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群體極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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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1研究數據、研究方法
1.1研究數據創新和創意的產出形式主要為專利與科研論文，專利是創新活動的主要產出形式，其統計與分析結果能夠充分反映出一個國家和地區技術研發創新能力的高低程度，是區域科技資產中最富經濟價值的部分（劉玉敏、張群，2010）。在學術界，專利的申請或授權數量作為衡量創新產出水平的指標得到了廣泛的應用（Jaffe，1989；Griliches，1990）。專利系統地將某項發明和與其相關的前后向技術相聯系，這使得專利文獻中包含了應用技術領域內幾乎所有的技術成果，成為反映城市創新和創意活動的最為重要的信息資源。因而，對于專利數據的統計與分析結果能夠很好的反映出一個城市創新活動的成果和能力的高低。基于專利質量、數據可得和避免專利選用的地域性等原則，本文研究基礎數據選用了通過國際知識產權組織（WIPO）PCT體系建立的專利數據庫，并以此建立了2000—2015年3個階段長三角各城市間專利合作的數據分析矩陣。1.2研究方法1.2.1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的指標主要包含網絡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等分析。其中，網絡密度描述網絡中各成員結點之間關聯的緊密程度；中心性是度量網絡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主要包括點度中心性、中間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3個度量指標；凝聚子群分析用于揭示城市群體內部組成結構狀態，從整體性網絡的維度考察城市群網絡的發展狀況。1.2.2空間特征分析通過GIS分析，將合作關系在空間上投影，對長三角的創新城市群落的空間組織特征進行整體觀察。1.3研究范圍長三角作為我國區域一體化發展最快的地區，每個城市都聚集著大量實力雄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識、信息、技術和人才等創新資源的聚集地。為更廣泛的了解長三角城市群不同類型的創新關系，文中的長三角包含三省一市（蘇、浙、皖、滬）的全部42個城市。
2社會網絡分析
2.1基本特征2000-2005年，長三角城市間專利合作數目為35次，14個城市發生專利合作。其中上海為主要節點，與11個城市發生專利合作，南京與上海、鎮江、寧波、合肥產生專利合作，杭州與上海、鎮江、寧波、阜陽有專利合作，合肥和黃山產生1次專利合作。2005-2010年，城市間的專利合作數目為280次，29城市產生專利合作。其中，上海處于核心位置，合作的城市數量和專利數量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其次是南京、蘇州、杭州和無錫。12個城市沒有發生專利合作，安徽占11個。2010-2015年，城市間的專利合作數為624次，32城市產生專利合作。其中，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中心性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引領整個長三角的創新網絡：其次是蘇州、杭州、無錫、滁州、連云港、合肥和寧波等。9個城市沒有專利合作，其中安徽占8個，安徽的大部分城市顯然仍孤立于創新合作的網絡之外（表1、2）。通過可視化分析，生成城市間專利合作的網絡關系圖。可以發現，第二、三階段較之第一階段，長三角創新合作的網絡體系特征變化顯著，網絡間節點的聯系更為豐富（圖1、2、3）。同時，觀察2000-2015年的社會網絡關系圖，可以發現，上海居于長三角專利合作網絡的中心，依次是南京、杭州，上海和南京的創新聯系最為緊密（圖4）。2.2網絡密度網絡密度是網絡內部組織關系密集性的體現，其值接近于1，說明網絡的密度越高，節點關系越緊密。第一階段，長三角城市間創新合作的整體網絡密度很低，僅為0.0407，之后得到快速增長，第二階段創新合作的整體網絡密度達到了0.3118；第三階段達到了0.7456，接近1，長三角的創新合作更加緊密（表3）。2.3網絡中心性2.3.1點度中心性點度中心性反映某節點具有直接聯系或相鄰聯接的數量和連接強度，點度中心度越高，則說明該城市節點處于網絡較中心的位置。第一階段，城市中心性的度值較低，僅上海、南京的中心性超過10；第二、三階段城市中心性的度值迅速上升，中心性較高的城市開始涌現。其中，第二階段中心性超過10的有10座城市，第三階段中心性超過10的有21座城市。綜合分析可發現，上海、南京的中心性明顯高于其他城市，表明創新能力最強，創新聯系廣泛；第二層級城市主要為杭州、蘇州、無錫、合肥、連云港、寧波、泰州等城市，創新能力較強，創新聯系較廣泛（表4）。3個階段始終居于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合肥、寧波等城市，同時在第二、三階段也出現了如臺州、滁州、連云港等城市，中心性急劇提高，進入前十。2.3.2中間中心性中間中心性的度值決定了網絡中城市對其他成員的控制能力。網絡中的具有控制能力的城市數量逐步增加，第一階段6個，第二階段10個，第三階段16個。同時，第二、三階段城市的中心性顯著提高，也表明網絡中城市的控制力顯著增強。其中，區域中創新控制力最強的城市始終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其次是蘇州、南通等，其中上海和南京一直占據前兩位；在第二、三階段，合肥的控制力超越了杭州；其他城市的中心性度值較低，控制力較弱，在三個階段中的排名變化較大（表5）。2.3.3接近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用來衡量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長三角42個城市的接近中心性在3個階段中逐漸增高，總體表明城市的創新發展自主性在不斷增強。但接近中心性的度值普遍不高，且差距不大，反映單個城市相對獨立的創新發展尚未顯現，城市的創新發展離不開區域的協同創新合作，城市間相互依賴關系較為緊密。同時發現，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創新自主性相對較好，且上海的自主創新能力一直最優（表6）。2.4派系和群體關系網絡凝聚子群(派系)就是指成員之間具有相對較強的、直接的、緊密的、經常的或者積極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成員的子集合，用于揭示城市群體內部組成結構狀態。借助UCINET中的派系分析（cliques）發現，第一階段，上海和南京度值為2，鎮江度值1.5，杭州和寧波度值1，自成一個小團體，其余城市度值為零（圖5）。第二階段出現3個小團體。其中，小團體1包含上海、南京和蘇州、杭州和無錫、泰州，度值高于2；并與金華、阜陽、寧波、鎮江、紹興、臺州、常州、南通、連云港、鹽城、合肥、黃山、溫州、麗水、徐州、揚州組成大的群落，其中還出現了合肥和黃山、溫州和麗水兩個小團體（圖6）。第三階段也出現3個小團體，但是團體的關系數和等級度值更加豐富。小團體1由上海和南京、杭州、臺州、鹽城、溫州、金華、阜陽、鹽城、鎮江、泰州、常州、麗水、湖州、紹興組成，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臺州、鹽城、溫州等關系最為緊密；揚州和合肥、寧波黃山、銅陵組成團體2；蘇州和無錫、徐州、南通、淮安組成團體3；3個小團體包括連云港、滁州等城市，組成大的群落（圖7）。
3空間組織特征分析
第2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電子治理是現代治理理論的一個新領域。政府電子治理作為一種治理理念，主要是運用信息化技術對政府管理進行不斷完善和創新，其基本目標是實現電子政務。電子政務作為未來政府管理的基礎平臺，必然會對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體制改革和創新產生重要影響。通過電子政務推進政府改革和管理創新，是提升我國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徑。
一、電子治理的內涵和意義
1．電子治理的概念厘清
電子治理(e—governance)與電子政府(e—government)內涵不同。電子政府強調的是應用電子技術，實現辦公自動化，主要目標是提高辦事效率，不突出體制和機制的變化。而電子治理是強調以人為中心、公民廣泛參與、行政公開透明、政府與公民互動、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合作等，它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管理體制和機制的新的治理模式。電子治理的發展將改變行政組織結構、行政方式和行政程序。行政組織將由傳統的相對封閉的科層制，逐步發展為透明的網絡狀結構，能及時為公民全面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
電子治理與電子政務在對象、范圍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別。如果說電子政務是主要集中于政府、政府管理和政府服務范圍內的虛擬政府形式及其活動的話，那么，電子治理就是更廣泛地應用于政治、社會群體相互間關系領域的虛擬政治一社會結構及其相互關系方式了，這種結構在不同的情況、條件和應用中，會呈現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價值和功能。電子治理涉及到公眾如何影響政府、立法機關以及公共管理過程的一系列活動。而電子治理的基本目標就是實現電子政務。電子政務的發展對政府的運作方式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電子治理的本質是對政務流程的再造，即選用信息技術和其他相關技術，來構造更適合信息時代的政府結構和運行方式，它為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方式的重大創新提供了巨大的技術支持。同時，實施電子治理也是通過創新的管理手段引起的管理方式的變革來改變久已習慣的政府管理環境，以引導我們逐步走向一個全新的政府管理境界。
2．發展電子治理的意義
(1)實施電子政務戰略是“執政為民、勤政為民、廉政為民”的需要。電子政府是新事物、新趨勢，將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政府業務流程，重構一個電子化的政府是先進生產力應用于現代政府的體現；通過實施電子政府戰略推動中國五千年文明融入全球化浪潮是弘揚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體現；通過電子政府實現執政為民、勤政為民、廉政為民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推行電子政務”的戰略方針，以建設電子政府帶動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提供了有力保障。
(2)實施電子政務戰略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需要。發展電子政務不是信息技術在政務領域的簡單推廣和應用，不能簡單地將現有政務職能和業務流程電子化，它本質上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大創新和改革。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在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的框架下，建設現代政府體制，通過電子政府的建設，更好地為用戶服務，提高政府的監管水平和工作效率，促進政府信息和決策的透明度，最終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3)實施電子政務戰略是整合政務信息資源的需要。經過近30年的政府信息化建設，我國政府部門建立了大量的網絡系統、業務系統、數據庫等，但這些系統絕大多數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互聯互通。網絡利用率低，數據共享率低，已成為信息化發展的“瓶頸”。因此，在國家電子政府建設規劃統一指導下，在建立統一標準和統一平臺的基礎上，整合已有網絡資源、業務系統和信息資源，促進各業務系統的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是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電子治理對政府管理創新的推動作用
(一)有利于建立服務型政府
服務型政府應具有的特征：(1)公民可以很方便地獲取各種信息而不用耗費太多精力；(2)公民在某一政府機關辦事，不需太多花費時間而可以得到答案或辦事結果；公民應獲得政府機關全程服務；(3)公民無需進入政府機關，即可得到各種服務等。未來政府服務將朝“單一窗口”、“跨機關”、“24小時”、“自助式”服務的方向發展。而電子政府的發展，為轉變政府管理觀念、建立服務型政府提供了全新的途徑。電子政府要求政府創新其服務的方式，使政府服務更為快捷、更為方便、更為暢通、更為直接、更為公平，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在電子政府時代，政府管理的各項公共服務通過網絡進行，人們只要打開聯網的電腦，就可以在網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服務種類和服務方式；在網上，可以了解政府及各部門的組成、職責、提供的服務項目和地點等基本情況；可以閱覽政府許可的各種電子公文和電子資料庫；可以查閱各種電子法規和電子新聞；進行稅務處理、福利支付、電子郵件、電子保健、戶籍管理、政府采購和招標；隨時了解政府對某項管理或服務的計劃及其實施的進展情況；可以參加各式各樣的討論，各專門網站可以滿足你的特殊需要；了解政府掌握的宏觀經濟數據、專家分析和經濟預測等信息；可以詢問天氣預報、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列車和飛機的時刻表等生活問題；遇到困難時，可以利用網絡得到免費的咨詢和服務。總之，人們在網絡上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社會信息、生活信息、服務信息，可以縮小地域差別、城鄉差別。電子政府的特質就在于它是服務型政府，其實質目的是服務公眾，方便公眾。l3電子政府的創建使管理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成為必然。
目前，美國的政府網站，在首頁頭版位置設有網上服務欄目，用于為民眾提供各種信息查詢、申請、交費、注冊、申請許可等服務。例如，洛杉磯市政府將地理信息系統用于為市民提供環境信息查詢，市民只需鍵人自己的基廷地址，即可在地圖上清楚地了解到周圍政府部門、醫院、學校等與市民生活相關的各種公共服務機構的信息。由于這些欄目充分發揮了網絡的優勢，將分屬政府各部門的業務集中在一起，并于相應的網上支付系統配套使用，因而具有了“單一窗口”、“一站式”、“24小時”、“自助式”等特點，體現了電子政府的發展方向，極大地方便了民眾辦事。
(二)有利于擴大公民民主參與
治理的實質就是政府、企業、私人、第三部門及其他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處理。與傳統的電子政府從屬于政務系統，政務系統則從屬于政治系統。電子政府處于民主發展潮流和公共行政走向的背景下，它們相互聯系。當代世界民主發展的走向，一方面表現為民主的全球化擴張民主參與在信息時代獲取了新的手段。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突破了地域制約的瓶頸，提供了便捷和廉價的工具。傳統治理模式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公共權力資源配置的單極化和公共權力運用的單向性。缺乏政府與社會和公民之間的互動和合作。而當今政府治理的目標是要達到善治，善治就是國家權力回歸社會。善治的過程就是還政于民的過程。信息技術更強調新型政府與公民的合作關系。公民在政治參與中表達自己的思想、意圖和價值取向，從而影響政府政治決策和行為的活動。首先，電子政府為政治參與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傳統政府掌握著最大量的公共信息資源，處于絕對強勢地位。傳統政府的運作和決策過程很大程度上對普通公民保密，進行“暗箱操作”，這源于信息的不對稱。信息網絡的建立大大推動了信息的產生、提供、獲取和處理的能力和速度。同時也減少了信息的失真性。從而可以使公眾隨時掌握政府信息，有利于避免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判斷非理性行為。其次，電子政府技術為公民公共參與提供了便捷渠道。傳統的公共參與方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往往制約了公民的參與積極性，而通過政府上網尤其是電子社區的建立，使得政府與公民之間通過各種電子渠道和網絡平臺連接起來，極大地方便了公民對政府決策過程的參與。同時，這種互動性的網絡技術增強了公共參與的實效性。
三、電子治理視角下政府管理創新的途徑
實現電子治理過程中政府管理創新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網絡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信息網絡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智能化、聯結性和超時空等。信息網絡技術是擴展人類信息器官的技術，極大地方便了人們對信息資源的采取和利用。信息網絡把不同的主體、不同的地域聯結成一個整體，產生網絡聚合和擴散的雙向作用，使信息的溝通方式、資源的配置途徑發生巨大的變化。信息網絡可以消除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信息資源能夠在同一時間傳輸到世界各地。這些本質特征決定了基于信息網絡的電子政務的各種社會效應和政府管理的創新和發展方向。
1．開放公開條件與服務型管理。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為公眾和社會提供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革，服務職能將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電子治理的實施將為政府提高為公眾服務的能力提供有力的手段。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不是簡單地將政府電子化和網絡化，而是不斷適應改革開放對政務工作的要求，以需求為導向，增強政府工作的科學性、協調性和民主性，全面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使政府由一個多層次、多部門的“管理型政府”，向一個智能化、高效、公開、透明、低成本運行的“服務型政府”轉變。這是信息社會企業和社會公眾對政府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實行電子政務是現階段政府改革的必然選擇。
第3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當前大學生網絡道德教育存在混亂與無序、放縱與極化、極端自由思想等問題，根據主體間性理論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予以矯治:在網絡道德教育目標上以培養具有“人類和諧”觀念的人;在網絡道德教育內容上要教學生學會寬容;在網絡道德教育實踐觀上從“對象化活動”到“交往”。
隨著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人類進人了全新的網絡時代，出現了一個相對獨立于現實社會的網絡社會，甚至有人夸張地形容今天的社會是“無時不網、無處不網、無人不網”。網絡改變了人們的社會生活、人際交往和工作方式，人們不僅生活在現實社會，也生活在網絡社會中。
毋庸質疑，網絡的發展給高校學生帶來了極大的方便，為他們的成長成才提供了一個更自由的空間和更廣闊的平臺。但也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大學生正處子人生觀、價值觀、民族文化意識形成的階段，網絡上不同的民族觀、價值觀、宗教觀、道德觀強烈地交織在一起，對大學生造成多方面的影響，尤其是思想上的沖擊。所以對大學生進行網絡道德的教育和宣傳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網絡及網絡道德的概念與特點
網絡就是一群通過一定形式連接起來的計算機。網絡信息交流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私人信息交流工具，也提供了一個更快捷、更經濟、更有效、更直觀的公共渠道和途徑。網絡信息交流方式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在信息交流系統上具有開放性和廣泛性;在信息交流資源上具有分散性和共享性;在信息交流活動上具有協同性和實時性;在信息交流表現方式上具有交互性和綜合性。
網絡道德是指對人們通過電子信息網絡而發生的社會行為進行規范的倫理準則。網絡道德不僅適應新的生產方式，也產生于人的社會需要:一方面，網絡道德是規范人們網絡行為的外在社會需要;另一方面，網絡道德是網絡主體提升和發展自己的內在精神需要。
網絡道德是適應網絡這一虛擬社會而產生的，它不同于現實社會道德，有其自身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更多的自主性、自律性。在現實社會中，人們的活動、行為等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現實社會道德能夠發揮較強的作用。而在網絡社會中，沒有統一的非常嚴格的中央控制與管理中心，每個節點都是中心。同時，由于人的音容相貌都轉化成了二進制的數字，每個人僅僅是一個“符號”，這使得現實社會中的道德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為此，網絡社會要求人們“自己對自己負責”、“自己管理自己”，自覺地維護網絡道德。
(二)更大的開放性、多元性。在現實社會中，由于通訊工具、區域環境的限制及文化價值觀念、宗教信仰、政治態度等的差異，人們之間還是很難及時溝通。而網絡打破了人們以往交往的“時滯”、“地限”，使得整個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從而相互融合。
(三)更強的普遍性、全球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倫理道德、文化觀念，但也具有共通性、普遍性。一方面，一些落后的、無聊的、非人性的、反社會的道德規范將受到各方面的激烈抨擊;另一方面，一些合理的、先進的、代表時展趨勢的道德規范與道德行為，日益受到人們的推崇與仿效，形成了普遍的、全球性的道德。
二、主體間性的概念及特征
所謂主體，馬克思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主體指的就是人，客體就是主體人在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中所指向的對象。主體是一個關系的范疇，只有發生了主客體關系的地方，才有主體。
所謂主體性，就是人作為主體的規定性。主體性積淀和涵蓋著全部人性，也是一切人類思維創造活動的源泉和歸屬。主體性是一個關系概念，是只有在關系中才具有意義的屬性概念。主體不僅與客體發生關系，更是生活在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中。因此，主體性不僅包含著主體對客體的屬性，也包含著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屬性。
所謂主體間性，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的關系。它超出了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模式，進人了主體與主體的關系模式。它超越了單一主體性的“唯我性”困境，走向了交互主體性。主體間性是主體性發展的新階段，是建立在關系基礎上的新主體性。主體與主體之間不再是認識與被認識、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在語言共同體中通過對話形成的相互理解的關系。主體與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平等合作，共同生活在一個世界上。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對話性與開放性:即主體間性中的任何一方主體都向其它主體開放，與其他主體展開對話;溝通性與交互性:即各方主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溝通;非構成性與實踐性:即主體與主體之間不是一種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而是在交往實踐中形成的平等主體;共在性與現實性:即每個人都是一個主體，這些主體共同存在于一個現實的生活世界中。
三、主體間性與網絡道德教育的關系
道德是一種主體間性，它一方面追求個體的自我發展與完善，另一方面又追求自我與他我的和諧與圓滿。主體間性與道德之間具有同構關系。道德作為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規范，它是以主體間性為本位的。道德教育本質上就是一種主體間性的活動。網絡主體本質上是一類由網絡交往而聯系起來的群體，只有在相互交往中，網絡主體才獲得其現實性。網絡主體必然是交往中的人，其理性并不在于是否虛擬自身、超越自身、設定自身，而在于是否用“交往理性”去虛擬、超越和設定。網絡道德教育作為道德教育的一種，也是一種主體間性的活動。
(一)網絡道德是主體間性共識。網絡道德是網絡上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是主體與主體之間達成的共識。沒有主體間性共識，就沒有網絡道德規范。規則的同一性取決于規則的主體間的有效性。離開了主體間性，就無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條規則。
(二)主體間性是網絡個體道德發生的依據。只有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個人才能發現自我的局限和不足，然后反思自我，端正心性，提升精神。網絡個體所承認的“規范”都是各個個體之間基于理性的“共識”。因此，個體道德的發展就是個體在與其它主體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實現的。個體在與他人的相互作用中，意識到他人的思想、情感，產生移情，設身處地地從他人角度看問題，從而豐富自己的情緒體驗和角色體驗，拓寬自己的道德視野，重建自己的倫理網絡。
(三)網絡道德教育是一種主體間性活動。網絡道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認識活動或實踐活動，它與道德教育一樣，是一種培養人的活動，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都是鮮活的生命存在，是有著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完整的人的存在。道德本身就是出于人性的需要而產生的，是人的主體性、自覺性的體現。網絡道德教育是指在教育者的價值引導下，通過網絡這個中介，使受教育者自主建構的活動。因此，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都是自覺的主體。網絡道德教育活動就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活動。
四、當前大學生網絡道德問題的表現
由于種種原因，大學生還沒有形成正確的價值體系，大學生網絡道德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混亂與無序。由于網絡具有自由、平等且信息量大等特點，必然出現了多元價值混亂、道德行為失序、人格異常失控，過度追求消費主義、過度追求快樂享受，迷戀、享受刺激、崇拜自我……這種網絡文化必然使自由、平等、民主的價值理想無法在網絡社會真正實施;語言霸權、強勢文化、意識形態的滲透等舊思想在新世紀的網絡疆域里任意穿行。
(二)放縱與極化。雖然網絡給網絡主體提供了一個新型的精神家園，但是，網絡主體的精神狀況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放縱。精神孤獨與生活緊張始終是當今社會人的心理癥結。人機交往為那些變動不居的個體培育了隨意選擇的、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予支持的親和關系，在追求這種關系過程中，從放縱到極端化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
(三)極端自由思想。傳統的等級制在網絡社會中受到了強烈的沖擊而崩潰瓦解。大學生浪漫不羈、個性張揚卻帶有茫然的漂泊意識，在網絡這個基本不存在“權威”的社會里演變成了極端自由的思想。這進一步加速了情感的敗壞。
五、主體間性理論對大學生網絡道德教育的啟示
(一)在網絡道德教育目標上:以培養具有“人類和諧”觀念的人。21世紀是一個全球化時代，這是一個以新科技革命、知識革命和后工業文明為基礎的高度交往的社會。多元主體彼此之間的對話與沖突將構成新時代的主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世界性的經濟和文化正在加速形成。網絡時代的到來和信息技術的迅速普及，更使得每個人都生活在網絡的世界中，成為信息地球村的“村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借助于信息高速公路，可以超越任何時間、地域的限制。交往的范圍普及到全球各個角落，交往的速度縮短到頃刻之間。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張由他們自己編織而成的四通八達的大網。在這張大網中人們展開了各種對話、交流和溝通，并在交流中擴大著自己的視野，豐富著自己的生活。在交往中人們彼此相互了解，走進對方，達成共識。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倫理危機更是把人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人們己經越來越強地意識到人類的命運己緊緊地拴在了一起，各種環境問題、生態問題都不是一國所能解決的，而必須靠全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努力。人與人休戚相關，共同利益己經呈現于相當多的領域中，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對話意識增強，“形成共主體與普遍價值的時刻已經到來”。
因此，網絡道德教育要培養一個具有“人類和諧”的人。這種和諧是在與自身、他人、社會、自然的融洽無間的關聯中生發出來的，是承認自然、他人、他物與“我”一樣是一個有自身目的的主體間性存在。他不僅在存在境遇上與自身、他人、自然融為一體，而且認識到自己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守護者，他人不是“我”實現目的的手段，他人與“我”一樣就是目的本身。我要成為我，必須是他也成為他。因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人的存在中，個體是不完整的，完整的人體現于生命和精神的對立和統一性之中，體現于人與人的內在關聯之中，體現于人與世界的關聯之中。
(二)在網絡道德教育內容上:要教學生學會寬容。人是生活在現實之中的個體。網絡上的每一個個體，其基礎也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著眼于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體間性表現為一種寬容的意識。因為在“主一客”對立的關系中，作為主體的“我”把其他人視為“它者”而予以消極否定，具有排他性。而主體間性是把交互的雙方都作為主體，主體間體現的是一種“我”與“你”的平等關系。人與人之間由于世界的多元、認識的多元、價值觀念的多元及人的多特性已導致了許多的差異，尤其在網絡這個自由、平等的世界里，要使人際之間體現出一種平等的交往關系，更需要一種真正的寬容意識和寬容精神。可以說，沒有寬容就沒有平等。
1、寬容及寬容的價值。寬容是以多元為依據的。沒有多元、沒有差異，世界是統一的、一致的，人就不可能產生寬容的意識和要求。正是由于存在著多元，在多元中為了使每個存在保持它的本真，我們才需要寬容。可見，寬容是多元時代保持事物獨特性的保證。寬容意味著對世界差異性存在的認可，意味著對價值多元主體的承認、尊重和平等看待，意味著對不同事物個性化理解的合法化，意味著對非主流的、不守成規的觀念行為的容忍，對挑戰甚至反對自己的觀點的容忍。但寬容不是無原則的遷就。
寬容是主體間性的深層品質。主體間性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自我”把“他人”視為平等互動的主體，既把“自我”作為目的，也尊重他人的“我”;既把自己的生命和權力看得極為崇高，也不能為了自己損壞他人的權利和利益，同樣要把他人的生命也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它超越了主客體之間的對立、壓迫和排斥，而倡導主體間在交往中實現平等的對話、理解、移情和體驗，達成一種“視界的融合”。主體間性把交往、對話和理解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在這樣生存方式中自我中心化結構得以消解，個人的生存獲得了開放性，也使得建立在開放性基礎上的寬容意識得以形成。
寬容是網絡“自由”、“平等”、“民主”存在的保障。網絡世界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但卻不是個體的絕對自由，不是個體可以任意謾罵、不負責任地低毀別人，而是應該建立在尊重他人、認可他人的基礎上的。自由是生命的本質要求，但現實自由不是單子式的自由，而是受到他人的影響和制約，即必須在生命個體之間的關系中體現自由。自由、平等、民主都意味著對他人的發現和認可，而真實的人性是多方面的、有差異的，所以，認可他人、尊重他人，就意味著對差異的容忍。在此意義上，寬容也是維護網絡“自由”、“平等”、“民主”的保障。
2、學會寬容。(1)要消解自我中心，把自己從“巔峰”解救下來，看作普通的一員，當作主體間的普通一員，承認個體認識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把自己和他人擺在相同的地位，沒有凌駕他人的資格和能力。認識到自己的有限，等于看到他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寬容的意識就會油然而生。尤其在網絡這個社會約束力相對薄弱的地方，網絡的各個個體更應該承認自己的局限性，消解自我中心。
(2)要承認他人的價值，形成開放的心態。世界不只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是“我們”的，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但對世界的認識，“我”是“我的”認識，“你”是“你的”認識，“他”是“他的”認識，“我們”又擁有“不同”的認識，這恰是每個人不同“個性”的展現。但同時要注意，每個人的認識既有價值，又都有局限。“我”的認識并不比“他人”的認識高明，而凌駕于“他人”之上。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和尊重每個人的價值，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蔑視、侵害、壓制另一個與自己有同樣軀體的個體。
(3)要尊重、理解他人，構建平等的交往關系。寬容是主體間性在人際之間關系的延伸和表現，換言之，寬容產生于主體間的交往關系，真正平等的主體間性體現為交往中的“我一你”關系。這種交往關系不僅強調交往雙方是平等的主體，而且更強調“我”與“你”都作為完整的生命“融人”到交往之中，實現精神的“溝通”、“相遇”和“共享”。平等的交往不僅需要形式的平等，而且更需要內心的平等。這種內心的平等必須由尊重、理解來保證。交往的雙方只有相互尊重和理解，通過角色換位，設身處地為他人考慮，才能夠相互寬容。
(三)在網絡道德教育實踐觀上:從“對象化活動”到“交往”。長期以來，我們對“實踐”的認識都定位于“對象化活動”。比如，實踐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活動，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這些“實踐觀”揭示的都是主體對客體的單向規定。雖然有學者克服這種單向性，又提出了“實踐活動是主體與客體之間能動而雙向的對象化過程，即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統一”，但追究沒有跳出“主體一客體”的兩級模式，把實踐活動仍然等同于對象化活動。
對象化的實踐觀，深深地支配著對“教育實踐”的認識。教育作為教育者對受教育者施加影響的活動，都是以“主體一客體”的關系為思考框架的，其中的主體是一種單子式的個體，與個體主體相異的“他者”則被當作被動的客體。這種“對象化活動”的實踐觀，造成的只是一方的主體性。這種對象化的教育實踐活動觀都無法突破主體的封閉性，難以找到實現主體間性的邏輯出發點。
交往與對象化活動不同。對象化活動反映的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占有”關系，它是單一的主體對客體的占有。交往是社會性的交往，它是社會中主體與主體間的社會——實踐系統的實現。交往反映的不是主體——客體關系，交往的雙方，不存在純粹的客體，每個人都是主體，都是彼此間相互關系的創造者，它們塑造的不是對方，而是相互間的關系，通過對相互間關系的塑造而達成共識、理解、融合。因此，交往意指一種主體間的關系或者一種內在的相關性。
主體間性通過主體間的交往來實現，交往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交往”的教育實踐觀的轉向，才能將教育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從“人與物”的關系中解救出來，以“主體一主體”的關系取代“主體一客體”的關系，這種主體間的關系，將自我與他者同作為主體，在交往中既有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也有對對方價值的尊重;既把自己當作主體，也把他人當作主體，主體間通過中介物的交往，達成共同的認識。所以，主體間的交往關系是“主體——中介——主體”的模式，它是“主體——主體”關系和“主體——客體”關系的內在統一。培養具有“人類和諧”觀念的人，需要有一個持續的探討、訓練和教導的過程，它只有在人們具體的網絡實踐中才能形成。或者說，作為人們對自身網絡實踐活動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具有“人類和諧”觀念的人，絕不是可以由外在力量直接的有意識地建構起來的。它應該是在網絡主體對網絡技術及其運用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觀念和品質。
第4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全球化；多元主體；范式；差異性；生活情境
人們的交往實踐促進了經濟的全球化，而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交往實踐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特殊的交往實踐活動，是一種以促進人的發展，培養人的豐富精神世界為目的交注實踐活動。將馬克思的交往實踐觀引入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對我們轉變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深入和根植于人們的現實生活，解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交往實踐與的交往實踐觀
“交往實踐是指多元主體間為改造共同的中介客體而結成物質交往關系的物質活動。”實踐概念是從人們物質生產活動和現實生活關系中抽象出來的，它包含著人對自然界以及人對社會的雙向互動關系，即人和自然界之間的生產實踐活動和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實踐活動。實踐本質上就是具有交往性的實踐。
“交往實踐觀，就是將交往實踐作為理解世界歷史即全球化的本性、基礎和一以貫之的主線的哲學觀念，其本質是一種世界歷史觀。”的交往實踐觀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交往實踐具有“主體——客體——主體”相關性模式。傳統的實踐理論是建立在“主體——客體”框架或單一主體觀的基礎上，這種框架中的單一主體觀忽視了“人生活在社會中”這一前提，忽視了“他人”，排斥社會主體間的差別，忽視了主體間關系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制約和影響，容易導致“個人中心論”。后現代實踐觀以“主體——主體”的框架為基礎，具有明顯的烏托邦的色彩，撇開了客體中介，消解了主客體關系，在這種交往模式上，主體際關系實際上難以直接建立，容易走向虛無主義。交往實踐觀是傳統實踐觀和后現代實踐觀的統一。交往實踐觀認為，“主體——客體”與“主體——主體”雙重關系和相關律決不是相互脫離、相互沖突的雙元過程，它們是以實踐客體為中介而聯結起來的諸主體模式，在交往實踐中，任何單一主體對客體的改造，都不過是“主體——客體——主體”結構的一個片斷和環節，主體在作用于客體的同時就承載、實現著“主體——主體”交往關系，并受其牽引和制約。另外，客體既不是脫離主體關系的孤立存在物，而是諸主體間物質交往活動的中介，“主體——主體”間交往關系的建立與實現，必需借助于客體中介才能完成。
（二）交往實踐是一個雙向建構、雙重整合的過程。交往實踐一方面作為主體改造客體的現實過程，發生“主客體關系”，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中建立和改變“主體際關系”。交往實踐不但發生主客體雙向變換過程，而且還在主體間運轉，發生雙重整合過程。主體對客體的改造過程，表面是看來是主體客體化、對象化過程，實際上不過是通過客體的中介而實現的主體際交往過程，是通過中介客體的聯結而打入社會化普遍交往網絡的過程。
（三）交往實踐具有諸主體性或主體際性。馬克思認為，社會和歷史是多元主體間交往實踐的關聯體系，它反對單一主體中心論，強調多元主體的存在意義。同時，交往實踐是發生在各個主體之間的行為和活動，在現實的交往關系中，每個人都是主體，都是彼此間相互關系的創造者。
（四）交往實踐具有差異性和互動性。交往實踐中的主體是多元主體，是人或人群的結合體，因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各個個體或群體在空間上具有分離性的特點，主體間在文化和價值觀上表現出多樣性的特征，體現出差異性。在交往實踐中，交往的每一個主體都通過交往向對方施加影響，同時又作為客體接受對方的反作用，形成多極主體間相互影響、彼此滲透的交流活動過程。
二、交往實踐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交往實踐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或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特殊的交往實踐活動，“交往”與“教育”之間的關系，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 轉貼于
交往實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種多樣，但無論是指導性教育、教育科學實驗還是自我教育，歸根到底都是交往實踐的直接或間接的體現。
三、交往實踐觀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一）轉變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視師生主體間的交往作用
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主體——客體”二分的思維范式，將思想政治教育者看成是教育主體，學生看成教育客體，強調教育主體對客體的改造運動，學生的價值觀主體性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和排斥，容易走向單向的“輸出——接受”的灌輸式教育，容易變成被動的“刺激——反應”教育關系。而交往實踐“主體——客體——主體”的思維范式，強調多極主體的存在意義，不再是單一主體與客體之間兩極擺動過程的抽象化。它將教師和學生都看成是教育的主體，而社會生活、教育內容等是教育中的客體，它強調在教育關系中教師不再是控制者，學生也不再是被動的服從者和接受者，師生在教育過程中有平等的地位，通過與互相之間的思想碰撞和平等對話，達到理性的共識。學生能夠從教師的教學活動中學得知識，教師也應從學生的學習活動中了解學生的接受程度、快慢，掌握學生學習的規律，及時對自己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進行調整，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實現教與學的雙贏。
（二）重視多元主體的差異性，因材施教
交往實踐在肯定交往主體的多極化的同時，還強調主體間的差異，差異是交往的基礎。首先，要承認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認識水平上的差異。教師在知識積累、生活閱歷等各方面都暫時優于學生，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尊重和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另外，學生個體、學生群體之間在認識水平、接受能力、生活習慣、脾氣性格等各方面也存在著差異，教育教學活動要尊重學生個體、學生群體的差異，設計不同的教育內容、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交往實踐活動與教育教學活動不是為了消除差異、排斥差異，而是為了更好的理解和珍視差異。
（三）要重視客體的作用，對教育客體進行創新和改革
現代實踐觀由于夸大單一主體性而走向了極端，而后現代實踐觀在全面否定前者的同時又拋棄了客體依托、主客體關系等合理成分。主體與主體間的交往不能只是純烏托邦式的思想、精神交流，需有客體作為中介。就即便是思想、精神交流，也在現實世界中有其物質基礎，脫離了客體底板的支持，交往觀將不可避免的滑向虛無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師生以教育內容為中介客體，雙方共同作用于教育內容構成完整的教育活動，它需要教育主體在創造性活動中將教育內容這一對象觀念化，通過自身的知、情、信、義、行的思想政治品德內在矛盾運動轉化過程，將這些觀念內化為自身的品格。
（四）重視生活情境，強調全程化教育
一切的交往都具有教育性。人生活在人類社會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與自我的交往、與他人的交往、與自然界的交往。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如果我們僅僅把思想政治教育囿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課堂，囿限于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課堂活動，而忽視了在生活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那將是一種極大的浪費。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過于重視知識世界而脫離了生活世界，重知識的灌輸而輕情感的體驗，重邏輯與理性，輕直覺與靈感，使受教育者的生命活動變得單一、刻板與機械。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輸的內容往往過于“大、空、遠”，遠離了生活情境，讓學生覺得深奧和玄虛。可能受教育者在課堂上接受了教育內容，但一旦脫離課堂回歸實際生活情境，這些教育內容又被拋之腦后，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第5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戰場電磁；態勢感知；關鍵技術
中圖分類號：TN9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824（2013）05-0020-04
0引言
現代戰爭不光取決于武器是否精良，也與信息獲取是否充分密切相關，其中，制電磁權已成為贏得信息化戰爭的關鍵因素。電磁波在信息化戰爭中起到信息獲取與傳遞、反偵察和干擾敵方等作用。電磁波是一把雙刃劍，在對抗敵方的同時，難免會干擾到我方的設備。如果我們能隨時準確地掌握周圍電磁場的狀態，及時調整我們的電磁策略，就可使得電磁波既可為我所用又可將電磁影響降到最小。在這種形勢下，電磁態勢感知應運而生。
態勢可視化是電磁態勢感知過程中人機交流必不可少的環節。而且，好的可視化技術能更直觀、科學地展現戰場電磁環境， 不僅有助于指揮員對戰場電磁態勢做出準確判斷和科學決策，合理部署和調配戰場力量， 而且對于聯合作戰指揮員準確把握戰場態勢也至關重要。
1戰場電磁態勢感知
電磁態勢感知是指感知目標周圍的電磁場數據，并把得到的數據經過處理、分析，得出周圍的電磁環境當前狀態以及預測將來的變化趨勢，再將抽象數據轉化成形象逼真的圖像。普通電磁態勢研究側重于提高頻譜的占用率及效率，而對于電磁干擾攻擊研究較少。但在戰場這種特殊環境中，電磁環境的成分除了我方的聯絡通信、設備控制和偵察電波等，還有大量敵方發射的干擾電波，甚至是針對我方通信的攻擊電波，所以其環境更為復雜。
1.1戰場電磁態勢感知的特點
戰場電磁環境的復雜性體現在其樣式復雜、數量繁多、密集重疊、動態交迭的電磁信號上。戰場電磁環境的特點是主觀性、動態性、隨機性和復雜性等，其中最本質的特性描述是復雜性。戰場電磁環境的這些特點要求戰場的態勢感知應該具備以下主要特點[12]：
1）多類型、多功能和高性能的傳感器。
戰場環境更加復雜，為了對目標進行更好地探測、分類與處理，需要更先進的傳感器來廣泛地收集目標的多維特征，而且精確打擊的使命還要求這些傳感器有著較高的精度。廣泛的傳感器協同為態勢感知提供了重要的性能優勢。
2）通過戰術數據鏈進行外部信源數據的傳輸與集成。
未來戰術數據鏈的發展方向是高可靠性、低誤碼率、寬帶的拓撲結構。但是未來的數據鏈不應僅是鏈路層進行數據通信的“網絡控制器”，更應該是涉及應用層面進行互操作的主角。
3）具有高超的網絡使能能力。
面向共享的態勢感知的開發系統，是搭建網絡使能能力的支柱，其能夠完美地克服戰術網絡受到電子欺騙、干擾以及其他中斷、攔截和易被地面終端捕獲的主要弱點。
4）優化了的傳感器管理能力。
針對廣泛分布的各類傳感器進行覆蓋感知建模，從而輔助制定多種傳感器部署方案，并對該方案進行評估和優化，同時考慮到戰術偵察、電磁兼容管制等要求，及時對各類傳感器進行控制。
5）直接與作戰任務相關的人性化的戰術圖像表達。
根據作戰任務實時性的要求編輯不同級別的戰術圖像，而且每一個作戰任務都可以以靈活、有序的方式進行內容和版面的組織，具有非常友好的人機交互界面。
1.2度量方法
度量指標的選取各有不同，但都是描述電場的特點，如電場強度、信號頻率分布、極化方式、功率大小和距離等。
對戰場電磁環境復雜性的描述既要符合一般共同的宏觀度量標準，又要滿足根據不同個體和群體的特殊感知能力而產生不同的特定的度量標準的要求。為了滿足這個要求，邵國培等人將戰場電磁環境的復雜性評估劃分為一般復雜性評估和特定復雜性評估。戰場電磁環境一般復雜性的描述選取電磁輻射源空域分布、電磁信號頻域分布、電磁信號強度分布、電磁信號種類和樣式分布、背景噪聲強度、信號密度、頻率占用度、頻率重合使用度等作為度量指標。而文獻[3]更為詳細地討論了戰場初始電磁態勢信息的度量，將初始電磁態勢信息劃分為語法信息、語義信息、語用信息和態勢全信息，從不同角度度量戰場態勢。
2戰場電磁態勢感知關鍵技術研究現狀
Endsley提出了第一個態勢感知3層模型：態勢要素提取、態勢理解和態勢預測。由于態勢感知的結果要呈現給人們，所以態勢感知系統通常是4層：態勢要素提取、態勢理解、態勢預測和態勢可視化，如圖1所示。該模型對網絡安全態勢感知、戰場電磁態勢感知等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我國近十幾年才開始對戰場電磁態勢感知技術進行深入研究，從宏觀模型到每個環節的技術，從信息獲取到數據分析，從目標分辨到態勢估計、預測直至可視化、仿真都有涉及。本文根據圖1所示，將各研究技術劃分為電磁信息獲取技術、電磁態勢估計技術、態勢預測技術和電磁環境可視化技術4類來闡述。
2.1電磁信息獲取技術
戰場電磁態勢復雜多變，電磁信息種類繁多，隨機性大，如何及時、有效、全面地獲取態勢信息對準確把握戰場態勢起著基礎性作用。首先，電磁態勢監測采集的信號包含多種源信號，需經過分離才能夠分析各信號。采用FastICA分離算法，可將相互統計獨立的源信號從觀測的未知源混合信號中分離，其中的FastICA算法采用定點迭代的優化算法，使得收斂更穩、更快[4]。對雷達型號的準確識別需要融合多個傳感器的信息，采用基于確定性理論的不確定推理技術可以把多個傳感器在多個周期的偵察信息進行融合。不過要求的正確識別率越高，融合次數就越大，該算法所需的時間也就越多[5]。針對先驗概率和條件概率不確定、參數信息不完整的輻射源，先使用模糊匹配方法完成一個周期的識別，再用DS證據理論融合多周期的結果數據，可以有效提高輻射源識別的正確率[6]。或者采用Vague聚類方法，通過對構建的布爾矩陣逐行掃描，能同時考慮目標數據的全部正確信息和不精確性信息，方便地實現對目標的分選[7]。
2.2電磁態勢估計技術
電磁態勢估計技術是在前面提出的電磁信息獲取技術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基于直覺模糊決策的戰場態勢評估方法，其對整個戰場當前態勢進行綜合評價[8]。針對單架飛機對單個保護目標的威脅估計，可以使用基于混合貝葉斯網絡的電磁態勢估計模型，也可使用穩態條件高斯推理算法。穩態條件高斯推理算法不僅能夠計算查詢變量的均值和方差，還能精確計算連續變量的邊緣概率密度，有利于掌握威脅變量的取值規律，因此，是解決電磁態勢估計問題的一種有效方法，而且威脅估計的精度高。將以上2種模型推廣，均可估計多架飛機對多個保護目標形成的威脅[910]。針對復雜電磁環境下觀測數據的不確定性，可利用模糊動態貝葉斯網絡來進行電磁態勢估計，及時跟蹤輻射源威脅等級隨時間的動態變化，而且模糊動態貝葉斯網絡法還可以濾除傳感器的誤差甚至失誤，保持評估過程的魯棒性[11]。
編隊輻射源態勢評估涉及到威脅等級劃分的問題，宏觀上劃分過細，不利于指揮員把握戰場電磁態勢，微觀上精細的劃分才能體現差異，利于資源分配。文獻[12]通過先宏觀劃分威脅等級，再從微觀上計算威脅系數來解決這個矛盾，這個方法為指揮員全面把握戰場電磁態勢、合理分配資源帶來便利。
2.3態勢預測技術
獲取態勢信息，做出威脅估計后，我們可以根據經驗來估計下一刻的態勢演變。將博弈論應用于通信對抗態勢預測是一種從戰略角度預測的方法[13]，預測過程如圖2所示。
這種方法通過分析、對比敵我雙方的通信電臺和通信干擾機性能參數，列出一個由不同接收方式和干擾方式組合的受益矩陣，從矩陣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雙方選取哪種方式最有利，從而預測對方可能采取的攻擊方式，有針對性地加強防御。
關于態勢預測，網絡安全態勢感知中有一些成熟技術，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考慮借鑒使用。
2.4戰場電磁環境可視化技術
在戰場態勢感知中，電磁環境可視化技術是將抽象數據轉化為圖像的技術。可視化技術作為一種用于知識發現與理解的工具將成為戰場電磁環境的最重要的表現手段和核心技術， 由此將給指揮人員帶來思維方式與認識方式的根本性改變。
為了讓指揮員直觀、快速地了解戰場電磁態勢，態勢可視化應遵循以下原則：
1）以指揮員的需要為出發點；
2）真實、貼切地反映戰場實際態勢；
3）全面反映客觀電磁環境；
4）在全面的基礎上，做到重點突出；
5）表達方式必須迅速、簡潔、直觀和可用。
2.4.1可視化內容的劃分
戰場電磁態勢可視內容劃分有以下3種方法：一種方法是從電磁信號密度特征、強度特征、樣式特征及信號分布特征來劃分電磁環境構建的要素[14]；第二種方法是將戰場電磁環境的構成分為人為電磁輻射、自然電磁輻射和輻射傳播因素等3個部分[15]；第三種方法對可視化的內容劃分更詳細，如圖3所示。
2.4.2可視化研究現狀
國內電磁態勢感知可視化技術研究在加入地圖，提高速度，繪制方法GIS具有空間分析能力強、數據來源廣泛、工作方式直觀形象等特點方面，比一般意義上的信息系統更適合在對空間數據的查詢和分析功能要求較高的領域使用。利用GIS技術的地圖功能可以簡化戰場電磁環境可視化的模塊[1618]，不過GIS數據庫中的綜合自然環境模型會對作戰模型產生什么影響以及怎樣產生影響、實現方式和結果如何，有待進一步的研究[18]。此外，MapX技術可以將地圖功能方便地添加到任何應用中去，提高地圖處理和顯示的速度，將MapX應用到電磁環境態勢顯示系統中，更利于分析仿真數據[19]。
戰場上時間就是生命，為此，人們對可視化算法的效率和速度做了各種研究。GIS中獲取整個區域態勢的方法主要是空間插值算法，這種算法誤差較大，盧涵宇等人改用曲面樣條插值算法可以更有效地逼近真實值[20]。利用Delaunay 三角網構建二維電磁態勢圖時，對三角網生長算法中的前沿邊推進算法中點的搜索方法進行的改進，提高了構網效率，從而提高了電磁態勢顯示的速度[21]。而文獻[22]利用GPU的通用計算能力，將等值面的提取放進GPU里面執行，提高了等值面的提取速度。
對于整個系統的仿真研究如下。將基于脈沖流描述的態勢顯示方法用于可視化，選取電磁環境中的偵察接收機為對象，利用脈沖描述字對作戰空間內各輻射源的射頻脈沖進行建模，生成接收機處密集而時變的脈沖流，經過時域、頻域、空域、功率域等的統計分析， 完成戰場電磁環境態勢的綜合顯示[23]。基于HLA并采用模塊化結構的仿真體系結構便于綜合電磁環境感知和可視化的各項技術[24]。
電磁態勢體數據的可視化的體繪制、面繪制和切片法是三維可視化的方法，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各種改進優化了繪制算法。一種方法是采用LongleyRice電波傳播衰落模型生成可視化數據，然后采用多層等值面的方法來表現不同強度的電磁環境分布，解決了針對面繪制方法在對體數據內部細節表現的缺陷[22]。另一種方法是把OpenGL引入電磁態勢三維可視化系統中，作體數據切片渲染[24]。還有將粒子系統用于繪圖，并開發了球狀、雷達、扇面等不同的電磁符號，以便更有區分度地表現不同態勢。粒子系統可以更好地繪制不規則圖形，不過占用內存大，繪制效率較低[25]。
作為戰場指揮員“眼睛”的雷達在認識戰場環境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對于雷達的表現模型進行專門的研究，這些模型可以根據實際的雷達參數快捷地給出雷達的作用范圍[2628]。
3結束語
戰場電磁態勢感知對指揮員及時、準確、全面地掌握戰場電磁態勢，作出有效的作戰策略有重要意義。目前的研究從速度、效率、辨認精確率等方面不斷改進戰場電磁態勢感知技術，但針對電磁態勢感知要素的獲取與預測的研究還很少；此外，由于戰場環境較為特殊，研究中如何盡可能全面地還原真實環境，嚴謹地檢驗仿真結果還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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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一）教育質量有新提升教育基礎不斷夯實
1、幼兒教育規范發展。幼兒教育全面發展，全區每一街道（鎮）均建成一所中心幼兒園，在園幼兒17314人，入園率96%，幼兒教師學歷合格率達到99%。開展試辦幼兒園的全面檢查，審批了51所“試辦幼兒園”。召開幼教會議，逐步理順街道中心幼兒園與村級幼兒園的管理體制，使全街道幼兒園做到了“四統一”（即統一招生、統一收費、統一管理、統一考核）。召開幼兒教育集團化管理現場會，推進了我區幼兒教育集團化管理步伐。組織召開幼兒園課程培訓會，編制幼兒園情況一覽表，推動我區幼兒教育質量再上臺階。組織參加*市慶“六一”幼兒繪畫比賽和教師主題環境創設評比活動，我區成績名列前茅。積極開展示范性幼兒園的爭創活動，省示范性幼兒園達到6所，市示范性幼兒園達到6所。
2、義務教育全面發展。繼續實施“放兩頭、保中間、活全局”的發展戰略，鞏固了“兩基”成果，基本達到高標準。強化學籍管理，促進了全區學籍管理規范化建設。狠抓了“五項工程”建設，全面開展“校舍隱患”排查工作。全年投入資金1250萬元，如期完成省農村學校食宿改造工程5個項目,建筑面積達11910平方米。投入2694萬元，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田徑場、改廚改廁、硬化綠化及校舍維修改造等項目62個，面積42175平方米。“愛心營養餐工程”和“貧困生擴面工程”落實到位，投入資金270萬元，發放營養餐券4746張，義務教育券13946張，資助面達到13.99%。小學入學率、鞏固率均達到100%。初中入學率達到99.81%，鞏固率達到99.98%。盲、聾啞、弱智三類殘疾兒童入學率為98.02%。“三殘”適齡兒童少年、低保線以下貧困家庭子女均享受全免費的十五年基礎教育，由民政部門認定的其他貧困家庭子女亦享受全免費的義務教育，投入2萬元對20名特困生給予生活補助。
3、高中教育均衡發展。實施高中入學成績準入制度，設定普通高中、綜合高中最低錄取分數線。積極推進高中新課改，開展“學科培訓——學科調研——成果展示”為模式的新課改活動，組織了12次學科培訓，開設了13個學科專題講座。組織校長、教師外出考察學習，提高高中師資質量。出版了四期《課改動態》。加強課題研究，積極撰寫教學科研論文。高中教育全面普及，初升高比例達到99.87%，比2000年提高31.2個百分點。普職教比繼續保持1：1。
4、職業教育穩步發展。進一步落實省職業教育“六項行動計劃”，發揮職業教育集團作用，與62家企業建立了合作關系。投入134萬元，加強*第二職業技術學校的校舍建設和教學設施改造。開展百名教師下企業，百名技師進校園的“雙百”活動，不斷提高專業教師的業務水平。實施*區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愛心營養餐工程，748名貧困生受惠，總金額15萬元，占在校生比例11.1%。開展中等職業學校貧困生資助工程，全年投入180萬元資助1397人次，占在校生總數的10.5%，促進了職業教育的和諧發展。
5、成人、民辦教育持續發展。5個街道成立了社區學校，城鄉成人繼續教育網絡全面建成；加強農村勞動力技術培訓，600名農村預備勞動力參加了技能培訓，277人畢業；*職業中專成為全區農村勞動力培訓基地，為全區新農村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3053人參加自學考試，實考2726課次，合格1410課次，畢業？人。進一步規范民辦教育，對全區130所民辦教育機構進行了年度審查并公布結果。承辦了在書生中學召開的全國民辦學校品牌建設研討會暨*省民辦普通高中聯誼會。加強民辦學校調研，努力解決民辦學校教師的后顧之憂。
（二）教育創新有新突破，教育均衡全面推進
1、教育精細化管理全面開展。召開了“開展教育精細化管理”為主題的暑期校長讀書會，大力推進學校教育精細化管理。通過聆聽專家報告、專家和校長對話等多種形式進行了學習和交流，加強了校長的精細化管理理念，促進了學校管理的進一步規范化。舉辦了第二屆校長論壇，有18位校長走上講壇，就“教育精細化管理”作了演講，并聘請了*大學、省教科院3位專家作點評，有力地提升了學校教育精細化管理水平。編輯刊發了學校精細化管理工作總結專題，進一步加強了教育精細化管理經驗的交流和推廣。
2、農村完小建設卓有成效。切實加大完小教育投入力度，推進教育均衡發展。協助區政府舉行了*區農村完小建設現場會，進一步加快了村完小建設。加大完小教育調研力度，組織開展聯系學校及“完小”蹲點調研活動。分6個小組赴全區各聯系學校及最基層的村級小學---“完小”，組織召開懇談會，參與制訂學校發展規劃和工作思路，了解新課程的實施情況，了解師生的思想、生活、工作狀況，摸實情，辦實事，走訪慰問完小家庭貧困學生。加強完小教研活動，開展了全區性的“中心校與完小科研互動式行動研究”活動，召開了完小教科研現場會。加強完小教師隊伍建設，開展面向全區農村學校的第十三屆星級教師評比活動，提高了完小教師隊伍素質。基礎設施建設卓有成效，舉行了百萬體育器材進校園的贈送儀式，加強了完小體育設施建設；全區共投入560萬元加強完小場地硬化和校舍維修改造，專項補助80萬元，完成了11所完小的場地硬化，專門補助170萬元，維修改造了18所完小校舍。加快了完小的現代化建設，共投入了113萬元購買了79臺電腦，81套多媒體設備，3200套圖書，提高了完小的教育信息化水平。
3、心理健康教育深入推進。加強了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的實施意見》。建立了*教育心理健康咨詢站，舉行了*區教育心理咨詢站啟動儀式暨現場咨詢活動。選送心理教師外出培訓，開展經常性的心理咨詢工作。全區學校建立了相應的心理咨詢室，開設心理網站和心理郵箱，開播校園心理咨詢電臺，特聘咨詢師為師生提供心理咨詢服務。成立了心理健康講師團，開展全區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大講堂活動，培養了學生健康心理。制定了*區教育心理咨詢站年度工作思路，深入開展全區學校心理健康教育。
4、校網調整工作有序開展。按照校網調整規劃，加大了小學校網調整力度，教育資源得到了優化整合。一是撤并光明小學，將31位在職教師和35位退休教師分流安置到區實驗小學、實驗二小、云健小學和中山小學等4所學校。光明小學校舍現由實驗小學使用，籌建“陽光教育基地”。二是順利撤并*街道聞裕順小學和章安街道就嶺小學。兩校教師得到了妥善安排，學校資產得到了合理利用。三是順利置換原三中土地，置換所得資金3000萬元用于*五中還債，減輕了五中的債務負擔。
5、高考組織管理成效顯著。加強對三考（高考、會考、中考）工作的研究、管理和指導。組織舉行了二次全區模擬高考，首次組織了與杭州市的聯考，創新了模擬考試思路。召開了區20*年高考總結、表彰暨質量分析會，下發了20*年高中教學質量獎，明確了20*年區高考目標。組織了區高考研究小組成員、普通高中部分業務校長、教學骨干到上虞、舟山等地學習高考經驗，形成調研報告，在全區學校進行交流學習。今年高考再創佳績，我區文理科上線萬人比68.68，居全市第一；文理科上重點線萬人比5.13，全市第三，三區第一；市理科狀元由*一中學生獲得，全市文理科前10名中我區占4名，繼續保持三區第一。
6、人事制度改革不斷深化。一是開展中小學校長助理公開選聘活動，制定了公開選聘校長助理實施辦法，連續4天在7所學校的22名候選人中公開選聘7名校長助理，學校掌握65-70%的評定權力，其中全體普通教師擁有50%的決定權，充分發揮學校教師當家作主的權利，彰顯教育人事民主、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得到了全區師生的好評。二是全面貫徹《*區教育系統畢業生錄用和教職工調聘工作的實施意見》，從嚴掌握新教師錄用條件，規范新教師錄用程序，做到四公開（政策公開、條件公開、指標公開、結果公開），新教師招聘工作規范、合理、公正、有序，今年共錄用新教師75人，社會反響良好。
（三）隊伍建設有新加強，德育水平不斷提升
1、深入開展名師工程。認真做好市名師名校長的推薦評選工作，經過嚴格考核，4位教師被評為*市名師，2名校長成為了*市名校長。目前，我區擁有*省功勛教師1人，*省特級教師11人，*市名教師27人，*市名校長9人，按專任教師比例居全市首位。創新星級教師評比模式，在農村學校開展了第十三屆星級教師評選。共評選出26名教師為*區第十三屆星級教師，至此，全區共有星級教師592名。加大了優秀人才引進力度，創造優秀人才工作、生活的良好環境。進一步完善了區特聘教師制度，狠抓名師下鄉支教工作，扎實做好省特級教師、市名師和區星級教師下鄉支教及城鎮教師到農村學校或薄弱學校任教工作，充分發揮了優秀骨干教師的示范輻射作用。
2、強化師資隊伍培訓提高。建立教師業務素質考試制度，組織全區中小學教師進行了教師業務素質和“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工程”培訓和考試；開展網上“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工程全員培訓大講堂”，擴展了培訓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加強了教師年度考核工作，規范教師檔案管理；加強新教師見習期培訓，141名已畢業轉正。組織開展中小學班主任培訓工作，對初中、小學班主任隊伍開展小班化、多批次培訓，提高了中小學班主任整體素質和能力。支持鼓勵中小學教師參加高一層次學歷進修，全區中小學教師合格學歷大幅提升,目前，全區中小學教師合格學歷,小學、初中、普高、職高分別達到100%、99.59%、97.51%、90.84%；高一層次學歷，小學、初中分別達到81.72%、80.84%，居全市前列。
3、提升校長隊伍素質。開展了學校德育副校長全封閉培訓。8月，37個學校分管德育的副校長在教師進修學校進行了為期7天的全封閉培訓，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將軍事化訓練和眾多專家的德育報告有機結合，有力地提升了德育副校長的素質和管理水平。開展全區小學校長提高培訓，121位小學班子成員參訓。組織35名校長助理和后備干部進行為期3個月的崗位培訓，嚴格校長后備干部考核，取消了12名后備干部資格；加大了對校長班子考核調整力度，共調整充實了23位中小學校長班子成員。提高校長崗位職級津貼，調動了校長工作積極性。
4、加強師德師風建設。開展“熱心愛教、文明執教、優質施教、廉潔從教”承諾活動和“群體師德創優”活動，把師德作為教師工作考核的首要內容和職務評聘的重要依據，實行一票否決制。樹立典型，大力弘揚先進教師事跡。舉辦了第23個教師節慶祝大會，表彰了各級各類先進102人。其中全國模范教師1名，省級先進11名，市級先進11名，區級各類先進80名，大力弘揚了教師愛崗敬業、樂于奉獻的高尚精神。開展了*區首屆“十佳班主任”評選活動，產生了我區首批“十佳班主任”。舉辦第二屆教職工運動會，加強了教職工的團結協作精神。嚴肅整治教師有償補課、違規帶生行為，開展了為期2天的暑期中小學師德專題培訓，全區3600多名教師參加培訓，促進了全區教師職業道德素質的提升。積極推進學校民主管理建設，召開了全區教代會現場會，進一步規范教代會全程工作，充分落實了教代會的審議權、審議通過權、審議決定權、評議監督權等“四權”。
5、加強學校德育工作。多措并舉開展德育工作。承辦了*市德育工作現場推進會，生態德育工作初見成效，《*區中小學“生態德育”的實踐與研究》被列為省重點課題，受到了專家的廣泛關注；加強綠色學校建設，開展區級綠色學校評比活動，10所學校被評為區級綠色學校；全面檢查全區學校日常行為規范落實情況，加強了學生日常行為的規范管理；進一步加強了國防教育，開展了軍訓、主題班會、模擬防空演練等豐富多彩的國防教育活動；積極開展民族精神教育，進行紀念建軍八十周年和建黨86周年的歌詠比賽、書畫比賽、演講賽等形式多樣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舉辦*區未成年人讀書節，開展民族精神大講堂、“好書我推薦”、“讀后感征文”等活動，增強了德育工作的實效性；舉辦了第一屆校園社團文化節活動，進一步提升了廣大青少年學生的綜合素質。辦精辦好《自主教育》和《*家教》刊物，構建三位一體的教育網絡。
（四）素質教育有新成效教育投入持續增加
1、素質教育成效顯著。一是加強青少年科技文化藝術教育工作，成功舉辦區第十六屆中小學生科技文化藝術節；組織參加了*省第二十一屆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5個項目獲獎；加強中學學科競賽的管理和指導，7人獲*省初中科學競賽一等獎，占全市的一半，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二是全面推進學校體育工作。舉辦*區第二屆中小學生體育節；開展學校陽光體育工作，保證學生每天鍛煉一小時；積極開展創建體育特色學校和學校體育人才基地建設，2所學校被評為省級體育特色學校，2所學校被確定為省級學校體育人才基地；編制了*區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實施方案，制定了*區百萬體育器材進校園實施方案，舉行了*區百萬體育器材進校園活動，與體育局共同出資105萬元，對全區農村學校體育設施進行添置、改造，促進了城鄉體育教育均衡發展。
2、積極建設平安校園。繼續推進“平安校園”創建，全區所有中心校以上學校都達到了*省“平安校園”創建標準；召開全區性教育系統安全工作會議和安全緊急會議3次，周密部署學校安全工作；舉辦“全國第六個安全生產月”系列活動，發放宣傳資料2000多份；開展“警校共建”活動，實行學校交通協管員制度；實施“家校通”工程，為學校、家長聯系搭建信息平臺；開展了二次校園安全隱患排查治理專項行動和學生接送車專項整治；積極配合各學校辦理投保手續，全區38所學校6萬多名中小學生和53所幼兒園近1萬名幼兒參加校（園）方責任保險。加強學校衛生工作，5所學校成為*省食堂衛生等級量化管理A級單位，37所學校被確定為各級愛國衛生先進單位；加強學生食品安全管理，出臺了*區學生食品配送實施方案，開展校園食品安全配送工作；
3、加大教育投入力度。20*年，預計教育事業總支出5.6億元，其中區財政對教育事業撥款達到25267萬元，比上年增長18.7%。教育附加收入達到3653萬元，比上年增長8.4%。人民教育基金收入達到3428萬元。繼續開展義務教育免雜費，97066名義務教育學生被免除學雜費，金額1059萬元，極大減輕了學生家長的經濟負擔。重視教育裝備投入，促進教育裝備現代化。投入477萬元，新增學生課桌椅5215套，新增多媒體設備191套（其中簡易49套），新增計算機454臺。目前，全區中小學擁有多媒體設備1324套，擁有計算機7040臺。多媒體設備基本普及到每一個新課程教學班；學生數與計算機數比達到10：1，各校基本擁有滿足教學用的計算機教室，實現了計算機輔助教學。加強督政和督導，指導大陳鎮順利通過*市教育明星鄉鎮評估，目前，全區所有鎮、街道成為*市教育明星鄉鎮。10所學校被評為“*市教育基本現代化學校”。
4、關心弱勢群體受教育權利。開展弱勢群體結對幫扶工作。教育局機關60名干部與全區貧困戶、低保戶一對一結對，開展送溫暖活動。局班子成員與10名貧困學生結對，開展資助活動。教育局機關與下陳街道明星村、海門街道建設社區開展結對活動，給明星村4戶困難家庭送去了慰問金，切實幫助該村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一步關注弱勢群體子女受教育權利，聯合開展了2次對民工子女免雜費款和營養餐券現場發放活動，近6000人次受惠，金額達40萬元，使民工子女享有了公平的受教育權利。
(五)依法治教有新拓展，教育形象全面改善
1、學校招生人事工作規范有序。一是嚴格規范了學校招生考試工作，開展“招生政策進萬家”活動，加大招生工作的宣傳力度；召開全區招生考試干部培訓會，加強招生干部隊伍建設；加強對各類招生考試過程監督，嚴肅考試紀律，確保了錄取工作規范、有序；嚴格控制學校招生規模，派出招生督查組，現場監管學校招生工作，并定期開展招生檢查，進一步強化了招生監督。嚴格執行招生收費政策，建立了監督收費的長效機制，實行全程監控，在事前、事中和事后檢查，有效地規范了教育收費，基本消除了教育亂收費現象。二是嚴格規范了教師調聘工作，順利完成了20*年全區中小學人事核編；堅持“統一管理、計劃進人、考試擇優、定編設崗”的原則，嚴格控制編制，嚴肅進人計劃，嚴格控制區外教師調入和區外畢業生聘用，從嚴控制民辦學校教師調入；全區學校教師正常調動共79人，其中區內33人；錄用新教師75人。進一步規范了教師年度考核工作。
2、“懇談日”活動積極開展。制定了“懇談日”活動計劃和實施方案，先后在*一中、*五中、*中學、*中學、大陳實驗學校和黃礁中心校等學校舉行“懇談日”活動，面對面聽取意見和建議，并認真落實整改，有效地緩解了教育矛盾，加強了局機關、學校與社會各界人士以及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交流和溝通，促進了我區教育的和諧發展。健全局領導接待日接訪活動。局領導接待日每月安排一次，全年共安排了7次，接待了14批次者，積極化解教育矛盾，促進了依法行政、依法治教。
第7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計算機輔助教學：非智力因素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09)13―0042―03
計算機輔助教學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現今社會隨著各種新技術的涌現已進入信息時代，人們接受知識的方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對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具有更多高新技術成份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愈發顯現出它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人們認識水平的日益提高，這一教學模式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教師、大學生、家長及各級教育部門的歡迎和重視。
但是，隨著計算機輔助教學深入到大學教學的各個環節，其存在的一些缺點也暴露了出來。在當今的計算機輔助教學中注重于強調知識含量的豐富，知識結構的新穎，在教學中逐漸出現以知識的傳遞為主，突出了“教”的重要，但卻忽視了大學生“學”的過程，忽視了大學生個體的差別，雖然對一部分大學生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但整體效果依然不明顯。這其實就是教育者只注重了智力因素的培養，而沒有過多考慮對大學生非智力因素的培養。
心理學研究表明，學習活動中有兩類因素在發生作用。一類為智力因素，包括記憶、思維等；另一類為非智力因素，包括五個要素，即：動機、興趣、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的心理因素。更具體地表現為成就動機、求知欲望、學習熱情，自尊心、自信心、好勝心、義務感、責任感、榮譽感、頑強性、自制性、獨立性等12項因素，在學習中發揮著動力、定向、引導、維持、調節、強化和創造等方面的功能。先天智力因素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然而起決定作用的則是非智力因素。人的記憶、思維是在一定的情感、興趣、意志的支撐下進行的，非智力因素發展的好，智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非智力因素是提高大學生智力與學習效果的關鍵，是引導大學生學習動力的源泉。
非智力因素具有如下的特點：
第一，作為意向活動的非智力因素，本身不屬于認識過程，它是在認識過程中表現出來，并對人認識過程產生重大影響的意向過程諸因素；
第二，非智力因素是一個心理因素構成的整體(不包括影響個體智力活動的其它客觀因素)，影響智力活動效益的是非智力因素的整體效應；
第三，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是相互滲透、相互制約、共同作用的關系，即非智力因素主導智力活動，智力活動指導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既可以成為學習者學習的動力，也可以成為學習者學習及認知活動的阻力。如果學習者不樹立遠大的理想，缺乏強烈的成就動機，失去了對學習的熱情，也就是說沒有了非智力因素的積極作用，我們實在難以相信他能學會學好：如果教育者忽略了大學生這個方面的開發和培養，也是很難教會大學生如何去學習的。
鑒于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之間存在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在計算機輔助教學中加強對大學生非智力因素的培養。
計算機輔助教學需要考慮大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對于學習成績較好的大學生，其非智力因素對于學習的影響相對而言是較弱的，而對于學習成績較差的大學生，其學習效果受到其自身的非智力因素的影響較強，計算機輔助教學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所有大學生的學習效率，使得每一位大學生都有盡可能大的收獲，所以在計算機輔助教學中，需要特別關注那些學習成績較差的大學生的非智力因素。
對于如何培養大學生的非智力因素，我們注意到在大學生活中宿舍是大學生活動的主要場所，校園是大學生學習和開展各項活動的舞臺，大學生的各種學習和社會活動主要在這些地點進行，更重要的是大學生的課外時間占據了大學生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這樣我們就不應該將眼光僅僅局限在有限的課堂教學時間，而忽略了更加充沛的課外時間，如果能夠將教學活動以適當的形式延伸到課堂之外，將會取得意想不到的優勢。
我們結合多年的教學經驗，并考慮到網絡和計算機在大學校園的普及，以及現在的大學生喜歡網絡，接受網絡的情況，嘗試在原有課堂教學的基礎之上，開發了一個以網絡為平臺的教學輔助網站。該網站主要含有資料下載，視頻點播，留言板，師生交流空間等板塊，并配備一個簡單的視頻會議系統。通過對網站內容，形式及活動的組織，來完成對大學生非智力因素的潛移默化的培養。形成了在智力因素上以課堂上教師對知識的講解為主，輔之以教學輔助網站上的知識補充；在非智力因素培養上則以教學輔助網站為平臺，主要以課堂外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多渠道溝通、交流和引導為主的模式。
一 激發大學生學習的動機
非智力因素可以把學生的認識和行為統一起來，對學習活動和學習過程起著定向作用。非智力因素的良好開發利用，可以使大學生積極參加學習活動，精力集中于整個學習過程。大多數學習成績不好的大學生，并不是智力問題，而是學習積極性不高，自控力差，學習精力不集中所造成。非智力因素的良好開發利用，就可以把人的主要精力確定在正確的方向上。
學習動機是大學生成才的起點和直接動力，而當代部分大學生存在學習期望目標不高，更缺乏社會性目標，以致造成他們缺乏學習的內在動力，求知欲不強、學習自信不足。另外還有部分大學生歧視現在的教學方法，認為課堂教學方式是小孩子們做的，形式已經過時，使得他們逐漸形成叛逆心理，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生對教師的教育，表現為一種不認同、不信任的反向思考。對于身邊的榜樣，則給予排斥和嘲笑。
其實，大學生的本質還是積極向上的，只是由于社會上的一些消極因素的影響才會導致學習動機方面的缺陷，只要教師能夠進行積極的引導還是完全可以激發大學生的學習動機的。而現代的大學生們依然是崇尚榜樣的，這就需要我們教師去為他們樹立這樣的榜樣。其實這樣的榜樣是很多的，只是由于大學生的信息攝取范圍依然相對較小，所以造成這種現象，這就需要由教師為其搜尋到大量健康、積極并且貼近大學生自身的材料，雖然無法做到教師親自為其講解開導，但將其放入教學輔助網站作為資料，供學生下載瀏覽還是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的，使學生能夠意識到自己抵觸心理的片面性，逐漸建立起正確的學習動機。
二 增強學習中的興趣
根據《心理學詞典》的定義，興趣即“人積極探究某種事物的認識傾向。”換句話說，興趣就是人們力求認識某種事物或愛好某種活動的情感狀態，是個性對客體的一種選擇態度。興趣，是一個人力求認識、研究獲得和愛好某種事物的穩定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說，興趣是開發大學生非智力因素的原動力。
有調查結果顯示，僅有少數大學生將學習活動列為自己最感興趣的活動，而他們最感興趣的活動集中于娛樂、品嘗
可口美食、穿著體面的服裝等方面：不難看出：一是對知識類學習認知活動缺乏興趣，甚至根本沒有興趣；二是他們的興趣集中于富有感官刺激性與驚險好奇的能給予他們感官需求滿足的活動和事物。
大學生學習態度不端正。認為學習只是為了考試。老師精心準備卻得不到認可。于是，老師也只能應大學生的要求進行應試形教學。這反映了一種回避心理，既在現實生活中，自己與社會及他人發生矛盾沖突時，不能自覺的解決矛盾、沖突，而躲避矛盾沖突的心理現象。最常見的是盲目的反感正面教育，回避教育的機會和場合。在學校和家庭教育中均有反映。當老師在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時，大學生或是心不在焉，或悶頭大睡。而且還回避與老師家長的交談。回避心理還常表現在大學生遇到困難時，便在心理上承受巨大壓力，以致回避學習，厭倦學習。
如果使大學生對某種學習對象產生了興趣，而不認為是一種負擔，就會自覺沖破阻力，使學習收到最佳效果。傳統的教學手段在一般情況下很難長時間地激發、保持大學生的學習興趣，上課開始的十幾分鐘大學生能集中注意力，但是后半節課大學生大都處于厭倦甚至壓抑狀態，因而大大影響課堂教學質量。而利用多媒體課件的教學手段就能克服這一點。多媒體課件生動有趣的情境，多樣化的信息吸引著大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其濃厚的學習興趣，由此大學生對所學知識進行觀察、思考、分析、理解，實現了無意注意向有意注意的轉換。
多媒體課件不僅能夠在課堂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且在課堂外的復習和預習過程中也能夠起到良好的效果。大學生在自學過程中對生動的多媒體課件明顯比枯燥的課本感興趣。但以往多媒體課件只是在課堂使用，學生課后只能夠看書，但我們將課件上傳到教學輔助網站則可以任由學生隨時隨地的下載觀看，自然可以提高學習興趣。
另外教師和學生的直接溝通是培養大學生學習興趣的一個有效方法，但是由于性格上的差異，并不是所有大學生都接受并喜歡與教師的面對面溝通。于是，計算機網絡的優勢就顯現了出來。針對這樣的大學生。我們在教學輔助網站上開辟了留言板和論壇兩個模塊，供教師和學生進行交流，雖然現在的網絡擁有很多的交流方式，如電子郵件或MSN、QQ等聊天軟件，但是它們在和學生的溝通過程中卻存在著過于分散，不便于管理等缺點，而在教師為相應課程和學生單獨建立的教學輔助網站上卻不存在這些問題。教師可以選擇通過教學輔助網站的留言板，論壇等模塊與大學生進行深入的溝通。只有將大學生的消極情感反應降到最低，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激發并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三 鍛煉個人的意志毅力
意志是人自覺地確定目的，并支配行動，克服困難以實現預定目的的心理過程。人的意志與行動密不可分，并往往決定著一個人的行動。意志力水平高的大學生常常能夠自覺地調整自己的學習節奏和精神狀態，以更高的熱情努力完成學習任務。堅韌的意志力不但會在大學生的學習效果上充分體現出來，同時對他們將來的生活、事業都會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人的意志力是在克服困難的不斷實踐中磨練出來的。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就是要培養大學生的堅韌性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使他們經常保持勤奮向上的情緒和刻苦學習的積極性，這樣才能不斷進步，鞏固學習成果，發展學習成果。反之，嬌氣、任性、懶散、情緒忽冷忽熱、缺乏克服困難的精神，就不能鞏固他們的學習積極性。當代的大學生存在著意志方面的缺陷，他們對自己能力的評價偏低，主動性，自覺性差。堅持性不足，畏難情緒嚴重，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自主實現目標的堅定性差，更缺乏戰勝困難的勇氣和毅力。
我們要充分利用大學生群體的互助效應。在大學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大學生與大學生相處之間度過的，由于平時的學習生活的相似性。大學生之間的共同語言還是很多的。如果在他們之間養成了一種互相幫助、合作學習的團隊氛圍，不僅可以視為對教學活動的補充，還可以增進大學生之間的友誼，提高完成學習任務的信心和面對困難的意志力。
鼓勵和培養大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開展合作學習和研究性學習，有利于大學生在小組合作中互相幫助，交流感情。利用團隊的監督與協作功能，培養大學生內在的引導力量。這就依賴于非智力因素發揮其引導作用了。這需要我們為其打造一個交流和協作的平臺，我們在實踐中主要以網絡論壇為核心，將其按照課程劃分為不同的板塊，分別交給不同的小組負責管理和維護，并解決遇到的問題，而且鼓勵各組之間相互提出問題，相互協作共同完成同一任務，充分發揮團隊的監督與協作功能，使得小組的每一個成員都自覺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從而完成共同的任務。這樣即鍛煉和提高了大學生的個人意志和協作精神，又滿足大學生的成就感。
四 培養良好的性格習慣
現今部分大學生表現為胸無大志、缺乏責任感、懶惰、怕苦、畏難、自信心不足、不能正確認識自我、缺乏獨立思考、自卑或妄自尊大、情緒波動大、難以自控等不良的性格傾向。
這些都是大學生的自我認識不足的表現。這是指大學生對生理自我、社會自我和心理自我的認識。現在大部分大學生不能真正認清自己，也不能給自己正確定位，從而不能按照正確的方法認真學習，基礎好的同學認為自己有能力應付面對的問題。在學習過程中總是眼高手低，浮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學習。基礎很差的同學對自己沒有信心，從來不肯認真思考。長此以往，便越來越差。
對大學生性格的改變的一個手段就是讓大學生聽取他人的評價和意見。人們評價自己的錯位，往往源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虛心地聽取專家、老師、家長、朋友的分析與評價，有助于全面、準確地認識自我。但大學生在日常的師生面對面交流中卻不善于接受意見，甚至對他人提出的正確意見反感，抵觸。與之相反，有時在網絡世界中大學生卻比較容易接受網友提出的意見和批評。而且在日常的同學交流中，有些同學不好意思當面對他人提出批評的意見，我們也可以將其轉化到網絡的環境內進行間接的溝通。
五 陶冶大學生的情感
當代大學生的情緒、情感狀態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普遍地認為學習是一件苦事。二是情緒的波動較大，碰到成績不理想就會喪失信心，遇到老師的批評就感到喪氣、或是對老師反感對立，使自己一下子跌入情緒消沉的狀態。三是缺乏道德感與責任感。四是他們有對成功的向往與得到別人認可的渴望，他們還是很希望自己得到好的成績，得到老師、同學的贊揚，一旦這種需求得到滿足時，他們會覺得高興，會倍受鼓舞。
但是在現在的大學教學過程中，除去考試外卻很少有讓大學生自己去驗證學習成果的機會。結果造成，如果成績理想，那么可以促進其學習的熱情，但如果成績較差，就容易使其喪失信心，并且無法在短期內再次驗證自己的學習是否取得進步，造成消極情緒。針對這種情況，教師可以在教學輔助網站上設立相關問題集，并對學生的解答給出評價。而學生自己的問題也可以在網絡上尋求其他同學的解答，或者解答別人提出的問題。通過對各種問題的解答來驗證自己的成績，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認可。為學生營造一個積極的情感氛圍。
總之，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在學習過程中，一切外部條件最終都要通過其內因起作用。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注意激勵和培養大學生學習的興趣等非智力因素，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心理狀態積極化。使學生覺得學習是一種樂趣，一種享受時，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師不能局限于原有的計算機輔助教學的成功。而是以大學生為教學的核心，加強非智力因素的培養，走出課堂的限制，將教育的過程擴展到學生的課外生活中，充分發揮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激發大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大學生的學習興趣、求知欲和學習毅力始終處于較佳狀態，取得更好的教學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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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STEM教育；Scratch編程；3D建模打印；創客教育
【中圖分類號】G633.6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671-7384（2017）04-0035-04
著名的物理學家錢學森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一世紀之問引發了教育界的深入思考。毫無疑問，我們的學校能夠培養出來“人才”，只是錢老所說的“杰出人才”更強調的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特別是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創新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科技人才是國家科技實力、創新實力和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因此，培養科技人才、提升創新能力成為各國教育的重要內容。而我國在應試教育背景下，長期以來存在著重腦力輕手工、重理科輕工程的現象，相當多的學生眼高手低、高分低能。遠在大西洋彼岸的創新強國似乎可以為我們提供新思路：美國有“惠普車庫”“迪斯尼車庫”“亨利?福特車庫”“蘋果電腦車庫”“A Spec車庫”等這些為全球提供創新科技的“車庫”，于是便有了“車庫文化”一說。這種車庫文化體現了美國國民的“尚技重工”，推進了人類科技的進步，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下一代，這種“車庫文化”就是創客教育，它提倡自己動手DIY、鼓勵創新開拓的思想。同時，STEM教育被視為培養學生科技創新能力的有效方式，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STEM 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四門學科的簡稱，于20世紀80年代末由美國科學基金會聯合科學家、技術家、工程師和數學家共同提出。STEM教育致力于培養和提高學生跨學科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工程技術與科學、數學等學科的融合。雖然，創客教育與STEM教育的關系在學術界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在實踐中將學校內的創客教育視為STEM教育，是一種平衡實踐和理性的辦法。美國的STEM教育實踐證明，STEM教育可以提升國民素質，促進就業與收入分配的均衡化，增強國家經濟實力，驅動創新。
創設STEM教育體驗空間
目前，我國的STEM教育逐漸蓬勃發展起來，2016年3月的《中國創客教育藍皮書2015》，體現了國家對STEM教育的重視。許多學校也相繼開展了STEM教育實踐，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清華大學i.Center眾創空間、英特爾―西南交通大學大學生創客活動中心、溫州中學DF創客空間和北京市豐臺區第八中學創客空間。但是前進的道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筆者在基層了解到的許多學校的STEM教育運作模式是：當上級發文有創新競賽或者機器人賽事的時候，學校層面布置發動，購置賽事主辦方規定某贊助商所在公司生產的機器人，訓練學生參賽拿獎。很多學校的STEM教育的實施現狀從實施時間上看是從文件頒布開始到拿獎狀結束；從內容上看創新大賽往往嫁接了許多教師的創意，機器人比賽運用指定機型、指定軟件、指定方案進行設計；從受眾上看，僅是一小部分學生參與。因此，在STEM教育的實踐過程中存在著內容形式化、創意虛假化、目的功利化的不足。教育是慢的藝術，它需要有一個普及的、持續的推動，因此STEM教育的實踐就必須建設體驗空間，讓每一名學生都有機會、有時間、有空間感受STEM教育的魅力，點燃創造激情。
1. 從社會層面，培育有共同興趣愛好或利益的社會群體
如上海創客中心在內的90家創業服務組織共同成立了上海“眾創空間”聯盟，中國電子學會現代教育技術分會牽頭的全國中小學STEAM教育大會目前已召開四屆；柴火創客空間得到全球最大的創客集會Maker Faire 官方授權，以主辦方的形式從2012 年起開始每年舉辦深圳制匯節。社會作為一個大的環境，擁有豐富的資源和條件，社會群體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吸引志同道合的學生聚集在一起激發熱情，彼此的想法碰撞出創造火花；另一方面有利于資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利用學校以外的一些好的資源和服務，還會讓學校和學生暢通地享受高精尖技術帶來的視野和能力的躍升，以及以此為載體帶來的人際交流范圍的擴大，為其以后健康走入社會和生活奠定基礎。
2. 從學校層面，建設STEM體驗中心
最近江蘇、重慶、上海等地命名了一批STEM實驗學校或者STEM實驗工作室。學校是教書育人的主要陣地，因此非常有必要通過學校層面的引領來帶動STEM教育或者說創客教育的開展。在各校建設STEM體驗中心或者創客教室，對學生更開放，可以讓每一名學生都能動動手、動動腦，切實感受到STEM教育的魅力。
3. 從家庭層面，建設角落文化
創作需要有一個DIY的三維物理空間。美國有車庫文化，但許多中國家庭目前的住房條件或許都不具備。基于本國國情，每個中國家庭里可以建設“角落文化”，并配置DIY的相應工具器材，以供孩子們在空閑時間動手擺弄，在這小小的角落里說不定就能萌生大大的創意。
只有建立良好的創客教育大環境才能讓創客運動席卷全國。所以，要解決STEM課程的空間體驗問題，需要通過社會、學校、家庭的“三維驅動”才能有效打通邊界，使得社會之間、學校之間、家長之間的知識和智慧暢通流傳，以智慧生成智慧，最終服務于學生的健康成長與發展。
STEM教育的實施策略
1. 開設STEM創新課程
除了物理空間的創設之外，學校還應該開設符合校本、生本的STEM創新課程，以及持續推進機制的建立。市場上一些公司推出的課程或許有些借鑒意義，但大都是美國的舶來品，在中國落地生根需要適應、嫁接和改造的過程。筆者近幾年在實踐的基礎上先后編撰了《中小學生3D建模打印教程》和《面向STEM的Scratch創新課程》，并且在小W高年級全年級推進，受到了家長和同行的好評。具體策略是，在五年級開設3D建模打印社團，六年級成立STEM創新社團，全年級開設3D建模打印課程和Scratch創新課程，這樣五年級的社團成員到了六年級成為了教師小助手，STEM創新社團成員也成了Scratch創新課程實施中的好幫手。
2. 采用“工作坊”教學模式
開設創客空間，并設置有專門的創意課程，為學生們提供“讓想象落地”的平臺很重要。在實際教學中，探索適合這一嶄新課程的教學模式也需要一線教育者去實踐與思考。筆者在實際教學中采用“工作坊”的教學模式，取得了預期的成效。例如，筆者在2016蘇州市小學信息技術教學觀摩活動中的公開課“沙灘椅塑料構件制作”，從孩子們熟悉的“沙灘椅損壞后如何修復”這一問題入手，讓學生體驗運用3D建模打印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教學過程中探索“工作坊”教學新模式，微課、學案、教材、小組協作結合運用，各環節在教師的主導下有序展開，整課以“課題競標”為主線，在PPT上實時評價記錄，教學容量大，節奏快，適合高年級學生的年齡特點，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工作坊”的角色有三種，分別為“參與者”“專業者”“促成者”，這里教師需要培育好“專業者”，這是工作坊教學模式成功的關鍵所在。3D建模課程是在六年級全年級進入課程的，之前的五年級開設了3D建模打印社團。這些“精英”到了六年級自然而然成為了“專業者”。在Scratch創新課程的學習中，學校STEM創新社團的成員們則也相應地成為了“專業者”。工作坊的寬松環境有利于學生發散性思維的培養和學生間的協助活動的開展。
3. 探索教學評價新機制
筆者在實踐中還對教學評價及獎勵機制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首先是改變學生的評價模式，在應試教育的浸潤下，許多信息技術教師至今還用“考試”來決定學生的評價結果。這就造成學生一些平時學習的惰性，試圖與其他學科一樣，在最后的考試中僥幸過關。針對這一現象，筆者制定了平時成績占百分之九十，期末考核占百分之十的評價機制。每節課作品完成并通過作業提交系統上交的、項目推進明顯、回答難度系數較高問題等方面表現良好的即時加分。最后對總分進行排序，決定學生最終成績的評定。
在同樣的評價策略下，筆者又發現班級和班級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基于此推出班級作品完成排行榜，及時公布平行班各班的作品完成總數及完成率，喚醒班級的集體榮譽感。于是有的班級為了避免墊底，有的班級為了“一雪前恥”，有的班級則為了爭奪年級第一，紛紛找尋他們所謂的“潛力股”。這種你追我趕的氛圍的形成，顯然有利于教學目標的達成。當然，設立一些激勵機制是必要的，比如，每班的前五名可以獲得老師的簽名贈書，且可以進入學校的STEM創新社團等，這些激勵措施用來激發學生們的學習興趣。
4. 提供傳統的和開源軟硬件制作工具
在創客教室、STEM體驗中心，配備讓學生能實現創意、摸到夢想的3D打印機、Arduino等性價比高的硬件設備。Arduino是開源硬件軟件，它基本透明掉了硬件電子部分，只剩下軟件部分，把電子部分組成“模塊”，這種簡單易懂的軟件使得小學生也能輕松上手，理解使用。也正因如此，它的硬件價格低廉，軟件也無須購買。國內許多公司化運作的機器人比賽，購買一個器材動輒幾千上萬，筆者撰寫的《面向STEM的Scratch課程》配套的可供全班學生使用的25套Arduino器材花銷總和不到2萬，而且由于硬件的兼容性好，傳感器通用性強，在需要升級“版本”時還可有效利用原有器材。
5. 吸納專業及背景廣闊的跨界導師
對于處在發展中的學生來說，擁有專業知識的教師的引領和指導是非常關鍵的。雖然中國目前還沒有出現類似創客之父一樣有影響力等級的人物，但是在學校層面已經有景山學校的吳俊杰、溫州中學的謝作如老師等引領；所有這些都為我國跨學科整合性人才的培養創造了有利條件。
6. 構建線下線上互聯互通的融合空間
為了更好地實施教學，需要打破傳統課程的時空限制。在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在學生機端建立“教學微視頻”文件夾，學生除了在工作坊中探討，尋求專業者的指導外 ，還可以從校本課程、教學微視頻等多渠道及時獲得跨越障礙的有效信息。有的學生遠程跟淘寶的傳感器賣家通過旺旺進行溝通，了解傳感器的性能、安裝及相關重要參數等。此時，網絡上的一些“專業者”也參與其間，交流將不再局限在課堂，也不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結 語
學校創客教育、STEM教育的課程開發者謝作如老師指出，中小學建設創客空間必要的條件有：足夠大的場所、足夠全的工具，以及足夠長的開放時間。這三個足夠解決物理三維空間和實施的時間四個維度的要素。實際上，就如本文所述，要有效地持續推進，還需要一線教師開發的適合校情生情的實驗課程，探索適應教育新模態的教學模式及教學評價機制，給各實驗學校培訓和配備STEM教育或者創客教育師資等。
第9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旅游；旅游學科；多學科；跨學科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3）01—0021—09
學科自覺這一命題，對于不同的學術組織而言，幾乎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作為兼具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雙重使命的大學，其科學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將科學研究的目標同時建立在學科自覺的基礎上；相反，對于專門性地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如科學院所）來說，學科自覺這一命題的迫切性并不明顯。究其原因，大學的使命是在有限時間——學制——的約束之下，高效率地實現人才培養的目標，而且是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這一目標，既迥異于終身教育理念，也不同于帶有明顯的權宜色彩的短期培訓，由此構成了大學教育和科學研究對學科的依賴關系。換言之，是否以學科規律推動和實現大學教育，已經成了衡量近現代以來大學教育合法性的一個基本指標。
然而，由于科學界和教育界都是學術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加之這種共同體又由于專業領域的區別和所從事的科學研究的問題類型和層次的差異，使得相關人員在談及學科問題及其必要性時，往往如同站在不同的世界中對話，各懷己意，溝通困難。這種情況在各個研究領域和專業層面都有所表現，而在旅游學這一新興學科當中，表現尤其突出，并進而形成了紛繁復雜的學科之見。人們不僅在認知層面上大異其趣，甚至還不適當地流露出種種復雜的情緒。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一些專業科研機構單純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在其具體科研實踐當中，尤其是在一些問題導向的對策性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學科概念的超越甚至漠視，往往不很關心學科，并進而不理解高校教育工作者對學科問題的關切。這一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旅游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鑒于旅游學科對于中國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似乎很有做一系統闡釋的必要。
一、旅游學科：應然與已然的判斷
就旅游研究而言，學科自覺首先表現在對其學科合法性的自覺上。關于曾一度被稱為旅游社會科學（tourism social science）而后被旅游學（tourismstu dies）取而代之的知識領域究竟是不是一門學科，國內外的旅游學術界都一直存有爭議，而人們的研究路徑也呈現出多種可能性。克里斯·庫珀等學者（Chris Cooper，et al.）指出“當旅游正成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同時，它的基礎理論水平還不能支撐其成為一門學科”。而美國學者格爾德納（Goeldner）在與管理學學科發展的過程進行相似性比較的基礎上，將旅游描述為一門學科。激烈的學術爭論也發生在澳大利亞學者利珀（Leiper）和英國人約翰·揣博（John Tribe）之間。利珀1981年在《旅游研究紀事》上提出，“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課程分化的弊端，需要創立一門新的學科”，但揣博從學科的衡量標準角度分析，認為這只是一腔熱情，旅游是“非學科”（indiscipline）；之后，利珀批評“雜志主編們出于策略性原因，回避創立一門獨立學科的責任”，并堅持旅游是一門“新興的（emerging）學科”。隨后，揣博繼續發表評論，駁斥利珀這一觀點是“非學科性的”（indisciplined）和“沒有事實根據的”（unsubstantiated），認為“需要一門學科并不意味著旅游研究成為一門學科就天經地義，兩者并無邏輯關系”，旅游只是“研究對象（領域）而不是研究方法（學科）”。其觀點也正如庫珀所說，“旅游研究仍然是膚淺和松散的知識體”。至此，雖然關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識生產、知識網絡的探討仍在繼續，但西方學者似乎對“旅游學科合法性”這一命題達成了暫時擱置的默契。顯然，在國外這些爭論中，用“非然”否定“應然”所暴露的粗魯，以及以“未然”拒絕“應然”所流露的悲觀，加上旅游學真正集大成者的現實缺位，這些情況都使得人們在判斷旅游學科是否處于“已然”狀態時缺乏洞察力。
實際上，西方學者對旅游學科的關切，就其大規模來臨的時間而言，已經是遲到了的。一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由于旅游研究成果和知識總量的爆炸性積累，才使得一些學者開始討論旅游知識共同體（學科）的形成問題。這一方面源于西方旅游高等教育在操作層面上所受的制度性羈絆很少，因此也就很少遭遇中國院校學者所面臨的人才培養方面的低效率和扭曲效果（人才流失）問題；另一方面也源于西方科學研究一向的實用主義理念。與此相反，在中國國內，恰好與上述兩個原因相對的中國國情，使得中國旅游學術界在興辦旅游高等教育之初和旅游科學研究之始，就把學科問題放在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上（余書煒；張凌云；申葆嘉；吳必虎；肖洪根；謝彥君）。隨著中國高等旅游教育規模的急劇擴大，這一關切尤其成為共識。有些學者早已發覺旅游學的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性質，并寄希望于這些概念可以改變旅游學科的尷尬境地，但不可避免的是“綜合性變成各相關學科的簡單集合，跨學科或邊緣學科變成各學科內容（多半是其中‘通俗易懂’部分）的直接剪裁拼接。”。最近一些年來，國內很多學者投身旅游學科的整合內化與外延體系兩個維度的思考，并將學術自覺作為一個重要范疇加以闡述。人們日益認識到，旅游知識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尋找一個可以依賴的‘內核’、‘共核’或‘基點’”。而“旅游體驗”就可能具備承擔這一使命的學術稟賦。不過，有關旅游學科自覺及其發展路徑的認識在國內旅游學術界并沒有達成明確一致的認識，因此，有學者呼吁旅游學術界在這一點上應“求大同存小異”，以利于在一定時期內推動旅游研究范式的發展。值得指出的是，在相關的爭論中，存在著兩種應該引起注意的情況：一是將“旅游學科”與“旅游研究（或旅游科學）”等意，認為“旅游學科研究的進展”完全等同于“旅游研究進展”，從而混淆了知識共同體與知識創新實踐之間的區別；二是學科自覺和學科自信都落后于其他學科，旅游學術界彌漫著一種“忌病諱醫”的情緒，認為爭論本身就表明了學科地位的不牢固，并因此對旅游學科的合法性失去信心和耐心。
二、學科標準以及學科的“邏輯起點”
關于學科合法性的標準，學界一直沒有什么定論，但看法已相當趨同。英國教育學家赫斯特（Hirst）將“學科”界定為“通過采用公眾已接受的符號，將我們的經驗結構化的一種獨特方式”，認為學科應具有類似物理學中重心、加速度等類似的核心概念，它們具有符合邏輯的概念結構，具有可由經驗檢驗的特定表達方式，尤為重要的是具有方法上的不可還原性（irreducibility，即庫恩提出的“不可通約性”）。美國學者金和布朗內爾（King & Brownell）認為，學科標準包含著“一種研究方法”、“一個概念結構”、“一塊研究領域”，這些與其他學者的觀點大同小異，不同的是他們還認識到學科中同樣需要“一個共同體”、“一個交流網絡”、“一種傳統”、“一套特別的價值觀和觀念”。
隨著庫恩（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范式”（paradigm）這一范疇，學者們開始用是否建立起自己獨特的“范式”這一依據來判斷學科成熟與否。在庫恩看來，范式是為科學共同體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是一組對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共同承諾。此后，庫恩又建議用“學科基質”（disciplinary matrix）一詞代替含義比較泛化的“范式”，并界定其中4種重要成分：“使用公式和邏輯形式來表述的符號概括”，“共同體共同享有的信念即范式的形而上學部分”，“存在個體差異的共同體成員不可能以相同方式享有的共有價值”，以及“實踐中涉及工具、經驗等的具體范例”。國內學者在借鑒這些學科理論基礎上，將構成學科的基本條件總結為4要素：組織機構、概念體系、研究方法（理論）和研究規范。
從上述各項標準來衡量，旅游似乎還不足以成為一門學科，可能仍處于前學科或“前范式”（pre—paradigmatic）階段。以中國為例，盡管旅游研究人員的群體規模已經很大（在組織機構的規模上，截至2011年，全國有505所普通高校開設了旅游管理本科專業），發表于學術期刊的論文也越來越多，但人們依然不敢斷言已經走進了一個統一的“旅游學科”。就知識的實在性而言，在最基本的“旅游”這一“元概念”上，人們還存在著分歧：“旅游是指人的活動，還是人的活動所引發的現象和關系？”由此產生的概念邏輯也比較混亂，旅游內涵無限“泛化”，旅游研究成了其他學科概念的“跑馬場”和“領養兒”。揣博也正是認識到旅游研究中的很多概念“都是在別處產生的，只是被情境化或延伸到了旅游的維度”，故而放棄了對旅游的學科化訴求，轉向了旅游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意義完全不同的研究領域。加拿大學者艾科特納（Echtner）和賈馬爾（Jamal）在闡述旅游的“學科困境”（disciplinary dilemma）時，根據庫恩的范式理論，認為“在每一個‘學科基質’之中，旅游都只將繼續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主題。目前這種情況下，旅游研究很難建立自己獨特的范式。”如此看來，強調旅游是一門學科似乎的確有某種“情緒主義”，甚至悲彩。
盡管如此，但旅游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領域（在筆者看來，由于旅游世界的客觀存在，因此，旅游學便可由此獲得其獨有的研究對象），這一根本認識是可以賦予我們以學科信心的；旅游學科的研究對象由于其明顯的系統性和可見性，因此也是可以寄望共識的形成的；旅游活動的內在基本矛盾的本質揭示以及旅游“硬核”、“共核”或“基點”的可尋和知識共同體的構建，是可以加快旅游學科成熟的步伐的。換言之，即使“旅游學科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會延續到未來，但學科自覺的使命決定了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命題：如果不解決旅游科學的“內在邏輯”這一問題，旅游學科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沒有“內在邏輯”的科學知識自然經不住學科標準的推敲，沒有內在一致性的科學知識自然也不能形成知識共同體。要認識旅游科學理論體系所需要的“內部邏輯”，就是要研究者們從旅游的種種具體的復雜現象形態進行抽象，將旅游現象“一般化”或“概化”（generalization），不斷追尋“旅游何以可能”這個基本問題，恰當地從中縷析出能規定旅游本質的最抽象、最直接、最簡單的“存在”范疇，以此作為旅游學科的“邏輯起點”，完成體系構建的準備工作，進而逐步展開屬于旅游學科獨有的嚴密的邏輯系統。因此，主張用現象學直觀本質的方法來認識旅游現象，也是源于黑格爾所推崇的這種尋找“科學開端”的姿態。至于“旅游經濟預測”、“旅游產業創新”、“旅游扶貧”、“性旅游”、“低碳旅游”、“旅游目的地營銷”等諸如此類的旅游現象及范疇，倘若還原到根本，其實都只不過是發生在旅游世界的簡單、普遍、直接、常見的“旅游體驗”。針對這些范疇所涉獵的現象而展開的所有越來越具體的解釋，都應當并可以顯現出起點和終點的統一。在這個歷程中，那些傾向于從旅游現象的包羅萬象和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入手并試圖從社會影響、產業利益和政府決策層面來證明旅游學科的合法性的學者，他們的努力即使看上去更加間接，也終將對旅游學科這棵大樹的枝繁葉茂貢獻其創新性的知識。就此，韋伯認為任何有思想的探討都不外乎出于“目的”和“手段”兩方面的考慮，“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價值，要么是把它看作服務于最終希求的東西的手段”，旅游學科也不例外。遺憾的只是仍有一些學者過度纏綿于旅游知識的細枝末葉甚至因葉而障目，還有一些學者則情愿完全受交叉學科思維的操縱，甚至大有憑空超越“旅游學”而創造出一門“交叉學科”的企圖。就這一點而言，這也許是一種群體記憶的迷失：人們忘了交叉學科可能只是近現代學科發展路徑的一個階段性狀態或成果而已！在筆者看來，現當代社會知識爆炸背景下所發展起來的任何一個學科，都可能經歷初始的單學科關注以及后續的多學科進入、交叉學科滲透、跨學科整合，直至一個新學科的最終形成。以這樣的一種思想理解并引導旅游學科建設，就會少走甚至不走彎路。
三、多學科的貢獻和困境
即使從旅游研究的歷史來看，我們也不必再細述早期的經濟學單科性介入的歷史，因為二戰之后的旅游研究，很快就開始“在研究路徑上表現出明顯的多學科滲透的學術特點”，盡管旅游在研究上仍然被膚淺地局限于“產品”視角，其中，旅游企業、政府、投資者以及當地居民被定義為生產者，旅游者被定義為消費者，從而暴露了學者們受制于某種“實證極化”（positivist polarization）的困擾，但從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生態學等重要學科的角度展開的旅游研究已經漸成潮流。旅游不再只被認為是經濟活動，學者們“開始著迷于將旅游理解為一個事物、一個產品、一種行為”。為了更充分地界定旅游，有些學者認為學術界“應超越經濟，領會旅游、休閑以及娛樂與其他社會實踐的關系”。由于這些研究實踐，在整個旅游研究領域就出現了各個學科都大顯身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景觀：經濟學從旅游現象中觀察到了眾多利益關系和資本增減，社會學在其中發現了互動以及社會關系，心理學捕獲了人們的常規性格與感知在旅游世界中的另類表現，政治學則在其中看到了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影子。一言而概之，不同的學科都在對同一種“存在”的不同維度展開研究。
從旅游研究的總量來看，國內外眾多學者在旅游研究與其他學科的微觀結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了深入的數據分析，從而使旅游學來自多學科努力所形成的知識密集于旅游的微觀現實層面。賈法瑞（Jafari）和艾阿瑟（Aaser）1988年將美國的旅游類博士學位論文按照其重要性排序，發現大部分都與經濟學、人類學、地理學以及休閑學有關。韋勒等學者分析1951～2010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1888篇旅游主題的博士論文的多學科研究程度，觀察出20世紀受經濟學影響的論文最多，而2000年之后的博士論文主要集中在環境科學和心理學領域。國內也有學者對1989～2009年間旅游類博士論文進行關鍵詞分析，“旅游產業”出現的頻數最高。張薇等學者還針對1998～2007年間SCIE、SSCI和A&HCI三大檢索系統中的3296篇以“旅游”為主題的論文進行分析，發現管理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地理學、生態學、經濟學、人類學是近30年來主要的涉入學科。
盡管多學科方法看上去不過是從自己學科的安全地帶向外的短途出游，但旅游研究的多學科介入其實無可非議且順理成章。多學科介入旅游研究的歷史必然性的前提是旅游現象的復雜性，而多學科介入的真正貢獻在于“為各個介入學科豐富自身的研究領域、拓展自身的研究視野、補充自身的研究內容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以社會學“想象力”中的旅游研究為例，通常人們都會認為王寧在用“現代性”解釋“旅游”，可是，如果換個思維角度，又何嘗不是社會學家在用“旅游”解釋“現代性”呢？邁克·費瑟斯通就曾用“旅游”解釋后現代社會語境中的文化合流；約翰·菲斯克在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中就將對象指向了“海灘”；而讓·波德里亞在對消費社會的研究中也屢屢將旅游中的超現實現象作為消費社會特征的舉例之一。在概念上，旅游術語的產生和演進，同樣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在更廣泛的歷史語境中，旅游不過是一塊年輕的研究領域，必然深受其他學科和研究傳統所影響。
不管如何，目前絕大多數的旅游研究仍然是傳統學科依賴的結果。研究者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因此，研究過程的路徑選擇和方法論策略就在各自的面貌上呈現百花齊放之態。然而，就旅游學科的發展建設以及人們對該學科的成熟所抱有的期待而言，這種狀況應該理性地被看作是一種階段性的呈現，而不是終極意義上的目標。因為，作為獨立學科的本質規定性要求，它只能是對某一獨特的問題域或專門化、類型化的現象的研究，即使有時這種研究可能針對該問題域的某一過程、某一層面、某一角度展開，但終歸不會失其學科根本。反觀當前的多學科介入旅游研究的情況，卻常常僅限于側重從學科的角度進行研究，而不是立意于研究主題本身，這就使研究主題不再是旅游知識共同體共同面對的問題，而是被轉化成各個學科各自單獨面對的問題。朱峰等對于國家自然、社會科學基金中的旅游類項目的分析得出，自然基金中地球科學部旅游類項目占全部項目的71%，社科基金中應用經濟學科囊括了60%，從而批判這是一種“去旅游化”現象。如果從警示的角度看，可以說這一見地是頗為一針見血的，值得引起重視。國外有學者將這種情況描述為“缺乏理論復合性”，主張旅游研究“接納整個社會科學研究范式”。顯然，盡管旅游研究所采納的范式和方法越來越高深莫測，但這種忘根失本的工具主義傾向，只要不加以警覺的話，那么，對旅游學科的構建就可能產生誤導。
還須引起注意的是，多學科介入所固有的“學科壁壘”還使得研究者之間誤會重重，難以溝通，不僅影響著旅游知識共同體的形成，而且也使得旅游學術共同體流于膚淺和功利。例如，社會學家厄瑞（Urry）的“旅游凝視”、人類學家麥坎內爾（MacCannell）的“本真性”以及格雷本（Graburn）的“神圣游程”等范疇，都曾讓其他學科出身的研究者一頭霧水，而“旅游體驗”也被個別學者斷定為“心理學”的概念而應予拋棄。這一現象呼應了所謂的“斯洛命題”：某些研究者們一方面彼此攻擊對方的研究起點屬于各自學科的問題，另一方面卻又甘于在各自學科領域“自說自話”，拒絕任何意義上的學科共識。
由于旅游現象這一研究對象被多學科加以研究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喪失了學科自覺的使命感和敏銳性的研究者由此而懷疑旅游學科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足為奇了。作為一個代表人物，揣博在構建旅游研究的“知識力場”（knowledge force—field）模型時強調，從旅游到旅游知識受到很多科學以外的因素影響，“研究者、研究規范、研究目的、研究立場、意識形態”等使得旅游研究出現“隔閡與沉默”。但是，在筆者看來，這種描述雖然確指的是現狀，但恐怕不能代表著未來。旅游現象作為豐裕社會人類現象的核心內容之一，甚至可能成為人類基本生活方式的主要載體，由于這個緣故，其對應的科學研究所能面臨的挑戰，就必然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相應的旅游科學研究就必然是一個重要的科學領域，形成相應的一個學科也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只要旅游學科的成長歷程跨越了多學科時代，完成了交叉學科的滲透與跨學科的整合超越，旅游知識共同體的浮現，將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四、跨學科階段與旅游學科的形成
如上所述，在旅游研究經歷了多學科涉入的數十年繁榮之后，學科自足和學科自立的問題日益讓旅游學術共同體的成員們感到一種興奮中的焦慮。最近幾年，國內旅游學術界就學科規范和學科成熟度的議題再度升溫，《旅游學刊》2010年第10～第12期的筆談討論即興發于此，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了旅游學科在現有研究成果上“依附于各個介入學科的尷尬局面”。不過，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逐漸達成共識，學科發展還是要從最基礎的、最核心的和最本質的概念出發。這其實都已經是理論自覺性和跨學科研究的前提和初始步驟。
那么，通常我們所說的跨學科是什么意思？盡管科爾斯（Coles）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跨學科”和“多學科”之間的區別，但其可貴之處在于認識到旅游研究需要學科整合，應當進行“后學科”研究。達貝雷（Darbellay）也認識到旅游作為復雜的研究對象，“適合采用跨學科方法”。就跨學科的概念性內涵而言，長期致力于跨學科理論研究的克萊思（Klein）和紐厄爾（Newell）認為，“跨學科研究是一種回答疑問、解決問題或處理某個主題的過程，該主題涉及面和復雜度都超過了單一學科或專業能足夠處理的范圍……跨學科研究利用各學科的視角，并通過構建一個更加綜合的視角來整合各學科視角下的深刻見解。”瑞普科（Repko）認為，跨學科“整合”的目的旨在“形成更加綜合的理解，或認知上的提升”。從上述見解中可以看出，跨學科是一種策略性的知識“整合”方法，目的在于拓展我們對某個問題的認識。就這一點而言，似乎跨學科也是一種權宜性的面向某個一次性具體問題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旅游學的內在屬性，更不是一種學科形態，甚至連一個學科階段都談不上。舉個例子來說，制造宇宙飛船，明顯地是一次跨學科研究實踐，利用的是跨學科的方法，成就的是對一個復雜問題的跨學科解決方案。這一研究策略，在旅游研究領域也有極其相似的案例：地區或景區的旅游規劃實踐。
上述這種問題導向式的具體的跨學科研究實踐，既考驗研究者知識積累的廣度和深度，也考驗研究者對學科知識的創造性思維。只有當學者們“懸擱”了學科的路徑依賴，才會按照問題來調動知識，而不是根據學科條塊格局來局限性地解決問題。換言之，問題導向的研究，其最后的邏輯結論主要會采納研究者的整合性觀點和聯系性結論，而不是學科限制下的條塊性知識，更不是粗糙地披著整體論外衣的系統主義。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克魯格（Krueger）通過整合經濟學和社會學知識論述“從何而來”，就可以說是“問題導向”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精彩應用。由此可見，某一個對策性的跨學科研究實踐，其路徑首先是“問題導向”下的知識整合，是反對“學科依賴”而提出的。
然而，這種對策性而非理論性的研究，與我們通常所說的要形成以“理論的獨特性”為標志的知識共同體（學科）的構建是不同的。在后者這個語境中的跨學科含義，應有別于上述一次性的、對策性的、權宜性的跨學科研究實踐。此時，構成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研究對象的各類待研究的問題，不會是一個類似于制造一個宇宙飛船的問題或編制一個旅游規劃的問題，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問題，而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問題域，是一個在社會或自然領域長期存在的、重要的、獨特的現象領域，是一種專門化的、類型化的現象域。恰恰是由于這種現象的極度復雜性，以及它所包含的無數相類但又有所不同的問題域，才需要調動多學科的知識加以研究；恰恰是由于這種多學科研究的有機性（受單一終極目標的統轄），才彰顯了跨學科研究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因此，在筆者看來，一個擁有廣域問題譜的同質現象域，構成了跨學科研究的基本土壤。在這樣的土壤上，跨學科的知識生產方式，一定會成為主體的知識生產方式，而由此構建的知識共同體，也就具有跨學科的屬性了。旅游現象正是這樣的一個現象域，旅游學科也會經歷這樣的一個跨學科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同質異形的問題域，是使跨學科研究成為旅游學科最終形成的根本性研究路徑。
在理解跨學科研究作為學科形成的先導性階段這一點上，還可以從以下幾點進一步予以澄清：
首先，在旅游研究領域，跨學科的提出是出于解決旅游學科“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目的，或者說為了解決旅游知識生產專業化與知識需求綜合化的矛盾。分析式和介入性的多學科研究，是造成旅游“學科壁壘”的根源之一。僅就“旅游”這一“能指”而言，其“所指”在各個學科的各自語境中就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在現實當中，由于學者們熱衷于解決實踐中的對策性問題，缺乏理論熱情和學科自覺，最終使旅游研究必然呈現一個多樣化的、有差異然而卻沒有核心共識的研究領域。這一局面，遂造成現有的旅游知識彼此分崩離析，不成體系，從而大大歧離人們的預期：人們希望旅游研究演化的最終“邏輯”結果是“整體全盤研究；知識理論體的產生；一個跨學科核心；清晰的解釋理論和方法論；以及定性定量、實證非實證的方法應用”。
其次，跨學科仍然是“學科”的整合過程。有些學者認為，只要將研究策略調整為“問題導向”，就可以期望“學科壁壘”崩解，其實，這只是一種幻想，尤其是從知識共同體（學科）的構建而不是從提供一次性具體的對策研究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因為，一方面，以類型學意義存在的“問題”仍然是某個領域的“問題”——從而構成一個問題域，否則也就不存在一般的學科邏輯了；另一方面，一個問題域至少需要某個主要學科的研究，沒有專門學科的深入也不可能有理論上的深度，同時要有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互補性介入，這一點則體現了特殊學科尤其是處于跨學科階段的學科在方法論上的復雜性，而這正是旅游學當前所面臨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采用諸如解構主義的、演進主義的、現象學的、邏輯學的跨學科研究范式來進行整體或是還原的思考，依然會遭遇到上文提到的“不可通約性”的問題。由于旅游現象的極度復雜性，我們會發現，旅游現象中的問題往往難以還原成某一兩個單純學科中的邏輯起點。還原的企圖很可能在尚未達到還原目標的情況下就已經暴露其無能為力的窘迫，因此學者們不可避免地走向整體觀和系統觀的極端。針對旅游這種本質上屬于體驗的現象而言，筆者還是相信，現象學的直觀本質的方法論可以使事實和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理論之間達到一種“契合”（consilience），從而使知識共同體所需要的解釋基礎得以建立。從這個過程的最終目標來看，當諸多帶有根本一致性的問題域經過不斷深化的跨學科研究而最終匯聚成某個獨特的、單一的研究對象的時候，跨學科研究則終將走向終結，以往的跨學科研究則成就了一個新的獨立學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跨學科并不能說是旅游學科的某個性質，而只是學科發展的一個階段，旅游學科目前正處于從多學科經過交叉學科向跨學科過渡的階段。
再次，從知識生產的“異質性”來看，研究者的研究策略或方法論方面所存在的偏好和取向，導致跨學科整合過程中必然存在著差異、張力和沖突，因為不同的認識論背景、不同的科學目標、不同的理論概念和方法論工具箱，都將導致人們在觀察經驗世界時做出不同的選擇。不過，這種選擇性的差異并不是必須排除的障礙，它只是進一步突出了科學研究中交流、轉譯和協作的重要性。“重要的不是學者們對于旅游世界中某一特定定義和概念作用的堅持和理解，而是新的進化中的術語應該被理解為話語上的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上學術對話可以展開”。將跨學科用于旅游研究，需要注意這種觀點的核心基礎并不是“旅游自治系統”而是“社會的旅游維度”，并進而解釋為這是一種對社會“再創造”的“關系”或“秩序”。然而這種或“凝視”（福柯，厄瑞）或“意向性”（舒茨）的關系也可以說是“旅游體驗”的另一面維度。正是在這同一個轉折點上鍥而不舍的融合，才有可能形成關于旅游現象一致的、連續的、足夠的描述和解釋。
五、總結
關于“旅游學科是否存在”這一主題的爭論，已經引導研究者們將眼光投入旅游研究的“內部邏輯”和“邏輯起點”上。可以看出，不管是學科還是研究領域，知識的系統化都是研究者們尤其是以人才培養為主要任務的大學的研究者們不可逃避的責任。旅游學科需要的邏輯起點與跨學科整合工作的基點，在邏輯上是一致且統一的。納什（Nash）也曾經說過：“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有關旅游的理論不可能只有一個，但是仍然有一個可以涵蓋一切理論的概念化方案。而且這一方案正在形成……它提供了看待旅游現象的一個總觀點，使各學科從自己的角度進行的研究能協調一致”。盡管在他的態度中有某種不夠堅定的成分，但他所闡述的一般規律卻是明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