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語翻譯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術語翻譯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上碌乃囆g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第2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文化合流；闡釋學；交往行為理論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主要研究語言學習的心理過程與學習規律，是一門跨學科的理論。在語言獲得的研究中，經歷了從“教”到“學”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重心的轉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教”放在主導地位，重視語言教學理論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語言學習理論的研究才開始受到應有的關注，第二語言的學習理論開始成為研究的熱點，并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理論和假說。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論”是最具影響力的第二語言學習的研究理論之一，它享有與喬姆斯基的“語言習得機制”假說、克拉申的“語言監控模式”假說、塞林格的“中介語”理論等著名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與這些第二語言學習理論不同，舒曼把“文化認同”作為第二語言獲得的著力點，認為這一因素對第二語言的獲得極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語言獲得理論順應了當前全球化的趨勢，因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層次上探討這一理論。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語言學背景下誕生的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環境和個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學實證研究出發來研究文化合流理論。本文從闡釋學這一角度論述這一獲得理論的合理性，并且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出發論述良好的交往環境能促進第二語言獲得的研究。

一、對文化合流理論的爭議與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論。文化合流是指一種逐漸適應新的文化的過程。這一模式的中心命題是：第二語言的獲得是文化合流的一個方面，一個人能將自己的文化與第二文化合流多少決定了一個人獲得第二語言的成敗，也就是說，文化合流理論強調的是第二語言獲得是由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及心理距離所決定的——距離越近，學習者的學習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論力圖說明在第二語言獲得過程中，對第二文化的認同感對于語言獲得的關鍵作用。第二語言的教學實踐也證明了如果學習者對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親近感和認同感，他就越容易獲得第二語言。

自文化合流語言獲得理論提出以來，盡管其實踐效果和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但爭議也是頗多的。例如，有的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駁斥了這一理論，認為其并沒有說明第二語言規則是如何在大腦內部建立的，學習者綜合各種語言信息的機制是如何運作的，也就是說，該理論未能進一步解釋第二語言知識是怎樣在“黑箱”中被內化和吸收的，即輸入是怎樣變成攝入的，然后又是怎樣進入學習者現存的中介語系統而改變中介語知識結構的。誠然，文化合流理論缺乏對大腦的語言學習規則的深入的實證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論避開這一復雜心理現象的說明是有客觀理由的。

心理學是植根于經驗和假設的實證研究，盡管實證研究極其重要，但實證研究往往是帶著某種先人為主的理論指導的研究，或以驗證某種假設為目的的研究，不僅如此，其結果常常與理論并不相符或與假設并不相關，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關于雙語者的語言是如何在大腦中表征的探討，就遇到類似的困難。問題就在于實證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為是“不言自明的理論和假設”而操作的，而這些理論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許舒曼正是意識到用實證的方式來研究大腦的運行規則會有諸多的“未知”，畢竟這些關于人的大腦處理信息的規則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無法確認你的可感是否與他人相同。所以，對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過大腦的規則運行影響第二語言學習及學習者如何綜合語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闡述。他的這一做法給予人們的啟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關于大腦的心理學問題也許是無法從實證科學研究中得到確切的結果的，或許某些人文科學的問題如文化合流的問題，可以應用人文科學的方法即尋求元理論性的問題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與第二語言學習更為密切相關的是，有些學者指出它不適于課堂學習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是一種強調學習者深入到第二國自然習得第二語言的模式，而非本國的課堂教學.不可否認，對于與第二語言文化的心理距離，當然是深入到第二語言學習的國家而能夠更加的接近。但這種學習語言的條件并非所有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都能夠實現，所以只能在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中盡量創設這一條件。許多課堂教學實踐證明，文化的導入無疑比拒絕滲入任何第二語言文化去學習語言要有效的多，盡管沒有深入第二語言國家學習語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樣，心理距離決定了第二語言學習的成功與否，只要是能夠讓第二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文化的距離趨近，就能夠有效地促進第二語言的學習，并非只能通過深入第二語言國家才能實現文化合流。為此，在第二語言學習的課堂要盡量導入相關的文化因素，建構良好的語言學習環境，讓第二語言學習者對第二語言具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語言學習的效果。

可以看出，對于文化合流理論的爭議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其一，是針對文化合流的理論問題：如果不能從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一模式進行論證，人文科學的方法是否能夠迎難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論的適用范圍問題：如果沒有條件深入到第二語言國家內學習語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強文化合流，從而能更好地促進第二語言的學習?以下就這3個相互關聯的方面進行論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論建構：闡釋學視角

對于第一個爭議的問題，從人文科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化合流理論的深層次問題似乎要輕松得多。因為語言和人文學科關系密切，語言對于人文學科來說具有本源性的意義，一切人文學科的問題都要到語言里去尋求答案，反過來，人文學科又為研究語言提供方法。闡釋學就是一門與語言聯系緊密的學科。很多人認為闡釋學與語言的聯系是在語言學轉向之后的事，然而闡釋學從來都是與語言聯系在一起的。闡釋學的演變盡管歷史久遠并數易其貌，但始終與語言相伴而行。施萊爾馬赫曾指出，在闡釋學中所預設的一切問題都是語言的問題。第二語言獲得與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與語言的理解是分不開的，研究它當然離不開闡釋學。闡釋學為研究文化合流理論的合理性提供了極強的元理論支撐。

首先，第二語言的獲得離不開理解，因為理解的可能性為第二語言的獲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認為，語言是思想符號，雖然語言存在差異，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還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紀，人們認為具有一種普遍的，獨立于任何語言外殼的思維內核“精神語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奧古斯丁為了反駁懷疑論者皮羅的“一切都可以懷疑”的觀點，提出至少“我活著，我存在，我理解”還是不能懷疑的。即使是現今，也不乏持這種觀點的人，最為典型的就是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這些觀點為第二語言的獲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類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論上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闡釋學是一種理解世界(把世界作為一個篇章進行理解)的理論。闡釋學提出理解不是一種認識模式，也不是一種行動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實在形式和根本活動，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說它是普遍適用的，也就是說，闡釋學的原則對于人類的各個方面普遍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闡釋學原則也適合于研究在第二語言獲得中有什么樣的理解活動發生以及如何促進這種理解活動。

闡釋學認為，人是理解的動物，只要活著，就會擁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縮小間距，即人具有去遠、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圍化的，從而把自己融入一個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謂“間距”，其本質是指理解者與對象之間的差異。如果沒有差異，理解就成為不必要——差異產生理解。間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為間距的存在，理解才成為需要。在第二語言獲得過程當中，間距主要表現為心理間距、語言間距、文化間距。從根本上說，這些間距的存在使第二語言的獲得成為必要，但是同時也成為第二語言獲得的障礙。從這一意義上說，第二語言獲得也屬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動的一種形式，為此，理解中所發生的一切基本活動，必然也發生在第二語言獲得當中。

那么在第二語言的獲得中，發生了什么樣的理解活動，間距是如何被縮小的呢?正像海德格爾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常常是已經歸屬于特定的“傳統”，因而被拋入到一定的成見之中。無論怎樣的理解都總是以成見為立足點，都以成見開始。但是面向未來，我們一面籌劃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過去為現在的媒介，自覺地跨越間距，將過去的“真理要求”適用于現在的修正。這就是伽達默爾提出的“視域融合”——即將過去的視野和現在的視野相融合，結合事件的真理會在更高的層次實現。視域融合對于經驗是開放的，也說明理解是具有創造性的。通過這種視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終能夠到達“絕對真理”。根據每一次的歷史狀況，自我理性的完結性會不斷地被打破，這是理解的不盡源泉。

由此可見，正是因為視域融合，第二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文化的接觸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文化合流與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相伴相隨，即使沒有深入到第二語言國家，文化合流同樣也是可能的。理解作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學習者是否意識到，理解活動確實在發生；而第二語言初學者又必然是帶著本國文化“成見”的人，所以在第二語言獲得過程中即理解過程中，本族文化是敞開的，第二語言文化對第二語言學習者本國文化成見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見”，在新一輪的交流學習中充當理解的立腳點。此時的狀況又會成為新一輪學習的源泉，即語言的基礎。如此這般，視域融合不斷發生，理解不斷循環，即第二語言學習者以及所在國成員的成見都發生了改變。經過這樣的視域融合，第二語言學習者實現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語言文化的合流。這是第二語言學習和獲得的必然趨勢，即使在課堂教學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見，從闡釋學的角度出發，文化合流理論的元理論問題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語言學習同時是理解活動，在學習過程中，第一語言文化與第二語言文化不斷發生視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發生，為此，即使是非第二語言國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這是第二語言學習的起點也是歸宿。

三、良好的語言交往環境的建構：交往行為理論視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貫穿了整個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賴于第二語言學習者自身對第二語言文化歸附動機的強弱，更詳細地說，第二語言獲得是由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及心理距離所決定的，距離越近，第二語言越易獲得?？梢?，第二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文化的社會距離以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具有重要作用。這是因為，決定社會距離的各種社會因素可以影響學習者的動機、對目的語及其社團的態度、目的語輸入的品質和數量以及總體學習環境的優劣。能帶來“優質的”學習環境以及質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語輸入的社會因素應具有以下特征“學習者與目的語社團互視社會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兩社團自我封閉性??；學習者社團規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兩社團的文化沖突不大；兩社團對彼此有好感；學習者社團打算在目的語地區長期居留。若上述各社會變量呈現出相反的特征，如當學習者社團自視社會地位優越或低賤時，“劣質的”學習環境便會產生，從而對文化適應和語言獲得構成障礙。

同時，舒曼特別提出，在第二語言的課堂教學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強于社會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會距離難以確定，即社會因素對文化適應不構成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時才發揮作用。所以，在外語教育環境下，學習者不能與目的語社團直接接觸，反映兩社團關系的社會因素對文化適應的作用變得模糊，學習者個人對目的語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離的作用可能變得更加突出。這時，如何幫助學習者克服語言和文化震驚，選擇合適的學習動機，跨越語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為外語教育工作者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從以上的論述中不難看出，自然習得第二語言也好，課堂學習第二語言也好，良好的語言交往環境的建構是可以縮短社會距離和改變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關鍵，為第二語言學習者提供了主觀和客觀上的優越條件，增進了文化合流，對第二語言的獲得起著關鍵作用。

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提出，交往是以言語為媒介，通過對話即“話語民主”達到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與“一致”的行為。從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終目的歸結為“理解”，他所說的“話語民主”的含義就是指人們展開自由、平等的辯論、對話、商討并最終達成共識的過程。同時，哈貝馬斯認為，真理由共識構成，而共識是人們在沒有內外壓力和制約下的理想情境中通過交往達成的。人們在交往的過程中會追求一種平等而真誠的人際關系，對這種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驗地存在于語言使用的過程中。所以，他進一步指出，對話必須是基于對話雙方的平等、真誠，參與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達清晰的基礎上。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構建良好的第二語言學習環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基礎。根據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爭辯(對話)雙方必須具有溝通的真誠愿望，這是進一步爭辯的立足點。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第二語言學習者與所在國成員對相互文化的認同，希望互相借鑒交流為第二語言的學習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心理準備。參與對話雙方必須是平等、自由的，這樣的對話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進行下去。參與對話的雙方必須能夠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語言學習者應該團結一致，統一起來，讓所在國成員與之對話成為需要。對話雙方的表達必須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與所在國成員的文化相差太遠，表達無法清晰順暢進行，將為平等順利對話帶來障礙。

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語言交往行為理論為如何促進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論指導：建構良好的語言交往環境能有效縮短第二語言學習的社會距離和改變學習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進文化合流，進而促進第二語言的學習。

四、結語

文化合流理論是一種順應世界文化大合流時代的第二語言學習模式，它提出，第二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文化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是學習第二語言的關鍵。它有著諸多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合理性，對第二語言獲得的動力機制以及獲得過程中的洋涇浜化現象作出了獨到的解釋，為習得理論的深入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盡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論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社會距離”缺乏客觀的測量手段。因為文化合流理論沒有規定一個可以衡量社會距離及各社會因素的可信尺度，圍繞該理論所進行的實驗研究得出的結論往往大相徑庭，甚至互相矛盾。研究發現，社會距離與第二語言獲得水平之間聯系緊密，舒曼模式理論中所列出的社會因素中絕大部分與第二語言獲得水平成負相關。按所起作用大小順序排列，這些因素分別是：社團的態度、社會階級、凝聚性、打算居留時限、第二語言社團規模、社團的封閉性、對地位的感覺。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結論與舒曼的理論相互沖突。有的研究發現，在社會距離較大時，心理距離與高水平的獲得相關，也有的研究發現社會距離與獲得發展沒有關系。可見由于沒有一個可靠的標準，文化合流理論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效果檢驗就顯得不夠客觀。

第3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 關聯理論 認知語境 最佳關聯 翻譯策略

張子讓教授指出：“新聞標題的作用和魅力存在于新聞事實之中。與一般文章題目比較，新聞標題的顯著特點在于事實性，在于新聞性。”［1］

在新聞體裁的作品中，標題起著濃縮主題、畫龍點睛的作用，被視為新聞報道的眼睛和靈魂。簡潔、凝練、別具一格的漢語報刊標題比比皆是，吸引讀者眼球，為讀者導讀。翻譯時譯者需調動各種翻譯手段，力爭把原標題的意義和風格再現給譯語讀者。關聯理論從認知科學的角度闡釋人類的語言言語交際行為，為翻譯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本文擬從關聯理論的角度對漢語報刊新聞標題的英譯進行分析。

一、關聯翻譯理論與漢語報刊新聞標題英譯

1.關聯翻譯理論。

關聯翻譯理論認為，翻譯過程是一個三元明示推理過程，要求原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三方達成認知上的互明［2］。譯者翻譯時，應了解譯文讀者的認知環境，既要表達出原作者試圖闡釋的意義，又不應使譯文讀者“付出不必要的推理努力”。不能兩全其美時，譯者應遵守關聯原則，根據原文的語用因素選擇翻譯策略，對譯文讀者理解明示信息和推導暗含意義進行引導和制約，使譯文與讀者現有的知識背景發生聯系。

2.譯入語受眾的認知語境與翻譯。

關聯理論認為，語境是一個心理結構體，是聽者對世界的假設的集合。認知語境包含物質環境中的信息，文本前面所提供的信息和讀者的文化背景，等等。所有這些信息都是讀者理解話語的潛在語境。［3］

不同的文化、語言及生活環境，國內外受眾在接受新聞內容上肯定會有所差異。對我國讀者來說，有些標題的暗含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如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信息和中國特有的概念，但這些對于缺乏類似語用前提的國外受眾來說，直譯不能激活其認知語境。Gutt認為，欲使交際成功，關鍵在于聽者如何從自己的認知語境中可利用的全部假設里面選出言者試圖傳達的那些假設。為達到新聞標題翻譯的目的，譯者的任務就是讓讀者花費最少的努力來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讓譯文標題對受眾產生足夠關聯，實現新聞標題的信息傳遞功能。

二、漢語新聞英譯的關聯策略

Gutt認為，“尋求最佳關聯”應該作為譯者翻譯的指南，即“最小最大原則”――以最小的心理投入獲取最大的語境效果。成功的翻譯是源語的交際目的與譯語讀者的期待相吻合。當形式與傳達源語的意圖存在差異時，應根據交際目的進行取舍。根據新聞標題的功能，本人認為，“最佳關聯性”可作為衡量新聞標題英譯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準。只有譯文對譯入語讀者產生的關聯性最大，才達到了最佳效果。（以下例句皆來自2007年7月至2008年3月的“China Daily”、“Shanghai Daily”、“21 Century”、《光明日報》、《環球時報》、《北京日報》、《揚子晚報》）

1.直譯――基本保留原標題的語言特征和交際線索。

如果漢語標題的含義明白、直接，譯成英語時讀者一般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則可直譯或基本上直譯。

例1：美眾院通過譴責日軍強征“慰安婦”議案

US House says Japan must apologize for“Comfort woman”

例2：生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

Ecological Cultur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例3：芝加哥：美國“最興奮的”城市

譯文：Chicago most caffeinated U.S.city：survey

例3的譯文平鋪直敘，沒有體現原標題暗含的吸引力。本人認為直譯成“Chicago‘most exciting’U.S.city：survey”更能實現原標題作者意圖的最佳傳遞。咖啡因已是世界上熟知的事物，可以在國內外讀者的認知語境中引起較大的關聯，直譯更具吸引力。

2.源語文化負載的標題應該意譯，化隱晦為明示。

標題為標新立異，經常采用修辭手段如擬人、雙關等，與本國文化相關聯。但如果這種修辭手段在語言轉換時與英語難以契合，則必須舍棄原標題，化隱晦為明示。

例4：地球真的受傷了……

譯文：Earth’s “vital signs” in bad shape：report

在中國地球與“母親”相關聯，讀者能從擬人的角度對地球狀態進行思考。對于沒有該認知語境的國外讀者，譯者運用了“vital signs”（生命的跡象），讓他們看到該標題也能聯想到生命，激起心靈的共鳴。

例5：奧斯卡別樣風景“孕味”女星爭艷紅地毯

譯文：Baby bumps at Oscar on the red carpet

“孕”為“韻”字的諧音，既點出了亮點――奧斯卡紅地毯上的懷孕女星，又點出了“風情”――懷孕女星的韻味。該則標題大體整齊，形成錯落有致的美感。但英文中沒有大體的對應詞具有此關聯效果。譯者巧妙地把“孕”譯成了“baby bumps”，bumps體現了孕婦的特征，很好地傳達了原標題的韻味：家庭與事業共享，女性風情盡現。

例6：宣稱要促和平協議 七國之旅風險重重

布什硬闖中東地雷陣

譯文：Bush visits Mideast to push for peace

Doubts remain how much he will pressure Israel to compromise

例7：印總理五年來首次訪華（主）

經貿合作是重點 邊界問題受關注（副）

譯文：Indian PM to make trip to China

“Border，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to top agenda during visit”

對偶使標題整齊和諧，具有很好的藝術效果。但卻很難譯成比較工整的句子，所以這類標題常簡化譯成一個英文句子，同樣能在譯語讀者中產生最大關聯。

3.重構標題――實現原作者意圖與讀者期待相吻合。

新聞編譯是通過翻譯和編輯的手段，將以源語語言寫成的新聞進行翻譯、加工、綜合，使之成為用譯語語言表達出來的新聞的翻譯方法［4］。對外報道不應是機械的語言文字翻譯，在編譯對外稿件時應考慮國外讀者的認知語境，以加強其傳播效果。因此，新聞標題也應根據內容的不同而稍作修改，為譯文讀者創造最大的語境效果。

例8：美國‘彈打衛星’用意幾何

Bull’s eye： Missile hits toxic tank

漢語標題直截了當，反映出新聞的傾向性。英文標題Bull’s eye： Missile hits toxic tank更是獨具匠心。Bull’s eye現已為約定俗成的短語，意為“靶心”，暗指美國把衛星當作靶心，動機不純。

例9：北京2008年奧運會倒計時一周年慶祝活動隆重舉行 吳邦國出席并致辭

劉淇 華建敏 陳至立出席 羅格頒發邀請函

譯文：Beijing rolls out the red carpet

Games invitations sent out as nation starts one-year countdown

漢語報刊新聞標題分為單層標題、雙層標題、三層標題三種情況，對于重大事件一般采用正式的三層標題，點明其深度。英語新聞標題則更關注客觀事實報道。因此，該則譯文采用擬人的手法，簡化了中國味十足的標題，取而代之是英語報刊風格的表達。

例10：告別繞地球橢圓軌道，進入地月轉移軌道

“嫦娥”一甩袖，飛向“廣寒宮”

變軌成功表明中國航空測控技術實現新突破

譯文：Chang’e Ⅰenters Earth-moon transfer orbit

China rocketing ahead in space program

該則中文標題巧妙運用雙關，中國首次月球探測工程衛星以“嫦娥一號”命名，進入廣寒宮意味著進入月球。但國外讀者卻沒有該認知語境，直譯出關鍵要點即可達到信息傳遞的目的。

四、結語

關聯理論是動態的理論，涵蓋了眾多的翻譯現象，對翻譯具有極強的解釋力。新聞英語注重傳播效果，以“最佳關聯性”作為漢語新聞英譯的標準可以很好地發揮關聯理論的解釋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譯者必須充分發揮主動性，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力圖為譯語讀者提供最大的語境效果，實現最佳關聯。

參考文獻：

［1］張子讓.當代新聞編輯［M］.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138.

［2］［3］Ern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26-46，27.

［4］劉其中.新聞翻譯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6.

［5］Sperber&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second edition）［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6］劉宓慶.文體與翻譯 ［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6.

［7］張健.新聞英語文體與范文評析（第二版）［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第4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作者：翁書和，梁俊雄，丁愛民，吳思慧

【關鍵詞】 通腑益氣法

摘要：【目的】探討通腑益氣法及所組方藥對全身炎癥反應的調控及防治多器官功能障礙(MODS)的作用。【方法】SD大鼠80只，隨機分為空白對照組、模型組、中藥低劑量治療組和中藥高劑量治療組；造模前1*!d高、低劑量組分別按60*!g/kg、30*!g/kg劑量連續給藥2次，空白及模型組給予等容量生理鹽水；給藥后第2天除空白組外其他3組參照文獻方法造模，12*!h后取血清測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及一氧化氮(NO)含量，并對主要臟器進行組織病理學檢查?！窘Y果】模型組TNFα與NO水平升高，與空白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中藥高、低劑量組能降低血清TNFα與NO水平，與模型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但未顯示明顯量效關系?！窘Y論】通腑益氣法所組方藥可能是通過降低TNFα與NO水平，抑制全身炎癥反應，進而產生防治MODS的作用。

關鍵詞：多器官功能衰竭／中藥療法；腫瘤壞死因子／血液；一氧化氮／血液； 疾病模型，動物；大鼠

多器官功能障礙(multiple organs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是指各種原因如感染、休克等引起的2個或2個以上系統或器官的功能障礙或衰竭的一組病變。迄今治療效果欠佳，4個系統或器官功能障礙者，死亡率接近100%，是當前危重醫學領域研究的重要課題。目前認為腸道屏障功能障礙是引起細菌和／或毒素移位，激發全身炎癥反應，導致MODS的可能因素之一［1］。本病中醫認為是陰陽逆亂，臟腑衰竭導致的陽明腑實證［2］。基于上述認識以及結合臨床中某些成功的治療經驗，我們試圖通過建立大鼠MODS模型，以通腑益氣法組方，觀察該組方對全身炎癥反應的調控，評價其對MODS的防治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動物與藥物

動物：SD大鼠80只，雌雄各半，體重70～100*!g，由廣州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藥物：由生大黃、生梔子、蚤休、厚樸、人參、丹參、桔梗和黃芩組成。劑量比例為2∶2∶2∶2∶1∶6∶10∶10，將上藥煎制成濃度為2*!kg／L和4*!kg／L的藥液各80*!mL備用。

12 試劑與儀器

試劑：酵母多糖A(Zymosan A)，美國Sigma公司產品，規格5*!g/瓶，批號Z4250；一氧化氮(NO)試劑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產；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試劑盒由解放軍總醫院科技開發中心放免所提供；儀器：Eppendof半自動生化檢測儀(型號為ECOMF 6124)；SN695B型γ計數器和UV754分光光度儀，由廣州中醫藥大學核醫學教研室及第一附屬醫院實驗中心提供。

13 分組與給藥

將80只大鼠按性別分層隨機分為模型組、中藥低劑量治療組(低劑量組)、中藥高劑量治療組(高劑量組)和空白對照組，每組20只，雌雄各半；中藥低劑量組按30*!g/kg、高劑量組按60*!g/kg分別灌胃給藥(灌藥容量為15*!mL/kg)，造模前1*!天間隔8*!h共給藥2次，造模后不再給藥；模型組和空白組給予等容量生理鹽水。

14 造模與取樣

參照胡森等方法造模［3］，把4*!g酵母多糖A與50*!mL滅菌石蠟油混合，高頻振蕩30*!min，超聲振蕩6*!h，制成造模用混懸液。末次給藥后所有動物均禁食、不禁水，除空白組外，其他各組動物均按1*!mg/kg劑量腹腔注射上述混懸液，注射后用消毒棉簽按壓針口2*!min，同時按摩腹部數次。造模后自由進食，4*!h后，各組動物腹腔注射生理鹽水1*!mL，以補償大鼠取樣后丟失的血容量。按照“動物MODS時器官功能障礙分期診斷及評分標準”評價模型成功與否。取樣：所有動物在造模前12*!h用毛細管(直徑1*!mm)自眼眶后靜脈叢取血1次(約15*!mL)，造模后12*!h摘眼球取血(約15mL)，血液標本離心(3000*!r/min)后，取血清保存于-170℃下待檢；各組大鼠末次采血后立即處死，取心、肝、肺、腎、腸等主要臟器，用體積分數為10%的市售福爾馬林固定，進行組織病理學檢查，觀察損傷程度(包括組織細胞的排列、炎癥細胞浸潤程度)。

15 指標與方法

TNFα和NO含量，分別用放射免疫法和比色法測定。

16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用（±s)表示，兩組比較用t檢驗，多組比較用F檢驗，組間兩兩比較用q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兩組比較用χ2檢驗和直接概率法檢驗。所有數據均用SPSS100統計軟件處理。

2 結果

21 各組動物臟器病理檢驗結果

模型組動物臟器全部出現損傷，其中3個或3個以上臟器損傷者占80%，2個者占20%；藥物組則以1個臟器損傷多見，占25%，2個或2個以上者占10%，無損傷者占65%，與模型組比較損傷率降低(P＜001)；空白組無臟器損傷；低、高劑量兩組間臟器損傷無顯著性差異(P＞005)，結果見表1。表1 各組動物臟器受累數目及分布N(p/%)（略）

22 各組血清TNFα和NO含量的變化

表2結果顯示：模型組血清TNFα與NO水平升高，與空白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中藥高、低劑量組均能降低血清TNFα與NO水平升高，與模型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但未見明顯量效關系。表2 通腑益氣法中藥對MODS大鼠血清TNFα和NO濃度的影響（略）

3 討論

近年來對MODS病理生理變化認識的突破是細胞因子(cytokine，CK)的發現，機體在致病因素直接或間接作用下，體內巨噬細胞、枯否細胞等多種細胞可產生CK。在這些CK中TNFα起重要作用，它能刺激其他幾種促炎性細胞的生成，引起全身性炎癥反應而出現全身性炎癥反應綜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后者可造成全身細胞廣泛受損甚至發生MODS［4，5］。此外，TNFα還可引起誘發型NO合成酶的活性增高，大量NO可導致微循環障礙，加重微血栓以至MODS的發展［6］。

本實驗結果表明，模型組大鼠血清TNFα和NO水平升高（P＜001），顯示體內因致病因素的作用啟動了全身性炎癥反應，此段時間可能是預防性用藥治療的關鍵時間。本實驗經用通腑益氣治則組方干預后，中藥高、低劑量組TNFα和NO水平比模型組降低（P＜001），而且臟器受損數也減少65%。上述結果提示，通腑益氣法所組方藥可能是通過降低TNFα與NO水平，抑制全身炎癥反應，進而產生防治MODS的作用。但高、低劑量組間無統計學差異，其量效關系需進一步研究。

中醫無MODS病名，但本病的臨床過程類似《傷寒論》的“陽復太過，臟病還腑”。陳海龍［2］認為在外傷或感染等情況下，機體可出現津血耗散、臟腑受損。通過機體自身調節或藥物調整后，可以使陽氣來復，陽氣來復適度則疾病向愈；若陽復太過，則陰陽逆亂，臟腑衰竭可導致陽明腑實證。據此文獻有應用通里攻下法治療MODS取得顯著效果的報道［7，8］。但是，由于MODS往往兼有臟氣衰竭，如一味攻下，則易伐正氣，犯虛虛之戒。因而，施藥時應寓攻于補，攻補兼施。本方中以大黃通腑瀉熱，取清熱瀉實以救真陰之意，為君藥；因肺與大腸相表里，則配伍黃芩、桔梗清熱瀉肺以助腑氣之下行為臣藥；梔子、蚤休、丹參清熱解毒，活血化瘀；人參益氣扶正，既補機體之虛，又可防止上藥攻邪太過，共為佐藥；厚樸暢通氣機，并引諸藥直達病所為使藥。諸藥配合共奏通腑益氣、清熱解毒之功。從實驗結果中亦可看出基于通腑益氣法所組方藥有抑制全身炎癥反應的作用，結果與文獻報道相符［4-6］。其作用可能與通過通腑藥清除腸道及臟器有害因子，配合益氣藥提高低下的臟腑功能，恢復或提高機體的抗炎能力有關。正如Bone［9］認為，機體在致炎因素的作用下啟動SIRS的同時，代償性抗炎反應綜合征也伴隨發生。若兩者處于動態平衡，則不會導致MODS，否則就會失去平衡，出現MODS。本實驗結果證明通腑益氣法及所組方藥對MODS有較好的防治效果，值得進一步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凌康．多器官功能不全綜合征的腸道保護及治療進展［J］．國外醫學?生理、病理科學與臨床分冊，2000，20(1)：60．

［2］陳海龍，吳咸中，關鳳林，等．中醫通里攻下法對多器官功能不全綜合征時腸道屏障功能保護作用的實驗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0，20(2)：120．

［3］胡森，盛志勇．薛立波，等．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動物模型的系列研究［J］．解放軍醫學雜志，1996，21：6．

［4］Beal A L，Cerra F B．Multiple organs failure syndrome in the 1990s: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es and organ dysfunction．JAMA［J］．1994，271:226．

［5］Molly R G，Mannick J A，Rodrick M l.Cytokine，sepsis and immunomodulation［J］．Br J Surg，1993，80:289．

［6］Ken M，Kenggtharan，Sjef J，et al.Role of nitric oxide in the circulatory failure and organ injury in a rodent model of Grampositive shock［J］．Br J Pharmacology，1996，119:1141．

［7］危北海．中醫藥與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J］．中國中醫急癥，2001，10(2)：61．

第5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1.畢業論文字數根據專業及課題不同要求在8000字以上，論文內容應完整、準確，層次分明，數據可靠，文字簡練，分析透徹，推理嚴謹，立論正確。畢業設計說明書字數不低于8000字。

2.論文撰寫前應翻譯完整的外文文獻1～2篇(中文字數不低于3000字)，要求翻譯的內容與課題相關;撰寫與課題內容相關的文獻綜述2000字以上。

3.論文應采用國家正式公布實施的簡化漢字、法定計量單位和國家制圖標準。

4.論文采用的術語、符號、代號全文必須統一，并符合規范要求。論文中使用新的專業術語、縮略語、習慣用語，應加以注釋。

第6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術語翻譯 embodiment 中國知網 接受度

一、引言

術語是人類科學知識在語言中的結晶，但也是翻譯中的難題。關于術語翻譯的研究，姜望琪[1]提出了術語翻譯的三條標準：準確性、可讀性和透明性。侯國金[2]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系統性及可辨性是術語翻譯的根本。信娜[3]采用文獻計量學的統計方法對術語翻譯進行了定量分析。王媛[4]探討了科技術語翻譯網上語料庫建設問題。在陶李春的采訪中，張柏然指出：“未來大數據和信息技術不斷發展影響我們的翻譯，語言服務、本地化技術被提出水面，這里面牽涉的面很廣。”綜觀，術語翻譯的研究視角豐富，但標準莫衷一是。本文擬從信息技術視角――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探討術語翻譯的接受度。

二、術語的特點

術語（term）的希臘語詞源是Terma，意為“界限”。術語是專業領域內指稱概念的詞或詞組。奧地利著名科學家維斯特根據索緒爾的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思想，提出了術語由語言、語言的符號、意義、意義指稱對象四個部分兩個層次構成的術語模型。術語具有獨特的特點，如準確性、單義性、系統性、簡明性、語言正確性、理據性、穩定性、能產性等。單義性指在一個學科領域內，一個術語只表達一個概念，且一個概念只用同一個術語表達。系統性具有兩層含義：一指特定領域的各個術語必須位于一個明確的層次結構之中，共同構成一個系統；二是涉及多個學科時指稱同一個概念的術語要進行協調和統一，由主學科確定，同時考慮副學科的使用習慣。穩定性要求一個術語一旦定名，一般不能輕易更改。這些分類標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術語翻譯。但在我們看來，術語的翻譯是否為社會所接受才是最重要的標準。

三、術語翻譯的接受度

在多大程度上譯語被讀者所接受，即接受度是術語翻譯的重要標準。術語接受度包括學科接受度和學人接受度。借助于中國知網數據庫，術語翻譯的接受度可通過選擇恰當的參數進行量的評估和比較。

（一）術語翻譯的學科接受度

學科接受度可以從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的題目翻譯結合文章內容和發表刊物的學科屬性進行考察。例如，認知語言學術語“embodiment”，是embody的名詞形式，其中em-是前綴en-的變體，常用在以字母b，m，p開頭的詞前面，具有“使成為”“使處于......狀態”的意思，如emboss，empower等。源語embodiment目前有三種不同的譯語“體驗性”、“具身性”和“涉身性”，例如：

例1 Embodied，Cognitive and Dialectical View of Language by Xunzi-Rethinking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The Fifth Paper on Linguistic Embodiment

譯文：荀子論語言的體驗認知辯證觀――語言哲學再思考：語言的體驗性（之五）（王寅，2006）

例1中，“embodied”譯成“體驗的”；“embodiment”譯成“體驗性”。這是一種意譯法，得意忘形，符合術語的簡明特性，體現了歸化策略。

例2 The Embodiment and Culture of Metaphor

譯文：隱喻的具身性與文化性（尹新雅魯忠義，2015）

例2中，“embodiment”譯成“具身性”。這是一種直譯法，忠實于原詞的字面意義“身體的具體化”，但涵義稍晦澀，體現了異化策略。

例3 Embodiment as Prototype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Language.

譯文：語言涉身性的原型論與語言構造的拓撲變換原理（呂公禮布占廷，2016）

這三種譯語，哪一種接受度高？據中國知網的數據，“體驗性”的107條精確標題包括語言學（101）和藝術（6）?！熬呱硇浴钡?0條精確標題包括語言學（15）、心理學（21）、哲學（10）和藝術（4）。“涉身性”的22條精確標題包括語言學（10）、心理學（8）和哲學（4）。因此，在語言學領域三種譯語并存，但“體驗性”占絕對優勢；在心理學領域譯成“具身性”或“涉身性”，“具身性”更多，但從不譯成“體驗性”；在哲學領域多譯成“具身性”，但從不譯成“體驗性”；在藝術領域譯為“體驗性”或“具身性”，但很少譯成“涉身性”。根據術語學原理，這種情況下要分清概念的“源”與“流”，心理學是“embodiment”的源學科，故應該與“源”學科譯語一致，翻譯成“具身性”。但是，“體驗性”已經在語言學領域形成了牢固的使用習慣，不容忽視。

（二）術語翻譯的學人接受度

術語的最終使用者是人。對術語翻譯的評價及認可程度均體現在學人的學術行為中。學人接受度分為學人個體接受度和學人群體接受度。學人個體接受度的設定參數是術語翻譯總頻數和他引總頻數，學人群體接受度的O定參數是刊物的影響因子。我們來考察“embodiment”三種譯語的學人接受度。

1.學人個體接受度

學人個體接受度的設定參數是術語翻譯總頻數和他引總頻數。在中國知網以“主題”為檢索條件，以“主題”并含“embodiment”為第二次檢索條件，得出總頻數和精確標題頻數。所以，檢索頻數可分為三類：總頻數、精確標題頻數、文中涉及頻數，二者相加之和等于總頻數。精確標題譯語如上例1-3，文中涉及譯語如下例?！癊mbodiment”的派生形容詞“embodied”譯為“具身的”，與名詞“具身性”一致，例如：

例4 How are feelings embodied？It is central to the current study of neural self.

譯文：感受是如何具身的？這個玄奧難解的問題就成為了當前神經自我研究的核心問題。（李恒威，2008）

源語“embodiment”的派生形容~“embodied”譯成“涉身的”，與名詞“涉身性”一致，例如：

例5 Phenomenology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essenc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to construct the interaction philosophy.

譯文：現象學是理解涉身認知交互本質以及建構相應交互哲學的重要進路。（孟偉，2011）

例6 So this paper proposes Embodied Event Structure Approach，in the hope of remedying these problems.

譯文：為此本文提出“體驗性事件結構”分析法，以期能彌補它們之不足。（王寅，2009）

例6把“embodied”譯為“體驗的”，是“體驗性”的派生譯法。三種譯語的檢索結果：“體驗性”總頻數2903條，其中精確標題頻數107條、文中涉及頻數2796條；“具身性”總頻數105條，其中50條精確標題頻數，55條文中涉及頻數；“涉身性”總頻數48條，精確標題頻數22條，文中涉及頻數26條。從總頻數和精確標題頻數看，譯語“體驗性”的學人接受度最高；“具身性”處于第二位；“涉身性”第三。

下面考察三種譯語學人個體接受度的另一個參數――他引數。譬如，例句6發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5期），他引28次。這只是涉及某一譯語單篇論文的他引數，整體評估需要考察每一種譯語的總他引數。根據中國知網的檢索和計算結果是：“體驗性”，總他引950次；“具身性”，總他引541次；“涉身性”，總他引95次。所以，從他引數來看，“體驗性”的接受度最高；“具身性”第二；“涉身性”第三。所以，中國知網顯示這三個譯語的學人接受度是：“體驗性”最高；“具身性”其次；“涉身性”最低。

2.學人群體接受度

我們把學人群體接受度的參數設定為刊物的影響因子，包括復合影響因子和綜合影響因子。刊物的影響因子越高，說明所發表的論文整體被學人群體引用率越高。例如，embodied譯成“涉身的”，embodiment譯成“涉身性”：

例句7 Embodied Cognition Science and Dimensions of the Embodiment of Language

譯文：從涉身認知科學看語言涉身性研究的維度（林克勤姜孟，2011）

例7發表在《外國語》2011年第6期，其復合影響因子1.344，綜合影響因子0.776。再如，embodiment譯成“具身性”：

例句8 The Mirror Neurons：Neural Biological Evidences for the Embodiment of Cognition

譯文：鏡像神經元：認知具身性的神經生物學證據（葉浩生，2012）

例8發表在2012年第1期的《心理學探新》，其復合影響因子0.742，綜合影響因子0.368。Embodied譯成“體驗的”，例如：

例句9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by Means of“Embodied

Conceptualization”――An Analysis of 40 English Translations of“Night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譯文：認知語言學的“體驗的概念化”對翻譯主客觀性的解釋力――一項基于古詩《楓橋夜泊》40篇英語譯文的研究（王寅，2008）

例9發表在2008年第3期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其復合影響因子2.145，綜合影響因子1.318。以上三本刊物的雙影響因子存在差異，這說明它們發表的論文在學人群體接受的程度不同。為了客觀并考慮到代表性和操作性，我們取三種譯語的最小精確標題公約數22進行比較。結果是“具身性”的前22本被引刊物（被引次數從高到低排列）的總復合影響因子最高，達31.826；總綜合影響因子也最高，18.993；“體驗性”的總復合影響因子和總綜合影響因子均位于第二位，分別為25.338和15.564；“涉身性”總雙影響因子均處于第三位，分別為13.148和7.373。因此，中國知網數據表明：“具身性”的學人群體接受度最高；“體驗性”第二；“涉身性”第三。

四、結語

認知語言學術語embodiment目前在語言學領域三個譯語“具身性”、“體驗性”和“涉身性”并存。根據學科的“源”與“流”術語學原理，這種情況下由主學科確定，所以從理論上講，源語embodiment應該與心理學領域的譯語一致，譯成“具身性”。中國知網數據也表明，“具身性”的學人群體接受度是最高的。但是，根據術語的系統性我們不能忽視副學科已然建立的使用習慣，“體驗性”在語言學領域擁有穩固的習慣，其學人個體接受度是最高的，這是由其譯語語碼簡潔、涵義透明的特點決定的，故現階段不宜人為改變?！吧嫔硇浴钡慕邮芏仍谌齻€譯語中是最低的，應該逐步擯棄。

參考文獻

[1] 姜望琪.論術語翻譯的標準[Z].上海翻譯，2005（S1）：80-84.

[2] 侯國金.語言學術語翻譯的系統-可辨性原則-兼評姜望琪[J].上海翻譯，2009（2）：69-73.

第7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佛教中國化 術語統一 翻譯

一、緒論

筆者在2012至2013年中，有幸參與到了靈隱寺的系列翻譯當中，翻譯的作品包括一些禪學故事和講寺的簡介等，此過程中，接觸到較多的與佛教相關的術語，但是在中譯英的時候，筆者發現目前國內對佛教術語的英譯混雜不堪，給翻譯造成了不小的困難。目前佛教術語翻譯的混亂的想象，追根溯源，可以歸結到許多因素，筆者將在本文中結合自己在靈隱寺系列翻譯中的經驗，談談筆者對于造成國內佛教術語翻譯混亂的原因，混亂的表現方式以及統一佛教術語翻譯的重要性的看法。

二、佛教術語翻譯混亂的原因

佛教在兩漢的時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大大地中國化了。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佛教受不同的文化影響，比如說，在東漢魏晉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其所受影響主要來自于儒道文化，而在宋明時期，則是受到理學的影響。佛教術語在中國不斷更新，也是導致國內佛教術語翻譯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里所講的佛教翻譯研究主要指的是國內中到英的佛教翻譯。目前國內的佛教翻譯主要還是停留在支謙、道安、鳩摩羅什等名家對佛經的翻譯以及佛經由梵語譯入到漢語的過程及其影響?？偟膩碚f，也就是對佛教輸入的翻譯研究。但是，在新的時代，隨著佛教中國化，慢慢也產生了中國佛教輸出的需求，這對于傳揚中國的文化有著重要意義。但是，目前對中國佛教英譯的翻譯研究，無論是從翻譯史、翻譯理論、翻譯實踐還是翻譯批評上來說都還很少。

三、佛教術語翻譯混亂的表現形式

佛教術語翻譯的雜亂主要表現在一詞多譯，一個術語經常碰到有梵文譯本、漢語音譯版本、意譯版本、音譯加注釋版本，甚至同一個詞在大陸、香港和臺灣的常用譯本也不盡相同。除此以外，還有許多錯譯亂譯的版本，而且不占少數。

舉個例子，比如說《心經》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里面的“空”字和“色”字，網上許多學業不精的譯者，直接就把這兩個字按字面做了翻譯，完全經不起考證，而即使是在經過一系列地查找資料以后，大家翻譯出來的版本在意義上也有著比較大的區別，這主要是因為概念性的佛教術語本身就比較抽象，而且佛教本來就是一種舶來品，那我們在把這些抽象概念重新輸出的時候，則需要有較為統一的術語翻譯，無論通過對此概念的重譯，還是通過尋找外文對此概念的常用表達，否則外國讀者對這些術語只會感到一頭霧水。另外，對于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術語，更是需要進行統一，以表區分，使得中國佛教能得到更好的傳播。

四、佛教術語翻譯統一的重要性

中國佛教正處于向外傳播的最初階段，統一術語在這一階段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李幼蒸在《佛教理論術語重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文中提到對現有的佛教古典理論文字進行重譯這一建議對筆者有很大的啟發。當初佛教從印度傳入的時候，先后有支謙、道安、鳩摩羅什、玄奘等大師對佛經進行了集中的翻譯，自道安以來，更是有官方組織的大型譯經活動，譯場盛行，正是有這些系統的、專業化的翻譯活動，才使得佛教得以成功進入中國并獲得巨大的發展。

李幼蒸同時在該文中指出，中國許多權威的佛經典籍，都保存了許多梵文的音譯，使得佛教語言在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語言系統，無法融入到現代漢語體系當中，為了佛教更好的發展，建議專家們對現行的佛教典籍，特別是其術語，進行現代化改譯（2011）。無論在將來是否會有對現行佛經典籍的重譯，對于開始嘗試將中國佛教進行輸出的有志之士都是一個啟發。在對中國佛教進行翻譯的時候，翻譯的目的究竟什么？譯者究竟該采取何種翻譯策略，才能避免重復李幼蒸學者所提到的目前佛經典籍所面臨的困境？且不論最終的討論結果是如何，若是沒有首先對佛教術語翻譯進行統一，一切都o從做起。

五、總結

在參與到這次靈隱寺中譯英系列翻譯過程中，筆者認為，導致目前中國佛教術語翻譯混亂的主要原因在于佛教中國化以及佛教的英譯研究尚不成熟。對此，筆者根據李幼蒸學者在《佛教理論術語重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文中所給予的啟發，闡述了中國佛教術語統一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筆者認為這項工作仍需靠專業的有識之士進行系統的翻譯工作，才有可能產生第一本外文中國佛教典籍，奠定中國佛教翻譯的基礎，從而達到弘揚中國佛教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宋玉波.佛教中國化歷程研究[D].西北大學，2004.

[2]李幼蒸.佛教理論術語重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中國符號學角度觀察[J].山東社會科學.2011（11）.

第8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英語；翻譯技巧；準確譯文

0.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國際間農業工程科技合作日益頻繁，英語作為一門重要的國際交流語言，其作用日益重要。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后，對專業英語（ESP）人才的需求量增加。

隨著我國政府在農業科技上資金投入的增加，農業科技成果越來越多，科技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也在日益提高，相應的科技論文在國外權威期刊的采用率逐年上升，這不僅要歸功于農業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也得益于我國科技人才整體英語水平的提高。由此看來，掌握一些農業專業英語的翻譯技巧是非常必要的。

1.農業英語翻譯的難點

關于英語翻譯的標準，清代翻譯家嚴復提出：譯文應該做到“信、達、雅”。[1]農業專業英語翻譯不像文學翻譯富有感性形象思維，也不經常運用比喻、排比、修辭等手段，而是準確的表達客觀規律，按邏輯思維有理智地描述問題。因而農業專業英語對譯文“雅”的要求不太明顯,卻側重于它的科學性、邏輯性、正確性和嚴密性。[2]因此農業英語的難點主要表現在以下2個方面。

1.1農業英語術語翻譯的難點

1.1.1缺乏專業素質

例如：Farm hand意為“短工”，不可翻譯成“農場手”；land reform應譯為“”，而不能譯為“草地改革”或“農業改造”；Mechanization of farming應譯為“農業機械化”而不是“農場機械化”；environmental―friendly agriculture字面含義是“對環境友好的農業”，如果這樣翻譯，正是缺乏專業素質，望詞生意的表現。這個短語應譯為“生態農業”才較為合適。[3]

1.1.2異詞同義

上面談到的是缺乏專業素質，望詞生義。下面再來看看異詞同義的例子。當人們提到施肥技術時，最先想到的英文單詞可能是“fertilizer”。其實漢字“肥”在用英語表達時有很多種譯法：base manure(底肥)，top―dressing(追肥)，straw manure(草肥)，ash fertilizer(灰肥)，green manuring(壓青／施用綠肥)等。一個“肥”字，在英語中卻出現了多達數10種表達形式，異詞同義，沒有堅實的語言功底，很容易出現翻譯錯誤。如果譯員不熟悉約定俗成的詞組搭配，不懂得擇優選用，譯出來的文章就可能變成讓業內人頭痛的夾生飯，這是農業英語翻譯的第二大難點。

1.1.3詞匯空缺

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新詞匯不斷添加進語言中。比如一些具有中國特色，反映中國新事物、新概念的詞語：“稻田養魚”( paddy fish culture)、“三農問題”(the three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等，在英語中一時也找不到適當的對應詞。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人們生活在什么樣的語言環境里，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語言。如果某一事物在人們所生活的環境是不存在，那么語言就有可能出現空缺現象，語言空缺，這是農業專業英語翻譯中的第3個難點。

1.2農業英語的句式難點

長而復雜的句子結構是農業英語句法的一個明顯特征也是一個難點：有時為了表達清楚一個農業概念或闡述一個農業科技事實，有的句子會長達數行。這就大大增加了理解句子的難度。

大量的使用被動語態。據統計，在農業類科技文章中，使用的及物動詞三分之一以上是用被動語態，原因是被動語態的結構比主動語態更少有主觀色彩，更突出要論證、說明的對象而隱去人稱主語，從而使文句簡練。被動語態句法結構很明顯復雜于主動語態，這點也大大增加了理解句子的難度。

2.農業英語的翻譯要求和技巧

翻譯時，首先必須閱讀需要翻譯的全文，了解其內容大意和特定專業范圍。有時還需要查閱有關的資料，或到現場去看看，以便熟悉有關的專業知識。待到領會原作的精神時，才下筆開譯，這樣就不致出現大錯。[4]理解原文時，必須結合特定的農業技術知識，根據英語的語法規律和習慣去理解，并且要求我們“鉆進去”把原作內容徹底弄清。對原作的理解應包括詞匯、語法和專業內容三方面。也只有這三方面都理解透徹，才能做出準確的表達。

當前翻譯專業術語，除了借助專業詞典、運用譯者自己的專業知識外，主要采用以下幾種方法。

2.1名詞或名詞短語轉換為動賓結構

詞性轉換是英漢翻譯中經常采用的一種方法。同時，因為農業英語的語體級別較高，名詞化和動名詞出現特別頻繁，所以在翻譯時需要特別留意名詞轉動詞的翻譯方法。

2.2被動語態轉換為主動結構

這種譯法簡稱為轉態譯法一般說來，被動語態在英語里出現的頻率遠遠高于漢語： 因此在翻譯時往往根據漢語習慣給原句添加上主語，把它們轉換成主動語態。Different forms of foot-and- mouth disease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frica, Asia,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在非洲，亞洲，歐洲和南美洲已經確定了不同種類的口蹄疫病毒。

2.3增加或減少必要的成分

增加或減少必要的成分也即常說的增、減詞譯法。在農業英語的翻澤過程中，根據上下文的需要有時必須在原文的基礎上添加或減少必要的單詞、詞組甚至句子等成分。

3.結語

總的說來，要從事農業英語翻譯，就得先熟悉農、林、牧、漁等專業知識與專業術語，邊實踐邊學習，遇到不懂的知識和術語要勤查詞典，或請專家指教。農業英語的翻譯方法和技巧是和農業英語本身的詞匯特征，尤其是其句式特征密切相關的。同時，這些方法和技巧也不是僵硬的可以隨處套用的公式。只有在確定的上下文中根據語境的需要靈活采用，并輔以其它一些翻譯手段，才能得到忠實、通順，準確的譯文?！?/p>

【參考文獻】

［1］張培基．英漢翻譯教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2］張少恩，王艷飛，刁若菲．淺析農學專業英語的特點和翻譯[J]．農業網絡信息，2008年．

第9篇：術語翻譯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在分析英漢法律術語特征的基礎上,提出要實現法律術語翻譯的準確性,譯文必須符合法律術語的特征和目標文本的語言習慣,并且在法律內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在原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而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規范是風俗和習慣。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產生,階級出現,于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就逐漸形成了,作為國家實現其職能的手段和工具的法律也就相伴而生了。法律作為治理社會的有效方法和機制之一,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是人類社會階段性的政治制度、人類的精神高度、財富分配形態和方式、生產發展水平的體現。 

    法律翻譯由來已久,尤其是近幾年,隨著中國法制化進程加快,對外交往范圍的擴大,對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我國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獻被譯成外文。入世將我國納入國際一體化的大環境中,由于我國法律制度還沒有完全與國際接軌,為了更好的參與到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活動中,我國開始也加快了向國際發達國家學習的步伐。這就要求大量翻譯外國的法律、法規,以便于學習借鑒。但是受法律翻譯人員專業水平和翻譯態度的影響,我國法律文件的翻譯質量不容樂觀。有些法律法規的翻譯,在詞匯層面并沒有盡最大的可能體現出法律文體同其他文體的差異,不符合法律詞匯特征的翻譯隨處可見。為了提高法律翻譯的質量,有必要在了解法律術語的特征的基礎上探討其翻譯的出路。 

    一、法律術語的特征分析 

    法律英語的專門術語是用來準確表達特有的法律概念的專門用語。法律術語為法學專業領域內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莊嚴性,使法律工作中的專門化的行業語一律具有科學技術語的精密、明確、語義單一等特點。法律語言專業詞匯數量大,應用范圍廣,總的來說法律術語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術語詞義的單一性。法律語言的準確性是無庸置疑的,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條文得以實施與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語語言也同樣具有這種準確性。法律術語最突出的特點是詞義單一而固定,每個專業術語所表示的都是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時其他任何詞語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語的每一個專業詞匯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義,絕對不能隨意更改,絕非普通意義的詞匯所能代替。另外,一個詞可能有多種意思,但作為術語,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術語詞義的相對模糊性。在現實中,法律語言總是存在相對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規范是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社會現象和關系的,同時,在法律活動中,由于人們的概念、認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對語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會導致法律語言的模糊性,以此來使立法和法律的適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詞匯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下才能適用。而離開特定的語境和條件,就會產生歧義。法律模糊語言包括:模糊附加詞即附加在意義明確的表達形式之前后,可使本來意義明確的大概念變模糊的詞,如about,or so;模糊詞語,即有些詞和表達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蘊涵,即有的詞概念清晰確含有模糊意義,如night在英國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時至日出前一小時”,但是各地所處時區不一樣,實際上還是難以把握。 

    3.法律術語的對義性。詞語的對義性是指詞語的意義互相矛盾、互相對立,即詞語所表示的概念在邏輯上具有一種矛盾或對立的關系。如“一般”與“特殊”、“上面”與“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語中,這類意義相反或對應的詞,屬于反義詞的范疇。在法律語言中,我們稱之為對義詞。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法律工作必須借助一組表示矛盾、對立的事物或表示對立的法律行為的詞語來表示各種互相對立的法律關系。在法律專業術語中,這一點英語和漢語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與defendant被告,right權力與obligation義務等等。法律專業術語這類對義現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質所賦予的。因為法律工作的對象往往是利害關系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經濟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這就決定了法律專業術語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對義詞。 

    4.法律術語的嚴謹性。法律詞匯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語的用詞正式,語義嚴謹,法律英語詞匯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詞匯,這也是法律英語詞匯莊重肅穆的標志之一,只不過這些詞匯很久以來已經脫離了普通用法的意義。在各種法律文獻中,最常見的古體詞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現在法律條文中,它們能使語言精練,直觀,而現代英語的其他領域中,這類“文言文”用語已逐漸減少。古詞匯的使用大大增強了法律英語的正式性和嚴肅性,能避免重復,使句子結構緊湊精煉,并且使得法律英語與日常英語在詞匯方面輕易區別開來。法律語言有時采用幾個同義詞或者近義詞連用來表達統一的法律概念。這種表達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嚴密,表述更加準確,盡最大可能地避免歧義和疏漏。 

    眾所周知法律術語的翻譯是法律翻譯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譯涉及到兩個學科領域:法學和語言學。法學這個具有極強的專業性的領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譯者通曉原語言和目標語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產生的法律概念的差異。在語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體明顯區別于其他文體,法律文本的語言表述必須表現其特殊性,這就要求譯者認真研究法律術語的語言特征,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譯質量。作為法律翻譯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術語的翻譯必須考慮到在語言風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異,尋求搭建這些差異的橋梁和通道,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個國家或地區法律有其自身的術語和潛在的概念結構,本身的分類規則,法律淵源及社會經濟原則。每個法律體系本身有其表達概念的詞匯,不同類別的規則,及解釋規則的方法。法律翻譯中術語的翻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術語翻譯的好壞、準確與否常常關系到翻譯質量的好壞。法律術語翻譯準確,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也許還過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誤解;而如果術語的翻譯錯了,就可能造成誤解,甚至釀成糾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能只注意到術語其中的某個含義,忽略了其他含義,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義,忽略了其在特殊語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義,或者是由于選擇用詞時把握不準確而造成了失誤。因此,提高法律術語的翻譯質量還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語言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其他語體的翻譯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適用于法律翻譯。法律翻譯需要適合其自身專業特點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和其他文體的翻譯一樣,法律翻譯的基本要求也是“準確”,但是對“準確”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譯中的“準確”是指盡最大可能地再現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譯文所傳遞的法律信息沒有遺漏、添加和歧義,客觀上不令譯文讀者產生誤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語言特點。但是任何法律翻譯都面臨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產生的法律概念的差異,這使得譯文準確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譯者在法律術語翻譯中充分考慮以下幾個原則,就可以使譯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術語翻譯的原則 

    1.法律術語翻譯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準則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譯也必須體現這一原則。法律英語是以英語共同語為基礎,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動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專業特點的語言。因此,在法律英語中不僅有眾多的具有法律專門意義的特殊詞匯,而且由于規定人們權利和義務的法律、法令或契約等法律文書所表述的內容必須準確、嚴密、客觀和規范,不容許絲毫的引伸、推理或抒發和表達感情,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必須考慮其屬于法律范疇的義項。因此譯文的語言必須反映出目標語中法律語言的特點。英語和漢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但在句子結構上畢竟還有相同點,大體上都具有是“主、謂、賓”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語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順序轉換成結構大體相同的漢語句子,翻譯時就應當照辦,而不能隨意偏離翻譯的基本原則,把翻譯當作釋義。例如一些法規將“但是”翻譯成“but”或者“however”,這樣的翻譯不符合法律英語的特點,應該改譯成更符合法律英語語體的“provided 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語

在法律語境下失去了原來的民族共同語義項,甚至與民族共同語義項大相徑庭。 

    2.法律術語翻譯的一致性。譯文在詞匯的選擇和表達形式上都必須符合目標語言的表達習慣,譯文只有符合目標語法律語言的詞匯特征,才能在目標語的讀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讀者一樣保持法律的莊嚴和權威性。對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義詞或近義詞連用形式的翻譯,由于英漢語言的區別,并不是每一個在意義上有細微差別的英語同義詞或近義詞都有相應的漢語對等詞匯,因此,并沒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個同義詞和近義詞都翻譯出來。法律語言間詞語使用的一致性,必須由使用法律語言的雙方認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學中詞語的使用容易達到相同的理解?？偟膩碚f,人們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詞語,應該基于法律體系的框架尋找近似的詞語,這需要翻譯者做出詞語合適性的至關重要的判斷。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語都能根據字面意義直接翻譯成目標語,如果貿然直譯原法律文本中的詞匯,而譯文表達的法律概念卻在目標法律體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標法律體系的某個法律表達吻合但卻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目標法律文本讀者對譯文產生困惑和誤解。解決這類問題的出路在于認真理解原法律文本術語內在的法律含義,用目標文本中帶有相同法律含義的法律術語翻譯。 

    3.法律術語翻譯的創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新的事物的產生要求用新的法律術語來表達。在洶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學技術的影響下,原有的常規字詞已經不能確切表達許多最新發生的社會法律現象,因而法律英語中生成大量新的詞匯。新詞的形成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形式:復合法、派生法、字義轉換、文法功能引申、縮略法、造新詞等。新詞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聞媒體記者的生花妙筆,少部分則出自學者專家的巧思,通過社會大眾的廣泛接受,正式成為“新詞”。對于發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語但給其賦予新的法律含義,如“計劃生育”、“引渡”等;對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異而產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來語。但是創造新的法律術語必須謹慎,最好由法律翻譯權威機構制定統一的標準,以使新的法律術語的表達統一而規范。 

    三、法律術語翻譯的方法 

    專門的法律術語是法律英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確的翻譯法律術語是必需的。首先,正確理解原詞在上下文中的確切意義。專門術語的作用在于以最簡潔的詞或詞組敘述一項普遍接受的復雜的法律概念、學說,或法則,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較簡潔的語言相互交流溝通,因此詞的內在意義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復雜得多。譯者如果單就字面意義直譯,或望文生義,就無法將詞的真正含義正確完整的表達出來。而且,詞的意義常隨上下文而變動。其次,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原詞對等或接近對等的專門術語。英語和漢語中的法律術語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義與效果,不可隨便改變形式。為了達到法律上的效果對等,譯者應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詞源對等或接近對等的正式用語而不是任意自創新詞,以免誤導讀者,引起歧義或解釋上的爭議。同時,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英美法中許多術語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規范在本國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無對等或接近的對等語,遇到此種情形,譯者不妨通過對原詞的意義與內涵作正確理解后將之譯為非法律專業用語的中性詞以免發生混淆。與此同時,英美法中有許多術語,雖有特定的意思,卻無明確的定義,其適用范圍也無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確切含義不明確。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詞目的在于保持條文執行或履行時的靈活性。日后如果發生爭執,其最終解釋權屬于法院,譯者無權對此作任何解釋或澄清。因此,譯者在法律功能對等的前提下,對含混詞應采取的翻譯策略是以模糊對模糊。相反的,對于含義明確的原詞則應確切翻譯,以免造成不應有的模糊。總之,要實現法律術語翻譯的準確性,譯文必須符合法律術語的特征和目標文本的語言習慣,并且在法律內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參考文獻: 

    1.趙寶河.法律語言的語言特征[j].池州師專學報,2005(2) 

    2.熊松.英語法律文書的文體特征及翻譯要領[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