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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們習慣稱他為拉美作家，但縱觀博爾赫斯的作品，會發現其世界性的特點。作者視野橫跨東西，其中經典短篇小說《小徑分岔的花園》，因其題材涉及古代中國，加之情節的神秘色彩，在譯介至我國后，在讀者中產生廣泛的影響。使我們不禁想探討這位遠在南美大陸的著名作家與中國文化的不解之緣。
博爾赫斯曾強烈地表達過他對中國文化的向往之情。突出地表現在1981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馬伊博大街994號的家中，博爾赫斯對前來拜訪的中國駐阿根廷外交官黃志良說：“我對許多人說過，我做夢也想去中國。”他舉起手中有著竹根彎曲把手的中國制造的黑漆手杖說：“瞧，這就是證明。”博爾赫斯又談到了長城：“長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見，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撫摸那些宏偉的磚石。”
雖然，博爾赫斯終未親手摸到長城的磚石，但物質實體的親歷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在他的作品、在他精神的實體中感受到了一位異國作家的中國情結。
一個拉美作家心中的“中國形象”
博爾赫斯對中國文化的接受，主要途徑來源于閱讀。其中，中國文學作品占很大部分。翟理斯著《中國文學史》；《道德經》的英、德、法、西班牙文譯本；《易經》英譯本；翟理斯譯《聊齋志異選》、《莊周》，喬治?馬戈里埃編法文版《中國散文選》、《紅樓夢》（英、德譯本）等都曾是博爾赫斯閱讀鉆研過的。此外，他還從異國作家描寫中國的作品中感知中國，如在1941年為《南方》翻譯了亨利?米碩的《蠻子游亞洲》一書。
在評論《紅樓夢》時，博爾赫斯曾說：“……這樣，我們到了第五章，出乎意料，這是魔幻的一章。到第六章，‘初試云雨情’。這些章節使我們確信見到了一位偉大作家。而第十章又證明了這一點，該章絕不遜于埃德加?愛倫?坡或弗蘭茨?卡夫卡……”他對于《水滸傳》也有很高的評價，信服于書中超自然和魔幻能力的描寫，并認為其與這類小說中最古老最優秀的作品――阿普列烏斯的《金驢》相接近。在為《聊齋志異》譯本作序中，博爾赫斯曾概括到：“這是夢幻的王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夢魘的畫廊和迷宮。死者復活；拜訪我們的陌生人頃刻間變成了一只老虎；頗為可愛的姑娘竟是一張青面魔鬼的畫皮；一架梯子在天空消失，另一架在井中沉沒，因為那里是劊子手、可惡的法官以及師爺們的起居室。”可見，中國文化中幽玄神秘的特質正是博爾赫斯所欣賞的。
《女海盜金寡婦》是博爾赫斯唯一的一部純粹中國題材的小說。同博爾赫斯所有小說都與現實關系不大一樣，這篇純中國內容的小說也與歷史上的中國關系不大。其中，作者杜撰了嘉慶皇帝對海盜招安的圣諭，筆者猜測這與作者閱讀《水滸傳》的經歷有關。頗為耐人尋味的是，面對帝國水師的攻打，金寡婦能夠英勇作戰取得勝利；面對龍和狐貍的寓言，她卻屈服了。品味這則寓言，“龍”這個神話形象，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它是天子、皇權的象征，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天命”。再狡猾的“狐貍”，也逃脫不了“尋求龍的庇護”的宿命，這也是金寡婦接受招安的理由。博爾赫斯能夠將古代中國作為小說的背景，并運用中國文化有的神話形象創作寓言，探討人類和命運的關系這樣的深刻主題，足見其對中國文化的關注程度和為我所用的創作智慧。
神秘感貫穿于博爾赫斯一生的創作中，他曾說過：“在我撰寫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種神秘的感覺，而毫無疑問正是這個原因，我知道我的命運是從事文學。”中國的神秘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恰恰符合了他的審美觀念，于是習慣地把中國放入神秘主義的色調中加以敘述，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小徑分岔的花園》會關涉中國。有作為間諜的俞琛故事、有漢學家阿爾貝的故事、有阿爾貝研究的崔朋的故事，有小徑分岔花園本身的故事、有俞琛謀殺阿爾貝的故事，還有作為小城的阿爾貝的覆滅的故事。一方面，博爾赫斯借勢中國的神秘性，構建了更為神秘復雜的敘事空間，揭示了世界和人生的迷宮本質。另一方面，博爾赫斯文本中出現“中國”這一詞匯，是一充盈著信息的符碼。“對博爾赫斯本人以及他虛構的人物來說，迷宮的觀念對中國文化的意義有極大的重要性，識破這個迷宮就成了文明的一個很基本的樣式。”《小徑分岔的花園》應該是破譯這一符碼的關鍵。文本中的中國始終與迷宮緊密相連，可以說，迷宮就是博爾赫斯所理解的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象征，它充滿著各種可能和奇跡，深不可測。
《漆手杖》是博爾赫斯吟詠中國的詩作，作于1981年，發表于1981年12月的阿根廷《新聞報》文藝副刊上，收入1981年的詩集《密碼書寫》。1978年,博爾赫斯逛紐約唐人街，購買了一支中國造的黑漆手杖，遂賦該詩。在詩中，博爾赫斯看著手杖，想起了帝國、長城、莊周夢蝶、匠人、《易經》，直至9.3億的人口數字，有關中國的意象達到了空前的密集，從而第一次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形象”。通過這首詩，博爾赫斯集中表達了對中國的向往與眷戀之情，也使我們能首次看清他內心“中國形象”的輪廓。
博爾赫斯關于中國的描述和想象，反映的是他追求虛幻、幽玄、形而上學的文化心理。面對拉丁美洲的社會現實，博爾赫斯選擇在建筑迷宮與幻想中關涉人類的生存，而實現這一切，正需要一個非現實的地方，于是他選擇了他從未親歷的中國，正因為從未親歷，才更具有幻想的可能性、創造性。
老莊哲學的異國推崇者
如果說博爾赫斯對中國文化的選擇是為其文本建立一種玄虛的表達模式，那么老莊哲學在其文本中的滲透則可認為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利用。
幻想和現實是文學的兩個基本端極，博爾赫斯更多地選擇了前者。關于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博爾赫斯采用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他把現實生活解釋為幻想，認為它和所有夢境一樣，是一種游戲，可能按照一定規律運行，也可以毫無規律。這一觀念的形成，有來自老莊的因素。他曾經引用過老子的話：“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惡已；皆知善，斯不善已。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恒也。”事物的辯證關系成就了重復的無限可能，同時又因為無限的不能盡述而使博爾赫斯對傳統進行了顛覆，并且徹底消解了現實與幻想的界限，成就了其幻想的美學。
博爾赫斯也曾潛心研究過《莊子》，用的是英國漢學家翟理斯1889年的英譯本。此外，博爾赫斯還曾讀過奧斯卡?王爾德對《莊周》首譯本的評論。莊周夢蝶的故事使他大為神往，像發現新大陸似地向他的老師、阿根廷著名作家馬塞多尼奧講解，并在許多作品中提到它。當時國際評論界把博爾赫斯稱為“魔幻學祖師爺”，因為他在上世紀30年代就寫過《敘事的藝術和魔幻》。對此說法，博爾赫斯對黃志良正色道：“我不贊成‘魔幻現實主義’的提法，這純粹是評論家的杜撰。作家憑想象創作，虛虛實實，古已有之。魔幻文學祖師爺的頭銜輪不到我，兩千多年前貴國夢蝶的莊周也許當之無愧。”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齊物論》
在其作品和談話中那位自相矛盾的博爾赫斯，實乃源自一人。在書本和傳記中，他是西語美洲文學之父，融合現實在虛構中，構建出神秘的迷宮；在他寫來自我諷刺的寓言《博爾赫斯與我》中，他是個行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喜歡沙漏、地圖、十八世紀印刷術、咖啡的氣味和史蒂文森散文的人。在寓言的最后他說：我不知道是誰寫下了這些，博爾赫斯還是我。
與寫作中的博爾赫斯不同，在朋友們中，在采訪、錄音、正式演講以及非正式聊天中，他以口述的方式揭示自己的藝術創造，如編著者威利斯?巴恩斯通說，《博爾赫斯談話錄》，是口述的邏各斯。
博爾赫斯的中年失明，確立了這種談話和書寫的聯盟。無論是坐在汽車里，還是正走在拉普拉塔河畔那些古老的聯邦黨人的街道上，他那傳說中百科全書般的記憶允許他在口述之前就在腦子里撰寫和潤色好了一首十四行詩或者一個故事。
嘲諷的或者嚴肅的，談笑的或者疲倦的，博爾赫斯在每一種環境中談論著文學。他與巴恩斯通經常在簡樸的馬克辛餐廳邊吃邊聊，他們的交談是一次又一次關于他至愛的喬伊斯、弗羅斯特和但丁。
博爾赫斯喜歡《西區故事》，喜歡它《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原型。他會請巴恩斯通背誦《弗蘭基和約翰尼》的歌詞，“并且告訴我探戈北上好萊塢和溜進巴黎時是如何沒落的”。
在去簽名售書的路上，他說他反對自殺，但蘇格拉底的“長眠”是“歷史上最好的死亡”。他反對崇拜耶穌之死，但后來在京都，他寫了一首詩叫作《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的模樣與人們在雕像上看到的不同。它是嚴峻的，猶太人的臉……這人渾身筋骨折斷，不發一言……他不是神，他能感覺到堅硬的鐵釘。”
他談到失去的東西：
我在幽暗中用手摸索
我不可見的容貌……
我失去的只是
事物虛假的表象。
給我安慰的是彌爾頓，是勇敢，
我仍想著玫瑰和語言，
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臉，
關鍵詞： 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 適應 因應策略
一、概述
阿斯伯格綜合征（Asperger syndrome），又名亞斯博伯格綜合征，1944年由奧地利醫生漢斯·亞斯伯格最先提出，是一種并無認知和語言發展遲緩、卻有嚴重的社會理解與互動功能損傷、語用困難及對外界事物有不尋常的癖好的神經系統發育障礙性疾病。該癥患兒在普通幼兒園就讀時出現諸多適應問題，給患兒的學習和幼兒園管理帶來了很大困難，本文通過對一名就讀于普通幼兒園的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典型適應的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以期為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普通幼兒園的融合教育提供一種研究的思路和可行的方法。
案例：小東，6歲，被確診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小托入園，主動語言少，語言主要來源為兒歌或故事當中的句子，經常自言自語；小班開始說話，但語速慢，中班語言能力發展迅速，開始流暢地說話，大班開始與同學有交流。能流暢地背誦故事，計算10以內的加減法，喜歡物體的運動和變化，經常問這方面的問題。聽覺敏感，特別喜歡聽音樂；精細運動欠佳，喜歡大運動，但運動協調能力不夠。
二、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小東普通幼兒園適應問題評估
小東在幼兒園存在語言表達不暢，社交互動障礙，興趣認知獨特，運動協調不佳，感統合失調等問題，影響到他在幼兒園的學習生活，產生了下列適應問題。
1.自理能力：有生活自理能力，但是動作慢，需要老師督促和協助。
2.班級常規：能遵守班級某些固定的常規，但無法安靜地遵守排隊等規則。
3.活動參與：患兒好動，動態活動參與度較靜態活動好。
4.認知學習：喜歡視覺提示和音樂學習。
5.人際交往：喜歡獨處，有簡單互動。
6.語言溝通：較少主動口語行為。不接受老師要求時，會有一些問題行為出現。
綜上所述，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小東存在著基礎認知能力不足、主動溝通能力欠缺、互動簡單怪異、不守上課常規與參與的適應等問題。
三、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普通幼兒園適應問題因應策略
（一）加強語言訓練，學習情緒表達。
1.從興趣出發，培養說話動機。
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小東主動口語表達較少，因此要加強口語表達訓練，因為小東不喜歡用語言表達，這就要求老師鼓勵兒童多使用語言交流，培養兒童說話的動機。可以從兒童特殊興趣入手，建設性引導兒童運用語言表達。比如，小東喜歡感覺方面的刺激，他特別喜歡玩冰，這恰恰是語言訓練的最佳動機。可以設計簡單的問題，通過交流，調動孩子各種感官，提高認知能力。在學習與夏天、冰化、形狀、數量等有關的知識時，可以練習口語表達，學習不同句式、社交禮儀，等等，平時絞盡腦汁學不會的東西，都可以拿來，嘗試用各種技巧引導孩子輕松學會。
2.認識情緒，學習正確表達。
首先要教患童認識各種情緒，例如，學習“快樂”這個情緒，盡量用各種方法詮釋，可以用“如果感到快樂，你就……”的歌曲，或者用快樂笑臉的圖片、讓人快樂的事件、玩變臉游戲等都可以。可以每天問問孩子在學校什么事情最快樂；掌握了“快樂”的概念，還可以給快樂分等級，學習分辨不同程度的快樂。
等患童熟練掌握了某種情緒之后，就要練習相反的情緒，這樣比較容易接受。學會了相反情緒，可以適當增加練習不同強度的情緒，如正面的情緒愛、喜歡、滿足、驚喜等和負面情緒生氣、焦慮、挫折等，最后練習較為復雜的情緒如驕傲、嫉妒、窘迫等。
認識情緒并非最終目標，目的是結合幼兒園生活，正確表達各種情緒。教師可以通過結合幼兒園的不同情境、制作不同的教具和給孩子示范等方法，讓孩子學會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
3.編寫故事，改正行為問題。
如吐口水是小東的一個行為問題，影響到班級管理，用懲罰的方法反倒助長了這個行為。教師可以編寫社交故事督促其改掉這個毛病。《想吐口水時我可以怎樣做》：我是小東；我有一個毛病就是喜歡吐口水；當我高興的時候我喜歡吐口水；當我生氣的時候我喜歡吐口水；當我研究的時候我喜歡吐口水；爸爸、媽媽和老師都不喜歡我吐口水；爸爸說高興的時候可以說我好高興；媽媽說生氣的時候可以說我好生氣；老師說研究的時候可以用水代替；如果我能這樣做，爸爸、媽媽和老師就會夸我棒。
（二）增加社會互動，學習雙向溝通。
1.教師示范，增強班級包容。
幼兒園的孩子因為年齡小，往往不知道該如何和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相處，這時老師應當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老師對患童的包容和鼓勵，會感染班級同學，同學也會模仿老師的樣子去做，這時，應當對這些同學給予表揚，鼓勵他們繼續理解和幫助患童。
2.模仿他人，建立良好行為。
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可能不了解上課紀律或者學校活動，就會出現干擾上課或者沖撞同學的行為。這時，教師可以提醒兒童觀察同學們在做什么，再看看自己的行為是否恰當，想想自己應該怎樣做，經過長期訓練，患童能夠學會端正地坐好、安靜地做手工，或者有秩序地排隊等行為。
3.鼓勵合作，加強社會互動。
幼兒園教室經常會有角色游戲活動，要鼓勵阿斯伯格綜合征兒童參加這類合作性游戲，首先要教會孩子如何輪流游戲，然后才是技巧性的學習。每一項的訓練都是要經過大量的重復練習才能習得的。
賈斯培?瓊斯是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他甚至被列為與丟勒、倫勃朗、戈雅、蒙克和畢加索等藝術史上最偉大的版畫家之一，2011年他還在美國白宮接受了“總統自由勛章”。
今年3月開始，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開始了長達半年的瓊斯個展“遺憾”。這個展覽首次展現了瓊斯最新的作品，尤其是一組他一年半前開始創作的作品，這組作品由兩幅繪畫、十幅手稿和兩幅版畫共同組成，十分值得關注。2012年的6月，瓊斯看到一張轉載于一本拍賣畫冊上的盧西安?弗洛伊德的攝影作品，照片中的弗洛伊德坐在床上，右手扶著前額，姿態疲倦或絕望。瓊斯不僅被這張照片的場景觸動，還受到照片本身的損壞（照片缺了一個角）啟發而激發靈感。在隨后的幾個月里，他用各種媒介和技術將這個圖像進行了一系列的置換。大部分作品的標題和簽名上都刻著“遺憾/思培?瓊斯”――以此來喚起一種悲傷或失望的感覺。當我們看著他把佛洛伊德的照片作為研究對象，用版畫復制的方法制作出那張照片的各種各樣的變奏，仿佛就像看到畢加索解構委拉斯開茲的《宮女》一樣。
然而，“遺憾”這個詞又極具諷刺意味：瓊斯用這個多年前就使用的招來拒絕向他蜂擁而來的無數請求和邀約。從整體上看，這些系列作品表現出瓊斯藝術生涯中的重要里程，暗示著終結與新生的循環，從一件件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提出的問題和解答的方案，還有他不斷地探索材料、涵義間的相互作用，在這些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品面前回顧他過去六十年的藝術。
一炮成名
1930年生于美國奧古斯塔（佐治亞州）的瓊斯，在阿倫達（南卡羅萊納州）長大，對于這段生活，他曾說：“在我成長的地方，沒有任何藝術家也沒有任何藝術，所以當時我并不知道藝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當時覺得這指的是，我會處在一個不同于我所正在經歷的環境。”瓊斯被父母拋棄以后由親戚撫養長大。他從三歲開始畫畫，五歲的時候就決定成為藝術家，1947年至1948年其間，于南卡羅來納大學學習。之后他移居到紐約，并在1949年間于帕森斯設計學院短暫學習過。在紐約期間，瓊斯遇見了羅伯特?羅申伯格，并與羅申伯格成為工作及生活上的伴侶。朝鮮戰爭時期，瓊斯被派往日本仙臺，此經歷引發了他對傳統日本藝術的愛好。1958年，畫商李歐?卡斯特里在參觀羅申伯格的工作室時，發現了瓊斯的作品。卡斯特里在紐約的畫廊給瓊斯舉辦了首次個展。瓊斯聚焦于眾所周知的流行意象，如美國國旗、靶子、數字等，具有啟示性作用的作品立刻引起關注，富有影響力的《藝術新聞》報紙封面刊登了其中一幅作品。質疑之聲隨之而來，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馬克?羅斯科在看了瓊斯的靶子和旗子之后，氣沖沖地說出他的看法：“我們這些年努力要擺脫的不就是這些東西嗎！”（他指的是那些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然而，這場展覽還是非常成功，所有的作品都賣了出去，其中四個作品還被第一位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巴爾）相中，并為博物館購買收藏。從此，瓊斯一炮成名，也是他的成名，標志著抽象表現主義開始走下坡路，波普藝術開始登堂入室。
日常圖像與作品
但其實，瓊斯應該被劃分為新達達主義，是波普藝術的先聲。
瓊斯常常繪制易于辨識的象征符號，美國國旗便是瓊斯的經典系列，他聲稱自己感興趣的，不是這些物體的日常意義，而是表現它們的全新復雜方式。然而，在冷戰時期的緊張大環境下，諸如美國國旗和地圖這樣的符號，被人們充滿了多種多樣的內涵和詮釋。因為國旗是一個扁平的物象，這可能在很多現代主義繪畫中標志著平坦或者相對缺乏深度。帶有功能性的旗子可能作為美國的象征，但也可能反過來暗示美國藝術對一些現實的反映，例如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越南戰爭，看瓊斯的創作時間，觀者就能聯想當時所發生的事情。然而，也有可能根本沒有上述的暗喻。國旗在瓊斯藝術里面的意義其實就是意味著不固定以及可以不斷重新解釋的。
也許瓊斯意識到觀者的力量，也許他認為可以開始進行新的拓展，所以，之后他的創作范疇明顯擴大了，除了流行圖像，瓊斯還選擇了許多他遇到的事物作為創作對象，比如他開車時瞥見墻上的一塊石板。地圖也是他著名的系列之一，在現實和抽象圖式之間，黑白和三原色慢慢占據謎一般的未開墾地帶，瓊斯將這塊地帶重現在畫布上。本質上來看，所有的地圖都是現實生活中某些東西的抽象符號。然而，瓊斯堅持：這幅畫本身就是一張地圖，而不是對某個地圖的再現。
再后來，他開始賦予已知圖像或事物新的意義，1981年瓊斯以格呂內瓦爾德的埃森海爾薩斯科姆祭壇畫為原型進行創作。回顧他的藝術生涯，瓊斯用他的藝術理念賦予其作品各種先鋒意義，他通過對已定義物件的再定義，從而展示一系列除此件事物本身含義以外所帶來的熟悉的引申含義。而手法也十分獨特，他用手印腳印、演員的身體部位，或在他的工作室的物體，如錫罐的邊緣等等。
從杜尚到維特根斯坦
瓊斯的藝術理念受到杜尚的影響，杜尚對于藝術本身的標志性質疑，不止對瓊斯，對美國現當代藝術的發展都貢獻巨大。在達達藝術中生活之物被用來作為嘲諷傳統藝術的武器，體現的是藝術家的幽默感。而瓊斯則發展出以繪畫本身為物體的觀念。在視覺上說它們是實物，在功能上說它們不是實物，是人造的藝術品。他用模仿實物的繪畫混淆了人為的作品和實物之間的界線。借此提醒觀眾：繪畫也可以是實物本身。
關鍵詞 暴雨；冰雹；雷達回波；地閃特征；內蒙古鄂爾多斯
中圖分類號 P4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23-0227-03
雷暴指e雨云中所發生的雷電交作激烈放電現象，其過境時，氣象要素和天氣現象會發生劇烈變化，強烈的雷暴甚至會帶來冰雹、龍卷等災害。特點是突發性、局地性強，給農牧業生產和人們的日常生活造成諸多不便。多普勒天氣雷達是探測強對流天氣的重要工具之一，為此鄂爾多斯市（以下“鄂市”）氣象局于2005年10月安裝了新一代多普勒天氣雷達。正因雷暴天氣帶來的災害，我國各地氣象科技人員對當地強對流天氣的雷達回波、閃電活動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如茍阿寧等[1]分析了2個強風暴系統生命期雷達回波和地閃特征，發現2個風暴的地閃演變特征及閃電在風暴生命史各階段分布的位置不同。張俊蘭[2]利用多普勒天氣雷達資料分析強風暴天氣得到雷暴的直接影響系統、水汽輸送的作用以及在雷暴單體成熟期中層反射率有回波懸垂和弱回波區。王福俠等[3]發現徑向速度的大值區是雷暴大風最重要的雷達回波特征，其最早于弓形回波和陣風鋒回波。本文通過對閃電定位資料和雷達產品進行分析，找出暴雨和冰雹天氣的一些特征，希望為人影指揮作業（增雨和防雹）提供一定幫助。
1 資料來源
雷達回波資料來自鄂市氣象局新一代多普勒天氣雷達（CINRAD/CB），每6 min生成1幅產品。閃電定位資料來自鄂市氣象局閃電定位系統。垂直剖面圖來自鄂市人工影響天氣三維決策指揮系統以及MICAPS常規氣象觀測資料。
2 天氣實況和災情
2012年8月2日鄂市出現了強雷暴天氣，系統自西向東移動，雷暴和降水首先從達拉特旗（以下“達旗”）開始，接著與其相鄰的伊和烏素、東勝、伊金霍洛旗、準格爾旗（以下“準旗”）也陸續開始，達旗的宿亥圖鄉降水量達80.6 mm，東勝的布日都梁也達到暴雨。其中布日都梁18：00左右受短時強降水、雷暴、冰雹（黃豆大小）等30 min的襲擊，造成多處路面積水。達旗中和西鎮挖掘機、推土機各1臺，摩托車、四輪車各1輛被河水淹沒。東勝因雷電太強，造成多戶電視、電纜被擊。
3 天氣背景分析
3.1 中分析
由2012年8月2日8：00中分析得到：貝爾加湖以南、河套以北500、700 hPa槽線非常接近，700 hPa槽線位于500 hPa之前，是典型的前傾槽結構，這種形勢場有利于強對流天氣產生。850 hPa切變線及500 hPa輻合線位于達旗、東勝、準旗等地，造成水汽和不穩定能量在此聚集，上升運動加強。當能量達到一定時，在外力作用下，雷暴天氣開始，系統整置在鄂市北部。
3.2 溫度對數壓力圖
由2012年8月2日8：00東勝站（53543）溫度對數壓力圖顯示：有2個不穩定層，分別為510～590 hPa，高度為4.5～5.8 km；380～400 hPa，高度為7.3～9.0 km。自由對流高度4.5 km，CAPE=82.1 J/kg，K=29 ℃。雖然CAPE、K值都不是很大（僅反映8：00大氣狀態），但是大氣已處在不穩定狀態，由于午后氣溫升高，下墊面加熱顯著，產生強對流天氣可能性很大，加之250～500 hPa風向逆轉風速猛增，造成高層冷平流強，為強對流天氣提供動力條件。
4 雷達回波特征
4.1 反射率因子特征
10：44仰角0.5°觀測到距離東勝西北120 km處有弱回波，以后東移加強面積增大，15：00進入達旗、東勝。16：01距離東勝西北75 km回波呈2個相連指狀結構，由圖1（a）可知，16：31回波強度達到60 dBZ，長度約50 km，造成宿亥圖鄉降水量80.6 mm。由圖1（e）可知，17：26距離東勝西25 km回波強度55 dBZ，持續到18：00，造成布日都梁30 min的降水、雷暴、冰雹天氣。20：14減弱成30 dBZ。在整個天氣過程中，不斷有新的雷暴單體生成合并增強分裂。其移動速度快，生消變化大，回波強度在30～60 dBZ之間。從進入到移出鄂市，只有16：31是影響這次天氣的主要回波強度，表現為結構密實、呈指狀、強度大，回波一直在鄂市北部移動，與天氣系統配合一致。說明大氣層結非常不穩定，造成局地對流非常強，對生成強降水、冰雹、雷暴等天氣非常有利。
4.2 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特征
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在不同時間段內表現出不同的特征，10：51距離東勝西北120 km為35 kg/m2，15：43宿亥圖鄉為45 kg/m2，16：31達到最大，為60 kg/m2，見圖1（b），17：15布日都梁為25 kg/m2，一直持續到18：16。在整個天氣過程中VIL維持在25～60 kg/m2，當指狀回波強度和面積達最大時，VIL躍增到60 kg/m2。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如此大，對產生暴雨和冰雹非常有利[4]。VIL的大值區與反射率因子強回波中心形成對應，需關注強降水天氣應對VIL的躍增現象。
4.3 平均徑向速度特征
平均徑向速度圖使用2.4°仰角。分為正速度區，方向遠離雷達；負速度區，方向向著雷達。16：07距離東勝西北75 km大面積負速度區內出現正速度，在正負速度交匯西北側有風向（東南風與西北風）風速（-15 m/s、+10 m/s）輻合，16：38演變成輻合帶，見圖1（c），正負面積幾乎相等，造成大量冷暖空氣、水汽及能量在此堆積，促成大氣層結不穩定，最終導致80.6 mm的降水。
4.4 RCS特征
分別對16：31和17：26的2個體掃數據進行剖面（RCS）發現，16：31云頂高度超過16 km，最大回波強度60 dBZ的高度在6 km，見圖1（d）。分析該雷暴單體，強度表現在由內向外減弱，邊緣光滑整齊，結構密實，呈橢圓形，是一個完整的雷暴單體。回波強度≥50 dBZ云頂高度在9 km，結合最近東勝站8：00探空資料得到0 ℃和-20 ℃層高度分別是4.3、7.0 km，而50 dBZ以上回波頂高度超過了-20 ℃層的高度，表明雷暴單體非常旺盛，對強降水非常有利。由圖1（f）可知，17：26云頂高度達到12 km，最大回波強度55 dBZ的高度在4.2 km，回波強度≥50 dBZ云頂高度在5.8 km，超過了0 ℃層高度，相比16：31的雷暴單體發展要弱些，卻出現了冰雹天氣。
5 地閃演變特征與雷達回波的關系
分別選取宿亥圖鄉（109°08′E，40°12′N）暴雨和布日都梁（109°56′E，39°45′N）冰雹為中心，半徑10 km范圍內10 min累計地閃資料進行統計。
5.1 暴雨的地閃演變與雷達回波的關系
選取地閃時間15：30―16：50進行統計（圖2）發現：地閃共159次（負閃153次、正閃6次），負閃占96.23%，主要集中在16：10以前，15：40―16：00負閃次數猛增，15：50―16：00達到峰值71次/10 min，是槽前上升氣流最強的時候。正是由于受強烈上升運動影響，導致粒子碰撞幾率高而造成。對應雷達產品出現指狀回波，此后負閃猛減，16：20―16：40全部是正閃，指狀回波長度達到最大50 km，強度達到最強60 dBZ。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達到最大60 kg/m2，平均徑向速度出現輻合帶，以后幾乎無地閃現象，指狀回波分裂成塊狀或條狀。由此而知，指狀回波出現時負閃達到高峰。當指狀回波強度和長度、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都達到最大，平均徑向速度出現輻合帶時，地閃全部成正閃。
5.2 冰雹的地閃演變與雷達回波的關系
選取地閃時間17：40―19：10進行統計（圖3）發現，地閃67次全部是負閃，在冰雹天氣過程中體現為波動性，17：40―18：30總體呈上升趨勢，18：20―18：30出現峰值21次/10 min。地閃頻次沒有暴雨多，這與布日都梁位于槽底部上升氣流不是很強有關，此時冰雹天氣已結束。18：30―19：10總體呈下降趨勢，18：40―18：50出現極小值1次/10 min。分析發現，回波強度和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都增大時，地閃頻次緩慢上升。當回波強度和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開始減小，地閃頻次猛增到峰值。需關注：冰雹天氣在地閃頻次緩慢上升中發生，地閃頻次達到峰值時，冰雹天氣結束，回波強度和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都趨于減小。
綜合分析：2種天氣地閃的特點與鐘 敏等[5]的研究相吻合，以降水為主的強對流天氣，負閃占絕大多數，且閃電頻次較多、分布比較集中；而以冰雹、雷雨大風為主的強對流天氣，閃電頻次較少且分布零散。與蘇邦禮等[6]的研究也吻合，若云塊自西向東移動，地磁場磁力線由地球的南極指向北極，因此大量正電荷向云塊上方移動，負電荷向下方移動，當電磁強度達到足夠大時將引起強烈放電而產生負閃。本次天氣過程雷暴云整體自西向東移動，正電荷位于雷暴云上方，負電荷位于下方，地面受雷暴云下方負電荷的靜電感應而形成負閃。
6 結論
（1）本次天氣影響系統為前傾槽、切變線和輻合線，溫度對數壓力圖出現2個不穩定層。切變線南側和輻合線是不穩定區域，有豐富的水汽。高空的冷平流使大氣層結處于不穩定狀態，有利于形成雷暴天氣。
（2）雷達產品表現為2個相連的指狀回波，強度達到60 dBZ，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60 kg/m2，速度圖有輻合區。RCS顯示暴雨和冰雹的垂直伸展高度分別超過-20 ℃和0 ℃層高度，天氣現象發生在這些區域內。
（3）VIL的大值區與強回波中心一致，需關注強降水對應VIL的躍增現象。
（4）在地閃中暴雨和冰雹天氣的生命史特征各不相同，暴雨159次，負閃占96.23%，閃分布集中，頻次多。指狀回波出現時負閃達到高峰，指狀回波強度和長度、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都達到最大，平均徑向速度出現輻合帶時，地閃成正閃。冰雹67次，全部是負閃，閃電分布零散且頻次少。冰雹天氣在地閃頻次緩慢上升中發生，地閃頻次達到峰值時，冰雹天氣結束，回波強度和垂直積分液態含水量都趨于減小。
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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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是阿根廷作家,他的書,早在前幾年就在一家書店預訂購回了,一直沒有時間消消停停地完整地的讀完,這次算是下了決心,讀完了三卷本的博爾赫斯的著作。博爾赫斯的作品,就單篇來說,都不很長,一般也就幾千字左右,短的甚至幾百字,可是,就在這幾千字或者數百字里,博爾赫斯卻極盡自己的藝術本事,寫的一路搖曳。有人說,博爾赫斯不斷在修改自己的作品,常常把小說改寫為散文,把散文改寫為詩歌,文字極端凝練,然而,意象卻密集叢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思想。而我讀過覺得不過如此,也許是翻譯的文字一般,沒有傳達出原作者的神韻,總之,若是不硬讀,肯定是讀不下去的。一直都有這樣的感覺,讀現在的文字翻譯不若民國年間那些大師們的翻譯,如潘光旦先生翻譯的著名心理學家靄利士的著作,文字優雅,層次分明,很有中國語言特色,讀起來毫不費力,而如今的譯文常常讀完了一段話,還不知道在說什么呢!
天快要亮了,才放下書本,合上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下,不多時,就聽見窗外的鐘聲,知道是早上八點了。早上真不想起床。好像讀書人大多有賴床的習慣,不管晚上睡的多晚多早,早上都非要賴到日上三竿。魯迅先生就有這樣的習慣,到了夜晚,不是讀書就是寫作,或者整理收藏的漢磚刻像,或者摩梭木刻版畫,常常就是一個通宵,到了早上則酣睡不起。我也是喜歡夜晚的。夜晚讀書寫作,較之白天來說安靜,沒有其他外在的因素干擾,比如,當你正在聚精會神的游走于書里的時候,耳邊響起的電話鈴聲或敲門聲,把本來平靜的心境破壞了。而夜晚,一般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的發生。一個人呆在書房里,就著昏黃的燈光,讀著自己心儀已久的書,或者寫作早已打好腹稿的文字,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確實是黃金的夜晚呢!
話還是說回來吧。今天的窗子分外明亮,這是雪的作用。關中的冬季,天氣老是陰沉沉的,太陽像一個薄薄的燒餅,貼在濕冷的天幕上。只有下雪的時候,周圍才明亮起來,好像有了活氣。下雪天,應酬就會取消,可以消磨整塊的時間,不必擔心遽然的電話鈴聲和不速之客的剝剝的敲門聲了。于是,接著讀博爾赫斯的其他作品,諸如詩歌和散文。博爾赫斯的詩歌和散文,在我的感覺上,要比他的小說精彩得多了,他的小說,一般很少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也很少有鮮明的人物形象,有時候,整篇就是作者的論述,大段大段的論述,理性的文字取代了小說的一切元素,而博爾赫斯的詩歌和散文,則還是比較規矩的文體,讀起來使人感覺是在讀詩歌是在讀散文。博爾赫斯一生都在圖書館度過,沒有豐富多彩的生活基礎,接觸的除了書籍就是書籍,鮮有圖書以外的社會生活,所以,他的文學作品的來源就是書本。從書本到書本,是博爾赫斯的寫作歷程。可是,這不是簡單的從書本到書本,而是經過了他的精神的轉換,成了他表達自己的主體意識的題材,這不是簡單的事情!博爾赫斯簡短,就在這簡短里他的文字信息量極大極大,所包含的內容也十分廣闊。當然,沒有相當的閱讀經歷的和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的人,是很難讀得明白博爾赫斯的。在這個角度上看博爾赫斯,他的受眾體只能是知識分子之間的讀者,而不像當下一些只會編造一些離奇故事的、文字水平也就是相當于中學生作文的所謂作家,紅極一時,然而,又很快銷聲匿跡了,秋風掃落葉一樣。文學,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或者散文,關鍵的是要深刻,深刻的思想,深刻的表現人性最本質的東西,揭示從來就沒有人揭示出來的人性的最隱秘的一面,這就是對文學的貢獻,假如沒有這個藝術功力,只能說是不入流的制造文字垃圾者。博爾赫斯具有這樣的藝術功力,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和散文,都能激蕩起滿紙的云煙,充滿著幻象,引人入勝。用日常生活的語言,用貼近人物的性格的語言,去敘述,去描寫,甚至作者自己的旁白也采用這樣的藝術語言,就像雕刻師一樣準確細致的刻畫人物,去展示人物的心理狀態,達到如此的藝術境界,則是區分作品高下的藝術評判標準。博爾赫斯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比較理想的藝術借鑒。
近些時候,一般不去讀當下的一些小說,也很少去讀沒有獨立的經過自己艱苦的藝術探索而體悟出來的文章,而讀外國的小說或者文藝理論,至少在他們的作品里能讀到屬于自己的話語,讀到屬于自己的獨特的對社會對生活的藝術體悟,這也許是近來一直迷戀閱讀博爾赫斯著作的心理動因。
雪天其實是讀書的最佳時間,特別是讀愿意讀的書,簡直是一種美妙的思想旅游,煙波浩渺,綠水青山,老樹青藤,花徑通幽,既讓人賞心悅目又讓人流連忘返。比較喜歡下雪的天氣,下雪的天氣除了氣候比較溫潤而外,看重的是滿世界的潔白,因為平素所看見的大都是讓人不舒服的色彩。雪天里,把一切猙獰的面目和一切的污濁都讓雪花遮蓋住了,把一切別扭的污染視覺的東西都讓雪花遮蓋住了,最起碼心情能愉悅起來!雖然說這樣的雪天不會像極地一樣終年都是潔白的,但是,至少能使人回復到純潔的善良的心境,這就是雪天帶來的最好的東西,何況,雪天之后,距離春天就不會多么遙遠了!
冬季的時間是短暫的,似乎還是在早上,羲和的馬車就到了終點站,白天一直紛紛揚揚的雪花,此時也稀稀落落的,漸漸天晴了。什么時候,那一彎細月從厚厚的云層里鉆了出來,給整個銀色的雪的世界帶來了些許的溫馨,幽幽的閃耀著,成就了一片童話般的天地。遙遠的秦嶺山脈和廣袤的渭河河川,頓時都沐浴在這月色之中了……
布拉格：卡夫卡無處不在
布拉格，對中國人來講是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這個城市和卡夫卡、哈謝克等名作家有著密切的聯系，也是我們熟悉這個城市的文本基礎，但遙遠的捷克，這個古老的城市卻又很陌生。
布拉格城區不大，完全可以以步行方式暢游。拿著地圖，走進一條老街，再走進一條老街――幾百年舊貌依舊的城市，想找一條新街也難。不變的街道，不變的廣場，不變的建筑，為游客參照地圖尋找卡夫卡1924年去世之前生活過的地點，提供了具體的歷史場景。
舊城區廣場是布拉格的中心，也是卡夫卡的活動中心。從他的出生地只需幾分鐘即走到這里。廣場一角，是著名的鐘樓。在卡夫卡出生后不久，他們一家即搬到與鐘樓相鄰的一幢公寓大樓里居住，他的三個妹妹均在此出生。年幼的卡夫卡，每天從這里穿過廣場往東，走進Celetna大街，前往位于火藥塔附近Masna街上的德語男子小學讀書。
老城區廣場一角與Parizska大街交接處的一座公寓，是卡夫卡寫作《饑餓藝術家》等作品的地方。住在三樓的他，可以俯瞰整個廣場。巨大的胡斯雕像，教堂的鐘聲，陪伴他消磨孤獨的生命。1924年去世的他，沒有活到二戰的爆發，看到猶太同胞在廣場遭遇的悲劇。當然，他更看不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希望……
布宜諾斯艾利斯：博爾赫斯的熱情
在中國作家中，不知道博爾赫斯、沒有讀過博爾赫斯一定會羞愧慚言，這無異于自己長大之后忘了兄長的姓名一樣。來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懷著對博爾赫斯的崇敬去尋找，能看到不少遺跡和風光。
布宜諾斯艾利斯近郊的玫瑰公園里，安葬著這個國家幾乎所有近代以來以詩人為主的文人、名人們。詩人是玫瑰公園不敗的玫瑰。小說家和其他門類的藝術家與名人，都是那些玫瑰的枝葉、玫瑰邊圍的綠草。而博爾赫斯的雕像則以詩人的身份林立其中。不少人與這位小說家合影留念。把目光盯著鏡頭那一刻，看到了公園里玫瑰盛開，一片紅綠，浪漫像海洋股滔滔卷卷，而最為整齊古板的，反倒是博爾赫斯的文字了。
小城
布爾諾：米蘭?昆德拉的遺憾
說到布爾諾時，就不能不提米蘭?昆德拉。這里是他的故鄉。1929年4月1日，他在那里出生和長大，高中畢業后去布拉格查爾斯大學。
但是，這位文豪的作品，生前卻一直被禁止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發表，以至于來到布爾諾，來到米蘭?昆德拉的故鄉，卻找到一個作家的生活場景。
相反，那里，我們能看到莫扎特，1767年至1768年，音樂天才住在這里的雕像。在奧古斯丁修道院，孟德爾博物館建在里面。不過，米蘭?昆德拉在這里，一切似乎都消失。
這大概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米蘭?昆德拉的遺憾吧。
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的“信徒”們
列夫?托爾斯泰一直被認為是最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但瑞典文學院認為“他對道德表露出一種懷疑的態度”，“公然批評《圣經》”，“如果真的把獎頒給了他，則此獎所象征的理想主義必然會助長他那種革命性教諭的氣焰，使他變得加倍危險。”
The bigger problem for nature is that we’re also fools. If our genes have told us once, they’ve told us a thousand times: stay out of harm’s way. When a madman’s raging, when a bomb goes off, when a 110-story building is pancaking2) down and another one right next to it is about to do the same, run the hell away. Yes, yes, you hear a lot about fight or flight, but really, you want to live? Go for flight.
At the Boston Marathon on April 15 we saw it again. The bombs went off, the victims fell, the familiar footprint of flesh and blood and terror was stamped into the streets. And people did what they are hardwired3) to do, which is that they scattered—at first. And then an equally familiar gathering began. Police and servicemen swarmed the snow fences along the streets, pulling them down to allow medical personnel in. Doctors, paramedics4) and passersby knelt in the blood to administer aid to people they had never met before that moment and might never see after it. Perhaps there were more bombs that still could go off; perhaps the same madman who set off the first ones would show up with an assault weapon next. Never mind, the caregivers rushed in anyway.
There has always been this kind of opposing physics to good and evil. Evil begins from a point source—a cartridge5) of gunpowder, a nugget6) of uranium7), a knot of hate in a single dark mind—and then it blows outward. Good gathers from everywhere around the blast and then moves—foolishly, perilously, wonderfully—toward it.
“The police were trying to keep us back, but I told them I was a physician and they let me through,” Dr. Natalie Stevens, a participant in the rac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Stevens performed CPR8) on a woman whom she suspected was dead; she applied a tourniquet9) to the leg of a man who surely would have been had she not been here. And it would have made a lot more survival sense for her to have done nothing of the kind.
Ethic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have tried for a long time to figure out why we do these things—why we put ourselves in mortal danger to save other people and, in so doing, defy our one great evolutionary imperative10), which is to stay alive ourselves. There are the reductionist11) explanations, of course. It’s genetic mathematics, say the sociobiologists. It’s not that you’ll help anyone at all, just the ones with whom you have some biological connection. You’re twice as likely to come to the aid of your parents, siblings and children, with whom you share 50% of your genes, than you are to help your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nieces and nephews, with whom you share 25%. You move on down this way in tidy arithmetical lockstep12) through your cousins and great half-aunts and great-great-great uncles, with their 12.5% and 6.25% and 3.13% relatedness and it all makes a perfect kind of crystalline13) sense, until you ask why then you’d consider helping the bleeding stranger on the Boston streets, with whom you share no genes at all, and the sociobiologists start a lot of hand-waving about tribal relatedness and collective genetics and you pretty much stop listening.
Then there are the neurological explanations. We’re sympathetic creatures, but not in the prettified way we usually use that word. Our brains are wired with mirror neurons14)—cells that make us mimic the behavior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so that we laugh when they laugh and cry when they cry and yawn when they yawn. It feels like empathy, but it’s nothing of the kind. If you want to survive as a social creature, you have to behave like everyone else, and mirror neurons see to it that you do. That’s not empathy. That’s fitting in.
A similar mechanistic argument is made by scientists who scan the brain and actually see where goodness lives. Moral behavior is processed in the prefrontal15) cortex16) and the meso-limbic17) region. It follows a very mappable neuronal path that is no more complex than the one that allows you to throw a baseball or write your name, and that’s no more lyrical either.
And yet, all these answers just smell wrong. You can deconstruct a painting by explaining the salts and sulfides18) and esters19) that make up its pigments; you can parse20) a symphony by measuring the frequency and wavelength of the final crashing chord, but you’re missing the bigger picture.
Humans, instead, are guided by a sort of moral grammar—a primal ethical armature21) on which decency is built, just the way our language is built on syntax22) and tenses and conditional clauses. You know when a sentence is right and when it isn’t even if you can’t quite explain why, and you know the same thing about goodness too. Psychologist Michael Schulma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likes to pose the thought experiment of the kindergarteners who are taught two rules: it’s not OK to eat in the classroom and it’s not OK to hit other children. Tell the kids that the teacher has lifted the no-eating rule and they’ll happily eat. Tell them that the teacher has lifted the no-hitting rule and they’ll uniformly balk23). “They’ll say, ‘Teacher shouldn’t say that,’” says Schulman. “That starts at a very young age.”
What starts young stays with us. Yes, we’re savage; yes, we’re brutal. It was a member of the home-team species, a homo sapiens24) like anyone else, who set the Boston bombs, and like it or not, that person is very close kin to you. But you’re close kin to the first-responders too; you’re close kin to the people who cried for the eight-year-old who died, not even knowing the child’s gender or name, because an eight-year-old simply shouldn’t die, and surely not the way this one did.
The very empathy that brings us to those tears need not be wasted on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crime. Twelve years ago, when the rubble25) of the Sept. 11 attacks was still smoldering26), TIME’s Lance Morrow wrote, “Anyone who does not loathe the people who did these things, and the people who cheer them on, is too philosophical27) for decent company.”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person or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Boston slaughter.
But it’s equally true that the people who commit all of these crimes are, in many ways, the free radicals28) of our social organism—the atoms that go bouncing about, unbonded to anything, doing damage to whatever they touch. The bonds they lack are the ones the rest of us share—the ones that make us pull away the snow fences and kneel in the blood pools. “Morality,” says psychologist and ethicist Jonathan Haidt, “is a team sport.” It’s far better to be part of that team than to be apart from it.
宇宙萬物的主宰如今應該已不愿再管我們，如果還沒有，那么4月15日的波士頓爆炸案應該足以說服它不再對人類抱有希望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人類邪惡——雖然人類的確邪惡。我們制造炸彈，生產槍支，相互屠殺，以丑陋的貪欲違抗本該像編碼那樣植入我們的強大的社會驅動。
但對萬物的主宰來說，更大的問題是我們人類同時也是傻瓜。我們的基因曾上千遍地告訴我們：遇到災禍躲著走。遇到瘋子發狂，炸彈爆炸，一幢110層的高樓轟然倒塌，旁邊另一幢也搖搖欲墜時，跑吧，拼命地跑。沒錯，沒錯，對于是留還是溜的問題，我們經常爭論不休，但說到底，你想活命嗎？溜之大吉吧。
在4月15日的波士頓馬拉松比賽中，我們又看到了這一幕。炸彈爆炸了，受害者倒下了，街道上出現了熟悉的一幕——血肉橫飛，恐懼蔓延。人們出于本能做了該做的事：四處逃散。但這是在一開始。接著，同樣熟悉的另一幕出現了：人們開始聚集。警察和軍人紛紛涌向街道上的防雪柵欄邊，將柵欄拉倒，以方便醫護人員進入。醫生、護理人員和路人跪在血泊中，對那些他們此前從未見過、以后也可能永不再見的陌生人施以援手。也許還會有更多的炸彈爆炸，也許引爆這些炸彈的那個瘋子還會持攻擊性武器再次出現。但沒關系，救援人員依舊紛紛涌入。
正義與邪惡對立的現象自古有之。邪惡往往發自一個點，如一筒彈藥、一小塊鈾、一個陰暗心靈中埋藏的仇恨心結，然后向外爆發。正義則從爆炸點周圍的四面八方聚集過來，然后像傻瓜一樣不顧性命地沖向爆炸點，令人驚嘆。
“警察試圖將我們攔在外面，但我告訴他們我是醫生，他們就讓我進去了。”馬拉松參賽者納塔莉·史蒂文斯醫生對《紐約時報》說。史蒂文斯為一位她懷疑已經死去的女性實施了心肺復蘇急救，還給一個男人的腿部綁上了止血帶——如果她不在場，這個男人肯定沒命了。從活命的角度來看，她不這樣做原本會更明智。
長期以來，倫理學家、人類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一直試圖解釋人們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我們會不顧生命危險去拯救他人，以此違抗進化論的一大法則——讓自己活著。當然，還原主義者曾給出他們的解釋。社會生物學家就指出，這是基因運算的結果。人們并不會幫助所有人，只會幫助那些和他們有基因關系的人。比如，你和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擁有50%的相同基因，而和祖父母、孫子孫女、侄子侄女只有25%的相同基因，因此你救助前者的可能性比你救助后者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以此類推，依照這種有規律的運算法則可以算到你堂表兄妹、半姨奶姑奶、曾曾舅老爺身上——你與他們分別有12.5%、6.25%、3.13%的親屬關系。至此這種解釋都看似無比清晰、完美，但你不禁要問，波士頓大街上那些流血的陌生人和你一點基因關系也沒有，你又為什么會考慮幫助他們呢？社會生物學家們又開始手舞足蹈地大談什么部落關系和集體遺傳學，你基本已經聽不下去了。
此外還有神經學上的解釋。人類是有同情心的物種，但這里所說的同情心并沒有我們通常所指的那種美化含義。我們的大腦中有一種叫鏡像神經元的細胞，它使我們模仿周圍人的舉動。因此別人笑我們也笑，別人哭我們也哭，別人打哈欠我們也打哈欠。這聽起來像移情現象，但絕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你想作為一個社會動物而生存下去，你的舉止就必須像他人一樣，而鏡像神經元的作用就是確保你這樣做。這不是移情，而是適應環境。
有些科學家提出了另一種類似的機械論調，他們通過掃描人類大腦，確實發現了“善”存在的位置。前額葉皮質和中腦邊緣區域就是處理道德行為的部位。道德行為遵循一種完全可以用圖表示的神經元路徑，與那些可以使我們扔棒球或寫出自己名字的路徑一樣，它并無什么復雜之處，也沒有蘊藏什么豐富的感情。
然而，所有這些解釋都讓人感覺不對勁。你可以去解構一幅油畫，說它的顏料中含有什么鹽、什么酯或者什么硫化物；你也可以去解析一首交響樂，測量它末尾那震撼人心的和弦有怎樣的頻率和波長。但這樣你就看不到更為宏觀的圖景了。
其實，人類是受某種道德規則支配的——那是一種原始的道德鎧甲，是正派、得體的基礎，正如我們的語言以句法、時態和條件從句為基礎一樣。你知道一個句子什么時候對，什么時候錯，哪怕你無法給出明確的解釋。對于什么是善你也有同樣的感覺。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邁克爾·舒爾曼喜歡拿幼兒園兒童的一個思維實驗來說明問題。幼兒園教給孩子們兩條規則：不可以在教室里吃東西；不可以打其他孩子。如果告訴孩子們老師已經取消了不許吃東西的規定，那么他們就會很開心地吃東西。但如果告訴他們老師已經取消了不許打人的規定，他們卻會一致表現出畏縮。“他們會說：‘老師不應該這樣說，’”舒爾曼說，“這種觀念很小就有了。”
這種自小就有的觀念會一直伴隨我們。是的，我們很野蠻；是的，我們很殘忍。那個引爆波士頓炸彈的家伙和其他人一樣，都是那個以家庭為單位的物種的一員，是人類的一員。不管你喜不喜歡，那個人都和你十分相近。但和你相近的還有那些對爆炸案最早行動起來的人；和你相近的還有那些為那個死去的八歲孩童慟哭的人，他們甚至不知道孩子的性別和名字，他們哭只是因為一個八歲的孩子不應該死去，更不應該像這個孩子那樣死去。
我的當代意識不是一種時髦。我反對任何時尚，盡管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時尚，但它不應當成為觀念。我的當代意識中時間和個人的比重較大，所以看起來更像是傳統的延續。此外，任何意識都是網狀的，我對它的復雜性感興趣。我的當代意識是從個人實踐中來的。因為是個人實踐，所以能夠堅持。
比方說，我的出版是非盈利的，所以我更加明白一本書的意義。除了開頭的幾年，我的博爾赫斯書店至少有十年是完全沒有利潤的。所以，如果不作為作品來看待，從遵循經濟規律的角度來說，它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而讓它存在，并加以維護，它就成為了作品。當然，我還會做一些涉及到它的作品，或以它為題做作品。
另外，和我經常說的‘我是從別人眼中來認識博爾赫斯書店’不同，博爾赫斯書店它自己不可能參加任何一個展覽，是我，以及我的合作者魯毅，以它的名義和我們的方式參加了這些展覽，并且塞給了人們一個博爾赫斯書店的模糊形象。
比方說，總有人問我為什么能堅持做書店，可我總覺得堅持比放棄容易。我從一個冒昧的書信投遞者變成羅伯?格里耶的中國朋友，第一個動作是出于少年情懷，后面緊跟著的是責任，對小說家、對讀者、對出版社。如果讓我現在放棄出版和藝術機構的工作，等于是對自己一生的否定。相比放棄，一種果斷的否定，我覺得堅持要容易一些。
在我看來，傳播很重要，但傳播并不是為了利潤的，我一直都這么認為，所以我的注意力都在書的質量。在我的書店里，有兩個事情讓我覺得與作品密切相關。10年前的拆遷，它喻示的不僅僅是空間上的地點變更，還吻合了強調變化的世界觀；現在書店的貨架，它清楚地顯示了“按字母排列”的分類法，這一方式十分固執地強調‘作者’，毫不費力地將推廣變成了檢測，起到了那些最不被理解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
我的座右銘，人們常常說起的有“你指東，我不往西，我往南”，這是一種必要的機智，也是一種反體制，或者還有對真實性的在意。因此也可以說，我的信念是個體比任何集體（物質形態的和意識形態的）都重要，但是要堅決反對自私。用羅伯格里耶有一句名言說就是“我從來只談自己，不及其他”。
當年我在接受“騎士勛章”時，曾開玩笑地說，相比藝術和錢，我不在乎榮譽。其實這話是玩笑，也不是。比方說，即便我得到一個來自中國畫領域的榮譽，我也希望對它的解釋，主要是因為我有效地結合了像出版新小說這樣的看似無關的工作，它從認識論的角度解決了中國畫的疑難問題。另外，人們關心我得到的榮譽，因為這很容易理解，但是我更在乎榮譽底下的權力，特別是表達的權力，因為它能夠使我對自己不斷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