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環境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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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排放環境問題范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環境污染；博弈

中圖分類號：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爆發了不少的環境問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關系已然成為學者們的研究熱點。近年來，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能保護環境，減少環境污染甚至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對環境質量有改善作用，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問題。

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進行了詳細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第一次對收入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是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呈倒U型特征，即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污染的程度比較低，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則環境不斷惡化，而經濟達到較高水平時，環境污染逐漸減緩，甚至出現好轉。[1] 1993年，PaJlayotou正式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EKC）這一概念，之后眾多學者對EKC曲線進行了研究，對特定的國家或者地區運用面板數據等進行研究來探究經濟增長與環境問題是否存在倒U型的曲線關系。

中國學者趙細康等（2005）研究指出，EKC曲線這種倒U型關系在中國并不存在，其研究發現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不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先增加而后減少的趨勢，反而是隨著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加，環境污染物也在不斷增加，是一種正相關關系。[2]許廣月（2011）選取CO2排放量作為環境污染指標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東、中部地區存在著人均CO2與經濟增長的倒U型關系，但在我國的西部地區確不存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呈現的關系。[3]

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關系之所以會呈現出不同的曲線形狀以及不同的拐點，是因為學者們選取的研究對象不同，選用數據的時間跨度不同，以及代表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指標不一，因此結論不同。本文在借鑒學者們研究結果與研究思路基礎上，以西部地區的數據論述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二、我國西部地區環境問題與經濟增長的現狀分析

本文用人均實際GDP來衡量經濟的增長，用指標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粉塵排放量、人均煙塵排放量作為環境問題方面的指標。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環境年鑒》。

1.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實力有大幅的提高，在統計的1995-2010年的十多年時間中，區域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巨大的活力，西部地區名義GDP由1995年的10588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81408億元，增長了6.69倍，年均增長15.69%，；人均GDP同樣增長了六倍多，從1995年的3127元/人增長到2010年的22570元/人。

2.西部地區環境指標現狀分析

西部地區的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從1996年以后變化比較平穩，1995年最高為24.23噸/人，到2010年為14.04噸/人。1995年到2000年間，西部地區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先降低后增加，呈現出正U型。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區人均工業廢水量維持在一個較穩定的水平。

1995年到2010年間，西部地區的人均SO2排放量也比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超過了16.2千克，整體趨勢呈現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繼續下降的趨勢，而且從2010年之后處于逐步的下降趨勢， 2002年之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出現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拐點于2006年出現。

十多年間，西部地區的工業區人均煙塵排放量也比較高，每年的人均排放量為7.33千克，看其發展趨勢，1998年之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1998年以后，總體呈現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趨勢，第二次的峰值于2005年出現， 2010年的排放量明顯遠遠低于期初1995年的排放水平。

1995―2010年間，工業粉塵人均年排放量為6.4千克，其變化趨勢呈現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表現為倒N型，而后再上升，再下降，峰值出現在1998年，從2005年開始，人均排放量呈逐漸下降趨勢，從其2005年之后，這5年是一種好的發展趨勢，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環境保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雖然帶動了西部經濟的迅猛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很多資源與環境問題，這些問題是西部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從上述統計分析發現，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大部分均是呈現倒N型的關系，這與許廣月的研究結論相符，在西部地區并不存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呈現出的關系，然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這種關系為政府、企業等實施環境保護提出了很大的難題。

三、兼顧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途徑

為了發揮政府統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作用，政府要完善對企業的約束機制，為了阻止企業污染環境，政府必須建立對企業的有效約束機制，政府要完善排污權制度，確定合理的排污總量指標，建立污染權市場；西部地區要實現經濟增長與環保雙贏，要制定適度而嚴格的環保措施；政府還要建立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支持導向，企業生產時對環境的破壞很嚴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粗放的經濟增長的方式。因此保護環境，就需改變我們的經濟增長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低產出”方式[4]。改變經濟增長中資源消耗率高、污染嚴重的問題，使經濟增長走上節約型經濟之路、環境得到改善，政府需制定政策來引導企業。

參考文獻：

[1]Grossman G， 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 1991.

[2]趙細康，李建民，王金營，周春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及在中國的檢驗[J].南開經濟研究，2005（3）：48-54.

第2篇：碳排放環境問題范文

對于傳統的煤炭業而言，如何擺脫當前“談煤即黑”“發展煤炭就是發展落后”的輿論困境，如何在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的歷史交匯中形成兼容格局，如何做好煤炭這篇戰略大文章，走通走好煤炭清潔利用之路？調研組自2016年7月對中煤科工等煤電央企進行了一線調研。

煤電“超低排放”技術上可行

中國富煤少油，煤炭清潔綠色利用需要有序推進，既符合能源安全要求，又符合當下供給側改革需要和未來環保的需求，是基于現實國情下的現實選擇。

靠“禁煤”治理大氣污染，靠“限煤”去產能，靠“煤改其他”等政策舉措，只能導致在偏離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由于煤炭產業早先粗放式的開發利用，對我國環境帶來很大的影響，煤成為污染的詞根。盡管“十三五”規劃把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但在實際情形中并非如此，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之路依然舉步維艱。

據相關機構預測顯示，203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53億噸標煤，比2015年增加10億噸標煤。可以說，煤炭能源使用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這種能源結構不會發生大的改變，是毋庸置疑的。

我國大氣污染中90%的二氧化硫、70%的氮氧化物與一氧化碳、60%的煙塵和80%的二氧化碳都是燃煤引起的。但是，造成污染其實不是煤炭本身的問題，而是煤炭的利用環節不清潔。

既然燃煤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所以更要從清潔煤做起，堅定不移地走清潔煤的道路。以燃煤發電為例，占全國總發電量的70%以上，耗煤50%以上，系煤炭消費“大戶”。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燃煤發電仍將是我國的主要電力來源。從數量上說，如果煤電能做到清潔利用，煤炭消費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

基于此，調研組對煤炭清潔利用在煤電領域的成效情況進行了調研。截至2013年末，中國全國煤電機組平均供電煤耗率僅為321克/千瓦時，低于美國2012年平均水平，接近日本同期水平。到2020年，中國將全國煤電機組的平均供電煤耗率進一步提高至310克/千瓦時的水平。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底，國電超低排放機組占國電燃煤機組的26.7%，神華超低排放機組占43%。在超低排放機組改造過程中，相關技術水平處于國際領先。百萬千瓦超臨界二次再熱燃煤發電機組發電效率提升至47.92%，發電煤耗達256.2克每千瓦時，高于當今國內外最高水平。

煤炭利用之后的排放效果至為關鍵，比天然氣的指標是高還是低？技術的穩定性、經濟性如何？為此，神華集團對三河電廠進行了歷時兩年的“超低排放”改造。

神華國華三河電廠，承擔著京津冀一體化環境治理使命，歷時兩年的“超低排放”改造，其4號機組以煙塵排放每標立方米0.23毫克通過中國環境監測總站鑒定。實現“超低排放”后，每年可減排煙塵508噸、二氧化硫1169噸、氮氧化物2185噸，比改造前分別降低了85.3%、60.5%、88.9%，減排效果顯著。同時，兼顧環保與經濟性，環保改造后系統能耗零增加甚至負增加，全廠煤耗降低11.3克每千瓦時，節約標煤6.77萬噸，節水60萬噸。由此可見，煤電“超低排放”在技術上是可行的，煤炭利用之后的排放比天然氣排放率還要低，為煤電清潔化轉型發展提供了實踐基礎。

在中煤科工集團副總經理王虹看來，既要正視過去煤炭發展的非理性繁榮與歷史沉痼，又不能脫離現實國情搞“一刀切”，跳出“就治污而治污、就限煤而限煤”的條框，以國家能源戰略發展的大格局思維，去探索中國特色的能源發展之路。

“煤炭革命”的綠色發展路線

“煤炭革命”不是革煤炭的命，是革粗放發展的命。中煤科工“煤炭革命”的技術路線是實現煤炭清潔、高效、綠色的開發利用，通過技術革命使煤炭的生產清潔化和低碳化，實現由高碳能源向優質能源的實質性轉變，通過不斷努力推動科技創新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目前煤炭業迎來的這場革命，既是形勢所迫，也是機遇所在。在中煤科工人看來，“煤炭革命”不是狹義的，是一種煤炭能源革命，這種革命就是實現綠色發展。

實現煤炭綠色發展，主要表現為兩個端，一個是生產端，即煤炭生產革命，進行綠色開采、智能開采；另一個則是消費端，即煤炭消費革命，清潔利用、高效利用。

在新型煤化工轉化方面，我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化也走在世界前列，具備由煤炭向煤基高端燃料、高端材料發展的基礎和能力。利用煤的大分子結構，可生產石油基難以得到的高能清潔燃料和高端材料等。例如，生產高密度、超潔凈、高氧化安定性等國防用油和優質清潔燃料，滿足高端需求；生產煤基烯烴、芳烴、低碳醇等新材料，充分利用煤中碳、氫、氧等元素；生產煤基活性焦、活性炭、碳纖維、石墨等高端碳材料，適應新的清潔發展需求。

那時的煤炭已不是今日的煤炭，科技創新則為其插上飛翔的翅膀。“按照這樣的發展態勢，煤炭將真正實現由燃料向燃料與原料并重的發展方向，那么煤炭業整體發展就會創造一個新的路線。”中煤科工集團科技發展部部長劉見中如是說。

中科院專家指出，以神華、中煤科工這樣的龍頭企業，要帶頭進行技術創新，把產業應用建起來，對系統解決我國未來煤炭能源發展問題，意義重大。

全生命周期清潔化

開采是污染之源，如何把好這道關。煤炭資源的大規模開采和利用對我國經濟起到巨大推動作用，但采煤沉陷也給人類生存環境產生一系列消極影響，傳統采煤會對當地土地環境造成極大破壞，也深刻影響著煤礦區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沉陷區生態修復與治理一直是我國礦區亟待解決的難題。

針對上訴難題，煤炭科工唐山研究院研發了采煤沉陷區城市用地綜合治理技術，創立了地基穩定性的評價理論和方法、采煤沉陷區建筑群建設的“采空區探測-殘余變形A測-穩定性評價-地基處理-建筑抗變形”一體化集成技術體系，并在高層建筑、電廠、大型社區、港口碼頭等大型工程成功應用。

同時，針對東部礦區沉陷積水、次生濕地建設與城市協調發展問題，研發了城市次生濕地規劃建設、污染源控制、濕地水體維系為一體的濕地構建技術，實現了礦業城市生態建設規劃與沉陷區次生濕地生態構建，在唐山南湖建立了9.5平方公里示范區，在淮北、徐州、濟寧等礦區也得到推廣應用。

以淮北城市為例，目前采煤沉陷區上已建設主城區42平方公里，占城市建成區面積的53.3%；建設多層、中高層、高層建筑物面積累計2750萬平方米；沉陷區建設次生濕地49平方公里，使城市林草植被覆蓋率提高了50%，引領了城市建設由“背湖（沉陷區）”到“面湖、擁湖”的轉變，形成了“城市中心區沉陷濕地生態綠心、山體生態綠肺”的生態、宜居、精致的新型礦業城市。

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尤其在2010年以后，煤炭一直處于高危運行過程中，中煤科工通過綠色開采進一步提高了安全系數，百萬噸死亡率已由過去的6點多下降到現在的0.157，基本上接近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當下，燃煤工業鍋爐是我國第二大耗煤大戶，目前在用的約50萬臺，耗原煤量6億-7億噸，絕大多數是燃散煤的鏈條鍋爐。由于煤炭質量控制不嚴、運行管理水平低、煙氣凈化裝備配置等問題，鏈條鍋爐實際運行熱效率低（平均65%左右）、污染物排放嚴重。

如果把煤、原煤做成清潔的煤粉，在工業鍋爐上使用，達到天然氣的效果，是對高效煤粉工業鍋爐的定位。在借鑒歐洲發達國家煤粉工業鍋爐的基礎上，中煤科工自主_發出符合國家資源現狀和環境保護需求的煤炭高效清潔燃燒利用技術――煤粉工業鍋爐系統。有了這項技術，為工業鍋爐燃煤問題找到了很好的解決辦法。

在成本上，國內天然氣采暖一般補貼為1元錢，煤粉技術成本約占到40%左右。同時，運行成本低具有一定優勢，不到2200元/小時，遠低于天然氣爐的5200元/小時。

應用實踐證明與傳統鏈條鍋爐相比，煤粉工業鍋爐系統節煤30%-50%、節人40%-50%、節地50%-60%、節電15%-20%。除了在煤炭開采、煤炭清潔燃燒等方面做出重大創新外，中煤科工在燃煤煙氣排放環保治理方面同樣取得良好成績。

針對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大氣污染物減排嚴峻形勢和國家生態環保重大需求，中煤科工北京研究院開發了干法聯合脫硫脫硝技術與裝備。該技術以煤為原料制備的活性焦為脫除劑，可實現硫氮的聯合脫除。裝置占地小、脫除效率高、基本不消耗水、無二次污染，可實現硫資源化利用。同時，吸附污染物后的活性焦可以再生及回收利用，實現污染物的資源化利用。

干法聯合脫硫脫硝技術成果產業化推進迅速，目前已先后建成包括江蘇張家港聯峰鋼鐵、河北前進鋼鐵和山東日照鋼鐵等5套活性焦聯合脫硫脫硝裝置，應用項目總產值近7億元，每年減排二氧化硫約6萬噸，減排氮氧化物約1萬噸。

產業變革需要并跑

從以中煤科工為代表的綠色發展實踐看，雖然在潔凈煤技術取得了跨越式發展，但這些技術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煤炭粗放式開發和利用的總體局面，其在市場應用方面仍然困難重重，進一步影響了對環境污染治理的再貢獻。

當前，面臨傳統能源產能過剩矛盾不斷加劇、霧霾治理、經濟下行的客觀事實，2015年煤炭行業平均利潤同比下降65%。煤炭企業屬于上游生產行業，不是下游消費行業，即使有再好的清潔利用技術，使用與否全由消費者決定。問題在于，與很多環保技術一樣，煤炭的清潔利用往往是單純依靠市場調節所無法實現的。

以中煤科工為代表的綠色發展實踐看，雖然在潔凈煤技術取得了跨越式發展，但這些技術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煤炭粗放式開發和利用的總體局面，其在市場應用方面仍然困難重重，進一步影響了對環境污染治理的再貢獻。

可以預見的是，煤炭清潔利用技術全面推廣，并非坦途，關鍵還得看政策及其執行和監管是否能夠到位。以工業用煤、散煤燃燒領域為例，其環保政策在落實上不夠到位，無法切實解決污染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