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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基本情況說明
1. 調研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人口流動的加快,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從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北京市隨遷老人能否適應隨遷生活?北京隨遷老人在居住區中的參與度怎樣?如何從設計角度緩解隨遷老人的寂寞感?筆者對以上問題做了深入調查研究,希望能從中找到合理的答案。
2. 調研目的及意義
論文從北京市居住區內隨遷老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角度進行研究,發放調查問卷,以期尋找出隨遷老人面臨的心理問題為北京市老年工作提出指導建議,并從居住區室外環境設計角度提出適于隨遷老人生理及心理需求的居住區老年戶外活動場地的設計。
3. 相關概念
此次調研對象為北京市海淀區居住區內老年人,隨遷區域包括北京市內不同區域隨遷老人、農村向城市隨遷老人、外省向北京隨遷老人。
4. 調研范圍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由于學習及工作的限制,老年人已經日漸成為居住區的長時間使用者,因此,對居住區內的人員較集中的老年人進行問卷調查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調研以北京市海淀區的芙蓉里小區、上地西里、上地東里以及怡美家園等四個居住區為調研地點,采取隨機問卷調查,選取上午7時-10時,老年人外出較多的時間段,人流量較大,確保了調研的普遍性。
調研與分析
1. 文獻資料調查
居住區內隨遷老人的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缺失是急需重視,其生活質量有待提高。擁有十四區兩縣的我國首都北京自2010年以來常住人口達到1961萬人,2009年末北京市的外來及流動人口人口已經超過1.47億人,其中老年人口已增至202.4萬人占總人口的16.9%。北京市隨遷老人占全國隨遷老人總人數的46.3%,可見對北京市隨遷老人的心理需求調查可以幫助這一邊緣群體得到充分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的。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住區規劃在兼顧不同年齡層對住宅需要的同時,如何適應老齡社會,從老年人自身特殊的生理、心理需求和行為特征出發,創造一個多向適應而又充滿活力和人情味的住區環境,是當前住區規劃設計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2. 實地考察
課題確定后,筆者對上地西里居住區進行了一次試調查;得出初步結論后,及時調整調研計劃,擴大調研區域,并進行細致考察。通過實地考察,我們發現被調查的居住區老年戶外活動空間普遍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空間通透感差,缺乏安全性設計:因隨遷老人從熟悉的地方搬遷至陌生的環境,與鄰里缺乏溝通,常產生陌生感。一旦迷失方向,隨遷老人便難以尋找求助機會,因此加強空間組織安排有利于增加隨遷老人的安全感。
地域聯系不強,可識別性差:因地域的變化,隨遷老人比常住老人的記憶力和辨別力下降更顯著。標志性設計的缺失會給隨遷老人空間方位的辨別能力帶來一定障礙。上地西里及芙蓉里小區均存在此類問題。
居住區交流空間少:隨遷老人的孤獨感需要交流來消除和宣泄。被調查的居住區中上地西里、上地東里的交流空間均設置較少,座椅設置缺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隨遷老人的社會交流機會,缺少對隨遷老人的關注設計。
在對實地的調研與分析中可看出,目前眾多的居住區戶外設計都疏于對老年人尤其是隨遷老人的心理特殊需求的關注,將來也許會導致一些社會問題。針對越來越突出的城市養老問題,城市居住區戶外環境設計應尊重老年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從老年人的角度考慮,多方位設計結合,為北京市隨遷老人創造一個舒適、優美、整潔的居住區戶外活動空間。
3. 問卷調查
調查問卷分別從隨遷老人心理需求及對所在居住區戶外空間設計參與度與需求度來探討適于隨遷老人新生活的居住區戶外環境設計。
本次調查中北京市隨遷老人對其所在居住區內的活動場所使用情況多集中于宅間活動場所,占總人數的56.7%、中心廣場24.5%、體育活動區10.0%、綠化區域8.8%;在戶外空間中,隨遷老人多注重交往便利設計、安全無障礙設計,其次是休閑娛樂設計;在所希望的可以增加的居住區戶外空間中增加的設計元素為:健康散步道(9.5%)、休閑廣場(20.5%)、休閑亭廊(19.8%)、停留座椅(6.4%)、標識系統(3.8%)、緊急呼叫系統(5.9%)、花草綠茵(30.5%)、觀賞水景(0.5%)、健身運動場(3.1%)。
從調查中可知隨遷老人對居住區戶外空間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時段性。那么與其他年齡群體共同使用一個面積較大功能多樣的廣場可以有效的緩解隨遷老人的交流壓力,增加隨遷老人有規律地參加社區活動的機會,還能強健老年人的身體素質,從生理和心理需求方面提高隨遷老人對居住區戶外空間的使用率。
結 語
居住區戶外老年活動空間設計可以站在老年人角度考慮空間的設計問題,從而積極引導隨遷老人參與戶外活動,滿足隨遷老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充實隨遷老人的精神生活。北京隨遷老人是北京市的邊緣人群,是大城市環境下的與居住區環境關系最為密切的群體,生活環境是隨遷老人生命的重要依托,他們比任何人更需要一個安全、方便和舒適的居住環境。我們應尊重城市隨遷老人的特殊需求,建立利于老年人身心、身體健康及生活、起居的舒適的居住區生活,相信關注隨遷老人就是在關注我們自己!
(第一作者單位: 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 第二作者單位: 福建三松集團 第三作者單位: 福建師范大學美術學院設計藝術學)
作者簡介:
鄒仁君 單位名稱: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 職位:主任工程師
關鍵詞: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區域經濟;經濟全球化
一、構建中日韓FTA的經濟效應分析
第一,分析對中日韓三國在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之后的貿易流向的變化。據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所得出的研究報告總結分析指出,在建立中日韓FTA以后的較短時期以內,必將會導致韓國對中國貿易黑字幅度的進一步上漲擴大和日本貿易赤字幅度的下降減少以及日本對中韓的貿易黑字幅度的進一步擴大,總體區域內貿易額度有很大提高。
第二,中日韓FTA的建立也會促進本區域內的中日韓三國相關產業結構的調整。根據一份韓國三星研究所得出的報告指出,對于農業食品加工業以及服裝業等中國對日本韓國出口的產品其數量會進一步增加,然而對于汽車金屬等產業卻相反即不增反減;此外像是日本韓國兩國的農產品的產量也會有所下降,但是這卻會使得很多制造業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例如日本電子電器纖維等產業的出口會增加,韓國的加工食品等會得到發展與增長,具體而言,對于中國,其擴大生產的主要商品有服裝、加工食品、電子電器、農產品等,而其減少生產的主要商品有金屬、纖維、汽車等,對于日本來說,其擴大生產的主要商品有電子電器、汽車、纖維、機械等,其減少生產的主要商品包括水產品、服裝、農產品等。
第三,建立中日韓FTA不但能夠讓自貿區內各個國家得到切實的經濟利益此外對于自貿區內的貿易投資環境改善和充分發揮市場所發揮的競爭作用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會對中日韓三國之間在經濟貿易與投資等方面發展發揮明顯的帶動作用。據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所得出的研究報告分析,中日韓FTA的建成建立會對中日韓三個國家的GDP增長起到明顯的帶動作用,具體來說,韓國是其中收益最大的國家,它的GDP增長率預計最高能夠提高4.73%,其GDP漲幅大約在1.29%-4.73%,而日本的GDP漲幅大約在0.03%-016%左右,最后對于中國而言,其GDP漲幅約在0.03%-1.05%左右。中日韓FTA如果能夠建立建成,將會對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發展發揮非常大的提升作用,其別是日本跟韓國,其在以后的時間段里則會取得更多的利益。
二、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經濟因素。當前由于中日韓三國在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態度方面和積極性方面存在差異,且三國的科技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面也存在差異,因此要想在短期內使得三方談判內容達成一致相當困難。其中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體制屬于轉型中的市場經濟,而對于日韓兩國來說,兩國屬于發達國家,其經濟體制屬于成熟的市場經濟,使得三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在世界范圍內經濟地位的不同,這也必然導致中日韓三國在服務貿易、投資自由化、產業合作、競爭政策、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存在許多難以調和的矛盾,成為阻礙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重要制約因素。
(二)政治因素。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雖然是種經濟方面的區域合作,但是不可否認,三方間的政治互信對于區域經濟合作卻有密不可分的影響。僅僅依靠經濟上的依存卻在政治互信、地區認同方面的問題得不到較好解決,那么也難以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盡管中日韓三國之間和平友好是當前的主流,不過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也有許多歷史與現實問題在制約三國關系的穩定健康發展,比如中日韓三國間關于島嶼領土爭端的問題,已成為阻礙中日韓三國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重要因素。
(三)外部因素。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霸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行徑是有目共睹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若能夠建成,這不僅會使得美國對整個東亞地區的控制難度加大,對于美國日后對全球性制度安排所獲得的利益也會受到重大的打擊,所以說,美國一定會干涉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這無形之中也就使得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難度增加。另外,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會受到東盟態度的影響,因為東盟并不希望中日韓三國間組織一個與其競爭對抗的自貿區。
三、加速建設中日韓FTA的建議
(一)追求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經濟技術交流。當前形勢下影響三國間的經濟合作進程進程的主要因素是中日韓三國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這也成為中日韓三國間存在著較大的政治分歧的原因之一。中日韓三國必須在不應以社會制度跟意識形態的不同為先決條件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開展對外經濟關系與國際經濟合作。在經濟合作之中將暫時解決不了的矛盾擱置到以后再解決,相互間努力尋求經濟上的共同利益,求同化異,爭取達到一種超越意識形態領域的經濟技術交流,實現經濟上的共同發展。
(二)努力改善國際和周邊環境。要想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內開展穩定的經濟交流首先必須在這一區域內構建安全保障體系。緩和緊張局勢作為三國穩定發展的重要課題,必須要通過建立中日韓三國間的安全保障體系來預防和解決多重糾紛,達到三國間的合作共贏、相互依賴。其次,由于三國間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異,因此必須要建立健全經濟和法律制度,逐步完善通關制度以及投資保障制度等制度最終在三國之間形成一個高效健全的制度環境。
(三)建立多層次的合作對話機制。由于企業、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越來越重,因此應該充分調動學術團體和企業界的積極性,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采用官民并舉的方式上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民間交流的作用。使得無論是政治家還是企業家學者只要他們能夠提出他們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就一定能獲得一個為各方所接受的長遠方案,實現經濟飛速發展。
(四)追求中日韓三國共同發展的合作方式
1、中日韓三國可以通過合理調整三國的產業政策,從而建立共生共存型產業結構。
2、加強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內的技術合作,尤其是高技術領域的合作,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產業結構轉換的主要動力使得中日韓三國必須要加強三國間科學技術合作和人才交流,從而加快本區域的技術轉移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整個區域在高技術領域的整體競爭實力不斷加強。
3、中日韓三國可以通過聯合建立有效的處理金融危機機制以此來防范金融風險,也可以在加強對區域內投資金融支持的基礎上來促進區域間的金融合作,例如建立東北亞投資合作基金或投資銀行等等,從而實現為中日韓區域內產業提供信息、技術、金融支持的目標。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薛敬孝、張伯偉.東亞經貿合作安排: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較研究[J].世界經濟,2004(6):51-59
[2] 李平,王薔.中日韓建立FTA的可行性及制約因素分析[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4):93-95
[3] 金成華.東亞地區FTA談判進程中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途徑[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9):31-32
[4] 廉曉梅(2004):《論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制約因素》,《現代日本經濟》,第6期.
[5] 張蘊嶺.美國主導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對中國的影響[J].經濟研究參考,2012,(1):78-79.
[關鍵詞]地方保護;產業結構; 趨同;區域經濟合作
作者簡介:章尺木(1976―),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國改革與發展。李 明(1976―),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國改革與發展。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得到了很大的調整,中央將部分決策權下放給地方,以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為主要格局,由此造就了目前特有的以地區行政利益為邊界的市場競爭關系和經濟增長方式,省級地方政府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有其獨立的經濟利益。因此,各地目前的市場競爭便表現為以地區行政利益為邊界的競爭,地方政府可采取的地方保護手段有:干預勞動力市場、限制外地產品進入、工商質檢歧視、干預技術、價格歧視和地方補貼、干預外來企業原材料投入和干預投融資領域等。企業普遍認為省內法制、資金、市場和信用等經營環境好于外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保護的存在。[1](78-84)
來自巴黎國際研究與發展中心Sandra Poncet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2](44-48)當前我國的地方保護已到了相當程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省之間的貿易壁壘持續增高,①各省的國際一體化與國內市場的分割化同步進行。②由國內地方保護主義引發的原料大戰、市場封鎖、價格大戰,阻礙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削弱了市場和價格機制優化配置資源能力,不利于實行基于地區比較優勢的專業化分工。更有甚者,還會造成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和企業間 “三角債”糾結不清等嚴重的信用問題,擾亂市場經濟建設的正常秩序。[3](6-9)因此,地方保護問題研究日益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廣泛關注的熱點。
一個與地方保護研究相關問題,是當前我國國內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驅動下,重復建設產生的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化的現實。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主要表現為各省工業結構的相似程度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據統計,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率高達93.5%,中部與西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率高達97.9%。[4](295)在各地區制定的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中,將汽車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有24個省市,將機械、化工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有16個省市,將冶金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有14個省市。[5]③另外,隨著各地高新技術產業紛紛上馬,會導致新的重復建設和爆發新一輪的地區經濟沖突。[6](16-19)
對于地區產業結構趨同與地方保護間的關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種十分流行的看法:認為地方政府盲目發展“短平快”和“利大稅高”的競爭性產業而導致地區產業結構趨同,進而引發過度競爭和地方保護。筆者認為這種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從理論上,基于個人利益的分散化決策和基于產品無差異的完全競爭,正是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最佳途徑和理想狀態。實踐也證明,在目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投資項目的選擇大都是以私人分散決策為特征的,也許這種決策會更具投機性和盲目性,會導致產品雷同,但并沒有出現國內地方、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
那么,在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化的現實條件下,能否在省級地方政府追求相對獨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實現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呢?本文擬采用博弈理論分析工具對此進行理論上的分析。
論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個兩省之間進行地方保護的博弈模型;第三部分以模型為基礎討論存在地區間競爭的條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選擇;第四部分分析采取地方保護與合作兩種不同策略時的模型驗證結果;第五部分得出相應的結論。
二、模型建立
假設有兩個省A和B,設每個省只生產一種產品且產量分別為QA和QB,鑒于當前我國各省產業結構相當趨同的事實,設這兩種產品相互替代,其逆需求函數D-1(Q)為一階線性函數:p=a-QA-QB,其中,p為產品價格,a>0為需求函數的參數。設各省最初生產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為c,滿足a>c>0,省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促進本地產業發展,比如完善省內法制、資金、市場和信用等經營環境,采取干預技術、價格歧視和地方補貼、干預外來企業稀缺原材料投入等手段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令Zi為地方政府通過相應政策投入使本省產品單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即由于地方政策投入,i省產品的單位成本變為:ci=c-Zi,(i=A, B)。隨著政府政策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地方產品的單位成本不斷遞減,但由于進一步加大政策投入意味著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或者犧牲其他更多的利益,即政策成本具有遞增性,進一步,設i省政策成本為二次函數:cZi=λΖ2i/2,其中,λ為正常數。
我們將兩個省之間的博弈過程定義為兩個階段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采用逆向歸納法從最后的階段依次向前求解。第一階段為政策投入階段,兩省在政策投入上可選擇地方保護或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它們能夠判斷政策投人對第二階段收益的影響,并同時選擇各自的政策投人水平以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第二階段為產品競爭階段,兩省在各自給定的政策投入前提下,進行產品市場的古諾競爭,選擇各自的產量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各省的收益函數為第二階段的收益減去第一階段的政策成本。
三、地區競爭與政策選擇
(一)產品競爭階段
在產品市場的競爭中,兩省獨立決定自己的產量。設第一階段的政策投入使兩省產品單位成本降低了ZA和ZB,則A省在第二階段的凈收益為:
RA=(pA-cA)QA-cZA= [a-QA-QB-(c-ZA)]QA-λZ2A/2
最大化其收益函數,求解一階條件RA/QA=0,得到:
A省的最優產量為:QA=ZA+(a-c)3。
A省最大化收益為:RA=Q2A-λZ2A/2=[ZA+(a-c)3]2-λΖ2A/2。
類似地,B省的最優產量為QB=ZB+(a-c)3,最大化收益為RB=[ZB+(a-c)3]2-λΖ2B/2。
(二)政策投入階段選擇地方保護
在決定政策投入階段,兩個省都面臨兩種選擇:地方保護或合作(經濟一體化)。
當選擇地方保護時,給定對方的政策投入力度,i省選擇自己的政策投人水平cZi,可以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Zi,以使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均衡解由maxZiRi決定,求解一階條件Ri/Zi=0,可得:
Z1=ZA=ZB=4(a-c)9λ-4;Q1=QA=QB=3λ(a-c)9λ-4, (顯然應有9λ-4>0)
兩省的均衡收益為:R1=RA=RB=[3λ(a-c)9λ-4]2-λ2[4(a-c)9λ-4]2=λ(a-c)2(9λ-8)(9λ-4)2
將社會福利表示為產品用戶的消費者剩余和兩省收益之和,即F=RA+RB+12(QA+QB)2,則,選擇地方保護時的社會福利水平為:F1=RA+RB+12(QA+QB)2=4λ(a-c)29λ-4
(三)政策投入階段選擇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
選擇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兩省不僅相互開放本地產品和要素市場,相互協調政策投入力度,而且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會從雙方的全局出發,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一個省制定的政策會對另一個省的產業產生“政策溢出”效應。進一步,假設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兩省的地方產品的單位成本相同,均為c-ZA-ZB,此時,相應第一階段的均衡產量為:QA=QB=a-c+ZA+ZB3。
此時政策投入階段的均衡解由maxZAA(RA+RB)和maxZB(RA+RB)決定,求解一階條件(RA+RB)ZA=0和(RA+RB)ZB=0,可得:當兩省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政策對產品單位成本的降低幅度、均衡產出、地區收益分別為:
Z2=ZA=ZB=4(a-c)9λ-8;
Q2=QA=QB=3λ(a-c)9λ-8;
R2=RA=RB=λ(a-c)29λ-8。
均衡解存在的條件是9λ>8。
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社會福利水平為:F2=4λ(a-c)2(9λ-4)(9λ-8)2
四、選擇地方保護與合作兩種策略下結果的比較
(一)兩種策略下產量水平的比較
不難看出,對每個省而言,選擇地方保護時的產出水平Q1=3λ(a-c)9λ-4,小于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的產出水平Q2=3λ(a-c)9λ-8,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更高的均衡產出。
(二)兩種策略下提升本地產業競爭力(單位成本降低)有效性的比較
不難看出,對每個省而言,選擇地方保護時可以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的幅度Z1=4(a-c)9λ-4,小于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的幅度Z2=4(a-c)9λ-8,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有利于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提升本地產業競爭力。
(三)兩種策略下各省收益的比較
選擇地方保護時各省收益為R1=λ(a-c)2(9λ-8)(9λ-4)2,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各省收益為R2=λ(a-c)29λ-8,R2-R1=λ(a-c)2[(9λ-4)2-(9λ-8)2](9λ-8)(9λ-4)2>0,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有利于增加各省收益。
(四)兩種策略下社會福利水平的比較
社會福利水平F=RA+RB+12(QA+QB)2,因為R2>R1,Q2>Q1,所以F2>F1,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有利于增加社會福利水平。
五、結 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看出,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并不必然導致地方保護。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放棄地方保護政策,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不僅能提高自身利益獲得更高的產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改善社會總體福利水平。
本文對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意義在于:以往不顧地方經濟利益,過分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地區投資項目選擇,以及強行推動地區間經濟技術合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討論。中央政府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積極響應,地方利益目標與中央提高整體社會福利、國家經濟效益及實現區域均衡發展的利益目標并非不能兼容。關鍵的問題是要滿足本文的前提――完全信息,信息經濟學認為,達到帕累托效率最優的條件是完全信息。區域經濟合作能否實現,同樣依賴于各地區之間信息的透明度和對稱性。[7](61-64)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間經濟政策及其變化的信息交互機制,通過網絡、傳媒和其他信息渠道定期、規范、詳盡地本地區的政策信息,并接受公眾監督與查詢,以促進各省區域經濟技術合作的實現。
注 釋:
①比如在1997年,中國跨省商品流通所遭受的貿易壁壘,相當于被征收了高達46%的“關稅”,同歐盟成員國之間,或者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壁壘不相上下。
②轉引自王健等,“復合行政”的提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新思路,《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44-48頁。
③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發展規劃司編.《新世紀的發展藍圖――國家及各省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計劃綱要匯編》,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參考文獻:
[1]李善同等. 中國國內地方保護問題的調查與分析[J]. 經濟研究,2004(11).
[2]轉引自王健等.“復合行政”的提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新思路[J],中國行政管理,2004(3).
[3]徐瑛,地方政府短期行為與區域經濟沖突[J]. 理論研究,2003(3).
[4]孫久文.中國區域經濟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輕工出版社,1999.
[5]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發展規劃司編.新世紀的發展藍圖――國家及各省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計劃綱要匯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張可云. 預防新一輪區域經濟沖突[J]. 戰略與管理,2002(2).
雖然寒潮剛過,冬日的廈門仍舊陽光明媚,氣候宜人。12月19日,首次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建設與發展論壇在廈門召開。論壇的主辦單位是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以下簡稱兩區協會)和海關總署加工貿易司。這是兩區協會成立一年來舉辦的第一次論壇,來自發改委、商務部、海關總署等九部委、15個保稅區和50多個出口加工區管委會以及部分企業代表悉數到會。論壇這種半官方的狀態使得氣氛較為寬松,觀點也就顯得格外多樣和前瞻。因為一個月前剛剛在杭州召開了全國出口加工區工作會議,會上對出口加工區的發展作出了多項規劃和安排,也使得這次論壇吸引了眾多物流和制造業企業紛紛前來,一探政策的虛實。
整合目前類型多樣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是多數與會代表的共識。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十幾年的發展歷程,是一次功能不斷細分的過程。從保稅區到出口加工區,再到保稅物流園區和保稅物流中心,是對特殊監管區域功能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監管手段的不斷更新。雖然在現階段,不同的區域有著各自的定位,但隨著加工貿易的發展,多數代表都認為,從發展趨勢看,把各個特殊區域的功能進行整合,將是特殊區域發展的前景。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中心所長張燕生認為,我國主要省份無論是在經濟規模還是在轄區面積和人口方面,都不亞于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未來國際制造業向我國轉移的趨勢不會結束,我國進出口貿易將持續高速增長,在客觀上就要求國家采取更為便捷的口岸管理方式。而關稅以及其他一些與貨物進出口有關的管理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繼續存在,作為大陸國家,只可能劃定部分區域實行特殊政策。因此,即使未來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與區外的政策落差將逐步縮小,但該區域必將長期存在,且不斷發展。隨著監管理念、監管手段的革新,特殊監管區域面積的擴大,將在沿海發達地區出現真正意義上的一線開放、二線管住、貿易投資便利、各種功能齊全的開放試驗區。同時,他也認為,鑒于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區在經濟區域布局的差異,從長期來看,我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應該是多種層次并存。
保稅區如何選擇前進路線
保稅區是最早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如何在現有的環境中尋找突破和發展,是論壇上的一個焦點話題。
張燕生認為保稅區存量調整,是未來改革的難點,目的是將不符合保稅區發展的企業清除到區外,以便未來能在規范的基礎上對保稅區的功能和監管模式進行重新設計,回歸保稅區最初的功能。而另外一個途徑是進行增量改革,保稅區轉型成為具有加工、保稅物流在內的,多功能、符合國際慣例要求的自由貿易區。未來發展可能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大部分保稅物流園區附加出口加工功能,最終發展成為自貿區,另一種是部分保稅物流園區因經濟腹地加工制造需求不高,僅保留物流功能,最終定位于以國際物流為主的保稅物流園區。
雖然專家大力倡導保稅區轉型,但對于一些發展良好的保稅區,他們在多年的運作中已經適應了現有的政策和監管要求,對新的政策動向更多感到擔心。許多保稅區人士也認為,當出口加工區被賦予保稅物流功能,使得政策已經占據優勢的出口加工區在功能上也有了關鍵性的拓展,保稅區必然會面臨更為嚴峻的發展競爭。兩區協會副會長毛新堂對這種擔心表示理解,但他亦認為在現階段,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功能各有側重,在對外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競爭雖然會加劇,但仍然會有各自的發展空間。
出口加工區尋找平衡和特色
作為出現時間不長,但全國已經批準了57家的出口加工區來說,發展建設面臨的問題又有自身的特點。
發展不均衡是出口加工區最突出的特點。以上海為例:上海市現有四個出口加工區,其中松江和金橋是第一批批準,漕河涇、閔行則是第二批批準。就目前的運行情況來說,松江的進出口額居全國第1位,金橋居第16位,漕河涇排行第3,閔行則是倒數第2。
出口加工區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產業結構問題,加工貿易增值問題也都是會上討論的熱點。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出口加工區發展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程度及其綜合貢獻度較低。至2005年9月,已封關運作的34個出口加工區中,進駐的內資項目僅相當于同期引進外資項目的14.3%,投入的內資資本僅相當于同期外資投入資本總額的3.73%。經濟內生增長能力弱。另一方面區外配套產業鏈中外源型經濟占據主導地位,與內源型經濟之間存在斷層。對地方稅收貢獻較低。同時由于出口加工區投資巨大,對地方財政的長期負擔能力提出嚴峻挑戰。
從產業上來說,各出口加工區產業同構現象嚴重,資源競爭激烈。出口加工區在布局和產業定位方面缺少總體發展規劃,造成區域分布的不均衡和產業同構嚴重。另一方面,部分出口加工區選址缺乏科學的規劃,導致未能從比較優勢出發形成特色產業,影響了出口加工區的可持續發展。
來自松江的研究報告也表明,由于現有產業導向不明確,產業大類過多,產業間關聯度不高,不利于形成區域產業競爭力。出口加工區基本上是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相當部分處于簡單加工和配套組裝的發展階段。對國內中上游產業帶動有限,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小。部分高新技術、深加工產品的加工過程短暫,增值不高。
需要落實的呼聲
在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中,呼吁法律支持和全局性規劃顯得格外迫切。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陳文敬認為,雖然立法的呼聲一直很高,但更要緊的是要有人來從事具體的工作,包括扎實的調研和提出草案,都是推動立法中不可或缺的內容,這樣才能讓立法從呼聲落實到行動中。
陳文敬還特別提到出口加工區的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其發展有著誕生、發展、成熟到衰落的過程。因此他強調出口加工區中長期發展必須服從并服務于國家和區域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實現與區域經濟全面增長的協調。要力爭將出口加工區建設成為我國先進制造業的集聚地,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先導區和規范管理的示范區,充分發揮出口加工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才能最終完成其在我國實現工業化進程中的歷史使命。
兩區協會理事蒲少偉則從實際操作的角度提出出口加工區規劃布局要注意是否有利于建立節約型社會,有利于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有利于各類資源效益最大。在有條件的地區重點布局,不應廣種薄收,不計投資效益。要著眼加工貿易發展全局,制定出口加工區長期發展規劃,避免出口加工區盲目發展和過度競爭。完善并嚴格執行出口加工區的準入退出機制,以促進出口加工區健康發展,更重要的是能有效遏制不切實際的擴容,進而避免過度競爭造成的損失。
他所提到的建立準入和退出機制是另外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在全國已有57個出口加工區的局面下,如何以五年運作的經驗為基礎,提高準入標準,同時對于已經批準,但遲遲沒有驗收,或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如何建立有效的退出機制,避免進一步的浪費。但兩區協會副會長毛新堂也坦承,退出機制的建立會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先從通報批評再到警示,最后是引導和鼓勵在相當長時期內無發展潛力的主動摘牌以減少損失。但因為出口加工區的前期投資巨大,如何退出,以及更進一步如何追究責任,從理論到實踐都還需要不斷摸索,謹慎行事。
“兩區”協會初露頭角
關鍵詞:新型都市工業園;總部經濟;生產業
傳統都市工業園曾經是政府推動都市工業發展的一種有效組織形式,也是都市產業集群的主要載體,對推進城市現代化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區域綜合競爭力起到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到來以及電子、生物等工業部門的出現,加上受自然資源日益枯竭、城市功能轉變、生產技術落后以及企業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傳統都市工業園面臨著資源、環境、外部市場競爭等諸多壓力,積極探索都市工業園發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迫在眉睫。
一、 相關概念解析
1. 工業園。縱觀國內外研究,對于“工業園”目前尚不存在統一的定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認為:“工業園是包含若干類不同性質工業企業的相對獨立的區域,而這些相對集中的工業企業共同擁有對進入園區的企業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服務、管理等的一個行政主管單位或公司”。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工業園是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政府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通過行政、市場等多種手段劃出一塊區域,集聚整合區域生產要素,使之成為功能布局優化、結構層次合理、產業特色鮮明、適應市場競爭和產業升級的現代化工業分工協作生產區”。
從發展起源角度,工業園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出現的一系列資源、環境、投資等問題,率先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是工業企業積聚發展的特殊區位。就其本質而言,工業園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有效空間載體,也是區域經濟發展所普遍采用的一種發展模式。工業園主要包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特色工業園、工業集聚區、出口加工區、技術示范區、綜合開發區以及生態工業園等類型或形式。
2. 傳統都市工業園。傳統都市工業園是以基礎工業或傳統工業為主導的區域,一般是在豐富的煤、鐵等礦產資源以及勞動力資源等基礎上,以一個或幾個大型工業企業為主,以紡織、煤炭、鋼鐵、機械、化工等工業為核心,進行大批量標準化產品的生產,逐漸發展起來的工業基地。從國際及國內主要傳統都市工業園的發展歷程來看,傳統都市工業園在繁盛時期對所在城市及區域的發展均起到過極為重要的支撐和促進作用,但傳統都市工業園主要優勢在于低成本要素和規模化生產,近年來由于受到土地、資源、能源、動力和人才等條件的約束而顯現出發展動力不足甚至倒退的現象,傳統工業園必須進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適應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3. 新型都市工業園。
(1)新型都市工業。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傳統工業必須與新興工業相結合,新型都市工業是指那些滿足輕型、微型、環保和低耗等標準,以大都市的信息流、人才流、現代物流、資金流為依托,以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為載體,能夠在都市繁華地段和中心區域生存和發展,并與城市功能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增值快、就業廣、適應強、有稅收、有環保、有形象的現代都市工業門類的統稱。
(2)新型都市工業園。“新”是新型都市工業園的特征,所謂“新”,就是要有不同,要有所提升,要更符合時展趨勢。主要體現在園區發展與經營理念的嬗變、經濟產業結構的全面提升、甚至躍遷以及國際競爭能級的增強等方面。傳統都市工業園粗放型的生產模式與我國的產業政策極不匹配,普遍存在缺乏人氣、生活配套設施差等缺點,園區內往往感覺冷冷清清、人煙稀少,不僅不能給投資者創造適宜的投資環境,也不能給工業園區的住民創造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新型都市工業園就是要突破傳統都市工業園“純經濟區”的框架,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住民生活、商務、休閑、運動等各方面的需要,使園區真正成為住民工作、生活、休閑、娛樂一體化的多功能新型社區。
二、 新型都市工業園的發展模式及產業選擇
1. 總部經濟的發展模式。
首次提出總部經濟理論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總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趙弘研究員認為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于特有的資源優勢吸引企業將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將生產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其它地區,而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總部經濟是網絡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資源與企業價值鏈通過最優空間耦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的經濟形態,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潮流,具有知識含量密集、高端資源集聚、關聯帶動效應明顯、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強勁的明顯特征。總部經濟不僅有利于大型企業通過“總部-制造基地”的布局實現不同區域優勢資源在同一企業的合理配置,有助于企業發展壯大及競爭力的增強,有助于加快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促進區域經濟的轉型和功能的提升。
2. 產業選擇。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表明,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與協調發展是現代產業演進的客觀規律,基于新型都市工業園的定位,比較適合的產業類型應為高端制造業和生產業,當然滿足住民生活需求的生活業也必不可少。
(1)高端制造業。從行業的角度,高端制造業是指制造業中出現不久的具有“技術含量高、資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信息密集度高以及產業控制力/帶動力強等特點”的行業;從所處產業鏈環節角度,高端制造業處于某個產業鏈的上游環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高端制造業主要應包括:醫藥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品制造業;工藝美術品、旅游產品及健身器材制造業;機械加工及精密儀器制造業等。
(2)生產業。生產業的內涵應主要從服務對象、基本屬性和功能等方面進行闡釋,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生產業主要提供中間需求性質的服務產品,其服務對象面向生產企業而非最終消費者”。一般認為,生產業是與制造業直接相關的配套業,是從制造業內部的生產服務部門獨立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貫穿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環節之中。它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作為主要投入品,是二三產業加速融合的關鍵環節,不僅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而且也具有對經濟效率的推動作用和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
生產業的外延界定國內外則存在明顯差異,一方面是由各國的行業分類差異造成,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生產業本身的復雜性。一般而言,生產業涵蓋與資源分配和流通相關的活動領域、與生產組織和管理本身相關的活動領域、與產品和流程設計及創新相關的活動領域、與生產本身相關的活動領域以及與產品推廣和配銷相關的活動領域。具體來看,主要包括:企業金融服務、保險服務、現代物流服務、信息服務、研發服務、產品設計、工程技術服務、工業裝備服務、法律服務、會計服務、廣告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現代會展業、中介服務業等門類。而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屬于生產業的種類有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業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
三、 發展新型都市工業園的政策建議
1. 制定合理的招商引資政策。
(1)園區初期發展階段。園區初期發展階段一般會呈現經濟氛圍薄弱的劣勢,為了提高企業的投資收益率,降低成本和風險,在園區的初始發展階段可采用激勵政策為主的招商引資政策,主要包括:稅收優惠,如增值稅、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出口貨物增值稅、土地使用稅等稅收減免或獎勵;規費優惠,如免征行政性收費和服務性收費;用地和廠房租賃優惠,如以較低價格甚至零價格轉讓土地使用權或租賃廠房;加強服務和管理,如實行“一個窗口”審批項目的辦事制度、“一條龍”受理投訴的服務制度,營造優越、寬松、安全的投資環境;用水、用電的優惠,如保證用水、用電的優先權和低價位。
(2)園區后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園區招商引資政策應以規制政策為主。規制政策是指政府為培育廉潔高效的政務環境、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公正透明的法制環境、親商富商的社會環境、誠實守信的人文環境而進行的一系列制度創新。
2. 拓展中小企業的投融資服務渠道。融資是企業發展的命脈,融資困難是中小企業經營中的首要難題,因此,園區要建立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服務體系,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如探索在中國開設政策性中小企業銀行的模式;建立中小企業發展準備基金;適當發展民間金融機構,以民間資金支持民間中小企業的發展;建立和完善風險投資機制,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進入風險投資領域;完善資本市場,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資本融資性渠道,如建立創業板市場。
3. 提供專業技術服務平臺。
(1)構建信息咨詢服務體系,推廣電子商務的運用。園區應向企業提供與現代信息技術要求相適應的硬件設施和環境;加快建設與外部各有關機構聯系的信息咨詢系統;研究制定電子商務管理的規章制度和宏觀規劃;鼓勵企業積極運用電子商務并指導電子商務的發展。
(2)提供增強員工技能的培訓服務。一方面,園區應對園區企業加強培訓,尤其是對相關配套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進行培訓,提高員工和管理者的綜合素質;另一方面,鼓勵園區企業人員到外資企業或先進企業中學習,從而為加快園區企業發展做好人力資源儲備。
(3)加強園區各類行業協會的建設。行業協會是工業園區企業交流的平臺,健全的行業協會可以維護園區內企業的合法利益,加強園區內企業與外部企業的聯系,將園區與外部產業鏈、創新鏈相聯接,促進企業的產業升級和內源性增長。
(4)提供國際市場拓展服務。園區應定期舉辦各種出口展覽活動,并提供資金或給予減免稅等優惠政策。反傾銷方面,政府、行業協會、企業應相互合作,合力保護自身利益。國際合作方面,加強國內企業與發達國家同類企業之間的合作,積極學習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4. 加強法制建設,增強法制意識,堅持依法治園。為保證園區管理的高效、廉潔和公正,需建立嚴格、健全的規章制度,規定各部門的職責、工作內容、標準、違規處罰及投訴監督機制,并按這些規章制度來約束園區企業員工的個人行為,尤其應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行政運作的規范性和執行的公正性。
5. 設置運行狀況評估指標體系。為了評估園區管理單位對園區管理與服務的質量和水平,有必要建立并在實踐中逐步完善一套“新型都市工業園”運行狀況評估指標體系。結合現行都市工業園的考核管理辦法,本文構建的“新型都市工業園”運行狀況評估指標體系如下表所示,有了評估指標體系,就可以對園區的實際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并可通過與其它園區的對照發現問題和不足,從而為下一步的改進提供思路。
參考文獻:
1. 山顧強,王緝慈.產業集群、工業園區發展與新型工業化.國家經貿委行業規劃司《新型工業化研究報告之六》,2003.
2. 程工,張秋云,李前程等.中國工業園區發展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3. 趙弘.中國總部經濟發展報告(2011-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 畢斗斗.生產服務業發展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經濟參考報2005年8月11日
亞洲開發銀行一份最新經濟形勢研究報告認為,由于經濟外部環境稍有惡化,油價創下新高,今年東亞地區增長將適度放緩,其中中國經濟全年的增長率約為8.9%,低于上一年的9.5%。
根據亞行周二發表的《亞洲經濟監測》的預測,東亞經濟(包括10個東盟成員國以及中國和韓國)2005年平均增長率為6.8%,低于2004年的7.6%。如不包括中國,今年東亞經濟增長率為4.4%,低于去年的5.5%。
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9.4%,第二季度為9.5%。根據《亞洲經濟監測》的預測,由于固定資產投資逐步放緩,加上出口預期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有所放緩。
報告認為,新加坡有可能是受外部環境惡化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
報告稱,上述各項預測還有可能受油價繼續攀高以及全球收支不平衡的無序調整的影響。
亞行區域經濟一體化辦公室發表的《亞洲經濟監測》認為,主要工業市場的經濟增勢放緩和信息技術周期軟化是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
《亞洲經濟監測》指出,今年上半年,除中國之外的東亞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長放緩,沿續了去年年中以來的趨勢。加上油價上漲以及這些國家傾向于采取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大多數東亞經濟體的國內需求增長已經開始放慢。
我國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
巨大隱性成本
北京大軍經濟研究觀察中心主任 仲大軍
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秘密是低成本,然而在這低成本的背后是隱性成本,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隱性成本有多大?我國工業化的隱性成本對未來發展的影響有多大?這是更需要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發展隱含著巨大的危機和風險,每前進一步都面臨著資源、環境、和人口的挑戰。危險的是我們對發展存在的問題認識不足,由此帶來的政策和戰略風險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今天我國失地又失業農民的數量已達4000--5000萬之巨,并且今后還會繼續增加,估計到2015年左右,這部分人口的數量可達到7000萬左右。他們的出現表明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出現了巨大的隱性成本!如果不將這一成本計入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工業經濟成本中,我國的某些工業發展和招商引資很可能得不償失!企業將應付的經濟成本以隱性的形式推向了政府或轉變成社會成本,因為只有政府是最后的買單者,因為國家今后必須以社會保障等形式將這一批人養起來。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隱性成本已經需要引起中央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高度注意!有關部門需要專門組織人手研究這些問題,正確測算當前一些工業項目的真實成本。實際上,我國十幾年來一波波的經濟過熱和外資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價成本和遺留隱性成本基礎上。發展到今天,這種揠苗助長式的發展戰略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了。
中國企業缺少的是管理能力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軍
手機行業去年面臨所謂“生存危機”時,商業與管理類的刊物上立刻展開了大討論。大多數業內人士相信,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核心技術。這個觀點現在已經成為手機業內的主流。但對經濟學家來說,這個說法卻并不可靠,甚至根本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本,倒反而為中國企業的失利尋找到有利的借口。事實上,中國手機企業的失利說明的不是擁有核心技術才能生存的道理,而是缺乏市場的敏銳和適應市場變化的增量技術創新能力就難以生存。技術創新絕不等于技術發明,要有靈敏的技術創新能力,需要有適應市場變化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中國企業缺少的不是人才,也不是資金和渠道,缺少的正是企業管理能力。全社會都在呼吁創新,但企業仍把命運寄托于技術,根本不注意練內功。沒有真正過硬的管理,怎樣談技術創新?在今天,我們說中國企業缺乏有效的管理,決不是說缺乏軍事化的管理方式,而是說中國的企業管理團隊和管理制度在應對市場和技術的變化方面往往顯得束手無策。這才是中國企業的軟肋。
中國和印度應該攜手發展
聯合早報2005年8月16日
有專家認為,應該以發展的眼光看印度,一、它2004年商品貿易比2000年增加510億美元;二、它將成為全球電子及其他商品的主要消費國之一;三、它將是世界糧食、藥物、換血產品和機械的重要供應國;四、到2007年或2008年,每年出口的軟件服務將達500億美元。印度將以“印度為世界服務”的招牌與“中國為世界制造”相輝映;五、是印度有2500萬海外僑民,人均收入、知識水準、科技效率較高,亞洲各國都有許多印裔經理和專業人員。 除此之外,東亞正處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印度人口卻最年輕,正處在接受信息技術的黃金時代,東亞與印度進行經濟整合只會受益。前印度計劃委員會委員帕拉也認為印度和中國這兩個農業大國緊密合作有四大益處:一、互保兩國糧食安全,減少囤糧成本;二、加強農業科技研究合作,使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受益;三、合作規劃兩國因地制宜的農業專業化發展,相輔相成;四、在世貿組織及國際市場上合作對付保護主義及打壓兩國農產品價格的不公平現象。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 國家價值鏈 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4)10-016-03
2012年我國人均GDP達到6188美元,處于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階段的敏感階段。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有利于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更有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本文通過東部地區產業升級和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由本土企業掌握品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等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構建國家價值鏈。通過國家價值鏈使中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論
1.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最早出現于世界銀行為總結亞洲金融危機十年來東亞經濟表現的一份研究報告,報告題為“東亞經濟的復興”(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 for Economic Growth)。指出由于缺乏規模經濟,東亞中等收入國家會面臨經濟高增長難以為繼的困難局面。由于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依靠單一要素積累的經濟增長策略不再適用,一些拉丁美洲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世界銀行2010年發表的《有力的增長與不斷增加的風險》中又進一步闡述為: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這些國家作為商品生產者始終掙扎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產品與服務為主的高成長市場(The World Bank,2010)。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高級經濟學家米蘭?布拉姆巴特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各國賴以從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對于他們向高收入國家攀升是不能重復使用的。”世界銀行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范圍為人均GDP1000~10000美元,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是最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論,學者們總結國際經驗從不同角度解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并提出針對性的跨越措施。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類:第一,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產業結構升級,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需求結構轉化,從投資率上升到消費率上升的轉變;收入結構變化,城鄉收入差距和階層收入差距明顯縮小;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由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向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轉變。第二,實現社會結構轉型。包括中產社會群體的形成、城市化基本完成;擴大人力資本。第三,破除制度障礙,注重制度創新。庫茨涅茨的經濟增長理論中提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上的。”由此可見制度創新的必要性。
進一步總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措施,發現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的產業結構升級是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馬曉河(2011)指出“一個國家要想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從經濟角度講,一是產業結構必須從以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為主導轉向服務業為主導,在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由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所在。”由產業結構升級帶動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最終動力。中等收入階段之所以稱為“陷阱”就是因為產業升級過程受挫。具體過程為:經濟結構在實現產業升級時,不僅面臨制度禁錮,技術、人力資本的限制等造成的產業升級的動力不足,而且工業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造成的阻力,也必須面對。如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城鄉差距和階層差距,潛在的城市病等。如此拉力不足、阻力的相互作用使得中等收入階段成為中等收入陷阱。而構建國家價值鏈實現東、中、西部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是中國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選擇。
二、國家價值鏈的構建
1.國家價值鏈的提出。30年的快速發展,使國民收入水平大大上升,東部地區的更為明顯。收入水平的上升不僅為國內消費市場的形成提供巨大的機遇,也為高端市場的發展提供更進一步的可能性。比如2012年北京、上海的城鎮居民年消費支出分別為5790億元、8253億元,構成巨大的國內需求。其次,中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客觀存在的區域差異為產業鏈延伸提供了成長空間。由于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經濟較中西部地區發展水平高,產業結構層級較高;中西部發展相對落后,產業結構層級較低。所以通過全國范圍內產業區域分布的調整,協調地區間產業發展,構建國家價值鏈成為可能。而所謂的國家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簡稱NVC),是基于國內本土市場需求發育而成的,由本土企業掌握的品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等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
2.國家價值鏈的構建。本文通過產業升級的角度來構建國家價值鏈。結合中國當前地區發展現狀,主要由東部地區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企業著重發展研發創新能力,并且開拓本品牌的終端銷售渠道。中西部地區相對不發達地區,承接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產業。東中西部地區產業互動,形成我國自己的國家價值鏈。具體包括: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化和中西部地區結合自身的地區優勢逐漸承接中國東部地區和國際其他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順利承接產業轉移。
(1)東部實現產業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改革開放以來,東部以貼牌代工和加工貿易的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實現了貿易量的迅速擴大和制造業的高速成長,促進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帶動了東部地區的快速增長。近年來由于中國人民幣匯率升值、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以及環境污染的加重使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迫在眉睫。然而東部地區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所謂的“出口中學習”(Learning by exporting),最多學到產品升級和工藝升級的技能,而根本學不到真正的核心技術和功能升級技能,進而局限了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并且根據微笑曲線,嵌入全球價值鏈底端,使得核心設計環節和銷售環節的兩端都被國外跨國公司所占有。這導致我國企業只能獲得很小一部分的利潤,不利于企業資本的進一步積累,也使我國居民儲蓄的增加受限,影響我國內在需求擴大。通過構建國家價值鏈,東部地區實現產品的技術升級和功能升級,產業由國際代工企業轉向自設自銷型企業,使產品更具國際競爭力,形成自己獨立的世界品牌。
東部地區產業升級的途徑。研究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程,發現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來卻轉型為并行地構建根植于“國家價值鏈”體系的后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卻出現了逐步的產業升級,形成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亞洲四小龍”的制造業國際品牌的創建過程。借鑒國外根植于NVC的產業升級途徑,東部地區可采取以下措施促使產業升級。
其一,提高居民生活需求層次,擴大國內需求對高科技產品的需求。產品的需求帶動產品的供給,提高居民對價值鏈高端產品的需求,可以帶動國內廠商對高端產品的供給,推動產業鏈升級。其二,進一步加大對科技投資和引進。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只有科技的不斷發展進步,才能產生更多的生產力,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永恒動力。日本2009年R&D占GDP的比例為3.36%。我國2009年R&D占GDP的比重只是1.7%,研發投資嚴重不足,僅為其1/2。其三,加大力度培養和引進人力資本。在生產函數中,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投入不僅是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更是高科技生產力的載體。而當今我國人力資本的投入相對發達國家來說不足。東亞國家和地區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為2.5%,1989年上升到3.7%,而2008年以前,中國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2010年這一比例為3.13%,2011年才上升至3.49%。仍低于東亞國家和地區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其四,進一步調整財稅和金融政策,為企業發展提供“溫和”金融環境。這里主要指降低企業進入行業的準入標準,減少企業初期的稅務負擔,同時為其提供相對寬松的資本融資環境。一方面,可以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有利于勞動力就業,更有利于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可以為東部相對較大的大企業提供獲得資本的融資機會,為其發展為跨國大公司提供可能。其五,降低本土企業構建NVC的制度成本。主要指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識產權保護。保護知識產權激發企業創新能力。對于技術(知識)密集型生產服務性企業來說,交易成本對其企業發展至關重要。
通過以上途徑的實施,促使東部地區產業向技術(知識)密集型企業發展,掌控核心的產品設計環節,形成國家價值鏈高端部分。
(2)中西部地區承接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中國制造業從整體上加入由發達國家跨國企業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環節,不僅使東部地區被動性的定位底端,又壓制了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產業的發展,使中西部地區淪為原材料和勞動力的輸出地。徐康寧(2006)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多數省份豐裕的自然資源并未成為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反而制約了經濟增長。而現在伴隨東部地區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GVC中的國際跨國大公司會將外包訂單等加工型企業和簡單的制造業裝配轉移到更低廉的地區。這些地區不僅包括中國的中西部地區,也包括泰國、印度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為了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取到產業初期的順利轉移,構建NVC必須要使中西部地區更具有比較優勢。
本文從商務成本角度分析西部承接東部轉移的可行性及其路徑。商務成本包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素成本指生產要素的成本,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和其他資源等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主要是指經濟運行的制度環境。與市場化程度、產業配套環境、政府效率與稅費、基礎設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且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商務成本的大小和構成是不同的。伴隨著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商務成本的構成發生變化。具體來說,東部沿海地區的商務成本中,要素成本比重較高,交易成本比重相對較小。中西部地區要素成本比重較低,交易成本較高。正是這種商務成本結構方面的差異,為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創造了條件。
從表1分析可知,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上都具有比較優勢。此外,中國中西部地區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河北、甘肅、新疆等地的石油儲藏超過億噸,內蒙古、陜西、新疆的天然氣儲藏近10000億立方米,山西為煤炭主要儲藏地、廣西為錳礦主要儲藏地。如此就構成西部的資源要素成本優勢。西部勞動力成本優勢、土地、資源的要素優勢有利于產業轉移。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從基礎設施、政府管理費用等交易成本來看,中西部地區普遍高于東部地區。這恰恰正是現在阻礙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的障礙。所以西部要想順利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就必須降低其交易成本。
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地區除了中國中西部地區以外,還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地。而中西部地區相對于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較優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則不再是比較優勢。兩者的主要差異在于交易成本。表2說明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交易成本差距。由表可知中國整體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交易成本略有優勢。但是除去東部地區的交易成本部分,單單把中西部地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的話,誰高誰低則不一定。中西部的交易成本優勢不確定。所以要想與發展中國家爭得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中西部地區就必須進一步降低其交易成本。具體途徑可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完善產業配套環境,提高公共與基礎設施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等。
最后,伴隨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向中西部流動的產業轉移,有利于緩解東部地區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不僅使東部的交易成本優勢更為明顯,促使東部地區產業向高技術產業和生產服務業發展,而且加工型企業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落地,為東部地區的高技術產業和生產服務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工業基礎。由此,東西部地區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完成國家價值鏈的構建。
三、構建國家價值鏈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實現東、中、西部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構建國家價值鏈,有利于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跨越途徑如下:
1.構建國家價值鏈,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國家價值鏈的完成,標志由本土企業掌握的品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等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中國的東部地區率先具備自主研發創新能力,完成產業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東部地區以產業轉移為載體,發揮增長極的擴散效應,帶動中西部地區產業升級。之后東部地區進一步產業升級,向西部進行持續產業轉移。如此循環往復,最終使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高投入、高產出、高速度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變以為低投入、高效益、高速度的集約增長,獲取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構建國家價值鏈,促進區域協調性發展。東部地區的快速增長,不僅形成對中西部地區原材料和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也促使中西部地區大量資金流入東部,這使對本已相對優勢不足的中西部地區產生巨大“擠出”,使得中國東、中、西三大區域差距日益擴大。而NVC條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場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慮,―般會實現產品鏈在整個國家內部的布局和轉移,隨著勞動力成本與土地價格的上升,NVC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會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與輻射,有效構建產業在地區間的技術經濟關聯效應。總之,通過在國內不同地區間整合要素稟賦,能夠縮小區域差距,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構建國家價值鏈,有助于“橄欖型”社會的形成。國家價值鏈的構建中,東部地區產業升級向技術(知識)型密集型產業。無論是掌握產品的設計環節還是產品的最終銷售環節都將獲得更多的利潤。西部地區順利承接全球價值鏈向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型產業轉移,也必定帶動西部地區的大發展。由此可見,構建國家價值鏈有助于國內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增加,形成“橄欖型”社會。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規模,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構建國家價值鏈,化解城市病。構建國家價值鏈,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而東、中、西部區域協調發展,使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不再集聚于東部等發達地區,也逐漸向中西部地區回流。這樣不僅一方面降低了東部地區城市人口密度,緩解了由人口稠密所造成的城市交通擁擠、城市環境病等問題。另一方面,中西部伴隨人口的增加的城市發展,必然形成新的增長極,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最終使大、中、小城市共同發展,形成合理布局,從而有效緩解了東部發達地區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和中西部地區重點大城市的城市病。
綜上,全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進一步產業升級,首先使得產品更具國際競爭力,促進產品出口的擴大,推動經濟增長,進而使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擴大國內需求,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又一動力。如此,最終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使得我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實現東部發達地區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中、西部地區向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的國家價值鏈構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 World Bank,2007,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rom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
[2] The World Bank,Robust Recovery,Rising Risks,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ume 2.Washington,D.C.November 2010.
[3] Alice H.Amsdan, Wan-wen Chu.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 s, Cambria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4] 馬曉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選擇.中國經濟分析與展望(2011~2012),2011
[5] 劉志彪.從GVC走向NVC:長三角一體化與產業升級.學海,2009
[6] 衛興華,侯為民.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轉化途徑[J].經濟研究,2007(7)
[7] 徐康寧,王劍.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擠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經濟研究,2006
[8] 劉志彪.中國地區差距及其糾偏:全球價值鏈和國內價值鏈的視角.學術月刊,2008
關鍵詞:環境規制;能源效率;EN-USBM模型;閥值效應;靈敏度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Established undesirable SBM model based on inseparable variables to evaluate energy inefficient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2004 to 2013, and explored the source of regional energy inefficient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input and output slacks. Then extended the model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alyzed the sensitivity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ffect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ast coast, south coast and northern coastal areas had the lowest energy inefficiency in China, main source of energy inefficient in the eight economic regions were differ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Methods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undesirable output slacks had better sensitivity; it could optimize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faster. Eight economic regions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oal, reduction target of SO2 emissions in southern coast was lowest, and then the order followed by east coast, north coast, northeast, northwest, middle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and southwest reg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ergy efficiency; EN-USBM model; Threshold effect; Sensitivity
1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的消耗和需求持續旺盛,2012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占全球總量的比例超過20%,并且這一比例還在增長[1]。加之中國幅員遼闊,不同的經濟區域由于資源稟賦、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巨大差異導致其能源使用效率也存在較大的差異[2]。另外,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也帶來了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據《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研究報告》的統計資料,我國2010年的生態環境退化成本達到15389.5億元,占當年GDP的3.5%。因此,分析我國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差異和演化路徑,研究環境規制政策對區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對于我國提高區域能源利用效率,實現環境約束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文獻綜述
能源效率相關研究大多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3]。傳統的DEA方法無法直接反映投入、產出松弛與效率之間的關系,Du[4]認為SBM模型在系統效率評價的應用中更具優勢。Li[5]則偏重于分析經濟生產系統的環境外部性問題,通過引入CO2等環境污染物變量構建非期望DEA模型,他們認為忽略非期望產出會高估區域能源效率。近年來,考慮到經濟生產系統的復雜性,很多學者認為將生產系統的生產過程視為“黑箱”的傳統DEA方法不可取[6],大量的網絡DEA模型開始出現。Zhou等[7]將網絡DEA方法應用到了能源效率評價研究領域,認為網絡DEA考慮了生產系統的內部結構,更加符合生產過程的實際。
在環境規制成本以及其對能源效率的影響相關研究領域,Fāre[8]分析了經濟生產系統的環境生產函數,并構建環境生產距離函數來測算環境規制成本。王群偉等[9]發現一般環境規制條件下的規制成本明顯低于后者,不同的環境規制條件影響決策單元的能源效率。陳德敏等[10]認為收取排污費以及強制企業對環境污染物處理技術進行投資等環境規制措施有利于中國整體能源環境效率的提高。
上述文獻采用的區域能源效率評價方法忽略了變量的可分離和不可分離特性,Tone等[11]認為經濟生產系統的某些投入產出可能是不可分離的,考慮不可分離變量的非期望SBM模型與經濟系統的實際生產過程更加契合。另外,現有的文獻大多只探討了區域環境規制的成本,筆者暫未發現針對環境規制對區域能源效率影響程度計量的相關文獻。因此,本文試圖從以下兩方面來拓展現有的研究:(1)考慮變量間的不可分離特性,構建基于不可分離變量非期望產出SBM(N-USBM)模型來評價2004~2013年中國30個省份的能源效率,并對測算結果進行分解,探索區域能源無效率的主要原因;(2)從環境規制總量目標的視角拓展N-USBM模型,分析三種環境規制思路影響我國整體能源效率的靈敏度以及閥值效應。
3 研究方法
3.1 基于不可分離投入產出的非期望SBM模型
3.2 環境規制視角下的不可分離變量非期望SBM模型
自非期望SBM模型被提出之后,非期望產出的減少被認為是決策單元效率改進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區域經濟生產系統間的緊密聯系及環境污染物的特殊形態,諸如SO2、CO2等非期望產出在單個省份內的規制和控制非常困難,而對整個經濟系統或經濟區域內的非期望產出的規制更加符合實際,也容易實現。本文分三種情況討論環境規制對能源效率的影響。
3.2.1環境規制總量目標約束
4 實證分析
4.1 變量選擇
4.1.1投入變量
由于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能源消費的迅速增長,能源作為一種投入要素越來越受到重視, Stern[12]等學者將能源作為一種投入要素。因此,本文選取的投入變量包括勞動力、資本存量和能源消費量。其中:勞動力采用區域年末與年初平均就業總人口來指代;資本存量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葉明確等[13]詳盡估算了我國各省份1978~2009年的資本存量,本文借鑒其2003~2009年的估算結果,并應用其方法將估算結果拓展到了2010~2012年;能源消費量采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披露的各省份歷年的能源消費總量。
4.1.2產出變量
期望產出變量選擇區域GDP來指代。非期望產出主要指的是經濟生產系統的環境外部性,即環境污染物的排放,盡管《中國統計年鑒》統計了廢水、廢氣、工業煙塵等六種主要環境污染物的數據,但鑒于本文以區域能源效率為研究對象,筆者認為SO2和CO2的排放更能代表由于能源消耗帶來的環境問題,因此,非期望產出變量選擇的是各省歷年的SO2和CO2的排放量來指代。其中:SO2排放量數據直接從《中國統計年鑒》中獲取;關于CO2排放量,使用20種終端能源消費量及其CO2排放系數進行折算,具體測算方法參考郭文[24]的方法。
4.2 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31個省份2004~2013年的能源利用效率作為研究對象,剔除缺乏大量研究數據的,篩選后的樣本共計30個省份的300個觀察值。原始數據均來自于2005~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及《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數據整理過程中出現的個別缺失的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
4.3 區域能源無效率評價及其分解
首先計算了我國各省能源無效率的評價結果及其投入產出無效率貢獻度(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我國整體能源無效率達到0.2796,其勞動力、資本、能源、GDP、CO2和SO2的無效率分別為0.0491、0.0353、0.0542、0.0010、0.0582和0.0818,即可以通過減少4.91%的勞動力投入、3.53%的資本投入、5.42%的能源投入、5.82%的CO2排放、8.18%的SO2排放以及增加0.1%的GDP來使我國能源效率達到有效狀態。SO2排放和CO2排放對能源無效率的貢獻度分別為最高的29.27%和20.81%,可見我國的區域經濟仍未擺脫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方式,“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理念的實施刻不容緩。
按照地理位置,上述30個省份可劃為經濟區域。從區域視角來看,我國各經濟區域能源利用效率差異較大。首先,能源無效率最低的三大經濟區域分別是我國東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其能源無效率分別為0.0507、0.0571和0.1670。然而,深入分析其能源無效的來源可以發現,東部沿海地區能源無效率最主要源于資本投入的無效,而其他兩個區域能源無效率則主要來源于環境污染物(SO2、CO2)的排放。其次,對于長江中游地區和大西南地區而言,勞動力投入的無效率也是其能源利用無效率的重要來源;而東北地區、大西北地區和黃河中游地區的能源要素投入無效率較為明顯。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各區域能源利用無效率的來源各不相同。
從單個省份來看,特別值得注意的省份包括河北省、青海省和山西省。首先,河北省的能源無效率較高,排名第2位。然而,河北省所在的北部沿海經濟區內的北京、天津和山東省的能源無效率均較低,因此,河北省應注重通過區域內其他省份的能源高效技術引入等渠道提升自身能源利用效率。其次,本文通過CRS假設與VRS假設下我國區域能源無效率評價結果的對比發現,青海省在VRS假設下,位于能源效率前沿面上,即其能源利用無效率最低,而在CRS假設下,其能源無效率則排名第3位,說明青海省較高的純技術效率,但其規模效率相對較低。最后,山西省的能源投入無效率最大,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省是我國最重要的煤炭資源省份,天然的資源稟賦導致山西省以煤礦開采和加工、焦炭的開采和加工、冶金和電力生產為主要產業,這些產業資源依賴較強、污染嚴重,且能源耗費較多,從而造成了其能源投入最無效的結果[14]。
4.4 環境規制目標對整體能源無效率的影響
4.4.1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影響整體能源效率的靈敏度及閥值
鑒于國務院的《“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制定了“十二五”末期SO2排放量較“十一五”期間減少8%的環境規制目標,本文以SO2減排作為環境規制的研究對象。首先以8%為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即 。結合模型(8)測算該環境規制總量目標下我國區域能源無效率,結果發現以8%為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區域能源無效率的評價值與無環境規制的情況相同,表明8%的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并不能產生預期的約束效果,可能的原因是8%的環境規制總量目標過小,低于其對整體能源效率產生影響的閥值。為了深入分析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影響整體能源無效率的靈敏度及閥值,本文以SO2排放量減少1%為步長,從8%的環境規制總量目標開始遞增,研究發現,環境規制總量目標 時,區域能源無效率值不變。繼續增大SO2排放規制目標時,整體能源無效率開始減少,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影響整體能源無效率的靈敏度見下圖1。
圖1表明我國整體能源無效率與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呈反方向變化趨勢,即環境規制總量目標的增加能夠降低能源無效率,從而提升我國整體的能源效率,這表明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通過進一步細化步長,本文還測算出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影響我國整體能源效率的閥值為SO2減排550.4889萬噸。
4.4.2環境規制區域等比例目標影響整體能源無效率的閥值及靈敏度
同樣,以SO2排放量減少1%為步長,各經濟區域等比例,從8%的環境規制目標開始遞增,發現各經濟區域減排比例為20%,即 時,整體無效率值開始減小,環境規制區域等比例目標影響能源無效率的靈敏度見下圖2。通過進一步細化步長,可測算出環境規制區域等比例目標影響整體能源無效率的閥值為SO2減排20.48%,此時SO2排放總量為1834.6555萬噸。
對比圖2與圖1可知,環境規制區域等比例目標影響能源無效率的閥值由SO2減排550.4889萬噸變為472.5068萬噸,說明環境規制區域等比例目標影響能源無效率的靈敏度更強。環境規制區域等比例目標通過將環境規制總量目標強制等比例分配到各經濟區域,能更快地實現整體能源效率的優化。
4.4.3按非期望產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環境規制區域目標影響整體能源效率的閥值及靈敏度
同樣采用上述方法可得按非期望松弛量比例分配環境規制區域目標影響整體能源無效率的靈敏度見下圖3。由圖3可知,環境規制區域目標之和為SO2減排19%時,整體能源無效率開始逐漸減小。通過進一步細化步長,可測算出按非期望松弛量比例分配環境規制區域目標影響整體能源效率的閥值為SO2減排19.09%,此時SO2排放總量為1866.7250萬噸。
對比圖3和圖2可得,按SO2松弛量比例分配環境規制區域目標影響整體能源無效率的閥值由SO2減排20.48%將為SO2減排19.09%,且其靈敏度增強。說明按SO2松弛量比例分配環境規制區域目標能進一步加快實現整體能源效率的優化,原因在于該方法充分考慮了各經濟區域當前的SO2排放量,按各經濟區域的實際環境污染狀況分配其環境規制目標,相對于環境規制目標的等比例分配,其在改善整體能源效率方面更具優勢。
根據上述三種環境規制方法,本文測算了其對應的各經濟區域的環境規制分配目標的閥值。結果表明:三種環境規制方法中按非期望產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目標影響整體能源效率的靈敏度最高,按非期望產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環境規制目標的方法是最優選擇,其SO2減排量閥值為440.8873萬噸。經濟區域中,南部沿海和東部沿海的SO2減排比例閥值最低,分別為5.88%和7.93%;其次分別為北部沿海、東北、大西北和黃河中游區域;SO2減排比例閥值最大的是長江中游和大西南地區,分別為25.91%和28.54%。因此,從效率視角出發,區域環境規制目標的制定應根據各經濟區域的環境污染實際情況,選擇差異化的環境規制目標。
5 結論
根據本文改進的不可分離非期望SBM模型和環境規制視角下不可分離非期望SBM模型的測算和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整體而言,我國能源無效率的主要來源是SO2、CO2等環境污染物排放,但從區域視角來看,經濟區域能源無效率的主要來源具有顯著差異。其中,東部沿海地區能源無效率最主要源于資本投入的無效;對于長江中游地區和大西南地區,勞動力投入的無效率也是其能源利用無效率的重要來源;而東北地區、大西北地區和黃河中游地區的能源要素投入無效率較為明顯。因此,可以通過經濟區域間的資源互補和資源流動來改善我國整體的能源利用效率,如:引導東部沿海地區的資本向南部沿海地區流動,促進長江中游地區和大西南地區的勞動力資源流向大西北地區等等。
(2)“十二五”規劃中制定的SO2減排8%的環境規制總量目標過小,低于其對整體能源效率產生影響的減排比例閥值23.86%,將無法產生預期政策效果;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隨著SO2減排目標的增大,整體能源效率將逐步提升;三種環境規制方法中,按非期望產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目標是最優選擇,其影響整體能源效率的靈敏度最高,該方法下SO2減排量閥值為440.8873萬噸;經濟區域應采取差異化的環境規制目標,其減排目標由高到低排序為南部沿海、東部沿海、北部沿海、東北、大西北、黃河中游、長江中游和大西南區域。
參考文獻:
[1] 李蘭冰.中國全要素能源效率評價與解構:基于“管理――環境”雙重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2(06): 57-69.
[2] 曹俊文.中國能源消費水平空間差異及成因研究[J].統計研究,2012,29 (10):59-63.
[3] Honma S, Hu J L.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Japan[J].Energy Policy,2008,36(2):821-833.
[4] Du J, Liang L, Zhu J.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 com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0,204(3): 694-697.
[5] Li L B, Hu J L. Ecological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China[J].Energy Policy,2012,46(4):216-224.
[6] Cook W D, Liang L, Zhu J. Measuring performance of two-stage network structures by DEA: a review and future perspective[J].Omega,2010,38(6):423-430.
[7] Zhou Y, Liang D P, Xing X P.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ina: An improved Weighted SBM model [J].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ing,2013, 58(9):990-999.
[8] Fāre G, Grosskopf S, Pasurka Jr C A.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J].Energy,2007,32(7):1055-1066.
[9] 王群偉, 周德群, 葛世龍, 周鵬.環境規制下的投入產出效率及規制成本研究[J].管理科學,2009,22(6):111-119.
[10] 陳德敏, 張瑞.環境規制對中國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經濟科學,2012, 190(4):49-65.
[11] Tone K, Tsutsui M. Applying an Efficiency Measure of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EA to U.S. Electric Utilities[J].Journal of Centrum Cathedra,2011,4(2):236-249.
[12] Stern D I .Modeling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energy efficiency[J].Energy Economics,2012,34(6):2200-2208.
關鍵詞 汽車服務工程 應用型人才 培養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Training Pattern Researches about Applied
Talents of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Take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as an example
LIU Zhen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441053)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n applied talents in Xiangyang area of automobile service status in Xiangyang area, describes the objectives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of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in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automobile service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asic quality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0 前言
襄陽聚集了東風公司旗下東風股份、東風風神、東風康明斯、東風德納車轎、東風神龍工廠、東風儀表、東風電氣等一批國內知名的優勢骨干企業,是東風集團商用車、乘用車兼有,發動機、零部件皆備,產品線最全、產業鏈最完整的事業基地。2012年,全市汽車工業總產值700多億元,2013年突破1000億元,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近50%。而伴隨著襄陽汽車產業的發展,湖北文理學院認識到汽車服務業貫穿于整個汽車產業,是一個比汽車產業規模更為龐大的產業,并于2008年開辦了汽車服務工程專業。在該專業發展過程中,我院并未簡單地照搬照抄相關院校的培養方案,或是凡事想當然、閉門造車,而是以相關院校的培養方案為參考,從舉辦該專業的宗旨及專業特點為出發點,同時根據汽車服務工程專業的發展趨勢、區域經濟對人才需求等諸多因素來決定自己的培養模式。
1 汽車服務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汽車服務業包括汽車售前、售中、售后三方面的服務。以轎車為例,所謂售前服務是指產品開發、設計、質量控制與市場調查等成品出廠前的服務;售中服務是指促成銷售的服務,包括銷售咨詢、廣告宣傳、貸款與保險資訊等服務;售后服務是指整車出售及其后與轎車使用相關的服務,包括維修保養、車內裝飾(或改裝)、金融服務、事故保險、索賠咨詢、舊車轉讓、廢車回收、事故救援、市場調查與信息反饋等內容。①由此可見,汽車服務業涉及面廣,也就決定了汽車服務人才具有需求量大、知識層次多等特點。
我院對汽車服務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為:本專業培養能服務地方經濟建設、適應技術發展需要、具有創新觀念、掌握扎實的汽車技術和汽車服務理論知識,掌握一定的經營管理知識,具備較強的汽車技術服務與經營管理能力,能在汽車整車與零部件制造、汽車服務型企業或部門從事汽車技術服務、經營管理、汽車保險理賠、定損公估等工作的應用型高級工程技術人才。
2 汽車服務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模式
由于汽車服務工程專業發展時間短,目前符合該專業本科能力培養體系“對口”的教材嚴重不足,并且現有教材普遍存在知識過時、重理論輕實踐的尷尬局面,②導致企業在學校招不到合適的人才,畢業生往往空有理論知識而需要幾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才能勝任工作崗位。為此,高校應進行教學改革,在教學中引入企業的流程與項目管理方法,培養應用型人才。
2.1 注重基礎素質的培養
這里所說的基礎素質教育以通識教育課程為主,但應結合學科基礎要求,并考慮專業技術特點。基礎素質包含思想道德素質、心理素質及文化素質。其中文化素質包含了職業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術基礎。優秀的基礎素質對學生的學習及今后的工作都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汽車是一個復雜的機電結合體,它與當前發展迅猛的科技緊密結合,學生只有擁有扎實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素質和職業道德,方能在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承受挫折并學會自我調節,克服困難。
因此,我院十分注重基礎素質的培養。比如在入學教育中除對基本的校園機構和管理體制進行講解外,還加入了實驗室、實訓基地及合作企業——東風汽車試車場和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襄陽工廠的參觀,讓學生們對專業有初步認識;專門聘用了心理指導老師,以及時有效地解決學生心理和思想上的各種問題;畢業教育中結合汽車服務業的特點,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就業指導;通識課程教學中加入了對職業素質的教育,并結合企業實際工作情況,加深學生的理解;此外,定期請汽車服務行業的從業人員來校舉辦講座,并與學生進行交流互動,加深學生們對工作的體會。
2.2 注重教學手段的多樣性
汽車服務工程專業課教學中,不僅需要有扎實的理論教學,還應有相應的實驗、實習、實訓等實踐教學環節。我院將汽車服務工程專業依托行業,實行各種形式的聯合辦學,探索產學合作等人才培養模式,與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襄陽市綜合性能檢測中心和襄陽地區眾多的汽車4S店等簽約,建立校外實訓基地,提供本校汽車服務工程專業學生實習實訓崗位;企業的資深專家作為專業的客座教授,為學生開設汽車技術或商務知識講座;并為本校汽車專業教師提供進修的崗位,提高專業教師技術和管理水平。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知識的推陳出新,使學生將書本知識與該領域最新的技術和動向充分結合。
2.3 注重考核體系的合理性
考核體系的改革的原則是考試應有利于改進教學,有利于學生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培養,有利于學生個性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素質。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教育模式和體制的影響,我國高校在考試目的、內容、方式和評價等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導致學生只注重考試結果而不注重學習過程。我院汽車服務工程專業的核心課程汽車運用工程、汽車營銷、汽車檢測與診斷技術等對其考核形式和內容上都做了較大的改革。通過閉卷考試、半開卷考試、實驗實習報告、單元考試、案例分析、研究報告等形式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創新性能力。考試內容減少標準化的、記憶為主的知識內容,加強學生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價能力的測定,使考試從知識測試轉向素質測試,全面反映學生綜合能力和真實水平。真正做到從不同環節、不同階段、不同方面,系統地、綜合地、過程性地引導、評價、診斷、督導學生的學習,全面評估和考核學生的學習過程。
3 結束語
汽車服務工程專業是新辦的本科專業,全國已有超過80所本科院校開設此專業,各高校也都在為社會培養高素質、高水平的汽車服務人才而不斷探索。湖北文理學院汽車服務工程專業正以襄陽地區汽車行業為依托,通過專業與襄陽地區汽車服務企業對接,及時調整人才培養定位,加強校企合作,促進汽車服務工程專業建設,同時結合我院的辦學定位和發展方向,深入改革教學模式,努力培養出能為襄陽地區乃至全國地區汽車服務業的發展做出貢獻的應用型人才。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