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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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當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面臨的挑戰

黨的十六大以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盡管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經濟基礎、體制環境、社會條件的深刻變化和互聯網等新興傳媒的出現，使得我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給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帶來了新的嚴峻的挑戰。

一是我國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文化在推動全民族文明素質提高中的作用還亟待加強，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在促進文化繁榮發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還認識不夠。二是熱點難點問題以及、突發性事件增多，對宣傳輿論引導的要求進一步提高。三是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戰斗力亟待加強，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特點更加明顯，網絡管理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五是文化產業規模不大、結構不合理，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需要進一步增強。

加強和改進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對策建議

新時期，要在總結繼承十六大以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探索，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強黨的領導，轉變工作思路。一是各級黨委必須把宣傳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動搖，堅持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整合和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關系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工作緊緊抓好。二是堅持黨委統一領導，各部門齊抓共管、各負其責的工作體制。各地區各部門黨委一定要從講政治的高度，認清形勢、負起責任，抓緊抓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確保意識形態領域不出問題。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業務精良、熟悉宣傳思想文化規律和特點的工作隊伍，為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隊伍和人才保障。

2.堅持以人為本，服務基層群眾。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踐行“三貼近”原則，多辦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把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層，做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去。只有這樣，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葉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3.強化陣地意識，拓寬宣傳載體。要牢固樹立陣地意識，不斷拓展宣傳思想文化陣地，不斷嘗試和運用新的載體，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的媒體宣傳工作格局。一是鞏固發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陣地。做大做強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等新聞媒體，充分發揮輿論引導的主力軍作用。加強引導，充分發揮都市類報刊發行量大、受眾面廣的優勢，使之成為正確引導輿論的重要力量。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加強基層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二是搶占新興宣傳陣地。主動運用和管理好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辦好重點新聞網站，豐富宣傳內容，拓展服務功能，形成網上正面輿論強勢。尤其要支持重點新聞網站加快發展，打造一批在國內外有較強影響力的綜合性網站和特色網站。加強對社交網絡和即時通信工具等的引導和管理，規范網上信息傳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網絡環境。密切關注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新動向，盡快熟悉并運用信息傳播的新技術、新業務，使之成為互聯網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

4.強化改革創新，增強發展動力。當前，我們正面臨著信息高速傳播、新媒體不斷涌現、社會矛盾沖突頻發、職工群眾利益訴求增多等新問題，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要面對新形勢，結合新特點，采取新方法，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吸引力、實效性，推動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體制機制創新，完善宣傳思想工作的目標管理考評機制，整合宣傳文化資源和力量，形成強大合力。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創新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鞏固拓展出版、發行、影視、演藝院團改革成果。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強化政策調節、市場監管，推動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理順政府和文化企事業單位關系。

第2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摘要：為了探討我國政府改革中公共行政機構的生滅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國務院自1982-2013 年期間政府機構改革變遷的歷史數據，運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對國務院行政機構終結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國務院機構類型、政治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風險率有顯著影響，并且其風險率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關鍵詞 ：行政機構；終結；生存分析；影響因素

公共行政機構改革和結構性調整是政府管理實踐中的一種常見現象。近50年以來，西方各國政府在面臨財政危機、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問題時紛紛對處于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及政治環境中的政治行政體制進行不斷的結構性調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機構的數量及變革的機構類型都產生不同的變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關于公共行政機構幸存與終結的質疑：為什么有些公共組織能幸存長久而其他的公共組織卻很早逝？該問題引起了各國學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會歷史發展背景下對公共組織生存過程（機構幸存或終結）的探討（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試圖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并給予不同的現象解釋。

在我國，自改革開放至今，國務院機構已歷經七次政府機構改革運動，旨在建立一個靈活、高效、服務型政府。一系列機構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政府職能的重新優化與行政機構的重組調整，相伴隨的則是公共行政機構的增撤合并等類型的變革，即有些機構被新設，或被合并，或撤銷，有些則被拆分為多個不同的公共部門。然而，我國關于行政機構生存過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統化，且缺乏實證方面的研究。因此，結合現有研究及我國國務院行政機構改革實踐經驗，分析影響我國行政機構終結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回顧

公共行政機構生存或終結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機構終結目前并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將組織文化與周圍環境作為機構終結與否的指標，將具體化的組織符號、組織的權力及其內在網絡范圍視為組織邊界，但該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并不具備規范性。Lewis（2002）從組織功能視角指出，由于組織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組織喪失存在的意義或者由于組織的名稱的更改使組織的相應功能發生改變的事件都是機構終結。Rolland & Reness（2012）從事件-過程的視角，將機構終結界定為機構被明確撤銷、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關于影響機構終結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認為，行政機構的幸存或終結與機構生存機遇有很大關系，生存或死亡僅僅是對環境適應性的結果，而并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模式。同時，他提出行政機構不朽的特征的論點與“公共組織的結構和運行環境使其更穩定、生存壽命更長”的傳統觀點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則從政策終結的視角分析，認為確實存在某些變量重復的影響了行政機構的幸存或終結，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響終結的因素大致分為三類：機構特征、政治環境和外界約束，三者對機構終結都直接產生影響。而機構特征表現為機構存在的理由、壽命等，政治環境則指對機構產生影響的政治家、利益集團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過對挪威政府行政機構在1947-2011 年間數量及變遷類型的終結進行實證分析，指出國際行政環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對國家行政機構的終結產生影響，即認為公共組織的變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學說的全球化趨勢。制度主義學派則指出影響機構終結的主要因素來自政治家的有意識的制度設計，如政治的權力更替、機構的法定基礎、與政治權力隔離等。同時，機構自身特征也對其終結有影響，如機構規模、機構的生存時間、機構功能及機構預算等。Boin（2010）通過對聯邦政府1933-1936 年羅斯福執政期間的行政機構進行實證研究，并檢驗了該理論的正確性，結果表明政治權力干預會加快機構終結，而政治隔離即政治家的制度設計則可以使機構避免死亡，但約14年后則有相反的影響。這是因為機構需要與政治家和利益集團建立緊密關系并獲取相應的政治資源支持，同時輸出符合其偏好的組織績效、政策，否則就會受到機構的反對利益集團的彈劾。而我國學者劉新萍（2010）分析了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在1993-2008 年間的變遷情況，實證表明機構精簡-膨脹的循環改革，并綜合分析了機構終結的原因。何艷玲（2008）則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間國務院組成部門的不同機構類型的機構發生的變遷情況，并分析了其變遷規模及程度。由此可見，我國現有研究在總結國務院改革的理論及總體改革和機構規模變遷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關注于改革的經驗總結而對機構終結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的關注較少。

二、研究設計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對機構變革類型進行界定，將變革類型分為產生、續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終結六類。其中，新設機構及更名后的新機構記為產生；續存則指改革中原機構分為多個，但依然以原有名稱存在；分裂指機構由一個分為多個，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則指一個機構將其他機構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稱存在；合并是指多個機構合并為一個新名稱的機構，此時新名稱的機構算產生；終結是明確表示撤銷的機構、更名的機構及排除國務院組成部分的機構均記為撤銷（如1954年后中國科學院不再屬于國務院機構序列算撤銷）。

2.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

綜上所述，可以將影響行政機構終結的影響因素大概分為三類：機構自身的組織特征、所處的政治環境和機構生存的約束因素，結合Kirkpahick 的理論研究框架，將影響我國國務院行政機構終結的因素歸結為：機構特征、政治環境影響、約束因素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其中，信息技術并不直接影響機構的終結，而是間接的影響機構特征，改變行政層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進行政效率。具體說來，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組織機構的特征、政治環境、約束條件均對機構的終結產生影響。同時，機構特征包括機構的職能、機構類型、機構規模等；而政治因素則有國際政治環境、政治家意識形態等；約束因素指機構生存所需的財政預算、法律基礎等。本研究選擇組織機構的特征中的機構職能和政治環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檢驗因素。根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設：

假設H1：機構類型對機構的生存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H2：政治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

3.數據與方法

研究對象選取國務院機構組成部分：組成機構（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國家局、辦事機構、直屬機構和直屬事業單位五類。從機構變革類型上看，1982-2013年期間機構總共發生的不同變革類型的數量如表1。在此期間，國務院共計出現232個行政機構，但由于某些機構的職能不同，有效數據為194個參與統計分析，按機構職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稱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現象與響應時間數據及其統計規律的學科。對研究對象的實驗或搜集數據進行生存時間及相關影響因素的關系及影響程度分析，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等方面。用于大樣本數據分析。其原理是將樣本數據進行分組編制壽命表，通過計算每個時間間隔內的樣本死亡個數、生存個數和刪失數來估計樣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過乘積法則計算生存率和標準誤，得出生存曲線。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1.研究變量設計

在有效數據194個機構中，終結機構數量是117個，77個機構依然存活視為右刪失數據。根據生存分析函數，選取每個機構的生存時間記為因變量，機構生存時間表示機構起始設立年份至其變革年份之間的差值。

第一個自變量選取國務院機構職能，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說明（1998）》中表明國務院機構分為宏觀調控類、專業經濟類、國家政務類、科教文衛及資源管理類；《國務院工作規則（2008）》中明確將國務院職能分為四大類：宏觀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本研究將其劃分為宏觀調控類、專業經濟類、公共服務類和政務管理類，進行編碼宏觀調控為1、專業經濟類為2、公共服務類為3及政務管理類為4。

第二個自變量選取政治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的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意味著政府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現將改革開放之后歷次改革進行編碼:1=1982-1987（記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實證結果

在關于研究對象的生存函數關系中，中位數生存時間表示機構生存率為50%時的時間，反映了生存時間的平均水平，具有統計學意義。通過生存分析得出，政務管理類機構中位數生存時間最長，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經濟類，最短為宏觀調控類機構，為10年。（如圖2）

而不同職能的機構類型的生存函數和風險函數如下圖，在中位數生存時間之前，專業經濟類變化最大，公共管理類機構生存率變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觀調控類機構下降最快，表示機構改革頻繁。在左側風險曲線中可以看出，機構的終結風險并不是單調變化，而是隨時間而產生變動。在10年內公共管理類的機構風險率變化最快。

國務院行政機構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的機構中位數生存分析如下圖4，可知，1982年中位數最高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銷機構的中位機構生存時間最長，為16.5年；2003-2007年機構生存時間最短，為5.75年，表明機構受2003 年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最大，普遍壽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對機構的生存函數如下圖，由圖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影響最大。（如圖5）

行政機構在不同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生存風險率分析如圖6。意識形態對機構的風險率影響非單調，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機構風險率最大。

四、討論與結論

國務院行政機構是我國政治行政體制的核心機構，其增撤合并體現了政府職能范圍與政治方向的轉變。根據以上理論與實證分析，在1982-2013年歷次改革中確實存在影響國務院行政機構生存過程的因素，如機構自身特征、政治環境等。

行政機構類型對機構生存率和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事實表明，不同的機構類型表現出不同的生存風險率，而且專業經濟類機構變化最大；同時機構風險率在不同的機構類型中都表現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變化趨勢，即在一定時期內機構類型在機構生存的過程中終結的風險率隨時間變大，一段時間后其風險率下降，其風險率轉折大約是8~10年。該結果與Boin（2010）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認為政治家對行政機構可以通過有意識的制度設計來實現對行政機構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機構的壽命，即使隨時間改變其設計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政治意識形態對行政機構的生存風險率有顯著影響，且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對行政機構的生存影響不同。具體說來，在一定時期內，政治意識形態的風險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機構終結對機構生存風險率影響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風險率增加最快。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國政府機構改革通過政府管理的結構性放權來實現政府職能優化及調整、政府機構重組等改革措施，而我國在2001 年加入WTO，此時政府機構的調整目標則是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環境尤其是國際環境對我國行政機構的終結影響較大。

由于搜集資料困難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變量選擇及實證上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如對行政機構終結的約束因素。其次，研究樣本范圍主要針對國務院主要組成部分，未來可以更廣泛地對其他類型機構（如議事協調機構）等進行分析，為理解分析國務院機構的生存過程和影響因素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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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一、著力推進公共文化建設

圍繞構建覆蓋城鄉、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社會化和數字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建設。以各市（區）建有四館、鎮村建成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為抓手，加快建設城市“15分鐘文化圈”、農村“十里文化圈”。統籌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完成372個村（社區）基層綜合性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建設。推動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資源數字化，提升基層文化機構的數字資源保有量和服務能力。繼續實施農家書屋提升工程，爭創“省實施農家書屋提升工程試點工作示范市”。

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整合資源，統一標識，打造“文化百場”特色品牌，不斷提升文化凝聚力和群眾獲得感。大力推進文化精準惠民，進一步完善“文化惠民券”實施辦法，全面推行互動式、菜單式、訂單式服務，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人民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投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探索建立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新機制。探索建立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益性文化單位法人治理機構，建立健全理事會制度，吸納有關方面代表、專業人士、服務對象參與管理，增強發展活力。以市級、縣（區）級圖書館、文化館為龍頭，推進總分館制建設，加快公共文化資源整合和互聯互通。

提供優質公共文化服務。以“文化百場”活動為載體，實施市縣鄉村四級聯動，統籌推進文化惠民活動。全面提升“2017年中國梅蘭芳藝術節”“百團千場”“百姓大舞臺”以及“送書、送戲、送電影、送展覽”等文化活動品質，組織開展好美術展覽、文化進社區、公益培訓、文化惠民講座等文化活動，進一步豐富群眾文化生活。

二、努力打造更多優秀文藝作品

深入貫徹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努力打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同時又具有特色、風格、氣派的精品力作。

深入實施文化精品創作工程。加強規劃統籌，重點抓好迎接黨的重大主題創作和以歷史文化為內容的地域題材創作，努力推出一批標志性主旋律作品。加強精品打造，組織開展好詞曲、歌舞、書畫、小說等重點門類的精品創作生產，努力實現全面繁榮。用好市級引導資金，推介優秀文藝作品申報藝術基金，扶持精品創作，激發全社會創作活力。組織文藝精品參加省以上賽事，沖擊省五星工程獎、五個一工程獎等獎項。

加強地方戲曲傳承。加大工作力度，選送戲曲精品，推進戲曲進校園、進農村、進基層。支持淮劇團、靖江錫劇團、泰興歌劇團、興化淮劇團等院團新創精品舞臺劇，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雙豐收。

培育文藝創作人才。健全人才引進和教育培訓機制，繼續開展基層文藝人才創作培訓活動，提升文藝創作整體水平，進一步強化文藝創作人才支撐。

三、大力保護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

以科學禮敬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推動文物保護向搶救性保護與預防性保護并重轉變，向注重文物本體與周邊環境、文化生態的整體保護轉變。

加強歷史遺存保護。科學規劃實施歷史文化街區、文保建筑、名寺古廟、名人舊居、舊址遺存的修繕復興。指導幫助興化市申報歷史文化名城，加快推進姜堰天目山（單塘河）遺址公園、靖江東址文化公園規劃建設，做好宮氏住宅、筆穎樓等省市文保單位的修繕管理相關工作。

彰顯歷史文化名城特色。充分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大力發展新興文化業態，注重運用現代科技的表現形式，接續歷史文脈，拓展文化內涵，重點打造“梅蘭芳戲曲文化”品牌、“水城水鄉地域文化”品牌、“革命老區紅色文化”品牌、“里下河風情文化”品牌，充分彰顯地方特色文化品牌魅力，進一步擴大城市文化的影響力。

加大“非遺”保護力度。繼續實施非遺搶救性記錄工程，完善非遺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管理辦法。利用傳統節日、文化遺產日、國際博物館日，廣泛開展經典誦讀、非遺展示等宣傳活動，讓優秀傳統文化擁有更多的傳承載體、傳播渠道和傳習人群。促進非遺保護與旅游等相關產業融合，探索建設非遺特色街區、特色小鎮、特色社區村莊模式，提升非遺傳承的生命力。

四、推動文化產業加快發展

堅持以推進“1133”工程為抓手，推進文化產業合理布局、形成特色、錯位發展。

加大扶持發展力度。在鞏固和提升現有省級文化產業園區的同時，組織申報各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和重點文化科技企業。積極幫助企業上爭各級文化產業引導資金，重點扶持主業優勢明顯、綜合效益突出、輻射帶動作用大的企業和項目。充分發揮市級文化發展專項資金的激勵引導作用，培植壯大小微文化企業。組織企業參加各種文化產業展示活動，精心舉辦全市文化產業產品展示會，推動文化企業開展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拓展國內外市場。

提升文化創意產業水平。加快推進文化與互聯網、金融、科技、旅游、城市建設融合互動，引領文化制造向文化創意轉型，發現和孵化一批文化創意和文化科技企業，拓展延伸從內容提供到生產、交易、終端消費的現代文化產業鏈，努力打造更多自主版權和自主品牌，不斷提升文化產業發展后勁。充分調動文化文物單位開發文化創意產品的主動性積極性，符合條件的文化文物單位要積極做好申報準備工作，爭取成為省試點單位。加強版權宣傳，引導園區和企業積極申報版權示范園區、單位和貿易基地，提升版權作品登記數量和質量，增強文化創意產業核心競爭力。

加強文化產業動態監測分析。堅持以推進“1133”工程為抓手，適時建立文化產業動態監測制度，及時跟蹤和督查全市文化產業重點園區、重點街區、重點企業、重點項目的發展情況。通過命名管理、項目跟蹤等辦法，進一步引導園區提檔升級，切實加強規劃引導、合理布局、形成特色、錯位發展；進一步鼓勵企業做大做強，主動實施項目建設、技術創新和新品開發；進一步促進文化項目招引，力爭組織實施一批具有示范效應和產業拉動作用的文化產業項目，篩選儲備一批規模大、前景好、帶動性強的后續項目。

五、加快建設現代文化市場體系

圍繞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實守信、監管有力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一手抓服務，一手抓監管，形成文化市場發展內生動力。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充分運用“互聯網+”改進審批工作，優化服務，提高效率，確保文化市場行政審批改革相關政策全面落實到位，為企業和群眾提供便捷服務。按照省里統一部署，加強組織領導，統一思想認識，開展以同城一支執法隊伍為重點的綜合執法體制改革。

推動文化市場健康發展。推進上網服務娛樂場所轉型升級，支持發展綠色網吧。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支持文化娛樂場所、藝術表演團體依法經營、壯大規模，規范發展藝術品市場和演出市場，拉動居民文化消費。

提升文化市場監管水平。加強事前事中事后監管，確保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完善“雙隨機一公開”為重點的日常監督機制，加大現場巡查、暗訪檢查和專項整治力度。放大社會化管理效應，充分發揮網吧協會、印刷協會等行業組織的自律作用，加強基層文化市場監管員、志愿者等社會化力量，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良好氛圍。

六、不斷提升新聞出版廣電監管水平

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切實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確保導向正確。切實履行廣播影視收聽收看和報刊審讀管理等職能，深入開展迎接黨的凈化輿論環境專項整治、廣播電視安全大檢查、“掃黃打非”集中整治、印刷復制發行市場專項督查等行動，全力備戰黨的廣播電視安全播出保障工作，對按規定報備的節目定位、內容設置、結構安排等情況進行定期分析，對新節目形態產生的苗頭性問題，及時發現、及時警示、及時糾正，確保各播出機構導向正確，為黨的召開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第4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首先，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觀念有待改變。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為了適應以市場取向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個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仍然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市場培植資源的運行機制尚未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些行政管理觀念尚未擯棄，諸如直接干預、微觀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相反，許多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觀念，如民主參與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來。如果不及時解決這個問題，將難以與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競爭。因為在市場經濟要求下，首先約束的是政府行為，要求政府必須遵守市場法則，制定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經濟運行規則，盡快樹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觀念，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的步伐，清除舊的管理體制、觀念和壟斷利益。我們要盡快擯棄那些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被實踐證明已經是過時了的行政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行政管理理念。

其次，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待改進。市場經濟要求在一切行政管理活動中，必須堅持以法律手段為主，尤其是在對外活動中必須按照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接軌。為此，必須盡快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法律意識。中國在加入,-.的談判中，承諾按照,-.規則辦事/即應該按照被時間和實踐檢驗了的、被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接受和公認的、迄今為止仍被視為公正和節約成本的國際規則辦事，再也不能片面強調所謂的“中國國情”“、中國特色”。過去，我們雖然也宣稱要按國際規則辦事，但往往是中國化的“國際慣例”，如我國目前雖然也實行了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制度這樣一些國際慣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不盡如人意。據國家有關部門對+0個國家投資項目的稽查發現，其中真正公開、公平招投標的只有’1，有"21的項目招投標失靈，未嚴格按照規定的要求進行。我們要切實改變行政管理方式，堅持以法律手段為主，建立一套規范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并使這套法律體系與國際上的規則相銜接，以便形成真正公平的市場競爭。就目前而言，必須系統地清理各部門的法律、法規，對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規、規章，必須逐步進行修改、補充、完善。

第三，我國行政管理的程序有待完善。我國至今尚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既缺乏行政程序的憲法規范，也沒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規則。并且在現有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往往重事后程序，輕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的參與性弱，公開度低，對違反行政程序的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的參與性的強弱和公開度的高低，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體現。在我國，相當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參與性，沒有說明理由、聽證程序，甚至于當事人沒有申訴權。市場經濟需要我們按照行政管理程序辦事，提高辦事的效率，真正做到政務公開和依法行政。這對我國現行的行政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須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構建完備、透明、適應國際規則的行政程序體系。

第四，我國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各種原因，我國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行政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還不能適應新時期市場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提出的要求。從總體上來看，我國公務員隊伍的素質還不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比較低，開放市場后，國外企業進來了，要求與國內企業平等競爭，從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尤其是對各級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公務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各級政府的決策水平和行政領導的決策能力，這也是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所以說，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不斷提高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行政管理對政府行為的要求

完善行政管理對政府行為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府行為的民主性。在市場經濟中，企業而非政府才是唯一的經濟主體，企業的經濟自是其主體地位的真正體現。政府應將蠶食、侵奪企業的權利還給企業，政府行為的政治價值定位是追求民主。通觀歷史，國家權力重心下移是歷史的潮流和內在選擇，其趨勢表現為國家本位讓位于社會本位，官本位讓位于民本位。入世后，中國的這一歷史進程必將加快。民主在經濟緯度上表現為企業主位，在政治緯度上則凸現為人民主位，政府政治行為的民主性是其經濟民主性的集中體現，社會經濟主體的地位不斷強化和實現，必然促使其作為政治主體地位的強化和實現，這一歷史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按照市場規則運作決非僅在經濟框架范圍，更是政治觀念、制度設計及運作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民主觀念下的傳統文化改造、構筑民主的生存土壤對我們而言決非輕松，更非過時。政府行為的民主性是經濟民主的迫切需要，這就要求我們的政治制度設計、運作符合民主的人文關懷，擯除傳統體制下的政府行為的非民主性及民主不充分性，加快由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的現代政治行為模式轉換。政府行為的民主性是其科學性的前提。廣泛、充分地實現民主，汲取社會力量和資源，才可能從根本上保證政府行為科學性的實現。

其次，政府行為的科學性。實行市場經濟，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不僅僅意味著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經濟，更意味著政府應在全球視角下解讀其管理行為。隨著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融合，政府間的交融、溝通進一步加強。借此機會學習、借鑒它國政府行為所體現出的時代進步意義和科技成果，可以促進我國政府行為的科學性。電子政府與網絡政府的迅速成長，行政信息的快速膨脹、政府行為的公開性與透明性等都需要我國政府擺脫傳統的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陳舊管理模式和管理行為。同時，在加入世界統一大市場后我國與世界的交往將進一步加深，與此相適應，政府間交流也應上升一個更高層次，諸如選派優秀的公務人員出國學習、交流，邀請國外優秀的管理專家到我國講學，加強政府間信息的溝通等。政府行為的科學性體現的是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無關的實踐理性，是全人類共同的進化文明。從政府行為的行政成本而言，科技界乃至政府內部都應努力提高我國行政技術的科技含量。在追求政府行為科學性的過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這也是企業化政府、廉價政府的內在要求。

第三，政府行為的法治性。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文明的成熟性是市場經濟實現的必要條件。政府行為的法治性是市場經濟中社會主體對政府行為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面臨的一次嚴峻挑戰。不論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不但要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更要符合實質法治的要求；不僅要符合實體正義的內涵，更要符合程序正義的內涵。在法治行政下，社會的主體地位從以往隱性、附從地位上升到顯性、主體地位。政府行為的法治性要求立法、司法、執法、普法等諸環節加強法治建設，即嚴格依法行政，樹立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最高權威和終裁的法治意識。政府公務人員應該率先垂范，任何對法治的破壞即是對正義的最大諷刺。政府行為的法治性應在開放性、全球性的視角下，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更多地與國際接軌，而非盲目自閉地強調特色。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從法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對我們而言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要有效地控制政府權力、規范政府行為、構筑社會權利的保障機制，這是政府行為法治性實現的重要舉措。

在殘酷、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經濟市場化的集中要求是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及社會多元化，對政府職能、管理模式、管理觀念的準確定位是經濟市場化生存的外在需要。從政府行為的民主性、科學性、法治性層面上而言，民主性是靈魂，科學性是基礎，法治性是保障。

三、完善行政管理的途徑

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和依法治國的進程，建設法治政府，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完善我國行政管理體制。

首先，嚴格依法行政，將行政行為契合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之內。依法行政就要做到既嚴格地合法行政，又充分地合理行政。實施行政管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必須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不偏私、不歧視。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應當符合正當的法律目的，排除不相關因素的干擾；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必要、適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種方式實現行政目的的，應當避免采用損害當事人權益的方式。

其次，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依法界定和規范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能分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行政機關應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能，保證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門保護、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要進一步轉變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方式，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在繼續加強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完善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建立健全統一、公開、公平、公正的現代公共服務體制，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和公共服務意識，簡化公共服務程序，降低公共服務成本。

第三，加快行政程序建設，保證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要公平、公正、公開，聽取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意見，要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并嚴格實行回避的制度。要切實保證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事前陳述和申辯，事后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以及對重大事項，要求聽證的權利。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必須在行政決定中說明理由。對行政機關違法行使權力侵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嚴格實行責任追究。通過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備規范，切實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程序權利。

第四，完善行政管理監督制度和機制，強化對行政行為的監督。要完善人大監督，對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應當嚴格實行依法報送備案的制度，對報送備案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權力機關必須依法嚴格審查，做到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不能使這種備案審查流于形式。要完善司法審查制度，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行政管理活動依法實施監督，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予以審查。同時，還必須加強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包括強化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監督和專門監督。上級行政機關要建立健全經常性的監督制度，通過層級監督，加強對下級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強化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機關的工作，并與檢察機關密切配合，互通有無，形成監督合力。最后，要完善政協的民主監督和社會監督以及新聞輿論監督。通過拓寬監督渠道，完善監督機制，促使行政管理工作嚴格依法、公正地進行。

第5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既具有時代性、又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為進一步加大推動依法行政、法治文化建設的力道，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培養公職人員忠誠信仰法律的“法本位”文化。文化作為一種普遍意識形態，主要由人民的精神認同來支撐，而公職人員對法律的忠誠與信仰則是精神認同的最高境界，有了這種認同，在公職人員中才能形成一種穩固、普遍的崇尚法律的文化氛圍和環境，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李離是中國古代晉文公時期的法官，因自己工作失誤冤殺了人，就自我拘禁判處自己死刑。而晉文公很看重李離，有意為他開脫責任說：“這是你的下屬官吏有罪過，不是你的罪過。”李離反駁：“我的官職是長官，沒有把官位交給下屬;我接受的俸祿多，不曾分給下屬好處。現在我聽了錯話判人死罪，卻把罪過推給下屬，我不能這樣做。”他辭謝晉文公，不接受君主的赦免令。為嚴明法令，樹立法律的權威，李離以身作則，自殺身亡，以司法工作者身份樹立了守法典范。

培育“法無授權即禁止”的權力文化。狄驥等提出了“越權無效”原則。該原則認為，政府官員在做出特定的行政行為時，如果超越了授權性法律為其所設定的權力限度，或者是他抱著某種目的實施了某種行為，而這種目的是法律不允許他去追求的，那么該行為應視為無效。公權力必須在法律代表人民授予的實體權力范圍內活動，即使法律沒有禁止，行政權力也不能自由行動，要扭轉公權力的執行者以往“法無規定即自由”的思維方式及文化模式。

培育嚴守法定程序的執法文化。許多行政人員在“輕程序”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根本不知道自己應當遵守的行政程序。如在拆遷過程中大手一揮，忽略了法律程序和穩定評估，思想工作又做不到位，從而引發了本可避免的集體上訪。因此，我們在各項工作中既要有關于程序的職業操守教育，更要有實施程序的職業操守保障機制。同時，在履行司法程序時，還必須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英國哲學家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因此，全會決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壞作用。

依法行政作為法治建設成果最直觀的體現，對全社會法治意識的形成有示范帶頭作用，可以推動形成全社會守法、執法、護法自覺。為進一步促進法治文化發展，依法行政需進一步加強。宏觀層面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貫徹落實《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依法界定和規范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大力推進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設，完善行政決策聽證、專家論證、責任追究等制度，確保行政決策真正體現科學發展觀，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微觀層面嚴格規范行政執法。按照職權法定、權責一致的原則，規范行政執法主體，明晰職責權限，推進綜合執法試點，探索相對集中的行政許可權、處罰權制度;強化行政執法責任，完善執法聽證程序、規范聽證行為，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依法公正處理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

培育具有文化張力的法治監督文化。法治監督是依法治國的重要保證。法治的真諦不是用法治民，而是用法限權治官。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為法治中國建設矗立起最堅強有力的柱石。

樹立社會監督意識。我們要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文化活動，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宣傳法律、法規、政策，多用親切、通俗、易懂，記得住、用得上、能接受的表演來讓法治深入人心。尤其要組織普法工作者、志愿者深入基層，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推動主題活動向基層延伸，向偏遠鄉村、新建社區、城鄉接邊、集貿市場、流動人口聚居區等區域延伸，使主題活動覆蓋基層社會的各個方面。要引導全社會在法治意識等方面形成更為廣泛的共識，使愛法、護法、守法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生存方式、一種生活方式。同時，還要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使各行業、各領域的從業者，真正在實實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點一滴培養起法治監督精神。在培育社會法治監督精神的同時，還需要引導社會公眾通過合法合理的手段，行使自己的監督權利。

實現法治監督常態化。一是明確人民監督主體地位。人民監督是最主要、最廣泛、最本質、最管用的監督，是形成“大監督”、“真監督”氛圍和格局的基礎。要把全民普法學法列為學校教育、全民教育和干部培訓的主要內容，系統持續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自覺維護法律的權威，營造法治監督的大環境。二是整合力量形成監督合力。按照 “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的要求，由黨委牽頭建立法治監督協調機制，對法治各領域的監督進行統籌安排，形成分工負責、有分有合、各方聯動、齊頭并進的工作格局。探索建立彈劾制度，增強對司法、行政等公權的監督制衡力度。構建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通過健全完善績效管理，明確各監督主體的具體責任，設置指標、明確目標，使監督任務由“泛化”到“量化”，由“模糊”到“清晰”。

第6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房價為何會越來越高？高房價造成了哪些社會問題？國家大力推行的“國五條”、“國八條”、“國十條”效果到底如何？問題出在哪里？

高房價損害了誰的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社會結構迅速變遷，一部分人搭乘著政策的順風車搶先致富，而后又利用較準的投資眼光，獲得更多財富。而另一部分普通的工薪階層，在自己的崗位勤懇工作，同樣懷揣夢想，只是腳步更謹慎。可誰也沒想到，35年之后，這個世界仿佛在用哈哈鏡復制過去的景色，各類社會角色與階層發生翻天的逆轉與變形，社會貧富分化極其嚴重，基尼系數高居世界首列。

許多材料表明，現階段我國的房價與居民收入之比在全世界都屬于最高的行列。商品房價格逐漸超越了普通民眾能夠接受的范圍，在大城市中購買住房成為奢侈的夢想。

城市中受高房價傷害最大的群體是“城市中產階級”。他們是現代城市建設的主力軍，擁有高學歷、年輕的大腦、富有挑戰的工作和無窮的斗志，對生活與事業懷揣夢想。然而，他們買不起房，不能在工作的城市找到自己的歸屬感。常年租房、搬家，生活狀態始終是“漂”著，更因為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在婚戀、家庭生活中屢屢碰壁。而正常婚育、家庭幸福對他們來說，原本是最順理成章的事情。房價相對較低時買到房用來居住的普通民眾，會覺得自己幸運，而較早時沒有下定決心或者沒有能力買房的其他人，就只能感覺離買房越來越遙遠了。有需求卻沒有房子的人群難免心生抱怨，加劇社會矛盾。在“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國里，房子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而不是奢侈品，但現代城市里的房子卻如此昂貴，為得到它要付出難以想象的代價。近年來，與房產有關的夫妻成仇、兄弟反目、父子對簿公堂的事件屢見不鮮，“親父子鬧翻一怒上法庭，法官：莫讓房子毀了親情”等新聞標題成為一種范式，被多次引用。高房價引發的親情破裂和利益之爭讓人心寒。

應該說，近兩年，由于被拆遷戶的抗爭，城鎮暴力拆遷現象有所減少，但對農業用地的低價以及暴力化征用現象則仍然時有發生，嚴重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這也是我國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這些現象和問題對我國社會的和諧穩定、對政府的社會公信力或社會合法性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土地是農民生產生活的基本保障，在不少農村地區，政府為了利益與開發商勾結，低價暴力征地的現象仍然存在，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同時，也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生活與情感。

房子是投資商品？

各類學科的專家們不要再預測房價，權威專家的預測實際上是會影響現實房價的。

上個世紀90年代房改，福利分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改革，緩解了當時的住房緊張狀況，房地產業和建筑業也自此開始健康有力地成長。房改亦強化了人們的房屋理念，“有房”開始成為在一個城市立足的基本條件，“房屋文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人們一旦想要在一個城市立足，長期生活下去，買房就會成為一種信念。這種信念是長期存在且很難改變的，而這種成為房屋有產者的愿望，是租房所遠遠不能滿足的。房屋不僅是資產，還是象征，象征著安全感。

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聚集了全國大量的人才，直接造就了城市中廣泛的購房需求。這些有需求的購房者將房子看作一般消費品，買房行為也是一般消費行為，用來辦公或居住。

另外一部分有購房需求的人群則將房屋看作投資產品。他們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把房子看作類似于黃金、股票、債券的金融投資產品，買房后等待房價上漲。這些也就是經濟學家常說的導致房價上漲的主力軍。新聞里整棟購買住宅的“炒房團”，只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金融投資市場普遍不景氣，股票基金風險太大、黃金玉石需要技術，相比起來，中國的房地產屹立不倒、房價一路看漲，在投資者眼里，投資房地產是再劃算不過了。只要有一定的投資能力，人們都能將目光投向房地產。

社會學習慣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問題，這兩類人群就大致構成了當下城市購房需求人群的雙層結構，他們是市場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進步的必然產物。

不斷上漲的房價，是投資炒房階層的福音，也是需要住房人群的噩夢。國家在制定政策時需要從這種雙層社會結構出發，使改革政策對兩種階層的影響效果相協調。然而，目前的調控政策并不盡如人意。

高房價阻礙了城鎮化

城鎮化是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速度也無疑是可喜的。據統計，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9%，2012年就達到了52.6%。

現在號稱人口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0%。然而，在這個50%中，至少有15個百分點與真正的城鎮化無關。我國城鎮化問題解決得如何，實際上取決于城鄉二元化制度體系改革進展如何。換句話說，商品房無論從城市居民的角度來看多么合理，都不是初進城鎮的農村人口能夠購買得起的，他們進城以后解決住房問題的初步辦法，必然是城鎮住房租賃業的發展。當然，房屋租賃市場的價格問題，仍然會影響農村人口進城。

從經濟學的角度，城鎮化必然會引起房價上漲。但關鍵問題是，怎樣的上漲是健康的。健不健康，要看是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顯然，目前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現狀與高得離譜的房價，是不健康的。超出這樣的“規矩”，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問題，例如房地產市場泡沫化，一旦這個泡沫破裂，將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不利影響。這種“一定之規”，其實就是房價上漲應當控制在既不造成泡沫、居民也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一般用居民收入與房價之比來測度這樣的范圍。

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一正常的城鎮化趨勢，被投資炒房者弄得困難重重。有雄厚經濟實力的買房投資者，早已在城市里大量買房，等待房價上漲。將房屋當作理財產品，等待保值增值是正常的經濟投資行為，但這一行為在各大城市乃至全國的蔓延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一邊需要住房的人群無力購房，另一邊大量房屋空置，資源被浪費。城鎮化的進程受到阻礙，同時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民眾抱怨更多。如此循環，高房價是罪魁禍首也是惡性后果，亟須政府出面進行干預，是為民生也是為經濟的長足健康發展。

調控房價有多難？

國家顯然已經意識到高房價對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阻礙力量，國務院從土地、信貸和稅收等多方面入手，陸續出臺相關調控政策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2010年1月，“國十一條”出世，3個月后又緊鑼密鼓地出臺了“國十條”。“國十條”全方位調控房地產市場，被評為“房地產業的西伯利亞寒流”。2011年1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新國八條”應時而生，進一步明確了住房發展的宗旨，嚴格土地管理與金融監管，規范市場秩序。2013年2月20日出臺的“國五條”繼續強化各項政策，在各個城市的細則更是引起諸多反響。

但是，這些政策對于上文談到的雙結構人群所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效果有限，而且處于十分尷尬的處境。

“抑制”二字對普通民眾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這讓他們感受到國家對此事的重視，內心依賴政府將房價降下來，好保障工薪階層能買到住房。這一系列政策帶來了希望，使人們堅信房價上漲是暫時現象。另一方面，“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在房產投資者和房產開發商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上漲”二字。在各種金融產品都極具風險的時代，投資房產仍然是最保險的選擇。實際上，這些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表明政府的立場——是要把房價降下來讓大部分核心家庭都能買到合適價位的房子，還是要讓房子繼續承擔投資產品角色，僅使有住房需求的人能夠租到價位合理的房子？短期政策對投機炒房者的抑制力量有限，且房價上漲的速度遠超工資上漲的速度，普通人買房仍然是奢求。這一系列政策看似強硬，實則給予兩類人群不同的導向信息，房價漲還是跌，普通人看不明白。

這些調控政策可能使房價暫時蟄伏，但在蟄伏的同時也醞釀著強力反彈的圖謀，而且蟄伏的時間往往很短。從根本上來看，還是一些地方的政府與開發商在房地產開發上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本來，政府擔負著調控市場的責任，但一旦其本身成為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調控就是一句空話。

針對農村暴力強拆現象，專家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①完善農地征用補償制度，尊重農民的合法權益；②加大商品房開發市場監管，遏制房地產市場暴利；③改革政府財政制度，大幅度弱化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賣增加財政收入的沖動。

第7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網絡安全的新考驗：

日前，國務院公布了三網融合首批試點城市名單，三網融合迎來了發展的關鍵時期。隨著用戶數量極大的膨脹、信息量海量的增長，三網融合在帶來網絡價值增長的同時，內容安全帶來的影響也將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但國務院公布的三網融合時間表上并沒有對監管體制、監管部門提出相應的“融合方案”，如何建立相應的監管模式，特別是如何構建三網融合后網絡信息安全監管和保障模式，成為三網融合過程中始終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三網融合后，隨著網絡的開放性、交融性和復雜性的不斷提高，傳統互聯網內容安全、手機短信安全以及音視頻內容安全將進一步延伸和擴展，融合的網絡將面臨巨大的信息安全考驗。

首先，信息源和信息傳播范圍的擴大對監管提出了考驗。三網融合涉及技術融合、業務融合、行業融合、終端融合及網絡融合，但本質是業務的雙向進入。目前中國網民數量已突破4億關口，三網融合后，原有的廣電用戶也可以很方便地接入互聯網，網民數量將迅速攀升，如此大規模的用戶數量將成為監管面臨的重大挑戰。特別是Web2.0模式進一步延伸到其他網絡，大量的網民將通過傳統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廣電網不斷地提供信息和創造信息，一旦出現有害信息，其帶來的影響和危害將可能是空前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監管部門如何應對三網融合后三個網絡共同面臨的網絡信息安全挑戰呢？圖片、文字內容和視聽節目內容是電信和廣電部門分別監督管理，還是統一管理？新形勢下，監管部門如何對有害信息源和有害信息者進行及時發現并有效攔截？

其次，圖片、音視頻實時性讓監管難度加大。按照相關規劃，三網融合后，符合條件的國有電信企業在有關部門的監管下，可從事除時政類節目之外的廣播電視節目生產制作、互聯網視聽節目信號傳輸、轉播時政類新聞視聽節目服務，以及除廣播電臺電視臺形態以外的公共互聯網音視頻節目服務和IPTV傳輸服務、手機電視分發服務。這意味著，網絡視頻、視聽以及彩信圖片等新業務將獲得更快發展，對公眾產生的輿論影響將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更多的網友將加入到視頻制作的大軍中，這些音視頻業務不再像傳統廣電時代那么容易控制和管理，它將對信息安全帶來極大挑戰。特別是3G技術和業務得到普遍應用后，智能手機終端將借助無線網絡廣泛地傳播這些音視頻和圖片信息，如何區分這些信息是否危害公眾利益或國家安全，不僅考驗技術的可行性，也考驗監管的實時性和有效性。

另外，專家表示，三網融合的最大阻礙來自于政企不分的廣電體制層面。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曹三省就認為，三網融合應該是個惠民工程、公共服務工程，而廣電體制改革的滯后，有可能延緩三網融合的進程。除此之外，由于互聯網內容服務層出不窮，三網融合后信息安全還可能面臨其他新問題，如何在行政監管上跟上和適應新形勢新需要，今后監管模式將如何變化，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監管模式的三構想：

——實行分業務監管，這種模式最為可能。推進三網融合總體方案的“主要任務”中“加強市場監管”里提到：“廣電部門按照廣播電視管理政策法規要求，加強對從事廣播電視業務企業的業務規劃、業務準入、運營監管、內容安全、節目播放、安全播出、服務質量、公共服務、設備入網、互聯互通等管理；電信部門按照電信監管政策法規要求，加強對經營電信業務企業的網絡互通互聯、服務質量、普遍服務、設備入網、網絡信息安全等管理。”可以看出，國務院目前的總體思路是廣播電視業務的內容安全仍由廣電部門負責，而電信網和互聯網的內容安全由電信部門負責。

這個思路還可以從“加強技術監控系統建設”的描述中略見一斑。方案提出：“適應三網融合要求，統籌規劃建設相應的網絡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監控系統，充分發揮現有國家網絡信息安全監控技術平臺、廣電信息網絡視聽節目監管系統的作用，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不斷提高監控能力，為保障網絡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提供技術支持。”然而，這種模式實際上就是三網融合前的監管模式，它并沒有很好地解決三網融合中的業務交叉融合問題。

——延續多頭管理，這種模式最為現實。三網中信息安全問題最大的是互聯網，相比廣電網、電信網，互聯網內容安全管理最為難辦。目前互聯網的管理用的就是“九龍治水”的模式，電信部門是互聯網行業的主管部門，宣傳、公安、安全、廣電等部門是互聯網的重要內容管理部門，但外宣(宣傳)部門又是網絡文化的主管部門，其他部門是網絡文化的重要管理部門。那么，三網融合后，問題的根本還是互聯網內容管理問題，因此，繼續沿用多頭管理也是最為現實的一種模式。

另外，推進三網融合的“基本原則”中也提出：“切實加強三網融合條件下宣傳媒體的建設和管理，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堅持正確的宣傳輿論導向，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注重社會效益，改進和完善信息內容監督方式，把新技術運用和對新技術的管理統一起來，提高監管能力，加強部門協同，保障網絡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因此，涉及意識形態的內容及文化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必須由宣傳部門管理，而涉及網絡犯罪或國家安全的信息安全內容則分別是公安部門和安全機構的職責所在。互聯網這種特性決定了目前階段網絡內容安全只能是各部門各司其職，協同管理。

——成立統一管理機構，這種模式最為有效，但最不容易實現。從國外經驗來看，融合監管更具優勢。例如，美國和英國都是采取統一的監管機構進行融合監管。美國的《1996年通信法》以法律形式授權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對廣播電視和電信業進行監管。英國依據2003年新推出的《通信法》，成立融合的管制機構Ofcom，全面負責英國電信、電視和無線電的監管，極大地促進了網絡融合產業的發展。

第8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現代服務業是指在工業化高度發展、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的階段產生的，主要依托專業人才、現代管理理念和高新技術，采用現代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發展起來的，代表經濟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服務部門簇群，具有高知識含量、高附加值、節能環保、空間高度集中、功能區域輻射、產業內部企業呈金字塔分布等特點，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作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典型，現代服務業不僅在廣泛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占據領先地位，而且事實上也處于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的高端位置，成為服務經濟時代的支柱產業。2005年世界服務業占世界GDP的比重已達到68％，發達國家超過70％，發展中國家達到52％，紐約、倫敦、香港等國際大都市的服務業比重更是在90％左右。

一、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

我國第一家外商直接投資的服務業企業(建國飯店)1982年在北京誕生，拉開了中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的序幕。通過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升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的一條重要思路和經驗，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后，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成效顯著。

1、有效擴大經濟總量。現代服務業的發達程度不僅僅反映了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更有利于拉動大城市的經濟增長，其中外資企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以北京市為例，2006年統計數據顯示，規模以上現代服務業中，外資擁有資產8593.9億元，僅占全市現代服務業規模以上企業的3.4％；但完成稅收183.6億元，占全市現代服務業規模以上企業的18.6％。外資現代服務業企業實現增加值738.6億元，占全市現代服務業的19.7％，占全市GDP的9.4％。

2、促進高素質人才就業。世界銀行認為，如果遠距離承接或供應服務是可行的，商務成本將降低30％～40％，G7國家的1％～5％的就業崗位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大力承接發達國家的服務業轉移，可以有效地促進本土人員就業。以北京為例，2006年規模以上現代服務業中，外資企業從業人員為23萬人，占12.4％，比重較2004年提高3.2個百分點。而且外商投資企業員工的薪金一般較內資企業高，2006年北京市內資企業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37404元，而外商投資企業達到58330元，帶動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在外資企業的歷練，員工掌握了先進的知識和技能，熟悉了企業的運作模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儲備了大批優秀人才。

3、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既包括第一、第二產業部門向第三產業部門轉移，也包括第三產業部門內向技術含量和知識含量高的高端產業發展，還包括向高端產業中的高端環節轉移。從發達國家經驗看，工業化后期將會出現明顯的向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趨勢。通過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積極承接現代服務業國際轉移，將有利于促進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此外，通過引進國際先進的設計、物流、研發、營銷等生產環節的服務業，提高這些領域的服務水平，為中國整體制造業的升級創造條件。

4、加速市場化進程。一是外資企業的進入從增量上加入經濟發展的動力，尤其是這些企業要求政府、市場在運作上逐步向國際接軌，提高了政府的服務水平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二是外資直接參與國有服務業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提高運營水平。三是帶動內資企業共同發展。外資企業的進入，促生出許多國內關聯企業，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迫使本土企業積極引進先進管理經驗與運作方式，積極開展創新活動，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5、推動服務貿易迅猛發展。現代服務業中的許多具體行業都是“可貿易的”，通過對外開放，服務貿易的渠道不斷拓展，現代服務業企業能力得以提升。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總額達1928.3億美元，2003～2006年均增速為37.5％；其中服務貿易收入為920億美元，年均增速更是高達40.3％。尤其是計算機和信息服務(64.0％)、咨詢(104.0％)、廣告宣傳(72.0％)、電影音像(116.0％)等現代服務業門類服務貿易收入的增速更是驚人。

二、中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一)從國際層面看，服務業大規模國際轉移提供了良好機遇

繼20世紀后30年制造業全球重組和轉移之后，以信息技術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等服務外包為代表的服務業轉移蓬勃發展，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和產業轉移趨勢。

一是服務業跨國投資增長非常迅猛。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服務業吸引外資僅占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1／4；1990年，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超過第一、第二產業的總和，比重達到50.1％；2005年，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占世界對外投資總流量比重約為70％。跨國公司成為現代服務業轉移的主體。在2005年《財富》全球500強中，從事服務業的跨國公司有281家，其他500強制造業企業也有相當一部分服務業務收入接近或超過制造業務收入。

二是服務外包蓬勃發展。由于競爭的加劇，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力求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僅保留核心優勢業務，將客戶服務、軟件開發等許多非核心業務活動外包給發展中國家。聯合國《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未來幾年全球外包市場估計將以每年30％～40％的速度遞增，2007年達到1.2萬億美元。

三是服務業轉移由制造業追隨型逐步轉向自主擴張型。最早轉移的現代服務業大多是跟隨制造業跨國轉移的原有客戶進入東道國的。隨著各國服務業開放進程的加快，許多與制造業相關性不大的服務業企業，如咨詢、設計、軟件、媒體傳播、教育培訓等專業服務公司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實行自主擴張，尋求進一步發展的細分市場，大大加快了服務業轉移的步伐。

服務業的大規模轉移進一步推動世界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促使服務業告別傳統的地緣導向發展模式，進入全球配置資源的時代。其中孕育著巨大商機，也存在著不少挑戰。各國只有積極參與其中，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條件承接適當的產業領域和產業環節，才有機會在將來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二)從國家層面看，中國經濟繁榮和制度安排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方面，中國巨大的服務需求為我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動力條件。中國是世界上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很長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市場容量擴大最迅猛的國家。1978～2006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7％左右(扣除物價因素)，2007年達24.7萬億元，位居世界第4位。經濟的快速發展對金融、商務服務等面向生產的現代服務業需求旺盛，中國居民通過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而涌現出一個龐大的高消費群體，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文化、教育、醫療等面向消費的現代服務業需求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國內服務提供能力遠遠不夠，2006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僅為39.4％，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就為現代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人世后過渡期的制度安排為我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國入世時自動接受了《服務貿易總協定》，并據此做出了《服務具體承諾表》，將在人世后的3～5年內逐步開放服務業市場，放寬服務業的市場準入限制并給予國民待遇。在WTO分類的160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中國的開放率已經達到62％。中國還與香港、澳門、新西蘭等地區和國家簽署了開放度更大的貿易協定。與此相適應，中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多部開放服務業的法規、規章，涵蓋了金融保險、貿易分銷等諸多領域。2007年和2008年，國家又先后出臺加快服務業發展的文件，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服務領域對外開放，鼓勵外商投資服務業，著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隨著人世過渡期的結束，外資進入現代服務業的不利制度安排基本消除，我國的人才、科技資源優勢有了一個可以充分發揮的空間，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三、中國現代服務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制約因素

(一)從市場層面看，產業需求不足和要素供給不足并存

一方面，產業需求不足。國內對現代服務業的需求還沒有充分釋放，特別是政府部門和國有大型企業服務外包意識不強，許多服務需求還是通過內設部門或下屬子公司提供。

另一方面，高端人才等核心要素供給不足。一是高端人才相對缺乏。雖然我國每年畢業的學生不少，但現行教育體系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難以培養出企業所需的專業人才，出現一定的高端人才缺口。比如，某外資證券公司反映，隨著證券行業的快速發展，管理人才匱乏的狀況日益嚴重，特別是管理層、基金經理和專業人才供應明顯不足。二是企業間出現不合理的快速人才流動。合理的人才流動可以為經濟發展帶來活力和生機，但現在專業人才相對匱乏，一些從業人員只顧及眼前“利益”而頻頻跳槽，讓一些外資企業“感覺頭疼”，導致企業對人力資源培訓的投入動力不足。

(二)從政府層面看，政策體系不科學與政府服務不到位

政策方面，一是政策內容不完整，彼此不協調。有些文件三、四千字，實質內容不過百字。有些政策缺乏整合，文件套文件，別說政策對象，即使是執行部門也難一目了然。有的行政審批環節互為前置，相互制約。二是操作性差，落實困難。一些政策僅是提出“鼓勵”和“支持”等方向性政策，既宏觀又籠統，政策執行主體、責任主體不明確，政策執行程序不清楚，沒有切入點和具體抓手，企業無所適從。

政府服務方面，一是審批手續仍然復雜，周期過長。如許多服務業從業人員需要頻繁進行國際交流，但我國現行的出入境管理辦法很難適應這一要求。二是政務信息不夠完備和公開。如某外資醫院反映，醫院主要接診外國病人，但卻無從知道我國常住外國人的數量，難以提供確實適合市場需求的醫療服務。三是對一些服務價格管制過死。某國際學校反映，由于近幾年員工工資上漲以及物價上漲，成本增加，但學校收費價格一直沒有變化，承受較大壓力。四是市場監管尚存漏洞。比如，旅游企業反映各類旅游景點的黑導、黑車以及各類冒充知名旅游公司旗號組織“一日游”等違法行為仍然大量存在。五是政會不分仍然比較突出。管理體制滯后，分布結構不合理，行業代表性不強，內部機制不健全，很多行業協會仍是政府的應聲蟲，不能反映企業的訴求。六是某些類型企業主體間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競爭。比如同為文化服務企業，國有事業單位轉制的企業可以享受大量稅收優惠，而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就不在優惠之列。

四、需處理好的幾個重要關系

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看，哪個領域開放得較早，哪個領域就發展得較快。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效率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對外開放不足。要以開放促發展，通過引入外部競爭機制，重新配置服務業資源，提高國內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平。

1、政府與市場的定位關系。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現代服務業，必須發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中國不少服務業領域壟斷色彩十分濃厚，一些部門對某些領域過分看重其經濟調節、公益福利、意識形態等屬性，保留著十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國有經濟壟斷經營嚴重。需要打破壟斷，加快服務業市場化步伐，充分發揮市場在服務業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減少對微觀企業主體的不干預，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不作為”。印度等國家的經驗表明，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和發展中，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要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對戰略性產業提供支持。同時要重視發展行業協會，積極推動政會分開，促進其市場化運作，培育發展新型行業協會，支持行業協會發揮服務企業、反映訴求、行業交流和自律、對外聯絡和開拓國際市場的功能，鼓勵外資企業在行業協會中發揮積極作用。

2、吸引跨國企業與壯大本土企業的關系。承接現代服務業國際轉移，機遇與挑戰并存，需要統籌兼顧，但這并不意味著要采取過去的關門保護、關照“親兒子”的做法。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的落后有著長期計劃經濟因素的局限，也有市場機制缺失的空白。服務業開放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在把握好開放順序基礎上，為完全開放的競爭領域中的跨國公司、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多種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提供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在市場正常競爭中激發企業活力，促進產業良性發展。

3、突出重點產業與全面發展的關系。要根據我國的資源稟賦條件，在產業發展上做到有進有退，在承接產業轉移時有主有次。在重點吸引金融、科技研發、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業的同時，也要重視教科文衛體等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產業的對外開放，區分其中的經營性產品和公共產品，在促進社會公平和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時，提高整體服務水平。

4、提供優惠政策與優化發展環境的關系。優惠政策可以加速產業的轉移和集聚，在現階段對吸引現代服務業、提升首都整體產業水平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不可替代。但長期來看，優化發展環境更為關鍵，是展現城市形象、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舉措。不能僅僅依賴于政策方面的優惠而忽視了發展環境的優化，尤其是對于企業長期反映的突出問題，需要積極和妥善解決。

5、重點區域與一般區域的關系。根據不同區域不

同城市的秉賦條件和發展定位，在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時也應有所區分，突出特色，展現優勢、形成整體合力。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人力資源條件好，但商務成本較高，應重點吸引研發、設計、市場開拓等高端環節，成為運營、管理和資源調配中心；大連、西安、成都、武漢等二線城市人力成本和商務成本都較低，適合發展后臺支持、軟件編碼等服務外包產業，與一線城市一起形成完整的服務產業鏈。

6、引入與輸出的關系。承接國際現代服務業轉移是手段，根本目的還是優化本地產業結構，提升本土產業素質，有效應對國際產業之間的競爭，并最終實現走出去發展。當前，在吸引現代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基礎上，應著重壯大企業實力，拓展國內市場，加強對國內經濟的輻射和服務，并適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服務業企業走出去。

五、具體政策建議

(一)著力培育適合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的市場

一方面積極培育市場需求。(1)增強企業服務外包意識。打破行業壟斷，加大政府對社會服務產品的采購力度，鼓勵企業更加專注于主業發展，提高核心競爭力，將自身并不擅長的服務環節進行外包。(2)抓緊制訂完善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和配套辦法，關鍵是要落實國務院2006年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36條政策，認真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促進民營企業發展。(3)促進區域合作，為經濟圈的中心城市現代服務業發展提供空間。如上海應抓住江浙滬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提升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的輻射能力。北京應抓住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和河北產業升級帶來的機遇，在京津冀區域內倡議和聯手各地方政府，為企業提供跨行政區域的合作平臺。

另一方面大力提高供給能力。(1)加強投資促進工作。整合投資促進工作資源，創新招商引資模式，借助國際知名中介機構的作用，提高引資的專業性、針對性和實效性。把握現代服務業國際轉移趨勢，對金融、文化創意、科技研發、信息技術、商務服務等重點領域，一一列出各領域全球知名的企業，跟蹤了解他們的投資動態，吸引這些企業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或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培訓中心、結算中心。(2)加大事業單位改革力度，促進一些符合條件的科技、教育、衛生等領域的事業單位改制進入市場競爭。出臺鼓勵政策，支持國內外大型服務業企業通過收購兼并，進入一些具備市場化條件的事業單位，加速其改革進程。(3)提高人才等核心要素的供給能力。重點要加快高端人才培養和引進步伐，消除“自然人流動”中的體制障礙，引進國際高端人才、尤其是海外學人，通過這些人才的進入，帶動國內人力資源優勢的發揮。鼓勵高等院校適應社會需求，合理調整專業及課程設置，加強產學研相結合，共同促進人才培養。加大中外合資、合作辦學力度，推進國際交流合作，抓緊培訓一批適應市場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培養一批熟悉國際規則的開放型人才，造就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科研型人才。積極發展職業培訓，建立服務業人才實訓基地。

(二)營造良好的政策和服務環境

第9篇：市場監管意識形態工作范文

「關 鍵 詞經濟增長/結構/市場體系/資源配置

「 正 文 經濟增長是指社會生產能力的提高所帶來的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盡快實現經濟增長，無疑是每個國家的既定目標。然而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快速、高效的經濟增長之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當前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既有宏觀因素，又有微觀因素。宏觀上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不徹底，產業結構不合理，消費市場上人們的消費需求不足，投資品市場上企業投資需求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不健全以及國際經濟形勢不穩定，全球股市下跌等方面。微觀上主要表現在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不合理，經濟效益不好，勞動力素質低下及失業，下崗人數增加等方面。這些方面均抑制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我們認為，實現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高效的發展，當前應注重解決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推進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

以“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顯著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搞活國有企業、搞好國有經濟、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關鍵。面對世紀之交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必須要徹底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使企業真正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依法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有企業要想徹底轉換機制，必須深化產權制度改革為基礎的各種配套改革，解決好劃清產權界限，把產權同行政權利、政治權利分開，使產權能自由交易、資本能自由流動。在這些問題當中，出資者所有權的問題是最關鍵的，出資者所有權不理順，由其派生的法人財產關系必然會出現種種扭曲的現象。

在推進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還應同步推進以下幾方面與此配套的改革。

1、加快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 對各類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制定管理規則制度和辦法，并從總量上監控國有資產的運行狀況。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是深層次的改革，具有多方面的帶動性。

2、強化管理，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發展是硬道理， 管理是硬工夫。只有嚴格管理，才能出好產品，高效益。企業必須轉變思想、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合理配置生產要素；要加強現場管理、質量管理、成本管理，實行管理科學化、系統化，使市場競爭的壓力變為加強和改善管理的動力。搞好再就業，轉變下崗職工的擇業觀念，拓寬就業門路，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就業機制。

3、完善市場執法監督體系。運用多種手段，執行各類市場規則，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

4、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步伐。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市場的主體， 必須具有法人地位。它應成為追求贏利機會、獨立承擔經營風險、自負盈虧的真正的金融企業。

5、加大國有企業的重組力度，促進存量國有資產的合理流動， 優化配置生產要素，調整企業結構和產業結構。

6、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進一步規范法人治理結構。

二、調整結構，促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

調整經濟結構是從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的關鍵，也是加速經濟增長的動力。當前我國國有經濟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條塊分割，經濟體制不順，增長方式粗放，經營機制不活，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構失調、產業趨同、低水平重復，使企業患上了“市場不適應癥”，經濟效益低下。面對這種狀況，如果不抓緊進行結構調整，提高產品競爭力，就將會使越來越多的產品被迫退出國內外市場，那么國民經濟也就無法保持“高增長、低通脹”的發展格局。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條塊分割體制，以市場為導向，以高新技術為起點，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改組和重組。其次，應集中財力、物力和精力抓好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國民經濟的命脈部門、高精尖和信息產業等領域。再次，要加大科技投入，加速技術進步和創新，充分調動科技人員和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熱情，加快產品更新換代的步伐。最后，要實行“產學研”相結合，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換，努力創造出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場占有率高的主導產業和名優產品，為整個經濟社會安全、穩定、持續、高效地發展提供保證。

在結構調整過程中，應注重以下三方面：一是努力開拓國內外市場和加快優勝劣汰與資產重組的步伐；二是對“新的增長點”如住房、汽車、教育，應從改善消費環境、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入手，來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以此來帶動經濟增長；三是在基礎設施投資和產業升級投資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觀體系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徹底轉變職能，改變過去的經濟管理方式。政府應把屬于企業經濟管理的職能放給企業；把資源配置的職能轉移給市場；把屬于社會中介監督、服務的職能轉交給社會中介組織，從而使政府管理的職能切實轉變到制定和執行宏觀經濟政策、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上來，使政府從行政性的直接管理轉向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管理。政府在經濟活動過程中應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同時，還應盡快清理思路，排除思想觀念、意識形態以及既得利益等方面的種種障礙，在制度創新上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為結構調整和機制轉換創造一個優越的環境。

目前我國經濟尚處于經濟緊縮時期，由于總需求不足，產生了下崗、失業人數的增加，對此政府部門雖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政府轉移支付，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存、貸款利率，在二級市場上買進政府債券等措施。但是，由于宏觀調控體系尚未健全，使得有的措施收效甚微。因此，必須深化計劃、財政、金融等體制改革，建立起計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提高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使國民經濟擺脫忽而經濟膨脹、忽而經濟緊縮的狀態，從而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市場是連接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中心環節。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由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三大類別組成。實踐證明：單一商品市場不能很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因此，建立和健全生產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會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所謂生產要素是指用于生產中的各種經濟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其中，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個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它們只有進入市場，通過市場機制進行配置，才能更好地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目前我國現有就業人口的素質普遍較低，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因存在大量低素質勞動而難以采用高新技術；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技術密集型企業，由于人力資本不足，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十分有限。因此，加大人為資本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使要素價格市場化，會對經濟增長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金融市場是實現資金融通的場所。一個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場應該包括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這些市場應合理配置和協調發展。目前我國商品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銀行業及其信用制度都還不很發達，對金融市場的管理還缺乏經驗。在這種條件下，健全利率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資金市場，逐步完善長期資金市場，建立、健全證券市場監管體系等至關重要，最終形成以中央銀行為核心，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高效率金融體系。使我國金融市場能高效率地聚集、分配資金，有效地調節社會資金的配置，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經濟結構的合理化。

在商品市場中，放開價格管制，充分發揮價格的市場機制作用，使企業真正參與市場競爭，接受市場考驗，在競爭中優勝劣汰。這樣，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使企業根據市場行情作出抉擇，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等問題。

總而言之，要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兩手并用下，使我國經濟增長富有活力和效率，從而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預定目標。

[1]管理世界，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