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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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中圖分類號：D6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現狀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計劃骨干項目《甘肅社會組織發展與管理對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簡介：陸春萍，女，西北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西北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博士（蘭州730070）。
和諧社區建設是服務型政府進行基層社會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標。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來維系與群眾的關系，也需要新的手段來實施社會管理，因此政府廣泛開展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社區社會組織是基層社會中服務社區居民生活的社會組織，除具有社會組織的非政治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點外，還具有本地性、基層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區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包括社區服務、慈善救助、文化娛樂、調解社區糾紛等。社區社會組織能夠從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會服務，并成為群眾和政府間的橋梁。①探討社區社會組織與政府合作的關系，有利于促進中國社區建設，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一、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歷程
實施改革開放后，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發展，但是也產生了單位制解體后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國家轉變了原來由單位提供社會服務的體制，開始依賴市場化機制、社會組織、家庭、個人來提供，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在承擔社會服務體系中承擔了重要角色。隨著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社區建設浪潮，引發了城市社會關系深層次的變化，為城市社會組織的重組帶來了新的契機，涌現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區組織。1991年國家提出社區建設的思路，強調政府減少干預，居民通過自助、互助和他助發展社區服務，增加居民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逐步實現社區自治。所以，隨著基層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入，社區主體正在發生著多元變化，社區治理由原來的政府包攬向合作治理發展，因此，在基層社區層面政府與社會組織展開了廣泛合作。許多城市建立了社區服務中心、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主要承擔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別是針對社區治安穩定工作，再造了許多新型的社會組織。例如，許多城市社區建立調處社會矛盾的人民調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協會③、平安協會④等。這些再造的社會組織不具有工會、婦聯、共青團等單純的官辦團體性質，也不是純粹的草根社會組織，而是嵌入政府主導的治理結構中，幫助政府解決社區治理問題，政府通過資金項目支持、注冊登記支持、辦公場地支持等多種方式促使這類社會組織完成注冊。
研究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兩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會理論和法團主義理論，但不管是市民社會視角還是法團主義的視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釋現代中國所發生的國家和社會的進化史。這兩種脈絡的發展與式微正體現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呈現一種動態發展的時間進程，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在實際運作中往往呈現互動、沖突、補充、妥協、共生和合作等多種角色，國家和社會之間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界限，因此，非營利組織學者提出的國家與第三部門的合作伙伴關系理論，⑤對解釋中國基層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它代表了一種“國家在社會中”的新思路，國家賦予社會行動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增權”，并不一定削弱國家管制社會的權力。在某些情況下，運作良好的民間組織和制度可以構成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層社區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越來越多的進行合作，能夠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社區。
二、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基礎
社區社會組織具有一些與政府機構不同的特點和優勢是政府與這類社會組織合作的原因之一。這類社會組織以專業性、第三方性、基層性、委托性等特點彌補了政府職能讓渡出的空間，這類社會組織的誕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結果，是政府實行社會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區建設的背景下，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政府從行政性管理向“社會性治理”的實踐中主動培育社區社會組織，并與其形成合作關系，具體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⑥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充當資金提供者和監管者的角色，在具體提供服務時，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機構（社會組織），形成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務的伙伴關系。簡單說，就是一種由政府提供資金，由第三部門組織提供服務，這種模式體現了社會福利社會化，⑦社區關系在民間與國家的“互構”中被重新進行社會整合和社會再造。
一方面，政府與社會組織有效合作的基礎是政府對這類社會組織的信任以及社會組織本身具有的專業精神、服務的多樣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眾基礎和它的中介功能。社會組織在實際行動中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和在提供服務中展現的專業性和靈活性，填補了政府在提供具體服務中缺乏的空間。同時，社會組織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務，也促使政府社會管理方式的轉換。此外，社會組織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體現了社會的公益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獻精神的社會工作者，并扎根基層，有良好的群眾口碑；社會組織的“以人為本”的專業化服務理念和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無法達到的，這些都是吸引政府與之開展合作的基礎。
另一方面，許多社區社會組織也通過一系列行動策略積極向政府靠攏，尋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關系資源，積極尋求政府的信任和認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壓力集團角色。這些社區社會組織往往會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進行活動，但也利用國家權威或者政府行政網絡來實現自己的組織目標，通過與政府保持親密的關系尋求多樣的資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國家權威或者行政網絡來實現自己的組織目標以及影響政府，同時自我克制、限制組織規模，主動配合政府行動等。⑨并且這些組織在建立之初就宣稱是非黨派、非政治的，以做實事、平民化、扎根基層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對其的戒備，從而獲取政府的信任。還有一些社會組織為了獲得合法性身份，積極向政府靠攏，因為在民政部門注冊為合法的社會組織就能擁有一個合法的接受捐贈資金的銀行賬戶，而且能獲得政府委托的社區服務項目，并且還能免稅，因此，這類組織也頻繁、積極地開展與政府部門的合作。但這類社會組織與國家維持良好關系的同時也損失了組織自由和獨立性的增長，屬于一種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導的社區社會組織的運作特點
中國政體是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政體，公民社會是由國家來主導的，政府在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倡導下創造出了各種社會組織，并主動培育這些組織與政府開展合作治理的實踐。這些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發展自由度、資金等方面卻受到諸多限制，運作過程呈現“準社會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對社區精英的吸納與雇用。社區精英的特點是社會基礎廣泛，是一種社會化的精英群體，具有草根性。這些人生活在社區中，與社區群眾有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能夠充分理解和表達社區群眾的要求，獲得群眾的信任。政府對社區精英的吸納與雇傭非常符合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策略。許多社區精英退休前是國家干部，退休后從事社區服務工作，他們在退休前已經積累了廣泛的與政府打交道的社會資本，退休以后他們仍然可以憑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對現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通過吸納新生的社會精英并重建國家—社會的組織聯系將新的社會要素容納到體制內，能夠增強體制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因此，國家在增長自身的能力成為一個能促型的國家時，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區精英。國家提供社區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給予這類政府再造的社會組織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過公共身份的授予穩定其在社區的公共責任等。而這些社區精英本身就已經在社區中有較高的威望，他們的行動能夠影響和帶動一大片群眾。政府在基層治理中雇用社區“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礎。
第二，政府的宣傳動員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納的一些關鍵的社區精英的知識、能力以及與民眾的關系，深刻地影響著民眾對黨和國家的信任與依賴。這些精英人物是動員組織資源的關鍵變量和資源運作的重要因素，是對其他民眾動員的最好資源。所以，政府在對其進行大力宣傳的同時，給予了他們較高的個人榮譽感，這一方面能夠增強他們的工作熱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會動員的目的。在社會矛盾調處中，許多優秀和模范的人民調解員成為這個行業政治宣傳的代表，他們的事跡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法制在線”欄目，《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新華網”等知名媒體被做過專題報道。政府通過主動建立一些社區社會組織，并通過主流媒體的宣傳，擴大這類社會組織的社會影響，提高其知名度，極力扶持并把它們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響更多的群眾。政府再造社會組織的建立是一種政府選擇的結果，是政府根據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應的社會組織，而社會組織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屬物，它服務于黨政管理社會的需求，通過這個組織，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民眾支持的合法性資源。
第三，政府主導的“準社會化”運作機制。由國家主導的社區建設其實是國家從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會性治理方式的轉變。國家依托社會組織的民間性特點，實行對社區社會組織的改造，使其成為國家干預社會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會組織正日益被編織到國家法治的框架內，與國家的正式組織網絡深深地勾連在一起，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呈現出一種“準社會化”的狀態，其目的不是提升社會組織的自治性，而是盤活和提升國家治理資源。因此，這類政府再造社會組織對國家行政機構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區社會組織正是在社會合法性需求的狀況下產生的，它的民間性、草根性等特點，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這類社會組織呈現出一種“準社會化”的運作方式。政府這種治理方式的轉變體現在社區建設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區建設中通過國家力量把許多非政府的社會組織納入行政參與過程。政府利用社會性治理手段，委托各類法人團體進行社區建設的各類任務，如人民調解工作室、慈善機構、社工組織等，把權力下放給這些專業的法人團體，采取鼓勵發展社區民間組織的態度，推動社區治理手段的進一步完善。
四、對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合作治理的建議
在社區建設中，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基礎源自社會組織以專業性、第三方性、貧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點彌補了政府職能讓渡出的空間。政府與這類社會組織合作的原因和特點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種“行政”吸納“社會”的職能轉變，同時加強了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實質上并沒有提高這類社會組織的社會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務的實踐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往往持相當謹慎的態度，在具體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供給模式中往往選擇官辦的這一類社會組織，因為政府在這種購買服務模式下，資金的使用權就從原政府部門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門，加之對第三部門公共資金的使用監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須選擇那些讓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會組織。許多社區社會組織并非獨自成長的社會組織，而是由作為購買者的地方政府發起和倡導成立的社會組織，雖然此類社會組織名義上是獨立的法人主體，但實際上該社會組織變成了與政府行政性質類似的“次級政府”，名義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務，實際上的基本定位是隨時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務，而且對政府資金的依賴也很難發揮這類社會組織與政府的談判能力，因而在這一過程中，這類社會組織實際上變成了政府部門的延伸，國家權力在基層社區中進一步加強。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合作伙伴關系不是一方優于或依賴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賴并且是平等的，政府應放權給更多履行社會服務功能的社會組織，以實現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轉變。政府要開展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應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放寬社會組織注冊門檻。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會組織在民政部門注冊，要從制度上徹底改革以前的雙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進政府的工作效率，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對于一些運作資金獨立、籌資渠道多元化且常能獲得境外資金支持的草根組織，要加強社會監督，因為這類社會組織以尋求獨立為目標，避免政府的過多干預，力圖突破“游戲規則”由政府制定、社會組織只能被動接受的狀態，政府對這類組織應營造寬松的制度和社會環境，讓其自然增長，但同時應加強社會力量的監管。
第二，擴大合作領域。對于已經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礎的社會組織，政府可以擴大合作的領域，不單單是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領域，還可以擴大到經濟、科學和技術、文化和教育、衛生健康、危機應對和災后恢復等領域。政府出錢為民眾辦事要以社會組織和政府的契約化關系為準，政府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我出錢，你就要為我辦事”，要杜絕依賴和依附關系的產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稅制度和法律監控體系。同時，社會組織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設，完善自律機制，要做到服務的專業化、項目的科學管理和財務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專業優秀人才進入該領域，以提升服務水準。
第三，基層社區政府應提高社區管理水平，形成社區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區建設需要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居民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合作治理要發揮整體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區社會組織、公私企業、居民代表等組成社區建設推進委員會，以推動地方社區建設，促成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公私企業之間的合作，并且要鼓勵居民廣泛參與社區建設，吸納居民的意愿并積極促進多方交流。要在社區橫向層面達成合作治理，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共同治理的新途徑。其間，政府應大力培育與扶植社會組織，發揮其專業和靈活的服務功能，同時要讓民眾通過意見參與肯定自己在本社區的成員身份，從而增加其對社區的認同感。此外，只有讓老百姓有選擇服務的權利，才能促使社會組織和企業提高服務質量，推動其在競爭中發展壯大，從而構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網絡，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區建設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社區自治。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證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探索的方向。社區民間組織在增強社區凝聚力，加強社區團結，提高社區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社區社會組織是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重要途徑，因此，政府要不斷促進社區服務社會化，逐步完善社區治理的組織網絡，使政府、社會組織和居民之間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達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會組織要不斷地主動追求自主性成長和釋放。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既要有妥協、又要有堅持，妥協要妥協得有智慧、有策略，堅持要堅持得有理性、有原則——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雙方良性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雙向互動的權力關系。⑩保持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區自治能力的基礎，也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生長點。
注釋
①陳偉東：《公共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區建設———以武漢市社區建設為個案》，《江漢論壇》2005年第12期。
②陸春萍：《轉型期人民調解機制社會化運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71頁。
③郁建興、金蕾：《社區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協同作用——以杭州市為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4期。
④張小勁、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會組織的生成與意義——以H市平安協會為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⑤[美]萊斯特·M.薩拉蒙著，田凱譯，《公共服務中的伙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1頁。
⑥王浦劬、萊斯特·M.薩拉蒙：《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⑦張秀蘭、徐月賓：《我國社會福利社會化的目標及途徑探討》，《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⑧張緊跟、莊文嘉：《非正式政治：一個草根NGO的行動策略———以廣州業主委員會聯誼會籌備委員會為例》，《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2期。
第2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1.1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1(4):30-33.
第3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地方治理基督城
自從20世紀 70年代末開始，針對傳統的行政模式的缺陷，西方國家紛紛開始行政改革，整個西方進入了“行政改革的時代”。其中新西蘭的行政改革在當代西方行政改革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經過改革，新西蘭的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長。①而同時在地方政府當中，新西蘭的基督城在1993年和2001年先后兩次被國際透明組織評為“最佳管理城市”。這一切都歸功于基督城市政議會對當地進行的有效而卓越的治理。
基督城的市政機構和組織
基督城的市政機構主要由市長、市議會、社區委員會以及由議會控制的執行團隊和其他從事貿易和公共服務的組織構成。同時，執行團隊在市政機構里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執行團隊由一名首席執行官（chief executive）負責。另外，議會通過控股的方式還管理著包括基督城控股有限公司（cchl）等其他當地公司，這些公司全部或者絕大部分的股份是由議會掌握的，主要是貿易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司，包括當地網絡、港口、機場和公共汽車公司等。
市政機構和組織的產生與運行
市長、市議員和社區委員是根據新西蘭《地方選舉法案2001》、《地方政府法案2002》，②每3年經民主選舉產生,市長和議員、社區委員都是通過民主直接選舉產生的。根據國家和地方制訂的法律和規章，他們是專職的，不得再擔任其他組織的職務，他們的收入都是透明的，公眾很輕易就能查到他們的薪水和所得的津貼。市長在基督城市政當中的權力是有限的，除了一些根據國家法律制定的在當地的權力（當然這些權力多半是象征性和儀式性的），就是市議會授予他的一些權力。
議會主要是由市議員組成，議員是代表基督城市民利益的政治決策者，議員由各自所代表選區的市民選出。議會在基督城的市政機構中處于核心地位，它決定著城市的很多重大事項，有著很大的權力：人事任免權；決策權；監督權。
社區委員會主要由5名社區委員和當地2名議員共同組成，和議員選舉一樣，社區委員也是由各自所代表選區的市民選出的，社區治理是地方政府運行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因此社區委員會在基督城市的政治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民眾也可以通過社區委員會向議會提交一些建議或者議案。議會往往會聯合或者授權社區委員一同監督首席執行官的績效，以及年度報告。③
執行團隊并不是市政機構的一個獨立部分，它的人員并不是由選舉產生的。在這個執行團隊中，只有首席執行官是由議會通過任命的，是市政議會的雇員。他也是唯一能向社區委員和議員直接報告、能提出建議或者議案的人。④他主要是負責領導他的團隊更好地完成議會制定的各項活動和公共服務，如垃圾收集、水供應、維修道路等等，同時還要定期（經常是一年）提供工作報告以便議員和社區委員對他的績效進行評估，看是否能按當初簽訂的合同做到。為了確保這個目的能達到，由他負責雇用人員組成這個團隊，他有最終的人事任免權。⑤他與市政議會簽訂合同,任期5年。如果其業績較好,市政議會可續聘；如果沒有實現規定的目標,市政議會可解聘他。但是議會不能干預其決策和市政公司的日常運行。
除了執行團隊，還有一類為議會控制的貿易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司。在這些公司里，議會主要是通過控制這些公司絕大部分的股份來實現對這些公司的控制，一般都是占到50%以上的股份，有的甚至達到100%的股份。在這些公司里，議會能夠決定投票和任命大部分的董事來管理該公司，因此在政治決策上,市議員是決策者，他們的工作還有：確定公司領導者的薪酬；監督公司運行的業績；按照《長期計劃》報告信息；決定如何籌集資金和如何開支這些資金，即市議員決定提供何種公共服務和如何對公共服務收費。除了以上的一些組織和機構，基督城的市民或者組織在社區治理當中也起著很大的作用，他們可以有多重渠道和途徑來參與社區治理。第一，根據《地方選舉法案2001》、《地方政府法案2002》，市長、市議員和社區委員這些都應該由市民來選舉。第二，建議權。市民或者組織能夠向議會或者社區委員會提供建議或者報告。第三，知情權。市民可以自由出席旁聽各種社區委員會和議會召開的會議。
基督城地方治理的特點
通過對新西蘭基督城的市政機構和地方治理的過程考察來看，該市開展的地方治理具有以下特點:
決策的制定和執行、監督分開，從而防止和減少了產生腐敗的可能性。在基督城，主要的決策制訂部門是議會，而決策的執行交給執行團隊，同時議員也對執行團隊的績效進行評估，以計算團隊應得的報酬，這都起到了監督的作用，而中央審計部門的派出機構將對議會的各種服務和財政收支進行審計，這是自上而下的監督。在決策的制訂和監督中，社區委員往往都會被邀請參與，而公眾可以隨時旁聽，這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監督。
公眾的廣泛參與性。從3年一度的投票選舉市長、市政議員和社區委員，到十年計劃、年度計劃的制訂，再到平時的決策，市民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了解這些，并積極和主動參與其中，遞交提議和報告，旁聽各種會議等等，這些都保證了各項決策反映更多數市民的利益，制訂的各項措施和規章更加民主、科學、全面，反過來又促進了政府的治理和民主的進步。
公開性和透明性。在基督城有部專門的服務電話，服務電話是公開的，24小時有人接聽，市議員和社區委員的住址、電話、電郵等聯系方式都可以通過政府網站和這個服務電話查詢到。當市政議會和社區委員會要召開日常或者臨時會議討論事情，都會把會議的時間、地點、內容、涉及的群體提前一個月甚至三個月就公布出來——在網絡、媒體和公眾比較集中的地方，而公眾的出席會議和旁聽都保證了決策的公開和透明。
法治。在基督城的治理機制當中，法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說法律和規章對于治理過程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保護作用。另外基督城根據自己的特點也制訂了一些規章和制度。這些法律和規章使得決策的制訂、執行和監督都是有法可依的，公眾的主動積極參與和事務的公開透明受到了保障，市長、議員的活動都要在法律和規章的范圍內進行，除非是其被授予某種權力去做。
長期規劃性。基督城的治理能夠取得這么好的成績，也與它的長期規劃分不開。為了讓基督城成為一個更適合民眾居住的城市，在與公眾討論和咨詢的基礎上，再加上專家的論證和考察，市政議會制訂了十年長期發展計劃，對于將來的人口變動、財政收支、貨幣的變動、服務的目標以及遇到的困難等等都做了一定的規劃。
成效和啟示
基督城的這種治理方式不僅獲得了市民的廣泛支持，也收到了明顯的成效，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給人們諸多的啟示。
第一，有利于促進民主的發展。在基督城的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議會及其附屬機構、社區委員會、普通民眾、其他團體和組織，還有中央政府都參與到地方治理中，使得公眾參與性大大提高，充分發揮公民在社區組織中的作用，同時使得公眾在無形中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和熏陶，促成了地方治理和民主向著良性軌道運行。
第二，有利于抑制和消除腐敗。基督城各項決策的公開性及透明度,尤其是實行的透明議事程序、公開的計劃和報告、經常的公眾反饋等使政府財政預決算公開化，再加上法規的制度約束，不僅增強了公眾對政府事務及其行為的了解,也大大強化了對政府及官員行為的監督，這已經成為抑制和消除以權謀私和形形的經濟腐敗的重要方式。
第三，促進了財政資源及公共服務分配的公平性。基督城在它的長期規劃里就要求實現為當地公眾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這是通過財政資源及公共服務分配來體現的。
在基督城的地方治理中，不僅參與治理的主體多元化，而且治理方式呈現雙向性、網絡化。基督城的治理有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務的質量，而公眾對其滿意度也較高；它突破了傳統的地方管理模式，推動了地方治理的創新。目前我國很多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如果處理不好無疑會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基督城的這種治理方式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借鑒編輯
第4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自全市以“40工程”為切入點，全力提升社區治理的承載力，到2020年11月10日成功贏得創文奪牌之戰，全區社區治理水平已有大幅提升。今年，在區委、區政府的接續努力下，以“共建家園”為總抓手，以建黨100周年為契機，掀起社區治理提檔再升級的新。
黨有所指，團有所向；黨有號召，團有行動。在加強基層團組織建設服務社區治理的行動中，經過前期走訪調研，對現狀情況進行摸排分析，發現仍存在與區委要求不匹配、與團市委要求有差距等問題。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層團組織服務社區治理之“狀”
一是少數團支部責任擔當“軟化”。凡事跟著黨建走，雙手一舉“事沒有”。少數團支部書記將團的建設看作黨的建設的附庸，缺乏主動性、獨立性，習慣性在社區蹭黨支部“共建家園”熱度，拉橫幅、齊擺拍，方案統籌事先不做，行動落實更無從談起。
二是少數團支部整體功能“弱化”。軟弱渙散問題在少數團支部依然存在。服務力、引領力、組織力作為團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服務社區治理中暴露出的“弱化”程度尤為明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應付式服務、簽到式集合、隨意式考核。
三是少數團支部服務內容“虛化”。“服務”作為體現團組織存在感的重要一環，當前在少數團組織中仍存在走過場，而不走心走實的問題。形式內容味同嚼蠟、簡單復刻黨建內容、參與熱情調動不高、特色特點彰顯不足等問題則是“虛化”的具體表現。
二、服務社區治理軟化、弱化、虛化之“因”
一是思想“根子”不牢。思想建設作為團的建設的基礎性工程，團支部書記政治站位、思想認識高不高，直接決定團的建設的整體情況。在服務社區治理中，皆言“知之非艱，行之唯難”，但在基層團組織中，在“知”這一層面，仍未充分滲透入思想骨髓，少數團組織將團的建設當作黨的建設的附庸，而不是參謀、助手，自我“降格”，思想底線不高，服務社區治理水平自然也高不起來。
二是基礎“底子”不厚。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服務社區治理水平不高側面反映出團的建設基礎“底子”不厚。在基層團組織中，團支部負責人多為兼任，且調動頻繁，導致基層團組織建設缺乏一致性和穩定性，加之囿于自身知識結構、能力水平、資源渠道有限，在服務社區治理過程中，常常表現出乏力甚至無力等癥狀。
三是發展“路子”不寬。不日新者必日退。創新是團組織的活力，更是推動團的發展的第一動力，長時間“亦步亦趨”，經驗借鑒“學表”不“學里”，思維方式固化不靈活，遇到問題擺“客觀”不談“主觀”，導致在服務社區治理中，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敢用，相較于其他先進團組織，更談不上“快人一招”“先人一步”“勝人一籌”，最后導致一條路越走越窄、越黑。
四是承載“盤子”不大。未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服務當前社區治理，是基層團組織工作的一大短板弱項。長期將眼界局限于機關、學校、衛生院等“體制內”部門，既做小了自身的承載發展的“盤子”，也間接拒絕了外部資源的進入。有的團組織自視甚高，等著別人上門“求合作”；有的團組織畏首畏尾，擔心上門合作“被拒絕”；有的團組織無動于衷，等著黨的建設“帶一程”，“吃飯”的盤子不大，如何“吃飽”。
三、加強基層團組織建設服務社區治理之“法”
一是將提高思想認識與緊跟思想潮流結合起來。要充分認識到團的建設對服務社區治理的指導作用，以及服務社區治理對團的建設的促進作用。從嚴治團、團結青年、服務社會、強化引領仍是團組織思想建設的“四梁八柱”，但要充分借鑒吸收社會進步的新思潮、新思想，用年輕人喜聞樂見、老人易于接受的理念思想，將廣大青年號召團結在服務社區治理的行動之中。
二是將加強自身建設與整合多方資源結合起來。打鐵還需自身硬。一個好漢三個幫，在服務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我們要堅定不移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自身堅強、團結而又富有活力的組織形象，吸引跨系統、跨行業、跨年齡的不同群體資源聚集在我們團組織中，從而更好更優地服務社區治理，讓共商共建共享成為助推我們寫好“自身建設”與“服務社會”結合文章的點睛之筆。
三是將嚴守政治屬性與拓寬發展路徑結合起來。講政治，守規矩，是在加強團組織建設服務社區治理的第一原則。探索建立團組織與社會組織合作的審批機制，在形成團組織、審批機制、社會組織的交流合作閉環的前提下，實行權限下放，非禁即可，充分釋放團與社會的交流活力，在服務社區治理中，碰撞出多彩的火花，建立起團組織發展的立體交通網。
第5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社區建設；社區治理；參與模式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3-0052-02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民政部借鑒國外社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社區建設”的口號和思路，我國的社區建設隨著城市經濟發展不斷深入，在當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肩負著促進社會結構轉型的重要歷史使命。社區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發展過程包括由政府啟動、主導階段；政府推動和社區參與并存，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階段；社區自治、自理等三個階段發展。二十多年來，在政府的積極推動支持下，我國的社區建設正逐步由第一階段的政府主導向政府推動與社區參與并存的階段過渡。目前在社區建設理論研究中，居民參與模式正成為研究熱點。
1 社區治理的涵義和社區參與理論
1.1 社區治理的涵義
“治理”一詞源于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家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羅西緇認為，“治理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國家的強制力來實現”。庫伊曼也認為，“治理所要創造的結構或秩序不能由外部來強加，它之所以要發揮作用，是要依靠多種進行統治的以及互相發生影響的行為者互動”。1995 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說明治理的四大特征：治理是一個過程；治理的過程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是一種持續的互動”。由此可以看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突破單純強調政府管理的理念，主張政府、公民以及其他組織共同來參與對社會的管理，強調參與主體間的協調、溝通與交流，治理的本質在于公民參與。社區治理是指以地域為基礎，政府與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社區治理的四個特點包括：主體多元化、機制扁平化、過程互動化、資源內生化。所謂主體多元化是強調要整合社會資源，要與利益相關方合作；機制扁平就是原來縱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向橫向的網絡化管理轉變；過程互動和資源內生是將社區居民視為社區建設的主體并參與到各項社區建設服務。
1.2 社區參與
“參與”的基本含義是指人們參與了對某一領域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或直接參加了這一領域的整個發展過程，以及發展成果的分享。社區參與是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介入社區發展的過程、方式和手段；是指社區居民參加社區發展計劃、項目等各類公共事務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和過程，以及對社區發展成果的分享”。社區參與是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管理的客體與主體，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活動或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的過程和行為。社區參與主體指的是在社區發展運動的宏觀背景之下，居民群眾、政府組織、單位組織和中介組織都作為主體參與社區的發展和建設。
我們在社區建設研究中發現，中國城市社區建設過程中存在幾個普遍的問題：一是在當前的社區建設中政府往往占主導地位。二是社區居民參與率不高，缺乏相應的表達機制和參與渠道。三是從社區公共參與的類別來看，居民的社區參與內容多為非政治事務參與，如文體健身活動、環境整治活動、治安巡邏活動等，而對社區選舉等政治性事務很少參與。四是社區居民參與以被動的、執行性參與為主要形式。這種社區管理模式使得居民的需求與社區治理組織的供給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社區治理的事情居民漠不關心，而居民上心的事卻得不到很好的解決，社區治組織沒有很好發揮其自身的功能與職能導致居民參與熱情低、參與實效性差、社會效益低下。因此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尋找出一種有效的社區參與機制和組織形式，推進社區建設和基層民主的順利運行。本文以成都市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為研究實例，重點考察這一社區建設模式的居民參與形式、組織機構和運作模式，進而對我國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新型社區的建設及治理提供一些理論支持和啟示。
2 Q社區參與式治理的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快速推進，城市空間不斷擴張，人口、產業和要素資源不斷向城市集聚。許多大城市逐漸向周邊鄉村地區拓展，出現了許多城鄉一體化的社區，這些社區保留原著居民，同時也增加了大量的外來打工者和城市新移民。地域和文化上的差異，增加了社區治理的復雜性。成都市Q社區正是這樣的一個新型城鄉一體化社區。
2.1 Q社區簡介
Q社區位于成都市青羊區西北部，占地面積1.84 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萬多戶，3萬余人。社區交通便捷，設施齊全，環境優美，區位優勢十分明顯，原來是典型的農村社區，由于城市擴展，現在屬于城鄉統籌新型社區，是青羊區三個新型的城鄉一體化過渡社區之一。該社區人口聚居密度較高、異質性程度高，社區居民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社區成員主要由本地拆遷戶農民，外社區安置農民，商業樓盤居民和外來的打工人員構成。成都市青羊區是2009年國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區之一，而Q社區是青羊區在探索實踐居民社區參與模式的實驗田。盡管該社區的居民在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多元化，但近兩年來，Q社區堅持以人為本，改進管理方式，注重居民參與，創導自愿互助，探索出了一種新型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2.2 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模式
Q社區在建設過程中為了改善居民的參與積極性，采用了兩個重要辦法：一是對公共空間的讓渡和社會賦權；二是公眾對公共空間的爭取和公民精神的培養。經過這幾年的社區治理建設，社區工作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社區建設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建立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
好的社區組織體系是社區參與治理的保障。Q社區統一構建了完善社區居民大會、居民議事會、民主監事會、社區公共事務所等社區自治組織和服務組織。同時，2007年10月，社區與省總工會家屬區等小區物管公司、靈通汽修公司、省工會、中鐵八局等8家單位，探索組建了全市首個“社區共建理事會”，建立了完善的社區建設組織體系。
（2）注重人才隊伍建設。
社區黨委和社區居委會成員，通過“公推直選”的辦法產生。社區公共事務所人員實行公開招聘，鼓勵社區“兩委”兼職。社區直接實施的特殊服務項目所需專業人才，由居民議事會通過向社會公開招聘。每年年終，由街道組織社區居民代表、黨員代表、社區企事業單位對社區公共服務人員進行民主評議和績效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績效獎金掛鉤。社區治理主體參與民主評議和績效考核進一步轉變了政府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升社區自治功能、發揮自治組織的作用。同時測評活動對政府工作隊伍考核體系進行了重大變革，把過去由部門單位考評為主，變為以社區居民考核為主，使得社區管理工作人員不僅要對部門負責，同時也要對廣大民眾負責，“兩個負責”的結合，促進了社區管理工作與人才隊伍的建設。
（3）搭建議事平臺，拓展參與空間。
Q社區努力改變政府包辦社區建設的局面，在改革社區組織上有新突破。社區成立社區議事會，監事會，物管共建理事會等，發揮社會各界人士、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協商、監督、評議等，拓展社區各類力量參與社區建設的空間。
Q社區在社區服務中心成立了議事廳，在體制上和程序上體現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主導地位。居民按一戶一票的原則，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21位議事會代表，成立了社區議事會，議事會成員每兩年進行換屆選舉。議事會成員代表社區所有居民行駛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商討社區內的所有治理問題。同樣由居民代表選舉組成社區民主理財組，負責社區的財政運營。社區同時成立了由各個階層居民21名代表組成的監事會，負責監督議事會的一切工作和社區財務狀況。議事廳設置以來，為居民自治搭建了良好平臺，它緊緊抓住社區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建言獻策，積極協商討論，充分集思廣益，極大程度地拓展了社區建設的參與空間。
（4）搭建溝通平臺，拓寬參與渠道。
為了溝通社區信息，拓寬參與的信息雙向反饋渠道。在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事務中，按照合法、公開、民主、便民、實效的原則，實行民主咨詢、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民主評議。通過問卷調查、上門走訪、召開會以及“兩上兩下三公示”的方式完成項目初選、項目修訂、項目確定以及實施情況的監督。社區除了使用傳統在院落粘貼公示的方法，還利用了方便快捷的網絡技術――手機民情信使。將社區將要商討的議題，會議時間等信息發送到每個居民的手機上，讓居民第一時間了解，確保他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5）發展社區集體經濟，提高社區經費保障。
Q社區是一個城鄉過渡社區，這里城鄉統籌規劃后，部分土地被化作城市規劃地，社區保有集體用地108畝。社區的發展經費主要包括20萬元/年的財政專項補助及社區自籌經費。如何利用本地資源優勢來搞活經濟，增加創收，同時解決居民就業是社區工作的一件大事。社區利用農產品資源優勢，聯合青羊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共同將部分集體用地打造了“Q社區菜園”，為成都市區提供物美價廉的時令蔬菜。同時社區大力發展“農家樂”等特色餐飲娛樂項目，在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又合理利用了閑置流轉土地。Q社區還成立了自己的物管服務公司，將社區內的車位租金，物管費，門面租賃費等收入列入社區集體經濟，這些社區配套項目為失地農民創造了就業崗位，同時發展了社區集體經濟。
（6）豐富社區精神文化生活，增強社區居民歸屬感。
引導和支持社區建立多種多樣的興趣娛樂組織：如舞蹈隊、合唱團、讀書會、書法繪畫俱樂部、運動俱樂部等，這些自愿組織或團體為社區成員提供了溝通的媒介和互惠環境，有利于豐富人們的業余精神生活，促進社區成員間的了解和交流，增強社區成員的歸屬感，從而激發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的熱情。2009年以來，社區每年都要開展豐富的社區文娛活動。2009年的活動主題是社區的和諧與幸福。該活動通過議事會的提議討論，由社區公共服務人員在社區內發起，組織了包括黨支部成員，社區物管公司，學校師生，社區機構人員，新老居民共同參與的文娛節目。這種活動加強了社區各團體、居民的融合，提升了他們的社區意識與歸宿感。
3 參與式治理社區建設的啟示
幾年來，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從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效。Q社區居民參與式社區治理模式對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新型社區的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及指導意義。參與式治理的前提是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它要求社區建設中需構建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提高社區管理隊伍素質，拓寬、拓展廣大居民參與渠道與參與空間。充足的社區運營經費，是進行社區治理和豐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保障。只有堅持“以社區居民為本”的原則，立足于提高社區服務能力與服務質量，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宿感，才能激發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達到共建共榮的良好社會效應。
總之，在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區的良好建設與治理是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之一。新型社區建設必需開拓思維，理順“參”與“治”之間的關系，加強人才培養，完善管理制度，積極探索適宜的參與方法與途徑，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宿感，才能有效構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區。
參考文獻
第6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城市社區 自治機制 制約因素 創新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84-02
一、社區概念及其類型
所謂社區主要是指由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們結成多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群體，從事多種社會活動所構成的社會區域生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是由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產或生活設施、一定的組織和行為規范，以及居民的社區意識等等要素所構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實體，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場所，是以聚落作為自己的依托或物質載體的。根據地域型社區劃分法，可以將社區劃分為城市社區、農村社區和集鎮社區。
二、社區自治的基本內涵
社區自治的含義可以概括為：社區自治是社區居民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依法享有和實現自主管理社區事務的權利，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創建社區體制，優化社區資源、完善社區功能，不斷提高社區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主要包括七個方面，即人事自治、財產自治、財務自治、管理自治、教育自治、服務自治、協管自治。
三、城市社區自治機制形成的制約因素
中國城市社區機制在實際形成過程中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制約因素：
1.政府社區管理體制不完善。政府社區管理體制是國家對社區普遍性治理的體制，是社區內部事務治理形成的基礎，它包括政府治理社區的組織構成、職能與權力配置。中國政府社區管理機構主要是條、塊設置，各級黨委和政府、街道辦事處，或街道層面的社區管理委員會為塊，各級政府中與社區建設相關的職能部門為條，其中各級民政部門及其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機構是社區建設的負責單位。這一機構設置基本上能適應城市社區治理的需要，但是，在政府塊的層面，如何協調各個同時受上級職能部門指導的本級職能部門的社區管理工作是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2.社區治理制度、資源和價值建設滯后。城市社區合作治理機制的形成需要制度、資源和價值的有效保障。由于城市社會結構變遷、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和社區治理的發展，目前的城市社區治理制度都處于探索、建立、調整的過程中，相對社區治理的需要來講還不是很完善。社區治理需要相應的物質資源支持，可是，中國社會建設總體投入長期不夠，社區建設無法獲得大量財政撥款，社區缺乏從事經營活動的權力，社區內部公共物質資源有限，社區面向社會的資源動員能力較低，所以，社區治理尤其是自治所需的物質資源十分短缺，制約了社區合作治理的開展。社區價值是社區的靈魂，它決定方向、控制制度、制約行動、凝聚資源、創造成就。以人為本、和諧互助、全面發展、自由自主等價值的實現是社區合作治理的深層目標，社區決策要服務這些價值，社區制度建設要貫穿這些價值，社區居民要實踐這些價值，社區發展要實現這些價值。
3.社會力量參與不足。中國城市社區治理不僅限于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合作，社會力量也是重要的合作者，并且，它參與合作的程度直接影響到政府和社區的角色、功能定位。在三方合作中，政府主要負責對社區的普遍性治理和地方性治理的宏觀規劃、指導與規制；社區組織和居民落實國家的普遍性治理、具體組織社區的地方性治理；而社會力量主要直接參與社區專業化服務和公共資源的提供。社會力量參與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為社區提供市場化服務，如物業公司的服務；專業化的志愿服務或非營利；提供資源或捐贈。但目前的情況是，由于非營利組織數量、種類和資源條件有限，社會捐贈文化和機制處于建構之中，社區內部組織募捐能力較低，社會為社區提供專業化公益服務不足，國家和社區不得不成為力不從心的社區服務生產者，影響到國家和社區治理角色的到位以及三方的正常合作。
四、創新城市社區自治機制
1.合理劃分社區及其規模。創新社區居民自治機制建設的前提是科學合理地劃分社區，依據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的實踐看來，社區的劃分方法和規模調整因地而異。過去居委會的運作狀態已經明確地顯示，如果將社區所轄區域定位于現有居民委員會，將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重新整合，各類生活要素在狹小的空間內也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和損耗，也不利于新形勢下城市的整體規劃。如果將社區所轄區域定位于街道辦事處，則又有可能續展居委會的行政化，與街道辦事處融為一體，成為街道辦事處的附庸，社區自治的最終目標會有遭受夭折的危險。
2.明確社區政府職能。在社區自治機構體系構建的同時，需要轉變政府職能部門和派出機構的職能，明確政府在社區管理中的責任，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政府力量的有所為包括:（1）政府力量回歸本位，轉變力量行使的方向和明確行使的范圍。政府力量應主動調整自身與社區自治機構之間的關系，將現實中兩者的領導與被領導、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調整為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2）政府力量授權給社區自治機構。包含有政府責任和權力的讓渡，伴隨著這種授權的是實質性的財政支持和政策優惠。所授之權即讓社區居民真正能行使“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權力。（3）政府應履行好護航角色。護航一方面體現為對社區自治機構的護航，政府應通過必要的制度約束其他社區組織對社區自治機構的侵權行為，為社區自治機構與社區居民的社區管理實踐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氛圍。另一方面護航更體現為對社區居民利益的護航，對社區自治機構的工作進行依法監督，防止社區管理事業的偏向，更要防止社區自治機構可能存在的對社區居民利益的侵害，保障社區居民的各項權利。
政府力量的有所不為包括：（1）社區自治機構的權力除自治權、監督權外，還有協助基層政府開展工作的義務。因此，要防止政府將協管變成“單管”，即變相地把行政事務全盤轉嫁給社區自治機構。即使遇有特殊情況需要社區自治機構辦理，也需要遵循“權隨責走，費隨事轉”的原則，賦予社區自治機構必須的權力和提供必要的資金。（2）除對社區自治機構必要的依法監督外，杜絕政府對社區自治機構的各種行政性攤派事務和名目繁多的考核，嚴禁干預社區自治機構開展各項自治活動等。確保社區自治機構的工作更多地服務于社區居民群眾的實際需要，以培養和加強社區居民群眾對自治機構的認同。（3）嚴禁政府力量以任何理由侵占、挪用、截留社區自治機構的經費和財務，或強行上收、分成社區自治機構通過社區服務所得用于社區公共事物投入的經費等等。
3.完善社區居民自治的組織架構。（1）權力機構――居民代表會議。社區內每戶居民家庭最多派一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代表參加的居民代表會議，是社區的最高權力機構也是唯一權力機構。在實踐中，也可采取居民小組或門棟推選一定比例的代表參加的形式，但推選出來的人數和代表性應和戶代表參加的形式相差無幾。居民代表會議的基本權力包括：討論決議社區發展計劃；審議居民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財務收支情況報告、社區集體收益分配使用方案，對社區資產實行監管；制定和修訂居民公約、居民自治章程；討論決定涉及全體居民利益的重大事務和居民委員會的重點工作；對居民委員會、社區內工作機構及政府職能部門工作進行評議監督；改變或撤銷居民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選舉居民議事會、居民委員會成員。（2）議事機構――居民議事會。居民議事會是居民代表會議授權的社區自治事務的常設議事決策監督機構，其成員經居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實行常任制。居民議事會受居民代表會議委托，在閉會期間和授權范圍負責居民代表會議的日常工作，行使社區自治事務議事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商議社區日常事務，組織召開臨時會議。接受居民代表會議和居民的監督。（3）執行機構――居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是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居民代表會議閉會期間的常設執行機構，執行居民代表會議的決議以及居民議事會在授權范圍內的決議，向居民代表會議、居民議事會負責，接受居民代表會議和居民議事會的監督。
4.建立經費預算和績效考核辦法，提高社區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水平。由各級政府提供社區公共服務項目，相關部門要制定經費預算和績效考核辦法，實行以事定費、以質定酬的公共服務經費核算和績效考核制度。鼓勵民間資金投入社區公共服務項目，各級政府根據服務的質量，可視情給予配套資金支持。各級政府要將社區基本公共服務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定對社區公共服務投入的最低經費標準并形成正常的增長機制。
5.完善居民參與機制，提高居民的參與意識。完善社區自治機構體系和社區中介組織，給居民參與提供一個組織化的舞臺；同時完善社區居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給居民參與提供一個制度化的保證。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轉變社區居民的觀念，樹立“服務鄰里，服務社區”的理念，倡導創建學習型社區，以學習型社區作為公民參與的立足點，由此培養社區居民的團隊精神。
6.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發展。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支持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管理和服務，對不具備登記條件的社區社會組織，實行備案制度。在政府項目資金、社區工作經費和居民公益設施中統籌解決社區社會組織的資金和場地，保證社區社會組織正常開展工作。
收稿日期：2011-06-18
作者簡介：張梅燕（1978-），女，江蘇豐縣人，講師，碩士研究生，從事經濟管理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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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思斌.社區建設中的中介組織培育[J].中國民政:理論版，2001，(1).
[3]夏國忠.社區簡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
第7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論文關鍵詞 基層社會治理 社區自治 公共問題 民主
在市場經濟體制實行以來，我國政府不斷簡政放權，在社會公共管理方面，逐漸改變為服務性政府，進一步減少了政府的行政主導作用。在社會治療模式方面，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尋求一種多元管理模式，強調公民與政府互動，雙方共同管理，而對于社會基層——社區的治理則更多的放棄于民眾，并提出了社區自治的管理模式。社區自治模式，是解決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其集合了公共機構和民眾的策略，明確了治理主體，強調公共利益最大化，從而使公眾利益真正得到了保障。
一、“善治”理念對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重構啟示
對于基層社會治理而言，其在解決基層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也要積極維護社會的和諧關系，而這種和諧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的，因此要求政府遵照社會現實，調整社會治理模式。現階段，我國政府進一步強調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民主化，政府要還權給民眾。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以來，我國政府大動作“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累積超過700項。在國務院的號召下，各地區各級政府也要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幅度，社會活力空前迸發。簡政放權不僅是過去兩年的改革重頭戲，也將會是未來的重頭戲，而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也要“簡政放權”。事實上，行政主導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因而政府要對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進行重構。但是，重構需要強大的理論指引，而“善治”理念給了我們較多的啟示。
“善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管理思想，其中其概念的中心是good governance，“善治理念”主要強調了通過有效的治理，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集體。“善治”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很好的闡述，具體來看：
（一）合法性質與法治狀態
即公眾和政府均對社會秩序和權威表示認同，并自覺服從。在基層社會治療重構中，我國政府也要保證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并使其社會大眾認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
（二）公眾深度參與
“善治”的基本原則是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等，同時強調民眾的深度參與性質。對于基層社會治療重構而言，民眾（社會組織）參與治理，要體現在政治和社會生活兩方面。中國式的“善治”更加倡導政府和民眾，深層次的友好合作，這樣才能提高公民參與社會建設，維護社會秩序的積極性。
（三）公開與透明
“善治”要求治理過程中，關系公民和組織成員的直接利益事務要保證公開與透明。具體來說，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應告知民眾，政府、政策等治理相關信息，并給予公眾（組織成員）參與治理相關決策制定的機會。此外，也要重視民眾對公共決策的監督職能，進而保證管理政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四）公共服務優質性
“善治”強調治理的關鍵是為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是否優質、高效直接決定管理的成敗。同樣，在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中，也要保障公共服務的高質量，具體來說基礎建設、軟等都要保證較高的治理效果。民眾與政府的協作管理，將最大限度的突顯公共利益。
從“善治”理念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啟發，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集中體現為“還政于民”，完成這個過程也將提升社會自治能力。對于社區自治問題，我國應以培育自治能力為主，進而完成整個治理模式的重構。
二、基層治理模式重構——社區自治的治理路徑
重構社會治理模式其本質就是改革社會管理方式的過程，對于社區治理而言，“自治”要求社會個體要逐步實現“社會人”的轉變，這樣才能做好基礎社會自治與政府治理的良好互動。在治理模式重構中，社區要盡快實現“政府主導”完成到“自治”的轉變，具體來說其治理路徑應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自治主體多元化發展
在社區自治中，需要對政府的職能、管理行為等進行重新定位，以提高治理的規范性。在社區自治中，自治主體已經發生了改變，其包括政府、公民、社區組織三部分，與傳統治理模式相比，重構后治理主體不再單一，而是出現了多元化發展。在社區自治中政府仍占有關鍵的主體地位，但是要保證社區的公民充分發揮其管理的職能。作為政府，要重新定位自身參與社區建設角色，將原有“全能政府”職能進行分解，讓各類社會事務管理下放至公民治理。同時，近年來一些社會非營利組織逐漸開始承擔起行業內社會事務的管理，這使得政府不必浪費精力管理紛繁的事務，社會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左膀右臂。由此來看，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將作為政府的補充力量，在社區自治中擔負起重要的責任。在社區自治主體向多元化轉變的過程中，還應完成以下幾個任務：
1.定位權力與關系。應構建新的現代社區組織結構，傳統的自上而下單向權利運行結構不能滿足合作、協商的多方管理關系。因而，要構建一種上下聯動的互動管理模式，要求多方管理主體可以進行良好的合作、協商。定位權力與關系的關鍵是保證管理主體處于一種伙伴關系，多方主體可以友好的協商確定管理目標，這種多方認同的管理模式也將提高公共事務的效率。現階段，政府要“簡政放權”，提高社會非營利組織、社區公民的主體地位，共構建三者“鼎力”的社會組織結構。
2.加強社會非營利組織培育。社會非營利組織作為第三部門組織，應突顯其社會服務功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中，各行業的自治管理需要一些行業組織、社會非營利組織進行管理，而政府加強這些組織的培育，將極大減輕政府管理的負擔。這些組織屬于民間力量，也是重要的社會資源，應鼓勵這些組織發揮出應有的社會服務功能，達到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目的。社會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社會服務內容主要為中介服務和針對兩部分，這樣能迅速解決問題，同時也能提升服務的專業性。
3.激發內各方參與社區建設熱情。社區自治的效果直接關系社區內每個個體，因而要廣泛調動社區內各單位的參與積極性，營造社區共建的氛圍。當前，我國社區內各單位參與管理的程度較低，且參與熱情不高，尤其是一些私營企業參與率較低等。因而，在社區管理中，要積極宣傳社區共設的精神，鼓勵各方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同時，要完善制度規范，如政務公開制度、社區管理體制、聽證制度等，從而用制度規范社區自治。
（二）自治方式轉向復合型
傳統社區治理方式以“管制”為主，強調單一治理主體（政府）絕對的管制權，而在社區自治中要打破這種絕對控制的統一管理模式。在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中，要體現出治理主體服務社會成員的理念，并不進行統一化管理，而要尊重社會個體的差異性。因而，社區自治的自治方式，應是服務、協調、回應等組成的復合型管理方式。社區自治方式要趨于復合型發展，可以運用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種手段。
1.加強改革措施完善。社區自治一次全面的改革，改革離不開各項改革措施的支持。首先，要加快社區改革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構建一套完整且規范的社區法律體系，使社區自治模式規范化、制度化，同時為社區自治深化提供法律依據；其次，要完善社會政策，體現社會公平正義，注重公民的權益，促進社區治理向民主化發展。
2.明確公共服務的需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民間組織公共服務能力顯著提升，我國政府已經開始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未來應進一步明確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以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為原則，增加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種類和數量，這些公共服務將覆蓋教育、扶貧、衛生、教育等社會領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較為有限，而購買公共服務可以為公眾提供更加多樣化和異質化的公共服務。但是，當前基層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量較少，不能滿足公眾的現實需求，因此要求政府轉變態度，鼓勵民間力量支持社會建設，并針對現有公共服務的不足，購買公共服務。此外，基層政府還要加強公共服務供給信息評估公開，使社區民眾可以監督政府行為。
第8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吉林市 智慧社區 建設典型培樹 問題研究 探索
中圖分類號：D66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1-0001-02
現階段，“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經在國內逐步得到關注和重視，未來城市建設與智慧電子網絡等結合將更為突出，智慧城市建設將是重點體現。智慧社區建設是城市智慧化的重要環節，隨著新技術、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先進經驗的引進，其已經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選擇。基于當前吉林市社區管理薄弱，社區服務不夠深入，社區參與意識不強等狀況，綜合國內外智慧社區典型培樹經驗的基礎，有的放矢地針對存在問題進行對策探索。在借鑒國內外智慧社區典型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典型培樹分析，建設有針對性的智慧服務平臺。提出植于政府宏觀調控下，構建新型管理方式，發展智慧服務理念；同時結合社區社會層面，通過建設社區信息服務中心等多功能服務系統，整合社區資源，切實調動社區的積極性；從社區自身來說，社區內智慧平臺建設應結合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智慧服務體系，創建智能服務系統。
目前，我國智慧社區建設以及其治理模式還處于探索時期，成功運行的只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的部分社區，智慧社區建設促進了現代基層社會治理結構的轉變，也創新了社會治理觀念、手段乃至內容，終將為提升社會公共服務能力提供契機。
一、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研究現狀
（一）智慧社區信息化建設內涵
智慧社區信息化建設，其定義是基于街道、鎮、村等地理區域范圍內，利用信息技術整合社區資源，為社區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的服務，提升社區居民對智慧城市的體驗度和感受度。因此，智慧社區建設首先要以社區居民的需求為導向，突出為民、便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通過智慧化的社區管理與服務，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區；其次要統籌考慮、整體規劃、分步實施智慧社區的建設目標和建設內容，因地制宜，扎實推進智慧社區建設工作，并做好與市級層面社會事業、公共服務項目的銜接工作，減少重復建設；最后探索智慧社區的建設模式和運維模式，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積極利用社會各方資源，合力推進智慧社區建設，建立長效運行機制。
（二）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基本概況
智慧城市綜合了資源多樣化、信息交互無障礙化以及信息程序的自動運行化等特點，以實現城市便捷、高效發展和運行為目標。我國從2012年12月開始國家層面的智慧城市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城市，以及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進行試點開展。2014年12月底，在試點的基礎上，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已達90多個，涉及了全國大部分省份，同時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設中來。智慧社區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環節，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密切聯系智慧建設的受眾――社區和社區居民。智慧社區建設，在我國尚處于初級階段，經驗借鑒有限，有必要進行必要的探索與研究。
社區是城市組合的基本單元，也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更是黨和政府加強智慧城市建設注重的基礎。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推進社會治理創新要率先從社區入手，基層社區的創新管理與建設事關我國發展的根本，隨著社區的拓展以及新要求的提出，社區管理模式改革迫在眉睫，結合新時代下新型信息技術以及電子商務技術的發展與融合，社區管理職能要不斷提高，管理模式要進行創新，服務平臺也應拓展和創新建設。基于這樣的基礎下，將“智慧化、數字化和網絡化”作為社區建設的發展目標，并在全市部分社區啟動了智慧社區建設，是吉林市進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區建設深入研究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可以為智慧社區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另一方面對推動社區治理創新研究，具有必要性與重要性。
（三）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研究的內容
1.智慧社區的信息化建設
在基于物聯網、下一代互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上進行應用、整合和再造，通過主動感知和網絡互連的方式，建立吉林市智慧社區生態化服務和運行平臺。
2.智慧社區的系統化建設
智慧社區強調信息的采集、互通、處理和應用的系統化，通過建立一套符合智慧社區要求的現代化、精細化和標準化的社區公共服務系統。
3.智慧社區的治理化建設
主要是把社區中各主體，即政府公共部門、社區機構（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圍繞社區公共事務充分協商的互動過程，綜合建構智慧社區基層社會治理結構和基層共同體的發展方向，轉變到以社會為中心的治理結構，培育社區共同體，重構社區共同體。
二、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培養措施
根據發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門《關于加快實施信息惠民工程有關工作的通知》《關于開展養老服務和社區服務信息惠民工程試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吉林市現階段要結合社區智慧型信息化建設的基本情況，開展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網格化策略探索。
（一）信息基礎設施“樹”的網絡化
吉林市要基于規劃引導、集約建設、資源共享、規范管理、滿足需求的原則，依托通信運營商全面開展智慧社區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增強信息網絡綜合承載能力和信息通信集聚輻射能力，提升信息基礎設施的服務水平和普遍服務能力，滿足居民對通信質量和服務的要求。
當前，吉林市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從光纖寬帶網、無線局域網、第四代移動通信（4G）網絡、下一代廣播電視網（NGB）以及應用終端等五個方面著手開展，為社區居民提供高速、安全、優質的上網服務，保障通信質量，為廣大社區提供高清電視、高速數據接入和語音等三網融合業務的能力，并借助電腦屏、手機屏、電視屏、社區屏等多種載體，面向不同群體和推送具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信息。
（二） 生活服務“樹”的便利化
吉林市要以社區居民生活服務需求為出發點，建立完善的服務網絡，推進社區生活服務建設。
吉林市的生活服務樹主要從生活信息、便捷服務開展，匯聚社區周邊生活信息，通過多種渠道，及時、準確地提供給社區居民，積極創新為居民服務的方式、方法，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三） 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樹”的信息化
吉林市要以居民需求為導向，完善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功能，推進廣覆蓋、易使用的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信息化應用，提高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水平。
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樹”主要從社區管理、醫療衛生、社區文化、關愛救助、教育體育以及交通出行六方面著手實施。結合家庭醫生制度，創新社區居民就醫模式，為家庭醫生提供隨訪、診療服務的信息化支撐，并建立完善的預約掛號服務流程，實現實時查看聯網醫院掛號就診情況，同時為社區居民建立涵蓋個人基本信息和主要衛生服務記錄的電子健康檔案，以及提供遠程醫療服務，實現遠程醫療會診、遠程健康監護等，構建社區遠程醫療服務模式。充分發揮社區文化中心的公益文化服務功能，豐富社區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強關愛救助信息管理，助力社區幫扶救助和養老助老工作的開展。關注社區學生教育和居民體質，營造社區和諧教育、健康環境，同時為社區居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質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務，創建有序、便利的出行環境。
（四）小區管理智能“樹”的建設
吉林市可以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通過運用多種技術手段，打造安全、舒適、高效的智能化小區，主要做好居住區周界、重點部位和住戶室內的安全防范，提高居住區整體安全防范水平，可以通過訪客對講、周界防越報警、閉路電視監控、電子巡更、管理與監控（物業運營管理、公共設備監控和小區門禁管理）、車輛出入與停車來進行管控。
（五）家居生活智能“樹”的建設
吉林市可以引用先進技術，實現家居生活設備設施和家庭生活環境的智能化管理和監控，使居家生活更加舒適、安全、低碳，主要從家庭設備監控、家庭安全防范入手，利用各種探測工具和手段，對居家環境進行監控，保障人身和家庭財產安全，提升居家生活品質和安全。
三、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探索的意義
智慧社區是一種全新的社區生態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體現，它需要結合到社區民生服務、公共安全、社會保障和社區管理等一系列基層社會治理，進行創新建設。吉林市通過智慧社區的建設來重構社區新型管理和發展建設，結合存在的背景和發展的時代性，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智慧社區建設研究的理論意義
智慧社區在吉林市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和視角，縱然有理論研究和學術分析基礎，但
真正的因地制宜的研究依然處于初級摸索階段，原有的部分理論概念不能適應新型信息時代背景下社區管理。因此，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需要通過網絡背景下，結合網絡管理理論，依靠多元治理理論進行合作和自我契合。通俗來說，就是結合時代和信息發展要求，進行新型治理拓展，以更便捷、高效服務和管理為目標。
2.現實意義
智慧社區是社區的高級階段，在信息化手段的基礎上，重構“線下”現實社區和“線上”虛擬社區的結合體。把政府公共部門、私人部門、第三部門和個人等都囊括進智慧社區平臺上進行互動和協商，共同參與治理社區公共事務。
首先是，政府通過信息化平臺技術，建設一系列的智慧服務平臺，更加高效地提供了社區服務，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整個社區的服務建設，及時提供社區的必要服務，通過技術化手段進行監控和分析。
其次是，通過智慧社區建設，把社區資源全面整合，把社區的衛生、人文、教育、信息化搜索以及電子商務都進行互聯共享，促進了社區的網絡化和服務化。
最后是，通過智慧社區建設，激發了市場和社會活力，形成社區治理合力。通過打造現代化社區“智慧綜合體”，創造社區成員之間的溝通空間和平臺，從而為拉近社區成員之間的距離，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
通過此課題研究，分析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的典型培樹的優勢和未來對基層社會治理的現實意義，最終目的是實現信息化時代基層社區的科學管理。
參考文獻：
[1]張永民. 智慧城市總體方案[J].中國信息， 2014，05：145-156.
第9篇：社區治理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Logistic回歸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2－0032－0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地方政府生態管理與綠色社區志愿者組織成長的互動關系研究” （7117309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層政府信任與社區志愿者組織成長的內在關聯性研究”（70903002）；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江蘇綠色社區志愿服務研究” （11SHC00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地方政府社會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與良性互動研究”（09YJC810022）；2011年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
〔作者簡介〕梁瑩，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博士，江蘇南京 210093。
巴伯曾說過：“民主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民主是一項持續性的實驗，而不是一系列固定的準則。” 〔1〕民主的理念在當代社會很少被公開質疑，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民主仍是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2〕在邁向人類民主化的治理宏圖中，政治理論家與實務者都將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旅途中的至高使命。古代雅典、羅馬的民主印象成為政治學者揮之不去的美好期待，有過挫折、有過喜悅，政治民主化總是在這種交替與纏繞中緩緩前行。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歷史的見證者，公民擔負著回歸政治本身的切實責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將會燃起公民追逐逝去夢想的熱情，催促人類開創民主治理的新境界。
一、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之理論回眸與意涵解讀
人類的智者從柏拉圖到托克維爾都認為由于西方國家的權力獲取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因此對于統治者來說，理性地說服人們就非常關鍵，只有讓公民從理性方面獲得認同，才能有利于權力的穩固。〔3〕19世紀30年代，當托克維爾初次踏入美國大陸時，深深表達了如下感受：“不論老幼、不論貧富、不論性格差異，美國人總是在不停地結社。” 〔4〕由此可見早年托克維爾非常欣賞美國公民的自治精神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推動作用。Adam則進一步深入指出自治的原初含義是任何人對于合法的秩序都有統一的偏好，然而由于不同的價值、利益與標準的沖突，這一假設受到挑戰。但是自治的固有邏輯卻未發生變化，自治強調如果決策執行代表了集體的偏好，一個集體或者共同體將對于個體公民進行管理。〔5〕“公民治理”很接近于早年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傳統的公民自治精神和Adam所言的公民自治的深層意涵――公民直接參與各類公共事務的合作治理，而不是通過政府這個中介；或者直接與政府進行良好的合作互動，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體現自己的美好訴求，最終達到公民治理公共事務的理想目標。
早在1976年，Higgins和Richardson就曾預言：“更大程度的參與與協商已經成為所有層次、所有組織決策的一個必要因素，促使這種參與運動的動力如今沒有看到消失的跡象，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這種趨勢定會更加明顯”。〔6〕學者們似乎對于將來的更為廣泛的公民參與性治理充滿著無限的憧憬與期待，然而不少學者也批判性地注意到未來的更為深刻性的公民參與急需一種載體，如果缺失了這種承載公民參與的物質基礎，那么所有的公民參與性設想只能付諸于空想。在Clarke 和Newman看來，我們應該更多地發掘社區的潛力，重新發現社區，將社區作為提升公共領域的一種重要途徑。〔7〕 通過公民直接控制與通過社區論壇與社區議會等形式，給予公民參與的權力，從而決定影響社區發展的議題，〔8〕而這種理念的發展被后來的學者視為一種走向公民治理的路徑選擇。“公民治理”在公共管理領域并不是最為前沿的詞匯，公民治理的倡導者理查德•C •博克斯的《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在幾年前就已經做為譯著出版了，但是公民治理的確是我國社區草根民主成長的未來方向。在公民治理模型中，社區居民是他們自己社區的“提供者”，所以，他們應該做出必要的決定以確定應該提供什么樣的公共服務以及如何運營這些公共服務。選取代議者以及公共服務職業者在社區公共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他們的角色應該是提供幫助和支持，而不是成為公民的上級，他們應該和公民一起，這才能形成為一個社區。〔9〕
公民治理理論汲取了傳統政治學與行政學中的三種價值理念，即地方控制、小而回應性的政府以及作為顧問的公共服務職業者，并試圖建構一種公民型政府，這種公民型政府主要由公民、選任代議者和公共服務職業者相互協作而形成。博克斯認為公共組織的發展將經歷四個階段：精英控制(Elite control)階段、民主(Democracy)階段、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階段、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階段。〔10〕同時，為了應對政治合法性的危機與社會的不信任危機，公民與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已經成為政治學者研究的熱點，學者們普遍認為廣泛性的公民參與和合作治理能夠挽救傳統民主治理的危機。〔11〕而另一位公民治理理論支持者巴伯認為現代社會普遍采用的代議民主制最多只能是趨近于民主，稱為“弱勢民主”。據此，他提出了“強勢民主”的概念，在看到傳統代議制的弊端之后，巴伯對于強勢民主推崇有加，他認為：“強勢民主不僅僅要追求選票，而且要求好的理由；強勢民主不僅僅追求觀點，而且也重視理性的辯論”。〔12〕
肇始于美國的公民治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以解決代議制代表性不足為目標，以順應并推動公民自治意識和公民精神為宗旨，促進公民對于各類社區事務的直接參與。公民治理不僅僅是要實現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實現一個公民自己設想與自己執行的社區愿景。〔13〕而對于實現真實的公民治理圖景而言，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是最為重要的內源性基礎。公民治理意識顧名思義即為公民治理活動中所體現出的公民自治意識、民主意識、自由意識、平等意識與參與意識等各種現代公民意識。
“公民精神”可謂是公共管理學科發展歷程中始終形影不離的詞匯。早年新公共行政學就極為倡導公民精神的復興。作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經濟和效率雖然是公共行政的價值和追求的目標之一，但決不是其核心價值。羅伯特•登哈特等人也同樣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帶來了諸多理論的更新，建立在民主公民身份理論、公民社會理論與話語理論基礎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公民精神復蘇等理念成為公共行政的重要價值訴求。 〔14〕后現代公共行政語境中的話語民主理論與盛行于當代中西方行政學界的“善治”理論，都被視為是復興了新公共行政學派的對于公民精神的價值追求。Grindle認為，善治呼喚公共部門所有方面的改進，不僅僅要求改進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規則，改進公共議程設置的決策機構，改進公共部門資源配置方式從而有效回應公民需求，而且善治也低于社會共同價值的實現提出的新的要求。 〔15〕而除了“善治”理論之外，“政策網絡”、“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領域盛行的諸多理論，也是將很多注意力集中于關注公民參與意識、公民自治意識、公民美德與現代公民精神等等。
與公共行政的精神一脈相承，參與精神、民主精神、權利意識、平等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等成為公民精神的重要體現。在我國，由于長期深受臣民意識與臣民文化的深入影響，很多公民極為缺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缺乏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政策的治理，缺乏維護公共利益的意識。猶如帕特南描述的社會資本，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可以看成是一種典型的社會資本，任何社會的發展與運作都依賴于此種社會資本，因此實現社會良好治理需要持續地挖掘與利用這種社會資本。在1996年時，提出公民治理彌補政府中公民參與的缺失，在美國的83237個政府機構中，沒有一個政府是純粹意義上的公民治理。〔16〕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極為強調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公民個人在草根民主中所獲得的真實發展空間，很難想像在一個缺乏積極、信任、合作、真實、自治的場景中能夠催生出真正的民主圖景。
二、自下而上孕生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研究問題與研究概況
當今的世界發展使公共參與的范圍急劇擴展，公民為中心的合作型公共治理越來越成為新時代的主要治理議題。〔17〕Melucci認為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政府所面臨的不再是實現一種合理完美的制度，對于公民的文化教育與素質培育也將被提至重要議程。〔18〕現代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發展與培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與之發展程度相對應的公民治理與草根民主的逐步形成與最終建構。
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所具有的這些核心價值理念，從理論層面而言與我國當前城鄉社區田野之間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的成長歷程有著某種契合和共性。社區自治組織在我國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動發展起來的社區自治組織，這類社區自治組織出現比較早且帶有“官方化”的特征；另一類則主要依賴于社會民間內生力量的不斷壯大，進而自下而上地推動而形成的社區自治組織，這類社區自治組織具有“純民間性”的特點。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的社區自治組織歸屬于純民間性類型，也就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我國諸如“社區鄰里互助中心”之類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都在推動中國草根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資金、資源等有限及其他種種制約條件也使得它們還不能在整體上成長為獨立發展的巨大動力。如依據2006年在南京市展開的關于草根NGO的相關實證調查中的數據統計結果，筆者通過《社區公民參與草根NGO：現狀與阻滯因素分析――基于對南京市的實證調查》（2007）等論文中基于對南京市城鄉若干社區的實證調查，對南京市城鄉社區草根NGO成長的現狀進行了深入解析，通過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城市社區居民對草根NGO的參與程度并不理想。在調查結果中可見過半的社區居民表示從未參與任何形式的草根組織；從草根NGO整體參與來看，其中公益服務類NGO的參與情況呈現出非常低的狀況，相對而言政治領導類NGO的參與程度卻相對偏高。〔19〕
我國是一個歷來就缺乏民主氛圍的國度，城市社區中草根性的治理意識、公共精神的成長仍然較為孱弱，而孱弱的公民精神、淡泊的公民治理意識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而言，是否存在著較大的影響呢？本文將通過對長三角地區的三個城市南京、杭州和蘇州的實證調查，深入考察真實世界中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成長之現狀，在此基礎上更加深入地進行分析與研究，進一步揭示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意義，重點分析與研究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良性發展的深刻影響，深入探究培育社區公民公共精神的發展渠道與推進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的美好展望。本次調查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的三個城市南京、杭州和蘇州所作的實證調查。調查對象為參加過社區自治組織的社區居民。調查過程中主要采用多階段抽樣法，多階段抽樣過程中又結合簡單隨機抽樣法、分層抽樣法、系統抽樣法、定額抽樣法、判斷抽樣法等多種抽樣方法。在抽樣框中，根據已有的資料和研究，考慮了總體的性別構成、年齡構成、職業分布、地區分布等多種因素，整個調查均采用較為簡短清晰的結構式調查問卷，此次調查共派發1200份問卷，收回982份，回收率為818%；采用幅度檢查和邏輯檢查對初始問卷進行嚴格篩選，除去16份無效問卷，保留966份，最后有效回收率為805%。本文期望能夠對我國其他地區城市公民治理、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實踐模式提供借鑒與參考價值。
三、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
盡管目前我國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民主化改革，但是傳統的臣民文化依然不可避免地束縛和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例如中國比較突出和典型的傳統臣民文化――“官本位”、“權威崇拜”和“與世無爭”等政治心理，發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慣性地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這極大地抑制了社會公共空間和公民的主體地位。由于我國與西方的民主、法律等多種文化價值系統存在較大的差異，公民的民主與法治等公民精神與公民意識至今仍難以深入我國的民主法律文化土壤。
調查中，對于“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我必須在平時多參與社區自治組織，這樣能夠有效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收獲在于可以使我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通過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讓我對社區更有信賴感和歸屬感”、“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越積極，越有益于推動草根民主的發展”這些說法，均只有半數左右的被調查公民表示比較贊同，而相當一部分公民對于這些說法是表示不認可的。通過數據調查統計發現，部分公民對社區自治組織的自治型參與比較缺乏。 〔20〕而從中也折射出被調查公民的公民治理意識和公民精神相對較為淡泊和孱弱。
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的發展與成長直接為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和草根民主的成長與發展提供鮮活的動力和源泉，其內在關聯性在于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的成長本身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和草根民主發展的重要表征，還體現在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的成長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和草根民主的成長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下文即對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之影響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本研究中通過公民對于“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我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越積極，越有益于推動草根民主的發展”等客觀論述的看法來測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這里將測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指標轉化為虛擬變量，比如對“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為社區盡一份力”這一觀點，公民選擇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設定為0，選擇“無所謂”或“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則設定為1。而因變量“事實上，您是否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則將公民選擇“不經常參加”設定為0，選擇“經常參加”設定為1，通過Logistic回歸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表1 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Ⅰ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SEWalddfSigExp(B)
Q1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a2585420000
無所謂002203570004109511022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109703569473100022995
Q2為了有效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我必須在平時多參與社區自治組織b3056320000
無所謂1946042520970100006997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24490446301061000011577
Constant-2837031481598100000059
Model Chi-square=263344，df=4，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1063334，Cox & Snell R Square=0240，Nagelkerke R Square=0320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19%
a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說法
b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說法
如表1所示，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為263344，P=0000
從Exp(B) 值即發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居民對Q1中的這種說法表示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則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2995倍。接著，公民對Q2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其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分別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居民的6997倍與11577倍。以上的Logistic回歸分析說明公民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越強，公民經常參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比例也就越高。
進一步對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之影響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依然是將測量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指標轉化為虛擬變量，例如對于“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使我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這種說法，居民回答 “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編碼為0，回答“無所謂”或“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則編碼為1。而因變量“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您是否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將“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的編碼為0，“比較愿意或很愿意”的編碼為1，Logistic回歸的分析結果如下：
表2 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Ⅱ
BSEWalddfSigExp(B)
Q1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使我了解并參與社區問題的改良，使社區生活更加美好a3071720000
無所謂124704437940100053480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2153043924069100008609
Q2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增強我對社區的信賴感和歸屬感b3262120000
無所謂104903588600100032856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1899035328878100006681
Q3我參與社區自治組織越積極，越有益于推動草根民主的發展c3830720000
無所謂1548040514609100004702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23350397346551000010332
Constant-4513049184404100000011
Model Chi-square=277623，df=22，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889178，Cox & Snell R Square=0254，Nagelkerke R Square=0359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73%
a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說法
b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說法
c參照變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3中的說法
表2中的回歸模型的卡方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變量可以解釋因變量的245%。這進一步表明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成長有較大的影響。 從Exp(B) 值即發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公民對Q1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348倍與8609倍。接著，對Q2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2856倍與6681倍。 最后，對Q3中的這種說法表示“無所謂”與 “比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經常參與社區自治組織的發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公民的4702倍與10332倍。這說明公共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越強，公民愿意經常參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程度也越高。
Pollettta認為參與式民主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指代政治形式，另一種指代特定的政策制定規則。〔21〕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戴維•米勒則認為，社群主義的主旨就是將集體的尊嚴與價值內化為全體成員的意志。前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向我們昭示，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形成之精髓，進一步解析發現我國城鄉社區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發展現狀比較孱弱，并成為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較為緩慢的最為重要之因素。
四、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孕育生長：漫長而遙遠的歷程
在人類社會正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在人類社會治理方式正在跨入全球化治理時代，公民治理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社會中治理關系最美好的價值追求。如巴伯所言，“強勢民主并不對個人管理自身的能力抱有無窮無盡的信心，但是它同意馬基雅維里所認為的大眾從整體上講是和君主一樣的或者比君主更有智慧的，它也同意西奧多•羅斯福德觀點，即‘忙忙碌碌的大多數平民管理自身所犯的錯誤比任何想要管理人民的小機構的官僚所犯的錯誤更少’”。〔22〕21世紀，就在公民越來越深入地參與社區事務，要求公共服務的職業者承擔更多公共責任的過程中，公民也許更明確地意識到，他們需要選擇優化的，適宜他們的制度結構，以創造社區的政府。
面對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衰弱與公共空間的急劇縮小，西方的學者曾為此深感憂慮，阿倫特等人認為沒有公眾參與的政治生活將是缺乏生命力的，而且，Nanz和Steffek等人的研究發現，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將會產生新的公共空間，公眾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將極大提升公共領域。〔23〕而本次調查則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成長之現狀距離公民治理所要求的現代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似乎還有很遙遠的距離。對于“我參與的社區自治組織對社區社會政策的決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為了有效監督社區社會政策的執行，我必須在平時多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參與社區自治組織可以增強我對社區的信賴感和歸屬感”等說法，均只有半數左右的被調查居民表示比較贊同，而相當一部分居民對于這些說法是表示不認可的。接著對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之影響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后，則可以發現公民治理意識、公民精神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長有著較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而綜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發現被調查社區中公民美德、公民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的心理體認和民主實踐還存在著諸多難以克服的問題，有些問題不僅對于草根民主的成長與發展具有消極作用，更為嚴重的是對國家的民主體制建設具有潛在的負面影響。深入分析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遲緩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努力培育積極的公民資格、公民精神與公民治理意識，為公民治理創造堅實的草根社會基礎，是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與草根民主成長的漫長而遙遠的歷程之中亟待完成的必要而艱巨的任務。
社群主義者如今更多地從社群之中尋求問題的解決，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僅僅要考慮私人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公平與正義等理念也需要在社群的道德規范中得以體現。社群主義的發展與公民身份密切聯系，公民的志愿服務成為公民身份發展的道德源泉。 〔24〕政治學者在探索民主這一議題時，都給予民主不同的定義。雖然意見紛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規則，也不是形式上的、直接性公眾的直接參與，民主沒有特定的形式，而且民主也是一個不斷發展與變化的漫長歷程。在人類民主化發展的遙遠道路中，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就顯得彌足珍貴。通過本研究的分析，被調查公民的治理意識正在伴隨民主化的進程不斷演進，我們不能不切實際地希望公民的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跨越式地發展，更不能對于現階段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淡薄而感到絕望。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前行也將是漫長的、艱辛的過程，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已經證明。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政治理論家將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公民政治賦權的重要手段，“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政治教育不僅僅限制在政治社會化與道德教育，政治教育還應教會如何獲取政治權力、如何應對政治權力等議題。” 〔25〕
Nancy Fraser認為在當今社會中，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對于社會公平的討論也逐漸主要分為兩個重要的陣營，一種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社會公平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通過一種補償性的資源流動形式，來實現不同地區的同等發展；另一種觀點認為如今社會處于一種身份政治時代，要實現社會公平，就必須要保證社會中少數人的觀點、信仰為他人所熟知，得到他人的認同。〔26〕而政府與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在良好合作的過程中更應遵循公平合作的原則。例如對于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的發展而言，政府還應進一步健全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的注冊登記制度，尤其是完善電腦注冊系統。另一方面，還應建立科學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績效評估計量體系，加強對草根社區自治組織成員的培訓與教育，建立草根社區自治組織共同治理的資源共享的信息平臺。然而受政府對社會控制的減弱的深刻影響，蘊涵著現代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自身要有足夠的能力來幫助社會實行自我治理。草根社區自治組織自身充當網絡治理中的橋梁作用，維護和捍衛各種特殊群體的利益，支持社區的網絡治理的多元格局。概而言之，公民治理意識與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個漫長而遙遠的過程，是一個隨著法治與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公民自身素質提高而不斷成長與發展的冗長歷程，也期望本研究可以為當代中國城鄉社區草根民主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盡其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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