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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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土地產出的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最大的。這兩類污染在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巨大的威脅。
二、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基礎設施的不管制的不健全，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嚴重的“臟亂差”：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鄉村生活垃圾幾乎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鄉村生活污水幾乎直排，使鄉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不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的并經濟的而，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鄉村工業化上是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還污染危害直接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污染物率也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率。
我國鄉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環境污染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小污”成“大害”，給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的負面。為此，應當如下措施：
1、環境立法，健全鄉村環境管理機構，環境保護職責權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鄉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考慮。
2、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城鄉分治使城市和鄉村間著嚴重的不公平。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長期，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鄉村擴散，而鄉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那一世
第2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在現代化進程中，在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的沖擊下，村落社會出現了全面衰敗。農村里的青壯年精英走出村莊，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流向城市，村莊里留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兒童以及婦女，農村留守群體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人身安全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隱患。
村落衰敗的幾大表現
村落的衰敗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產方式上，外出打工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沖擊，農業種植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些地方的農業生產形成了以大宗糧食作物為主的種植模式，有些地方的農業生產則形成了以經濟作物為主的種植模式，而這兩種種植模式都是面向市場的，傳統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種植模式趨于瓦解。
在這種新型的、面向市場的農業種植模式中，傳統的農業生產節奏被打破，依附于農業生產節奏之上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表現為現代農業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大型農業機械的推廣，以及農業生產節奏的加快等。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主體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以青壯年男勞力為主到現在的以老人和婦女為主，新生代農民工幾乎沒有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歷和經驗，也不愿意再像父輩那樣在土地上謀生活，我國農業甚至被稱之為“老人農業”，以致一些學者驚呼“誰來養活中國”。
現代化對村落社會的最大沖擊則表現在村落社會整合方面，村莊內部的人際關聯“過疏化”，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凋敝。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村落社會的人際關系日趨理性化和淡薄，昔日的熟人社會正在逐步變成陌生人社會，往日的串門、互幫互助已經變得非常罕見，人們之間的日常聯系變得異常疏松，溫情脈脈的情感共同體趨于解體，村民在村落社會已經很難獲得往日的感情慰藉和物質幫助。
村落社會整合“過疏化”的另一個表現是私人生活的興起和公共生活的衰落。核心家庭成為家庭結構的主導類型，成為生產經營和公私生活的基本單位，像傳統的廟會、民俗節慶等活動形式難以為繼，而現代的公共文化生活又沒有建立起來，導致農民只能在家里看電視，村落日常生活高度私人化，公共文化生活無法維系。
村落社會衰敗的另一個表現是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在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文化的沖擊下，傳統的價值觀念解體，新的價值觀念一時無法健全，鄉村社會出現了倫理性危機。
在家庭生活領域，家庭倫理瓦解，突出表現為代際倫理的失衡，孝道衰落，家庭養老模式解體。在現代社會養老體系沒有建立健全的背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老年人的需求和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增多。
在婚姻戀愛方面，農村社會的變化也是顛覆性的。隨著青年村民大規模外出打工，新生代農民工一般在外面談戀愛，自由戀愛盛行，跨省婚姻增多，傳統的婚姻圈解體，傳統的婚姻倫理失去了發揮作用的載體。農民的婚戀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表現為農村離婚現象增多，婚姻的穩定性受到沖擊，婚外性關系增多，村莊輿論失去了制約的作用。
在財富價值觀念方面的最大變化是，一切向錢看，不再堅持抽象的正義，為了掙錢不惜犧牲價值尊嚴和倫理道德。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生活在坑蒙拐騙、打架斗毆、吸毒販毒以及等灰色生活狀態，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政府的缺位放大了村落社會的衰敗
鄉村社會的衰敗需要國家給予有力的應對，為農村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品和公共秩序，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是，“分田到戶”以來，基層政權的執政能力實際上一直在弱化，這一點在稅費改革后表現得較為徹底。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政權的財政困難，權力被上收，農村黨員干部隊伍建設滯后，成為所謂的“懸浮型”政權，無法有效應對鄉村社會轉型對之提出的要求。
基層組織弱化，應對風險的能力和社會控制能力嚴重不足，導致基層政權的有效性無法得到保障，而有效性的缺失又導致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的沖擊，表現為案件和的高發，基層治理陷入困境。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黑惡勢力的沉渣泛起，地下基督教和其他在農村蔓延，在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中興風作浪。
基層政權的有效性不足，基層治理弱化，無法有效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農民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鄉村社會治安秩序惡化。由此，政府的缺位在某種意義上放大了村落社會的衰敗，農村社會秩序陷入了一種低水平的脆弱的穩定狀態，在當今的開放社會和風險社會中，這種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全方位的“新”型鄉村建設
需要進一步提出的是，雖然村落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解體的宿命，但當下的中國農民并不能夠在短期內順利地融入城市，他們還必須在城鄉之間往返，在農村完成家庭的再生產。他們在城市里通過打工獲得收入，而農村土地上的產出則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他們還離不開農村，如一些學者所言，農民工的城市化還只是一種“半城市化”狀態。
因而，農村的城市化還處于一個漫長的過程中，現在還不能消滅農村，還要建設農村。面對鄉村社會在轉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陣痛，我們必須進行鄉村建設，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后方。
新時期的鄉村建設必然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社會建設諸方面。在當下，根據農民在城鄉之間的往返，以及空心村、留守群體等問題，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顯得尤其重要。通過進行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為農村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并為處在轉型中的農民提供最基本的、以人為本的生活保障，杜絕各類惡性事件的發生，是當下中國政府的一個必然選擇。
第3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一、主要問題
一是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緩慢。我區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在鄉（鎮）一級尚能依托鄉鎮司法所完成建設和運行，但村級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室建設滯后，作用發揮不足。基層法律服務人員不足，難以做到專人專職，同時從業人員水平參差不齊，律師參與村(社區)法律服務工作有時也只是為了完成基礎任務，部分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力不足，不能提供有效法律援助，切實解決群眾需求。
二是依法治理工作水平有待提升。個別單位對推進法治建設工作重視不夠、推動不力，滿足于完成規定動作，統籌推進不到位，主動創新意識不足，依法治理成效不明顯。部門間缺少聯系，在基層法治建設中存在“單兵作戰”現象，缺少集成效益，缺少資源整合及資源共享，存在一定的資源浪費。
三是基層干部法律素養有待提高。部分農村基層干部對現行法律一知半解，法律知識普遍缺乏，法治意識普遍淡薄，習慣于執行上級交待的工作任務，以“實干”和“實效”為原則，一般不認真研究政策和法律，甚至偶爾存在不依法辦事的情況，不能正確引導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
四是基層群眾法治意識相對淡薄。一些群眾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相對薄弱，習慣于習慣，法律知識缺乏、法治觀念淡薄，依法自我保護意識不強、依法維權意識不足，遇事找法情況不樂觀。在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正確反映訴求，一般不通過法律途徑，習慣于自行解決或者選擇上訪甚至作出過激行為，導致違法犯罪。
五是普法宣傳尚未真正深入人心。普法宣傳一般情況下難以適應群眾對法律的多樣需求，普法工作仍存在普法形式單一、缺乏針對性、宣傳工作缺少深度、實效性不夠強等問題，導致群眾對普法活動的熱情降低，關注停于表面。部分單位“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落實不到位，普法僅滿足于完成規定動作，某些普法宣傳活動甚至存在形式大于實質等問題。
二、工作建議
一是加強部門聯動，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強與城鄉基層綜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設等部門聯系合作，建設法治鄉村，統籌推進基層示范創建，特別是在陣地建設上要統一謀劃部署，避免多方設計造成資源浪費。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建設為載體，通過典型示范，引領帶動法治鄉村建設，積極動員鄉鎮、村社持續深入開展基層法治示范創建活動。
二是增強法治意識，帶頭學法守法。加強村干部法治教育培訓，提高基層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緊緊圍繞當前農村工作實際，將法治教育培訓與其工作實踐有機結合，把依法辦事作為基層干部履職的硬要求，切實提高村干部建設法治鄉村的能力。持續深化基層綜合執法改革，打造一支政治信念堅定、業務技能嫻熟、執法行為規范、人民群眾滿意的綜合執法隊伍，為實施鄉村振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有力的執法保障。
第4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X屆x中全會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作為一名在村任職的選調生，要把深入學習、全面貫徹黨的X屆x中全會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首要政治任務，在具體工作中既抓住關鍵，在“干什么”上明確重點，更要講求方法，以“農業農村農民”為抓手，推動鄉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十四五”新征程中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抓好農業現代化，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市場競爭力。一要提高農業科技化水平，建設主要農作物、經濟作物的種子庫，培育高產優質品種，積極向群眾推廣，提高農業良種化水平；同時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應用好無人機、“生物兵器”等工具，加強對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治工作。
二要保護和發展基本農田，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強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和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建設，防范化解土壤污染問題；同時加大農業水利設施建設力度，積極實施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提高耕地生產效率。
三要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市場主體向農戶提供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信息技術等服務，帶動農戶發展。
抓好“農民”知識化，不斷做好農村人才引進和培養工作。一要引進人才不斷“加血”，針對大部分農村“失血”十分嚴重的問題，實施本地在外人才引進工作，依托本村項目、鄉愁、生態等資源，激發人才回鄉創業就業的動力，并以村集體土地、扶貧資金、勞動力等入股方式助力人才發展規模化經營，帶動農民發展；同時積極引導本地鄉賢助力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工作，動員鄉賢返鄉創業，推動產業、資金、技術“三回歸”，促進信息、文化、人氣“三回流”。
第5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對村委會和鄉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人治觀念、，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第6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公共選擇鄉村關系治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對村委會和鄉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人治觀念、，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參考文獻]
[1]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美]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8
[3]徐學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會的行政化傾向[J]行政與法2003（10）
[4]宋敬本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28
第7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公共選擇鄉村關系治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對村委會和鄉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人治觀念、，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參考文獻]
[1]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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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敬本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28
第8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2000年前后，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干群關系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于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范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從向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干群關系。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基礎結構之變
到了世紀之交，鄉村治理的宏觀背景和微觀基礎都發生了巨變。世紀之交的農村巨變，當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變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變化，真正的巨變在于農村社會基礎結構的變化。
農村社會的基礎結構，是指構成鄉村治理和社會秩序基礎的農村內生結構，或者我們所說村莊社會關聯的狀況。舉例來說，最近20多年，農村的家庭結構和婦女地位，就發生了巨變。最近20年來，農村家庭結構和代際關系發生了巨變，典型的是父子分家。傳統的深度交換基礎上的代際關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頗高、代際交換較少的關系轉變。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地位有極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婦女管錢管物。婦女當家成為全國農村的普遍現象。
再舉例來說，傳統社會中，構成村莊內生秩序基礎的是各種超家庭的結構性力量，包括我們所尤其關注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如傳統的宗族、村社組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某些農村地區出現了宗族的復興，但絕大多數地區的宗族組織都已解體，宗族力量大為削弱，甚至宗族意識也不復存在。
以上基礎結構的變化，又與農民收入和就業的多元化有關。幾乎所有被調查村，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多地依賴非農收入，這些非農收入尤其以“離土又離鄉”的外出務工收入為多。正是農民的外出務工，使得傳統的通婚圈被徹底打破，傳統家庭結構更加難以維持。農民收入和就業的多元化，進一步導致農村社會的陌生化和疏離化，依托于熟人社會的鄉土邏輯解體，市場倫理和市場邏輯正在替代傳統的鄉土倫理和鄉土邏輯。農村社區越來越喪失內生獲得秩序的能力。
農村基礎結構的變化，是較鄉村治理變化更為根本的變化，又是影響乃至決定鄉村治理狀況及鄉村治理制度安排的變化。農村社會基礎結構的變化，是當前鄉村中國巨變圖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顯著的方面，但不是最為根本的方面。價值之變
當前中國農村巨變最為根本的方面，是社會基礎結構得以維系的價值的巨變。就是說，在世紀之交，中國農村發生了一場以農民關于人生意義定義的變化為基礎的價值之變。不理解農民價值的變化，就不能理解當前農村巨變的實質。
在傳統時代，強烈的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理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終極價值關懷，構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和最為深沉的生活動力，構成了農民的生命意義，最終構成了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到世紀之交，“傳宗接代”的“落后”觀念被拋棄了，“現在人們只關心自己活得好不好”（農民語）。與“落后”觀念一同被拋棄的是農民一直以來得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基礎。
我們將農民價值分為三個層面，即本體性價值、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數千年來，中國農民本體性價值的核心是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強調個人權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進村，包括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在內的現代觀念的沖擊，農民流動和農民收入與就業的多元化，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和地方信仰逐步與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負面價值劃上等號，人生有意義的事情只是“個人奮斗”、“及時行樂”。但是，“個人奮斗”、“及時行樂”解決不了有限生命與無限意義的關系問題，終極價值出現缺位。更重要的是，當前農民被消費主義所裹脅，他們有限的收入與無限的消費欲望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終極價值缺位所帶來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終極價值缺位，致使當前農村出現了各種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喪事上表演脫衣舞、喪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的泛濫、地下的傳播，等等。
第9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而從2015年開始興起的特色小鎮建設，讓這種這種過去多出現在電影里的小鎮有了全國鋪開的可能。特色小鎮強調園區、社區和景區的多維打造，其在特色產業集聚、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城鎮化進程、在地文化的挖掘等多個層面的價值，已在全國范圍內被重視。
我們也能看到，特色小鎮在走出浙江杭州之后，其模式早已不限于大都市周邊，遠離都市的鄉村地區的探索案例正在不斷增多。這種遠離都市的特色小鎮，有的結合原有鄉鎮基礎進行升級，也有不少是在原來的鄉村地區新建。不可避免地，這類特色小鎮會和美麗鄉村的建設有著非常大的交集。
黨的“十”之后，美麗鄉村建設便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大量鄉村的外觀為之一新，“望得見山、看得見水，也能記得住鄉愁”成為普遍追求。但也應看到，在整個社會經濟轉型的背景下，鄉村建設難以一勞永逸，鄉村人口外流、鄉村空心化、鄉村內生活力缺失、鄉村文化傳承斷裂等問題依然嚴峻。并且這些問題觸及更龐大的社會系統，只有超越鄉村，才能解決鄉村的問題。
那么，作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特色小鎮對新時期鄉村問題的解決又價值何在？既然特色小鎮的建設必然和鄉村有著交集，那么小鎮的建設對鄉村而言，其在鄉村地區的產業重構、空間梳理、文化保護、治理機制等層面的作用機制是怎樣的？這些都是特色小鎮、美麗鄉村的建設必須思考的。
筆者認為，在建設特色小鎮的背景下，美麗鄉村迎來了重塑內生動力的新機遇；鄉村地區的特色小鎮建設，其建設也多需立足于傳統農業的轉型升級。而在消費升級、文旅產業升級的大背景下，特色小鎮和美麗鄉村的建設都需要堅持創新的邏輯。
一、整合鄉村內外資源的重要平臺
從目前的實踐和案例看，特色小鎮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嵌入都市型的，地處大都市圈之內，另一種是遠離都市的，處在相對偏遠的傳統鄉鎮、鄉村地區。前者的典型是杭州的基金小鎮、夢想小鎮等，它們雖名為小鎮，但并未脫離大都市圈，而是借助現代交通和城市相連，緊密地嵌入到大都市板塊之內。
目前，在廣州、成都等許多大型城市，其都市圈范圍內也都布局著特色小鎮。這些小鎮是大都市在完成工業化之后，進行城市化升級和信息化建設的產物。高效的交通體系和互聯網信息網絡等，讓城郊也可以擺脫“邊緣”的地理限制，很便利地接入大都市的協作體系。
而在遠離大都市的鄉鎮、鄉村地區所建設的特色小鎮，則根本無法嵌入到大都市的體系之中，雖然能夠不同程度地抓住現代交通、互聯網的機遇，但城市里既有的服務配套以及資本、人才等要素，很難向這類小鎮自然地溢流。那么，這種純粹是在鄉村空間里特色小鎮的建設，其在邏輯上和嵌入大都市型的小鎮是不同的：鄉村地區的特色小鎮建設，不僅無法接受來自大都市的輻射，還要自己構建發展動能，主動從外面匹配資源，驅動小鎮和周邊鄉村的聯動發展。
從國家已經公布的特色小鎮名單來看，這種遠離都市的、生長于鄉村地區的特色小鎮的比例還不小――畢竟全國范圍內可以依托憑靠的大都市數量還是有限的，而廣闊的西部與鄉村地區，其特色小鎮的建設所能依托的主要資源稟賦并非來自最近的城市的競爭力，而是來自鄉村原有的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
過去的鄉村是處在一種“城區―建制鄉鎮―鄉村”這樣的市鎮村體系里，這種體系自然是由行政權力引導的，其中的建制鄉鎮在產業上對鄉村并沒有必然的引導整合功能。而越來越多的特色小鎮在鄉村地區的建設，使傳統的市鎮村體系被“城區―特色小鎮―鄉村”的新體系所取代。
在新的體系當中，特色小鎮能夠扮演著傳統建制鎮所不具備或不必然具備的平臺價值，包括作為鄉村地區匹配外界資源、促進傳統產業轉型、特色產業發展、就地城鎮化、歷史文化保護與利用等多個層面的平臺，尤其是對周邊的鄉村有著產業整合和輻射帶動作用。
在新的階段下，美麗鄉村的建設必須思考一系列新的命}。包括新時期鄉村內生發展動力的培育、鄉村在地文化的挖掘保護、鄉村自然生態、鄉村治理機制的提升和完善、鄉村開放性重塑。但也要看到，鄉村問題是整個社會系統問題在鄉村地區的投射，其解決需要從社會協作的層面思考，只有鄉村內外形成合力，才有可能推動新時期的鄉村建設。
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對立體制，使得城鄉之間的市場要素難以按供需實際高效地流通匹配。城市工商資本想要下鄉，面對的是難以資本化的鄉村資源，有心而無力。想要讓城市資本更多的到鄉村地區投資，就必然要求農民對于自己的財產有更自由的處置權。
2016年10月，中辦、國辦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提出完善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辦法，不斷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充分發揮“三權”的各自功能和整體效用。
筆者認為，特色小鎮勢必是整合鄉村內外資源的重要平臺。一方面，鄉村地區的特色小鎮建設，必然要立足于鄉村地區原有產業的轉型升級，必須充分挖掘利用鄉村原有的產業基礎、資源稟賦和人才基礎。另一方面，特色小鎮將通過集聚資本、人才、創新創業等要素，成為鄉村地區對接外部資源的重要平臺。
二、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價值
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的制度屏障有望被逐步化解，以及特色小鎮在鄉村地區的建設，這些對鄉村建設而言，都意味著絕佳的時代契機。特色小鎮對美麗鄉村建設的價值是多個層面的，主要包括如下幾個層面：
1.特色小鎮是就地城鎮化的重要平臺
例如，筆者曾經在陜西西咸新區調研的茯茶小鎮，一年有數百萬的客流量。茯茶小鎮通過發展觀光、餐飲、土特產銷售等，解決了當地農民的就業以及返鄉創業的問題。而深圳華僑城新提出的戰略路徑是“文化+旅游+城鎮化”，在城鎮化層面，通過系列產品的打造和產業發展，帶動當地人就業。
2.特色小鎮是鄉村文化符號進行表達的重要支撐
鄉村地區遺存著大量的文化遺產，但許多具有挖掘潛力的文化符號，依托傳統鄉村的載體，很難得到有效的傳播和利用，更談不上IP打造、國際化表達、產業鏈延伸。而借助特色小鎮的平臺，將能夠支撐起產城人文的融合發展，對在地文化的挖掘利用等方面也有著更大的想象空間。
例如云南楚雄州彝人古鎮，是以彝族的文化作為特色的文旅小鎮，以小鎮的平臺，把彝族文化、生活方式進行系統呈現，小鎮本身是一個旅游產品，也是文旅產業集聚地，更是承載和傳播彝族文化的重要支撐。
3.特色小鎮是鄉村地區產業重塑的關鍵平臺
此前筆者曾到惠州一個市區調研，當地正在策劃一個生命健康小鎮，依托當地山川河流和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并整合本地的醫院和外來的資本，試圖打造大健康產業小鎮，形成大健康、旅游、文化、創意等鏈條清晰的集聚地，鄉村農民也能借此解決就業問題。
作為產業帶動型的小鎮，特色小鎮必然會對相應地區的產業生態進行重塑。在農業現代化、文旅產業升級背景下，休閑農業、特色農業等都將迎來發展的春天。如今很多地方都已意識到，僅依托原有的鄉村地區，的確可以推進一些產業發展，但由于鄉村地區的體量限制，所能容納的人口、所能承載的投資密度也是有限的，因而難以支撐一個更為完整的產業鏈的形成。而目前的產業投資的趨勢則是，從投資某個項目轉向投資產業鏈。
4.特色小鎮是鄉村旅游資源整合和游客集散的依托
從文化旅游產業的角度來看，特色小鎮對于鄉村地區的旅游資源有著整合和游客集散的重要價值。整體而言，鄉村地區的旅游資源是豐富的，卻也是分散的、整合不足的，畢竟一個村落所能承載的客流量非常有限。但特色小鎮則能承擔起周邊鄉村地區旅游資源整合和游客集散的功能。
例如林芝的魯朗小鎮，目前已開業迎客。魯朗是川藏線上一個著名的景點，由于過去沒有像樣的配套，游客想要停留過夜但沒有像樣的酒店，很多游客只能是路過。魯朗小鎮建好之后，有了一個高水準的接待服務平臺，是至少方圓數十公里鄉村地區的旅游集散中心，對周邊鄉村旅游形成帶動作用，并且在事實上帶動了牧民的民宿發展。
很多景區也發現，旅游景點景區的游客容量是有上限的，但是在景區附近建一個特色小鎮，便有著更大的集散和接待能力，小鎮就可以形成一個集散中心，不僅豐富了旅游產品，也延長了游客的停留時間。
5.特色小鎮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路徑
特色小鎮和休閑農業關系密切，《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第十三條“加快特色鎮發展”一節中提出，發展具有特色優勢的休閑旅游、商貿物流、信息產業、先進制造、民俗文化傳承、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鎮，帶動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就近城鎮化。特色小鎮通過發展休閑農業、體驗農業等，打造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產業集群，將成為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路徑。
三、鄉村地區特色小鎮的創新邏輯
鄉村地區特色小鎮的建設，不同于工業園區的建設，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社區營造，既不是建制鄉鎮的建設，也有別于嵌入都市型的特色小鎮。筆者認為，特色小鎮建設應該堅持以下邏輯：
1.產城人融合發展邏輯
人是特色小鎮的居民，更是城鎮建設的客戶。特色小鎮是產城人集聚融合的空間，以較好的城鎮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套，為居民提供生態優美、生活便利的居住空間。同時，也需注重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因為只有產業的繁榮，才能帶動外來人口和人才在小鎮里的集聚。當前，鄉村地區的休閑農業、特色農業、文化旅游、特色民宿、文化創意、健康養生等產業迎來了發展機遇，特色小鎮能否構建一個具有活力的產業生態，考驗著其是能否構建起自己的價值閉環。
2.超越土地和地產的邏輯
過去20多年里面，我國很多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都變成了地產，地產主導下的工業地產、旅游地產、文化地產等概念，很多時候其落地之后，相應的產業沒有發展起來，但大地上的建筑不斷地生長。到今天，地產已經進入了過剩階段，土地財政也已難驅動城市新區的發展，更何況是在鄉村地區。因而鄉村地區的特色小鎮建設，必須超越地產輯，否則會導致地產和其它目標產業的雙輸。
3.堅持市場化的邏輯
特色小鎮的建設，動輒要投30億、50億甚至上百億的項目，產業的打造也大量的需要企業家的參與。而大量人口的到來入住，更是無數個體自由選擇的結果。因此特色小鎮的建設和運營，都不是行政權力單方的“任性”就能夠實現的。因而鄉村地區的特色小鎮建設，必須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堅持市場化之路，此外別無他途。
4.在地文化的挖掘
在地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地文化的全球化表達是特色小鎮的機遇。特色小鎮的“特色”來源，將有很大部分來自鄉村沉淀的文化資源。而對這些文化資源的有效保護和利用，將是一個特色小鎮區別于其它地區、構建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5.互聯網的邏輯
借助互聯網連接一切的價值，大量的冗余產權將被釋放出來，并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市場供需的匹配交易。互聯網對于包括旅游產業在內的很多產業的介入也是如此，傳統意義上的非旅游資源因此被激活。比如，以前農家房屋并非旅游資源，但借助Airbnb這樣的平臺，主人空出來的房間和時間拿出來和游客分享，成就了民宿的興起。另外，互聯網在營銷層面對特色小鎮的驅動價值也是很大。
6.社會建設的邏輯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很多鄉村原有的治理機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瓦解，其秩序倫理和治理機制亟待重建。因此，在特色小鎮的建設進程中，社會建設邏輯也應該貫穿始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