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民幣匯率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一、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查閱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價值的金融資源請登陸中國金融資源總庫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586.1億美元，而美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240億美元。從兩份不同的統計數據說明：2003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是誤差600多億美元，顯然兩國統計數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其三、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有許多好處。如：有利于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有效地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匯率損益、準確地估計成本與收益、便于國際貿易結算、增強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資的流入等。因此，釘住美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進行成本核算。

第2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近來，美國一部分人不斷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發難。2002年起，先后有美國制造商協會（Preeg，2002）、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公平貨幣聯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稱，中國進行匯率操縱，使得人民幣匯率較購買力平價嚴重低估，阻礙了美對華出口，造成美中上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因此要求美國政府積極交涉乃至尋求WTO爭端解決。本文通過對IMF和WTO法律文件的分析認為，這些責難缺乏依據、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并不違反IMF和WTO規則。

根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最后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發展，而負責貿易規則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情況，最后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時代.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顧自身國情；應避免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努力創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決定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安排，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安排。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避免限制經常項目支付，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暫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會計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第二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如果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該尊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社會和政治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靈活，更多地尊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量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卻是世界長期發展的潛在威脅。IMF在《2004年世界經濟展望》中批評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根據IMF《2003年度報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按照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安排、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用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后，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理論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采取“善意的忽視”，但是偶爾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采取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節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03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根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歧視性匯率安排。銀行間外匯市場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銀行依靠法律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安排提出異議，也證明了目前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平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根據WTO有關規定（見第二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許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動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影響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心。

此外，中國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代起，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國吸收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許多最后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金融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會計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發展。WTO涉及外匯安排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具體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根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安排，內容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采取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脅，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須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安排。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須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安排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問題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第二款規定，在外匯安排問題的所有情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如果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一致，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止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互相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安排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影響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重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脅的情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具體承諾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具體承諾不一致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提供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一致，均未涉及匯率制度。根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采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重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脅，也應接受IMF裁定。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第二條規定：不得要求企業自求全部或部分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發展中國家通常使用的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須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具體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經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分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問題的談判情況

2001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安排，開放部分資本項目，提供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舉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后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03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會計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則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則。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判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總結，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2003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03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02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安排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則，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則。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如果完整地看，就會發現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根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所有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安排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貿易問題的關系

（一）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決定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絕對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中國取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出發，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決定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檢驗，目前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決定；絕對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02）。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經濟越不發達，匯率對絕對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低收入-75%中低收入-64%中高收入-40%高收入非OECD成員-37%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金融統計2003》，IMF.2.PPP：《世界發展報告2003》，世界銀行。

發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原因包括：現實情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動、預期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可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計算生產率差異（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用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02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04）。考慮到2003—200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三）中美貿易赤字增長的主要原因

第3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于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于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

所以，他們在當時只愿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后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

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并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于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后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人民幣匯率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后，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么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基于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

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于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

前面已經說過，浮動匯率制度不是中國的合理選擇。只有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制才能避免“比索問題”帶來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先于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大量的外資，這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前，國際收支的順差可以抑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維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有助于把外資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國資本市場能夠提供的程度之內。這對于吸引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是有好處的。

第4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購買力平價理論由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式提出，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廣泛關注，很多學者參與到這一理論的研究和討論上來。

(一)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提出背景

從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爾至少發表了25種英文著作來闡釋購買力平價理論(Officer，1982，p86)，他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

卡塞爾提出購買力平價理論，主要是試圖為一戰后各國重新確定匯率水平提供一個方法和理論根據。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很多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度，大量發行銀行券，使貨幣的購買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戰后不能直接按照戰前的金平價制定匯率。如果要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鑄幣平價，就必須收縮貨幣，降低物價水平，但這會造成經濟衰退和失業上升，使已經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雪上加霜。卡塞爾認為無需用沉重的代價回到過去的金平價上面，他提出了在紙幣制度下兩個獨立的貨幣之間的匯率決定原則，即購買力平價理論。(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內容

卡塞爾認為應該根據兩國貨幣的相對購買力來確定它們之間的匯率，他的邏輯是：對一個國家的貨幣的需求，其實是對這種貨幣的購買力的需求，所以貨幣的匯價應該由它們的相對購買力來決定。但卡塞爾隨即指出這只是匯率決定的一個基本原則，實際上購買力平價無法計算出來。因為在本國持有外國貨幣不等于就直接擁有它在外國所代表的購買力，交通運輸成本、關稅、配額以及非關稅壁壘等條件的限制，會使本國擁有的外幣的價值受到影響，匯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貨幣的相對購買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爾提出了一個計算均衡匯率的可行的方法。這個方法是，首先選擇一個基期，保證基期的匯率是均衡匯率。卡塞爾對“均衡匯率”的定義是能夠使貿易收支平衡的匯率，就一戰后來說，他把1914年戰爭爆發前的金平價看作是均衡匯率。當期的匯率可以通過基期的匯率乘以兩國的通貨膨脹率的比值得到，卡塞爾把通過這個方法計算出來的匯率叫做購買力平價，他認為可以根據這個平價來決定一戰后各國之間的匯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購買力平價的運用

當戰爭等擾動因素使正常的匯率中斷，或者某個國家的匯率被認為高估或低估的時候，購買力平價通常被用來作為均衡匯率指標。一戰后和二戰后，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和制定各國的匯率時都被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討論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時，理論界也曾提出按照購買力來制定人民幣匯率。

此外，股票經紀人、公司理財者也把購買力平價作為判斷各種貨幣預期相對強弱的拇指規則，以用來進行投機或投資決策。在國際收入比較上面，購買力平價被作為換算工具，用來比較各國的主要國民經濟指標，這樣能夠避免按照市場匯率轉換而產生的偏差，因為市場匯率一般傾向于低估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收入水平。

(四)購買力平價的運用和物價指數的選擇

用名義匯率對相對價格進行最小二乘回歸的檢驗結果，通常都拒絕購買力平價理論，除了發生高通貨膨脹的國家外。考察實際匯率的“隨機游走”假設，結果也沒有證據表明匯率在長期收斂于購買力平價(AdlerandLehmann，1983)。而長時段數據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購買力平價理論(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數據考察實際匯率，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國家的數據比較支持長期購買力平價(FrankelandRose，1996)，而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則不一致。

2、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提倡者雖然承認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有偏離，但他們認為這種偏離是暫時的，匯率最終會趨向于購買力平價所決定的均衡匯率。巴拉薩(Balassa，1964)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這一思想被稱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一)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歷史背景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思想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由哈羅德提出過，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30年后，這一理論引起廣泛關注，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極大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國家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的破壞，戰后重建需要大量進口，而外匯儲備卻非常有限，所以出現了所謂的“美元荒”。與西歐相反，美國經濟在二戰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美國提出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刺激了西歐經濟的發展，1950年，西歐各國經濟已經基本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國際收支開始出現順差，逐漸積累起美元和黃金儲備，并由美元短缺逐漸變成了美元過剩。

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大量的對外援助、貸款計劃和國外駐軍費用支出，基本收支從1949年到1964年一直處于赤字狀態，僅在1961年有少量的贏余。一開始美國并沒有將國際收支赤字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但隨著赤字的不斷積累，國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國的黃金儲備開始流失，影響到對美元的信心問題。

美國50年代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最終引發了1960年美元危機，從而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1962年美國第87屆國會的聯合經濟委員會專門開會討論美國的國際收支和匯率問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Houthakker在此次會議上作證，他認為美元匯率高估是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議使名義匯率貶值。Houthakker是以購買力平價作為均衡匯率，來衡量當時的匯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理論內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結論遭到了巴拉薩和薩繆爾森的反對，他們分別寫文章批駁Houthakker(1962)，同時也批駁了整個購買力平價理論，他們認為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

1.薩繆爾森的闡述

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批評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批判絕對購買力平價賴以成立的基礎——一價定律。薩繆爾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進入國際貿易，所以無法實現套利和一價定律。并且，即使每種商品都符合一價定律，但由于進入各國一般物價水平的商品及權重不同，匯率也不會等于計算出的購買力平價。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數，薩繆爾森認為生活成本指數依賴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價定律。他指出不可貿易品無法實現套利，雖然人口的跨國流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這些產品的價格差別，但并不足以保證生活成本平價的完全實現。

(3)批判購買力平價理論所認為的價格與匯率之間的因果關系。薩繆爾森指出不但匯率影響價格，而且價格也會影響匯率，所以他認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只考慮價格變化對匯率的影響是缺乏說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對價格指數計算購買力平價的做法。薩繆爾森指出兩國出口商品的種類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對價格決定匯率是沒有意義的。

2.巴拉薩的闡述

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雖然全面地批判了購買力平價理論及其相關的各種問題，指出不同國家的不可貿易品價格水平存在差別，以及富國的一般物價水平比窮國高，因而富國的匯率相對于購買力平價是高估的——這正是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核心思想。但薩繆爾森沒有進一步闡述不可貿易品價格差別的原因和機制，而巴拉薩則系統地做了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紹巴拉薩(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薩首先也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說，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計算方法，不發達國家的匯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議調整美元匯率的話，其他不發達國家的匯率也都應該升值。巴拉薩認為這是不可行的。

巴拉薩進一步指出了匯率系統偏離購買力平價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貿易品部門服從一價定律，即按照市場匯率轉換后各國的可貿易品部門價格相等；

(b)在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假設下，可貿易品部門工資的國際間差別對應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而勞動力的內部流動使一國可貿易品部門和不可貿易品部門的工資相等；

(c)因為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國際間差別比可貿易品部門小，而工資在一國內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服務業價格越高；

(d)因為服務業部門進入一般物價指數的計算，但卻不直接影響匯率，所以勞動生產率較高國家的購買力平價會低于其市場匯率；

(e)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國際間差別越大，工資和不可貿易品部門價格的國際間差別就越大，進而購買力平價與市場匯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義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一般物價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經驗證據

無論是橫截面數據回歸還是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都表明一個事實：高收入區段存在比較顯著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關系，而在低收入區段這一關系不太顯著。

3、人民幣匯率升值分析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和購買力平價理論在一定條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預測，人均收入(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相對價格水平越高，兩個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其價格水平應該相等。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實證研究表明，長時段數據支持購買力平價理論，也就是說名義匯率在長期收斂于購買力平價所決定的均衡匯率。因為在長期，經濟一般有收斂的趨勢，尤其是發達國家，所以經過較長一段時期，兩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或勞動生產率逐漸接近，其價格水平也逐漸接近，匯率趨向于購買力平價。在經濟追趕完成的那個時點上，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所預測的均衡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所預測的匯率是相等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揭示了經濟追趕過程中實際匯率的演變形態，而購買力平價理論則揭示了追趕完成后實際匯率的狀態。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20多年中經歷了長期快速增長，并且仍處于追趕過程中，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所要求的條件相吻合。從這一視角來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和政策意義。學術界對這一假說的意義也逐漸重視起來，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文獻出現在2001年，此后有十幾篇類似的文獻陸續出現(盧鋒，2006a)。通過網絡檢索，最近這類文獻還在大量涌現。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認為，一國在長期經濟追趕過程中實際匯率會出現升值，這正是我國目前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理論根據，我國經濟持續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長是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隨著我國經濟繼續不斷的快速發展，人民幣匯率還會繼續升值。

至于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實際匯率演變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預測不符合的情況，則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釋，并不說明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無效。Itoetal.(1997，p.7)從體制轉型的角度解釋中國實際匯率隨經濟增長而下降的現象，他指出中國的實際匯率在計劃經濟時期被高估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實際匯率有一個向正常水平的回歸。盧鋒(2006b)也從體制轉型的角度解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演變情況。

4、結論

經過20多年的快速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將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以其簡明清晰的理論邏輯和比較強的經驗證據，對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與這一標準理論的方法論相一致，應當把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追趕作為觀察分析人民幣矛盾運動的基本視角。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要加強對我國勞動生產率、工資、國際收支等變量的直接度量，減少相關變量度量誤差對分析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要結合我國體制轉型等特殊影響條件，不斷深化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演變規律的認識。

參考文獻：

[1]Samuelson，Paul(1964).“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46(2)：145-154.

[2]干杏娣.《經濟增長與匯率變動——百年美元匯率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3]盧鋒.“人民幣實際匯率之謎(1979-2005)——中國經濟追趕實踐提出的挑戰性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文討論稿》No.C2006003.2006.2.

[4]盧鋒.“體制轉型與匯率演變——人民幣實際匯率長期走勢研究之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文討論稿》No.C2006009.2006，4.

第5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釘住匯率有管理浮動匯率匯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開始，我國建立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近年來的市場表現說明，人民幣匯率已經異化為單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雖然這一制度在穩定外匯市場、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等方面都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國內經濟和國際金融形勢下，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因此，改革人民幣匯率勢在必行。

1人民幣匯率存在的主要問題

1.1現行的單一釘住匯率比較刻板，不能及時反映對外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

當我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周期不盡一致，尤其是兩種貨幣的利差較大時，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增加。一般地說，一國匯率制度或貨幣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經濟周期相一致的。在釘住匯率下，釘住國的匯率必然隨著被釘住國匯率的變化而變化。當釘住國的經濟周期同被釘住國不一致時，釘住國匯率變化的方向很可能對其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這種情況必然帶來其國內貨幣政策的扭曲，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經濟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決定出口不是名義匯率而是實際有效匯率

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真實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化狀況，加劇了國內外物價的脫節，不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的匯率大幅波動時，不利于發揮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而實際匯率的貶值將改變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實際匯率的升值將導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我國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化不太大，但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是釘住美元的，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通過貶值擴大出口時，就必然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產生很大的壓力。為了釘住美元，我國不得不在貿易中做出較大的犧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匯率風險來自于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由于匯率的變化，使得在外匯交易和進出口貿易結算中的風險不斷增加，金融機構和進出口企業作為外匯交易和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并運用靈活的風險管理技巧，才能規避交易中的風險。然而，在單一釘住匯率條件下，匯率的變化被人為的因素所左右，從表面上看，匯率的風險降低了。但由于被釘住的匯率是浮動的，因此這種人為地控制匯率變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會淡化人們的風險意識，對于外匯交易的主體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不完善，對國內企業實行的強制結售匯使得中央銀行承擔了每天外匯供求差額的責任

強制性的結售匯不僅使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競爭地位，而且強制性的結匯還使中央銀行處于被動地位。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4000億美元，但當外匯儲備增加到一定數量后，如果在國內企業外匯需求不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還要繼續買入市場多余的外匯。而買入外匯的同時需要支付人民幣，這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將會影響國家宏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劇了資本外逃

資本外逃是一種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隨著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相繼出現資本外逃的現象。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出現了較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然而，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卻不同于墨西哥、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一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不是因為投資者出于恐慌或懷疑而導致短期資本流動；二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也不是對政治或經濟危機、稅負加重、惡性通貨膨脹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實際上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來自壓抑的金融環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場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監管外，還在于對外匯風險的規避。雖然政府承諾保持不貶值，但是在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的情況下，周邊國家貨幣的貶值卻加劇了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資本外逃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促進因素

2．1．1國內金融市場的更加開放

根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將進入新的階段，要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體系和組織體系。從目前的改革來看，利率市場化正在逐步推進，貨幣市場的改革和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資本市場的發展也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顯著變化，從而對外匯市場的供求基礎產生影響；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后，將對國內金融交易服務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務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中心，也將受到來自國外金融中介機構激烈競爭的挑戰。

2．1．2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多變

從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看，一是經濟和金融的國際化推動著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因特網技術的發展將使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二是金融市場的電子化極大地提高著市場發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場創新層出不窮，在活躍市場的同時也使市場投機活動日益猖獗，市場風險進一步加大，市場監管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1．3亞洲貨幣合作的進程加快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過分依賴美元的匯率安排威脅到了亞洲經濟的穩定發展，亞洲國家要維護金融穩定，不能依賴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必須積極開展亞洲貨幣合作。其模式有中國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日本、韓國三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三種模式。不論哪種模式，加強亞洲地區的貿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為亞洲各國和地區的普遍要求。隨著我國與周邊國家經濟貿易關系的加強，從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角度，我國應當以積極的態度推進亞洲的貨幣合作。通過貨幣合作促進成員間貿易的進一步增長、穩定成員間匯率和促進區域的金融穩定。

2.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思路

根據我國實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確定匯率水平；二是確定匯率調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絕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同時應綜合考慮多方利益，把匯率制度改革同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國際收支狀況、國際貨幣合作及國際匯率制度的新趨勢聯系起來，制定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長期目標。

（1）近期目標是逐步由單一釘住過渡為釘住一籃子貨幣，以適應貿易與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只對美元作出反映。當前，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于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釘住一籃子貨幣，通過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事實上我國貨幣當局近年來一直采用一籃子貨幣來監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國、日本、香港、歐盟、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和臺灣十大經濟體與國內的貿易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80％以上，可以將上述十個經濟體作為一籃子貨幣。基本思路是設計一個多種貨幣所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時不再釘住美元，而是釘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同時，該虛擬貨幣應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包含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幣種，二是該虛擬貨幣的匯率能夠反映中國產品在所有境外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三是該虛擬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反映出短期國際資金流出（入）中國市場的可能變化方向。

（2）中期目標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人民幣彈性目標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彈性匯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限彈性制，包括對單一貨幣的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彈性；另一類是較大彈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標調節匯率、管理浮動和獨立浮動。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有限彈性難以實行，因為我國不能像亞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國那樣長時期地只對美元做出彈性安排，也不能像歐元區那樣對外實行共同浮動。另外，我國也不能實行獨立浮動，因為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也不能實行管理浮動，因為我國當前的匯率調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先進。因此，我國只能按照一套指標調節匯率即實行目標管理。所謂目標管理就是對國民經濟計劃給定的目標，確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的目標范圍或變動幅度，一旦匯率超過了這一范圍，政府就進行干預，使其恢復到目標水平；或者根據經濟情況變化而修改目標范圍，使匯率真正反映外匯的供求關系。當然人民幣匯率區間大小的確立應綜合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實際有效匯率；月度交易余額；季度國際收支余額的變化；國際儲備的充足性與變化趨勢；人民幣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勢而言，擴大人民幣浮動幅度應分步驟實施。

（3）遠期目標是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實現人民幣的有管理浮動并最終實現自由浮動。國際經驗表明，資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暫的隔離作用，而不能長期有效地保護一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仍受到嚴格管制，這也正是當前我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與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和我國金融市場機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國放開資本項目的呼聲日漸升溫并提上議事日程。為防止我國經濟遭受激烈的沖擊，應該逐步地取消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從而為人民幣將來的完全自由浮動與國際化提供一個市場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1陳彪如．邁向全球化經濟的思索［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2戴相龍．對中國金融改革主要問題的思考［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2（8）

3張學友，劉本．人民幣匯率的選擇.西部論叢,2002（8）

4李婧．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J］．世界經濟，2002（3）

第6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的，其外匯市場仍屬于初級市場，缺乏系統完善的運行機制，在形成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從交易主體上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規范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由一國中央銀行、外匯銀行、客戶和外匯經紀人組成，而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只有外匯銀行和中央銀行。可見，我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殘缺，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缺乏廣泛性。

從交易性質上看，現行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管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

從市場開放程度上看，現行外匯市場壟斷程度太高，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這種狀況形成了市場雙邊壟斷的供求格局，即中央銀行居于買方壟斷地位，中國銀行居于賣方壟斷地位。這種嚴重缺陷導致了現期匯率明顯地偏離市場匯率，而遠期匯率則人為地排除了市場風險因素。

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現行外匯市場交易的內容和品種過于單一化。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幣種僅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歐元；交易品種只有即期交易，還缺乏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品種。這種現狀不僅不能滿足我國企事業單位對多樣化外匯交易的需求。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對策

任何匯率制度不可能適應所有國家，也不可能適應某一國所有時期。我國應根據加入WTO后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增加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宏觀調控能力，讓人民幣匯率充分反映外匯供求關系，并有效調節國際收支平衡。

加快建設貨幣市場

發達的貨幣市場是人民幣匯率政策傳導的重要媒介，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宏觀調控目標的需要，通過貨幣市場的操作，增加干預外匯市場的主動性。如：當外匯供大于求時，中央銀行可以在外匯市場上買進多余的外匯，同時在貨幣市場上賣出等值的短期國庫券。這樣既維護了匯率穩定，又不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可以改變目前中央銀行被動吞吐外匯的局面。目前我國貨幣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今后應集中精力，分層次地推進各子市場建設，盡快培育發達的貨幣市場。

適度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由國際收支理論的貨幣分析法可知，為了維持固定的匯率水平，一國國際儲備變動和基礎貨幣供應必須服從于匯率穩定的需要。而實行彈性較大的匯率制度，不僅可以支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會防止投機性資本流入，減輕國外輸入的通貨膨脹壓力；還可以提高企業和個人的匯率風險意識。因此，人民幣匯率應逐步擴大浮動空間，并根據市場狀況在規定幅度內靈活調整。同時，通過匯率微調，主動調節國際收支，使匯率成為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杠桿。

完善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

外匯賬戶集中反映了企業和個人的外匯資金收付，因而成為外匯收支監管的重要關口。加入WTO后，要逐步放松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開立使用的限制。這樣，既可便利企業的外匯收付，也有利于通過外匯賬戶來規范企業的外匯收支行為。目前，合并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的改革試點正在進行。由于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密切相關，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將有力推動強制結匯向意愿結匯的轉變。實行意愿結售匯制，現匯帳戶中的外匯既可以保留，也可以在外匯市場賣出。意愿結匯可以使央行擺脫外匯供求市場的被動地位，將外匯儲備和匯率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可以提高企業的出口積極性，與外資企業享有同樣的國民待遇；使企業、銀行、央行各持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可以加快外匯周轉資金，提高外匯風險管理能力。避免出現外匯儲備量大而企業普遍缺乏外匯，被迫發行外債的情況，更好的發揮外匯資產的效應。

積極完善現行外匯市場，向標準化、規范化的外匯市場靠攏

為了適應WTO的要求，應加快我國外匯市場標準化、規范化建設的步伐，具體表現在：逐步擴大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參與范圍，放寬對交易中心會員持匯規模的限制，完善我國外匯市場組織體系；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轉變；豐富外匯交易的內容和品種；完善中央銀行市場干預機制。重點要完善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操作方式，終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建立起外匯資金的央行、商行、企業的三級“蓄水池”從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允許其按外匯市場供求狀況自由浮動。

另外，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短期投機性資本可能通過各種渠道流進流出。短期投機性資本對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變動因素極為敏感，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尤為突出。為了防止其對匯率制度的攻擊，政府應建立起言行一致或確保政策連貫性的聲譽，使政府發出的干預信號具有可信性，并影響投機者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

參考資料：

1.陳小五，《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的問題及相應對策》，《國際金融報》，2002.4.23

2.關曉紅，《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和運行機制芻議》，《國際經貿探索》，2003年4月第2期

3.傅麗華，《加入WTO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挑戰》，《銀行與經濟》，2001.7

4.章和杰，《擴大中國匯率浮動區間的設想》，《金融與保險》，2002(3)

第7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所產生的弊端

過低的人民幣匯率以及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帶給我們的是利是弊？應該說，更多的是弊，這是因為：第一，央行購置大量外匯造成了我國城鄉居民巨額經濟利益的損失。央行購匯形成的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央行購匯使用的人民幣或者被央票（包括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對沖，或者形成基礎貨幣。如果對沖，用債券購回人民幣，則要對這部分人民幣付息，形成持有的成本。利息由央行出，買單者卻是所有消費者。如果形成基礎貨幣，便要產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形成的成本同樣是由所有消費者承擔的。近年來我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按央行官員的話說，是由于被動發行了基礎貨幣，即兌換外匯的人民幣。央行每收回1美元外匯，就要按照當時的匯率發放若干元人民幣。以目前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1􀏑6.3的匯率水平計算，共發行了20.16萬億元的人民幣外匯占款。據央行資料，其中的80%已經通過發行的央票和債券對沖，實際發行的基礎貨幣大約4萬億元。有專家估算我國的貨幣乘數為4，那么，4萬億元基礎貨幣通過各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工作，造成了16萬億元的貨幣在流通中漫游，是2011年GDP47萬億元的34%。如此巨量的貨幣往哪種物品聚集，哪種物品的價格便飛漲。資產價格、房地產價格、農產品價格飛漲，其根源就在這里。通貨膨脹造成了我國居民的巨額利益損失。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1年全年，我國CPI比上年上漲5.4%；而最新調整的銀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為3.5%，百姓實際存款利息收益為-1.9%。也就是說，把錢存一年定期，一萬元會“縮水”190元。根據央行數據，截止到2011年底，金融機構居民存款余額達到35.2萬億元，如果按照這個規模計算，全國居民一年存款財富縮水達6600多億元，相當于全國居民人均財富縮水了500余元。第二，用人民幣換回的外匯可以投資于外國，但是，我國對外投資主要是債權投資，收益率約為3%—5%，有時低至2%。外來投資主要是股權投資,收益率約為20%，兩者相差巨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47182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29434億美元，對外金融凈資產17747億美元，這其中儲備資產占比近七成。2004—2009年間，中國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平均占比為66.73%，比美國高出63.56個百分點；對外負債中，FDI占比高達59.96%，高出美國55.21個百分點。3.2萬多億美元的儲備資產年收益約1013億美元，1.53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為3060億美元，相差3倍，凸顯出我國“負債高成本、資產低收益”的嚴重失衡局面。①第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面臨著大幅縮水的嚴重風險。據黃劍和李石凱（2011）的研究，美元外匯儲備面臨著匯率、通脹和信用三重風險。有數據顯示，美聯儲自1913年建立以來的100年中，美元已貶值97%。20世紀70年代儲備的美元，其實際購買力已損失超過3/4。從2005年到2011年，美國的CPI上漲了17.76%。本輪經濟危機以來，美國已經實施的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在未來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發生通貨膨脹，美元必定貶值。從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美元對人民幣已貶值約30%。由于美國放棄了強勢美元政策而選擇弱勢美元政策，再加上要減低巨額外債，未來美元匯率必定還要進一步走低。第四，造成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原因除了匯率因素外，另一個原因是出口補貼。出口補貼也造成了我國經濟利益的巨大損失。世界很多國家長期實行出口補貼政策，鼓勵本國企業出口創匯，我國也是這樣。但是，據彭美秀（2005）的研究，出口補貼會導致國內價格上升，消費減少，生產和出口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貿易條件惡化，社會總福利下降。也就是說，財政用納稅人的錢補貼出口企業不僅直接減少了國內公共福利，而且使得國內價格上升，也損害了消費者的福利。不僅如此，中國出口總額的大頭是海外跨國公司和從事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制造的，貿易順差也主要是由這些企業帶來的，因此，享受到較多財政補貼的也主要是這些外資企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8年，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為14285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出口達7906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5.3%，另外加工貿易出口6752億美元。同年，中國出口商品的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商品出口的順差為1706億美元，占順差總額的57.7%，另外加工貿易順差達2968億美元。在來料加工貿易上，我們僅能掙到1%的勞務費。第五，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向美國的投資，落后國家向發達國家的投資，窮國向富國的投資，是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的表現。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由國內儲蓄轉化來的，是貿易順差得來的。按照宏觀經濟學的恒等公式，一國的儲蓄等于國內投資加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就是貿易順差，它等于凈出口。在儲蓄既定時，凈出口大，必然減少國內消費和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利用包括超國民待遇等各種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國外投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79年到2010年的30多年間，中國共吸引外資1.25萬億美元。但我們流向國外的資金更多，是國外投向國內資金的2倍多。人們的收入可分為消費與儲蓄兩個方面。大量財富投向國外，必然減少國內的投資和消費。國內投資減少，經濟發展減慢。國內消費減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受阻。消費是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減少會使國民受教育減少，勞動力再生產的質量降低，人才匱乏，技術進步延緩，使中國的制造業長期處于產品價值鏈的末端和國際貿易的價值洼地，極不利于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第六，偏低的人民幣匯率導致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結構失調，發展方式轉變受阻，使一些生產工藝落后、耗能大、污染嚴重的出口企業長期不能被淘汰，同時也抑制了技術先進、處于價值鏈高端的一些企業的產生。這是因為匯率被低估時更多的資源被出口，國內發展受到影響，并使總需求結構即投資、消費、凈出口的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失調。第七，一國貨幣匯率的穩定是以其幣值穩定為基礎的，幣值不穩定，匯率也就不能穩定。長期發生通貨緊縮的國家，其匯率要升值；長期發生通貨膨脹的國家，其匯率則必定貶值。即使采用固定匯率制，名義匯率不變，發生通貨膨脹時實際匯率也是下降的，而實際匯率是決定一國進出口的決定因素。人民幣低于市場均衡的匯率，使中國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占款過多，基礎貨幣發行過量，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貨幣不斷貶值；貨幣貶值反過來又促使匯率貶值，引起貿易順差進一步加大，進入惡性循環之中。央行以穩定匯率為目標的政策，實施的結果使人民幣匯率更加不穩定。只有按實際GDP增長的比例穩定地增加貨幣供給量，使物價水平保持穩定，才能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第八，人民幣匯率過低不僅造成國內經濟結構失衡，也是中美、中歐貿易失衡和貿易摩擦過多的原因。出口是一國對國際市場的供給，進口則是對國外市場物品與勞務的需求。由于中國是大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具有大國效應，反映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出口什么，什么就降價；中國進口什么，什么就漲價。所以偏低的人民幣匯率，不僅使國內經濟結構失衡，也使國際市場失衡。中美、中歐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必定在貿易品的價格上，即匯率上。價格是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的關鍵。中美兩國貿易失衡問題只有通過美元與人民幣比價的相對變動，即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才能解決。說匯率不是影響一國貿易平衡的主要因素，就如同說價格不是決定供求平衡的主要因素一樣，錯誤顯而易見。有人以20世紀80年代的日元升值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為例，說明匯率不能解決兩國貿易的失衡。這種舉例不能說明問題。因為與美國貿易的國家不僅日本一家，還有其他國家。日元升值了，并不代表所有國家的匯率都升值了。日元僅僅是日本國物品與勞務進出口的價格，日元升值只能解決日本與美國的貿易失衡，不能解決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失衡。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它能與所有國家的貨幣相交換。因此，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的問題不是像日元這樣一國匯率的問題。第九，人民幣匯率過低加大了中國居民的生活成本，減弱了居民的消費力。中國居民生活成本高的原因不僅有過多的出口造成了國內物質的匱乏、外匯占款過多造成了通貨膨脹以及資源和環境過度透支造成的成本等因素，而且有人民幣匯率過低造成了進口物品的價格過高因素。這些年進口的石油、鐵礦石、大豆等物品價格過高，在中國形成了輸入性通貨膨脹。使用過低的人民幣匯率是在把自己生產的物品低價賣出，把別人生產的物品高價買進，這與生產者利潤最大化的經營行為和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購買行為都是相悖的，長期這樣做必定造成國人利益的巨大損失，是不可持續的。

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

第8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特點問題策略選擇

一、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點

(一)當前我國外匯市場主要是本幣和外幣頭寸轉換市場。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結構由兩個子市場組成，一是外匯指定銀行和企業間結售匯市場，一是外匯指定銀行和央行參與交易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從結售匯內容、銀行外匯上額管理和央行經常調控的過程來看，現在的外匯市場是一個與現行外貿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性外匯市場。

(二)人民幣匯率是局部外匯交易匯率。目前人民幣匯率是在結售匯制和外匯指定銀行外匯上額管理規定的約束下的外匯交易價格，外匯交易主體少，外匯供給充分，而外匯需求受到嚴格限制，企業、銀行、政府機構和個人的外匯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在這種市場狀況下形成的交易價格不是市場出清的外匯價格，只是有限的交易主體在有限需求下的外匯交易價格，或稱為市場局部均衡價格。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壓力來自貿易項目狀況。當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所決定的匯率，基本上不反映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外匯供求變化，匯率變動的壓力主要來自經常項目的順差或逆差。當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對華貿易逆差。

(四)央行的干預成為經常行為。由于外貿順差和大量引進外資，企業被強制結匯，外匯指定銀行持有外匯頭寸又受到上額限制，央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進外匯，同時為了使人民幣匯率維護在波動幅度之內，央行也必須買賣外匯，央行人市買賣外匯就成了經常行為。央行交易中持有外匯凈額的迅速上升，造成了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外匯儲備的一部分本來是企業、銀行和個人的外匯需求，由于制度約束被央行買進變成外匯儲備，外匯風險就從企業、銀行和個人向央行集中。

二、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問題

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的。其外匯市場仍屬于初級市場，缺乏系統完善的運行機制。在形成機制方而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從交易主體上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規范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由一國中央銀行、外匯銀行、客戶和外匯經紀人組成。而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只有外匯銀行和中央銀行。

（二）從交易性質上看：現行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管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在線

（三）從市場開放程度上看：現行外匯市場壟斷程度太高，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

（四）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現行外匯市場交易的內容和品種過于單一化。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幣種僅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歐元；交易品種只有即期交易。還缺乏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品種。這種現狀不僅不能滿足我國企事業單位對多樣化外匯交易的需求。

三、改革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的策略選擇

改革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的策略選擇包括固定匯率、自由浮動制度及有管理的浮動制度三種形式。

(一)固定匯率

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愿意在外匯市場上以固定匯率同私人部門兌換貨幣。

(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中央銀行不會為了固定匯率而干預外匯市場，能自動地保持匯率的彈性。

(三)有管理浮動匯率制

由以上分析可見，前兩者顯然無實現可能，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增加彈性和靈活性。從長期看，應從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逐步過渡到人民幣的獨立浮動。

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具體措施

中國是一個轉軌經濟國家，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理論而言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同時也有宏觀調節。但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機制。不論是研究機構還是實務部門(包括政府管理部門)都在深入探討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基本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即按照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要求，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因此，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應從運用行政機制轉變為運用市場機制。

在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且外向型經濟已占較高比重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方向應當是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具體措施包括：

（一）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與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是導致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適度放松對機構和個人使用外匯的限制，使市場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機構和個人對外匯的需求。

（三）中央銀行在改革和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外匯市場的監管，嚴厲處罰違法違規行為。

（四）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主要包括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減少中央銀行在市場上的干預頻率，代以其他的經濟方式和手段調整匯率水平。

第9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一、“人民幣升值綜合癥”的癥狀與原因

“升值綜合癥”這一名詞最初來源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日元。當時日元兌美元匯率持續走高，日本央行為了阻止日元的快速升值，采取了放松銀根的辦法，結果造成國內經濟過熱，資產市場（主要是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泡沫嚴重。當泡沫破滅時，大量深陷資產市場泥潭的金融機構被迫關閉，國內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這些由于日元升值而產生的現象被統稱為“日元升值綜合癥”，它直接導致了日本經濟從高峰走向了低谷。

值得令人警惕的是，當前人民幣的升值也表現出與當年的日元升值相類似的各種影響，本文將之稱為“人民幣升值綜合癥”。具體表現為資產市場價格出現泡沫、外匯儲備劇增、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和央行加息“兩難”等，其中尤以本國房地產市場的嚴重泡沫化為最。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價格上升迅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和部分大城市，衡量泡沫程度的房價收入比指標已遠遠超過公認的5-10倍的國際警戒線，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同時，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含開發貸款和個人購房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不斷提高（見表1），一旦房地產價格出現較大跌幅，勢必導致抵押品價值下降和不良貸款比例的上升，嚴重時甚至會引起商業銀行的倒閉并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出現資產市場價格泡沫的原因較多，其中外資的力量不可忽視。大量被人民幣升值預期吸引入境的外資進入了房地產市場，在賺取人民幣升值差價的同時也賺取房地產差價，是導致房地產價格暴漲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彈性明顯增強，無論是單日波動幅度還是累計波動幅度均較匯改前有顯著增加。但這種波動的單邊特征較為顯著。到2007年2月底，人民幣兌美元的累計升值幅度已經超過了5%，且市場對人民幣仍然抱有強烈的升值預期。在這種背景下，大量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境內，“人民幣升值綜合癥”效應已經初步顯現，其具體癥狀為：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迅速上揚、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通貨膨脹壓力的逐步顯現和央行進入加息“兩難”。如何應對由于人民幣升值而產生的種種問題已成為理論界所討論的一個熱點。本文從國際經濟學中的“三元悖論”和“退出戰略”理論出發，提出“雙退出”概念，指出只有在人民幣“退出”釘住匯率制度的同時，也“退出”資本賬戶的管制，才是應對“人民幣升值綜合癥”的根本之道。在具體的實施步驟上，本文也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