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發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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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 個。在這15 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 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 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 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 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 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 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第2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教育傳播學自20世紀80年代進入我國學界，是一門融合教育學與傳播學的共生學科，它的價值首先在于運用傳播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和闡釋教育，注重媒傳教育研究。我國教育傳播學起步晚，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科。隨著我國教育傳播學越來越受關注，表現為研究數量增多，發表文章增加，這些成果揭示了我國教育傳播學研究狀況，為我國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仍然有一些突出的問題和因素影響和制約著我國教育傳播學研究的迸一步發展，這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總體發展不穩定

目前，我國教育傳播學的研究雖總體上處于上升勢態，但十年來教育傳播的研究發展很不穩定。據統計顯示，1998年發展呈上升趨勢，但隨后又趨于平緩；2002年發表的文章是2003年開始上升，后面幾年又有回落；同時研究的人員少，直到2006年到2007年間才出現了一個研究的。這期間，我國的電教工作者發表了大量教育傳播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和一些重要的教育傳播學教材。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這一時期教育技術理論研究的熱點是圍繞著教育技術的定義和定位問題展開的，人們熱衷于對教育技術定義的討論和研究，而無暇顧及教育傳播學，教育傳播學的研究便沒有大的進展。

由于美國AECT94教育技術定義的引入和我國學者對建構主義研究的關注，以及以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網絡技本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猛速發展，使得我國教育技術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領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無暇去研究作為教育技術理論基礎的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從而導致我國的教育傳播學出現了研究的缺失。

2對教育傳播學理論研究相對重視，缺乏系統性、深入性的研究

縱觀整個教育傳播學研究的現狀，學科理論體系建構嚴重滯后，理論研究的持續性不強是主要問題之一。我國理論研究的持續性不足，理論指導教與學的研究就顯得薄弱，這說明理論體系建構相對滯后，因此不能形成學科強有力的基礎。與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編著的繁榮景象對比，我國教育傳播學的理論編著基本上屬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從教育傳播學的理論編著來看，目前擁有的教材指導書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如宣偉伯、余也魯著的《傳媒·教育·現代化--教育傳播的理論與實踐》，高蘊琦、林克誠等編著的《教育傳播學》，魏奇、鐘志賢著的《教育傳播學》，邵培仁編著的《教育傳播學》以及南國農、李運林編著的《教育傳播學》等。這些著作中即便近年來有的進行了修訂，但內容更新仍然比較少，新的理論著作就更少。

2003年金振坤主編的《遠程教育傳播學基礎》一書，從某種層度上講也只是教育傳播學的一個子系列研究———遠程教育傳播研究，但已經是新世紀以來少有的與教育傳播學相關的論著了。

還有，教育傳播學理論指導教與學的深度、廣度也明顯不足。這些都必然導致學科研究的推廣度不夠大，從而無法使教育傳播學作為教育工作者有效應用的工具與方法。

3研究作者所屬機構集中在高等學校

由于基礎教育一線的教師未對教育傳播的研究足夠重視，研究作者所屬機構幾乎集中在高等學校。資料顯示，教育傳播學研究論文的作者85％來自高等院校，小學教師卻只有5％。這說明在我國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對教育傳播學的理論及實踐應用相對重視，其他部分則相對疏忽。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傳播，教育傳播理論的研究，迫切需要在實踐中去驗證，并且鮮活的教學實踐也孕育著新的傳播模式和理論。不僅高校的研究者需要走向教學實踐，一線教師也需要通過研究教育傳播的理論以改進自己的教學。

4教育學界專門就教育傳播學的研究較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作為教育學、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的教育傳播學，在有些論文中只是做很少的描述。此外，專門供教育傳播研究的文獻也較少。而教育技術專業作為教育傳播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長期以來受研究領域界定的困擾，尤其是AECT94定義的出現，使得教育傳播學這一基礎理論的研究時興時弱，還曾出現過研究斷層現象。

從發表的文獻類型看，我國理論探討類文章較多，占45％，因而教學實踐類較少；從發表的刊物級別看，一般刊物居占54％，國家核心刊物僅占45％，說明論文總體發表層次較低，總體質量有待提高；從期刊論文分布情況來看，教育界的一些研究較為關注大眾傳播領域，有跟著市場打轉之嫌，對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偏少。就算是教育技術界，目前專門研究教育傳播學的學者也很少。

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技術界主要的任務是開發技術，再加上網絡技術的挑戰，教育技術界顧及不到教育傳播學的研究，這也造成對教育傳播學的忽視。而目前，研究也大都專注于技術、認知、技術哲學等領域，水平有待提高。

5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兩個學科的互動和合作偏少

從上面提到的專著編著者的學科背景來看，國內學者中以傳播學作為學科背景的較少，大多屬于教育技術學的學科背景。縱觀傳播學的刊物，傳播學界對教育傳播的研究處于相對缺失的狀態，而且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兩個學科的學者的合作很少。

在期刊論文方面，教育傳播理論的研究者中，大多數研究者來自于教育技術學，傳播學領域的學者介入的較少，即便有也多是一時的關注，缺乏持續性，成果偏少。另外，從的期刊分布來看，教育傳播學方面的論文大多發表在電化教育、信息技術與遠程教育、科技教育類期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學報上，在傳播類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較少。

6過多專注于學科的界定劃分，對教育傳播學的地位不夠重視

就目前我國教育傳播學研究現狀來看，很多學者過多專注學科界定劃分。基于某種教學媒體的單一教育傳播現象研究有所重視，而理論層面研究太少。而且缺乏研究的持久性、深人性和系統性，未能形成良好的氛圍，致使我國的教育傳播學研究多停留在表面，沒有體現其作為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的地位。在廣大從事教育傳播活動的一線人員中，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較少，地位凸顯不夠。再加上基礎理論研究以及教育傳播史學研究的缺失，使得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大而空，顯得枝葉不全、縱深度小，指導教育傳播活動的效力不足。

7缺乏傳統與現代的建構和融合

第3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音樂傳播作為信息社會一個新的行業與專業，涵蓋廣泛，牽涉音樂與傳播相關所有專業與從業人員，匯集著按傳統職業和學科分類習慣難以劃分的人群。音樂傳播學科與專業的形成，是因為中國傳媒事業的急速發展，產生出對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的需求，是應需而生的新學科和新專業，帶有濃重的中國特色。可以說既無現成的西方模式可照搬，也無中國傳統模式可承襲。所以，沒有人能預料這架在新世紀強行起飛的“專業客機”的航向與前程，但可以明確的只是乘客們從事的是朝陽產業，乘客們想去的地方想干的事情，就是音樂傳播的目的。

由中國傳媒大學、南京藝術學院主辦，中國音協音樂傳播學會、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樂學院承辦的“2007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于10月27-28日在南京藝術學院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音樂傳播領域專家學者、師生與新聞出版單位文化傳播人士1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提交大會論文60余篇。

音樂傳播教育之現狀

在26日上午舉辦的新聞會上，音樂傳播學會會長曾遂今介紹了前兩屆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情況，及其教學與科研在各地院校的發展，指出從本科到博士的音樂傳播專業教育平臺在中國傳媒大學已經形成，目前已有5屆學生畢業。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樂學院院長王建元在介紹本院音樂傳播專業本科畢業生分配與就業情況時指出，音樂傳播專業本科就業率高達97%，以廣播電視和文化傳播公司為主，在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舉步維艱的局面下，已成為本院音樂類畢業生就業率最高的專業。記者從會議了解到，近十年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漢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相繼開辦了音樂傳播專業，一個音樂傳播專業教育平臺蔚然形成。

音樂傳播理論之思考

音樂傳播（Music Communication） 究竟為何物？是學科、是專業、是研究方向、論文題目，還是職業方向，或者公司運營項目？從第一屆音樂傳播研討會開始，這就是一個爭論激烈的話題。這個爭論也延續到本屆研討會。與會代表除開對音樂傳播學的音樂學歸屬、傳播學歸屬等學科性質地位的討論繼續深入而外，許多研究者跳出各執己見的爭論，直接進入學科主體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曾遂今教授《音樂傳播的時空關系研究》與薛藝兵教授《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傳播與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論文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前者提出音樂傳播“零信道、信道、盲信道、網絡信道”四種模式，探討其時空規律，解釋音樂生命力形成的時空原因；后者以論文為基礎進一步提出音樂傳播“狹域、廣域、泛域、異域”和“即時、共時、歷時、待時”時空傳播各自四種不同的模式。王建元教授則根據音樂傳播專業在本院建立10周年的教學經驗提出學科建設“音樂編導策劃、音樂商務、音樂傳播研究、音樂治療”四個發展方向；莊元教授“試論數字化傳播新技術媒體對音樂傳播的影響”論文集中討論了數字化傳播對音樂傳播的影響。馮光鈺先生“音樂傳播視野中的曲牌考釋研究”和伍國棟教授“江南絲竹的傳播”等論文則集中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播與流變情況。

音樂傳播實踐之研究

音樂傳播作為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學科，必然介入新聞出版、傳媒工作的實踐活動中去，會議一大批論文集中于各種不同的音樂傳播實踐活動研究。音樂傳播，自然是傳播音樂，從理論上講不是一個問題，而面對實踐卻成為問題。

人音社杜曉十副總編發言以音樂出版現狀介紹為主，指出全球化大潮來勢洶洶，文化大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已被美國、歐洲、日本瓜分，中國文化產業的落后需要迎頭趕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音樂》趙志揚副主編的即席發言根據信息時代音樂文化傳播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局面，提出一個傳播節制和有理性的理念。高級編輯黃大崗論文“音樂編輯學提綱”則分16個章節詳細介紹了音樂出版行業工作的編輯應該具備的知識。《音樂研究》陳荃有副主編以“實踐：音樂傳播學永恒話題”為題作了發言，強調音樂傳播的實踐品格，人才培養基本功基本素養的重要性。《音樂與表演》馮效剛副主編發言探討音樂家與傳媒革命的關系，指出嚴肅音樂從業者面對大眾流行音樂的挑戰，要爭取話語權，不要自說自話，這樣才能改變自己的邊緣地位。曾田力教授近年來身體力行于古琴等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播，面對大河奔流的大眾音樂傳播主體，介紹了自己反其道而行之，傳播傳統文化“高雅音樂”的經驗，提出音樂“高文化”傳播的理念與實踐方向，強調“小眾傳播”、“自然傳播”的重要性。

第4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關鍵詞:網絡傳播;效果研究;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G2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09-0092-02

一、研究設計

本文以《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為研究對象,以2009年末為限,從中國期刊網上搜索到了網絡傳播論文579篇,其中158篇網絡效果論文構成內容分析的對象。由于選取的期刊種類有限,樣本篩選及歸類過程均為人工操作,因而在信度和效度上難免有一定損耗。

1.研究者情況。包括姓名、身份、所在院系和合作研究情況。研究者身份分為正、副教授、講師、助教、博、碩士、本科生、研究員、業界人士、其他人員等。所在院系分新聞傳播、中文、信息管理等。按CSSCI的慣例,每篇文獻的分值被限定為1,多人合作時按一定權重來分配。兩人合作時第一、二作者比例為0.6U0.4;三人合作為0.6U0.25U0.15;四人合作為0.6U0.2U0.1U0.1。合作研究情況分獨立研究、學科內合作、跨學科合作、其他四類。

2.研究主題。分為傳統效果理論、網絡形態、政治效果、經濟效果、文化效果、新聞傳播效果(網絡對新聞傳播業的影響和效果)、綜合效果、個人效果、其他九大類。

3.研究方法。對研究方法的歸類一直存在實證、批判、詮釋及思辨、定性和定量分類法的分歧。思辨研究屬于人文方法典范,源于哲學思辨傳統,以操作概念為主;定性和定量研究均屬于實證方法典范,源自社會科學傳統,以操作事實為主。卜衛認為,批判典范更像一種類似結構主義、的方法論,而不像用于某種研究的工具。但在某項具體研究的過程中,批判典范研究綜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所以仍屬實證范圍。詮釋典范強調對文本意義的理解,直接操作的對象也是事實(文本),因此亦為實證方法典范[1]。本文認為第一種分類法更多是在方法論層面上對研究范式所做的分類,第二種分類法更為具體可行。其中定性研究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和焦點小組等,定量研究包含調查研究、控制實驗、文獻研究(內容分析和二手資料為主)等。由于實證尤其是定量研究歷來被認為是效果研究的最佳方法,故對其做了進一步細化,將研究方法分為思辨、定性、調查、實驗、內容分析、二手資料、定性和定量綜合、思辨與實證綜合。

4.理論使用情況。據布萊恩特等統計,1956～2000年國際傳播學核心期刊上“議程設置”與“使用與滿足”在所有理論中使用頻率并列第一,“涵化”理論緊隨其后。2001～2004年對六本知名國際新聞傳播學刊物的內容分析發現,排名前六位的理論分別為架構、議程設置、涵化、中介模式⁄理論、第三人效果、使用與滿足。中國網絡效果研究在理論使用上是否具有類似特征?是否發展出自己獨有的效果理論?本文將“理論使用與否”分為無理論、單一理論、多種理論綜合三類,然后在“主要理論”這一變量下,劃分為框架、議程設置、涵化、第三人效果、沉默的螺旋、知溝、使用與滿足等多種理論類型。

5.課題資助情況。分有資助和無資助兩類。

兩位編碼員獨立完成了編碼,信度檢驗Scott指數=0.85。

二、研究結果與發現

1.論文數量。效果研究占網絡傳播論文總量的27.3%,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在2000～2002年達到第一個高峰,2003年開始下降,2005年以后又逐年上升,2009年呈井噴式爆發,這與《國際新聞界》及《新聞與傳播研究》近幾年的改版擴容有關,互聯網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快速上升更是重要原因。

2.研究者情況。研究者73.1%來自高校和研究所,業界人士僅6.6%。論文的獨立和第一作者以正、副教授居多。對研究者姓名做頻次分析并根據合作研究的不同分值比例處理后發現,出現一次以上的研究者14位,二次以上僅4位。新聞傳播學研究者占絕大多數,其他學科參與度很低。獨立研究居多,合作主要存在于本學科內,可見此領域與其他學科之間應有的良好互動并未形成。

3.研究主題。“新聞傳播效果”在日漸豐富的研究主題中成果最多且發展最穩定,其次是“個人效果”、“文化效果”及“傳統效果理論”,致力于探討個人在網絡環境下認知、態度和行為變化的“個人效果”和以驗證傳統效果理論在網絡中適用情況的“傳統效果研究”從2001年起發展較穩定。“政治效果”成為近兩年最受重視的領域。盡管研究日益深入細致,但對宏觀“綜合效果”的討論仍占一席之地。互聯網發展日新月異,博客、播客、SNS、網絡惡搞、網絡游戲、網絡語言等網絡應用和網絡形態風生水起、影響深廣,2004年以后的論文充分體現出緊跟熱點,關注現實的特點。

4.研究方法。單一思辨法使用最多,2000年前幾乎一統天下。新世紀以來,傳播學在方法上向社會學借鑒之風日盛,實證方法越來越多被引入網絡傳播效果領域,定性研究占總數的14.6%,思辨與實證、定性與定量方法并用的比例分別為2.5%和4.4%。調查法在定量研究中最常用,占8.3%;其次是文獻研究,內容分析因資料搜集的易控性和成本較低受到青睞,占5.7%,也有少數研究者采用百度指數或國外權威機構的免費調查數據進行二手資料研究;在西方廣為使用的實驗法并未出現,可能因其對網絡傳播研究操作性較差。

主題與方法的交互分析顯示,少數領域以實證為主。網絡興起后,許多學者對傳統效果在網絡環境下的應用和變革產生濃厚興趣,紛紛依循傳統效果研究的路徑,采用實證方法進行探討。問卷調查作為一種典型的自我報告法,非常適宜于評價個體感受和外顯行為,因而在對個人效果的研究中受到了重視。

5.理論使用情況。未使用、使用一種及綜合運用多種理論的研究分別占60.8%、25.9%、13.3%。在理論使用中,議程設置理論居首,使用與滿足及第三人效果理論位居前列,一定程度上呼應了布萊恩特等人的研究。以信息社會所帶來的知識分化為研究旨趣的知溝理論和以新事物推廣為著眼點的創新擴散理論因與互聯網的天然契合受到重視。網絡的推廣普及程度與國家、地區的發展水平密不可分,一些學者注意到了互聯網在農村的推廣與地區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由于網絡去中心、自由匿名的特性,傳統的把關人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受到一定沖擊,成為研究者津津樂道的話題。麥克盧漢媒介理論、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伴隨網絡時代的到來再次流行。隨著網絡應用日益向縱深發展,作為工具與作為媒體的互聯網交相輝映,從“人與機器”的時代邁向“人與人”的時代,六度分離、社會網絡理論的價值被重新開掘。但除了2004年由《連線》雜志主編Chris Anderson提出的長尾理論外,并無專屬于互聯網的理論。

6.課題資助情況。受資助論文為13.3%,總體比例偏低。但從02年起情況有很大改善,最近兩年更是呈明顯的快速上升趨勢。

三、主要結論

1.網絡傳播效果研究呈現出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94～1999年,研究從無到有,緩慢上升。介紹解釋性的宏觀思辯研究居多且不夠深入。2000～2002年,多年醞釀后迎來第一個期。數量明顯增多,主題有所擴展,方法更為多樣。研究者開始注意到網絡對個體的微觀影響,有意識地將傳統效果理論引入網絡研究,加之實證方法的運用,使研究更顯嚴密、學術色彩更濃,受資助的研究開始出現,效果研究作為網絡傳播領域中的一個獨立方向初具雛形。2003～2005年,研究熱潮降溫。論文數量銳減,但主題分布較均勻,內容分析受到重視。2006～2009年,進入快速發展的第二個期。論文總數及受資助研究劇增,主題全面開花,某一具體網絡形態以及個人效果成為研究熱點,研究不斷深入。近兩年互聯網在重大事件中頻頻發力,“政治效果”研究急劇升溫,網絡作為改變當前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影響已不容小覷。實證與思辨研究呈分庭抗禮之勢,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

2.研究者整體水平較高,但以單打獨斗為主,長期致力于網絡效果研究的人員不足。副高職稱以上教師構成了研究主力,包括閔大洪、彭蘭等知名網絡學者,但長期以網絡效果為主要方向的學者不多,影響了研究的連續性和深度。此外,合作研究尤其是跨學科合作明顯不足。事實上難度較大的研究常常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加之傳播學作為一門邊緣學科需要來自其他學科的滋養,但它在社會科學體系中又長期缺乏和其他主流學科對話的資本,因而網絡效果研究需要和其他學科進行合作以開拓思路,吸取新鮮血液,進而為提高傳播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貢獻一份力量。長遠看來目前的狀況對提升本領域研究水平極為不利。

3.滿足于對已有理論的運用和測試,理論使用集中且缺乏創新。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發展到今天,似乎進入庫恩所謂的“常規科學”階段,效果研究領域更多地呈現以幾篇經典論文為基礎的“倒金字塔現象”――大量論文都直接或非直接地與處于塔頂的幾篇論文發生聯系,不斷重復驗證和發展著已有的少數經典理論或假設,只是將之應用于新的媒介、新的內容、新的國家和地區,或增加新的變量,影響了原創性理論的產生[2]。158篇論文共使用21種理論,其中6種理論被使用了5次以上,4成理論使用集中于議程設置、知溝、把關人三大經典效果理論。自1980年代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傳播效果原創理論僅“第三人效果”一種(長尾理論最早被用于描述亞馬遜和Netflix之類網站的商業模式,嚴格說來應歸入網絡營銷,算不上真正的效果理論),無怪乎《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作者德弗勒1998年曾發出“里程碑消失”的感慨,看來在網絡領域問題同樣十分突出。

16年來中國網絡傳播效果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受學術訓練、研究方法和經費等制約,相對西方而言實證研究數量仍然偏少,實證方法運用不夠熟練,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

參考文獻:

第5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我們在這里聚會，為的是反思傳播學引進中國三十年來的歷程。我們可以感到欣慰，因為， 以短短三十年的時光，傳播學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而且以圖書出版量、院系或專 業設置數目、招生總數等所謂“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

但我們聚會于此，應當并非是為自我恭賀，而是為反思。我們可以自問，經過三十年的耕 耘，我們這個領域為人類知識體系提供了什么有啟蒙意義的東西？系統研究了哪些社會現實問 題？是否有一些研究論著或論文，可供充實本科和研究生的專業課程？答案未必會令我們自豪。

我無意羅列問題，它們已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這些表象的問題，為此而感到汗顏，只 是向前邁進的第一步，即反思的開始。我們更要做的，是探討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我們可以批 判現行的學術體制，包括學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學評估制度、學位與職稱評定制度，以及學術 刊物的級別定位制度等等，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當我們這些以學術研究為自己 職業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時，更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即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維路徑 和研究活動，使之成為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對象。[2]

這里的“自己”，當然指的是被稱為“傳播學界”的同仁通過各自和共同的學術活動所呈現 出的學術主體。反思這個“自己”，就不難看到，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這不是說我們在研究中沒有思考，也不是說我們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說我們的思考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獨立性，結果，我們不自覺地在反芻別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隨話語權力的擁有者。簡單來說，過去學界――以新聞與傳播學界為甚――動輒以政治思 維的邏輯，并遵此邏輯而設立研究問題并羅列論斷的習性仍在延續，研究變成了貼時髦的政治標 簽。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擺脫將學術等同于政治詮釋的枷鎖之時，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認 為更加華麗和時髦的其它語匯，那些來自我們未曾謀面、未必讀懂（甚至未必系統讀過）的西方 學者的語匯。

我當然不是在反對理論，也不是反對理論在研究中的運用，更不是反對理論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對的是將理論――或者將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作教條，認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學性，將自己的研究降格為教條的腳注，將這些權威 的論斷或宣稱當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實。這么做的結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當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編制一片無從著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別人的理論概念肢解現實觀察，將現實的觀察削 足適履式地塞進概念的牢籠。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學術論述不需要論證、闡釋，不需要分析經驗 的觀察，只需要摘引權威，宣布真理；似乎論文寫作等于權威的表演，動輒宣布“要如何”、 “應當如何”、“必須如何”的指令，以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論文和論著當中也許有思想，但那是別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獨立思考后發展 并闡述出來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進行獨立思考，沒有意識到 自己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是一種自設牢籠、自我奴化的傾 向，即是在思維路徑層面的缺乏自主與獨立。

這個層面自主與獨立的缺失，也就意味著我們作為學者、我們這個學界缺乏學術研究者的主 體性，即：建立學術共同體所必需的靈魂。換句話說，我們未能達到或者不知如何實踐陳寅恪先 生所堅持的那個作為學者應有的境界，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種境界作為 自己學術生涯的常態，我們何以面對“學者”這個稱號？缺失了這個靈魂，多寫何益？陳寅恪先 生說得好，“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 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3]

我這不是在老生常談。不錯，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紀末就已樂觀地宣稱，陳所提倡的“獨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4]其實不然！ 至少在新聞與傳播研究的領域，總體來說，我們這個群體還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沒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們不同意我這個判斷，那么請問，各高校在學科建設中的核心議程是什么？采用 的標準是什么？花費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動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獨立”這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精神條件，也就意味著我們的傳 播研究脫離現實，缺乏對現實中真問題的批判分析。我在這里不去糾纏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間的異同，我們的同行們在這樣的問題上已經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筆墨。我要講的是，無 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 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 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問題為啟動，以回答問題而暫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獨立精神”，我們就無法獨立地抓住并提出現實中的問題，我們就只能要么在一些與現實無法 關聯的“偽問題”上耗費時光，要么在“真問題”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權力科層 體系的核心）或向業界的話語權力擁有者乞求問題。這就造成我們傳播研究學界目前非常尷尬的 處境：一方面大量專著或論文涌現，但多在喃喃自語，既沒有系統描述現象，也沒有系統分析現 實問題，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學位、教授頭銜和“專家”的光環；另一方面沉浸于為業界答疑解 難，以為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就是為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服務。沿這兩條路子生產的“學 術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從兩個方面衡量的學術貢獻：一是對社會，包括業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開拓思路、增強人文和公共利益關懷的思想啟蒙；二是為科學和人文知識增添儲備，并因 此而充實傳播研究的專業課程。

我這里講的并非是不該從事純理論的研究，也不是不該從事應用（包括針對各不同社會機構 的對策）研究。這樣的研究都應該得到大力展開。有些人輕易地將提倡學者的自主或自覺、與權 力和市場保持一定距離等同于反對應用研究。如此簡單對等，本身就已經丟失了學者應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準備。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為學者，我們是否以一個獨立于政治和市場、 外在于官方意識形態、超越于某家或某個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提出、探討并解答研究問題。這樣的問題所產生的基礎是我們生活其中的歷史現實，所遵循的邏輯是我們獨立批判的理論思考， 所帶有的價值取向是普適人文精神的呼喚，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為學者對 自己的角色、立場、預設等的自覺反思。這些元素的結合，即構成――套用美國社會學家 C. 賴 特米爾斯的用語――“傳播學的想象”。

換句話說，業界的問題我們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對策問題我們也要研究。但是，首先，這 些是我們的研究對象的問題，而不是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所自生的問題。在研究這些問題的同 時，我們需要提出并考察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這些社會主體在這特定的場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這些問題？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會的張力和變遷？不同社會主體如何解答這些問題？為什么？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將形成意識形態與歷史現實的何種形態的勾連（articulation）？其次，我們 探討問題時，使用的是學術論述的話語，也就是說，它不由業界和／或官方的話語元素及需求邏 輯所構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學說所圈定，它由我們運用各種理論資源所形成的獨立思想所構成。 這種獨立，體現于對于論述的邏輯、證據的質量、結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導性等）等各方面的學術評判標準都來自學界的認同和／或對知識發展的推動，而非官方或業界開出的處 方，或者對某一學說的忠誠。

具體地說，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是官定的“核心”或“權威”期刊的刊載，不應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報表格上的填充，不應是從國家機構或企業得到的“研究”經費，不應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發表，當然也不應是在現有學術考核體制下掙得的“工分”。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標，是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學術的評判標準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的問題，是否系統地考 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 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學術的評判標準是能否給人以思想的啟迪與升華。這樣的標準，應當 適用于所有取向、所有類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標代替學術評判的標準，必然扼殺學術， 奴役學界；以滿足行政管理的標準來設計自己的學術活動，就意味著對學者的主體性的自殘。

缺乏思維路徑的自主與獨立，我們就很難抓住并研究真問題；不研究真問題，我們很難獲得 思維路徑的自主與獨立。這兩方面的缺失，是我們與國際傳播學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說“國 際”傳播學界具備了完全意義上的思維和話語路徑的自主，但比我們強！），其它如方法訓練的 欠缺、學術操作的不規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養等，要么由此衍生而來，要么與此有密不可分 的親緣關系。對學術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暢行無阻，除了權力和利益因素外，還在 于它沒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這種抵抗，只能來自強大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堅持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研究真問題，這兩者必須齊頭并進，相互促進，并以此為依 托，改造我國研究生教育的課程內容和培養方式，展開與國際同行的交流，發展多元的學術取向 和流派。 為此目標，我提出以下幾點具體的建議：

1. 抓住機會，改造現有的學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專欄，（1）發表具有獨立思考內涵 的經驗研究論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論文，摒棄不關照中國現實的他者理論的反芻，摒棄承 接官方和／或業界話語的奴性文字；（2）展開學術批評和研究點評，倡揚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獨立”準則的研究，針砭奴性的和應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帶研究生的模式，以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為考核指標，對自己所帶的研究 生，摒棄導師命題、學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學生獨立思考，分析現實（包括與現實相關的理論或 歷史）問題，寫作解答這樣的問題的論文，不能達此要求的，堅決不予答辯。

3. 組織、編輯反映我國新聞與傳播研究（包括各種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鄰人文和社會 科學學科研究傳播現象的優秀論著／論文集系列。我們現在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已經在展開一些 有學術價值的經驗研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論著或論文還不能充分體現其中的學術價 值，未能完全符合學術規范的要求。組成編委會，發現各地有潛力的論著和論文，閱讀篩選后， 對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修改達標后包括到系列內出版，以期形 成傳播研究實績的展示，并為整個傳播學界設置學術的標桿。

4. 定期召開小型的學術研討、論文寫作的工作坊，一次一個主題，參與者根據與這主題有 關的研究積累為標準來選擇，事先寫論文。在工作坊期間，參與者各自陳述自己的論文，并就每 篇論文展開深入討論，由工作坊組織者綜合討論中的提出的意見，對每篇論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給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論文由工作坊組織者編輯出版論文集。

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建立并彰顯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學術評判模式，以此建設獨立于國家權 力和市場利益的學術社區，最終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注 釋：

[1]對此，不少學者都有論述如許紀霖，《回歸公共空間》，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鄧正來，《研究與反思――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朱學勤對此也有專文論述。這種對體制的批判也體現在少數著名學者拒絕體制參與（如拒絕按制度規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動中。但是，相比較于國家權力通過學術考核、國家項目、職稱評定、經濟獎勵等手段對學術的控制和學者的誘惑，這些批判之聲零散而微弱。對體制的批判，必須在學者共同體的集體抵抗下才可有效。

[2]Pierre Bourdieu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6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例如外國有個“media ecology”(媒介生態學)的概念，我國有的研究者把它的所指想象為“媒介是條魚”，于是研究起媒介周圍的“環境”，即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如何影響媒介，寫了論文，出了書，還帶出一群學生。其實，人家外國人說的是各種媒介構成了一種信息環境，人們生活在這種媒介造成的環境中，這種“環境”對人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國幾位研究者生造出傳播學中的一個“學”，面對這種“學問”，真不知該說些什么好。不得已，這本書只得將“media ecology”譯為“媒介環境學”，以示區別。

看來，對我們似乎熟悉了的傳播學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學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論證是怎樣的。眼前的這本書《傳播學關鍵詞》(北師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邁出的便是這樣一步。

這本書從傳播學體系中選出基礎性的，常出現的，也是最重要的25個概念，追溯每一個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內涵后來延伸的情況，提供概念運用的實際情境和范例。

為了防止再發生誤讀，這本書直接面對經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內容翻譯自經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語材料外，還兼顧了法語、德語等語種的材料；從教學的角度來說，本書的編著過程，也是一種特別有意義的教學與交流過程。

讀《傳播學關鍵詞》，也就是對傳播學基礎理論做一次拓展訓練，為以后進一步閱讀經典論著，提供知識和方法論上的準備。

直面－手材料

我們閱讀傳播學的時候，最有效、也最有意義的方法就是直接閱讀專業著作和經典文本，但有的時候又會感覺閱讀起來很困難，因為知識儲備不足、缺乏適合的參考書目等。

《傳播學關鍵詞》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對經典、面對第一手資料。因此，這本書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詞匯，而沒有在外延上擴展――諸如提出，“××傳播學”、“傳播××學”一類的概念，而只是關注傳播學的核心部分，比如“符號”、“文本”等等，從學理角度對這些概念進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紹。

目前的新聞傳播研究，沒有建立嚴格的學術規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對一手資料的忽視，極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義”，生造出一些錯誤的理解，并且繁衍開來，讓人貽笑大方。

翻閱我國傳播學核心期刊中的傳播學論文，輕視一手材料的情況相當普遍，引證的多數是教材。以引證教材為主的學術論文，不可能有學術創新，倒是被誤讀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寫論文是不正常的現象。在歷史學、文藝學等領域中，除非極特殊的情況，都是不允許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況下，學術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須是一手的，所謂第一手資料，就是非轉引的、原初的材料。確實找不到一條資料的最初來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內容是第幾手的呢?恐怕就難說了，起碼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時候，他采用的內容完全可能來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參考資料或許來自《傳播學的進路》等譯文集，由于懂德語的人不太多，譯文可能翻譯自英語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譯過來。

這樣一來，德語翻譯成英語，再由英語翻譯成漢語，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還可能繼續引用這本教材，一個理論經歷這樣一個漫長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錯，也很難避免隔暖的產生。

《傳播學關鍵詞》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內容都直接翻譯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盡管已經有了中譯本，但還是做了重新翻譯。面對一手材料，說起來簡單，行動起來卻不容易。

找尋一手材料本身，意味著龐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費一兩天卻只能找到一兩條材料。但一個關鍵詞的所有材料齊全之后，就非常有意義：通過每一個詞條之后的文獻出處，起碼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繼續參考和查詢的建議。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經過選擇和翻譯的材料，已經不再是“第一手”了，卻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義，能夠指導讀者順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這或許就是“關鍵詞”這一體例書籍的特殊優勢，能夠從縱向解釋一個關鍵詞的來龍去脈，也可以在橫向上無限擴展，提供若干人對這一關鍵詞的理解與解釋、它的原初位置，作為進一步閱讀的指引。

人們想說的，總比實際言說的意義要多

我國的傳播學研究有兩個非學術的取向：一是意識形態的取向，用政治話語組織傳播學的學術體系；一是業務取向，從傳播的具體操作和實踐來界定傳播學。這兩個取向之外，對傳播學學理層面的關注是有限的。讀懂傳播學，需要理解傳播學各種理論或關鍵詞在學理層面的誕生背景、隨后的發展，以及后續的修正等環節。

在《傳播學關鍵詞》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個關鍵詞的意義流變過程，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和學理背景的分析。

一個概念的意義不是常量，在社會現象學學者的眼里，人類所進行的所有互動，比如對概念的理解，都帶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動行為中，互動者與其背景和情境的關聯。人們所要說的，總是比實際言說的意義要多。在理解任何一個概念的時候，存在著索引性的問題。各種概念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下、在不同的學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和特征――概念取決于他們在其中產生的背景。

傳播學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緊密的關聯，比如“大眾”與“受眾”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論背景映襯下，有不同的意義。最典型的就是“符號”這個概念，它在結構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等視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義。

由于不同的環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傳播學關鍵詞》中，特意為每一個關鍵詞提供了十多條定義，以及具體的運用實例(書中的“關鍵視點”)，以及參考書目(書中的“關鍵論著”)。

重視關鍵詞的“索引性”，展現它們原初內涵，以及在適合的情境下對其進行解釋，正本清源，這是學習傳播學必要的閱讀步驟。以前少了這一步，現在得補上。

教與學：一種新型傳播

上個世紀30-40年代，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設立了一門全新的課程――史源學。顧名思義，就是要追尋史料的源頭。他的課程是一門實習課，陳垣讓學生們自己開動腦筋，想盡辦法搜尋資料，解決具體問題。通過這種實習的過程，學生從被動的接受者轉化為積極的實踐者。

這本書的編撰過程，也是一個教與學的過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對每個概念的來源和本學科名家的相關論述進行搜集和陳述，花費了更多的時間，歷經幾屆中國人民大學、河北大學的碩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種的翻譯，每一條論證看起來只有數百字，可能前后經歷了多位參與者的工作”。

傳播過程不僅是信息的傳遞，也是一個構建共同體、形成共享價值觀的文化建構過程。這種通過對經典研讀、分析而促進教學的實踐，是一種成功的師生互動。直接面對經典的學習，往往比看系統化的教材更有效率。梳理的過程，也是和先賢交流、融入一個已然建立或成型的學術共同體、習得研究方法和研究規范的過程。

第7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傳播媒介的再審視

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頗為關注新傳播技術的發展，學者們試圖從科學技術的宏觀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類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它的功能不僅是把信息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傳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種媒介形態往往與特定的文化聯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態所代表的科學技術，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體發展、媒介形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獲得了超越單一媒介形態的研究視野。

因而，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討論了一個新話題，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現為一種理性的控制，形成無所不在的意識操縱。討論中所要揭示的問題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環境之中的？體現為怎樣的歷史過程？如何成就了尼爾?波茲曼所說的“技術壟斷”？人對媒介的控制與技術壟斷的內在關聯表現了怎樣的權力運作方式？我們在何種層面上可以消解這種理性的控制，進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環境？無論如何，媒介即控制蘊涵的是技術理性的統治，這是一種反人性的統治。對此，真實的人文問題應當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給人類自由精神一條生路，能展現人與人的溝通與理解，能鋪開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體的對于新媒體的使用而言，這年復旦大學《新聞大學》發表上海市民使用傳播新技術的六項調查報告，顯示了四方面的發現。第一，網絡和手機的使用雖然相當普及,但采納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當中分布不均,呈現出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年齡組之間的“數字鴻溝”。第二，把新媒體作為一種交往中介或理財、娛樂的形態，顯現與之相應的社會關聯、社會活動的較多。第三，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認同和對社會整合機制的看法，以及對社會階層歸屬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見表達并不踴躍，但關注公共議題、具有表達意向的人，表達意見相對頻繁，網民比非網民意見表達頻繁，網絡的使用強化了人們已有意見表達的傾向。

這些結果給學界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理論思路。它們包括：第一，媒體作為資源或“資本”具有與社會分層相對應的結構分布；第二，媒體在這個結構場景中，通過人們對其的使用，成為感知人的社會向心和離心力、感知自己所屬社會階層歸屬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其共同構成的傳播生態中，通過使用者的行為，相互補充但也相互抵觸，滲入人們使用―滿足的心理和社會需求的活動中。中介化成為新媒體技術環境下社會形塑過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對于媒體公共性的衡量，最終得落實在媒體資源分布和媒體使用的結構上，是否實際體現公正、開放，以及個人和群體利益得到清晰認知和充分表達。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面臨的挑戰

不僅過去的“新聞實務”得轉變為“新聞與傳播實務”（包含各種非新聞類信息的傳播實務），而且以往以報紙實務為背景的采、寫、編、評等，必須得適應新媒體的環境，整合為能夠適用于各種媒介形態的新聞與非新聞類信息傳播的實務。

在傳播科技五光十色的變化面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視野。互聯網和web2.0興盛之際，已經把眼光投向未來的“物聯網”和web3.0甚至N.0了。物聯網即通過射頻識別、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Web3.0的技術特征是：萬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質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與物質世界的聯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問：

當客觀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達能力，而公眾能夠更為直接地感知客觀世界的情態展現的時候，以新聞記者個人觀察及新聞機構觀察構成的公共傳播的信息單元，是否將顯露出巨大局限？當信息獲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為強大的個人信息終端更加普及的時候，人們對于大眾媒體的依賴會發生什么變化？公眾還會像今天這樣局限于對孤立事件有限形態的了解和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處的被動位置嗎？”

曾經讓新聞學擁有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的傳播學理論體系在今天也面臨著信息通訊技術應用帶來的震蕩。經典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各個學派已經從各個方面對它的理論體系進行著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對信息通訊技術的突飛猛進，經典傳播學研究本身已經直接面對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戰：首先，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僅僅是與人類相關的浩瀚的信息傳播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人與物質世界之間的信息交流無疑是深刻影響人類命運的更為豐富的信息傳播活動。其次，即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在其形態、結構、渠道、手段、目標各個方面也都受到物質世界、客觀環境的深刻影響與制約。

我國一些關于新聞學的研究話題，正在被“整合”為傳播學的話題，最為典型的是傳播真實問題。在新媒體及數字化的條件下，原來的真實與虛擬的理解與界說，已經缺乏解釋力了。這種情形要求新聞傳播學者思考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關系：現在的人總是生活在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之中。然而網絡等新媒體顛覆了這種認識，虛擬≠0，網上的聊天和信息傳遞，雖然不是物理符號的在場，但就信息與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現實生活缺少實在與真實。虛擬與現實越來越交織在一起，已經構成了互為因果的真實關系。它改變著傳統的真實理念，而且改變著對真實的理解。

于是，“虛擬真實”的概念得以挑戰傳統的現實真實。在虛擬真實中人們可以與儲存數據和消息的環境互動，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實”地呈現。在虛擬技術的幫助下，可以創造全新的信息環境，并在其中獲得新的體驗與能力。在這種情形下，網絡傳播時代的信息、信息環境真實問題，需要得到理論上的重新闡發。

也正是新媒體的環境，帶來了新的問題，促使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得以跳出傳統的研究范式，綜合傳播學經驗―功能主義學派、結構主義―權力學派的觀點，以人文的思路來質疑這個新環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慶55周年的研討會上，有學者借用尼爾?波茲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個問題：

“一種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維的應用和發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進程的發展? 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使人獲得更多有意義的信息？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減弱了人類的道義感，提高或減弱了我們向善的能力？其中波茲曼對于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人類執著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機器，結果，我們被淹沒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體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信息垃圾堆放場。”①

一些新聞傳播學界人士已經認識到，在討論新媒體的眾聲喧嘩中，需要批判的視野。對于媒體融合等媒介科技的變革，學術研究關注點不宜僅僅集中于媒介內部以及技術本身，而要將這種變化放在一個寬闊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闡發。“技術壟斷文化，文化向技術投降”，這種可能的結果需要學界向社會發出警告。技術與人類的關系具有兩面性，亦敵亦友，如果僅僅從技術，從傳媒業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視野以及研究水平將會有極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聞傳播學從分化到整合過程中，我國學者獲得了這種較為清醒的認識。

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當前中國媒介技術的迅猛變革，以及由此激發出的民眾、社會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罕見的；關于媒介技術、媒體融合，我國從來不缺乏中國經驗，在新媒體實踐和研究方面，我國的學界與世界同行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豐富的中國經驗可能催生出中國新聞傳播學者的創新能力。

2010年內，一些傳統的新聞學研究話題與傳播學研究的方法相結合，得出了較新的論點，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新聞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觸時間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構邏輯》，便是典型。該文深化了“媒介接觸時間”這個新聞學的話題，作者們同時著眼于量和質兩個層面，立足于以人為本的分析路線，并在全媒體生態的大背景下，以時鐘時間和社會時間相結合的方式來描摹受眾的媒介接觸圖景，通過日記法來同步展現人在時間序列上的行為空間、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并通過問卷調查法在社會階層、生活方式、媒介素養、媒介印象四個維度上對受眾特征進行深度把握。

傳媒學研究在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進行微觀的認知神經傳播的研究（使用眼動儀來觀察測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間的變化）。201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傳播與認知科學實驗室完成的論文《媒介即信息：一項基于MMN的實證研究》，采用的便是這種方法。該文通過眼動儀，證實紙質報紙和電紙書報紙在腦認知機制上的差異及不同特點。這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采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嘗試。這項實驗表明，紙質報紙需要調動更多的人腦機制參與；而電紙書報紙調動人腦的程度相對小些。實驗同時證實，人們利用紙質報紙和利用電紙書報紙閱讀內容時存在認知方式上的明顯差異，電紙書報紙的認知發生更加全面均衡。

這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創新，也是一種對人文―歷史―哲學思維的技術挑戰。換一種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動能這樣被機械地研究嗎？唯一會思想的高級動物，在自己創造的技術設備下變成了可以被精確測量的物，但人不是無機的物。

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于科學方法論興趣盎然，這是一種學術發展的好現象。時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單純使用源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歷史―哲學的理性思維。我國的新聞學研究由于歷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學―歷史思維的傳統，在經歷了長期政治化浸潤之后，很快轉入傳播學“科學方法論”的窠臼，相對原來的政治化思維來說，是一種進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維對人文―社科（包括新聞傳播學）形成了壓倒性的強大影響，已經顯露出學術研究的機械和無深度。因而要具備這樣的基本認識：無論“科學方法論”名下的各種方法如何新穎并在實證方面顯得有效，人文―歷史―哲學的邏輯分析比單純的量化分析更顯示人的思維特性。

在這方面，新聞傳播學科內已有一些論文指出了這類問題。一位作者寫道：“多數研究者考慮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一支付手段來獲得更多的課題經費、社會地位、學術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學術責任―理論創新。……不管有沒有必要，幾乎所有的課題論證都要寫上那么一點實證研究方法的設計；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者們拿出來的大量課題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會調查加對策報告，這些在方法論上有嚴重缺陷的報告不但對于理論沒有貢獻，而且對于實踐也沒有指導作用。”“隨著科學理性壓倒性的勝利，在與傳播學術有關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數據成了社會稀缺資源，似乎誰都需要數據，似乎只有數據才能代表科學……我們的學術期刊也需要實證研究，因為它不僅能夠看上去符合學科發展的主流，也意味著期刊的影響因子會得到保障等等。這些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實證研究的交換功能日漸顯著，在中國迅速完成了貨幣化的歷史進程。”②

鑒于此，新聞傳播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證實研究的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的結合外，更為長遠的整合，應該是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與“科學方法論”的思維方式的結合。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需要適當回歸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注釋

第8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關鍵詞】網絡動員 作用機制 自媒體

當前自媒體規模龐大發展速度極快，社會影響力日益劇增，輿論的聚合效應凸顯，其在輿論場的塑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由于現階段國情所限，社會化的自媒體所承載的社會功能遠高于一般的溝通工具與信息途徑，它承載著包括內容傳播、法律審判、國際博弈、商業營銷等各種功能。在面對一些突發事件、敏感話題、民生等問題時，自媒體中各種言論會紛紛出現，正確的與錯誤的、主流的與非主流的、情緒化的與理論的觀點相互交織，使得統一認識的難度加大，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頻繁發生的網絡動員活動，正在對我國社會和媒介生態格局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成為近年來的網絡熱點和政府管理難點。

一、當前我國自媒體網絡動員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通過對相關期刊、文獻整理分析后發現目前學術界對網絡動員該課題有一定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1、網絡動員的管理。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如南開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的徐祖迎博士其畢業論文就是研究《網絡動員及其管理》，在這篇研究論文中，他分析了網絡動員如何成功發起以及網絡動員對傳播雙方的不同影響，論述了網絡動員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評價的二元對立、侵犯公民權利、對公正審判的干擾等，在此基礎上提出：在尊重和保障民眾網絡表達權的基礎上，對民眾的網絡表達權進行合理的限制。

2、網絡動員機制研究。這一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涂光晉教授2013年01月發表于《新聞界》的《基于新浪微博平臺的網絡動員機制研究》。這篇論文研究根據參與者卷入程度的不同,將微博動員分為線上動員和線下動員兩個層次,并試圖從社會心理和人際傳播兩個角度分析微博動員區別于以往網絡動員的新機制。

3、網絡動員的應用研究。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圍繞網絡動員的具體應用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網絡公益的共意動員》、《網絡動員中的國家與社會―以‘免費午餐’為例》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倪寧教授2012年9月發表于《國際新聞界》的論文《全球性網絡動員如何可能?――基于《KONY 2012》的案例考察》，通過分析網絡動員的資源優勢與動員機制，提出全球性的網絡動員情感建構，可以從兩個層面：1、道義感的情感喚起；2、草根化的身份認同。該論文認為網絡動員是構建全球公共領域的有益嘗試。

通過對上述關于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研究文獻整理分析后發現，目前我國對自媒體網絡動員有一定的研究，但從整體上看這些研究有些分散、零碎，綜合性的研究也一般基于行政管理或社會學的視角。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研究目前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自媒體網絡動員成因、類別等基本問題尚無具體統一的界定；二、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研究較零散，缺乏系統的理論闡述。如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社會心理機制、人際傳播機制、資源動員機制的等研究都只存在于個別論文的零碎片段中，缺乏整合。三、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政府控制與調節缺乏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具體對策。

二、當前我國自媒體網絡動員研究中的難點

1 海量的資料與數據的收集、整理與分析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

“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及管理對策”這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選題，它會涉及到眾多的自媒體網絡動員事件。自媒體網絡動員事件參與的人物大多匿名、分散、去中心化，@些網絡動員事件的相關信息龐大，時常屬于億計，對如此巨大且分散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有著較大的難度，需要一定的技術手段與技術分析能力。

2 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研究需要多學科的知識儲備

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的研究目前尚無整體論述，需要做出理論性的解釋框架。這些研究涉及社會學、傳播學、管理學、統計學等多學科理論知識，對研究者的基礎理論積累要求較高。本課題研究者學科理論背景為新聞傳播學，社會學、管理學、統計學等雖然有所接觸，但目前未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化的理論積累。因此，如何把握與整合傳播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理論成為該選題涵待解決的問題。

3 基于大數據技術的自媒體網絡動員監控、引導、管理體系是一個復雜、龐大的工程。自媒體網絡動員雖然存在著如成員相對匿名、波及范圍廣、隨熱點的轉移快速爆發和消退、去中心化、組織性差、難以控制等特點，但是現階段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產生、擴散都是在網絡上進行的，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支撐對相關IP及數據的整理分析。如基于互聯網IP、cookies、網絡機器人等技術：在用戶層面可以明確的分析是誰、他的喜好、傳播了什么事件、傳播地點、傳播內容、傳播使用媒介；在內容層面，可以明確展現話題關鍵詞、內容熱點、話題討論的集中區域、內容轉載頻次；在自媒體網絡傳播媒介方面，可以明確呈現不同媒介的話題量、介入方式、擴散方式。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管理應該著手建立基于大數據的自媒體網絡動員監控、引導、管理體系。網絡事件都有著特定的要素如時間、地點、人物、內容等，技術方面可以針對相關關鍵詞作監控，如4月3日晚“朝陽區798藝術區的和頤酒店遭遇陌生男子襲擊”這一網絡動員事件，如果有將朝陽、襲擊等作為關鍵詞監控，并設定一定的警戒級別，及時推送到相關管理部門，可以在網絡事件發起的初始階段及時涉入，增加應對主動性。同時也應該建立自媒體網絡動員管理的責任清單制度，及時處理與反饋。

立足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建立基于大數據技術的網絡動員監控、引導、管理體系是一個復雜、龐大的工程。除了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全景、作用機制、政府管理方式與經驗有全局的研究外，它還需要對大數據技術的應用有一定的研究。大數據技術的應用的研究要能夠導出一套衡量內容、傳播、事態的變量，變量的導出需要大量數據、資料、案例的整合分析，同時還需要一定的統計學相關的知識。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工程量大且復雜。

參考文獻：

[1]劉瓊.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與管理對策[J].學術論壇,2010（08）.

[2]聶智.論虛擬社會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發揮[D].中南大學，2013

第9篇：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聞專業;教學體系;實踐;構建

中圖分類號:G43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7-0207-02

目前,各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實踐教學形式大致有實驗課教學、專業實習、畢業實習和社會實踐活動等。看似周密的實踐教學體系實際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實驗課教學基本上屬于印證性實踐,其目的只是為了幫助學生掌握理論難點,這種遠離社會完全在封閉的設定環境中完成的工作對于特別需要創新能力的傳媒專業的學生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專業實習、畢業實習及社會實踐等一般為分散實習,不利于學校對畢業生教學指導和管理,無法根據專業和教學的具體要求去進行實踐。

為解決上述問題,就必須圍繞新時期新聞傳播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建立起一套與現代新聞傳播理論教學體系相輔相成的、結構和功能最優化的教學內容體系。

一、新聞傳播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教學目標

(一)新聞傳播基本業務能力的培養目標

新聞傳播的基本業務能力是實踐能力構成要素中的主要內容。主要包括:

1.采編能力。要求學生能掌握采訪的一般規律和技巧,學會撰寫各類新聞稿件并進行編輯處理。

2.寫作能力的目標要求。要求學生能寫一手規范的漢字,能夠規范地寫出各種體裁文章,尤其是各類新聞作品。

3.策劃能力。要求學生熟悉策劃運作規律、掌握策劃的基本方法,形成綜合的各項策劃技能,能做出采訪的具體策劃方案。

4.評論能力。要求學生能夠掌握新聞評論的特性和寫作要求,可以撰寫出有深度的評論作品。

5.社會調查能力。要求學生能結合實際工作中的某一課題來開展社會調查研究,寫出有一定質量的專題調查報告。

(二)綜合實踐能力的培養目標

提高學生綜合實踐能力,培養學生綜合運用所學新聞學、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及基本業務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主要包括:

1.分析判斷能力。要求學生在觀察和采訪人和事物、事件的時候能夠分析有關的新聞素材,能夠辨別真假、好壞、善惡,所做作品立場傾向正確且具有深度和廣度。

2.人際交往能力。要求學生能夠與形形的人打交道,能跟不熟悉的人做深入交談,能處理好各種人際關系。

3.團隊協作能力。這種協作能力主要包括團隊協作能力和與被采訪者的協作能力。新聞采訪或寫作往往需要多名記者集體作戰,在采訪中遇到要打交道的人時,要能充分與人交流協調,在討論中發現問題,在協商中取得共識,善于接納和尊重他人,在工作中相互合作,在和諧的人際關系中求得自身發展。

4.語言表達能力。普通話能力測試成績應達到二級甲等以上,并且能夠準確地把握日常人際交往中的交談技巧,掌握各類采訪表達的技巧。

5.計算機應用能力。能夠掌握計算機及其網絡的基本操作和方法,熟練運用辦公自動化軟件,掌握網頁制作和網站開發技術,能熟練運用網絡獲取和處理相關信息。

6.外語應用能力。能閱讀一般性的英文新聞,可以在對外交流、采訪中使用外語進行表達。

(三)發展學生創新實踐能力

創新是新聞工作者必備的能力之一,只有創新才能創作出好的新聞作品。培養創新能力需要一個過程,要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要具有敏捷的思維。在進行新聞實踐的過程中要多動腦筋,力求有所創新。

二、新聞傳播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設計

(一)專業基本能力訓練平臺

1.學科設置和課程設置方面應以厚基礎、寬口徑、應變性強的培養模式來提高傳媒人才對飛速變化的社會的適應性。新聞傳播學科要根據媒介形勢發展的新態勢來設置新的專業方向。另一方面,在專業課程設置方面,也相應增加新的課程,如媒介經濟、媒介管理、網絡傳播、新聞倫理、新聞法規、媒介素養教育等,供學生自由選擇。

2.在教學方法上應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學、新聞實景采寫、版面編輯創新評價等新方法,這也是高校新聞教學方式創新的重要內容。

3.開設綜合性實訓課程。構建“模擬媒介環境”,通過對采、寫、編、評以及攝、錄、播等各單個實驗項目進行整合和調整,設置既滿足新聞業務理論教學要求又訓練學生綜合能力的“采寫編評一體化”課程。

4.給學生提供多元的、分階段的專業實踐機會。新聞院系應該創造條件、廣搭橋梁, 與媒介建立合作關系,為學生提供多渠道、多層面的實踐機會。新聞實踐所解決的不僅僅是新聞操作方式和方法的熟練問題, 更是對新聞意識的挖掘與培養。學生參與新聞實踐的目的在于及早地熟悉媒介環境, 以期將來更快更好地適應傳媒職業生活。

(二)綜合實踐能力訓練平臺

1.打破專業界限,加強對學生通識教育和綜合素質的培養,著眼于培養傳播通才,以適應復雜環境中不同媒介的需求及學生更廣闊的從業趨向。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安排上,要把反映社會科學基本原理的相關課程列入其中,以擴展學生寬厚的理論基礎。要培養學生的新聞敏感性和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2.有計劃的引導學生參加各種類型的社會實踐活動。積極引導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參與專業實習之外的綜合社會實踐活動,幫助他們親身體驗生活,在了解國情、了解社會的基礎上制作出有深度、有實際意義的新聞產品;同時,學生可以在各種綜合社會實踐中直接和社會各階層、各部門的人員打交道,有利于增強學生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綜合性社會實踐活動一般是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環境下,面對著不斷變化的對象,學生自行組織活動,要獨立面對和解決各種問題。這樣有利于發展學生的組織協調能力和創新意識。

(三)創新能力訓練平臺

1.開設研究型實踐教學。在新聞傳播專業的本科教學過程中,研究型實踐教學相對薄弱。各新聞院系可以嘗試搞“項目制實習”,讓學生們參與到專業教師的某個研究項目中去,在某個子課題上獨擋一面,將探索和發現新聞傳播學中的理論熱點及提高獨立思考能力作為新聞傳播專業研究型實踐教學的教學目標之一。

2.有針對性的組織學科競賽活動,引導學生進行研究性學習和自主性創造,以真正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以競賽的方法,激發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和獨立工作的能力,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學生學習的自信心。這無疑是一條培養高素質和創新能力新聞傳播人才的重要途徑。

3.發揮畢業論文對學生創新能力綜合訓練的作用。畢業論文是大學生在校接受教育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對大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當前,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論文選題非常豐富,可以涵蓋新聞學、傳播學、媒介經營管理學等專業的學科前沿問題、學科經典問題、學科交叉問題以及新聞傳播專業的應用熱點問題等。要通過畢業論文寫作的過程,培養學生對新聞傳播學科知識的敏銳性和新聞傳播實踐的創新能力。

三、新聞傳播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實施保障

(一)制訂科學合理的新聞傳播專業實踐教學培養計劃

教學計劃是學校人才培養思想的具體體現。注重實踐教學,加強能力培養,也是新形勢下制定新聞傳播學科教學計劃的一個指導思想。在新聞傳播專業理論課程教學課時壓縮的情況下,應認真規劃專業課程的實驗環節,以收精講多練,講練結合之效。同時,對專業實習、畢業論文的學時學分也要有所增加,以提高實習和論文的要求。

(二)加強實踐教學環境建設

1.加大資金投入,完善新聞傳播實驗室建設。完善攝影實驗室、報刊編輯實驗室,電視編輯實驗室、演播實驗室等各類實驗室硬件建設和軟件建設。在組織設備配套更新的同時,組織教師編制相應的實驗教學大綱和實驗教學指導教材,以保證學生盡早受益。

2、加強實習基地建設。首先要重視校內實習基地的建設,將校內報紙、刊物、電視臺、廣播臺、校園網等媒體資源整合起來,做大做強校內實習基地,為更多學生提供短期見習機會。其次要建立一系列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逐步形成和完善學校和媒體雙向推動、雙向管理運行機制,為創新實踐教育的實施提供良好支撐。

3.加快實踐教學隊伍建設。一方面要保證新聞專業課教師有一定時間參與新聞實踐;另一方面, 可引進媒體資深從業人員直接參與課堂教學,造就一支“雙師型”的新聞教育師資隊伍。媒體從業人員參與高校新聞教育,能使封閉的新聞教育出現開放和活潑的局面,使單純的從書本到書本,變成從書本到走向實踐,從沉悶的課堂走向豐富多彩的社會和事件現場,由理論到實際進行采訪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