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階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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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近年來，我國經濟逐漸由原來的持續高速增長轉變為目前的中高速增長，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全新經濟發展形勢，也是未來城鎮化長期發展必須應對的新環境。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對城鎮化意味著什么？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對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的內涵有什么要求？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還有哪些改革紅利可以釋放？走好新型城鎮化道路需要處理哪些重大關系？等等，需要我們認真研究。

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對城鎮化意味著什么？

國際金融危機后，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最顯著特征就是開始由過去長達三十多年接近10%的經濟高速增長轉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由于發展基數越來越大，維持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已不現實。從需求條件看，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我國經濟高增長過分依賴政府高強度投資的負面效果日益明顯，投資效率下降，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產能過剩嚴重，長期下去不可能持續。而外需受到國際需求市場需求低迷的影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從供給條件看，隨著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提高為特征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以及以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為表現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再加上技術、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給不足和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增強，經濟潛在增長率也不斷下降。此外，多年積累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嚴重等，也對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制約。特別是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將面臨轉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資產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殺陷阱等復雜問題。在中等收入階段保持中高速增長，不僅需要形成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高品質制度體系，而且需要擺脫增長機制鎖定，尋找增長與跨越的內在驅動。因此，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織，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相互影響，使經濟社會環境日趨復雜化，從而對城鎮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經濟增長換擋調速，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城鎮化釋放需求和創造供給的能量。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由于市場需求和供給因素的變化需要一定的時間，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發展慣性，往往高時愈高、低時愈低，因此高速增長階段重點要防止經濟過熱、增速沖破上限，而增速放緩時重點要防止經濟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這就需要加強宏觀調控，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范圍內。而且，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依靠國家大規模投資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由投資拉動向需求拉動轉變尚需時日，對外貿易狀況短期內也難有根本好轉，因此國家宏觀調控難度增加，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迫切需要對經濟的需求面和供給面進行深度調整，尋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城鎮化既能釋放需求，也能創造供給，如果能夠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就可能有效擔負起時代的重任。

二是經濟結構問題突出，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需要城鎮化推動重大結構性問題的解決。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我國目前經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轉型升級壓力依然較大。從內需結構看，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居民消費、投資所占比重嚴重偏低，通過刺激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帶動經濟增長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從三次產業比重看，二產獨大、三產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國三產比重約為43.3%，不僅遠低于高收入國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國家55.6%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配結構看，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貧富差距依然較大。

三是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生態保護要求強烈，需要城鎮化與生態文明耦合推進。近年來我國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顯著增大，是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發展方式以及體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許多重要資源、礦產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發展受到的資源環境約束相對較大，三十多年比較粗放的發展方式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破壞，而體制機制的不順和制度的缺失也導致了唯GDP主義的盛行，不少地方發展經濟是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做代價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圍城”，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迫切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城鎮化與生態文明深度耦合，處理好城鎮化發展和資源環境的關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務繁重，要求城鎮化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但長期以來，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僅僅把他們看成是勞動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員。如果城鎮化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城鎮化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鎮化的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城鄉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領域矛盾還比較尖銳、迫切需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在城鎮化進程中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五是國際關系深度調整，亟需擴大迂回空間，城鎮化應當成為我們手中的大牌。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進入新一輪調整轉型期，發達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紛紛制定優惠政策將先進制造業留在國內，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重新抬頭，并試圖通過 TTIP和TPP繞過WTO建立國際貿易新規則，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面臨深度調整。我國科技投入、創新能力不足，科技進步貢獻率40%，與發達國家 70%水平還有很大差距；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大量出口產品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少數高端產品出口受到打壓，與發達國家競爭處于明顯劣勢；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成本提高、匯率上升，后起發展中國家以較低的成本和價格參與國際分工，我國在一些傳統領域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這種“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國拓展國際市場的空間縮小。為了增強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我們要打好城鎮化這張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對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內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為經濟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人民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飛躍，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點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鎮化為了服務于經濟快速發展，將注意力集中在土地開發利用上，在為經濟提供發展空間、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的同時，對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夠，也存在著“見地不見人”、半城鎮化、被城鎮化、貴族化城鎮化、“式”城鎮化等諸多問題，也受到了社會輿論的不少批評。在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增速放緩使城鎮化發展中的矛盾更加凸顯出來，特別是強制拆遷、環境污染、農民工權益、棚戶區、零就業家庭等問題飽受詬病，并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不同于過去的城鎮化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健康城鎮化道路。這里講的中國特色，主要有三點：其一，中國是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情。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其二，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比較嚴重的國家，如何破解城鄉二元，是我們中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其三，工業化、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這三件事情一個也不能少，屬于同步進行、疊加進行，這個難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難度要大得多，與先行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不一樣。走出一條新路，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我們理解，所說的中國特色，更多的是要考慮中國這三個特殊的國情，在考慮這個國情的基礎上推進我們新型城鎮化建設。我們推測，如果到2050年，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穩線上，城鎮化歷史任務能夠真正穩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級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鎮化？簡言之是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以改革為動力。如果再具體一些怎樣講？以往我也做過歸納，曾提出過四條和六條，根據中央城鎮化會議的精神，我重新歸納為七條，就是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城鄉互動、科學布局、綠色低碳、傳承文化、體制創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鎮化，是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公平共享、包容發展的城鎮化。要合理引導人口流動，重點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城鎮化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以往的城鎮化，一些地方熱衷于“蓋高樓”、“造新城”，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存在著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鎮建設和管理滯后，“城市病”已經顯現，影響了城鎮居民工作和生活質量。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鎮內部的二元結構，使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成果，過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四化同步，體現產業支撐、就業優先的城鎮化。城鎮化要有產業支撐，要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信息化和城鎮化深度融合、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有了四化并舉，產業（包括金融和技術）發展起來了，城鎮就能夠集聚人氣，有了吸納就業的能力，實現產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夠向智慧城市前進。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難以提供就業崗位，就是“唱空城計”，就會出現“空城”或“鬼城”。一些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較好地協調了四化同步，實現了現代化。而一些拉美國家由于四化不協調，就業問題突出，城市里出現了大量貧民窟，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在城鎮化發展中，我們要補上服務業的短板。服務業是城鎮就業最大的容納器，多為中小微企業，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鋪天蓋地，潛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發展。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城鄉互動，體現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城鎮化。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的主要障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推動新型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嚴防死守耕地紅線，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規模經營，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鼓勵發展、大力扶持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主體。要探索農民變市民，進城不離鄉，“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路子。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健全體制機制，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城鎮化進程、共同分享城鎮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科學布局，體現因地制宜、協調有序的城鎮化。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城鎮化總體布局做了安排，提出“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格局，要一張藍圖干到底。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東中西地區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和城鎮規模結構。目前，我國人口過度向少數特大城市集中，城市過度向東部集中的勢頭越來越明顯，造成大城市規模過大、小城市規模太小、地區差距日益擴大，城市布局不夠合理。這不僅產生大量的經濟問題，而且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和生態問題。由于中西部地區城市發育明顯不足，這導致了人口長距離大規模流動、資源大跨度調運，極大增加了經濟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成本，不僅不利于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也不利于維護民族團結、保障國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礎上，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的地區，依靠市場力量和國家規劃引導，逐步發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為帶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第五，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綠色低碳，體現承載力強、和諧宜居的城鎮化。要根據城鎮人口增長趨勢和資源環境變化態勢，著力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將生態文明融入城鎮化全過程。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隨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及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張，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倍受考驗，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須堅持綠色低碳發展。要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生活用地特別是居住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劃定生態紅線。科學設置開發強度，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邊界劃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綠水青山保留給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傳承文化，體現歷史文脈、民族特色的城鎮化。城市建設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軟實力。城鎮建設，要實事求是確定城市定位，科學規劃和務實行動，既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邯鄲學步，避免走彎路；要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體現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強建筑質量管理制度建設，把文化和文明體現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既要提升和傳播城鎮文明，也要保護和尊重鄉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鎮化，是堅持體制創新，體現兩手結合、改革配套的城鎮化。要更加重視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手結合，兩手都硬。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實踐證明，成功的城鎮化，既是市場調節、自然發展的過程，又是政府調控、規劃引導的結果。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與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沒有發揮好、沒有協調好密切相關。雖然市場存在著外部性等缺陷，但總體上看，我國過去曾經走過由政府包辦、排斥市場作用、忽視民間力量的城鎮化道路，政府過分干預是造成市場信號扭曲、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時，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還影響了政府作用的發揮，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卻沒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堅持微觀交給市場，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另一方面還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城鎮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又要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土地用途管理、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

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有哪些紅利釋放？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將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二是如何發掘和用好新的增長點。 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2.57%，距離65-70%的城鎮化率還有很大的空間。考慮到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29%，城鎮化的發展空間更大。而且，我國城鎮化地區差距也很大。從三大地區看，2011年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為61.07%，中部為46.99%，西部為42.99%，東部比中部高14.08個百分點，比西部高18.08個百分點。從各省份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與最低的貴州之間相差58個百分點。這說明城鎮化在增加供給、刺激需求、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等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用空間，能夠在較長時期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保障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新型城鎮化是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的重要保證。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經濟增長的下行慣性，同時避免在刺激經濟時引起物價的大幅上漲，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鎮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場需求、供給能力，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調控閥”，保證國民經濟維持一個合理、穩定、較快的發展速度。城鎮化將產生巨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需求，改變農民原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和民間投資、消費的蓬勃發展；城鎮化將大量農民轉變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勞動力市場供給、促進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對于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深入發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鎮化巨大的內需空間和強大的要素供給能力增強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是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證。

其次，新型城鎮化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推動力。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在保證經濟總量持續增加的同時，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城鎮化是我國內需最大潛力之所在，搞好城鎮化有利于減輕經濟增長對出口、投資的依賴，城鎮化的聚集效應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務業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鎮化能夠為科技創新的產生和應用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我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據主動位置提供了良好條件；城鎮化通過人口非農化、社會保障體系和財政轉移支付措施，可以為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等突出問題的解決提供契機；另外城鎮化通過人口聚集實現資源能源的集約利用和生產生活廢棄物的集中處理，能夠切實減輕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資源造成的 破壞。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推動改革釋放紅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最關鍵的還是要靠體制機制的完善，靠改革紅利的充分釋放。在中高速增長階段，各種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出來，目前社會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識推進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棚戶區改造、城市環境質量等問題，社會比較關注，認識也比較統一，可以先行一步，通過城鎮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動改革，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行政體制等整體配套改革的全面推進創造有力的條件。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臺。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是城鎮化的起點而非終點，城鎮化建設過程是解決好城鄉居民生產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過程。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求實現城鎮化和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各地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也將產城融合、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作為城鎮化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有利于保障城鄉就業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鎮化將農民工市民化和棚戶區改造作為城鎮化推進的重點工作，有利于改變農民工和棚戶區居民居住條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現狀，改善底層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城鎮化需要加強城市交通、地下管網、廢棄物處理等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加大對城市水源、空氣質量的檢測和保護力度，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克服城鎮化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各種弊端。

第五，新型城鎮化為贏得國際合作主動權提供了戰略迂回空間。“入世”使中國享受了十年擴大開放帶來的紅利，但目前這種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興市場崛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歧視性貿易摩擦增多等諸多因素疊加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城鎮化將立足點放在內需上，可以有效減輕外貿增長乏力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和個別國家對我國和平發展的遏制；城鎮化的集聚效應和綠色低碳發展方向能夠有效減少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消耗，降低我國對外資源能源依賴程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我國城鎮化搞得好，能夠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為國外的產品、資金、技術等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這為我國贏得國際交往的主動權和國際話語權提供廣闊的戰略迂回空間。

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的重大關系有 哪些？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自然歷史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若干重大關系，這里重點討論三個問題：

（一）正確處理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按照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揭示的城市化發展三發展階段論，我國在30%～70%之間都將處于城鎮化加速階段，這是城鎮化發展的規律。根據城市病發展的四階段論，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發作階段，城鎮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應該說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從中國城鎮化過程的特征看，在中國城鎮化剛剛進入快速發展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雖然還沒有出現諸如拉美和印度那樣嚴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諸如“半城鎮化”、“隱性城鎮化”、“被城鎮化”、“過度城鎮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態城鎮化”等現象和問題，而且各種問題和矛盾日漸積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調控機制，在城鎮化宏觀整體布局上，還存在著大城市過度集聚、小城鎮發展無序，地區發展失衡、城市之間的關系不協調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未雨綢繆、及早診治，勢必演化為日益嚴重和難以治療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嚴重影響中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因此，在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周期和城市病顯性化和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城鎮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速度太慢的問題，而是城鎮化質量方面存在缺陷，我們必須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關鍵，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否則，城鎮化就走不下去。從當前的情況看，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積極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逐步解決半城鎮化問題。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堅持兩手抓，一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為本，妥善解決城市病問題。要提供與城鎮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優先解決城鎮人口的就業、安居、教育、醫療、交通等問題，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三是要轉變城鎮發展模式，提升城鎮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要加強城鄉不同類別的空間管制，大力推進低碳生態城市建設，促進城鎮集約緊湊發展；圍繞提升城鎮發展軟實力，加快城鎮服務功能建設和綜合管理，提高城鎮管理服務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鎮化發展評價體系，確保城鎮化健康發展。科學制定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城鎮化質量納入政績考核、重大事項督查范圍。

（二）正確處理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 關系。

城鎮化既意味著農業剩余人口由農業和農村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也意味著土地由農業、農村用途向工業、城鎮用途轉變，是農業剩余人口市民化（人口城鎮化）和農地非農化（土地城鎮化）的統一。由于城鄉二元制度的存在，農業剩余人口市民化被分割為農民非農化和農民工市民化兩個過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改革的成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極大地推動了農民非農化和農地非農化，但由于城鄉二元制度的阻礙，農民工市民化速度卻異常緩慢。2000-2012年間，城鎮化率始終落后非農化率14-15個百分點；如果僅僅考慮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后農民非農化率的差距就更大了（2012年為31個百分點）。土地城鎮化（或農地非農化）的速度也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的速度。2000-2011年間，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67.8%，其中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了94.3%，但同期城鎮人口只增長了52.7%。如何協調農民非農化、農民工市民化與土地非農化的關系，需要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一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民工市民化掛鉤。二是實行征地和農民工市民化掛鉤。三是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當然，對于其他就業能力較差、不能穩定就業的農民工，政府也應盡可能的做到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并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技能和就業能力，積極為其落戶創造條件。

第2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但是,這兩類增長理論如果直接被用來分析和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路徑,則存在顯著的缺陷,它們的前提假設均不能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所面臨的情況。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沒有充分考慮資本投入異質性的情況,認為充分發展的市場中,資本投入是無差異的。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階段中,年新增投資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即社會新增的機器設備都包含著相對于現有資本存量更為先進的技術,物化性技術設備占據全社會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解釋的多為發達國家的增長問題,所考慮自主研發為推進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術水平處于世界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的情況,往往忽略發展中國家借助模仿來實現技術進步的可能性。

為擴展經濟增長理論,更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筆者曾構造了一個新古典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中國積極增長路徑轉換》,刊載于《中國軟科學》2009第3期)。其中,市場的活動主體為逐利的廠商,可以選擇模仿或者自主創新來推動技術進步,同時也考慮了資本投入的異質性,以中間產品種類的差別體現資本異質性,其中的擴展模型是基于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展開分析,當條件滿足時,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趕超;當條件不具備時,這些國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長停滯。在發展中國家應以模仿為主的發展階段,創新型企業無法在競爭中戰勝直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模仿型企業,因而研發投入并不會對經濟增長表現出更多的促進作用。而且,由于研發活動還要占用一定的生產資源,可能反而會表現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性。所以,在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處于較低階段時,技術進步主要靠模仿來實現是有效率的,此時研發活動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小,甚至會阻礙增長,投資特別是物化了更先進技術的設備投資,對于經濟增長應有顯著的推進作用;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發達國家出于保護本國技術領先及國家安全等方面的考慮,會停止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繼續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創新開始有利可圖時,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研發才會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此時,設備投資不再成為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讓位于研發活動了。在由以模仿主導的技術進步向以獨立自主創新為主導的技術進步轉變的過渡階段中,逐利企業也會發揮主體作用,同時政府干預,向下扭曲要素價格,高估企業價值對于經濟快速實現趕超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相比,不同之處在于,筆者的“模仿通向創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進了內生的技術進步;而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相比,最為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推動技術進步的主導形式具有階段性。

這樣,我們得出如下基于理論分析對于中國及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的幾點判斷:

1.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技術進步路徑具有內生的演化機制。逐利的微觀主體為引導全社會推進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發生變化,由以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為主要形式推動技術進步的階段,過渡到以自主研發為主要形式實現技術進步的階段。所以,后發國家要建立起市場環境,特別是培育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這種創新精神有助于推動全社會的技術進步。

2.模仿的先進技術多數物化在機器設備當中,因而對于處在模仿階段的國家,高投資率是更多引入先進設備,推動技術進步,從而實現經濟更快增長的保障。如果國內的儲蓄率過低,不足以支撐高投資率,可以借助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式彌補國內投資不足。國際經驗表明,相對于向國外借款,外國直接投資因無需還本付息,對于經濟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更為穩妥。但是,當一國技術水平發展到以自主創新為主要形式推動技術進步的階段以后,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會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進外資來促進增長的作用,FDI加速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并非所有國家都能夠順利實現由模仿到創新的轉換,有的國家陷于模仿陷阱,經濟停滯。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應地也為政策選擇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能夠得到較快的增長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國家避免經濟最終停滯在較低水平的均衡處。此時,需要選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資本使用成本,增強企業的獲利能力,提高企業價值,借此擺脫模仿陷阱。

4.對于能夠自發實現技術進步形式提升的國家,在本國技術進步處于模仿階段時,可以通過高估企業價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經濟增長過程,縮短該國經濟處于模仿階段的時間。高估企業價值可以通過向下扭曲要素價格和本幣貶值得以實現。這樣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中國的增長路徑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國30年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處在模仿階段中,低價工業化的加速效應,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變化帶來的效率提升消耗殆盡后更為明顯。所以,截至本世紀初,中國的經濟增長都在最優增長路徑上或在其附近運行。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實現了大幅度的技術進步,而非毫無意義的粗放式增長。

6.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路徑,基本處于由模仿向創新的過渡階段,對外模仿、吸引外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會出現下降,而自主研發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顯著上升。要保持經濟長期穩定地增長,必須處理好模仿階段和自主創新階段的銜接,不同階段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極為不同。模仿階段政府可以有較大的活動空間,甚至可以主導經濟的發展,通過向下扭曲要素價格和超貶本國匯率等手段,直接干預經濟,提高企業的獲利能力來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在自主創新階段,政府的活動空間相對減小,因為任何違背市場的定價機制從長期來看都是難以為繼的,如果廠商和消費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在短期內也是無效的。在由模仿階段向創新階段的過渡期間,最優狀態應該是政府逐漸減少對經濟的扭曲,將生產資源的定價權逐步交還給市場。

7.由模仿階段向創新階段的過渡絕不是瞬間能夠實現的跳躍式過渡,而是漸進式的過渡。起先是整個國家處于模仿階段,生產中間產品的所有廠商完全向發達國家模仿;隨著本國技術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強的廠商開始創新,而大部分廠商仍然處于模仿階段,此時模仿企業可能會將模仿對象轉移為國內的技術領先者,特別是在國內市場需求超過領先廠商生產能力時,更為顯著;當國內技術水平進一步提升,大部分廠商開始轉向研發活動,只有小部分能力極差的廠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術領先者均自主研發來推動技術進步。在過渡階段中,國家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也要相應地作出調整與變動,以適應經濟增長路徑的順利過渡。這就包括在模仿階段被扭曲的要素價格和被貶低的本國幣值的調整。理論與實踐都告訴我們,這種調整應該謹慎對待,否則極易引起整個經濟的大幅度震蕩。如日元升值過于激烈,相應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體經濟陷于停滯達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價格,高估企業的獲利能力,確實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只限于模仿階段,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當企業進入創新階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價格也包括被低估的匯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國真的已經進入了創新階段,或者是進入由模仿到創新的過渡階段,那么這種價格重估就是常態,而非短期沖擊。要做到兩個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業獲利能力逐漸下降的事實,二是接受經濟增長率開始放緩的事實。

勞動力的價格增添了社會保障性的支出;資金價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復了資本的市場價格,或者,至少是資本價格向其自身的市場價格回歸;資源價格和土地出讓也不再為招商引資服務,開始體現它們應有的價值;這一切都在壓縮企業的獲利能力,進而降低了企業的價值。企業價值的降低宏觀上相應表現在經濟增長率上,就是經濟增速的減緩。

當然,生產要素價格的回歸幅度與速度要有優化選擇,與所處的技術進步路徑的狀態(即模仿實現技術進步與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的相對比重)相適應。特別是對勞動力的價格回歸更要平穩,如果分配給消費的資源過多,就極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會狀態,追求過多的社會福利將使得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

對于匯率升值的認識。一般理論研究認為,匯率失衡不論是匯率的高估還是低估,都會使經濟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價。匯率低估會破壞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破壞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從國民福利和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超貶匯率實際上是全體國民和非貿易部門為出口提供補貼,以匯率低估為代價維持長期的貿易順差是得不償失的。但是,在本文的模仿――創新階段論的分析框架下,本幣貶值不失為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劑良藥,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陷于模仿陷阱之際,更是能夠有效地幫助該國脫離困境。當然,一旦該國技術進步的發展階段離開模仿階段,本幣貶值的這一好處也就隨之消失了。繼續對本幣貶值就會抑制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阻礙了貿易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降低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因而,當一國處在創新階段,或者是由模仿向創新過渡的階段時,政府就要下大氣力關注匯率的升值問題。

第3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工業化 投資

一、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選擇

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貫穿于經濟運行的全過程，但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中期階段，資本積累必須達到較大的規模和較高的增長速度，從而依靠投資啟動經濟快速增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后期階段，資本積累的規模和增長速度應適度降低以避免生產能力過剩，必須進行投資結構的調整提高投資效率以促進技術進步，增強投資啟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性。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時機選擇應特別注重經濟周期性影響。

投資啟動擴大的是生產性需求，而消費啟動擴大的是消費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消費成為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應當在工業化后期階段，而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由于資本相對匱乏，可以考慮選擇消費或同時選擇消費和投資作為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但如果過分強調消費的啟動作用可能會導致經濟處于低收入水平的惡性循環。

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和多個國家經濟發展實踐表明，凈出口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對擴大總需求或彌補國內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對于小國而言，凈出口需求可以是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性機制，但對于經濟大國而言，凈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種輔機制。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1979至2014年，中國CDP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開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當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躍成為當今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7485美元，第三產業從2004年以來快速發展，到2013年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了46.8%，與第二產業基本持平，第一產業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個百分點。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不斷下降，至2013年占就業總人數比重的31.4%，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3.73%。因此中國經濟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變化，意味著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將發生改變，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而后期階段就轉變到主要依靠技術進步上來。換句話說，源自經濟系統的、依靠技術進步驅動經濟發展的內生倒逼機制正在形成過程中。

三、經濟增長的動力

投資、消費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和宏觀調控的目標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百分點。（1）2001年的時候消費對于我國GDP的貢獻更大一些，之后呈現出先降后升的趨勢，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過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資的動力作用增強。（2）到了2002年之后，投資拉動GDP的百分點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在2009年達到了最高值為8.06個百分點，貢獻率為87.6%，這主要來自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政府出臺的四萬萬億投資計劃。（3）凈投資的波動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國經濟發展一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口嚴重受阻，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出現了負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資拉動GDP百分點比消費拉動百分比高。綜上所述，我們得到一個基本結論，2000年以后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資和消費為主，投資的動力作用更強。

四、投資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自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雖然己經有所復蘇，但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尚未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恢復經濟正常增長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長時間的低增長、高失業、高赤字的新常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不容樂觀。筆者不認為中國應該從投資拉動型的增長轉向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消費固然重要，但以消費來推動增長，就意味著每一年都必須要增加消費。唯一能夠保證每年增加消費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說每年都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手段如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及改善基礎設施等都離不開投資。

經過35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仍然存在很多經濟和社會回報高的投資機會。第一是產業升級，第二是基礎設施。這些投資都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高回報。要依賴投資拉動經濟，除了要擁有良好的投資機會外，還需要有投資資源。第一，中國政府積累的債務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國的儲蓄率將近50%，政府的投資可以撬動私營領域的投資。第三，投資需要進口技術、設備及原材料，中國的外匯儲備有4萬億關元，居世界首位。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可喜的發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水平較低，中國正在向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現在不僅擁有難得的投資機會，還擁有豐富的投資資源，所以中國應該繼續主導依靠投資的增長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資結構的調整，同時兼顧消費的動力作用。

參考文獻：

[1]2013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2013.

[2]紀明：經濟增長的需求啟動、需求約束及再啟動[J].社會科學，2011，（5）.

第4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一、需求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機理分析

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的過程不僅僅是產出總量的增長過程，更有特征意義的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轉換方面，其中需求結構變動尤為突出。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需求變動不僅體現在總量上，而且表現在結構上。結構變動和總量變動是需求變動的兩種基本形態，是雙重變動的有機統一。這是因為，中國現在還是處于二元經濟結構之中，由計劃經濟向發達完善的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在此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動、供給結構變動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需求總量和結構的變動，都要頻繁、劇烈得多。研究中國經濟中需求總量變動狀況，并對其結構變動進行探討，從中發現需求變動的一般規律性及其發展趨勢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研究總需求結構的變動規律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總需求及其內部的結構決定著國民經濟的平衡與協調發展

因此總需求的各組成部分（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凈出口需求等）如果能夠保持協調的發展，國民經濟也會正常運行，不會出現經濟的大起大落。

一般來說，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不平衡造成的。如果總需求和總供給保持平衡，國民經濟可以順利運行，不會出現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同時，在短期經濟波動中總需求是關鍵，總需求決定總供給，總需求內部的協調發展會影響到總供給結構之間的平衡狀況。這是因為總需求結構中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及其內部的構成會直接影響生產的投入結構以及產出結構，進而影響總供給的結構和方向。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投資需求被看作是派生需求，而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投資需求擴大的結果是帶來產出，市場上的商品供給量增加，而這些新的供給只有不斷地被新的需求所吸收，才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消費需求作為經濟運行的最終環節和最終實現形式，是拉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和決定性力量。實踐表明，過多地依靠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帶來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反而造成了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經濟運行的較大波動，這是數量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協調好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轉變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思想，重視消費，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市場運行，才能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所以，總需求及其內部結構的變動對一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具有重要的影響。

2.總需求的結構升級決定著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一般來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需求的重點將逐步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轉移，從生活必需品向高檔消費品甚至奢侈品轉移，從易耗消費品向耐用消費品轉移。因此，需求結構可以分為三個比較明顯的階段摘要：在第一個階段中，人們的消費主要是解決溫飽問題，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第二個階段中，人們的消費重點從溫飽轉向了非生活必需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在第三個階段中，人們的消費開始從數量轉向質量，具有個性、重視服務的產品成為這一階段人們消費的重點。因此，受到需求的影響，產業結構在不同的階段也表現出相應不同的產業結構。在需求的第一個階段，農業提供的產出可以滿足人們在這一階段對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產業結構中農業占有較大的比重；在需求的第二個階段中，消費的重點轉向了非必需消費品，與此相適應，一些生產非必需品和耐用消費品以及為生產這些產品提供生產資料的基礎工業和重加工工業得到很快的發展；在需求的第三個階段，為適應個性化的消費和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制造業和服務業獲得了飛速發展。因此，需求結構的三個階段反映在產業結構的變化上，表現為農業、輕工業向基礎工業、重加工工業再向高附加價值工業、服務業的轉移。而這條發展軌跡正好體現出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認為需求結構的變化規律拉動了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化方向發展。

第5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0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舉世矚目的高速增長，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研究表明，在引致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中，一方面，資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從總體上看，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而言，資本形成是引擎，資本的效率則是關鍵。改革開放初期，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資本稀缺是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最主要障礙，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動員了國內儲蓄，激活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資本形成機制，提高了微觀層面的資本效率；而且通過廉價的土地供給和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外國資本與國內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說，國內資本的加速形成和國外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加上資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經濟增長與資本形成表現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內，就業增長與中國經濟之間表現出非一致性，而這似乎背離了傳統經濟理論帶給人們的一貫認識：“就業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那么究竟就業與經濟增長是何種關系？本文通過計量實證分析發現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現在勞動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相反在長期均衡時間內卻保持了一致性，經常保持在1：2的要素貢獻率，繼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當作是使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實現從就業帶動增長到就業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轉變，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因此，分析資本形成、就業人員人數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解釋經濟增長的資本因素和勞動力因素，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回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有一些研究對于生產兩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長率、資本效率等統計數據，通過國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資本形成和就業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他通過深入探討資本形成和就業人數兩個變量的性質，使用多種聯立方程估計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關估計（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據不同估計方法估計結果所提供的信息來判斷最佳的估計方法。根據林毅夫的估計結果，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對兩要素的彈性數值大致在0.5左右。該彈性數值在上世紀80年代則相對較低，可能主要是因為兩要素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隨著時間的變化有增長的趨勢。兩要素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兩要素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陳東平（2001）通過使用中國1980―1998年的國民收入、資本存量、勞動力總數、進出口總額等數據，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討了進口、出口以及勞動和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了進口、出口以及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出，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遠遠大于就業人數。

本文根據1981―2013年中國的經濟數據，通過使用協整模型對兩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中國進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在存在協整關系的情況下，使用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短期彈性，從而判別哪種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更強。

2實證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樣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用從業人員（L/萬人）、資本形成（K總額/億元）來反映生產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反映經濟增長。我國GDP、從業人員、出口總額（EX）與資本形成如表1所示。

對因變量和自變量取對數，考察lnGDP，lnK，lnL即經濟增長率、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率，從業人員增長率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利用EViews軟件輸入樣本數據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11981―2013年我國GDP、資本形成總額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數的τ值為-1.4234，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τ-26210，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GDP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GDP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表3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可見d（lnGDP）是平穩的，因此lnGDP是二階段單整的。

（2）對lnK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我們用lnK的兩個滯后差分對lnK序列估計，使用上述數據估計結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運行結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運行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數的τ值為-0.4422，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τ-26192，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K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K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5。

表5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可見d（lnK）是平穩的，因此lnK是二階段單整的。

（3）對lnL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我們用lnL的兩個滯后差分對lnL序列估計，使用上述數據估計結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運行結果見表6。

表6Eviews運行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數的值為-3.0535，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的臨界值τ-3.6537，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L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L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7。

表7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可見d（lnL）是平穩的，因此lnL是二階段單整的。

（4）綜上可見，lnGDP與lnK、lnL都是二階單整的，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做lnGDP關于lnK、lnL的OLS回歸，消除自相關性后得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關性后得回歸結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據輸出結果，可得lnGDP與lnK、lnL的長期平均均衡表達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從表8回歸結果看，回歸系數全部通過t檢驗，不存在自相關。

（5）根據表8的回歸結果計算殘差序列e，對其進行ADF檢驗，得表9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表9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從回歸結果可知殘差項是平穩的。因此，可得出lnGDP與lnK、lnL存在協整關系。基于上述協整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對兩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表述定理：若兩種變量（Xt和Yt）是協整的并且每個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蘭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蘭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說明兩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表2-表8回歸結果也表明，本期從業人員每增長1%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43%；資本形成總額每增長1%時，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98%。

（6）接下來分析短期兩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EViews軟件建立lnGDP關于lnK、lnL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以滯后一期殘差項作為誤差修正項，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誤差修正模型。

表10誤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擬擬合優度較高，方程通過F檢驗、DW檢驗，各回歸系數符合經濟意義，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顯著，d（lnL）、RESID（-1）不顯著，其中變量的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的符號一致。結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內每增長1%，GDP將依次增長0.0493%、0.3716%和04986%。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它表明lnGDP與長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根據估計結果可知，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期彈性分別為0.598和0.543，短期彈性分別為0.372和0.050。

3結論

第6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關鍵詞：消費經濟增長　儲蓄　投資

在現代的開放經濟中，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來推動，作為總需求構成因素之一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具有持久的推動力。當前，發達國家的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發展中國家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也在60％左右。因此，消費與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經濟學中一個經久不衰的專門領域。本文將對傳統的消費一經濟增長理論進行回顧，并介紹發展經濟學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提出的消費一經濟增長理論，在此基礎上對這些理論進行述評。

一、關于消費一經濟增長模式的傳統理論和觀點

(一)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集中考察了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的三個變量及其相互關系。即：資本一產量比(C)、儲蓄率(s)、有保證的增長率(Gw)。得出的基本方程為：

Gw=s/c

從基本方程可以看出，哈羅德強調了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只要一個國家的資本的積累率即儲蓄率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它的經濟就會以一個較快的速度增長。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索洛模型為代表)延續了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經濟思想，強調儲蓄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索洛模型提出，一國的人均儲蓄有兩種用途：一是為每一個人配備更多的資本設備，這被稱為資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為新生人口配備每人平均應得的資本設備，這被稱為資本的廣化。索洛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著一條穩定的均衡增長途徑，均衡條件為：人均儲蓄=資本廣化。由于人均儲蓄：儲蓄率文人均產出，因此儲蓄率越高，均衡的人均資本水平越高，從而均衡的人均產量水平就越高。顯然，他們認為，消費水平高會使資本積累減少從而降低人均產出水平。

20世紀60年代之后，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提高一個國家的人均消費水平是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在這一認識下，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費爾普斯于1961年找到了與人均消費最大化相聯系的人均資本應滿足的關系式。這一關系式被稱為資本積累的黃金分割律。其基本內容是：人均資本量的選擇使資本的邊際產品等于勞動的增長率時，均衡狀態時的人均消費達到最大。黃金分割律揭示了人均消費與人均資本的關系。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濟擁有的人均資本少于黃金分割的數量。則該經濟能夠提高人均消費的途徑是在目前縮減消費，增加儲蓄。直到人均資本達到黃金分割律的水平。從消費的角度，我們可以把“黃金分割律”通俗地解釋為：如果我們對每一個當代和未來世代的社會成員提供同等數量的消費。則人均消費的最大數量即為“黃金消費”。

(三)凱恩斯的消費需求不足會抑制增長的觀點

凱恩斯認為，形成資本主義經濟蕭條的根源是由于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所構成的總需求不足以致無法實現充分就業。而消費需求不足是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也會增加消費，但消費的增加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的作用，人們不會把增加的收入全用來增加消費。

二、發展經濟學家關于消費一經濟增長模式的理論和觀點

(一)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消費率的“U”型曲線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看。投資率呈現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并趨于相對穩定的變動過程，近似一條平緩“倒U”型的曲線(或稱為“馬鞍型”曲線)；消費率變動過程則呈現與投資率相反的平緩的“U”型曲線(或稱為“倒馬鞍型”曲線)。投資率和消費率變動是由工業化進程中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不斷提升，食品等初級產品消費比重逐步下降，工業制成品消費比重逐步上升，第二產業發展相對較快，造成投資率不斷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當工業化進程基本完成、經濟發展邁向發達階段時，消費結構由工業品消費為主轉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產品為主，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較快，造成投資率出現下降，消費率相應上升。從長期看，第三產業發展必須以第二產業為依托。為滿足消費結構不斷提升的消費需求，需要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這樣。投資率和消費率在維持一段時間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點上形成了平衡并維持相對穩定。

(二)羅斯托關于消費一增長具有階段特征的觀點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增長階段理論，首次將各國經濟增長過程概括為六個階段，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消費、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同的。

第一，傳統社會階段即農業社會。經濟增長緩慢。消費在國民收入中占較大的比例，消費率較高，但這一階段的消費處于低水平。

第二，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的階段。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費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國民收入用于儲蓄，儲蓄率上升較快。

第三，起飛階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們具有很高的儲蓄、擴大的投資和上升的消費水平。羅斯托把生產性投資與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實現經濟起飛的三個先決條件之一。

第四，走向成熟階段。經濟持續增長，消費水平迅速提高。在經濟增長進入到高收入階段以后，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也比較大，消費率比較高。

第五，大眾高消費階段。越來越多的資源被引導到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和大眾服務的提供，耐用消費品產業和服務業成為經濟中的主導部門。

第六，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追求閑暇和娛樂，而不是把收入增長看得最重要。此階段，消費質量提升很快。

(三)錢納里關于消費率與人均GNP動態變化的實證研究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人進行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不同水平時的消費變化呈動態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來衡量。居民消費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時(中值70美元)為最高。達到77.9％，為貧困型高消費。此后，隨著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費率開始直線下降，累計下降16.2個百分點。但是，當人均GNP邁過1000美元門檻以后，居民消費率的圖景出現了轉折性變化，開始步入上升階段。此時，消費結構升級顯著加快。根據錢納里等的標準結構，在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著類等生存型消費比重下降，發展享受型消費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飲料、煙草等消費支出比的恩格爾系數，從100美元時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時的28.4％，降幅達24.8個百分點。在人

均GNP達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時，恩格爾系數降幅趨緩，僅下降1.6個百分點。

三、對上述理論觀點的評價和結論

傳統的經濟理論是非常忽視消費對增長的作用的。認為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例越小，經濟增長率越高。即使消費與增長有關系，那么這也是通過其他指標間接作用于增長的，消費對增長拉動往往遵循消費一儲蓄一投資一增長這樣的邏輯推導鏈，如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等。因此，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都同意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結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提高儲蓄率以促進資本形成。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應該暫時犧牲消費以獲得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投資。這些理論在少數實行計劃經濟的發展中大國(前蘇聯、我國建國初期)曾經實踐過，但事實證明，雖然曾經一度有過很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超越現有條件的過快過大規模的投資抑制了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

從凱恩斯開始，消費才真正成為關心的問題。凱恩斯的觀點與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觀點截然相反。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是消費需求不足。政府應該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的理論符合他所處的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背景。而羅斯托和錢納里的觀點更多地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強調消費與經濟增長是一種動態的階段性相互推進關系，

第7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 經濟增長 協整分析 格蘭杰因果分析

在我國，由于歷史和制度的原因，內貿與外貿是割裂的，不僅政府管理上是分開進行的，而且在企業運營過程中也是割裂的。為了改變這種不適應國際、國內市場對接的內外貿分割的舊體制，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打破了兩者割裂的局面，內外貿開始逐步一體化。我國多年來在對內與對外貿易管理與經營上的分割，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效率，因此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對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

一、對外貿易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為了避免非平穩時間序列建立回歸模型引起的謬誤回歸，在對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分析之前，先對其進行單、協整檢驗，分析其間的協整關系，然后再建立虛擬變量模型。為了消除一定的趨勢和異方差，指標在進行分析之前均進行對數化。這里分別采用對外貿易額（進出口總額）與對外貿易依存度作為量化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指標，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增長指標，分別記為Zt、Wt和Yt。

1、單整檢驗

首先對對數化的經濟增長指標國內生產總值lnYt和對外貿易指標進出口總額lnZt進行檢驗。用Eviews軟件分別對經過對數化的1952―2006年的進出口總額（1978年不變價格）lnZt進行單位根ADF檢驗，確定滯后階數的方法采用AIC最小原則。通過檢驗可以得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 lnZt~d（1）、 lnYt~d（1），因此，lnZt與lnYt同階單整。

2、協整檢驗

采用Engle―Granger的兩步檢驗法對對外貿易額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1nYt=0+11nZt+ut

采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 根據這一步的回歸結果，通過計算得出殘差，對殘差進行的單位根檢驗，通過檢驗可以得出，在95%的置信度下，是平穩的，即~I（0），則lnZt與lnYt ~CI（1，1），即lnZt與lnYt為（1，1）階協整，說明1952―2006年我國對外貿易額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3、模型分析

根據上述檢驗分析，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可以建立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進一步量化其間的關系。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1nYt=0+11nZt+ut（1）

為了考察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產生了階段性的影響作用，本文將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以1978年、1994年、2000年為界劃分為四個階段，這里擬在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虛擬變量。在加入虛擬變量之前，采用Eviews軟件先對模型（1）以1978年、1994年、2000年為界，進行結構穩定性檢驗，采用鄒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穩定性檢驗結果

檢驗結果顯示，模型（1）在研究期內，結構穩定，無須建立虛擬變量，對模型（1）直接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4.193+0.6521nZt

t（40.103） （41.716）

p（0.000） （0.000）

從模型可以看出，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對經濟增長起著拉動作用，進出口額每增長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652個百分點，但是，在我國經濟體制和貿易體制的改革下，其影響作用未發生顯著的階段性變化。

二、外貿依存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根據上述對外貿易額與經濟增長的分析，得出我國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沒有顯著性的變化，這可能是因為對外貿易額中的進口額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程度的負作用，抵消了一部分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因此，在模型中沒有反映出對經濟增長階段性的促進作用。這里選用另外一個反映對外貿易發展的指標，外貿依存度記為Wt，進一步對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

1、單整檢驗

本文對對數化的外貿依存度lnWt進行檢驗。用Eviews軟件分別對經過對數化的1952年至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lnWt進行單位根ADF檢驗，確定滯后階數的方法采用AIC最小原則。通過檢驗可以得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lnWt為1階單整，即lnWt~d（1）。根據前面的檢驗結果，lnYt~d（1），因此，lnWt與lnYt同階單整。

2、協整檢驗

采用Engle―Granger的檢驗法對外貿依存度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1nYt=0+11nWt+ut

采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并根據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通過計算得出殘差，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通過檢驗可以得出，95%的置信度下，~I（0），則lnWt與lnYt~CI（1，1），即lnWt與lnYt為（1，1）階協整，說明1952―2006年我國外貿依存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3、模型分析

根據上述檢驗分析，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然后，建立我國外貿依存度與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進一步量化其間的關系。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1nYt=0+11nWt+ut（2）

同樣，為了考察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產生了階段性的影響作用，這里擬在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虛擬變量。在加入虛擬變量之前，根據上一章對對外貿易的發展劃分的階段，先對模型（2）以1978年、1994年、2000年為界，進行結構穩定性檢驗，采用鄒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穩定性檢驗結果

根據上述模型檢驗結果，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模型以1978年、1994年為界分為3個階段。設置虛擬變量di（i=1、2），模型如下：

1nYt=0+11nWt+2d11nWt+3d21nWt+ut

其中，d=1，1978≤t0， 其他，d=1，1994≤t0， 其他，ut表示隨機誤差。

對其進行回歸，由于1不顯著，其他回歸系數均顯著，故將其剔除。剔除后，回歸結果如下：

=7.382+0.513d11nWt+0.259d21nWt

t值（108.364） （13.736） （6.164）

p值（0.000） （0.000）（0.000）

回歸系數顯著。分段模型如下所示：

1978年及以前：=7.382

1978年―1993年：=7.382+0.5131nWt

1994年及以后：=7.382+（0.513+0.259）1nWt=7.382+0.772

1nWt

從以上模型可以看出，從對外貿易依存度反映對外貿易的發展角度，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以1978年、1994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8年之前，對外貿易依存度的提高對國內生產總值沒有促進作用；1978―1993年間，對外貿易依存度每增長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513個百分點；1994年以后，對外貿易依存度每增長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772個百分點。可見，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我國經濟體制和貿易體制的改革下，也是逐漸增強。

三、結論

貿易體制改革和內外貿逐步一體化措施的實施，不僅使我國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呈階段性快速發展，在其影響下，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是逐漸變大，并且，內外貿易共同協調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可以看出，我國貿易體制改革和內外貿逐步一體化措施的實施是有效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大市場、大流通，提高流通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條件，是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同世界貿易體制接軌的必要手段和內容。因此，加快我國內外貿一體化是我國貿易體制改革現階段的主要任務。

【參考文獻】

[1] 范柏乃、毛曉苔、王雙：中國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實證研究，1952―2003年[J].國際貿易問題，2005（8）.

[2] 高峰、范炳全、王金田：我國進出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5（7）.

[3] 何亞東：從流通對生產的決定作用看內外貿一體化帶來的挑戰[EB/OL]..

第8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速度換擋期，即由前些年9%以上的高增長，換擋到7%-8%的中速增長階段。要搞清楚中國經濟增長換擋期是怎么來的，首先就必須搞清楚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哪三個發展階段？2009年-2010年支撐中國經濟9%以上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012年-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的原因是什么？接下來才能搞清楚經濟增長速度換擋之后將面臨哪些可能的風險挑戰，如何防范和化解這些風險挑戰將是擺在中國未來5-10年的重大課題。

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

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劃分三個階段，即2001年-2007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增長加速期、2008年-2011年國際金融危機救市期、2012年-2014年救市之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

第一階段，就是2001年-2007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經濟增長加速期。中國經濟增長不斷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紅利。一方面推動中國出口迅速增長，另一方面推動外資大規模進入。期間2006年和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進一步加速的原因，還有中國股市一波波瀾壯闊的大牛市，牛市階段，企業發股票增加，刺激和增加投資，股民賬面財富增加，刺激和增加消費。

第二階段，就是2008年-2011年國際金融危機救市期。2008年下半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了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紛紛采取措施，刺激和穩定經濟增長。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政府在這期間推出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我國依靠一系列刺激政策，經濟迅速企穩回升，保持了中國經濟9%-10%的高速增長。

第三階段，就是2012年-2014年金融危機救市之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中國經濟經歷前期刺激政策的因素明顯減弱，經濟增長開始明顯減緩，進入到7%-8%的中速增長階段，中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

2009年-2010年支撐中國經濟9%以上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

2009年-2010年在政府4萬億元刺激政策帶動下，基礎領域和房地產領域投資迅猛增加，帶動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46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5.23萬億元，接近2003年全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56萬億元，比2008年增長30.4%，是過去十幾年增長速度最高的年份。2010年、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依然維持了23.8%、23.6%的高增長。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31萬億元，已經比2008年17萬億元高出14萬億元。

2009年-2010年，我國房地產行業迅速企穩回升，支撐了我國經濟高增長。2009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9.37億平方米，比2008年6.21億平方米增長了50.9%，2010年銷售面積又比2009年增長了10.1%。房地產對經濟的貢獻，2009年大約拉動GDP增長率4.7%，2010年拉動GDP增長率1.8個百分點。房地產支撐了地方政府50%-80%的財力開支，也帶動了50多個行業的發展，成為我國經濟迅速企穩的主導力量。

在2009年、2010年，汽車行業迅猛增長，也是支撐我們國家經濟迅速企穩回升的重要力量。2009年，中國全年生產汽車1379.10萬輛，同比增長48.3%，銷售汽車1364.48萬輛，同比增長46.2%。2010年，我國汽車產銷分別達到1826.47萬輛和1806.1 9萬輛，同比分別增長32.44%和32.37%。應該說這兩年汽車產銷量迅猛增長，使中國一下子躍居世界汽車產銷量第一大國，它直接拉動60多個行業，有力地支撐了中國經濟迅速企穩。

2009年人民銀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貨幣供應和信貸投放過大。2009年M2貨幣總量達到61.2萬億元，新增貨幣13.7萬億元，增長率高達28.8%，是2000年以后增長速度最高的年份。2010年M2貨幣總量達到72.6萬億元，新增貨幣11.4萬億元，增長率18.6%。2009年和2010年新增貨幣M2是25萬億元，相當于1949年-2004年累計的貨幣供應總量。

2009年貸款余額達到42.6萬億元，新增貸款9.6萬億元，增長率高達33%，相當于正常年份新增貸款的2-3倍。2010年貸款余額達到50.9萬億元，新增貸款8.4萬億元，增長率高達19.6%，相當于正常年份新增貸款的2-3倍。僅2009年和2010年新增貸款18萬億元，超過2004年全部貸款余額17.8萬億元。

2012年-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的成因

房地產市場進入振蕩下行階段。伴隨房地產市場調控和保障房大規模建設，房地產供求關系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房地產市場進入振蕩下行階段，2014年房地產的竣工面積、銷售面積、銷售額分別為107459萬平方米、120649萬平方米、76292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5.9%、下降7.6%、下降6.3%，出現了明顯的下行趨勢，房地產對經濟的拉動力在減退。

政府債務平臺擴大投資被控制。由于2009年-2010年，我們地方債務平臺新增了接近6萬億元的新增貸款，使地方政府債務大增，最近幾年國家開始對地方債務平臺進行控制，地方政府通過過度融資舉債增加投資的這個因素，也呈現減弱趨勢。

政府振興產業規劃的政策減弱。比如2009年我們國家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之后，很快出現了產能過剩。后來，國家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以后，太陽能產業過剩，還有風電設備過剩等等，大量產業出現產能過剩的挑戰。所以，這些振興產業的政策，對經濟拉動力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后也在減退。

政府刺激消費對經濟拉動減弱。2009年和2010年，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這些政策短期內是有效的，但長期是無效的，比如政府鼓勵購買汽車消費，2009年汽車產銷量增長了46%-48%，2010年產銷量增長了32%，但是到2011年，汽車產量只增長了O.8%，銷量增長2.5%，2012年汽車產銷量增長4.6%和4.3%，2014年汽車產銷量增長7.3%和6.9%。

政府貨幣刺激政策的力量減弱。2009年到2010年，我們的貨幣增量非常大，貸款的增量也非常大，但是2011年-2014年，我國對貨幣進行了有效的控制，貨幣的新增貨幣量和新增貸款量增長率逐步回歸到正常的水平，2014年貨幣供應量和貸款增長分別為13.3%和12.2%，也是2008年以來最低的。這樣貨幣對經濟的刺激力量也在減退。

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后出口減弱。我國進出口在經歷2009年下降13.9%之后，伴隨世界經濟企穩，2010年和2011年進出口出現恢復性高增長，分別達到34.7%和22.5%。而到2012年、2013年進出口增長回落到6.2%、7.6%，2014年進出口僅增長3.4%。

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比2011年減少了345萬人。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不含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表明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A.T降階段，人口紅利正在消失。這也成為經濟增長速度換擋的另一個因素。

第9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關鍵詞]索羅模型；內生增長模型；全要素生產率；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以金融市場開發、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資為三大投資動力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上海經濟增長已連續十幾年實現兩位數增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達到12.3％，已連續第15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06年，在經濟增長慣性推動和內生增長動力的驅動下，全年實現生產總值上海市生產總值（GDP）10,296.9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2%，2007年生產總值（GDP）12,001.1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3%。

顧國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9.50%，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要遠高于1978～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1]。他主要運用的是索羅增長模型，不存在規模經濟。陳詩一認為近十多年來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由第二、第三產業輪流推動的[2]；石磊在“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找那個指出：產業結構的升級導致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3]。周億粟通過對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關分析得出：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走上了主要靠資本和技術投人帶動，而不是靠勞動投人，甚至可以減少勞動投人的階段[4]。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結構的優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創新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之后，都面臨著如何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問題。原則上講，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則需要實現從外延式增長方式向內涵式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從主要依靠要素數量的擴充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經濟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對經濟增長還有拉動作用？出在何種發展階段？上海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導致的？上海的研究和開發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有多大？雖然一些學者研究了技術進步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并沒有揭示出影響技術進步的要素是什么，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也是出于經濟的直觀判斷。本文擬用傳統的增長理論來確定上海的發展階段和投入要素的彈性系數，用內生增長理論來研究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部分，從而回答上述問題。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羅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得出要素和研發在不同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起不同作用的命題；第二部分為上海的實證分析；第三部分是結論。

一、經濟增長模型

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古典經濟學家非常重視。亞當•斯密將經濟增長的原因歸于三個方面：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和新機器形式的技術進步。隨后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經濟學家也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派出現以后，該學派就不再把經濟增長的三個方面視為重要問題，而轉而去描繪亞當•斯密的第一個思想（競爭市場的作用），并選擇了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來得到經濟增長的均衡結果。

對于斯密的第二個思想，最早作出貢獻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揚格，其核心思想為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和規模報酬，而新古典經濟理論核心是資源配置和比較利益。舒爾茨也與揚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認為經濟增長應源自勞動分工和遞增規模報酬。盧卡斯（(Lucas)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來解釋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解釋為什么生產中的專業化和學習的專業化（教育）能促進經濟的增長（Stiglitz，1986）[8]。

新古典經濟學派及制度經濟學派分別經濟增長的原因，一為市場競爭，一為勞動分工與經濟組織結構與制度的演進，卻未將技術創新作為其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派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的，制度經濟學派將其掩蓋在勞動分工之內，而真正將技術創新直接作為推進經濟增長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馬克思（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認為，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抓住市場機會重新組合生產要素的過程，一種創新通過擴散，會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滅，便會轉入經濟衰退，由于創新的引進不是連續的、平穩的，而是時高時低的這就形成了經濟波動周期[9]。

新古典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技術創新學派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每一個學派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夠全面。羅默于1986年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人口增長），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的產物。先后設計了兩個增長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對阿羅的“邊干邊學”模型的修正與擴展，第二個模型將知識賦予一個完全內生化的解釋，認為，知識是經濟主體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行為的產物，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是同步的[10]。經濟增長理論開始出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個變量：產量（Y），資本（K），勞動（L）和知識或勞動的有效性（A）。在任一時間里，經濟中有一定量的資本、勞動和知識，而這些被結合起來生產產品。生產函數為：Y（t）=F(K(t),A(t),L(t))其中t表示時間，而且生產函數滿足稻田條件 。資本、勞動和知識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勞動和知識以不變的速度增長：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為外生參數，分別表示勞動和知識的增長率。

由此變化圖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這個命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距離自己穩定狀態越遠時，經濟增長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是表現為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大；隨著接近穩定狀態，要素投入遞增的程度會越來越小，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率作用會逐漸下降；從長期看，經濟增長會等于外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實際資本存量等于長期資本存量；當實際資本存量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時，經濟增長率會小于技術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就應該減少資本存量。

2.內生增長模型

本論文使用的內生模型是在羅默、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開發模型和宇澤弘文與盧卡斯人力資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學者韓廷春所構造的增長模型，以消除 “阿羅―羅默”模型中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和沿著“宇澤―盧卡斯”模型中強調人力資本要素對技術進步的作用卻忽視了知識的增加 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本模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即最終產品部門、人力資本部門及R&D部門。最終產品部門生產出用于消費的消費品（C）及用于生產的投資品（I）；人力資本部門生產出用于人力資本部門、R&D 部門及最終產品部門所使用的人力資本（H）；R&D 部門生產出用于最終產品部門及R&D 部門所使用的新技術、新發明和新設計，即R&D資本（R）[11]。最終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經濟的均衡增長率依賴于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θ1)與R&D 部門的生產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時間貼現率(ρ)的大小，與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成同方向變化，與時間貼現率成反方向變化。因此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越高；現時的儲蓄率越高（即人們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越大），則經濟增長率越高。這里，盡管均衡增長率與人口或勞動力的增長率有關，但即使人口增長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經濟的持續增長仍是可能的。

通過內生增長理論的動態分析可得出這個命題：技術進步使生產曲線外移，長期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增大，這時實際資本存量要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必須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時間內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還會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實際資本存量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由于人力資本與R&D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也能夠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二、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及指標的選定

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即對其進行分解所需要的數據是產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人力資本、技術交易額和R&D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但上海人力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得。所選用的數據為1990年到2007年，均來源于歷年《上海統計年鑒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并且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

資本投入量應為直接或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或簡稱資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活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如住房等。在眾多估算中國資本存量的研究中，賀菊煌(1992)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資料的缺乏，本文擬從折舊總額中反推資產總額。一般說來，資產越多，折舊額與大，如為正比例關系，只要選定折舊率就可以推出資產總額。由于研究中最關心的是資本的彈性系數，只要折舊額和資產滿足正比例關系，在作回歸分析中，不同的折舊率對彈性系數是沒有影響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舊率為5％。就勞動投入指標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而在中國，由于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收入分配體制不盡合理和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完善，而且我國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作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其余的指標按對應統計年鑒指標的數據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得到。

2.用索羅模型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為對數線性生產函數（即Cobb―Douglas生產函數）：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別是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γ為外生的技術進步率，ut為隨機變量。 在此基礎上，做了四個回歸，其中回歸（1）包含資本、勞動和時間三個變量，回歸（2）包含資本和時間兩個變量，回歸（3）包含勞動和時間兩個變量，這三個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4）為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資本不能通過t檢驗，而勞動通過了t檢驗，說明有可能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在模型（2）去掉勞動這個變量所的分析結果都通過了t檢驗，模型（3）去掉資本這個變量所的結果也通過了t檢驗，并且擬合優度都不錯，從而說明資本和勞動確實存在著非常強的共線性。在運用索羅模型分析上海經濟增長中，資本和勞動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勞動指標所用的數據是上海歷年勞動力人數，而應該選用的是實際勞動的投入量，所以勞動這個指標含有較大的主觀取舍，而資本的數據相對要客觀得多，因此選用資本作為模型的變量。在前三個模型中，D-W沒有通過統計檢驗，說明存在著序列相關。為消除序列相關，模型（4）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

從模型（4）得出，資本彈性系數為0.8891，說明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沒有大于1也沒有等于1，考慮模型（1）將資本和勞動力系數相加所得為0.97，接近1。運用傳統的增長理論可知，此時的實際資本存量略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如果資源屬于有效配置，經濟是不會處于這個階段，因為如果經濟短期處于這個階段，要素投入會停止甚至減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彈性系數達到1。說明上海的資源配置比較合理，市場比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產率為0.0111，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只有15％，和一些學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異。考察所運用的模型的差異可發現，這些學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和為1，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嚴格的假定，現實中一般不會是這種情況。而本文所作實證分析中沒有這個假定，所以可認為本文的結果相對可靠些。當然所選用的數據年限、數據處理不同，也會導致的結果的不同，但這些不是主要因素。從分析結果可看出，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帶動的。

3.用內生增長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技術進步來源有兩種：一是人力資本的提高，二是知識存量的增加。知識存量的增加是通過技術交易從外部獲得和自身的研發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識存量的增加所導致技術進步的相關因素，所運用的回歸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別對應表示資本、勞動、技術交易額、研究和開發的彈性系數，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隨時間變化對GDP的影響，θ反映了技術交易額與研究和開發的交互作用對GDP的影響，ut為隨機變量[12]。在實際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變量或存在共線性或不能通過t檢驗等一些問題，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對上述模型變量的篩選。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變量，可看出R&D和技術交易額的交互作用項系數非常小，t檢驗值也非常小。消去這個變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歸。從這個回歸可看出，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在這里選擇資本變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資本這個變量所作的回歸，時間變量的系數很小，t檢驗也很小。在本文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時間變量t 的系數所反映的是制度變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術進步，也就是說此項系數是索羅模型中全要素生產率除去技術進步的剩余項。從回歸結果可得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變化很小，靠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大。除去時間和勞動變量，就得到回歸（8）。模型（8）共包含四個變量：資本、R&D、技術交易額和研發與技術交易額的交互項，這些變量都能通過t檢驗。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發與技術引進的關系，作了回歸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發是滯后項，而模型（10）技術引進是滯后項。模型（11）是為了消除回歸（9）中的自相關性，而采用的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3。

從（8）、（9）、（10）的模型可看出，無論研發和技術引進是否采取了滯后，還是誰先采取了滯后，研發和技術引進的交互相都為負值。這說明上海的研發和技術引進相互之間有擠出效應，也就是說自主研發就不會引進，同時技術引進就不再研發，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我們知道，相對全國來說雖然上海的經濟技術水平屬較高層次，但相對發達國家，經濟技術水平屬于落后的，所以對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企業技術能力發展戰略為：技術引進到消化吸收，再改進和創新。上海毫無疑問也應該采取如此戰略，這個發展戰略被日本和韓國等一些國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果。從這個發展戰略來看，技術引進和研發是相輔相成，先技術引進，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發，是提高當地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捷徑。而從上海的實證分析中，卻沒有體現這種發展戰略。

通過（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1.3%，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8.7%。在技術進步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72.7%，技術引進的貢獻率為52.5%，兩者的交互項為－25.2%。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帶動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和用索羅模型所作的結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論分析可知，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過要素投入的增長階段之后，必須靠技術進步來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上海已經持續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必須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搗東南亞國家的覆轍。不少專家考察后發現，美國這些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是與美國從80年代開始的以發展高新技術為主的創新戰略密切相關的；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經濟發展依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最為關鍵的是技術進步的來源模式。有理論分析可知，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對于后進國家和地區來說，縮短差距的捷徑就是先引進再研發，形成技術引進和研發互相促進的關系。[13]但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所得的結果卻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論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必須找到相應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結 論

從運用傳統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量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上海的經濟增長是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術進步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在現階段還沒有出現內涵式經濟增長的拐點。二是在現階段制度變遷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說在上海市場對要素資源配置比較完善。三是技術進步來源中的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相互脫節，沒有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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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