壓力,媒體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并能從公眾取得一定的利益回報;(3)有一種機制保證公眾和政府對媒體的監管。
在此基礎上,在傳媒、政府、公眾的良性互動中,或許能發展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聞專業主義,它能有助于規范傳媒、政府、公眾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為正在尋求進一步改革的中國傳媒確定歷史方位。果真如此,新聞學建構新聞專業主義也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盡管我們已經給出“怎樣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模型,并做出了基本分析,但是,對于“中國應當建構怎樣的新聞專業主義?”這樣的問題,筆者感到難以給出明確的答案。答案需要傳媒在實踐中獲得,還得假以時日。中國的傳媒實踐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啟示:南方日報的“高度決定影響力”,顯現的就是黨報如何在現有傳播體制內平衡政府和公眾的利益,專業地提供新聞,并干預社會;一些市民報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和從事輿論監督的傳播行為也顯現了獨特的新聞價值判斷。如果要試著給出回答,對比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五條基本理念(見本部分第一段),最不同的會是第二條,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在性質上,報刊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因此,它必須是自主的,不屈服于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從大局上服從于國家與公眾的根本利益。”
但是,對于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完整表述,還需要進行艱巨的理論總結。
結語
回到本文“引言”提出的問題。通過分析,我們的結論如下。
1.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貌?回答: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話語被呈現。它借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呈碎片和局域狀態”。還沒有形成符合中國傳播實踐的成熟形態。
2.跳出話語實踐的層面從社會結構宏觀地考察,它又是怎樣被建構的?回答:在傳媒――政府――公眾的傳播結構作用下,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建構了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在改革進程中的傳媒因為傳播事業發展的需要,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引進中,向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實行了反向的建構,進而建構出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
3.中國是否需要新聞專業主義?回答:中國當然需要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專業主義是人類新聞傳播活動創造的共同財富。在新聞改革進程中的中國傳媒,需要新聞專業主義為其引領出路。
4.中國需要怎樣的新聞專業主義?它在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如何?回答:在現階段,中國并不需要完全西方化的新聞專業主義,需要的是緊密結合中國傳媒實踐的新聞專業主義。它是在宣傳體制和市場體制并存的傳播體制內的新聞專業主義。迅速超越既有的傳播體制,只會使得新聞專業主義成為空中樓閣。也許在未來,當傳播體制衍變為真正的新聞傳播體制的時候,它會建構為一種不同的樣式。
注釋:
[1]陸曄、潘忠黨. 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J].新聞學研究(臺灣政治大學),2002年第4期.
[2]Dewey, John(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 5-6.轉引自:張詠華.傳播基礎結構、社區歸屬感與和諧社會構建:論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型研究項目《傳媒轉型》及其對我們的啟示[J].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3]例如:美國社會學家兼傳播學者鮑爾―洛基奇從其深厚的社會學學科背景出發,在其學術研究生涯中始終秉承社會學重視社區和社會結構研究以及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研究的傳統。1976年,他和社會學家兼傳播學者梅爾文•德福勒在論文《大眾傳媒效果的依賴模式》(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統依賴論”(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試圖從媒介-受眾-社會的關系中去尋找對于大眾傳播社會影響力的解釋。近年來,她又針對網絡化時代的傳媒現實和社會現實而圍繞傳播系統和社區歸屬(感)的關系展開了大型實證研究。參見張詠華.傳播基礎結構、社區歸屬感與和諧社會構建:論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型研究項目《傳媒轉型》及其對我們的啟示[J].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4][美]喬治•瑞澤爾.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73.
[5]帕森斯認為:所有系統都有四種功能:A(adaptation,適應)、G(goal attainment,目標達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潛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維持)。參見[美]喬治•瑞澤爾.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67-69.
[6][美]喬治•瑞澤爾.同注4,P74.
[7][美]喬治•瑞澤爾.同注4,P69.
[8]高峰.社會結構分化與當代社會學取向[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P37-42.
[9]Robert Audi(edited)(199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55. 轉引自劉保.作為一種范式的建構主義[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P49.
[10]“所謂‘收編’,是這樣一個過程,即權力中心將‘異類’話語和實踐納入主導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使之正當化(legitimate)和常規化(routinized),并以此將之馴化為現存體制之一部分。”“雖然‘收編’是社會控制的手段,但畢竟與‘強制’不同。收編’本身不具有強制性,它訴諸誘惑與常規。”參見陸曄、潘忠黨. 同注1.
[11]劉保.作為一種范式的建構主義[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P51-54.
[12][美]喬治•瑞澤爾.同注4,P50.
[13]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 外國文學[J]. 2004年第2期,P37-44.
[14]陸曄、潘忠黨. 同注1.
[15]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32.
[16]陸曄、潘忠黨. 同注1.
第6篇：專業主義范文
1、把句中的表語轉換為不同的修飾語。例如：
Weak: The trees are bare. The grass is brown. The landscape seems drab. Revision:The brown grass and bare trees form a drab landscape. (轉換為前置定語)
2、將作表語用的形容詞或名詞變為行為動詞。例如：
1) Weak: The team members are good players.
Revision: The team members play well.
3、在以“here”或“there”開頭的句子中，把“be”動詞后的名詞代詞變成改寫句的主語。例如：
1) Weak: There is no opportunity for promotion.
Revision: No opportunity for promotion exists.
二、多用語意具體的動詞，保持句意簡潔明了。例如：
1、Poor: My supervisor went past my desk.
Better: My supervisor sauntered (=walked slowly) past my desk.
2、Poor: She is a careful shopper.
Better: She compares prices and quality.
三、盡量運用主動語態。例如：
1、Weak: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charity.
Better: Charity has supported the organization.
2、Weak: The biscuits were stacked on a plate.
Better: Mother stacked the biscuits on a plate.
四、防止使用語意冗長累贅的詞語。例如：
1、Wordy: My little sister has a preference for chocolate milk.
Improved: My little sister prefers chocolate milk.
2、Wordy: We are in receipt of your letter and intend to follow your recommendations.
Improved: We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intended to follow your recommendation.
3、Redundant: We had a serious crisis at school yesterday when our chemistry laboratory caught fire.
Improved: We had a crisis at school yesterday when our chemistry laboratory caught fire.
4、Redundant: My sister and I bought the same, identical dress in different stores.
Improved: My sister and I bought the same dress in different stores.
五、杜絕濫用陳舊詞語或難懂的專業術語。例如：
1、Weak: They will not agree to his proposals in any shape or form.
Improved: They will not agree to any of his proposals.
第7篇：專業主義范文
諾基亞是家老公司，創建于1865年，曾經生產紙漿、橡膠、輪胎、電纜、電子產品包括模擬信號的手機等。但它卻是GSM的數碼通訊體系的手機開發的先驅，從而趕上了行業的黃金發展時代。
而諾基亞在1992年做出一個戰略決策，這對公司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在當時CEo Joma Ollila主持下，公司決定專注于電訊業務，此后逐步賣掉了非相關的橡膠、電纜和電子等業務。公司也進入高增長期，并一舉成為了全球性跨國企業。其中，它也因誤判市場前景而跌過跟頭。如沒有投入折疊式手機的開發，當摩托羅拉手機成為時尚時，它的業務受到了沖擊。然而，當蘋果把世界帶進了觸摸屏時代，諾基亞才真正是面對生存危機，因為無法及時推出有競爭性的產品。
那到底什么是諾基亞危機的根本原因？各路專家和學者都很容易解釋，當然是因為它喪失了創新能力——躺在功勞簿上不思進取，高管人員又因成功而求穩怕犯錯，從而沒有把握住機遇，等等。這種以成功而孕育失敗的例子并不鮮有，如摩托羅拉因模擬技術的成功從而沒有趕上數碼技術的頭班車，索尼也因為Walkerman的成功而在MP3上開發滯后……今天，創新之重要已成為社會共識，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公司在此栽跟頭，使偉大和榮耀成為過去式？
以我之見，眾多公司是敗在為一些時尚理論所誤導。凱恩斯曾說過：“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想法，無論正確與否，所產生之影響都遠超乎我們的想象。”在企業管理中有個為專家名人多次強調的理念：“專注于你的核心業務（Focus On your core busincss）。”此觀點很容易為人接受，以他們的直覺和習慣：因為公司資源及個人精力、能力都有限，為求卓越，就得專注于本行，以己之長去競爭。在現實中也有很多如此成功的例子。諾基亞也是因專注從而登峰造極，成為行業第一名。但它又為什么會有今天的滅頂之災，我們又可從中獲取什么樣啟示？
首先，世界大勢是行業不斷走向成熟，競爭愈加激烈，由此各家產品都不斷完善成熟，行業也會產生一批天才精英，他們都在積極尋求創新以求企業發展。而任何一項重大突破，所帶來的是行業格局的改變——但這種突破越來越困難了。
第8篇：專業主義范文
要]歷史經驗表明，實現產業轉移、技術轉移和自主創新的有機耦合，是成功承接產業轉移的關鍵。目前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產業技術現狀不容樂觀，特別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很低，產業不具有競爭優勢。結合國外承接產業轉移的經驗教訓，皖江城市帶建設的邏輯思路是：從組織機制、投入機制和轉化機制三大方面實現技術轉移和自主創新的耦合，選擇合適的發展戰略，確立企業的自主創新主體地位，培育創新型的產業集群，組建廣泛的區域協同創新聯盟，搭建區域創新的服務平臺，構建區域創新的政府支持體系，從而促進皖江城市帶產業創新升級。
[關鍵詞]皖江城市帶；產業轉移；技術轉移；自主創新；耦合
[中圖分類號]F061.5；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61-06
圍繞承接產業轉移，研究皖江城市帶經濟發展戰略，對于安徽省實施跨越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承接產業轉移最終能否成功，關鍵取決于產業的承接、對接、轉化和創新能力。從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美國承接英國的產業轉移，日本承接美國的產業轉移，還是亞洲“四小龍”承接美日等國產業轉移，其成功經驗無不是強調技術轉移中推進自主創新。我國東部地區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經驗也警示我們必須要注重產業轉移、技術轉移和自主創新的有機耦合。所以對于皖江示范區而言，要緊緊抓住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優化技術轉移體系，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實現產業承接、技術轉移和自主創新的高度融合，從而促進示范區產業創新升級和安徽省經濟快速發展。
一、皖江城市帶產業技術現狀分析
1. 傳統產業比重過大，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偏小
近年來，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2011年，安徽省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值8，330.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6.5%，其中皖江城市帶高新技術產業總產值大約占據了全省88%的份額。但是，從總體來看，皖江城市帶高新技術產業總產值占安徽省GDP的比重僅為9.5%左右，傳統產業仍占90%以上①。從高新技術龍頭骨干企業的數量和規模來看，2011年安徽省高新技術企業1，335家，營業總收入億元以上的551家，其中營業總收入過10億元的83家企業幾乎都集中在皖江城市帶，僅占總數的4.64%，呈現出數量少、規模小的特點。
2. 自主創新能力低
縱向比較，皖江城市帶的高新技術產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從總體來看主導力不強，數量不多；橫向比較，則與發達地區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很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是重要原因[1]。《安徽省科技統計公報2011》顯示，2010年皖江城市帶研發經費投入占該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1.48%，投入小，持續創新能力不強。同時，皖江城市帶產學研互動性不強，多數企業研發投入低，主要從事組裝加工，低附加值產品比重高，精深加工少。
3. 產業發展不具備規模競爭優勢
2010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均突破1，800萬，據世界第一，2011年繼續居全球第一。而10年前，我國汽車年產量僅僅只有300多萬輛。規模的擴張，帶來的是我國汽車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但是皖江城市帶的集群式經濟組織大多由“小而全”的企業構成，大多數企業都沒達到最低經濟規模的要求。以皖江城市帶18家特色產業基地（其中國家級6家）為例，2010年實現營業總收入2，881億元，利稅總額267.6億元，但是所有基地的企業總數卻達到了3，932家，上述兩項指標的單個企業平均數為0.73億元和0.068億元。可以看出，單個企業的經濟規模很小。同時，由于行業協調與指導的缺失，產業布局分散、產業集中度低的矛盾突出。此外，皖江示范區內大多數企業群體之間競爭多，相互聯系配合少；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較少；品牌建設意識缺乏，整體競爭力不足。
4. 資源環境壓力逐漸增大
皖江示范區建設必須立足于可持續發展， 走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業化道路[2]。但是，皖江城市帶工業化水平不高，產業結構層次相對較低，能源、原材料等傳統工業、資源型工業占據了主要份額，總體上來看污染問題形勢嚴峻，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壓力很大。巢湖流域嚴重的水污染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現實情況。資源環境的壓力，勢必會對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帶來不利影響和制約。
二、承接產業轉移的經驗教訓
從自主創新和技術轉移的視角分析，在承接產業轉移中一般存在著兩大誤區：一是想當然的認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會自然而然地推動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以為可以生產高新技術產品就等于擁有了高新技術；二是重視技術引進和外資引進，忽視技術學習和自主創新。拉美國家在產業承接中卻被動的迎合產業轉移，放棄自身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動權，忽視技術學習和自主創新，以致陷入發展困境。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積極進行技術學習，實現了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飛躍，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
1. 拉美教訓
受到發展經濟學的結構變動模型和線性發展理論的影響，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起，許多拉美國家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取代了原先的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工業發展戰略。各國政府紛紛集中優勢的資源、要素，采取扶持“幼稚工業”的產業傾斜政策，出臺優惠政策吸引國外資本投資本國制造業，大力發展重工業和制造業，工業年均增長8%以上，國民經濟年均增長6.5%。20世紀60年代，拉美各國的經濟全面騰飛，除個別國家外，拉美主要國家人均GDP一舉從400多美元提升到1，000美元，個別國家甚至達到1，500美元左右，創造了被人們普遍贊譽的“拉美奇跡”。但是，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為代表的拉美國家直到現在，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被視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并且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拉美國家面臨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技術學習和自主創新的視角來看，拉美國家普遍缺乏技術學習和自主創新，則是其致命的失誤。拉美國家在教育和科研領域缺少巨額長期投資使得科技創新難以進行。總體上說，拉美國家歷來不夠重視技術研發和創新，主要依賴于引進外國技術。一直以來，拉美國家都沒有意識到知識及創新的重要性，他們試圖依賴市場來完成技術發展和結構升級。然而事實證明，貿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沒有帶來經濟的大發展，卻破壞了當地生產活動中通過“干中學”積累技術能力的機制，錯過了抓住知識經濟的機會，結構升級也非常緩慢，甚至停止不前。值得注意的是，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進口替代時期，拉美國家也曾經試圖通過貿易保護的工業化來改變自身一味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化，改變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不利地位。但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卻放棄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外國資本和市場的力量使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又重新走向了靜態比較優勢的發展道路。拉美的發展模式僅僅依靠非熟練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基本放棄了國內技術能力和本土基礎性R&D努力等“知識密集型”的活動[3]。
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并購浪潮和大量的FDI涌入使得拉丁美洲地區主要作為兩種角色參與世界經濟：一是日益成為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工業產品（鋼鐵、紙漿、銅和蔬菜、油等）的供給者；二是在裝配線工業模式下利用非熟練勞動力為發達國家生產廉價商品。所以目前在拉丁美洲就出現了兩種難以改變的支配性的國際專業化形態：南椎地帶國家專業化于自然資源加工工業，而墨西哥和小的中美洲國家則從事裝配線制造業，所有這些在國際生產供給鏈上都是低附加值的生產活動。拉美國家的發展歷史和現狀充分說明了作“初始”的技術學習能力、技術吸收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極端重要性。
2. 日韓經驗
1968年，日本GDP總量達到1，000億美元，在經濟規模上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在此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日本人均GDP繼續高速增長，并基本保持了社會穩定，平穩度過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韓國的人均GDP則在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優先發展科學技術，高度重視自主創新能力培養，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轉型是日本和韓國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做法。
20 世紀60 年代，日本大力實施“技術立國”戰略，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20 世紀80年代，日本開始將那些比較優勢快速遞減和逐步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外轉移，對東亞地區、東南亞及我國沿海地區展開垂直梯度的直接投資，不斷提高其國際分工地位，逐步建立了基于新應用、新技術的新的比較優勢，有效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化，實現了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趕超發展。如1957年～1990年間，技術進步因素對日本經濟增長貢獻率達46%②。 “技術立國”以及21世紀的“知識產權立國”戰略使日本成為東亞地區工業化的先行國和經濟發展大國。
1982年，韓國正式提出“科技立國”戰略。該戰略明確提出，要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原有產業，大力促進從輕工業向重化工業再向電子工業和高技術工業的轉型，降低對國外技術的依存度。韓國一直把基礎研究視為整個國家技術的源泉，依靠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升級，提升高附加值產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成功實現了經濟趕超和發展跨越③。進入20 世紀90 年代，韓國為了降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度，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科技立國”戰略，開始大力發展本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入21世紀，為了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格局，韓國提出了“第二次科技立國”戰略，核心內容就是要實現從“引進、模仿”創新向“創造性、自主性”創新的轉變。2011年年初，韓國知識經濟部公布了2020年產業技術創新戰略思路，提出要實現從“快速跟蹤”戰略到“領跑者”戰略的轉變，并實施“獨一”未來成長戰略。作為“科技立國”戰略的重要內容，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大幅度增加了對R&D的投資，反映了政府政策從促進輕工業、傳統工業到關注重工業、技術型工業，再到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重大轉變④。
三、技術轉移與自主創新的耦合機制
耦合是物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體系或兩種運動形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以至聯合起來的現象，是在各子系統間的良性互動下，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動態關聯關系[4]。本文認為技術轉移與自主創新是相互耦合的關系。這里耦合的含義是指技術轉移與自主創新不僅僅是靜態的交叉重疊的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互相滲透、互相制約的關系，二者應當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二者相得益彰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為承接產業的目標服務。
技術轉移包括很多方面，自主創新內同樣也具有豐富的內容，實現二者的有效耦合必然要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這些因素對實現二者的有效藕合的作用卻不盡一致。本文僅針對二者耦合過程中的典型的、有代表意義的方面展開研究，將二者的耦合機制歸納如下三個方面（見圖1）：
1． 組織機制
這是技術轉移與自主創新宏觀外部的耦合域。這里的“組織”的含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狹義的創新網絡的“組織”，又包括形成這個網絡組織的制度，其中制度又包括創新的文化氛圍和激勵創新的政府政策。
（1）創新的網絡結構。高等院校和有關科研單位是知識創新的主體，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在技術創新中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技術轉移”。一般來說，企業研究機構、大學科研機構、政府研究機構、非營利研究機構等是創新的生產網絡；教育系統、培訓機構，技術咨詢服務系統等是創新的傳播網絡；企業、政府等是創新的傳播網絡。
（2）創新文化。創新文化是指與創新相關的文化形態。它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文化對創新的作用；二是如何營造一種有利于創新的文化氛圍。對于某一地區而言，積極培育有利于創新的文化氛圍尤其重要。同一個地區的企業在互相學習、競爭的過程中使得創新的意識和理念不斷滲透到企業組織機構、管理模式、企業文化的各個方面，從而催生區域內的創新文化氛圍。對單個企業來說創新是一種典型的具有外部經濟性的行為，即在創新過程中，企業所得的收益小于整個社會所得的收益[6]。同時，企業和區域內高校、科研院所通過產學研的合作，在區域內相對信賴的氣氛中交流和分享技術，互相激勵，共同創新，共同追求創新帶來的經濟效益。這就形成了區域內部互相帶動的創新文化。
（3）政府激勵創新的制度供給和政策支持。區域創新體系對發展區域經濟、提高區域收入的重要性會促使區域政府重視對技術轉移和自主創新的激勵新的制度供給和政策支持。政府通過制度創新、體制建設，消除區域創新體系的制度障礙，打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在稅收優惠、人才引進、市場建設、基礎設施、服務質量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同時，政府可以集中技術轉移和科技開發中心構建有效科技創新平臺，形成技術轉移與自主創新互動發展的有效機制，實現經濟與科技互動的良好局面。
2． 投入機制
（1）人力資本投資。研究表明，跨國公司總是傾向于把技術轉移到人力資本積累相對豐裕國家和地區。而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一方面決定各國的技術能力，因為先進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依賴于各國高素質的科研人員；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水平決定先進技術在實際生產過程中的生產效率，因為先進技術畢竟需要相應素質的普通勞動者與之相匹配[7]。要通過增加基礎性人力資本投資、培育研發性人力資本、注重生產性人力資本累積等途徑，積極承接國內外先進技術轉移，不斷提高區域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2）R&D經費投入。經費投入是確保區域R&D活動的前提。技術轉移和自主創新的R&D經費都倚賴政府投入、企業投入、科研機構投入、風險投資、銀行借貸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會投入。特別是金融機構參與到區域創新體系中，為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提供廣泛的融資渠道，通過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運作，為創新活動的各個環節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
3． 轉化機制
（1）企業載體。企業在開放型市場經濟條件下成為了市場競爭的主體。作為決策主體、投入主體、利益主體和風險承擔主體，企業在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推動技術創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企業在較短的時間內還難以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高校和有關科研機構必須繼續擔任技術創新的中堅角色，加強核心技術和競爭前的共性關鍵技術研究，以幫助企業盡快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2）服務平臺。科技中介組織主要為科技成果的需求方和供應方搭建溝通的橋梁，協助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之間，高校和科研機構之間進行科技成果的交流與轉讓，消除科技成果向市場轉化中由于主體間缺乏知識和技術流動的平臺而產生的諸多障礙。行業協會、中介型服務組織（如市場調查、技術咨詢、資產評估、會計、法律、職工培訓機構等）以及提供研究開發和技術支持的機構，是提供創新的孵化平臺。
四、皖江城市帶產業轉移、技術轉移、自主創新耦合的對策建議
1． 確立企業的自主創新主體地位
在因地制宜推動區域創新體系建設過程中，要強調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產業競爭領域的研發活動應由企業來承擔，并把企業的技術需求作為各類科技計劃項目的主要來源[9]。因此，應將確立和形成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作為自主創新的突破口，引導企業成為新技術的主要創造者，科技成果的吸納者，創新人才和創新資金的投入者，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擁有者，產業發展先導技術的引領者。要繼續深化企業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而確立和形成以企業為主的區域創新體系，從體制上讓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10]。
2. 培育創新型的產業集群
目前，皖江城市帶的家電產業集群（以合肥、蕪湖、滁州為主）、汽車及零配件產業集群和工程機械產業集群（以合肥、蕪湖為主）、輕紡產業集群（以安慶、蕪湖為主）、冶金產業集群（以馬鞍山、銅陵為主）、化工產業集群（以沿江石化和精細化工為主）和建材產業集群（以蕪湖為主）已經初具規模，部分產業集群的比較優勢非常明顯。但許多產業集群的層次較低，創新性不強，高新技術產業規模還非常小。所以，皖江城市帶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必須要充分發揮現有產業集群的比較優勢，從內部自我深化和外部資源利用兩個方面升級產業集群，發展創新型產業集群。一是過生產技術升級、產品升級等途徑，實現產業價值鏈低端到高端的]進；二是使本地產業集群融入外部先進生產網絡，并與之建立縱向的差異化分工聯系，從而促進集群內企業的技術水平、產品質量與生產能力的提升。
3. 組建廣泛的區域協同創新聯盟
要加強區域技術創新資源的整合，尤其是加強高校、科研單位、企業的聯系與合作，建立起自主創新合作的聯絡網絡和常規工作體系[11]。皖江城市帶的產業升級，有賴于技術進步，而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則是技術進步的不竭源泉。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任何單一企業的技術創新都無法適應技術競爭的需要。對企業層面的實證研究表明，建立技術創新聯盟是跨國公司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戰略手段[12]。在技術創新聯盟的技術研發過程中，可以實現聯盟企業成員之間的資源優化配置和優勢共享，推動企業的技術水平提升檔次，提高企業自主技術創新能力。所以要鼓勵皖江城市帶各地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與企業加強合作交流，組建專業性區域協同創新聯盟，進行聯合研發，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著力打破承接產業轉移中的技術障礙，實現產業技術創新，全面提升皖江城市帶的產業技術水平。
4. 搭建區域創新的服務平臺
一是大力發展中介服務機構。要積極引進知名專業中介機構，圍繞戰略咨詢、網絡信息服務、高新技術服務、金融創新服務等重點領域，發展一批新興中介機構，通過規模化、市場化、規范化運作，舉辦各類貿易和投資洽談會、展銷會、交易會，加強與發達地區的聯系和交流，為產業集群創新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二是搭建科技資源共享平臺。要充實有網絡平臺內的信息資源，拓寬網絡平臺的輻射范圍，進一步優化現有科技信息網絡平臺。建立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大型科學儀器設備、科技文獻等科技資源共享平臺，為各類創新主體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提供服務。三是完善促進科技中介服務組織的政策與法律法規體系。要通過政策和法律法規體系來創造軟環境，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和力量，促使他們積極參與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為皖江城市帶各類自主創新主體提供服務。四是發揮科技服務類行業協會的作用。要積極組織協會會員開展市場開拓、行業協作、經驗交流等活動，努力規范行業協會的行為、提高行業協會的聲譽，提升科技中介服務類行業協會的影響力，擴大其覆蓋范圍，充分發揮科技服務類行業協會在區域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5. 構建區域創新的政府支持體系
皖江城市帶各地方政府應積極轉變職能，努力提升自身公共服務水平。要積極推進皖江城市帶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和跨部門業務協同，促進政務網站群向功能服務型轉變，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在皖江示范區總體規劃的基礎上，各地政府要制定適合地區優勢和特點的招商引資目標和政策，有選擇地開展招商引資活動，通過產業鏈招商等形式，引導區外產業集群的轉移。要為承接產業轉移中的企業自主創新和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中介組織、政府之間的協同創新提供全面的金融、財稅、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
[注 釋]
① 根據《安徽省科技統計公報2011》、《2011年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統計公報》中有關數據計算整理。
② 轉引自：王春法，《國家創新體系與東亞經濟增長前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232頁。
③ 在20世紀80年代，韓國在R&D上居于領先地位，韓國工業提供資金的R&D的比率超過臺灣3倍、巴西或印度19倍、泰國將近50倍或者墨西哥的380倍（轉引自桑加亞·拉爾，2000，第163頁）。
④ 1981年以來韓國、巴西兩國R&D投入強度的]變情況與兩國人均GDP]變趨勢高度相似：20 世紀80 年代韓國、巴西R&D投入強度起點的差距并不大，但隨著韓國"科技立國"戰略的確立實施，韓國R&D投入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并于2007年達到3.47%，超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位于世界前列。長期以來，巴西科技進步與創新不受重視，R&D投入強度始終在1%以下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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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 Example of Wanjiang City Belt
Wang Xianzhu， Cheng Zusong， Wang Chua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 anshan 243032，China）
第9篇：專業主義范文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 the research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 for 14 years,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nergy conservation,reduce costs, to enhance the residential quality, improvelabor productivity advantage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building is the only way, and as a core to promot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hain,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the formation of a unique business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F287.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04年，成立于1953年的南京大地建設集團改制，民營企業的新鮮血液流進了這家老牌國有企業的血管，改革、創新、轉型，大地建設集團煥然一新，投融資、新型建材、外經外貿和建筑施工“四大板塊”齊頭并進。建筑工業化這條紅線，串起“四大板塊”，形成了具有大地特色的現代建筑產業鏈。
為中國住宅工業產品化、商品化、標準化、規模化趟出一條路
九十年代后期，集團組織人員對法國、丹麥、瑞典等國家建設領域進行了學習考察，了解到國外實行了半個多世紀、技術與市場相對成熟的住宅建筑工業化生產方式及其建造技術，大開眼界，深受啟發。
對比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的住宅生產方式還存在著建設成本偏高、資源消耗大、建筑質量通病難以克服和使用年限短等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好了，將改變中國百姓住房緊張、購房成本偏高的現狀。
大地建設集團決心第一個吃螃蟹，為中國的住宅工業產品化、商品化、標準化、規模化趟出一條路。1998年，集團抽調30多名技術骨干，由我本人親任組長，公司副總裁、總工程師劉亞非為副組長，與東南大學、江蘇省建筑設計研究院等單位聯合成立世構體系新技術課題研究組。在投入2000多萬元科研經費后，又另花了2000多萬元從法國引進世構體系成果，通過消化、吸收，不斷創新成果。
為了檢驗結構性能，14年里，我們對自己創立的本土化世構體系，進行了大量的結構性能試驗：通過72個試件的疊合面抗剪試驗和上千次疲勞試驗，驗證了世構體系疊合板的預制與現澆部分能夠整體工作，疊合面粘結良好。
2002年至2009年，又多次委托東南大學進行世構體系鍵槽節點擬靜力試驗，驗證世構體系的抗震性能。結果表明：鍵槽節點的滯回曲線飽滿，功比指數較大，試件有良好的耗能能力，節點延性系數大于4，完全滿足國家規范規定的抗震要求。
為進一步檢驗世構體系構建的房屋的整體抗震性能，他們制作了1：2縮尺框架模型，先后多次在東南大學房屋抗震實驗室進行抗震試驗。在43種工況的振動臺試驗中，他們創立的世構體系表現優異，大震下破壞輕微，僅在部分柱端及梁端出現彎曲裂縫，樓板無裂縫產生，框架結構仍保持較好的整體性，完全能夠保證在強震下不倒塌。
14年來，經過300余萬平方米各類建筑的工程實踐和理論研究，最終創立了適合我國國情的一套完整的技術體系（包括設計軟件、技術規程、圖集和施工工法等），并在抗震設計、節點構造、施工安裝等方面取得9項國家專利，形成了該框架結構體系設計、生產及施工成套技術。
2011年10月，大地建設集團主編的《預制預應力混凝土裝配整體式框架技術規程》成為國家行業標準，已正式在全國推廣實施。
節能減排、降低成本，相當于一年為南京新增3.5座紫金山植被
與傳統建筑方式相比，大地建設集團以高技術為依托的住宅建筑工業化生產的優點非常明顯：
首先能夠全面提升住宅的綜合品質。采用這種結構技術，結構產品都為工廠式預制生產，每個工程項目施工都由技藝嫻熟的職業工人操作實施。現場裝配化施工，準確無誤，實現了更高的生產力和更佳的質量控制。基本消除了傳統施工常見的滲漏、開裂、空鼓、房間尺寸偏差等質量通病，實現了主體結構精度偏差以毫米計算。
二是較大幅度地提高勞動生產效率。與傳統的生產方式相比，較大幅度地節省了人力、物力，縮短工期。大量的建筑工人由“露天作業”向“工廠制作”為主的產業工人轉變。以大地集團采用工業化生產方式建設的某幢樓為例，一般按照傳統方式建造同等規模的工程，平均需要勞動工人約140人左右，平均7天完成一層樓，而采用工業化生產方式只需要工人70人左右，平均5天一層樓（包括外裝飾），不僅減少了人工成本，而且大大縮短了生產周期，生產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三是節能減排效果顯著。據統計，2010年南京市各類房屋施工面積約5500萬平方米，僅樓板一項，如果全部采用大地建設集團研發的建筑工業化技術，僅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相當于3.5座紫金山植被的吸收量，節能減排效益相當可觀。
四是有利于環境保護，實現文明施工。采用房屋建筑工業化生產方式，將大量的現場施工轉移到工廠，相對傳統的施工方式，減少了傳統建筑現場搭設腳手架等材料和費用，減少了建筑垃圾的產生、建筑污水的排放、建筑噪音的干擾、有害氣體及粉塵對周圍環境的影響，現場施工更加文明。
五是減低建造成本，經濟效益明顯。通過采用工業化生產方式，裝配率可以達到了85%以上，現場模板用量減少80%，支撐減少50%以上，節約鋼材20%，節約人工50%，節水30%以上，耗材節約40%，節省工期30%，管理費用節約50%，項目綜合造價大約節省15%以上，經濟效益十分明顯。
大地建設集團建筑工業化的顯著優點，吸引了很多國內外開發商。從南京大地豪庭小高層住宅群，到蘇州萬科金域緹香26層高層住宅群；從金盛國際家居廣場，到新加坡榜鵝西C17工程……自2005年以來，每年都有30至40萬平方米的各類房屋建筑采用大地建設集團的建筑工業化技術施工。
未來5年內，大地建設集團將在國內再開辦10家工廠。目前，國內外已有30多家大型企業要求與大地建設集團合作利用這一技術。
房屋建筑工業化，牽起大地“四大業務板塊”齊頭并進
目前，建筑工業化這條紅線，已串起大地“四大板塊”，形成了具有大地特色的現代建筑產業鏈。
一是以房地產、股權投資、資產管理為核心的房地產投融資板塊。近10年來，以大地豪庭、大地伊麗雅特灣為代表的數百萬平方米商品房已經上市，另外還擁有近3000畝存量的土地資源。公司采用參股的形式，直接持有交通銀行、中珠置業、滬寧高速、格力空調等大企業的股權，以較高的收益回報，為公司的發展增強了后勁。
二是以綠色、節能、環保、低碳的系列建材產品為主的新型建材工業板塊。摸索建筑工業化之初，大地建設集團就成立了南京大地建設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并在江寧區開發區購置土地興建大地建設工業園，形成了集預制房屋構件、地鐵盾構管片、市政管網構配件、混凝土構件、文化藝術石、預拌混凝土及干拌砂漿等新型建材生產于一體的建筑工業化基地。
三是以海外投資、產品外銷及海外工程總承包為主的外經貿板塊。公司憑借多年承接海外工程積累下來的經驗，先后在法國、日本、阿爾及利亞及新加坡、烏茲別克斯坦等近20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大量的經援、BT工程、總承包建筑等外經工作。2009年公司在柬埔寨日月灣購置土地100公頃建設旅游度假村，公司外經貿業務以此為開端向土地投資與旅游、酒店業拓展。
四是以房建、市政施工、機電安裝為主的傳統建筑施工板塊。大地建設作為一個大型建筑企業和國家第一批房屋施工總承包一級資質企業，有多項技術指標處于行業前列。在傳統建筑施工項目上，大地建設堅持走品牌化道路，積極提升工程質量和對外形象，先后獲得10項魯班獎、國家優質工程獎。南京地區應用建筑工業化方式建造的裝配式房屋，絕大多數是由大地建設集團總承包建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