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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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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特點

第1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像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6〕。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1.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3.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4.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像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討論了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實物的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如果沒有聯系,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像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7〕。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美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里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各布森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言語作為一種聽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時間為建構力量的。文字作為一種視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空間為建構力量的。當我們把口語的詞或句子用文字書寫下來的時候,符號系統的轉換伴隨著功能的轉換——文字要對空間作出承諾。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者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強烈的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德里達也指出,東方社會一直把語法學視為書面語言的科學。書面語言以視覺和讀得懂的方式傳達信息,它不是口語的替代品。研究書面語言的術語、條件和前提都與口語不同。

事實說明,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魁《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劉大魁《論文偶記》)。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字能是句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像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音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8〕又說“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9〕還說:“中國的通行文字并不相當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于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0〕

當代西方哲學從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代語言學在拼音文字基礎上建立的“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批判了現代語言學從西方傳統文化承繼下來的漠視和排斥書寫文字的強大傳統。“語音中心論”認為說出的話或語音與思想之間具有直接的內在聯系,語音能夠透明地呈現思想和內心經驗,因而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實。而事實上對各種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語言的表達,不是為了表現語言而產生,它自身具有獨立的起源。它的起源與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語音中心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種族中心論、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而與整個詞發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系。這種不必經過語音的媒介而直接與概念溝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漢字。索緒爾認為,像漢字這樣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種遠甚于表音文字的強烈傾向——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因為對漢族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文字不是口語的記錄者,而是第二語言。因此漢族人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談話人就會求助于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索緒爾還是將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語音優先論之外,顯示出他的種族中心偏見。事實上,正如德里達所指出的:在漢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邏各斯中心論以外發展著的強大文明的證據。這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駁斥”〔11〕。許國璋對漢語書面形式的性質、功能、價值、意義的論述,對長期以來以其主流追隨西方“語音中心論”的中國現代語言學,是一種深刻的警省。

注釋

〔1〕〔2〕〔3〕〔4〕〔5〕〔8〕〔9〕〔10〕許國璋:《許國璋論語言》,75、72、1、75、75、74、75、13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第2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特點:禮貌、體貼、內容完整、表達清晰、內容簡潔、具體、準確。

簡介:改革開放以來,外貿業務迅猛增長,這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貢獻巨大,外貿人才的需求也隨之越來越大。《外貿英語函電》借鑒國內外外貿英語函電的結構與體系,緊密結合我國外貿業務的實際,通過大量的案例、實例,系統介紹了外貿業務活動中各種商務英語的格式與結構、寫作特點、專業術語、常用專業詞匯、相關句型和常見表達方式等,使學生通過實例,能舉一反三,學以致用,從而提高外貿英語水平,熟練掌握外貿業務中常用的英語基本術語、表達技巧與技能。

(來源:文章屋網 )

第3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關鍵詞:商務英語信函;語言特點;翻譯技巧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712 (2012) 14-0177-01

作為涉外商務活動中傳遞信息和洽談業務的主要手段——商務信函得到越來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的重視。商務英語信函具有特定的對象,在詞匯和句式上具有特定的特征。在商務英語信函翻譯中,要做到忠實、通順,譯者應遵循準確規范,功能對等的原則。

一、商務英語信函的語言特點

(一)商務英語信函的詞匯特點

1.大量使用專業詞匯。這些詞匯具有高度的術語性,專用性極強,大多是從普通用語賦予新的特殊含義發展而來。如:offer一詞的基本含義是“給予,提供”,在商務英語中的含義是“發盤、報價”,即賣方主動向買方提供商品信息、價格信息的行為。Produce專指農產品,而product專指工業制成品。2.常使用商務縮略術語。商務縮略語源于國際行業慣例,是在長期的商業實踐基礎上逐漸產生,約定俗成的。這些縮略語更為簡潔和易用,有助于業務雙方提高工作效率,因而在商務英語信函中大量存在,例如: D/P.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L/C ( letter of credit信用證);FOB ( Free on board離岸價); B/L ( bill of lading提單)。3.使用正式的書面語。比起普通私函,商務英語信函在措辭上更為莊重、客觀、嚴謹。這是因為信函中的言辭意味著交易方式的承諾和表態,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業務雙方的形象和素質。另外,商務信函中多用派生名詞替代動詞來表示動作行為,避免涉及時、體、態等因素,使得信函更為客觀、正式。

(二)商務英語信函的句式特點

國際商務英語信函時常使用完整正式的句型、固定的習語、倒裝句、用陳述句表示委婉的祈使語氣以期待對方采取所希望的業務行為。另外還常用多層次復雜的從句和長句,來表達多層次的復雜邏輯關系和相互關聯的意思,而這是短句無法比擬的。

二、商務英語信函的翻譯技巧及策略

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在表達方式和句法結構上存在差異,為了表達的清晰和自然,商務英語翻譯需要運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科學地掌握英語翻譯方法和技巧,并能合理的運用,是做好英語翻譯的關鍵。在現代商務英語信函中,最常用的翻譯方法有:增譯法、減譯法、轉譯法、分譯法及習慣術語的譯法。

(一)增譯法。增譯法,是指在翻譯時適當的增添一些詞、短句或句子使譯文的表達形式更加完整、內容更加容易被讀者所理解的翻譯方法。例如:We comply with your request and give you the lowest price. 應貴方要求,給予貴方最低價。We are awaiting your favorable news. 靜候佳音。

以上兩個例子在翻譯第一個例子時,增補了動詞短語“comply with”,翻譯原譯文第二個例子增補了代詞“your”,如果不增補動詞短語“comply with”和代詞“your”和”的話,兩個句子結構就會出現語法錯誤或不符合英語的語言表達習慣。通過增譯保證了原文意思的明確和句子結構的完整。

(二)減譯法。減譯法,即在翻譯時刪去一些與譯入語思維、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不相符的詞和內容。例如: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make prompt shipment of merchandise. 茲奉告,該商品可即期裝運。Shall we meet each other half way? 我們折中處理好嗎?第一個例子中英語短語“meet each other half way”在原譯文中減譯為“折中處理”。在第二個例子中減譯了take this opportunity 這一表達,省略了三個代詞,并且原文中的“in a position” 用一個漢字“可”即可表達。

(三)轉譯法。轉譯法,是指在翻譯過程中對原句中的詞類、句型和語態等進行轉譯從而使譯文符合譯入語的表述方式、方法和語言習慣。

Payment by sight L/C is acceptable to us.用即期信用證支付我們可以接受。We now take pleasure in placing the following order with you.我們很高興地向你方訂貨如下。

在以上兩個例子中,第一個例子中動詞詞組“take pleasure”相應地譯成副詞“高興地”,在第二個例子中由含有動作意味的名詞“payment”譯為動詞“付款”。通過轉譯使譯文更清晰自然,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

(四)分譯法。所謂分譯法,就是在翻譯時將原文中的單詞、短語或者從句從原結構中脫離出來,擴展成若干漢語單句以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例如:

Although your price is below our level, we accept you order in view of our initial business.雖然你方價格比我們低,但考慮到這是我們之間的第一筆交易,就接受了你方訂貨了。

Unfortunately the goods you ordered can not be supplied due to heavy commitments. 很不幸,所訂貨物由于需求太多而無法供應。

在以上兩個例句,第一個例子中把介詞短語“in view of our initial business.”譯成句子“但考慮到這是我們之間的第一筆交易”,第二個例子將英語中單個做定語的名詞“Unfortunately”擴展翻譯成單句“很不幸”。

(五)習慣術語的譯法。國際商務英語信函是一種公函,因此常帶有一些古詞來顯示信函的禮貌和正式。這些詞語在長期的使用實踐中,逐漸地固定下來,被廣泛使用于商務信函中。如:商務英語信函用詞專業性強主要體現在使用了大量的專業術語、縮略語等,如:FOB(離岸價),CIF(到岸價),B/L(提貨單)等,專業術語或縮略語必須約定俗成、國際通用,不能任意更改替換,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能望文生義,要結合其特定內涵和語境來翻譯。

三、結論

措辭得體的商務交流可以幫助一個公司建構良好的商業形象,進而促成貿易合作,反之,則會給公司帶來消極負面的影響,使商務活動失敗。在翻譯商務英語函電的過程中,必須抓住商務英語信函在詞匯和句式上的特點,了解中西文化差異,運用恰當的翻譯方法,才能撰寫出質量上乘的商務英語信函。當然,只有通過不斷地學習和探索,才能逐步提高商務英語信函的翻譯水平。

參考文獻

[1]李曉坤.商務英語的語言特征及翻譯技巧[J].商場現代化,2008(8):189.

[2]陳浩然.外貿英語翻譯漫談[M].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3.

第4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我們先分析漢語的基本特點。

一般的拼音語言,只有元音與輔音兩個結構要素,聲調(升調、降調)只區別語氣,不區別意義,因而不是拼音語言的結構要素。而漢語則不同,聲調起著區別意義的作用,故漢語語音由聲母、韻母、聲調三個要素構成。如果我們把英語等拼音語言稱為二維結構,那么漢語語音就是三維結構。

人類的發音器官能夠發出各種各樣不同的音。就語音單位而言,幾乎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碼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但每一個民族用于社會交際的能夠區別意義的音位卻少得多,這是根據人類的交流需要而決定的。人類語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構成無數有意義的話語。

從歷史發展來說,“能指”和“所指”在約定俗成的任意性這一表層現象的深處,有著相當深刻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受到各民族物質生產發展的一般水平和語言發展水平的雙重制約。就人類語言的發源處來說,初民不可能也無須選擇很多的音節來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但是,隨著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有許多新的概念需要表達,原先的音節不能滿足需要,他們必須尋覓新的途徑。增加音節是一個最簡單的有效途徑,西方的一些語言就走了這一道路。英語中的音節就有一萬多個。但也還有另外一個聰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節上標出不同的聲調,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這同樣可以起到與增加音節相等的作用。漢語就走了這一條道路,它只選擇了400多個基本音節就能夠滿足高度文明的漢民族的各種概念表達的需要。采取增加音節的線性展開的方式和運用聲調向中心聚斂的三維方式來解決語音的發展問題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漢語與西方拼音語言的根本性區別(即拼音語言是用二維——元音和輔音——來表達的,而漢語是用三維——聲母、韻母和聲調——來表達)就形成了。當然這兩條道路也不是絕對的互不相涉,而是起著部分的互補作用。漢語在發展中,由單音節詞為主到雙音節詞為主,且近代以來,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來語的翻譯常用多音節詞來表達,這使漢語的詞匯中多音節詞的比例也有所擴大。拼音語言也有不用增加音節而只是改變詞的重讀音節的方式來區別意義,這又與漢語所走的道路有若干類似之處。文化創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只要是能夠逐漸精微地表達人類的思維,就具有同等價值,這里沒有好壞高下之分。人為地將“屈折語”說成是最高級,將“孤立語”說成最低級,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義、種族偏見的自我欣賞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自卑心理的表現,而不是科學的分析。

文字領域的情況與語音領域的情況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階段,用“象形”表達人類思想與語言中用“象聲”表達人類思想類似,同樣舍棄了許多東西,僅從客觀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寫畫下來。“米”是一棵果樹上結了許多果子的象形。但作為自然界的一種有機生命體,一棵樹是多么繁復的植物,結下的豐碩的果實也決不止三個。當我們用象形文字表達它的時候,失落了不計其數的果實了,而且用3個小圓圈代替了具有萬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實,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屬性了。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所造的那個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樹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實它僅是從客觀物象中抽象出的極少一部分特征。這才是本色意義上的“抽象”。我們現在經常掛在嘴上的所謂“抽象”,比如說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范化的字體,它字形固定,偏旁統一,這對于象形特點鮮明的甲骨文來說是一次抽象,而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寫篆書所發生的使漢字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隸變”又是更進一步的抽象,這些“抽象”,與文字最初形成階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與語音的形成一樣,象形文字是各個民族根據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極少特征寫畫下來,這使各種文字產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創造方法造成的。當美索不達米亞的字母被發現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轉頭去走了一條拼音化的道路,而漢字則沒有走這條道路,依然按照原來的路徑發展著。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遙遠了。“中國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塊字,與發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后來流行于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拼音文字其淵源和特性都迥然相異,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獨成一統的特例。”[③]

方塊漢字與拼音文字在結構上的區別,我們認為也是“二維”與“三維”的區別。從漢語語音角度提出來的問題是與漢字的特點相吻合的。漢字的三維性使其具有立體性特點。但要證明漢字是三維的立體性結構,我們的面前有一道“定論”的銅墻鐵壁,一般認為,拼音文字記錄一個詞是用一串字母作線性的排列,在漢字往往用一個平面型方塊來表示,所以“漢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誠然,漢字是寫在紙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間的,何以認為漢字是三維的因而具有立體性特點呢?這是因為漢字是用二維去展示、象征三維空間的,我們是就其所表達、所象征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三維”的。“立體派”的繪畫何以能稱“立體”呢?難道就不是畫在平面畫布上的嗎?

漢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圖畫,而圖畫是用二維空間來表示三維空前的,那么,漢字就其起源階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這樣的特征。漢字起源階段的這種象形的特性是漢字三維性發生學上的依據,圖畫的形象性的特點是使人們可以直觀或感受到所畫事物“體”的質感。例如,屬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陜西華縣柳子鎮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筆也不能將客觀事物的全部屬性和特征描繪出來,它在描繪中已經遺漏了許多屬性和特征,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圖畫反映客觀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漢字又是對象形圖畫的再一次“抽象”,這就使文字成為一種純粹的符號了。這種符號只要沒有變成音響形象的附屬物(如拼音文字那樣),這種三維立體性特點便沒有被打破,無論其抽象程度怎樣地越來越高。

從現實生活的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在其后來的發展變形過程中,并未改變其三維立體性特點,這是由于漢字后來無論怎樣變形,皆未徹底打破原有的符號體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范化的字體。比起甲骨文和金文來,小篆字體固定,并將原來沒有固定形式的各種偏旁統一起來,小篆的線條不再是去描畫客觀事物,而是變成了規則勻稱的帶弧形的整齊線條,就此而言,對漢字的立體性的沖擊是大的。但是,從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變漢字的結構特點,而僅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只是線條略略變化,使文字同客觀事物的聯系更加隱蔽了一些。這樣的特征實在太多,無庸贅述。隸書的情況又怎樣呢?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寫篆書,這是被稱作“隸變”的漢文字史上的一場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嶺。從甲骨文到小篆,漢字線條的主要特點在于描摹客觀事物,因而它是畫出來的;而隸變后的五種基本筆畫則是寫出來的。由于隸變改變了筆畫的形態,因而使漢字形體發生了大的變化,變成純粹符號性質的文字,基本擺脫了古漢字的圖形意味。后來,魏晉至隋唐出現的楷書,結構與隸書基本相同,點、橫、豎、撇、捺等筆畫進一步發展,從此,漢字成為方塊字就定型了。但是,隸變以后的漢字并未改變漢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我們還是以“為”字后來變化為例來說明。

這些形式亦分別積淀了大象的鼻子、軀體以及四條腿的內容。由此看來,隸變中的漢字形體的改變僅是漢字結構內部進行自身調整時的一種較大的形態轉移,而不是漢字整體結構的打破與重建,因而漢字立體性這一基本特點并未失落。

我們認為漢字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其立體性特點一直保持著,但同時我們又認為隸變前后漢字立體性的特點又有著不盡相同的內涵。適應于描摹客觀事物的各種形態、方向、長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線條,一變為適應于書寫的、長短大致統一、曲直有規則、形態方向一致的隸書、楷書和現代簡體的線條,這說明隸變使漢字從圖畫意義上的立體性變成了幾何意義的立體性。隸變前的漢字通過用極簡約的線條描畫事物達到立體性,這種立體性因與圖畫類似,較易為人們認識,隸變以后的漢字實在有類于“立體派”的繪畫。它將對象世界引歸到立體幾何的方塊形體中去,呈現出一種多視點把立體平鋪到平面上的傾向。即“對一個物體作分解,同時從不同的方面,不只是從一個視點,提供了許多元素,把這些元素重新組合,相互疊置,相互滲入成為一個整體形象,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顯現立體感,卻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為一個空間盛器,讓各種東西在它里面裝著”。[⑥]隸變后漢字不僅有“橫”“豎”兩種筆畫(這可以在垂直狀態下構成平面),而且斜線(撇、捺)和點,斜線其實就是線條的水平放置狀態,它與“橫”、“豎”垂直狀態所構成的平面相交,便構成立體圖形。“點”的意義亦如此,它其實在透視意義上是遠處的一條線或一個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種距離感和空間感,只要我們眼前出現了相交或平行直線構成的平面,那么遠處的那個點就一定不可能與這個平面處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處在立體的空間中。漢字的三維立體性就這樣通過五種筆劃構成了。這里,“關鍵是在于保持著具體的平面,而同時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為體積的空間意味的。”[⑦]

關于漢字的三維立體性,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書法理論中找到證明。衛夫人《筆陣圖》對漢字的幾種筆劃有如下的說法:

這雖是一種比喻和象征,但是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書家的潛意味深處是將漢字的筆畫當作某種客觀事物來看待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原始觀念的積淀,因為在原始人那里是沒有比喻可言的。進一步講,中國書法理論中所講的關于筆畫分布的結體理論更是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的。“中宮”和“重心”的理論,都是解決立體性字體結構穩定問題;“布白”理論則直接導源于文字的立體性:例如筆劃的“疏密得宜”是解決立體性眾多平面交叉的問題;“虛實相間”的說法是處理立體結構中視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關系問題;而所謂“爭讓得勢”則又是回答立體結構中的主要平面與次要平面的表現關系等等。中國書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點,楷書一般將第一、四兩點寫得較大,二、三兩點寫得較小,以示遠近關系。這些,皆可說明漢字的立體性特點。

我們論定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這就為認識漢字的科學價值打下了基礎;而漢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這種科學價值的前提之上的。

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了漢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內涵豐富的科學價值。我們仍然用數學的方法來說明。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橫一豎和一條斜線(—|/),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線性排列,只有六種排列形式:—|/,—/|,|—/,|—/,/—|,/|—,但是,按立體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卻極多。橫豎構成平面,而斜線當它放到立體性圖形中去的時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還可以相離。人們只需要從這極多的可能排列中選擇出目視區別較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夠表達人類各種各樣的概念。這從科學角度證明了漢字的方塊結構是完全勝任表達人類的千差萬別的細微變化的概念。它也不見得就顯得繁復,因為它不需要用向外擴展的方式去表達,而只需在這個立體結構框架的內部就可以表達。如果說一個方塊漢字因筆畫多而顯得繁復,那么,一個英文詞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條線同樣也是繁復的。漢字的這個特點也是中國語言文字(尤其是文言)無形態變化,無時態變化,無冠詞的最根本性的決定原因。進而使中國語言文字比印歐語言“更易于打破邏輯和語法的束縛,從而也就更易于張大語詞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意義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⑧]這正是在二十世紀語言學革命以后重新認識語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鑰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漢字和漢語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學者例如伊斯特林,認為漢字終究是一種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發展低級階段上的文字,進而認為漢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這實在是一種對語言文字表達人類思維的特點缺乏全面認識所致。

注釋: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頁。

②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

③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

④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⑤皮亞杰:《結構主義》,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頁。

⑥瓦爾特·赫斯編著:《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頁。

第5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關鍵詞:外貿英語函電;課程特征;教材

中圖分類號:H31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3-0222-03

外貿英語函電是一門融國際貿易業務知識與英語知識為一體的高層次的應用語言課程,它涉及商務信函的格式和寫作原則,以及進出口業務的各個環節。它的任務是培養學生運用英語解決國際貿易活動實際問題的能力,使學生了解國際貿易活動中的各個環節及其特點,學習和掌握英語在各業務環節中的應用。它要求學生不僅掌握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和方法,而且能夠撰寫格式規范的外貿書信。

一、外貿英語函電的課程特征

外貿英語函電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有著不同于其他文體的特征。傳統的商務信函屬于正式文體,體現在格式規范、要素完備、專業特征明顯等方面(隋思忠,2007)。隨著國際商務的發展,現代商務信函已經出現了非正式化的趨勢,表現在詞語選用簡明通俗、樸素無華,句子簡練、言簡意賅,語氣上越來越接近口語表達方式。

作為一門英語寫作與外貿實務相結合的綜合型課程,外貿英語函電在語篇、詞匯、文體、實用性及學科交叉性等方面都有自己獨特的特征。

(一)語篇特征

外貿書信最大的特征就是格式規范。具體來說,外貿書信的格式有全齊頭式(full-blocked format)、齊頭式(blocked format)、半齊頭式(semi-block format)和縮行式(indented format)。由于全齊頭式的信函各部分內容都從左邊空白處寫起,用起來方便省事、快捷高效,是目前使用最廣的書信樣式。

外貿書信的內容格式也比較嚴格。外貿書信的組成部分可分為必備部分(standard parts)和任選部分(optional parts)。 必備部分是任何一封外貿書信所必須具有的,包括:信頭、日期、信內地址、稱呼、正文、結尾套語、簽名。任選部分是根據具體的商務活動需要添加的部分,包括:信函編號、事由、經辦人代號、附件、抄送、附言。

(二)詞匯特征

外貿英語書信有別于其他英文書信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涵蓋了大量的專業詞匯,從而增加了教師和學生在教學兩方面的難度。撰寫外貿英語信函要求言簡意賅,切忌模棱兩可。學習該門課程應該準確把握詞語的含義及使用背景。

外貿英語書信針對不同的對象,采用的開頭方式各不相同。具體如下:

Dear Mr./Mrs./Miss/Ms Wang, 表示寫信人知道收信人的姓名和性別

Dear Sir,/ Dear Madam, 表示寫給一位有具體職銜的人,而且寫信人知道收信人的性別

Dear Sir or Madam, 表示寫給一位有具體職銜而且寫信人不知道其性別的人

Dear Sirs, 表示寫給一家公司,沒有明確的收信人

(Bilbow, G.T.,2001:3)

由于外貿英語屬于一種公文函電性質,行文時為了避免個人主觀色彩,言辭之間杜絕使用第一人稱代詞單數,第二三人稱代詞的單數形式也基本不用,而且與之相對應的名詞也多用復數。這樣,可以突出公函中“公”的意義(孟廣君,2000)。如: We have seen your advertisement in the Trade Dictionary No.2.

(三)文體特征

一份好的商業書信應體現出語言自然精煉、行文流暢、可讀性高的文體風格(Bilbow, G.T.,2001)。在撰寫商業書信時,除了要注意格式規范外,還應注意所使用的語言必須自然精煉,同時避免語言的單調,力求使語言結構富于變化。

(四)實用性特征

外貿英語函電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前文提到,外貿英語函電是一門融國際貿易業務知識與英語知識為一體的高層次的應用語言課程,這就要求學生不僅要有扎實的語言基本功,還應該通過具體操作來熟悉進出口業務的各個環節,理解相關的業務知識,訓練英語表達的技能(隋思忠,2007)。

(五)學科交叉性

外貿英語函電不同于其他課程的一個特點是其不僅涉及英語和進出口業務的各個環節,還涉及到與進出口業務有關的保險、銀行業務、經濟法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師和學生在教學兩方面的難度。

二、外貿英語函電教學中的主要問題

雖然外貿英語函電課程是商務英語專業、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涉外文秘、國際商務(國際郵政通信方向)等專業的一門重點課程,然而,目前的外貿英語函電課程教學效果卻令人很難滿意。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問題影響了該課程的教學效果以及學生的學習效果:

(一)教師因素

外貿英語函電這門課程的性質和語言特點決定了教師必須首先具備以下兩種素質:一是擅長普通英語寫作教學,具有扎實的英語基本功;二是熟悉外貿業務。合格的英語教師應將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既能傳授學生語言知識,又能針對外貿業務的各個環節講授外貿知識。然而,目前的外貿英語函電教學卻存在兩個極端:一是將外貿英語函電作為英語精讀課或者英語泛讀課進行講授,在課堂上全部用英語講課,對外貿業務各個環節的知識卻語焉不詳或者一知半解;二是將外貿英語函電看作純粹的專用英語(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簡稱ESP),由熟知外貿業務及知識的老師上課。這些老師在課堂上注重對外貿知識的講解,而忽略了對學生英語基礎的了解以及對英語基礎知識的鞏固。

(二)學生因素

外貿英語函電是英語寫作與外貿知識相結合的一門綜合性、高層次的應用語言課程,對學生的英語基礎要求很高,同時要求學生了解外貿知識。因此,一旦學生英語基礎差,對外貿知識一無所知,就容易對外貿英語函電這門課程產生畏懼心理,進而嚴重影響他們學習的積極性以及學習效果。

(三)教材因素

目前,國內關于外貿英語函電方面的書籍種類繁多,內容各異。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大多以英語講解為主,漢語譯文或者注釋不多。對于中國學生來說,全英文的書籍固然有利于提高英語學習的效果,但無形中也增加了學習的難度,也就很難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對專科生而言,教材的選擇應該堅持“學了有用、學了夠用、學了能用”的原則。

三、建議與對策

要擺脫外貿英語函電課程目前面臨的問題,筆者依據對外貿英語函電課程的教學實踐,提出以下建議和對策以供探討。

(一)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

作為外貿英語函電課程教學活動的組織者與實施者,教師自身的素質對這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及學生的學習效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具備扎實的英語基本功是對教師的基本要求。同時,由于外貿英語函電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課程,具有學科交叉性,因此,承擔外貿英語函電課程的教師應該對經濟、市場營銷、保險、金融、國際貿易、組織行為學等領域的知識有所了解,清楚各領域的理論結構,熟悉商務活動的程序及需要注意的問題(王伶,2008)。具體來說,教師應該從以下幾方面提高、拓展自身素質。

1.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豐富教學內容

隨著計算機技術日趨成熟,當今社會已經進入網絡不斷普及、信息日新月異的全新時代。網絡也為教師提供了豐富的教學資源與學習資源。就外貿英語函電課程而言,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就通過網站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如國際貿易網(http: //省略/)、世貿人才網(http: //class.省略/class322_16579.shtml)、學習電子商務(http: //省略/)、外貿(http: //省略/)、中國英語網(http: //省略/)等。通過上網,筆者不僅加深了自己對外貿知識的掌握,同時也豐富了教學內容,提高了教學效果。

2.視野開闊

由于外貿英語函電自身的特點,承擔外貿英語函電課程的教師不僅應該熟悉商務英語專業的專業教學計劃,了解學生外貿知識水平,與商務英語專業其他課程老師進行交流溝通,以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應該了解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國際貿易中的一些通行做法。比如,《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2007年修訂本,國際商會第600號出版物》(簡稱“UCP600”)、SWIFT信用證(cf. 徐美榮,2007:152)、《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形式發票、補償貿易等。

就教學內容來說,教師不應該只著眼于外貿英語函電、商務英語函電、涉外經貿函電、對外商務函電之類的書,同時也應參考外貿英語口語、英文書信、外貿知識等方面的書。筆者在教學過程中,以隋思忠的《外貿英語函電》(第二版)為教材,同時參考了田翠欣與張付憲(2007)編著的《外貿英語口語》以及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引進的Grahame T Bilbow 的《朗文商務致勝英文書信》。

3.提高對語言的駕馭能力

承擔外貿英語函電課程的教師不僅應該有扎實的英語基本功和外貿知識以及流利的英語口語,還應該不斷提高自己的漢語表達能力。教師應該能夠熟練地用英語和漢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課堂上努力做到駕輕就熟、深入淺出、旁征博引,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學習效果。

4.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

學習一種語言,不僅要學習它的詞匯和語法,還應該學習它的文化。作為一門語言課程,外貿英語函電必然要求老師準確把握詞匯的文化內涵,理解外貿過程中的文化差異,并引導學生認識到這種差異,從而用地道的英語從事外貿業務。

5.不斷改進和豐富教學方法

筆者在教學過程中采用了理論講解與模版分析相結合的辦法。具體來說,就是首先講解理論知識,然后分析相應的外貿英語書信。比如,在講解“建立業務關系”一章時,首先講解建立業務關系的步驟、途徑和方法,然后講解相應的書信。建立業務關系的完備步驟有:告知對方如何得知其情況;自我介紹;表達與對方建立業務關系的愿望;期待對方早日回復。同時,在信中要充分表達自己的誠意,講明自己的優點。下面一封信講述的是貿易雙方的初次接觸。

Gentlemen:

Being one of the largest importers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in this city and shall be pleased to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you.

At present, we are interested in your products, details as per our Inquiry Note No. 618 attached, and shall be glad to receive your keenest quot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Yours truly,

該書信開頭介紹自己,講明自己是當地中國工藝品的主要出區商之一,然后告知對方愿與對方建立業務關系,最后表示期待對方早日復函。

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還可以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如多媒體教學、網絡教學等。同時,教師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還可以強化實踐性教學。

(二)完善學生知識結構,提高學習效果

1.轉變學習方式,學會自主學習

學生要積極發揮自身主動性,提高自學能力,加強對各類相關知識的收集、消化與吸收,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教師要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使學生能夠自己去探究、研討,使他們的身心全部投入到學習活動之中。學生要轉變觀念,由“要我學”變為“我要學”。

2.擴展學習場所,豐富學習資源

隨著網絡的發展與普及,網絡資源已成為教材之外教師與學生獲取知識的最重要的來源。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該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實現學習場所由課堂延伸到網絡,學習內容由教材延伸到網絡資源,積極主動地上網查詢各類與自己專業發展相關的信息。

3.打好英語基礎,加強外貿知識的學習

英語基礎較好的學生可以從閱讀英漢對照的外貿知識入手,看懂外貿英語書信,然后逐步寫出格式規范、語言自然簡練的外貿英語書信。英語基礎較差的學生可以從閱讀漢語的外貿知識入手,然后在看懂英漢對照的外貿知識和外貿英語書信的基礎上,嘗試寫作外貿英語書信。總之,學生應在打好英語基礎的同時,加強外貿知識的獲得與學習,逐步掌握外貿英語寫作的特點,最終寫出格式規范、語言自然簡練的外貿英語書信。

(三)改編現有教材,滿足教學需要

1.完善現有教材體系與內容

教材的編寫非一日之功。因此,以現有教材為基礎,對其進行改編理應成為青年教師的基本能力。教師可以結合自身教學實踐,依據教學大綱,從學生實際水平出發,參考國內各類外貿英語函電類書籍以及其他一些相關書籍,以某一本教材為基礎,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改與補充。筆者在教學中使用了隋思忠(2007)編寫的《外貿英語函電》。該書的優點在于對常見的外貿術語及外貿英語書信中的常見句子給出漢語注釋,同時從實用角度出發,設計了大量練習題,以提高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該書的不足在于對外貿業務的各個環節所列書信偏少,學生難以深入全面地理解外貿業務的各個環節。因此,筆者將徐美榮(2007)編寫的《外貿英語函電》中關于外貿業務各個環節的書信打印出來,分發給學生。在講完每一個外貿業務的環節之后,對這些書信予以講解,并結合隋思忠的《外貿英語函電》中的練習進行鞏固,力求使學生深入全面地理解外貿業務的各個環節。

2.英漢語結合

教材的選取與編寫都應該考慮到教材的對象是母語為漢語的中國學生。母語對外語的學習有很大影響,因此,外貿英語函電類的教材及書籍應該提供一定的漢語介紹與評注。筆者認為,在編寫教材時應該用漢語對外貿知識進行必要的介紹并對外貿英語書信進行必要的漢語注釋。這樣做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效降低學習的難度,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

3.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外貿英語函電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因此在講解每一個外貿環節時,除了理論知識之外,還應該有足夠的實踐練習,讓學生學以致用,掌握每一個外貿環節及其對應的信函的寫作。比如,“銷售合同”一章,隋思忠編寫的《外貿英語函電》除了對合同的每一條款給出漢語注釋外,還專門設計了填制合同練習,讓學生切實掌握銷售合同的撰寫。

四、結語

外貿英語函電課程內容豐富,特征鮮明,對教師、學生、教材都有很高的要求。作為新時代的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應該充分利用網絡及其他媒體豐富自己的專業知識,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在實際教學中,積極改進教學方法,完善教學模式。同時,應該結合自身教學實踐,對現有教材進行改編,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學體系。教師應該突出實用性應用能力和專業性技能的訓練,致力于培養具有熟練專業技能、較強實踐能力和良好職業素質的高等應用型外貿人才(馬列展、徐娜,2007)。

參考文獻:

[1]Bilbow,G.T.朗文商務致勝英語書信[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2]馬列展,徐娜.高職院校外貿英語函電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07,(3):53-55. [3]孟廣君.外貿英語文體分析[J].上海電力學院學報,2000,(4):65-71.

[4]隋思忠,曾玲.外貿英語函電[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第6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關鍵詞:對外漢語 初級漢語 課堂用語

一、問題的提出

對外漢語教學課堂用語研究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課堂教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其研究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課堂用語是對外漢語教師實施課堂教學的重要載體。教師的課堂用語不僅是教學溝通的工具,也是學生學習的樣本。課堂教學設計、課堂管理、課堂教學氣氛都與教師的課堂用語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教師的課堂用語直接影響一堂課的教學效果。由此可見,教師的課堂用語在課堂教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用語極大程度影響著對外漢語的課堂教學效果,從國內關于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用語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研究從教師的個人經驗出發,以新、老教師進行對比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因此我們很難完整地看到對外漢語教師從新手到逐步成熟的過程,也很難系統地了解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用語在真實的課堂環境下呈現出的特點。基于以上情況,筆者將通過在學院實踐學習,深入課堂,重點針對對外漢語教師在初級教學時所使用的課堂用語進行研究,總結漢語初級階段新手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用語的特點。

二、前期研究

從近年來國內的相關研究來看,對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用語的研究不勝枚舉,饒勤(1998)最早在《對外漢語教學語言特點及量化分析》一文中認為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是一套“低就”的語言系統,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的語速緩慢,偏離自然語速;所用詞匯根據教學需要而在表達上受到變形和缺損;語法結構簡單,強調規范性和完整性;具有功能性、示范性、傳遞性等特點。而彭利貞(1999)和孫德金(2003)認為對外漢語課堂教學語言主要有雙重性、受限性和階段性等特點。可看出由于對外漢語教師的課堂用語不僅是傳遞知識的工具,還是學生學習的范本,在學生接受的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隨著學習程度的不斷加深,教師的課堂用語也會逐漸變化呈現出動態性、階段性等特點。

基于以上特點,鄭重(2012)在《漢語初級階段教師課堂語言的考察和分析》中指出對外漢語教師在初級漢語教學中側重于使用單音節動詞的重疊形式和大量的語氣詞,而形容詞的使用較為單一,教師習慣性地使用短句,而避免使用長句,語句的倒裝、追加補充等現象常常出現。

然而對一名新手對外漢語教師而言是否能很快地接受這些特點,是否能結合課堂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調節,在面對真實課堂中會呈現出什么樣的特點,這些特點會有哪些變化將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三、研究設計

(一)語料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語料均來自于云南大學某一研究生在進行學院實習時的課堂教學過程,所上課程為初級綜合課,教學對象是來自美國佛蒙特大學的留學生,所用教材為《博雅漢語初級篇》,筆者通過課堂實錄進行語料的收集。在不影響課堂教學的環境下進行課堂錄音。共采集五次語料,總時長為208分鐘。

該名新手教師已經上了一個學期的對外漢語教學法課程,學過一些教學法理論,有著一定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對相關的教學法和初級學生的水平都有相應的了解,但從未有過對外漢語教學的實踐經驗。

(二)研究方法和語料的收集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初級漢語課堂對外漢語教師課堂用語,包括教師課堂組織語言和課堂教學語言。筆者將以個案研究的方法,采用人工收集、人工輸入,對新手教師在初級教學過程中的情況進行課堂實錄,將教師課堂用語用錄音筆記錄下來,再轉寫成文本,最后由筆者進行整理分析。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有一定的監控意識,但語法敏感性不強

從收集到的語料中發現,新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有著一定的監控意識,會根據學生的反饋來調節自己的語言。這種監控意識的產生則體現出教師課堂用語的受限性。孫德金在其《對外漢語教學語言研究芻議》中指出對外漢語教師的教學語言是具有受限性的,這種受限性表現在語音、詞匯、語法結構和話題內容等方面。對于初級學者而言這種受限性體現得很明顯,因為初學者對漢語的了解程度不高,所接觸的漢語內容都是新的,這就限制了漢語教師用目的語進行教學時所采用的詞匯和內容。新手教師對這些理論概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設計教學的過程中都盡量使用學生所能理解的詞語,從而限制了教師正常的語言習慣。而這種語言并非固定的,教師需要根據話題的情景和內容,將表達的內容從詞語、結構、內容上做相應的替換。比如:

師:哦,他對中文感興趣,那你問問xxx,她為什么來昆明?

生1:xxx你為什么來昆明?

生2:我的中國家住在昆明,所以我來昆明。

師:嗯,她的中國的……她中國家……她中國的家,她中國的家在昆明,所以……中國的家人住在昆明,家人,家是在昆明,不是住,住一定是人住,家人住在昆明,中國的家人住在昆明。

從樣本中可以看出教師對學生的反饋第一感知是有語法錯誤的,而并未立刻指出錯誤,而是通過自己重鑄,通過結構替換將學生的話重新組織,給出正確的句子示范。換了兩種形式讓學生感知自己的錯誤。最后進行解釋為什么不能說“我的中國家住在昆明”,用學生所能理解的簡單詞語“人”來講解,再重鑄一遍句子。但我們可以看出該新手教師是通過自己的直覺感知在重鑄語言,經過幾次嘗試后才給出正確的句子,由此可看出新手教師具有一定的監控和糾錯意識,但語法敏感程度并不強,表達過程不太清晰明了。

(二)有簡化語言的意識,但缺乏預測性

劉指出教師語言是對外漢語教師為了實現交際的目的,對語言學習者在課堂教學中有意識地使用目的語教學的系統變體。無論是詞匯還是句子都要選擇淺顯易懂、簡潔明了的。“一般只使用基本詞匯和替代詞匯,少變化;多用結構完整的單句,較少用復合句或從句,陳述句多于疑問句。”[1]這些都要求教師的課堂用語是簡化的語言。可以看出,新手教師在語言表達上刻意地將自己的語言轉變成簡單的句子,少有復句出現,而復句產生的頻率往往是在操練關聯詞時比較多。在提問語的句式表達上,都是正面提問,先以閉合型的提問為前提,有整體的感知,后進行開放型提問,讓學生有所擴展和運用。由直接提問到間接提問,由淺入深地增進提問的難度。比如:

師:你覺得閱讀難嗎?

師:你覺得寫漢字難,還是閱讀難?

師:那你覺得閱讀難還是翻譯難?

師:你覺得翻譯比閱讀難嗎?

師:你覺得學習漢語的時候,什么比較難?

從以上樣本中,我們看出該教師在操練“難”字的時候先以是非問為基礎,變換為選擇型問句,在選擇型問句操練的過程中,替換選擇的項目,接著改變提問的形式,由“是……還是……”句型替換為“A比B……”句型,最后以開放型提問讓學生自行運用。如此而來,提問的難度從低到高,學生會根據問題的不斷變化而激發學習興趣,不會就此覺得枯燥乏味。也有利于學生對知識點的吸收掌握。

但該教師在提問過程中缺乏預測意識,沒考慮到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將會產生什么樣的錯誤,從學生聽到教師提問指令后回答的過程中,學生會說出什么樣的句子,這些句子的錯誤根源是什么。比如教師在操練“班”這個詞時遇到的如下的現象:

師:在佛蒙特大學有太極拳班嗎?

生1:佛蒙特大學太極拳班。

師:你參加佛蒙特大學的太極拳班嗎?

生2:我參加佛蒙特大學的太極拳班。

師:佛蒙特大學有音樂班嗎?

生1:佛蒙特大學有音樂班。

師:你參加過佛蒙特大學的什么班?

生2:我參加過佛蒙特大學的電視班。

師:電視班?是做電視的班嗎?

生2:不是,是電視班。

師:電視班,哦,那你參加過佛蒙特大學的什么班?

生1:我參加過佛蒙特大學的電腦班。

從上面的樣本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該教師在操練“班”的時候,學生的反饋讓該教師覺得很奇怪,卻未能馬上知曉學生句子錯誤的所在,而采用回避的態度詢問另一位學生。其實,學生對“班”和“課”的概念都理解翻譯為“class”。

而“班”所指對象往往是人,比如“大班”“小班”“兩個班”,但“班”也指教授的內容,如“太極拳班”“美術班”“興趣班”。而“課”所指對象常常是所要學習的內容,比如“書法課”“計算機課”“現代漢語課”,等等。該教師在教學設計中,缺乏預測意識,對學生的母語負遷移的預測性不強。因此,在學生給出“電視班”的時候,該教師自身覺得這個詞匯有問題,但并不知問題出在什么地方。科德指出偏誤分析中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過程的每個階段都使用一種特定的語言,科德稱之為特異方言,又稱過渡方言。這種語言并非完全的目的語,但有著自己的系統和語法。而其系統性意味著可以對學習者的語言,包括其偏誤都能進行預測。[2]這意味著教師可以通過學生的偏誤來預測學生在學習過程將會遇到的困難,而這種預測意識是對外漢語教師在進行教學中不可或缺的。

(三)生詞的復現率不同,但每個生詞在操練語段中都能重點重現

人要記住某個信息,主要靠記憶。第二語言的學習也需要記憶,而這種記憶能力體現在對第二語言知識的保持和再現。有的研究認為人要記住一個單詞需要重復10次以上才能記住。因此,對于學習者而言,生詞復現率的提高會增強生詞的記憶。生詞的復現率是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對生詞運用的頻率。根據我們的樣本以教師教授《博雅漢語初級篇Ⅰ》中第30課生詞為例:

由圖表所示,實詞性的詞語重現率大于功能性詞語,教師在操練的過程中有所側重。根據學生的掌握情況,來增加或減少生詞的復現率。例如“半天”這個詞是一個抽象名詞,一種意思表示一天的一半,簡稱半天,而另一種意思是表示時間很長,說話者帶有不耐煩的情緒,如“我等了你半天,你都不來。”在生活中,我們常用到的是第二種意思,這對于學生而言,是很抽象的概念,是難點,需要多加練習。而“光盤”這類實物名詞對于學生而言容易掌握,在操練過程中就會有所簡略。

然而,根據語料的分詞分析,筆者發現該教師的每個生詞的復現率是操練語段中最多最為核心的。筆者抽取課堂生詞操練中前、中、后三個生詞“收拾”“全部”“終于”,通過中科院分詞系統NLPIR對樣本語料進行分詞分析得出如下圖示:

從如上的圖示,我們可以看出除標點符號以外,“收拾”“全部”“終于”三個詞在操練語段中的重復次數是最多的,這說明該新手教師對生詞操練的重視度和把控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總結

語言的學習是為了更好地交際,教師的課堂用語是為了實現學生更好地學習和使用語言,幫助學生學習目的語。然而,學習者的目的語水平不同,學習背景不同,對教師課堂用語的要求就有所不同。教師的課堂用語需要“因材而定”“因時而變”。對新手教師而言,不應以經驗不足而否定新教師的課堂教學,而應該重視新手教師在理論知識學習后如何進行實踐的情況,觀察其是否內化前期培訓的理論知識。通過本文研究發現,新手教師能很好地把握漢語初級課堂中應注意的相應特點。但不可否認,由于執教時間較短,缺乏教學經驗,因而缺乏語法敏感性和預測性。根據這一現象,可建議在培養對外漢語教師時,重視學生偏誤的了解和積累,重視漢語語法的學習和掌握。

筆者希望通過對新手教師漢語初級課堂用語特點的研究,能夠更加了解教師課堂用語的運用,尋找更有效的輸入語言方式,提高教師課堂用語的使用效率。

注釋:

[1]劉:《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351頁。

[2]劉頌浩:《第二語言習得導論》,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公司,2007年版,第82頁。

參考文獻:

[1]劉.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2000.

[2]劉頌浩.第二語言習得導論[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

[3]吳麗君,王祖嫘.對外漢語教師課堂話語研究[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

[4]卜佳暉.漢語教師課堂語言輸入特點分析[D].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

[5]鄭重.漢語初級階段教師課堂語言的考察和分析[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6]饒勤.對外漢語教學語言特點及量化分析[J].大連外國語學院學報,1998,(02).

[7]彭利貞.試論對外漢語教學語言[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06).

第7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關鍵詞】商店名稱 中外商店

當代世界豐富多彩的傳統展示與現代時尚培養了公眾的需求,可以從兩個方面概括為:保持傳統觀念,追求現代時尚。這樣的文化趨向也有所反映在店鋪的名字上。“字號”不僅是一個用于識別的符號系統,也是一種商人用來創造文化氛圍的工具,以吸引消費者,刺激他們購買。

一、中國傳統特點的商店名稱

中國是一個具有深厚的傳統影響的文明國家,現在的中國人仍然喜歡模仿他們祖先的風格,展示他們的偉大天賦和才華。大多數人喜愛追求他們的優雅之風。優雅字樣的店名古色古香,可以很好地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從結構上看,這種“字號”由字組組成的一個修飾的詞,其中大部分來自于古代詩歌或典故,以“寨、閣、軒、堂、樓、亭、園”等為核心詞。例如: 文寶齋(文具店,文寶是文房四寶的縮寫形式:毛筆、墨、宣紙和硯臺)、古元樓(古元意味著故鄉)、任他堂(任他:一種人們彼此自由生活的和諧的狀態,任意味著人們和他人的和諧)、順河園(餐廳,順河:幸運與和平)、莘塘(二手店)、明悅軒(餐廳,明悅:明亮的月亮)和春郝堂(一家餐館,春:彈簧;郝:美好)。以上所有的名字都有自己的出處。由于文化差異,中國人特有的詞匯通常在西方文化中未能發現其等效,反之亦然。這種現象被認為是“文化詞匯短缺”的體現。此外,英語商店名稱不能提供確切的等價物“寨、閣、軒、堂、樓、亭、元”,而經常使用“店”、“商店”、“餐廳”或“酒店”等來命名。但這樣的話會經常被省略,如史密斯理發、麥克唐納德.西、艾倫和彼埃爾等。

二、英文店名的傳統特色

需要提出的是,在英文店名的傳統特色中,一些現今的英國商店名稱正反映了英國的封建等級制度觀念。例如國王、王后、王子、貴族、騎士、忠誠、宮殿和一個自由人等。店名等詞語構成是國王的花園、維多利亞的秘密、漢堡王、日記皇后、毛伊島的價格、皇家莊園、貴族的食品、騎士的客棧、教會的炸八塊雞和自由人吻痕等。

在西方國家中,尤其是美國,在層次觀念上都有些模棱兩可。上面列出的店名體現了商店可以提供的是多么的華麗或者是水準很高的服務,雖然一些人把漢堡王和冰雪女王作為典型的例子有些夸張。但總之,對于傳統的觀念和良好的品牌符號,這些商店的名字普遍具有現代時尚的特殊魅力。

三、運用修辭方法給商店命名

作為一個符號系統,它運行一個明顯的語用功能,店名允許他們服從其他特征明晰的符號系統。事實上,店的名字是簡短的廣告,意在激發客戶的購買。因此,一直采用修辭方法給這些廣告添加了一些色彩。

(一)中國商店的名稱中的比喻、夸張等

一些修辭方法應用于命名商店名字可以使他們更有吸引力和生動地表達自己的獨特性。例如,理發店的字號可以專門識別本身。如果采用一種修辭方法,它真的會有不同之處,如金剪刀。一些藥店,像神農藥店(神農表達一些神奇的甚至是起死回生的力量)、回春堂(回春:回到幸福健康的狀態與表達對患者的良好祝愿)、樂仁堂(樂仁:快樂和善良)、九勝堂(九勝:壽命長),還有一些眼鏡商店,康明眼鏡(康明:健康、明亮)、晶亮眼鏡(晶亮:水晶般明亮),一些鞋店,像雙星鞋(雙星:雙恒星)、元達鞋(元達:達到盡可能)和獸王鞋(獸王:動物之王)。上面提到的店名用比喻和夸張的修辭方法來指定不同的行業和產品的特點,是商家既刺激了經濟,又安全實用,帶有獨創性的應用,這些都暗示了商店名字的輝煌。最終,消費者和商家成功地連起了紐帶。

(二)使用修改、創造的英語名詞的店名

與英文店名相同,例如復制產業非常發達的美國,復印店或復制人是常用的商店的名字。然而,這些名字表明行業間差異,但不能列出其有利特性,所以他們對消費者有相對較少的成功率。在商店名稱與形容詞修飾符限制或描述中心詞和名詞一樣,如果適當的應用修飾符,它將生動地顯示商店的性質。一些商人想充分利用獨特性來命名一個副本商店快速復制或干凈的副本,巧妙地吹噓他們可能提供的服務速度和質量,這樣可以體現消費者的要求。據說一些英語形容詞出現頻繁,其中最常見的是新的、好/更好/最好的、很好、很大、免費的、新鮮的、特別的、干凈、安全等等。他們可以用來描述任何方面的產品,如大小、形狀、外觀、顏色或內在質量。因為這樣的形容詞能夠顯示最好的產品質量,他們是最吸引消費者的,所以被廣泛應用于廣告中。英文店名中的形容詞是用在那些廣告中,這與商人用詞的目的是吸引消費者或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是非常相似的,好的一年、很好的咖啡、百思買、大很多、火熱的嘴唇、免費的藥物等。有時還使用縮寫組合成的形容詞和名詞,如超價商店,超市等。

四、文化元素與創意

各種英語和漢語商店名稱,他們都擁有一個目標,把握消費者的關注。從心理和語言的角度來看,原始或樸實的情況會很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刺激他們的好奇心,然后用行動以滿足好奇心。

(一)中國商店名稱的創意

通常,原始的東西引起心理上的反應能夠刺激感覺器官(尤其是視覺和聽覺)。以中國飯店“好萊屋”來說,它的發音會類似于的美國電影業核心好萊塢。相似的例子是思味特(一家蛋糕店)、刀口(固定存儲)和卜克書屋(書店)。此外,一些店的名字老魚頭(餐廳,老魚頭),狗不理(一家包子店,意味著“生意好,來不及招呼顧客”),光棍雞(未婚雞),愚人書屋(傻瓜的書店)和糊涂茶館(一個茶館,胡圖意味著混亂),創造生動精彩的文字創意。

(二)喜好用創意英語的店的名字

英語商店名稱比中國更新穎的是可以顯示不同層次的意思。魚先生(一種海洋食品商店)作為一個雙關語有兩個可能的含義:一個是“姓”,另一個是指一種動物的名字。潛艇先生(一家熱狗店),刺激豐富聯想的想法,潛艇和熱狗形狀相似。代溝(年輕人的差距服裝店),這表明著裝風格只適合年輕人。類似的例子gepettois(一個蛋糕店,取故事的木偶皮諾丘)、生物的家人(寵物診所)、從頭到腳(美容院),不論成功與否(女式服裝店,無計劃的最初意味著“冒險”,這里提醒不要錯過一個好機會)。

一些商店的名字證明語音相似性的特點,像Bi-lo(食品協會,“低買”),“food-4-less”中的 “4”與“for”有同樣的讀音,所以它可以被理解為在 “food-4-less”購買的人可以以最便宜的價格買東西。

(三)比較號碼的使用的不同文化

第8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關鍵詞]體驗論;隱喻;轉喻;吃;漢語

一 引言

認知語言學的體驗論認為意義來源于我們的感覺運動的體驗,通過想象機制,如概念隱喻、轉喻、范疇輻射、以及種種概念合成的方式,這種體驗的意義得以擴展,形成了抽象的概念化和推理。我們感官運動的體驗模式有哪些?最基本的體驗域有哪些?這些問題是體驗論研究關注的焦點,亦直接制約和影響詞匯意義的隱喻性擴展。萊考夫曾對自然體驗下過一個定義:自然體驗是我們的身體(包括感覺、運動器官、智力、情感等)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包括運動、操作物體、吃飯等),以及我們與同一文化(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環境)中不同的人群的互動的結果。“吃”是人類最基本的自然體驗之一,這種每天反復發生的自然體驗固化成為體驗格式塔,具有很強的認知力,大量隱喻性的思維就來自體驗反復發生的模式,當它們和某一特定的文化積淀相結合,就必定產生民族文化特色的生動形象的隱喻,如:英語中的eat into one’s pocket toomuch(花費太多),be eaten up with disease(疾病纏身),eat up one’s savings(耗盡儲蓄),eat up one’swords(食言)等。而在漢語里,“吃”是一個具有更豐富的文化內涵的詞,其意義遠遠超過了“吃”這一動作本身的含義,比英語“eat”具有更多的概念隱喻、隱喻、轉喻和轉隱喻連續體。

首先,中國是一個農業的國度,自古以來都把“吃”看作頭等大事,“民以食為天”的概念在中華民族文化意識中根深蒂固,人們注重吃,講究吃,關心吃。“吃”是生活的主要內容,連人們見面的問候語都是“吃了嗎”;另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物產豐富,食物品種繁多,菜系的烹調方法各不相同,食物的色、香、味也各具特色,食物五花八門,體驗各不相同,在享用食物的過程中,人們經歷了感覺一知覺一表象的認知過程,逐步構建出了“吃”的抽象的認知模式,這些不同的認知模式為隱喻性的思維提供了基礎和前提。鑒于中國豐富的食文化,漢語里“吃”的隱喻和轉喻的用法比其他語言更豐富多彩,以“吃”為關鍵詞上網搜索,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可以說是鋪天蓋地。

但是,國內語言學界有關漢語“吃”的隱喻研究僅有為數不多的文獻。筆者以“吃”為關鍵詞,從《現代漢語詞典》、《中國成語大辭典》、北京大學漢語語料庫以及互聯網上收集了大量的有關“吃”的語料,通過分析“吃”的動作與食物及食物相關聯的因素互動的方式,比較“吃”與不同食物搭配時隱喻數量的區別,以及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的認知模式,“吃”的概念隱喻的認知特點,研究的結果為本文開頭提到的認知語言學的體驗論命題提供實證性支持。

二 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的歸類

(一)“吃”與食物的色、香、味、質互動的轉隱喻

在人的認知過程中,人的身體和客觀世界互動首先會產生一種感知體驗,如感知環境、移動身體、發出動力、感受力量等,就“吃”這一個動作和過程而言,就涉及人的身體和食物的互動,需要以上幾種感知方式共同配合,食物的色、香、味、質會分別刺激人的視覺、味覺、嗅覺和觸覺,食物赤橙黃綠青蘭紫的顏色,酸甜苦辣的味道,芬芳誘人的氣味,軟硬松緊的程度都在吃的過程中得到一一的體驗,這種身體與食物的色、香、味、質互動導致的反復發生的感官體驗是“吃”的隱喻意義扎根的基礎,概念的構建和抽象的認知模型的建立導致了“吃”與食物的色、香、味、質相結合的一系列隱喻和轉喻,如吃紅(賭局中贏方讓別人分享利益)、吃黑、吃白、吃醋、吃苦、吃香、吃甜頭、吃苦頭、吃軟不吃硬、吃明不吃暗、吃咸鹽講淡話等。從其認知過程上來看,首先是“吃”的內容的意義發生了改變,紅、黑、白、苦、辣、酸、甜、軟、硬、明、暗分別指代利益、好處、陰謀詭計、艱難、嫉妒、柔和、剛強堅定等,它們都是轉喻性的指稱,由于這些轉喻性指稱的影響,“吃”的意義也隨之發生改變,產生隱喻映射,和其后跟的受事一起,構成轉隱喻;從結構上來看,這些“吃”與人的視覺、味覺、觸覺搭配的隱喻是形式和意義的固定匹配,是人在通過對食物色、香、味的感知體驗的基礎上,借助隱喻性思維構建的語法化結構,這是一種構式結構,不能隨意將其拆開,或在之間加入其他成分。它們的構式意義遠大于將其分開的詞匯意義。

(二)“吃”與各類食物、食材互動的隱喻和轉隱喻

按照配價語法理論,動詞能支配名詞詞組,投射其自身的題元結構,即有由述位傳達的活動狀態的最低限度的參與者。“吃”的活動除了涉及施事(agent)外,還涉及客體(patient):“吃”的內容和對象,“吃”的最基本的搭配就是吃飯、吃菜、吃面、吃水果、吃酒、吃藥,它們是“吃”的基本認知層面,本身沒有任何隱喻意義,但是當“吃”和別的食物搭配在一起,就有可能因為該食物突出的性征、質征引起相似的聯想,發生隱喻性的映射。這個過程更多的是主體的視覺和觸覺與客體(食物)的互動。如果該食物前加上具有明顯的區分性特征的修飾語,這個“吃”的短語就更偏離了吃飯的基本意義,獲得了更大的認知力,具有更生動的隱喻意義。這一部分的隱喻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吃+食物,這一類往往是具體的,具有某種凸顯的形征和質征的食物或食材,形征突出的有:吃鴨蛋(考試打零分)、吃燒餅(軍中戲稱打靶沒有射中靶子)、瞎子吃湯圓、吃花生米(被槍斃)、吃黑棗(遭冷槍打死);質征突出的有:吃豆腐(占女性的便宜)、啞巴吃黃連等;

第二類是對那些形征和質征均不突出,或比較籠統,泛指的食物或食材,如:食、糧、飯、面、果、酒、藥等,就用吃+具有區分性特征的詞+食物或食材的方法,在這些具有區分特征的詞中,有少量的詞是具體的食物,如:吃餛飩面(江湖黑話,把人捆起來丟到水里),吃板刀面(江湖黑話,把人砍死了丟到水里),拼死吃河豚(勉強從事),但大部分是和食物沒有一點關聯的、抽象的短語,如:吃閉門羹、吃軟飯、吃平安飯、吃閑飯、吃青春飯、吃現成飯、吃開口飯(以表演戲曲、曲藝謀生)、吃這碗飯的、吃家飯拉野屎(吃里扒外)、吃偏食、吃獨食、吃白食、吃閉門羹、吃苦果、吃惡果、吃禁果、寅吃卯糧、吃皇糧、敬酒不吃吃罰酒、吃花酒(舊時指在妓院挾妓宴飲)、吃后悔藥、吃槍藥、吃錯藥、吃定心丸等。這一類隱喻數量特別大,搭配也很隨意,甚至,有些常用的、本身并無隱喻意義的短語,在特定的語境中和吃搭配,也會獲得隱喻意義,如:我們公司負債一千萬了,現在只能吃補藥,不能吃瀉藥。這一類隱喻數量大,他們搭配較隨意的特點是和客觀現實以及我們的認知方式不無聯系的。根據體驗論的觀點,體驗、意義和思想的關鍵所在是有機體和客觀環境的互動,這構成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客觀現實中,和具體的食物成品相比較,籠統的、泛指的食物原材料更普遍,幾乎處處可見,接觸越多的事物體驗越多,因而,在語言上的反映也就越多。

第三類隱喻具有歇后語的特征,“吃”與動物吃的食物搭配,實際上,是借動物的行為來表現人的思維和特征。其結構亦如上所述,如:兔子不吃窩邊草,好馬不吃回頭草,虎狠不吃兒肉,馬吃夜草,豬八戒吃人參果,烏龜吃大麥,老虎吃刺猬,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狗改不了吃屎等。在這一類隱喻中,大部分動物的食物都非常形象具體,被用來表示抽象的概念,這是人們在長期的生活經歷中提煉的結果。

(三)吃與炊具、餐具、處所等互動的轉喻和轉隱喻連續體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吃的行為也從僅僅為生存而吃發展進化到為舒適、享受,以及其他目的而吃,從原始人的茹毛飲血到現代人的精細烹調、餐具考究,社會文明的發展帶來了語言的變化,漢語里“吃”除了和各種形、質、材的食物相結合,構成隱喻外,還能與“吃”密切相關聯的炊具餐具如鍋、灶、碗、碟、盤、以及處所如館子、食堂、大戶、八方、山、水等相結合,構成轉喻,如:吃小灶、吃食堂、吃館子、吃大鍋飯、吃小鍋小灶、吃著碗里、看著鍋里、吃大戶、吃環境等,另外還有其他結構,如:吃瓦片、吃父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尚吃八方、吃里扒外、吃原告、吃被告等,對于這些結構,有些觀點認為:小灶、食堂、館子、大戶等代表吃的處所,可理解為“在……吃”,但很多地方就解釋不通,對此,漢語界不少學者提出了質疑。筆者認為,從認知模式和映射方式來看,它們是具有指稱和替代功能的轉喻,食堂、館子、大碗、鍋、灶這些具體的事物當然不可能是吃的內容,但和吃的內容有密切的關聯,由于它們與“吃”處于同一個認知框架,與吃的內容具有相鄰近的關系,并有凸顯的特點,因而,很自然地被用來轉指這些地方的飯菜,這樣的轉指具有易感知、易理解、易記憶的轉喻的本質特征;從形態上來看,它們屬于構式結構,如將其分開或添加,插入其他成分就破壞了結構,不能被接受,更沒有轉喻意義,如我們可以說吃食堂、吃館子、吃大戶,但是不能說“吃二食堂”、“吃大館子”、“吃大戶人家”。同時,它們還可被數量詞修飾,如:吃幾頓食堂,吃幾頓館子,吃幾次大戶等,請看以下例句:

以前一個禮拜做一次菜吃幾天,再吃幾頓食堂,吃幾頓泡面,吃幾頓速凍餃子,就可以對付過去……

在以上例句中,食堂和泡面、餃子等食物處于并列位置,并有“幾頓”這樣的修飾語修飾,這就清楚地表明:“吃”本身的意義并無隱喻性的改變,而“食堂”的意義發生了轉喻性的改變,就等于“食堂”的飯菜。而在另一組結構中,瓦片、父母、山、水、八方、里、外、原告、被告等就更不是吃的受事,它們分別轉指租金、錢財、資源等,此時,與它們搭配的“吃”也發生了隱喻性的映射,遠離了其本意,分別指獲取、依靠等意思,在這一類結構中,轉喻性的指稱引發了“吃”這一動作的隱喻性映射,構成了轉喻-隱喻連續體。

三 吃的概念隱喻

客觀世界萬物紛繁復雜,人只有采取分析歸類的方法,將它們定位,確定同類事物的特性,才能有效地認識和記憶這些事物,這種主客觀相互作用對事物進行分類的過程就是范疇化的過程,是人類對世界萬物進行分類的高級認知活動,在此基礎上,人類才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概念是人類認知事物的依據,而日常生活中反復發生的體驗一旦通過概念化,形成了體驗格式塔,就具有強大的認知力,這使得我們思維和行動的日常概念體系從根本上來說是隱喻性的。概念隱喻是在我們對客觀世界萬物加以范疇化、概念化的基礎上,用此概念來認知比擬彼概念的認知方法,在《現代漢語詞典》給出的釋義中,“吃”有十一個義項,但僅第一個義項是“吃”的原型意義,即:把食物放到嘴里,經過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喝),其余的義項皆是從“吃”的原型意義通過隱喻性映射衍生而來,其中一個義項是轉喻,還有一個義項是介詞的用法“被”,多見于早期白話文,如:“吃他恥笑”,實際上,這個介詞的用法也是由“吃是遭受”這個概念隱喻衍生而來,剩下的八個皆為概念隱喻,即:吃是依靠,吃是吸收,吃是蕕取,吃是進入,吃是消滅,吃是領會,吃是承受,吃是耗費等,這八個概念隱喻也是轉隱喻,它們的隱喻映射都是以吃的受事發生轉喻映射為前提的,雖然它們與吃的原型意義有很大的差別,但這些由“吃”衍生而來的隱喻意義與其原型意義依然有部分相似之處,透過其表面,我們仍可窺見到“吃”的原型意義,在這八個概念隱喻中,有的是相似或重疊的,使用最多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吃是獲取,如:吃空額、吃差價、吃回扣、吃兵餉、吃進、吃利息、吃人嘴軟等;吃是承受和遭受,如:吃虧、吃官司、吃香、吃得開、吃不開、吃黃牌、吃得消、吃不消、吃得住、吃不住、吃驚、吃癟、吃不了兜著走等;吃是依賴,如:吃老本、吃父母、吃救濟、吃勞保等;吃是理解,如:吃得準、吃透等;吃是進入,如:吃水(船身入水的深度)、吃刀等;吃是消滅,如:吃掉敵人一個團,拿車吃他的炮等;吃是耗費,如吃重、吃力、吃勁、吃功夫等。

四 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的認知特點

(一)轉喻在轉隱喻連續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縱觀上文歸納的漢語“吃”的各類隱喻和轉喻,有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值得高度注意:大部分本文歸納的“吃”的本體隱喻和概念隱喻都是轉隱喻連續體,他們的建構過程是:首先“吃”的內容發生轉喻映射,如:吃父母(“父母”轉指父母的錢財),吃瓦片(“瓦片”轉指房屋租金),吃豆腐(“豆腐”轉指女人的便宜,調戲女人),吃鴨蛋(“鴨蛋”轉指零分),吃槍藥(“槍藥”轉指說話的粗聲惡氣)等,此時的映射是在單一領域矩陣內發生的概念擴展。在“吃”的受事意義在單一領域矩陣內發生概念擴展,產生指稱轉移的情況的帶動下,“吃”的意義也因此隨之發生改變,引起隱喻性映射,構成以轉喻為基礎的轉隱喻連續體,“吃”和“吃”的受事構成轉隱喻連續體的兩端,它們的構成并非如萊考夫所說的那樣,借助于意象圖式,而是借助于轉喻關系。以上的實證性分析研究證實了Tayler的觀點:和隱喻相比較,轉喻是更基本的意義擴展方式,因為它是發生在同一域基的意義擴展,表現的是一種相鄰近的關系,更容易使人產生直接的聯想和理解,正是由于轉喻的這種認知特點,使得它成為構建轉隱喻連續體的必要的前提條件,起著引發隱喻映射的重要作用。

(二)較大的概括性使“吃”作為源語域得到了更多的凸顯

在人類獲取食物的行為動作中,除了吃以外,還有喝、咬、嚼、啃等動作,雖然它們也有一些隱喻或轉喻的用法,如:喝墨水、喝西北風、反咬一口、狗咬狗、嚼舌、咬文嚼字、啃書本等,但是和大量的吃的隱喻相比較,它們的隱喻性用法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就是吃作為源語域得到了更多的凸顯,在吃的認知框架里,“吃”作為上義詞,有更大的概括性,它包含了喝、咬、嚼、啃等與吃有關的下義詞,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具有較大概括性的概念能得到更多的凸顯。

(三)較高的使用頻率使“吃”具有更多的隱喻和轉喻

“吃”與“食”同義,但是“食”屬于書面語,很少在口語中使用,就其擁有的隱喻數量而言,這兩個詞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也間或見過幾個“食”的隱喻,如:食言、食古不化、食言而肥、月食、日食等,但其使用頻率和數量遠不能和“吃”的隱喻同日而語。其中的差別說明了什么問題?是否所有的同義不同語體的詞都是這樣呢?筆者分別考察了“衣”(古漢語中“衣”作動詞用)與“穿”,“行”與“走”,“居”與“住”這幾對跟人類基本生活有關的書面語體和口語體的詞,發現在這幾組詞里,隱喻最多的是“走”,如:走鋼絲、走過場、走后門、走內線、走關系、走形式、走紅、走神等,大約有28條之多;“行”的隱喻有11條,如:行好、行竊、行善、行賄、行房等;在“衣”與“穿”這一組詞中,沒有發現“衣”作動詞的隱喻,“穿”的隱喻有:穿小鞋、穿連襠褲、穿靴戴帽、穿針引線等;在“住”與“居”這組詞中的發現恰好和前兩組詞相反,口語體“住”沒有隱喻,書面體“居”的隱喻有:居安思危、居高臨下、居心叵測等。以上的實證調查表明:即使語義相同的詞,因其所屬語體不同,在語言中使用的頻率不同,其隱喻性用法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差別;并且隨著語言的發展和變化,書面體和口語體的詞匯逐漸發生轉化,有些書面體的詞匯也頻頻出現在日常用語中,使用頻率越高的詞,其隱喻性的用法也就越多。

(四)對食物的體驗面越廣,“吃”的隱喻性用法也越多

在上文中,筆者總結歸納了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其中,“吃”與食物的色、香、味、質互動的隱喻和轉隱喻有14條,“吃”與各類食物、食材互動的隱喻和轉隱喻有51條,“吃”與炊具、餐具、處所等互動的轉喻和轉隱喻有17條。很明顯,在這三類隱喻和轉隱喻中存在很大的數量的差別,這個數量的差別反映了其認知上的特點:體驗的程度越深,面越大,隱喻和轉喻越多,體驗的方法和內容起著關鍵作用。“吃”與食物的色、香、味、質的互動是有限的,與食物相關聯的餐具、炊具、處所等的互動也是有限的,而食物和食材的種類卻是五花八門、變化無窮的。體驗的程度和范圍的差別必然通過語言反映出來,即:“吃”的體驗越多,隱喻和轉喻就越多。這一研究也證實了體驗哲學的觀點:人類的認知和語言具有體驗性,語言的成因是基于身體經驗之上的,經過認知加工逐步形成的,它和客觀的現實世界和人類的主觀加工機制密切相關,是主客觀互動的結果。

(五)概念隱喻具有更強的認知力

在本文歸納分析的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中,既有本體隱喻和轉喻,又有概念隱喻,本體隱喻或轉喻是針對某一具體事情而言,他們往往是構式結構,如:吃食堂、吃小灶等,其構式意義大于詞匯意義,本身不具備生成性,而概念隱喻卻針對某一類事情而言,如:“吃是承受”這一概念隱喻包括的隱喻就多達26條,上文提到的很多轉隱喻都包括在這一概念隱喻中。由此可見:概念隱喻具有思維的廣闊性,搭配的隨意性,以及語言的生成性,換一句話來講,人的整個思維是隱喻性的,概念隱喻比本體隱喻具有更強的認知力。

(六)民族文化使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具有民族文化特征

語言具有體驗性,這不僅僅包括我們的身體和客觀環境的互動,還包括在一定的文化中我們和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團體的互動,即語言還具有社會性和人文性。因為人是認知的主體,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價值體系在隱喻的認知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許多體驗和認知深深扎根于社會文化環境中,因此,語言處處帶著民族文化的烙印,如:“豬八戒吃人參果”這個隱喻,對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西方人來說是無法理解這個轉隱喻的兩端“豬八戒”和“人參果”的喻意的;在“瞎子吃湯圓”、“吃豆腐”等隱轉喻中,“湯圓”、“豆腐”是典型的中國傳統食品,表現了中國的食文化;“吃父母”、“吃小灶”等則表現了當代中國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和理念。語言是社會文化的反映,漢語“吃”的隱喻和轉喻充分地表達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和食品特色。

第9篇:漢語言特點范文

韓國與我國地理位置相鄰,文化淵源相近,近年來,來中旅游觀光的韓國人數也不斷增加。全國各地已陸續將重要旅游景點的觀光說明和文化介紹上添加了韓文翻譯。本論文將保定旅游資源劃分為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節慶活動等三部分,針對這些旅游資源韓國語翻譯過程中出現的若干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并進一步探討旅游資源韓文翻譯的重點難點,以期能夠對旅游資源的韓國語翻譯研究工作做出些許貢獻。

一、描繪自然風光的四字成語

德國學者賴斯于1971年提出的功能翻譯理論指出在文本的翻譯過程中,最主要功能因素是整體翻譯工作的目的。旅游宣傳外譯文本是以國外普通游客為對象,介紹中國旅游事業以及旅游資源的相關資料。其目的在于傳達旅游信息,激發外國游客到中國旅游參觀的興趣。這就要求譯者在保證語言表述準確性的基礎上,注重文化差異,了解游客的審美心理和欣賞習慣,生動形象、通俗明了地傳達信息。這其中,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和節慶活動相關翻譯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

自然景觀的介紹文本翻譯主要以描述性文字的生動優美來體現其或壯觀或秀麗的獨特魅力。在保定著名自然風景區野三坡和白洋淀的中文介紹文本中,體現其秀麗風光的文字豐富生動,多為四字成語。四字成語是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沉淀下來的特有文字表達方式,用固定的四字結構表達豐富的意義,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字的深刻內涵。可是,這種特殊的表現手法卻給翻譯工作帶來一定難度。

成語所表達的含義通常包括類似字面意義和非字面意義兩種。在保定市自然景區宣傳文本資料當中,用于描寫白洋淀和野三坡風光的“煙波浩淼”、“怪石嶙峋”等詞語屬于前者,字面意思與含義基本相符。翻譯這類詞語,我們只需把握好字面含義,將其壓縮含義擴展復原成符合語法關系的韓語表述即可。可是,很多四字成語所表達的含義通常非其字面意義,而是承載一些言外之意,體現一定的文化信息。翻譯這類成語時,必須把成語體現出的語境與文化信息解讀出來,然后在譯語中找到近似的詞語,求得最自然貼切的對等。“星羅棋布”、“北國風光”即屬于這類成語。“星羅棋布”從字面上看是兩個主謂結構詞組的并列,意為天空的星星分布,棋盤上的棋子羅列。事實上,它用于形容數量眾多,散布范圍很廣。這種情況下,如果僅按字面意思翻譯,譯語使用者恐怕很難將星星羅列和棋子分布的共同點聯系起來,想到分布廣泛這一點。因此,在翻譯的時候,不僅要譯出其字面意思,還要將數量多,分布廣的內在含義體現出來,譯為“”。另外,“北國風光”這類成語如果直譯成 “”,則可能讓譯語使用者覺得不知所謂。“北國”原指中國古代分裂時期地處北方的遼、金等國,因這些地區寒冷多冰,后人取其相似的氣候特點,用“北國風光”一詞表示冰封雪覆、銀裝素裹的景色。因此,在翻譯這類詞語的時候,我們不能一味追求字面意思的對應,而應該考慮不同區域文化的差異性,將其譯為“”;“”。

二、體現文化信息的固有名詞

不同國家的游客,不同語言的使用者長期受特定歷史環境的熏陶影響,形成了一種固有文化基礎,這種文化基礎自然而然地制約著他們對其他語言表達的文化理解力。人文景觀的宣傳文本翻譯之所以成為旅游翻譯中的重點難點,其原因即在于譯者必須充分考慮譯語使用者的需要,把握原文與譯文之間的歷史、社會、文化差異,并在原語種涵蓋的文化知識和譯語的完整性、流暢性、對應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盡量在不影響整體結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信息傳遞功能。

例如,關于保定陵山漢墓的翻譯當中,“位于保定市西部滿城縣西南1.5公里處的陵山漢墓坐落于陵山主峰東側,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陵墓”一句,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主要體現在歷史人物“中山靖王”上。對于中國人來講,這些詞無須任何解釋就能體會出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而大多數韓國游客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增添人文知識的補充說明,譯為“”。譯文之所以需要增添對“中山靖王“的解釋,是因為這一信息對譯語使用者來說是必要的信息,直接反映陵墓的年代久遠及文物的觀賞價值,是此景點的核心信息。

與之相比,腰山王氏莊園的介紹中,“始建于清康熙五年,它的布局為四大部分,西路是一個由四進院組成的套院,為老人怡養天年的住所”這一句當中的“清康熙五年”對于讀者來說文化含有值相對較弱,增添過多的解釋反而會繁冗??嗦,譯猶不譯。事實上,腰山王氏莊園的觀覽價值主要體現在園區建筑風格的獨特、設計結構的雅致以及詩風畫意的韻味等方面。因此翻譯此句時,不應將重點放在歷史年代上,反而應該對“四進院”這一名詞的解釋說明加以關注,力求使韓國游客理解其實際含義。

漢語旅游文本的譯語讀者大多為國外普通讀者,必須以譯語讀者的所需為依據加以考察原作,將其轉換為在譯語中的實用價值。①因此,在文化景觀介紹文本的翻譯中,譯者需要將原文當中含有文化信息的語句和外國游客的需求進行綜合分析,把握原文與譯文之間的社會、歷史、文化差異,結合考慮各種語境因素,對原文信息進行判斷和取舍,虛實互化,發揮旅游翻譯功能。

三、活動慶典中的呼喚效果

比利時學者維索爾倫在其順應理論中指出,語言使用的過程就是語言選擇的過程。②語言的使用者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出于語言內部或語言外部的原因,往往會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作出種種恰當的選擇,而這種選擇的過程在將翻譯過程當中顯得尤其重要。

旅游資料的功能是傳遞旅游信息,而其根本目的是吸引游客前來,最大限度地取得旅游產品的預期效果。因此,旅游資料翻譯不僅要讓外國游客對本國旅游資源喜聞樂見,并獲取相關文化知識,而且必須富有吸引力,發揮呼喚功能,起到誘導行動的作用。如果說景區景點介紹的翻譯重點在于通過生動形象地描繪特色風光以及深入淺出地傳遞文化底蘊來提高旅游資源對外國游客的吸引力,那么節慶活動介紹翻譯的呼喚功能則更多地體現在其針對性和互動性上。

由于文化差異,不同國家的游客對于節慶活動的審美心理和期待程度有所不同。譯者在翻譯時應該充分揣摩譯語使用者的文化心理和消費心理,從原文中選取他們樂于接受的旅游信息。如順平桃花節這類節慶的翻譯介紹,譯者需要充分考慮韓國游客的旅游行為模式,借鑒韓國境內節慶的風俗習慣,參考韓國櫻花節、

草莓節等類似節慶,將活動行程中的參觀游覽和互動體驗等過程進行環節劃分。韓國櫻花節的節慶模式在于賞花之余的眾多文藝娛樂節目,以及齊聚品嘗傳統美食的慶典氣氛。在順平桃花節的翻譯介紹中,亦可將“民俗文化表演”、“賞田園春景、吃農家茶飯”等部分著重進行拓展,將民俗風采亮點,中式農家庭院風貌,當地特色美食等介紹逐一進行翻譯,增強其呼喚功能。

另一方面,安國藥材節的翻譯介紹則需要區別對待。因為這一活動的特殊性在于其針對的不是一般游客大眾,而是對中藥知識有一定了解,有購買需求的人群。因此,這一類型的翻譯重點在于專業術語的準確性及特色產品的突顯化。如號稱祁州四絕的“百刀檳榔”特指“經傳統換水浸泡切片法,不換水浸泡法,文幫淋悶法,文幫砂潤法等不同方法潤制而成,可切出100多層薄片的檳榔”。為了增強吸引機制,翻譯這類專業術語時應對其進行適當地補充說明,加深游客對產品特點的認識。

結語

旅游翻譯是翻譯活動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旅游資源的韓國語翻譯與其他翻譯一樣涉及到語言文化轉換的技巧和策略問題,翻譯得生動形象,準確到位有助于游客對自然景觀、人文背景、慶典風情的感悟,發揮旅游宣傳的吸引機制,進而產生經濟效益。

本文以德國功能翻譯理論學派的文本功能理論及比利時學者的順應理論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結合保定旅游資源韓國語翻譯實踐中的具體譯例,分析了保定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節慶活動旅游資源文本的功能特點和翻譯要點,總結了旅游翻譯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和規律,為旅游資源的韓國語翻譯摸索了一條有效的途徑。以期能夠對旅游資源的韓國語翻譯研究工作做出些許貢獻,為今后面向韓國游客的旅游產業發展提供依據。(作者單位:河北大學)

本文系保定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保定特色旅游景點及節慶活動的韓國語翻譯研究(編號為20140431)部分研究成果。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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