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動力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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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關鍵詞 社會傳播 經濟發展 生產力 生產關系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傳播密切相關。生產力是一個系統，由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三因素組成。一方面，社會傳播能促進勞動者素質提高、促進勞動工具生產效率提高，并且可推動生產力因素有效結合成現實的生產力，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傳播能加快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的速度，為勞動者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從而為生產力發展提供間接推動力。所以說，社會傳播是生產力發展的推動力，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一、社會傳播對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
社會傳播對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指社會傳播直接促進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這種直接推動力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社會傳播直接促進生產力因素水平的提高；其二是，社會傳播促進生產力因素有效結合成現實生產力。
1.社會傳播直接促進生產力因素水平的提高
生產力系統包括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是主體性因素，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是客體性因素。社會傳播，可以對生產力因素的水平會產生直接推動作用。
勞動者要發揮勞動功能，首先必須具有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勞動力包括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其中，勞動者智力提高，離不開普遍的人類傳播活動――知識傳播與教育傳播。勞動者個體獲取知識、提高智力，離不開知識與教育傳播，社會勞動者整體知識水平與智力提高，更離不開教育傳播。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文明成果，勞動者要繼承這些文明成果，提升勞動者自身水平，必須通過知識傳播與教育傳播。在人類社會近現代，隨著媒介技術不斷發展，人類知識與教育傳播活動模式、形式、規模、效果都得到極大程度改善與提高。借助現代媒介，借助更為多樣的傳播活動，人類社會整體知識水平、智力水平在不斷提高，并且提高速度越來越快。從社會發展史來看，勞動力變化的一般趨勢是，勞動力的體力因素重要性逐漸下降，而智力因紊重要性逐漸上升。勞動者智力因素提高的直接影響，即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科學院院士斯特魯米林，1924年發表了《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一文。在該文中，斯特魯米林認為“腦力勞動與教育程度有關系…教育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關系，學歷與勞動生產率成正比”。“世界首富蓋茨不同：如果地球的生命只剩下三天，他的‘諾亞方舟’不會帶走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財產，但他卻一定要帶走他的精英團隊。因為他明白，有了這些精英頭腦中的智慧，他將很快重塑他的財富帝國。”
社會傳播活動對生產力因素水平的影響，還體現在影響勞動工具。馬克思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他精辟地論述了勞動工具在社會發展變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動工具泛指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用以改變或影響勞動對象的一切物質資料，是物化的科學技術。勞動工具的改進，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
科學技術物化為勞動工具。包括科學技術的引進與吸收、攻關與開發過程，而這些過程都離不開社會傳播活動，即必須通過科技傳播才能完成。可以說。要把科學技術轉化為勞動工具，沒有有效的科技傳播是不可能實現的。科技傳播對勞動工具影響主要體現在_二方面：一是科技傳播是科技轉化為勞動工具必經之路。二是有效科技傳播可以提高科技轉化為勞動工具的速度，特別是在近現代，隨著現代媒介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一項科技成果轉化為勞動工具的周期大大縮短，速度大大提高。三是有效科技傳播可以擴大科技轉化為勞動工具的空間范圍。因此，科技傳播對科學技術轉化為勞動工具會產生積極影響，進而影響到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
知識創新、科技進步，是推動生產力進步、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但是，知識創新、科技進步，必須內化到生產力因索。才能發揮其效用。知識、科技常常以信息形態存在，在其內化到生產力因素過程中，離不開社會傳播一知識傳播、教育傳播、科技傳播等。社會傳播，是知識、科技內化到生產力因素的必要條件，同時主要從時間、空問兩個維度影響知識、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社會傳播，雖然對社會生產力、社會經濟發展，不具有直接動力的決定性作用，但對其直接動力因素的作用發揮，卻有重要影響。
2.社會傳播促進生產力因素有效結合成現實生產力
生產力系統由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三因素構成。但現實生產力還必須依賴于三因素有效結合。社會傳播活動對生產力水平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影響生產力構成因素質量與水平，還體現在促進生產力因素積極有效結合、轉化成現實生產力。
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三因素，細化后可包括經營管理者、腦力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廠房、設備、資本、能源、原材料等多種類型實體形態。它們最初并沒有效結合在一起成為現實生產力，而以獨立的形態分別存在不同空間。生產力因素，只有有效結合后才能成為現實生產力。生產力因素結合包括四種方式：(1)質態結合，指生產力各因素結合成現實生產力時，在物質屬性上互相適應。(2)量態結合，指生產力各因素結合成現實生產力時。客觀要求的數量配比。(3)時間結合，指生產力各因素進入或退出現實生產力系統時，客觀上要求的先后順序，以及它們在現實生產力中運行所持續的時間長短。(4)空間結合，指生產力各因素結合成現實生產力時，在空間上的分布和聯系狀態。現實生產力的形成，必須是生產力因素的四種結合方式的綜合應用、有機結合。
企業在組織生產力因素有效結合。轉換成現實生產力一進行企業生產時，依賴于企業經營者的科學決策與合理有效運作，而這又必須建立在全面獲取生產力因素相關信息基礎之上。獲取生產力因素相關信息，必須依賴于媒介，依賴于各種社會傳播活動。這些社會傳播活動紛繁復雜、形式多樣，內容主要包括各類經濟信息、廣告信息(供求信息)、政治信息，等等。
20世紀下半頁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推進，世界經濟運行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國內外政治信息、經濟信息、廣告信息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因為這不僅關系到生產力因素有效結合成現實生產力，進行社會生產，而且關系到產品分配、交換、消費，直接影響社會再生產能否順利進行。同時我們看到，國際社會傳播活動積極活躍、不斷增加。包括政治傳播、文化傳播、經濟傳播等。這些國際社會傳播活動，都直接或間接促進世界經濟運行，因為這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生產力因素，也有利于促進產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促進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
所以社會傳播，可以促進生產力各因素積極有效地結合
成現實生產力，促進產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二、社會傳播對經濟發展的間接推動力
社會傳播，不僅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而且對生產力可產生間接推動力。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傳播會加快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的速度，另一是社會傳播會為勞動者提供精神動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也產生反作用。適時、積極調整生產關系是十分必要的。國家政府在做生產關系調整、改進時。必須依據真實有效的社會信息，才能科學決策。因此，獲取真實有效的社會信息，對國家政府做出科學決策、調整生產關系，具有積極影響。并且，獲取真實有效信息的速度，也會直接影響國家政府調整生產關系的速度。現代傳媒技術的特點是，覆蓋范圍廣泛、傳播速度快捷。因此，社會傳播活動，特別是借助現代傳媒技術的社會傳播活動，有助于統治階級、國家政府及時地、快捷地、廣泛地收集種類社會信息(如新聞傳播、危機傳播等)，為其科學決策、調整生產關系提供依據。所以，社會傳播有助于及時調整生產關系，進而有助于推動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人類社會發展，不僅需要物質動力、需要不斷地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且需要精神動力。在某些特定環境下，相對物質動力而言，精神動力會顯得更為重要。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雖然人類社會多次遭受大規模戰爭重創、自然災害浩劫，有時部分區域社會經濟幾近崩潰。但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精神信仰。為人類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支持人類社會重振旗鼓、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重建家園。社會傳播。則是這種精神動力的放大器。通過社會傳播活動，可以讓更多人精神受到鼓舞、形成強大社會凝聚力，更大程度地推動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三、結語
人類社會由若干個體集合而成，在人類社會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社會傳播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離不開社會傳播。
社會傳播，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直接積極推動作用。這主要體現在，社會傳播不僅可以促進生產力因素水平提高，而且可以促進生產力因素有效結合成現實生產力，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自20世紀末以來，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推進社會信息化，其目的在于為促進社會信息傳播創造條件，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為什么整個信息工業在過去的30年里成為明星產業，那是因為信息能幫助企業提高其生產力”。另外，社會傳播還可對經濟發展提供間接推動力。社會傳播，不僅可以加快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的速度，而且為勞動者提供精神動力，這都會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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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關鍵詞：城市科技競爭力指標體系經濟競爭力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related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for reference，and connects with the Hangzhou Innovation Index，evaluate and study the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of the 15 Vice-Province Cities through the aspects:Dynamic evaluation of Competitiveness，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y Competitiveness，etc.This study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promoting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accelerating the economy growth.
Keywords:City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Index SystemEconomy Competitiveness
科技競爭力是一個國家（地區）科技資源與投入、自主創新能力、科技發展水平與潛力、產業科技競爭力形成的綜合區域競爭優勢體現。城市科技競爭力的綜合評價，是衡量科學技術對城市社會和經濟發展推動作用的一個重要依據，也是找出差距，認清自身的過程，有助于城市根據自身情況采取措施提高科技競爭力。
杭州是國內較早開展科技競爭力評價的城市之一。從2001年始，課題組設立指標體系對杭州年度科技競爭力進行跟蹤研究，至今該研究已持續了7年。2008年，考慮時效性和數據可得性，課題組對前幾年科技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修正，研究對象確定為15個副省級城市。
本研究對2007年度深圳、廣州、杭州等15個副省級城市科技競爭力發展進行跟蹤研究，以期為各城市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速科技經濟一體化進程，促進科技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指標體系設定
根據城市科技競爭力的基本概念及內涵，參考科技部2003年新修訂的科技進步監測體系和《中國科技發展研究報告2000》，特別是實現和杭州創新指數指標體系的銜接，課題組在沿用前幾年科技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框架的基礎上，考慮時效性和數據可得性，對2007年度科技競爭力指標進行了修正，主要是舍棄了科技論文指標，增加了科技活動人員、發明專利和高新技術出口指標。
2.城市科技競爭力動態評價
2.1科技競爭力綜合排名分析。根據上述指標體系，課題組對2004~2007年度15副省級城市科技競爭力進行評價
2.2科技競爭力進步速度分析。以15城市2004~2007年度科技競爭力各項指標年均增速反映科技競爭力進步速度。
對15城市各項指標2004~2007年年均增速打分，設年均增速列第1位的得15分，第2位得14分，第3位得13分……依次類推，第15位的得1分。最后以算術平均法得到各城市的指標年均增速綜合得分。
統計顯示，2004~2007年15城市科技進步得分超過15城市平均水平的城市從高到低依次有寧波、武漢、濟南、青島、杭州、廈門，其中以寧波增長最為迅速，超過15城市平均水平將近30%。歷年科技競爭力水平較低的濟南、廈門年均增速較高，顯示這些城市正在加大力度，加快發展。長春科技競爭力排名低，科技進步速度也排名落后，顯示其科技競爭力需要引起高度注意，加快發展。深圳市、廣州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遠超過其他副省級城市，屬于科技創新能力發達城市，基數較大，增長速度雖然靠后，但創新能力的增長量依然很大，能遙遙領先于其他科技創新能力發展中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科技創新能力的排名在第3名，而科技進步速度竟能排名第5，實屬難能可貴。從表3可以看出，增長速度較快的大都屬于科技競爭力不是很強的城市，而科技創新能力發達城市如深圳則增長速度不高。而杭州的杭州科技創新能力和增長速度都排名靠前，顯示杭州既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基數較大，同時還持續高速增長，科技競爭力提升空間極為廣闊。
3.科技競爭力與經濟競爭力的協調性分析
3.12007年度城市經濟競爭力排名。為了進一步考察各城市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支撐程度情況，課題組選取一些指標對15城市的經濟實力進行了評價。在經濟競爭力的評價中，借鑒《中國科技發展研究報告2000 》中的做法，考慮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出口商品總值、出口商品總額占GDP比例四個方面的因素，定義地區經濟競爭力指數(EPI) 如下：
EPI = 0.36 ×GDP 指數+ 0.24×人均GDP 指數+0.24 ×出口商品總額指數+0.16×出口商品總額占GDP比例指數
根據這一公式，測算出2007年度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競爭力排名。城市經濟競爭力排名分組分類 城市經濟實力強 深圳、廣州經濟實力較強 寧波、杭州、青島經濟實力中等 廈門、大連、南京、沈陽經濟實力較弱 武漢、濟南、成都、哈爾濱經濟實力弱 長春、西安3.215城市科技與經濟發展協調性評價。從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角度來衡量，15城市的科技與經濟發展狀況可以描述為4 種類型。
第一類，科技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型。如深圳、廣州均屬于經濟、科技競爭力“雙強”城市，杭州屬于經濟、科技競爭力均為較強城市，這些城市的科技與經濟的協調發展程度較好，科技對經濟起到了足夠的支撐作用，科技與經濟比翼齊飛，其發展前景與潛力也較為看好。
15個城市中，除了深圳、廣州科技競爭力與經濟競爭力排名一致，沈陽2指標均排名第9。一方面說明沈陽科技與經濟的協調發展程度較好，另一方面則顯示沈陽的科技經濟競爭力水平還有待提高。
第二類，科技領先于經濟發展型。如南京、大連、武漢、成都，其中尤其以南京、武漢為典型。南京的科技競爭力排名第4，屬科技競爭力較強之列，其科技人員、科技潛力更是遙遙領先，但經濟競爭力卻排名第8；武漢2007年科技競爭力排名第6，但經濟實力卻處較弱地位，說明其深厚的科技潛力與優勢并未完全轉化為經濟競爭力，其科技領先于經濟發展的態勢說明科技與經濟結合不夠。
第三類，科技滯后于經濟發展型。如寧波、青島、廈門，這些城市呈現科技滯后于經濟發展的態勢，說明這幾個城市近幾年經濟發展很快，特別是外資加工型經濟發展十分迅速，而科技能力還需要進一步提高。3個城市中，青島的情況相對較好，而廈門與寧波的科技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情況更為嚴重，這意味著，如果不解決科技發展問題，其長遠的經濟發展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應充分利用經濟增長積累的雄厚財力基礎，實施科教強市戰略，發展科教事業，提升科技競爭力，在保證科技投入的同時，著力解決好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第四類，科技與經濟發展均呈弱勢型。如濟南、哈爾濱、西安、長春。這些城市的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均有待提高，發展亟需加快。
4.結論
各個城市區域特點不同，經濟結構、科技水平差別較大，但總體而言科技的進步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產業競爭力，與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一般經濟越發達，其科技競爭力也比較高，反之亦然。
增長速度較快的大都屬于科技競爭力不是很強的城市，而科技創新能力發達城市如深圳則增長速度不高。當然也有些城市競爭力和增長速度都不高。如何啟動一個科技競爭力薄弱城市的科技發展，有待進一步研究。
不少內陸城市科教資源豐富、科技研發實力強，有較好的工業基礎。有必要加強市場經濟的培育和發展，加強產學研結合，確實把科技優勢轉化為經濟實力優勢。
沿海外向型城市在注重招商引資的同時，也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推動國有和民營經濟的發展，以科技推動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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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來
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過去我們透支了“政策紅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規模的中央財政投資、寬松貨幣政策的支持以及銀行信貸迅猛擴張等所引領的追求高速增長的時代，不僅無法維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空間。
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績效并沒有跟老百姓的實際收系起來，相反貨幣寬松的結果造成市場對貨幣未來購買力下降的擔憂與日俱增，從而導致大眾脫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財愿望越來越強烈，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影子銀行業務的膨脹都是由這種抗衡未來貨幣購買力下降的理財行為而帶來的資金成本上升的結果。本來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意圖是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居民債務負擔以提升企業的投資和居民的消費意愿，但結果反而是雙雙收到壓抑，更增加了投資與消費之間的落差，嚴重拖累了經濟的復蘇的步伐。
第三，全力過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場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的現象。另一方面，資金軟約束的問題又會導致地方政府過度圈地、過度投資的問題，留下了“與民爭利”的不良印象，從而讓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頓讓我們更加意識到了過度依賴地方政府投資模式所帶來的嚴重的后遺癥。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從過去的“過度作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為”，使得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關系難以再發揮當年曾有過的提升地方經濟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資的范圍有限，直接獲得政府采購訂單支持的企業，往往局限在少數資源型壟斷行業和從事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國有企業，大多數民營企業則受到海外金融危機的影響失去了很多關鍵性的商業訂單，于是，它們將自己30多年打拼下來的產業資本轉向了投資“稀缺資源”的金融資本。這種日趨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傾向會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后續的轉型和創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長的粗放型投資方式也嚴重破壞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先發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國今天急需培育我們自己消費的環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費群體，會因為空氣嚴重污染問題而移居海外，這會導致中國目前的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困難。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機遇
首先，“中國制造”的標準化規模生產模式要漸漸開始向“中國智造”的差異化服務業延伸。做到這點，我們必須學會用好人才的本領。要讓大學生和海歸人才充分利用好他們的語言駕馭能力、創新思維能力，去開拓中國企業所需要的海外市場，避免國內因產能過剩而導致的企業之間惡性競爭的行為泛濫成災。為了培育中國經濟強國戰略所需要的“人才紅利”，今后我們更是需要依法治國，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發揮好稅收杠桿的激勵機制，并創建更多像上海自貿區的商業平臺，讓年輕人的創業精神能夠在上面更好地發揮出來。
其次，中國企業要走出去，爭取海外市場的投資紅利，以此替代出口紅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資企業產能釋放的壓力，同時，為了提升我們自己財富管理的主導權和其安全性，中國的人民幣也要伴之而行。這種新型的爭取“全球化紅利”的戰略，也可以從和李總理最近頻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國家首腦所簽署的投資合作備忘錄和人民幣互換協議中體會到。顯然，金磚銀行、亞洲投資銀行、思路基金等都是這種全球化紅利的轉變形式。為此，中國自身的金融開放也會加快推進，以配合中國企業和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戰略。
第三，中國經濟已不再是過去解決就業作為主攻方向的格局，沒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業都“養起來”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資源補貼。今天相反應該為淘汰落后產能而培育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未來，中國企業、甚至金融機構的破產將成為新常態，它預示著中國市場正在通過這種“資源配置紅利”的釋放，讓勝出的企業和機構能夠分享更多的資源（以前被劣質企業所占有和濫用），從而變得更有國際競爭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這對改變今天中國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來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和國民財富創造能力的“價值市”至關重要。
第四，中國“新常態”經濟的最大看點就是政府職能轉變所釋放的“制度紅利”。這將是決定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通過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的轉變，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
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著力投資民生工程，緩解大眾的“后顧之憂”，讓企業所創造出先進產能有一個強大的市場支撐。
第4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方式。
010年以來，富士康“N連跳”事件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對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學者從心理學角度進行了分析，有的學者從工廠管理的角度進行了分析。然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富士康事件歸根到底是中國這種依靠勞動力密集優勢的發展模式，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后，與面臨著增加工人工資，減少工人勞動強度，以及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發展方式所產生矛盾的結果。表明了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
一、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現有的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多是物質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研究，即從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角度論述的可持續發展，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社會觀、經濟觀、技術觀。①然而發展的本質是生產力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是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
生產力既包括物質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人是生產力中最具主動性、創造性的因素，是價值創造的源泉，發展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需要實現物質的可持續利用，即節約資源、保護生態，更重要的是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人口的數量、人口結構的合理，要求勞動力的素質不斷提高，實現人類社會的循環再生產。
可持續發展的本質是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要求經濟效率的提高，通過經濟發展不斷滿足勞動力對物質、文化和生態的需要，即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需要正確處理公平問題。發展應是長期的、持續的發展而不是一時的發展，即處理好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關系。可持續發展既包括代內的公平也包括代際的公平。可持續發展要求當代人的發展不能損害后代人的發展條件，也就是說發展不能建立在對資源的掠奪式開采的基礎上。當代人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后代資源的占有的基礎上的，這樣透支了未來的發展潛力，后代人的發展會受到阻礙。這對于后代是不公平的，這樣的發展也不是可持續的。
發展的過程就是通過生產過程來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生產的過程是人類勞動的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是人運用勞動資料加工于勞動對象，生產出符合人們需要的使用價值的過程。勞動的過程包含三個因素：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②從人和物的角度可以把生產過程的三種因素劃分為兩類，即生產過程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這樣結合起為一同進入的現實過程，即生產過程。”①物的因素是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人的因素是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因此，從這個角度可以把可持續發展分為人和物的可持續發展。
物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可持續發展。物的可持續發展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準備充足的物質條件。然而經濟發展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即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物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
現有的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多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人的可持續發展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人是生產過程中最重要的主動性的因素，人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②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勞動力的質和量能夠滿足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的需求。從質上看，是指勞動力要不斷地再生產以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即勞動的價值得到不斷的補償。從量上看，勞動力可持續發展是指勞動力的數量和結構能夠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合格的勞動力。
從勞動力的質的可持續來看，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勞動力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化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③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不僅包括本人的再生產，還包括繁育后代，以及勞動素養和技能的提高。
“像任何活的個體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因損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場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總和，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獨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④“為改變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又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用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⑤勞動力的價值的總和由三個因素構成：勞動者本人必要的生活費用；養活家庭的必要費用；必要的教育和訓練的費用。因此，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至少維持工人一定的工資，工人有足夠的資金支付生活、休閑、教育、繁育后代的支出，這樣才能使勞動力獲得充分的發展。經濟發展應該是建立在人的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不能建立在對勞動力資源的掠奪式的利用的基礎之上。建立在依靠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方式，雖然可以暫時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長遠來看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不利于消費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生產過程的循環進行，更難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從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的量上來看，要求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包括滿足物質資料再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和人類社會再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一個社會的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要合理，同時要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能投入生產過程，才能夠生產出足夠數量的物質生活資料和精神文化產品，以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需求。這就要求，維持合理的人口數量和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從而使社會有充足的勞動力，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當今中國勞動力可持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近年來，中國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成長為世界工廠。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需求層次的提高和生活成本的提高，這種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正逐步面臨新的挑戰。
1.勞動力數量的減少。
足夠數量的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必備條件。然而，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中國渡過了人口生育高峰，開始面臨著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的危機。目前的農村小學合并、高考報名人數逐年減少，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便是這種問題的集中反映。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將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如果不實現產業的升級，擺脫目前依靠勞動力密集產業的現狀，將最終使中國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危險，最終使中國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會面臨危險和挑戰。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將最終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人口的老齡化。
建國后，由于擺脫了戰亂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國出現了幾次集中人口的生育高峰，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又面臨著集中的老齡化問題。建國初，為了實現工業化，在農村長期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農產品價格低廉，大部分農民沒有為養老積累起足夠的物質準備。而在城市則為了實現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長期實行了高積累、低工資制，甚至有的人由于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為了下崗工人。而且這一批人尚未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因此，這一批集中步入老齡化群體的人的養老便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國的一大社會問題。
3.勞動力的過度利用。
由于路徑依賴，很多企業長期實行低工資制，甚至不足以滿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工人想獲得更高的工資，就要不停地加班。據報道，富士康員工的起薪只有900多元，工人為了獲得更高的工資，每天的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勞動力的再生產需要休息時間以恢復體力。對于勞動力的過度利用，如同資源的過度開采會造成資源的不可再生一樣，會造成勞動力再生產的困難，給勞動力帶來心理和生理的疾患。富士康事件的根源就在于過低的工資，使工人被迫延長勞動時間，超過生理承受能力。精力高度集中的勞動，使工人依附于機器，從而產生了心理障礙，最終導致了不理性事件的連續發生。
4.工資低，難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和發展。
勞動力的工資應該體現滿足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要求，即馬克思所說的最基本的本人生活的需要、子女生活的需要以及教育和培訓的需要。然而作為中國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的工資低，難以在工作地居住、在工作地讓下一代受教育、在工作地享受醫療，難以支付教育和培訓的費用，即無法實現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1997－2007年，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①由于無法用工資滿足在工作所在地的基本生活需求，農民每年像候鳥一樣，往返于城市和農村。農民工工資低，阻礙了拉動內需，阻礙了中國城市化進程。
三、勞動力可持續發展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后，經濟增長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集中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國內需求不旺、過度依賴出口等方面。而國際金融危機的暴發導致的國內出口下滑，使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更為迫切。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性。
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一、二產業比重太大，第三產業比重太小，而且第二產業內部產業層次低，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處于世界分工金字塔的最底部。另外，由于勞動者收入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等原因，導致消費占GDP的比重低。“當前中國的居民消費與GDP之比為36％，這一比重自1990年以來下降了近15％。多年來，美國的居民消費與GDP之比為70％左右，歐洲和日本則在50％以上。”②因此，亟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增長：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消耗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勞動力數量和素質提出更高要求。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主要的是提升產業結構，改變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底層地位，更多地依靠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的發展。不斷地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包括勞動者的文化素養、學習能力、技術水平、熟練程度、身心健康等方面，才能適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對勞動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促進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新型工業化準備更多、更合格的、適應新的技術需要和新的產業需要的勞動力。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條件。
3.轉變發展方式有利于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
順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提高國內消費需求在拉動經濟中的作用，即改變過度依賴出口的局面，改變過度依賴政府公共投資的局面，把經濟發展的動力轉向更多地依賴國內需求上，要求勞動力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費，這必然以提高勞動者的工資為前提。
轉變發展方式對勞動力消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過來又有利于促進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因為，勞動力消費增加以后，有利于勞動力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養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方面，對勞動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費，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有利于促進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
四、促進勞動力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以人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前提，一是要維持合理的人口數量；二是要合理地利用勞動力；三是要不斷提高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素質。
1.維持合理的人口數量。人是生產中最具主動創造性的因素。中國30年的高速增長的動力源泉就在于充裕的勞動力資源。由于建國后出現的兩次生育高峰，造成了中國人口數量的劇增，進而造成了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改革開放以后，外資企業之所以選擇中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從而依靠這個人口紅利，中國承接了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第一批生育高峰的人口年齡逐漸增大，從而使中國快速進入老齡社會；另一方面，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后計劃生育的實行，目前青壯年勞動力數量逐漸減少，出現了整個社會“老齡化”與“民工荒”并存的現象。為了防止民工荒的加劇，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在適當的時機，改變現有的人口政策，否則，中國經濟就會在尚沒有成功實現產業轉型的時候，面臨著巨大的勞動力缺口。
2.提高勞動者工資。富士康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人工資過低，工人被迫長時間加班，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高強度勞動使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損害，從而使部分工人出現了心理問題，進而走向了自殺。由于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逐漸減少，也影響了內需的拉動。因此，必須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收入，進而以啟動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方式，使勞動力獲得足夠的收入，以解決消費、培訓、教育、醫療、住房、甚至精神消費的需求。這樣才能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進而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產業結構的升級提供更多、更合格的勞動力。
3.不斷提高工人的人力資本素質。人力資本包括4個方面：一是教育資本，是指用于教育以及培養和提高在職和未來勞動者的能力的費用，是最基本的要素。二是技術和知識資本，是指用于專業技術教育的費用，包括大學的專業教育、技術教育和技術培訓。三是健康資本，指用于醫療衛生的費用，包括醫療、保健營養以及體育鍛煉等。四是遷移和流動資本，是指國內外人才流動，人才的流動有利于資源的配置和優化。因此，應該通過加大教育投入、加大醫療保障投入、完善勞動力市場等，促進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這樣才能夠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數量更多、素質更高的勞動力，以迎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勞動力素質提出的更高要求。
第5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Abstract: Jinhua Li, the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has pointed out "the Matthew Effect exists in China Economy and the economy is developing unevenly between reg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in regional economic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it is more disequilibrium that the rural surplus labors transfer to developed regions to some extent. So it is significant how to adjust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關鍵詞:區域經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rural surplus labors;transfer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3-0115-02
1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1.1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 我國區域按功能分為四大經濟區: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可用基尼系數和GDP指標來衡量。
1.1.1 基尼系數衡量下的貧富差距作為反映收入差距狀況的基尼系數,表1列出了我國1997年到2008年的基尼系數,從1997年0.3706到2008年0.5左右,連續7年超出國際警戒線(國際通常以0.4作為“警戒線”),我國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1.1.2 GDP指標衡量下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表2為我國2000年到2007年三大地區人均GDP。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東西部地區(此處,東部和東北地區統稱為東部地區)人均GDP差距逐漸擴大,尤其是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差異顯著,這說明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平衡。2008年,廣東人均37588元,人均生產總值僅為13861元,收入比為2.71:1;美國人均GDP最高的州與最低的州為2:1;英國1.68:1。
1.2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指農村勞動力中沒有從事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或服務活動的勞動力。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及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普及,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脫離土地的禁錮。據學術界測算,農村大約存在1.6億左右的富余勞動力。從城市化進程來看,2008年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5.68%。城市化改造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處于較低水平,美國2008年城市化水平達到97%,英國1998年城市化水平就已達到89%,因此,我國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同時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缺陷,采取措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促進經濟發展。從農村剩余勞動力分布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由西向東呈現逐漸遞減的趨勢,說明了農村勞動力的數量與經濟的發展水平呈反相關。經濟越發達,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就越少,經濟越落后,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就越多。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向來看,據統計,2006年有49.3%的農村勞動力到省外務工,且都集中在經濟發達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表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數大、分布不均衡,與經濟的發達程度呈反向關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分布不均衡,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方向的失衡,又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區域經濟平衡發展。
2剩余勞動力轉移對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落后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經濟發達地區轉移,這種轉移又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具體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從國家政策導向來看,從大力發展東部地區到1999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再到“十一五規劃”,根據政策導向,我國經濟區域分為四大板塊:東部率先發展、東北振興、中部崛起、西部開發。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經濟不平衡。貧困地區因經濟落后,在吸引勞動資源方面沒有優勢,勞動力向經濟發達地區集聚,結果是兩級分化更加嚴重,經濟發達地區越來越發達,貧困地區缺乏人力資源越來越落后。
從勞動力構成來看,表3、表4說明,外出轉移人員主以青壯年為主,而留守在農村的大部分是兒童和老年人,且文化程度不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當地經濟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耕地荒廢,老人和孩子無人照顧,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制約地方經濟,危害國家糧食安全,而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外出人員管理、孩子教育、老人贍養等問題。
從勞動力流向來看,表5揭示,到省外就業的人員幾乎占了一半,尤其是中西部到外省就業的人員更多,而且人員流向集中于經濟發達的東部,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這種勞動力導向對流入地而言,滿足了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和城市現代化建設所需高素質勞動力資本,增加流入地人力資本存量,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2005年,河南省測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當地GDP的貢獻達到為20.4%。而對轉出地,雖然農村居民儲蓄有所增加,但是經濟實質并未增長,區域間經濟更加不平衡。
3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經濟平衡發展
人力資源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區域經濟不平衡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又刺激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所以,國家和區域間應積極尋求區域經濟發展的辦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度轉移。辦法大致分為兩種:就地吸收和外地轉移。
3.1 就地吸收就地吸收是指經濟落后地區大力發展經濟,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具體策略有:
3.1.1 發展現代農業產業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產業,一方面可以吸收多余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實現農業規模效益。如整合農業優勢產業和資源、延伸農業加工鏈,利用國家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為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經濟資本等。
3.1.2 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經營機制靈活,是農副產品深度加工和農村轉移勞動力的重要載體。如關嶺自治縣的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從1978年不足千人增加到2007年30067人,增長30余倍,就業人數占全縣農村勞動力15.6%;2007年總產值119738萬元,是1978年的37倍,上交的稅金占全縣財政總收入的39.5%。鄉鎮企業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的重要支柱。
3.1.3 推進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實現農民增收致富的基礎性條件。發達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趨于內部轉移的實踐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實現城市化,也促進了農村的發展。內部轉移的途徑主要是農村非農化和農村城市化。農村非農化的道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外部轉移和內部吸收;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走大、中、小城市并舉發展。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經濟的發展趨于平衡。
3.1.4 激勵第三產業發展第三產業具有資本需求彈性小、勞動力需求旺盛、進入門檻較低、就業穩定性強、創造消費需求等特點,在吸納勞動力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國外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經濟發展中前期,發達國家依靠工業高速發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經濟發展后期,主要依賴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第三產業具有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功能。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中多數就業人口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都在50%以上。表6反映我國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主要面向第二、三產業,所以,第三產業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有巨大的潛力。
3.1.5 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自主創業金融危機讓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遭到嚴重“創傷”,企業倒閉、裁員導致大量農民工失業,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急劇增加。國家和地方政府已出臺相應政策,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自主創業,將返鄉農民工納入創業政策扶持范圍,在貸款發放、稅費減免、工商登記、信息咨詢等方面提供支持。自主創業可以使剩余勞動力就近轉移,加快地方經濟的發展。
3.1.6 建立共建村東部地區農村擁有先進的發展經驗,而中、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如果東、中、西部地區能夠積極的溝通,建設產業鏈或者互助村,那么將實現區域間的資源共享和優化整合,區域經濟平衡發展。
3.2 外出轉移外出轉移流程圖如圖1所示。外出轉移能為當地經濟帶回豐富的實踐經驗、管理經驗、創業經驗,適度的勞動力外出轉移對地方經濟發展有利。但是合理導向的勞動力外出轉移需要教育和政策的保障。
3.2.1 合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有計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并不只是農民進城打工,當他們掌握相應技術、技能,脫離對土地的依賴,就能參與到城市建設,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從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3.2.2 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首先必須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就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良好的教育使日本農村勞動力對于非農就業具有良好的適應性,所以日本戰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迅速轉移的內在條件。而我國農村勞動力教育程度較低,東部每100人中擁有科技人員l8名,西部2名;鄉鎮領導學歷大專以上東部地區64%,而西部只有2%;人均受教育時間東部10年零8個月,西部才3年零6個月。所以,區域間的人力資源素質差距是造成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內在因素,應大力發展不發達地區的教育。
3.2.3 改革戶籍制度 實行人口登記管理戶籍制度,對我國二元經濟改造、現代農業建設,農村城鎮化進程具有戰略作用。它能打破城鄉分割壁壘,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消除勞動力流動的行政,實現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的平等競爭就業,使城鄉勞動力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同時,逐步健全覆蓋全社會勞動力市場的支持系統,包括職業培訓和職業介紹體系、勞動力市場的宏觀管理和調控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體系等,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更好的宏觀環境和條件。此外,國家和地方政府應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吸引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才和外出轉移人員回到本地區,為本地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必須采取恰當的措施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促進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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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100年前，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在古都開封誕生，這便是河南大學的前身，與此同時，一大批自然科學學科也在封建王朝沒落的鐘聲中開始了艱苦卓絕的發展歷程。
化學化工學科是自然科學的中心學科之一，支撐著化工、環境、生物、制藥、建筑、材料等諸多學科的發展。河南大學化學化工學科創建于1923年，她從建立之初就經歷著風風雨雨，直至1959年化學系的重建，化學化工學科才真正開始一步一個腳印的發展。從1980年的河南師范大學化學系，到1984年的河南大學化學系，再到1995年的河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化學化工學科在不斷地創新過程中為河南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動力。
學科建設突出“重點”
2012年4月，在取得了化學博士后流動站、化學一級學科博士點之后，河南省多酸化學重點實驗室成功獲批，這已是河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成立的第3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
1998年，中科院院士、材料機械摩擦磨損與專家、我國摩擦學學科的開拓者與學術帶頭人、“兩彈一星”功臣黨鴻辛院士舉家從蘭州來到河南大學，成為第一位在我省高校安家落戶的“全職”院士。黨鴻辛院士的加盟，大大提升了河南大學理工科的科學研究水平。
為了發揮優勢學科，實現學科交叉互補，同時能夠整合利用各學科的技術優勢，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技術服務，在黨鴻辛院士的帶領下，學院依托高分子化學與物理和凝聚態物理重點學科，在張舉賢教授和朱自強教授于20世紀80年代建立的“高分子化學研究室”和“固體表面實驗室”的基礎上組建了河南省高等學校“與功能材料”重點學科開放實驗室。2001年，河南省科技廳批準其組建河南省重點實驗室，同時更名為“特種功能材料重點實驗室”。2003年，該實驗室被教育部批準成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這是化學化工學科建設中首個部級重點實驗室，也是不同學科相互交叉創新而產生的結晶。實驗室自成立后，先后承擔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等國家級課題30余項，河南省重大（點）項目等100余項，勝利油田、洛玻集團等大型企業的橫向課題多項。實驗室成員發表學術論文600余篇，申請國家發明專利20余項，已有2個系列6種產品工業化生產。
2007年4月，化學化工學院以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學科為基礎組建河南省天然藥物與免疫工程重點實驗室，研究方向涵蓋化學、藥學、醫學等多個學科。實驗室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針對惡性腫瘤等重大疾病，運用化學、生命科學和藥學學科的最新理論和實驗技術，從天然生物活性分子及其類似物中尋找和發現可能開發成為新藥的先導化合物，進行新藥開發并進行相關的研究。依據天然藥物與免疫工程重點實驗室這個研究平臺，實驗室的科研團隊已經在天然產物及中草藥研究、合成藥物、抗體藥物及腫瘤免疫等方面積累了良好的研究基礎。
河南省擁有豐富的鉬鎢礦產資源，2008年，針對我省的這一狀況，化學化工學院領導班子廣泛調研，科學決策，以無機化學、化學工程、環境科學等學科為基礎，聯合我省鉬鎢生產企業組建了鉬鎢化學與化工實驗室。
省級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無機化學化工學科帶頭人牛景楊教授，帶領研究團隊以鉬鎢礦產資源的生態化、高值化利用為突破口，組織多學科隊伍聯合攻關，先后在該領域的多個前沿方向進行深層次研究，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2009年，該實驗室被評為河南省重點實驗室培育對象，并獲批河南省重點學科開放實驗室。在此基礎上，2011年，化學化工學院開始組建多酸化學實驗室，2012年4月，該實驗室成功獲批為省級重點實驗室。多酸化學重點實驗室的建立，為多酸化學及鉬鎢新產品的開發與應用研究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研究平臺。這在推動我省多酸化學研究水平進入國際前列、提升鉬鎢產品技術含量、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服務社會碩果累累
化學化工學院原名譽院長黨鴻辛院士經常說這樣一句話：“多年來，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化學化工學院始終把科技創新、服務社會作為化學化工學科發展的目標，積極引導教研人員走向社會、面向企業、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鼓勵教師和研究生從生產實踐中尋找課題，多方融資、合作研究、協同攻關。
沿著產學研這條道路，化學化工學院加強校企聯合，增強與社會經濟實體的聯系，把學院的科研成果及時推向工業化，既為社會建設貢獻了力量，也使河南大學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
早在20世紀80年代，張舉賢教授開創的皮革化學品研究在國內皮革行業就居領先地位，他研制的系列皮革化工材料榮獲國家星火二等獎，KS系列產品被評為國定“八五”重點推廣項目在全國廣泛應用，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趙瑾教授開展的在煙草中提取茄尼醇工藝、王彥林教授開發的系列阻燃劑等應用類技術均已實現工業化，為我省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第7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可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F1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2－0004－02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保持著持續、平穩、高速的增長勢頭，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中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基本實現了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過渡，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但是，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還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資源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日益凸現，內外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日益嚴重。因此，中國能否處理好這些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能否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及其特征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在世界經濟史上創造了又一個“奇跡”。據統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 645億元人民幣，占世界經濟1.8％，居世界第10，提高到2009年的33.535萬億元人民幣，占世界經濟的份額超過6％，居世界第3位。1979―2008年間，中國的GDP年均實際增長為9.8％，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著實是極為罕見的。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也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3 266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5 616億美元，居世界第3位。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由1978年的0，增長到2008年的924億美元，居世界第2位。國家的外匯儲備，也由1978年的1.67億美元，增長到2009年的23 992億美元，居世界第1位。
但是，在經濟取得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也產生了經濟失衡這一事關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集中表現為以下特征。
第一，需求結構失衡。中國經濟的增長嚴重依賴于出口需求來維系，而內需卻嚴重不足，導致外需和內需失衡。
第二，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國內的擴大需求，主要是通過擴大投資的需求，而居民消費所占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第三，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失衡。中國經濟增長所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二、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源
（一）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以來都是以粗放型為主，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量的投入來擴大生產規模，實現經濟增長。這種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顯然是難以持續的。據統計，1999―2003年間，投資拉動GDP從1.8%上升到6.4％；2004―2007年，也維持在4.9個百分點。2009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2.3%，拉動GDP增長8個百分點。而從1999―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74.7%快速降為38.7%。中國現在每百萬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6倍。而我國一噸煤所產生的效益僅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據統計，由于長期以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效益、低回收”為特征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直接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二）收入分配結構失衡
當前在收入分配結構中，國民收入分配重點向壟斷性資源、資本收益和政府傾斜，而勞動者報酬收入卻不斷降低。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壟斷性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在居民勞動者報酬上，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而在1990―2005年，企業的營業余額所占GDP的比重從21.9％上升到29.6%。造成這種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原因主要是：（1）城鄉、地區發展不平衡。由于城鄉發展不平衡，所以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于農村居民的收入；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更為迅速，居民擁有更多的貿易機會，所以沿海地區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內地居民的收入。（2）產業結構與勞動供給結構之間失衡。一般來說，知識性、高技術等人員的報酬要高于一般簡單勞動所獲得的報酬。（3）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稀缺，造成壟斷性資源、資本要素報酬偏高。
（三）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一是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向世界征收鑄幣稅，不斷向全球注入流動性保持逆差，導致美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性項目逆差不斷加大。二是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的貿易盈余，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支撐了美國的逆差。這種全球經濟失衡加劇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導致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同時對中國這種嚴重依賴投資、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產生重要的影響，加大了國民經濟的風險。由于內需不足和對出口的過分依賴，致使經濟發展依賴國際市場，而一旦國際市場出現震蕩，必將造成國內經濟的蕭條，甚至出現經濟發展停滯，嚴重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三、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對策建議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發展的關鍵時期、改革的攻堅時期和社會矛盾的凸現時期。這要求我們必須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使中國經濟真正步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常規發展軌道。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切實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長期以來，這種主要依賴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給中國資源、環境帶來極大的破壞，必將制約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煤炭的消耗為例，2000年，中國的燃煤消費量占世界燃煤消費總量的27%，成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費國；2007年，中國消耗了21億噸煤炭，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發展，未來10年中國的煤炭消費量將在此基礎上翻番，在40年內用光所有的煤炭儲量。同時，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給環境也帶來了嚴重破壞。據統計，在全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就占了16個；中國70%的河流和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近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凈的飲用水。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就是要用新的發展思路，切實轉變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積極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環境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
（二）堅持以人為本，理順經濟利益關系
“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切實讓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只有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經濟發展才有持久的動力，社會進步才有牢固的基礎，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因此，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理順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是維持經濟發展動力的核心所在。當前，中國的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過大，分配結構呈“金字塔”型，制約了中國國內的有效需求，使消費疲軟。因此，一方面，需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要為社會各成員提供均等的機會和公平的結果，使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及調整利益關系的原則、制度、行為等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積極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轉變
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穩定、最長效、最為可持續的手段。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例，其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的增長貢獻率普遍在70%以上。而長期以來，出口和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占的比重遠遠超過60%，而消費對增長的貢獻不足40%，形成了典型的投資與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因此，要實現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協調拉動型經濟增長，需要政府采取積極引導，推動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外需驅動型增長向內需驅動型增長的轉變，實現投資驅動型增長向消費驅動型增長的轉變，這是拉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源和決定性力量。特別是在全球經濟衰弱的背景下，中國外貿出口風險加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成為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
（四）堅持全面協調發展，走可持續性發展道路
長期以來，中國走的是“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發展道路，顯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將難以為繼。這表明，在經濟發展的實踐過程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在經濟發展上，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在社會發展方面，縮小城鄉間、地區間貧富差距，健全和完善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保持社會的政治穩定，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環境方面，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和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倡導環境文化、生態文明，追求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體系，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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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關鍵詞:園區經濟;區域經濟;互動發展;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040-02
目前,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不斷加大,在全球各地經濟快速發展的區域,當地的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已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園區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的增長高地,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輻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發展又反哺園區經濟,為園區經濟提供更好的發展條件。互動是主體之間相互影響及作用的交往活動,或是交互主體對其他主體的行動與反應過程。而互動得以發生的基礎,是交互主體在相互理解基礎上共同利益及各自利益之間的相互關系( Simmel,1908;Coser,1956)。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園區與區域系統內各動力因子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這種動力來源于兩者生存、發展、盈利等共同目標的驅使。
一、要素集聚與擴散
要素集聚與擴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濟園區作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對區域經濟發展有著強烈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集聚是指資源、要素和部分經濟活動等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趨向與過程(李小建,1999)。聚集經濟是園區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各種要素資源和經濟活動在特定空間集聚,主要源于外部經濟效益、規模經濟效益、范圍經濟效益等效益的吸引;擴散是指資源、要素和部分經濟活動等在地理空間上的分散趨向與過程(李小建,1999)。擴散主要源于產業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的促進作用,也由于土地價格上漲,生活費用攀升等外部不經濟的推動作用。
要素集聚與擴散既是園區經濟產生的根源,又是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基本動力。園區是生產要素和產業活動的聚集高地,能夠產生強大的外部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吸引各類企業及相關機構聚集在一起。園區內產業集聚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強大的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促使該地區經濟加速發展。在園區產業集聚的初始階段,集聚效應大于擴散效應,促使周邊地區人口、資金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向園區集聚發展;當園區產業集聚發展到高級階段時,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達到一定規模,就會產生外部不經濟效應和擁擠效應,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夕陽產業逐漸向周邊地區轉移。此時,擴散效應占據主導地位,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產業、人口等向周邊地區的轉移和擴張,構筑更大空間的經濟協作體系以及擴散了園區的資金、技術、管理、加工體系等優勢,從而確立園區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直接促進了周邊地區的發展。
二、技術創新與擴散
技術是在商品生產和勞務生產中所積累的知識、技巧和熟練程度,而技術創新是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因有效的技術變化而提高技術系統在經濟生產中的總體效能的動態過程(從林,2002)。20世紀50年代,瑞典著名學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從空間角度對技術創新的擴散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由于一項創新的優勢,使在創新者與周圍的地理空間中產生“位勢差”,為了消除這種差異,一種平衡力量會自動促使創新活動向外傳播和擴散。
在社會生產網絡化的環境下,園區內與生產經營有關的信息、技術、管理方法和企業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創新和成果,會被迅速地被周邊地區共享和仿效。知識和信息迅速而大規模的流動,會產生一種技術的自溢出效應。技術創新形成后,隨著其不斷的成熟,就要開始向周圍地區傳播擴散。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主要表現為企業之間的技術關聯關系,這種關聯關系的形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垂直技術關聯,即由上游企業的創新技術向下游企業擴散;另一種是水平技術關聯,即由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間相互模仿形成的聯系。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動關系成為知識流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由于這種技術關聯性,一項新技術或新產品出現后,會在不同企業甚至不同產業之間進行擴散,導致其他企業利用或模仿這項新技術進行相關的創新,那么在一定的時期內,圍繞這項特定的創新技術就會形成一定的技術創新知識鏈,從而產生強大的關聯創新效應。技術創新與擴散不僅帶來區域競爭力的提高,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聯系,有效地推動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
三、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產業結構是指各類產業及其內部各部門的比例關系與相互聯系,社會生產各產業部門及產業細分內部依一定的生產技術聯系互為供給和需求,從而構筑了既定的產業聯系鏈條即產業結構(楊萬鐘,1994)。同樣的生產要素在各產業之間的分配比例不同,經濟效率存在較大差異,產業結構決定著經濟活動主體參與產業分工和接受資金、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輻射的程度,對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各不相同,進而制約和影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的過程。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能實現資源在各產業間的優化配置,是促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重要條件。因為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可以使各個產業之間緊密聯系、協調發展,具有較強的轉換能力和應變能力,進而增強經濟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增強,促進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加速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意味著產業的空間布局更加合理,而合理的產業布局為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各產業部門生產的產品,因此,不同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的內容和形式。
四、經濟空間結構網絡化
經濟空間結構網絡化指的是使各種經濟活動主體構成一個有序化的關聯系統及其運行過程,并通過這個過程獲得一種特有的網絡組織功能效應。經濟空間結構網絡化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的網絡設施完備,產業內在聯系密切,要素流轉通暢,組織功能完善,并構成一個維系園區與區域網絡系統共生共長的空間過程。園區內產業的快速發展、產業規模的持續擴大和產業競爭力的日益增強,推動著區域產業結構的轉變,進而推動產業功能布局的調整,促使地區經濟空間結構發生轉變。經濟空間結構由初期的地區低水平平衡階段,逐漸發展成為典型的“核心―”二元結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地區差異拉大;進而隨著園區經濟輻射和帶動作用的加強,核心和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逐漸縮小,經濟空間表現為“核心―城鄉邊緣區―”三元結構;最后,隨著擴散作用的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空間將逐步實現一體化,整個區域社會經濟處于高水平的均衡狀態。園區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載體,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并對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演進產生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演進又反哺園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五、基于產業鏈的產業整合
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建立在產業聯系的基礎上,產業聯系從內容上不僅包括各主體之間的物質聯系,而且還包括非實體的信息和知識聯系。產業整合是指為了謀求長遠的競爭優勢,按產業發展規律,以企業為整合對象,跨空間、地域、行業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產要素,調整和構筑新的資本組織,從而形成以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為核心的優勢主導產業和相應產業結構的過程(呂拉昌,2004)。產業整合包括橫向整合、縱向整合和混合整合。產業的橫向整合是指產業鏈條中某一環節上多個企業的合并重組;產業縱向整合是指處在產業鏈中,上、中、下游環節的企業合并與重組。基于產業鏈的產業整合改變了產業的區域布局,同時,產業整合的過程也就是產業集聚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產業空間分布與區域關系的改變,加強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因為產業整合有利于加強區域分工深度,在園區與園區之間、園區與區域之間,通過市場配置形成垂直和水平分工的產業整合,可以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形成網絡化的復合分工體系。這不僅有利于密切園區與區域之間的聯系,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相互作用強化,更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六、制度變遷與創新
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這種框架制約著人們的選擇集合,從而構成社會經濟秩序中的合作與競爭關系。以羅納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為代表的西方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重要的,它對經濟行為的相關行為應該居于經濟學的核心地位。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無效率的制度安排則會抑制甚至阻礙經濟發展。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的有效互動,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如果缺乏有利于各類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則不能形成這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財稅、教育、戶籍、就業、社保等制度對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制度創新也就是指在這些方面的改革。在制度創新的推動下,人口、資本、技術、信息等經濟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園區與區域之間流動和重組,促進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
七、結論
通過分析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動力機制,我們可以看到:園區內生產規模的擴大,帶動了生產要素的流動,促進了產業集聚發展,提高了產業競爭力。而伴隨著產業競爭力的提高,園區能夠吸引集聚更多的生產要素,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促進園區內產業集聚的形成和發展。因此,通過動力機制的作用,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不斷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有助于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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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
由此可以看出，良好的社會道德水準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有力手段，但目前我國的經濟倫理現狀究竟是怎樣呢？一個比較嚴峻的事實是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恰好出現了經濟與道德的某種脫節，在巨大的物質生產背后實質上隱藏著嚴重的道德危機，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道德進步實質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脫節，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主要是社會轉型帶來了價值觀念的整體變遷，價值主體意識趨向多元化；價值評判標準趨向利益化；價值觀的多元并存和新舊交替與社會轉型中價值主體意識和價值追求目標的變化深刻地交織在一起，使價值觀的多元化和交替性呈現為更為復雜的情況，并由此引起價值觀之間的復雜沖突。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舊的價值體系受到很大的沖擊，而與此相適應的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社會上出現了所謂的價值迷失。這種情況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評判許多事物的標準以利益驅動為杠桿，把追求物質利益看成了人生的全部，而且將人生價值與擁有的物質財富完全對等，這種對視終極關懷的冷漠，必然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甚至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嚴重的道德淪喪甚至違法違紀行為，、坑蒙拐騙、制假販假屢見不鮮；一些暴發戶、投機分子被一些當成了成功人生的模范來學習。如果我們不正視這些行為，必然會嚴重影響我國經濟良好的運行機制，而且也違背了經濟建設的初衷，經濟發展如果失去了相應的道德水平做支撐，最后反過頭來會毀了經濟建設本身。因此，在我國進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加強制度的非正式約束非常有必要，而市場經濟制度非正式的約束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經濟倫理關系，因為它深刻地影響著社會成員的心理結構，價值取向和倫理觀念，從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社會變遷的進程。
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多元價值沖突和各種文化高度交融并行不悖的時期，如何構建一種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倫理理念呢？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是要立足我國的國情，同時又要有虛懷若谷的恢弘氣度和兼容并包的拿來主義精神，既要執著地面對現實，又要勇敢地面對未來，既要舍，更重要的是取，這樣才能博采眾長，為我所用。放眼寰宇，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模式與道德理念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不同的經濟模式背后往往帶有深刻的文化價值的烙印，植耕于民族心理底層的文化價值觀念總是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經濟模式的特征。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有著與它相對應的資本主義精神，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就是不斷追求財富的精神，由此衍生出時間信譽觀念、效率節儉觀念、平等競爭觀念、誠實謹慎觀念以及計劃收支觀念等。資本主義精神本質上是一種艱苦勞動和積極進取的理性精神。同時，他認為這種精神是西歐理性主義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產生與新教倫理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和關系。在資本主義擴張動力上，韋伯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韋伯雖然夸大了資本主義精神的作用，但是他確實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必然有與之相適應的倫理精神作為驅動力，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新教倫理。同樣，與韋伯的判斷相反，在東亞也出現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上個世紀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莫過于東亞經濟的崛起和發展了。現代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人們的思維中一直以為是英、美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一套發展模式和運行機制。但是自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以后，一個新的發展模式又出現在人們的眼前――西方有的學者將此稱之為工業東亞。這些國家用了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時間才能走完的工業歷程，日本從經濟總量上來說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它的許多工業產品就是在歐美市場也鮮有競爭對手，而促進它們經濟飛速增長的倫理精神卻是儒教倫理精神。事實雄辯的說明，許多經濟強國都有相應的倫理精神作為經濟發展的依托，而且并沒有遵循一種普遍的模式，這些倫理精神都是立足于本地區、本國文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現的，因而它能發揮積極的文化功能。
根據以上事實，在構建適合新的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文化模式、倫理精神時采取完全的復古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以前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時候，有關儒學和東亞經濟的起飛的關系就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我國，也出現了嚴重的回歸意識，一些人看到日、韓經濟起飛的事實，卻要反過頭來在傳統的儒家學說中尋找經濟發展的依據，這肯定是不科學的。因為產生于農耕社會且與濃厚的封建意識相關聯的儒學肯定有有悖于現代化進程的成分，這一點是毋庸質疑的。儒學的一些思想對現在經濟生活來說，也是有利有弊，甚至是弊大于利。如儒學強調人倫關系的等差性，下對上的義務觀和人際關系中的“均(均衡)與“和”的思想，這些思想在強調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社會里則有可能導致不平等競爭等。就是日本和韓國在學習、利用儒學時，也是根據本國國情，也采取了不同的側重點。因為日本是崇武的社會，韓國則是一個崇文的社會。“武”制社會的特點是認為設定的等級差別，“文”制社會的特點是自然主義基礎上的尊卑序列。因此，日本在學習儒學的時候，更多的是注重的“忠”，而韓國則側重的是“孝”的方面。日本的終身雇傭制的核心就是為營造職工對企業的忠誠意識而出現的;而韓國航空母艦式的家族企業在韓國規模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也是起來主導性的力量。而且在本土化儒學的過程中，日、韓更多的是采取一種揚棄性的思維，以日本為例，1868年出現的明制維新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表現在文化領域上的是一些學者對儒學的批判，儒學的發展似乎是中斷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看似中斷的過程其實是對儒學的一種超越、發展，因此從整體上來看，它毋寧是一種超越性的連續。這是因為一些學者在批判儒學時，不自覺得運用儒學為工具介紹西方思想，其原因一是介紹這些思想的人本身受儒學的影響很大；其次是如果對民眾介紹一種全新的外來思想，對他們來說可能是難以接受的，但如果用對日本人生活有廣泛影響的儒學為工具進行介紹時，則很有可能易于理解。究其原因，是因為儒學的概念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可以自由的理解和運用。在批判的基礎上，這一時期日本的一些學者對儒學進行了另一個改造，以剔除其不適應時代精神的東西，保留或重新尋找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部分。如有些學者對朱子學崇義絀利和禁欲主義提出異議；有些學者號召重新返回孔孟，重新肯定“人皆有好利惡害二心”等思想。儒學中的權威主義思想也被重新利用起來了，對權力的尊重被運用到經濟生活中，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歐美自由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日本經濟往往注重政府的宏觀調控，有長遠的計劃，當然，這種計劃的制定非常科學，它嚴格遵循經濟規律，運行的杠桿是價格、信貸、金融、財政等經濟手段，而非行政命令，所以往往能克服自由式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負面效應。而韓國對政府的權威的運用達到了極致，它的經濟運行模式因之被稱為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所以說如果儒學思想對日、韓經濟發展有影響的話，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就在于他們對儒學的揚棄和改造，以適應時代的發展。韋伯或者其他學者的片面性在于過分夸大了文化的功能，而忽視了對待這種文化的主體，因為就是同一客體，由于內外各種影響因素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認知結果。如果說儒學對日、韓經濟產生作用的話，那也只能說是這種本土化的儒學對日、韓的經濟產生的作用，即一種經過他們解釋以后內化為其傳統民族精神一部分的儒學。日，韓對傳統思想的靈活態度不僅深刻地影響了經濟活動的過程，創造了巨額的經濟財富，而且還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道德淪喪，犯罪率有增無減的現象。這是因為，經濟高速發展與個人主義盛行等問題在西方一些國家是形影不離的，是一對伴生品，是惡性循環。但在東方的儒教國家，這些現象卻比歐美低一些。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很多，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儒學對其社會的深刻影響。松下電器的總經理曾不無感慨的說:“人若失謙讓禮節，則社會秩序無法維持，只有彬彬有禮，溫良謙讓，具有優美之情操，社會道德方能維護，生活方能富裕。”日本前首相先中曾根也曾說:“儒教深深地扎根于文明之中，從而使社會得到安寧，秩序得到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