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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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范文
邪是一切不正常、不正當的因素，邪氣是邪的一部分，主要指六氣異常以及疫癘之氣等外感因素。兩者可以獨立于人體而存在，也可以進入人體，成為可能導致疾病的因素，即致病因素，邪（邪氣）進入人體是致病因素，未進入人體不是致病因素。未導致疾病的致病因素不是病因，已經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是病因。
Abstract: Pathogeny indicates all irregular and abnormal factors， the perverse trend is one part of pathogeny， mainly pointing to the six abnormal kinds of natural factors and such exopathy as pestilence. Both can exist separately of the human body， also can enter the human body， becoming pathogenic factors. The perverse trend is the pathogenic factor too if it goes into the human body， otherwise not. Those not causing disease are not pathogenic factors， but they are causa morbi if causing disease.
Key words： causa morbi; perverse trend; irregularity; TCM basic theory
筆者曾以“淺論中醫病因、邪氣、邪的概念及相互關系”為題，對中醫病因、致病因素、邪氣、邪的概念及相互關系進行過討論，認為致病因素是可能導致疾病的因素，病因是導致疾病的原因；邪氣是六以及疫癘之氣等外感病邪，不能泛指一切致病因素，邪泛指各種致病因素［1］。另外，筆者在掘文“關于中醫病因致病相對性的商榷”［2］中提及邪氣、病因、致病因素三者的概念與關系，認為“比較一下邪氣、病因、致病因素的概念，我們不難發現，三者所描述的都是致病因素，仿佛這三者是同一的。而事實上，這三者是有差距的，根據筆者的理解，致病因素包含的內容較廣泛，包含了所有的邪氣與病因，也就是說邪氣與病因是致病因素的一部分。而病因是已經引起疾病的，也是已經進入人體被人體感受的致病因素。邪氣可以是已經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也可以是未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可以是已經被人感受的致病因素，也可以是未被人感受的致病因素。而且，中醫論述邪氣時主要是指那些不易被人察覺，看不見摸不著，或者是害人無聲息的致病因素，如六、七情、飲食、勞逸等等，很少包括外傷、寄生蟲之類。可見，邪氣與病因都包含在致病因素之中，兩者有交叉，有相同和有不相同的地方。根據這個理解，在論述邪氣與病因的概念時，不能籠統地稱之為‘又稱致病因素’、泛指各種致病因素，”只是說：“是致病因素的一部分。”今日復習之，覺得似仍有不當之處，尤其是“邪泛指各種致病因素”與“邪氣與病因是致病因素的一部分”之命題，有欠妥當，故再論之。
1 病因、致病因素、邪氣、邪的概念
1.1 邪與邪氣的概念
“邪，不正當，不正派。如邪說；改邪歸正。《書·大禹謨》：‘去邪勿疑’。邪，中醫學上指一切致病因素為邪。《急就篇》卷四：“灸刺和藥逐去邪。”。“邪氣，中醫學名詞。指六以及疫癘之氣等外邪。邪氣和邪的含義，有所不同，邪氣一般指外感病邪，而邪則既包括外邪，又統指一切致病因素”。［3］這里《辭海》對“邪”與“邪氣”的概念作了定義，并對“邪”與“邪氣”的概念作區別，這種區別，筆者完全認同，但論及概念時，似有些疑問，筆者認為，邪屬不正當、不正派，從中醫病因學說的角度來看，邪則應以認為不正當、不正常的的因素，也就一切不正常的因素稱為“邪”。而邪氣則是“邪”中也即一切不正常的因素當中那些不易被人察覺，看不見摸不著，或者是害人無聲息的因素，而且一般指外受之因素，如六氣異常、七情內傷、飲食失宜、勞逸過度等等，很少包括外傷、寄生蟲之類，故邪氣不能泛指各種致病因素。
1.2 致病因素與病因的概念
致病因素，顧名思義，即是導致疾病的因素。病因，六版規劃教材《中醫基礎理論》認為，“所謂病因，就是指引起疾病的原因。”同時又指出：“病因又稱為致病因素”。七版規劃教材《中醫基礎理論》認為，“凡能導致疾病發生的原因，即是病因，又稱致病因素。致病因素多種多樣，諸如六氣異常、癘氣傳染、七情內傷、飲食失宜、勞逸失度、持重努傷、跌仆金刃、外傷及蟲獸所傷等，均可成為病因而導致發病。”而筆者認為，病因，顧名思義，就是指引起疾病的原因。《醫學源流論·病同因別論》：“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十分明確地闡明病因是引起疾病的原因，即人有病，導致這個病的原因稱為病因。
兩者的概念嚴格來講，以中醫病因學說或中醫發病學的角度看，病因與致病因素兩者都已經涵蓋了正氣的因素。一個疾病的發生與發展，關系到人體的“正”與致病的“邪”兩個方面，是由于“邪”作用于人體，引起邪正相爭，導致機體陰陽失調、臟腑組織損傷和生理功能失常的結果。而且在邪正斗爭中，通常“正”起決定作用，“邪”至多只是導致疾病的因素，并非導致疾病的原因，也正是這一點，使得致病因素、病因與“邪氣”、“邪”有了明顯的不同。
2 病因、致病因素、邪氣、邪的關系
病因、致病因素、邪氣、邪是中醫病因學說乃至發病學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也必須予以界定，其關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歷代中醫名家鮮有論述者。
筆者以為邪屬不正當、不正常的因素，這些因素存在于人體以外，也可以進入人體成為可能導致疾病的因素；可以獨立存在，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引起人體疾病，而成為致病因素乃至病因。邪氣存在對于人體尚有一定的相對性，六氣變六（六氣異常），必須是變化異常，超過了一定限度，即太過與不及，非其時而有其氣，以及變化過于急驟，而且又碰上了人體正氣虛弱，進入人體，打破陰陽動態平衡，導致人體疾病發生，變成了六，而對人體正氣旺盛，體質強之人，邪可能進不了人體，它仍是六氣，甚或進了人體，未能打破陰陽動態平衡，未能導致疾病發生，也只能作為一種致病因素存在于體內。
邪氣一般指外感之邪，是邪的一部分，這部分邪主要是指那些不易被人察覺、看不見摸不著，或者是害人無聲息的邪，如六氣異常、七情內傷、飲食失宜，勞逸失度等等。邪氣既是邪的一部分，也與邪一樣，可以存在于人體之外，也可以進入人體成為可能導致疾病的因素；可以獨立存在，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引起人體疾病，而成為致病因素乃致病因。邪氣與邪一樣，其存在對于人體也有一定的相對性。
邪與邪氣都可以獨立存在于人體之外，也可以進入人體成為導致疾病的因素即致病因素，如果最終引起疾病，則又成為病因。
致病因素，顧名思義，即是導致疾病的因素，它是邪（包括邪氣）在一定條件下進入體內，潛伏在體內的因素，它在一定條件下，打破陰陽動態平衡，導致疾病發生時，就成為病因，一種致病因素在不同的個體內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導致的疾病不是唯一的，可能是幾種病機不同的病證，譬如體質不同，從化不同，病證不同，幾種致病因素可能同時存在，導致疾病時可能是一種致病因素的作用，也可能是幾種致病因素的作用，最后導致某一疾病的發生，這時這一種致病因素或幾種致病因素加上體質因素，就成了病因。
而病因，根據《醫學源流論》“人之所苦謂之病，致此病者謂之因”［4］、“凡能導致疾病發生的原因，即是病因”［3］的論述，病因是已經引起疾病的，也是已經進入人體被人體感受的因素，與邪（邪氣）可以是已經引起疾病的因素，也可以是未引起疾病的因素，可以是已經被人感受的因素，也可以是未被人感受的因素明顯不同，致病因素是已經被人感受的因素，沒有體質變化的因素，也可能不會導致疾病的發生，有了體質變化的因素，才可能導致疾病的發生。而且，對疾病來說致病因素是多元的，而病因相對是比較單一的。邪包含了邪氣、致病因素與病因，進入人體的邪氣有可能成為致病因素，只有致病因素才可能成為病因。邪氣與致病因素有交叉重疊之處，邪氣與病因也如此。
3 結語
如上所述，邪是一切不正常、不正當的因素，邪氣是邪的一部分，主要指六氣異常以及疫癘之氣等外感因素。兩者可以獨立于人體而存在，也可以進入人體，成為可能導致疾病的因素，即致病因素，邪（邪氣）進入人體是致病因素，未進入人體不是致病因素。未導致疾病的致病因素不是病因，已經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是病因。
中醫學由于產生的時代久遠，使用語言的差異，引用的是古代哲學，概念表述與今人不同等等原因，中醫學中有許多概念表述是不確切的。《素問·調經論》云：“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之邪，嚴格意義上講，或許解釋成致病因素更為貼切些。
【參考文獻】
［1］張光霽.淺論中醫病因、邪氣、邪的概念及相互關系［J］.河南中醫學院學報，2004，19（3）：8.
［2］張光霽.關于中醫病因致病相對性的商榷［J］.中國醫藥學報，2004，19（7）：404.
第2篇：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范文
關鍵詞：中醫基礎理論；PBL；教學改革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基于問題的學習）自1969年在醫學教育中應用以來，目前已成為國內外較為流行的一種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一經應用便展現出與傳統教學模式所不具備的巨大優勢。PBL模式理論強調把學習設置到真實的、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學習者圍繞著問題結合成小組，通過合作學習解決問題、獲得隱含于問題背后的知識，從而形成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的能力[1]。PBL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以問題為基礎，以學生為中心的小組討論式教學。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提供獲取學習資源的途徑和學習方法的適當指導，讓學生解決真實情境問題。PBL教學是一種與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教學原則相吻合的教學模式[2，3]。我國近幾年來的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十分提倡“PBL”這一教學理念。
1.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中的應用
教學對象選擇與分組：選擇中我校2010級中醫七年制專業不同方向（傳統中醫方向、中醫方向）的教學班級，對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30人中醫基礎理論課程采用PBL教學方法，每5人一組，共6個小組；中醫方向110人采用傳統授課方法。兩個班級所用教材均為孫廣仁主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中醫基礎理論》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
課程教學章節的選擇：中醫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在課堂講授完緒論、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后選擇五行學說；藏象學說在講授完藏象的概論及五臟中的“心”的前提下，進行其它四臟臟及其六腑；病因學說中講授完風邪之后的其它邪氣及其七情、痰飲、瘀血等內容，進行PBL教學法試用。于學期末進行理論考核和PBL教學法教學效果問卷調查評價分析。
編寫新的教學大綱：應用PBL教學模式進行教學的成敗關鍵是要尊重客觀規律，制定適合于學生的PBL教學的教學大綱。根據教育部頒布的《中醫基礎理論》教學大綱的要求，列出難點、重點及必須掌握的知識點，針對學生的知識背景，擬定部分思考題與教學案例，并在應用前期提供少量輔導材料。
編寫教學案例：為了使PBL教學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教研室的有關教師多次研討，制定PBL教學的具體案例，病例中的問題具有劣構性。每個病例都有學習重點，且有不同的臨床癥狀和檢驗結果，涵蓋相應的課程內容。每個病例后面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提出了許多相應的引導性問題，以引導學生進行課外的自我學習、資料查閱和準備討論提綱。
編寫教師指南：因教師水平的差異可能會對案例的理解不同，為避免對問題理解的差異及其對討論內容引導的不同，針對引導性問題和學生可能提出的疑問，編寫教師參考指南，對每個問題提供了參考解決方案。
制定具體實施步驟：PBL實施過程要求各個學習小組針對相關問題自學教材，利用圖書館和互聯網查閱相關資料，做讀書筆記。討論課前將教學案例及問題發給學生，讓學生查閱資料，預習相關的知識點，自學總結，準備小組討論提綱。小組成員之間可相互討論；小組討論后，推薦1名代表參加大班討論。大班討論時，由每組推選的代表講解，本組其他成員可及時補充，其他組成員在該組講解之后，可以進行提問。最后，教師搜集一些帶有共同性的問題，總結講解、概括歸納本次課的重點及難點。此外，課堂討論前，教師應隨機地檢查學生的預習筆記，了解學生的主動學習情況。課后，教師根據學生討論中的表現，實事求是、客觀地做出評定。上述PBL教學法實施的步驟概括為：提出問題—學生自學—小組討論—大班討論—教師總結。
2.PBL教學法教學效果的初步評價
理論考核評價分析：PBL教學方法組平均成績78.4士9.8，傳統授課法組平均分73.8士10.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2074，p=0.0289
PBL教學法教學效果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問卷調查主要包括課堂氣氛、學習態度、學習興趣、理解接受、主動學習、溝通協調、團隊合作等方面。結果顯示，課堂氣氛方面，PBL教學法組90.0％學生感覺課堂氣氛活躍，較系統講授法組（67.3％）明顯改善；學習態度考評如聽課狀態、課堂紀律方面，PBL教學法組（83.3%）較傳統教學方法（76.4%）有改善；學習興趣方面，PBL教學法組（83.3％）較傳統講授法組（77.3％）學習興趣有所提高；在知識的理解接受方面，PBL教學法組76.7％學生能較好地分析案例，較傳統講授法組（71.8％）有所增強。另外，PBL教學法組在自主學習、獨立思維和團隊協作能力等方面，分別為80.0％、87.0％和73.3％，較傳統教學法組60.9％、72.7％和58.2％高。可見，PBL教學法較之傳統授課法展現出了較大的優勢。
3.討論
中醫基礎理論是是闡釋和介紹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思維方法的課程。由于中醫學發展的歷史跨度大，以及現代人文環境的影響，使得當代學生對中醫基礎理論相關問題的理解，或者在如何正確學習中醫基礎理論的認識上容易產生較大的偏差。在實際教學中學生則普遍感到該課程概念多而陌生，內容抽象，理論深奧，信息量大，難以深刻領會所學內容。針對以上特點，采用PBL教學方法，可以使抽象的內容變得形象具體，深奧的理論更淺顯易懂，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該門課程的興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PBL教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教學模式，對師生的互動合作、探究學習及自身觀念、態度和行為上的改變有著重要意義。當然為了更好的推進和實施PBL教學方法還需要不斷地在實踐中總計經驗，如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習特點，為學生提供參與的機會；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積極鼓勵與引導學生更多的參與其中；鼓勵學生提問，及時指導學生在認識上出現的偏差；注重教學形式的合理運用，實現在參與中發展。通過PBL教學方法的應用與實踐，我們已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適合于傳統型中醫方向的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模式與方法，初步建立了PBL教學方法中“教”與“學”的效果評價機制，這必將對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中的推廣應用提供借鑒與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1]Chan LC.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ahybrid medical curriculum[J].Kaohsiung J Med Sci，2009，25（5）：254-257.
第3篇：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范文
【關鍵詞】七情; 中醫病因和病機; 情志療法
祖國醫學理論將人的心理活動稱之為心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的活動是由“五神”“五志”表現的。所謂五神指神、魄、魂、意、志,為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素問•宣明五氣篇》),五臟又生五志,“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由五志生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
1 情志與五臟的關系
人的情志與內臟有著密切關系,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曰:“心在志為喜,肝在志為怒,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此五臟五志之分屬也。”張景岳《類經•疾病類》中曰:“喜怒思憂恐驚悲畏,其目有八,不止七。然情雖有八,無非出于五臟。”
2 情志失調與疾病發生的關系
怒、喜、思、悲、恐、憂、驚是人對外界刺激的正常反應,但長期、強烈、持續的情志刺激,一旦超過機體的調節能力,則可導致臟腑氣血紊亂,陰陽失調而發病[1]。
2.1 情志失調直接累及臟腑而致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與《素問•五運行大論篇》均曰:“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由此可見,失調的心理變化成為病因,直接影響臟腑功能而致病,情志過激可損內臟,不同性質的情志過激可損及不同的內臟。
2.2 情志失調可致氣機紊亂而致病所謂氣機是指氣在人體中的基本運動形式,氣機的正常運動構成了人體的生命活動,情志異常不僅可直接傷及臟腑,還可使機體氣機升降失常,從而引發多種病證。
2.2.1 過度憤怒可使肝氣失于條達,疏泄失常,橫逆上沖,血隨氣逆,并走于上,臨床可見面紅目赤,青筋怒張,嘔血,甚至眩暈卒倒[2]。正如《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所說:“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2.2.2 狂喜過度導致心氣渙散,推動血流作用減慢,使心神失養,出現心悸不寐,精神不集中,重者甚則失神狂亂,大汗淋漓,氣息微弱,脈微欲絕[2]。
2.2.3 過度悲哀,可致肺氣耗傷,宣降失常,出現垂頭喪氣,意志消沉,嘆息不止,少氣不足以吸等癥狀[2]。《素問•舉痛論篇》曰:“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2.2.4 過度恐懼致使腎氣不固,氣陷于下,可出現二便失禁,坐臥不安,甚則遺精。突然受驚使人氣機逆亂,氣的升降出入失常,導致心神不定,臨床常見驚悸、不寐、癡呆、神志錯亂等[2]。如《素問•舉痛論篇》曰:“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
2.2.5 憂思慮過度傷心脾,導致脾失健運,心神失養而出現胸脘痞滿,食減納呆,健忘,心悸等癥[2]。《素問•舉痛論篇》曰:“思則氣結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2.3 七情內傷,氣機逆亂,津液運化失常而生痰瘀七情損傷使臟腑氣機逆亂,進一步影響津液輸布和血液運行,而化生郁痰;又可因情志失調,五志化火,煉液成痰。情志失調所致氣機不暢乃生痰之源。同時,氣滯則必然導致“瘀”,痰、瘀可相互滲透,相互為患。如《靈樞•百病始生》篇云:“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腑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里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痰邪形成后,可隨氣機之升降,而無處不到。《類證治裁•痰飲》曰:“痰隨氣升降,遍身皆到,在肺為咳,在胃為嘔,在心則悸,在頭則眩,在背則冷,在胸則痞,在脅則脹,在腸則瀉,在經絡則腫,在四肢則為痹,變幻百端。”
3 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換
中醫學中的心理治療思想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事實上,在古代中醫里并無“心理治療”一說,更多的稱之為“情志致病”并采用相應的“情志療法”治療。中國古代情志療法主要是用五行相克理論來表述情緒之間相互制約關系的經典提法,其基本原理是臟腑情志論和五行相克論的結合,將人體歸納為五個體系并按五行配五臟五志,然后利用情志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來進行治療的心理療法,即運用一種情志糾正另一種失常情志。因此,它在心理治療方法上獨具特性。
五行相克理論認為,五行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制約的相勝關系,即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黃帝內經》具體論述了情志相勝心理療法的基本程序:喜傷心,恐勝喜;怒傷肝,悲勝怒;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
3.1 喜傷心,恐勝喜喜為心志,喜甚傷心氣,可致嘻笑不止或瘋癲之癥。治之以“禍起倉卒之言”或其他方法使之產生恐懼心理,抑其過喜而病愈。
3.2 怒傷肝,悲勝怒怒為肝的情志表達,過怒則肝陽上亢、肝失疏泄而表現出肢體拘急、握持失常、高聲呼叫等癥狀。治之以“惻愴苦楚之言”誘使患者產生悲傷的情緒,有效地抑制過怒的病態心理。
3.3 思傷脾,怒勝思正常的思慮為生理心理現象,但“過思則氣結”,可使人神情怠倦、胸膈滿悶、食納不旺、脾氣郁滯、運化失常。治之以“污辱斯罔之言”激患者盛怒以沖破郁思,使患者重新改變心理狀態達到治療的目的。
3.4 憂傷肺,喜勝憂悲憂皆為肺志,太過則使人肺氣耗散而見咳喘短氣、意志消沉等癥狀,還可由肺累及心脾致神呆癡癲,脘腹痞塊疼痛、食少而嘔等,治之可設法使患者歡快喜悅而病愈。
3.5 恐傷腎,思勝恐過度或突然的驚恐會使人出現腎氣不固、氣陷于下、惶惶不安、提心吊膽、神氣渙散、二便失禁、意志不定等病理變化。可用各種方法引導患者對有關事物進行思考,以制約患者過度恐懼或由恐懼引起的軀體障礙。其實這就是一種認知療法,通過樹立正確的認知來治療心理疾患。
總之情志內傷導致疾病發生受到體內外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人先天所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征,與后天環境的作用逐漸形成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造成了心身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等方面的不同傾向,過激或過久的情志刺激必須作用于特定的心理素質和生理功能狀態才能發病[3]。換言之,對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的種類、轉歸、預后等,均與社會、時間因素、個體心理素質的強弱、個性及其對實踐的認知評價系統有密切關系[4]。而情志致病理論不僅是中醫基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5],更為現代心身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情志因素對疾病的發生、發展均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現代醫學研究證明,情志因素所引起的生理變化可涉及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等多個系統和器官,若持續發展則可引發各種疾病。因此,研究情志致病的病機對臨床診治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孫廣仁.中醫基礎理論.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4:78.
[2] 郭靄春.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326.
[3] 邢玉瑞,張喜德.中醫七情病因學說研究進展.陜西中醫學院學報,2002,25(4):63-65.
第4篇：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范文
【關鍵詞】 七情病因；發病機制；醫學心理學
中醫認為，七情致病不同于六，六致病是從表入里，都從外感，故有“外感六”之稱。而情志致病，病從內發，是內傷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故稱“七情內傷”。其致病特點：一是直接傷及內臟，病由內生，故又稱“內傷七情”；二是主要影響氣機，使臟腑氣血失調；三是情志波動，導致病情加劇和惡化。筆者嘗試對七情致病心理學機制進行探討，現介紹如下。
1 七情是人的心理現象
心理學是關于人的心理發生、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人的心理所反映的是客觀現實，而客觀現實是產生人的心理現象的源泉。七情是指人的喜、怒、憂、思、悲、恐、驚7種情志變化，是人類對客觀事物反應的情感體驗，即對外界客事物反映的態度體現和個體感知外界信息、事物、事件與機體內環境(心理、生理系統相互作用)產生的情緒情感反應，屬正常的心理活動范圍。它是通過人體對內外環境中信息的攝取、分析、加工、整合所產生的內心體驗，表達了對客觀事物好惡的不同態度。“好”、“欲”可產生喜樂的積極的情緒反應，“惡”可產生悲、怒、恐等消極情緒反應。這種情緒情感體驗或自我感受于內，或通過五官肢體活動表達于外。七情也即心理現象的內涵，屬認知活動范疇[1]。情志活動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狀態，但情志的過度興奮或過度抑制會形成病態的基本心理條件，而成為人體致病的重要因素。
中醫以五臟為中心概括人體生理病理的聯系與變化，將人體情志變化分屬五臟。從中醫學的歷史沿革來看，歷代醫家臨證診治均十分重視患者病變的心理作用，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謂“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中憂附于肺，驚附于腎，說明對外界環境的所致七情變化，是五臟的生理活動所產生，如喜為心之志、怒為肝之志、思為脾之志、悲為肺之志、恐為腎之志等。又如《內經》較詳細論述：“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又說：“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強調心是產生情志活動的生理基礎，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和主宰。說明心理接受外界刺激，主司人體精神意識思維活動，故又有“心主神明”之說，包括情緒情感反應。其實，情志活動作為心理活動的一部分，均為腦的機能[2]。
上述所論雖沒有現代醫學心理學的完備形態，卻充分肯定了人的情志活動是心理現象的具體反映，闡明了人的心理因素與病理變化之間具有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值得指出的是，作為認知，情緒情感反應的七情及其太過或不及而致病的七情病因，雖只列出7種，但應將其理解為對人體情緒情感體驗的概括。現代醫學心理學、生理心理學認為，人類的情緒變化是復雜的，有快樂、憤怒、悲哀、恐懼4種基本情緒及在此基礎上組合而成的復雜情緒，但總體上可分為正性和負性情緒情感反應，前者如喜、樂、愉快、恬靜、滿足感等，后者如怒、悲、恐、焦、煩、痛苦、內疚、厭惡、敵對、挫折感等。這些因素過極尤其是負性情緒太過，即可單獨或雜合致病。
2 七情致病的病理生理機制
2.1 相關機理
中醫七情病因學說認為，人對外界刺激的情緒反應過激、過量、過大超出了臟腑調節負荷的承受力時，即可成為致病因素，使心理活動處于應激狀態。應激狀態持續時間過長、作用過久，即可致自主神經系統機能失調，使機體某些器官出現器質性損害。現代生理心理學研究表明，心理應激持續狀態，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系統機能活動增強，導致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兒茶酚胺類“加壓”素分泌增多，這些物質長時間作用心血管系統，容易導致心臟過重負荷，造成心臟器質性損害，損傷臟腑，擾亂氣機或耗損正氣，氣機紊亂、陰陽失調而引發各種心理或心身疾病，并產生一系列軀體和心理癥狀。中醫認為，五臟與七情相關，不同臟腑對七情致病有一定的易感性，如喜則氣緩，喜傷心；怒則氣上，怒傷肝；思則氣結，思傷脾；悲則氣消，悲傷肺；恐則氣下，恐傷腎等。由此可見，對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轉歸、預后等，均與個體心理、個性性格特征、對事件的認知評價系統(中介系統)水平高低及調節系統的功能、個體對事件的承受能力有密切關系。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心理是人腦的機能，腦是心理的器官，人的心理的產生(包括情志活動)是由客觀的事物刺激作用引起的。中醫理論大多把腦髓功能歸屬于臟腑學說，認為“心主神明”、“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素問·無節藏象論》)、“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強調心是產生心理情志活動的生理基礎，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和主宰。研究七情致病的病理生理機制，對五臟與情志各有相應的內在聯系，不同的情志活動可通過不同的臟器體現出來，如心“在志為喜”、肝“在志為怒”等，對五臟六腑之間又與情志有著統一的內在聯系，在這種聯系中，“五臟六腑，心為之主”。中醫認為，七情致病的因素與各臟腑之間的病理關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如情志所傷往往首先傷肝，致肝氣郁結，失其疏泄；繼則橫犯于脾，胃氣失和，故出現情緒不寧、善太息、胸肋脹滿、胃脘不適、食少納呆；若氣郁化火，火擾心神，則出現心煩不安、失眠多夢、心悸氣短等心理生理病理變化和癥狀；久則耗氣傷陰，虧虛，累及于腎，致腎虛不足諸證；若腎失滋潤而動，肺失清肅而氣逆，致肺腎陰虛證象，故臨床上常可見肝脾不和、肝火犯肺、心脾兩虛、心腎不交、脾腎陽虛、肺腎陰虛等兼證。可見，七情致病任何一臟都可累及他臟，它們之間的生理病理機理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
2.2 社會環境因素
人腦是產生心理情志活動的器官，但心理情志不是人腦生來就固有的，而是人腦對外部的客觀事物的反應。只有外部客觀事物的刺激作用，形成心理情志正常或異常主觀反映。
中醫對生活事件引起情志致病很早就有系統的論述。如《素問·移精變氣論》云：“當今之世，憂患于內，苦行于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也。”《素問·疏五過論》說：“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說明了心理社會因素、環境因素致病的作用。外部刺激事件作用于個體時，由于個體對應激事件評價系統(中介系統)的差異，其所產生的結果不同。同一事件對不同人所造成的精神損傷也不同。
外因導致七情變化多是由社會生活環境，條件作用于個體而誘發的。從性質上講，七情致病可大致分類兩類，即積極性質的生活事件(也稱“正性事件”)刺激多引起正性情緒情感和消極性質的生活事件或負性事件刺激多引起負性情緒情感。后者太過對心身健康危害較大，前者太過對心身健康造成不良影響。臨床所見七情致病除對五臟系統有特殊的易感性和親和性外，也可見七情的兩種以上情志雜合致病。如《內經》中常將“悲哀愁憂”、“怵惕思慮”并稱，而致一個臟腑受病或多個臟腑同病，如心脾兩虛的心悸、失眠、肝脾氣血郁結的腫瘤等。又如，《景岳全書》就曾論述：“陰寒直中之證……惟流離窮困之世多有之。若時當治平，民安飽暖，則直中之病少見。”若遇劇烈境變、意外刺激、所求未遂、事有疑慮、過度操勞等亦可引起情志變異，造成內傷疾病，如心“在志為喜”，喜于欲遂，一旦獲得久欲求之而突如其來的喜訊，常可使人大喜若狂，或驚喜如呆。再如肝“在志為怒”，怒則氣逆，因事怒甚悖愿而爆發，以致傷肝染成重病或由此而暴卒者屢見不鮮。
2.3 心理因素
七情致病的心理因素在于不同人格特征類型產生的不同結果。同樣的生活事件刺激作用于不同的個體，有時可引起不同程度的或相反的情志反應。這就是七情引發的不同心理因素作用結果。《素問·評熱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發病觀，對于七情致病的內因，即人格特征及其對外界刺激的認知評價在心身疾病中的重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太陽之人(火形人)為陽氣之極者，具有心靜開朗明快、喜悅樂觀的性格特點，但情緒波動較大，陽氣有余，易于極樂生悲，對各種刺激反應強烈，故對因“怒”致病是有明顯的易患性。少陰之人(木形人)屬于陰形人、陰氣偏重，其性格多深沉、悲觀、多憂多慮易生思慮之情而發肝郁之證等。
在心身疾病的發病過程中，某種人格特征易發展成為某特定的思想和行為模式，而這些因素又易促進某類疾病的發生。如膽汁質型者的特點性情急躁、易怒、易患高血壓病；性格內向憂郁、多愁善感之人易生思慮憂傷易患失眠、心悸等神經衰弱和神經癥。
總之，心理社會因素是導致七情太過而引發多種心身疾病的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就要求心理和醫護工作者臨證仔細深入地了解分析生活事件以及心理因素，包括人格特征、認知模式對患者的影響，才能把握主動，這對于心身疾病的臨床診斷、治療和預防具有重要意義。
3 七情致病的心理學機制分析
從醫學心理學角度分析，七情致病的機制與生物、理化因素致病的發病機理一樣，只不過病因是心理、社會因素，病理生理過程與生物醫學相同。七情致病的發病機理在于個體接觸內外致病因素刺激后，由于個體中介機制的差異，對于刺激導致的情志太過產生心理應激，應激反應持續存在引發機體器質性損害并伴有臨床癥狀[3]。應激過程是否進而使某些器官器質性損害，與個體對該刺激的承受力、抵抗力和耐受力有關。就象病源生物因素作用個體時是否能引發疾病與個體免疫力有關一樣，個體免疫機制完善，機體免疫力強，就不會引發疾病和出現臨床癥狀，反之就有可能致病。正象《素問·評熱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發病觀。如七情致病的內因，與人格特征等不同的心理水平和其對外界刺激的認知模式不同，其產生的結果也不同，該發病機制過程已為現代醫學所證實。
【參考文獻】
1] 李心天.醫學心理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4.
第5篇：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范文
1 苗族醫藥學術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苗族醫藥學術的繼承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第一次民族醫藥工作會議(1984年內蒙會議)以后，作為政府行為把苗族醫藥列為衛生工作的議事日程。如湘西自治州、貴州等苗族主要居住地區，組織了較大規模的民族醫藥調研活動，在苗族民間廣泛收集醫藥文化資料，如抄本、地方志書及“口碑”流傳資料，為苗醫學術的繼承工作奠定了基礎。這期間，湘西歐志安先后發表和出版了《湘西苗醫初考》、[2]《湘西苗藥匯編》[3]專著，貴州省陳德媛等人出版了《苗族醫藥學》，陸科閔出版了《苗族藥物集》，包駿等人出版了《貴州苗族醫藥研究與開發》，湖南雷安平出版了《苗族生存哲學》等有關苗醫著作。另外，有關苗族醫藥專題著述，如《苗醫療法》被收載于《中國傳統療法》著作中，部分苗藥被收入《中國民族藥志》多卷中，苗醫綜合著述還被收入《中國傳統醫藥概覽》、《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大系》、《中國少數民族科學技術叢書――醫學卷》，以及地方志衛生篇都有苗醫的篇幅。在專著、專述出版的同時，20年來，湖南、貴州、云南、湖北、四川、重慶等省市的民族醫藥工作者在有關專業期刊雜志上發表了苗族醫藥學術論文近百篇，參加各級專業學術會議交流苗族醫藥論文300多篇。馮氏[6]從《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光盤》1982―1998年共17年間檢索出苗醫藥文獻30篇，占共檢索出民族醫藥文獻1637篇的1．83％，排名民族醫藥文獻分布的第7位。其它數十篇有的是1982年以前發表的，有的是未進入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的，還有的刊發在有關專業報刊上。目前苗族醫藥文獻刊發最多的刊物為《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中國民族醫藥雜志》，其它雜志有貴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重慶、湖北等省市的地方醫藥雜志或院校學報。
在苗族醫藥學術的弘揚和繼承上，自1986年在貴陽召開了黔、湘、鄂民族醫藥研究協作組暨苗族醫藥學術研討會以來，還多次召開省內或省際間的學術會議專題研討苗族醫藥。湖南省中醫藥學會民族醫藥研究會，湖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民族醫藥專業委員會從1988年以來，先后召開了10次全省民族醫藥學術會議，每次會議有一定數量的苗族醫藥學術論文參加在會交流。通過學術會議，促進了苗族醫藥學術的繼承與發展。2002年8月下旬，中國民族醫藥學會在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召開全國土家族苗族醫藥學術會議，是一次全面總結和展示苗族醫藥科研、臨床、教學與開發成果，加速苗族醫藥發展的會議。
2 苗藥研究與開發取得可喜成果
苗族藥物研究與開發工作起步較早，取得成果較多。貴州省是我國民族醫藥開發進入產業化最早的地區和民族醫藥，他們按照國家中藥、新藥的基本要求，“對藥用歷史悠久，療效確切，基源清楚，有推廣價值的苗族藥，對其成方制劑從組分及依據、名稱、處方、制備工藝研究、質量標準研究、穩定性考察、藥理學研究、毒理學研究、臨床驗證研究及功能主治、用法與用量等方面進行科學的再評價，共選擇收載了經再評價并載人貴州省地方標準的苗族藥材165種，成方劑(僅個別其他民族藥成分制劑)117種。”貴州省苗藥成分劑中有片劑、膠囊劑、顆粒劑、滴丸劑、散劑、酊劑等劑型，如益肝草袋泡劑、仙靈骨葆膠囊(片)、咽立爽滴丸、乙肝散、咳嗽停糖漿、寧泌泰膠囊、傷科靈(燒燙傷噴霧劑、傷痛一噴靈等苗藥制劑品種)。貴州省民族藥工業產值增長比例高于全省工業發展比例和醫藥行業發展比例，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長。1995年產值0．33億元，1996年產值1．6億，1997年產值為4．1億元，1998年產值為7．3元，占醫藥行業產值的40．5％，貴州省制藥企業1998年共223家，其中民族藥工業72家，占32．3％。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看到，貴州省民族醫藥工業在全省制藥行業中，民族藥已占主導的支柱地位[7]。據專家預測，到2005年貴州省民族醫藥工業總產值預計可達25―30億元。
湖南、湖北、重慶、云南等省市的苗藥開發與研究工作也取得初步成效，有的醫院制劑經臨床驗證療效確切。如湘西州龍山縣骨傷科醫院治療骨傷疾病的“柏林接骨散”，鳳凰縣民族中醫院龍玉山治療乙肝苗藥制劑，湖北省恩施州咸豐縣中醫院治療風濕病的苗藥風濕片(膠囊、酒)等，在臨床上都有較好療效，有進一步研究和臨床應用價值。
3 苗醫學術理論體系及評述
苗族醫藥作為我國醫藥知識財富和重要衛生資源登上了祖國傳統醫藥大雅之堂，這是幾千年苗族燦爛文化的必然結果，也是二十多年我國苗族醫藥科研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結果。正是他們把散在民間千百年，擱于實踐水平上的苗族民間醫藥知識發掘、收集，并經長期的研究，將苗族醫藥整理成具有理論體系的苗醫學。苗醫理論體系，按地域大致分以下幾類。貴州松桃苗族自治縣唐永江將黔東北苗族醫藥整理總結為：一是病因學。主要強調外毒致病，如風、氣、水、寒、火等毒氣侵犯人體所致疾病。其次是飲食不調，意外傷寒，勞累過度，不節，情志所傷，先天稟賦不足等原因致病。三是在疾病的命名與分類上，苗醫將疾病分為經類(36經癥)，證類(72癥)、翻類(如朱砂翻、代構翻、大能翻)等49種，胎病(12胎病)，抽病(日抽、煙抽、木抽)，丹類(10丹毒)，癀類(巴骨癀、火癀)，花類(奶花、背花等)，疔類(干疔、火疔)，瘡類(火旋瘡、乳瘡等)，龜類(氣龜、石龜、血龜等)，據不完全統計，湘西苗醫、貴州苗醫先后收集苗醫病種約250多種。四是在診斷上，按苗醫理論將一切疾病歸納為冷病與熱病兩大類，
在治療上堅持“冷病熱治，熱病冷治”的法則。通過望、聽、嗅、問、摸、彈等方法進行檢查診斷。五是在治療上，堅持“兩綱”治則，采用內外兼治方法，突出具有苗醫特色的外治法。如放血療法、生姜療法、氣角療法、熏蒸療法、化水療法等二十多種苗醫療法[8]。
湘西州鳳凰縣歐志安以臘爾山區為中心的湘西苗醫理論歸納為“英養”學說(陰陽學說)，“斬茄”學說(寒熱學說)，“萎雄”系說(虛實學說)，“生恩”學說(情志學說)等四大系統。根據以上學說，在病因上強調六種毒氣(六)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一是外因“斬茄”致病，如寒熱，二是“生恩”致病，如內傷七情，三是傷食致病，如小兒飲食不法等不內不外原因。在病變主證上，創立了三十六癥、七十二疾的辨病之說，把人體的疾病大體上分為一百零八種。把三十六種內病列為“英癥”，七十二種外病列“養癥”，從疾病的分類上做到“英養”二者的辨證統一，還將臨床疾病按門別類分為內病門、孺兒門、外病門、婦病門等四大門類。在診斷上，用摁、號、乃、冒四法，即觀望、號脈、詢問、觸摸的苗醫世代延續下來的診斷方法；治療方法為內外兼治的綜合療法，傳統的苗醫外治法有理療法(“巴附罐療法”、“比叨巴療法”等)、針灸法(針挑療法、火針療法、灸法等)，其他苗醫民間療法(刮痧療法、補本療法、江滾摩保法、比叨哦療法、胯改療法等凹余種)；在藥物的分類上，早期分嘎木七(肚痛藥)，嘎木呱(腰病藥)，嘎木比(頭痛藥)，嘎木顯(牙痛藥)等。后來逐漸按苗藥的作用分類，按藥物性味分類。如苦寒藥、溫熱藥等；在藥物的立方上，采用主藥、從藥的立方原則，在藥物劑型上，分原藥樣劑型、粉狀劑型、酊劑等三大種劑型，其他加工方法或小劑型十余種。另外，還在衛生保健上，注重環境衛生、個人衛生、飲食飲水衛生，養成良好的衛生風俗。歐氏對苗醫學特點歸納為“四個一家”，即早期“醫巫一家”，后來逐漸形成為“醫藥一家”、“醫護一家”、“醫武一家”為一體的苗族醫藥學。
湘西自治州花垣縣老苗醫龍玉六生前將當地苗醫總結為：一、事物生成由搜媚若(能量)、名薄港搜(物質基礎)、瑪汝務翠(結構)三大要素組成；二、在病因上，由毒、虧、傷、積、菌、蟲六因致病；三、用苗族生存哲學一分為三論指導病理、診斷、治法等在臨床上的應用。如病理變化的三大要素，診斷上的三考察，治療上的三大原則，在治療中提出16大法，49套方術，對疾病分為17病候等[10]。
其它有關苗族醫藥研究的專著或專題論文較多，都從不同層面較為系統地論述了苗醫理論體系及學術思想。但從總體上來講，還是歐氏、唐氏及龍氏的苗醫學術思想較為系統，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勾畫出苗醫理論體系，為苗族醫藥研究做了開拓性的工作，為后來的苗族醫藥研究夯實了基礎。因為，歐志安先生在國內苗醫藥界率先立項研究，首先從史學角度，縱橫考證苗醫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又現場調研民間苗醫數百人，把發端遠古，源遠流長，內容廣博，經驗豐富的苗族藥物學、診斷學、病理學、癥候學、方劑學、治療學、預防學等諸多方面進行收集整理。以《湘西苗醫初考》和《湘西苗族匯編》兩部著作為苗族醫藥學術代表作，繪出了亙古及今的苗醫學藍圖。歐氏的研究成果分別公開發表或出版，并獲上世紀80年代初湘西州科技成果獎。應該說是開創了近代苗醫學研究的先河。爾后，貴州省的陸科閔(1987年)，陳德媛(1992年)，包駿(2000年)等人，先后出版了貴州苗族醫藥專著，是對苗族醫藥學術思想的新貢獻，也是對苗醫學術及理論體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縱觀我國苗族醫藥研究2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首先表現在學術的繼承與提高上。經過二十多年的收集、整理與研究，苗族醫藥學以嶄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成為我國民族醫藥隊伍的嬌嬌者。二是將苗族醫藥研究與開發有機結合起來，取得了顯著的社會和經濟效益，為我國的民族藥物開發樹立了豐碑。三是加強了苗族醫藥學的對外交流，使苗族醫藥從“養在深山人未識”，走出苗山，走進城市，為廣大城鄉人民服務，成為實用的衛生資源，深受患者的好評。
苗族醫藥研究雖然取得了成績，但作為民族先進文化重要內容的醫藥文化的繼承工作，應該還是“萬里長城”剛剛邁開了第一步，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完善苗醫學術理論體系，要把各地收集、整理的苗醫學術思想或理論，通過學術探討和科學研究，去偽存真，不斷完善苗醫科學理論體系。其次，在苗醫的臨床應用上，要掌握診療標準，實事求是地總結臨床療效，不要任意夸大臨床效果。第三，苗藥的開發利用，要在保護資源的前提下合理開發利用，既要借西部開發的東風，搞好民族醫藥的開發，又要防止大開發(挖)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破壞，千萬不要忘記還要給我們后代留下秀美的山川，良好的人文環境和生存空間。第四，在苗藥的開發研制中，要遵循苗醫基本理論和傳統成方的療效進行科學的配方及劑型的研制。設想今后苗藥制劑，也包括其它民族藥劑應該是“原汁原味”的民族藥物及臨床療效，科學的加工及新劑型的外包裝，要改變永固不變的“膏、丹、丸、散”的傳統藥物劑型。只有這樣民族藥才能正確的面對入世(WTO)，才能使民族藥重出“江湖”，登上世界的醫藥殿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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