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總效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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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第2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并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一次論述了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效性問題，即“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觀經濟學所說的資源配置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把《國富論》看作是微觀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從19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在價值論上的分野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在“價值由什么決定”的論爭中，微觀經濟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阿弗里德·馬歇爾把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綜合和提升，使微觀經濟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我們可以把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觀經濟學的代表作。

 

微觀經濟學雖然在19世紀末就已經比較成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就已經完善了。隨著西方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變化，隨著經濟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觀經濟學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獲得了許多發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這些發展及其成果大大豐富了微觀經濟學的內容。本文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概括微觀經濟學在20世紀的發展。

 

一、消費者行為理論的發展消費者行為理論也叫需求理論，主要是解釋單個家庭(消費者)在面臨一組約束條件時如何對商品組合進行選擇；它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試圖找出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的條件，論述需求曲線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傾斜(需求規律)。解釋消費者行為的理論先后有基數效用論、序數效用論和顯示性偏好理論。基數效用論產生于19世紀，是需求理論中的古典理論。

 

雖然在19世紀末，一些經濟學家就觀察到效用的不可測性，提出了序數效用論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內利(G．．Antonelli)、費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內利年)甚至在19世紀80年代就使用了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但是，序數效用論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則是得益于斯盧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倫(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貢獻。

 

斯盧茨基的貢獻是提出了后來被稱之為“斯盧茨基方程”的消費者行為理論。這位前蘇聯數學家、統計學家兼經濟學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經濟學家雜志》上發表《關于消費者預算的理論》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價格的變化對需求量的影響可以分解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實際收入不變，商品相對價格變動引起消費者用價格較低的商品的消費替代價格較高的商品的消費，從而引起對價格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這被稱作“剩余可變性”，希克斯后來把它稱作“替代效應”；另一個是貨幣收入不變，商品價格下降引起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增加，實際收入增加引起消費者對商品需求量的增加，這被稱為“收入效應”。斯盧茨基進一步認為，這兩個效應是獨立的和可疊加的，二者的代數和就是“價格效應”。即價格效應一替代效應+收入效應，這就是斯盧茨基方程，后來又稱之為“價值理論的基本方程式”。斯盧茨基還進一步認為，收入效應可以是正數——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量隨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負數——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量隨收入增加而減少，而替代效應則始終是負數。

 

斯盧茨基方程的意義是從理論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釋了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完整地證明了為什么存在需求規律。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斯盧茨基在1915年發表的這篇文章最終給出了序數效用函數的假設。[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系統化了序數效用論，使之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論述基數效用論(包括需求彈性理論)的，這種需求理論在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權威的理論而受人敬仰。還在20世紀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對這種基數效用論提出質疑。

 

在《價值與資本》一書中，希克斯認為，馬歇爾的需求理論是從最大限度的總效用觀念出發，通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達到所購買商品的邊際效用必定與其價格成比例的結論。希克斯就此提出疑問：這種被消費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確切基礎?他認為馬歇爾對這些問題沒有進行透徹的論述，而帕累托對此做過有價值的討論。

 

希克斯從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過無差異曲線分析，用無差異曲線與消費者的預算線相切來確定消費者的均衡條件，用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取代兩種商品的邊際效用之比，用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取代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并且討論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推導了“收入一消費曲線”和“價格一消費曲線”。

 

由于序數效用論不以效用數量的衡量為基礎，它用兩種商品的變化量之比來間接衡量兩種商品的邊際效用之比，這就克服了基數效用論“效用如何計量”的難題，從而使得序數效用論成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論。

 

無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都是研究消費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費者的偏好是觀測不到的，能夠觀測到的只是消費者做出的選擇。那么，有什么辦法說明觀測到的消費者需求行為是否是由于偏好關系或效用函數的極大化而產生的?有什么辦法能夠從消費者的實際選擇行為推論出他的無差異曲線而不是依靠他公開聲稱的偏好?保羅·薩繆爾森(1938年和1947年)發現的顯示性偏好理論就是用來回答上述問題的。

 

顯示性偏好理論的優點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圖，也無須知道每一種商品(或商品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費者對有關商品組合的選擇行為就可以了。根據顯示性偏好理論，一個消費者之所以在兩種商品(或商品組合)A和B中選擇了A而不是B，只有兩個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費者仍然選擇A，我們就可以判定，這個消費者對A的偏好一定大于對B的偏好。為了給出顯示性偏好理論精確性的證明，薩繆爾森和于澤(H．Uzawa)等人又進一步提出了顯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強公理，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傳遞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數效用論以無差異曲線已知為前提。如果無差異曲線未知或不確定，則無法確定消費者均衡。顯示性偏好理論可以用來確定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和需求曲線。

 

顯示性偏好理論不但用來替代偏好理論作為消費者行為分析的基礎，而且還被用于證明競爭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穩定性，這種分析技術還在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中得到進一步推廣應用。

 

二、廠商行為理論的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把單個廠商生產者)也看作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其目標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廠商的行為和消費者的行為一樣，都可以用一套最優化方法來進行分析。于是，廠商均衡條件(或生產要素最優組合條件，或利潤最大化條件)以及圍繞這個條件展開的產量理論、成本理論和收益理論，成為微觀經濟學中廠商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世紀廠商行為理論的發展主要有兩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種各樣的“廠商管理理論”(man—的提出。這些理論的共同點是認為廠商的目標(實際上是企業經理的目標)不一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這些理論也可以稱作“非利潤最大化”的廠商行為理論。

 

二是對“理性人假說”的批評和修正。

 

“非利潤最大化”的廠商行為理論起始于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學者對廠商決策行為的經驗研究。1939年霍爾和希契在對38家企業定價決策行為進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價格理論與企業行為》的研究報告。L31該報告得出的一個主要結論是：企業并不按照“MR—MC”

 

的原則來做出價格決策，也不一定根據市場需求圃來定價，因為企業很難獲得關于單個產品的需求曲線的信息；企業對其產品定價實際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價法”，即根據產品生產所耗費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潤幅度，這個利潤幅度相當于一個行業內部的平均利潤或正常利潤。霍爾和希契認為，在“成本加成定價法”流行的情況下，利潤最大化只是一種偶然的結果，而不是企業經常追求的目標。1946年，萊斯特(Richard Les—通過對美國南部430家企業的調查研究后發現，企業的產量決策和用工決策一般并不考慮“邊際成本”或“邊際產品價值”變動，因為企業難以估計這兩個變量。這項經驗研究成果也證明企業并不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行事。

 

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1932年對廠商(企業)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本書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產部門占據了統治地位，在這些大公司里，所有權和控制權分別掌握在股東和經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競爭的資本市場和非競爭的產品市場，企業經理將擁有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外目標的空間。

 

在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非利潤最大化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鮑莫爾的“銷售最大化模型”、彭羅斯等人的“企業成長理論”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決策權理論”。

 

鮑莫爾在1959年出版的《企業行為、價值與成長》一書中提出“銷售最大化假說”(sales maxi—。[41在這本書中，鮑莫爾把在某種利潤約束條件下追求銷售總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頭壟斷者的典型目標。這里的利潤約束是指企業股東認可的最低利潤水平。鮑莫爾認為，企業之所以追求利潤約束下的銷售最大化，主要是因為銷售量與經理人員的薪酬存在正相關關系，其次是因為銷售量下降會使得企業喪失一部分客戶和分銷商，降低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

 

“企業成長理論”

 

歸功于彭羅斯和馬里斯的開創性研究。

 

這種理論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作是一種“公司經濟”(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業主導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公司管理者(經理)擁有斟酌選擇公司追求目標的權力，這就使得這種經濟成為一種有管理的經濟，而不是完全的市場調節的經濟。這種“企業成長理論”關注的是“企業擴展的時間路徑”

 

。在動態過程中，經理們通過把企業成長作為追求目標來滿足其權力、稱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諸如企業安全和職業成就的動機誘導經理們把“企業的評價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業股票市值聊與其資產賬面價值是的比率，即鉚／是)作為其追求的目標。資本市場通過兼并和接管機制對這種評價率的高低施加約束，如果評價率低于某一水平，企業將被購并。企業面臨的這種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數，即企業經理的目標函數，g是企業的成長率，可是對企業的評價率，可是資本市場約束，當u<面時，企業將被購并。給定一個成長一評價函數(即U。)，其中釘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負相關，經理們將面臨著圖所示的斟酌權衡：

 

礦’

 

／…一凇{i＼成長嚳圖1企業成長模型一評價曲線在A點以前，企業成長率g和評價率u正相關，在A點以后，g和曰負相關。企業經理對成長率和評價率組合的偏好可以用無差異曲線I來表示。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約束，最優點將是最高的無差異曲線I。與成長一評價曲線相切的切點B。

 

如果評價率不能滿足資本市場約束條件口≥百，那么，最優的成長率將由受約束的最大化解(百，蠆即C點給出。顯然，C點的成長率要高于B點的成長率。

 

“管理斟酌決策權”

 

理論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決策行為經濟學：廠商理論的管理目標》一書中提出來的。[7¨管理斟酌決策權”是指公司經理們追求他們自認為有利可圖的目標的能力或權力，而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程度將決定著這種斟酌決策行為的范圍。

 

威廉姆森認為，在兩權分離的現代大公司中，經理們有一種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這種支出偏好通過某些企業支出如營銷支出、職工報酬支出來獲得滿足。這些支出會給經理們帶來正價值，因為通過擴大這些支出有助于實現經理們追求薪酬、威望和權力的目標。雖然這些目標對于企業來說是一些“非金錢目標”(non—pecunia—，但是這些目標決定著經理行為，從而影響著廠商行為。

 

理性人假說是關于廠商行為和消費者行為的一個基本假說，微觀經濟學的許多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假說基礎上的。自1947年開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論著中反復強調經濟當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說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觀效用論是建立在這樣三個前提條件之上的：(1)可供選擇的對象是給定的，而且是固定不變的；(2)每種選擇結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觀而言)；目的是為了使一個給定的效用函數的期望值達到最大化。西蒙認為，這些假設條件并不一定與我們想要知道的實際經濟選擇過程相一致；通過放松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論”。

 

西蒙所說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種把經濟當事人在認識方面的局限性考慮在內的理性選擇——包括知識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認為，雖然經濟當事人總是期望實現最優化，但是他們事實上做不到，因為經濟當事人的行為要受到獲得有關選擇機會的信息成本和對不確定性未來的無知的約束，他們實際上只能追求一種比較滿意的目標或滿足水平，只追求實質性與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論假設可供選擇的對象不是一個固定的數集，而是存在一個產生各種方案的過程；假定不知道結果的概率分布，而把這些情況的估計程序納入分析結構；尋找那些應對不確定性的策略，這種不確定性假定人們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假設，而只設想一個令人滿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論是這樣一種選擇理論和決策理論：假定經濟當事人希望達到某種目標，并且為此竭盡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決策過程時又把人們頭腦的實際智能考慮在內。西蒙強調，要把經濟學和管理學建立在一種關于現實的人的行為描述的基礎上，必須用“有限理性”來取代完全理性。

 

薩金特(Thomas J．Sargent)進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91他假定經濟行為人確切地知道行為的規律本身是不隨時間而發生變化的，他們努力尋找實現理性預期的方法，但是他們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觀經濟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預期和最優化假設之上。薩金特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基于理性預期假說的模型得出的預測很難與觀察到的實際結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論可以修正理性預期模型得出的過于嚴格的預測。

 

三、對“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證明在市場經濟中，雖然每個人的目標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結果卻會增進社會利益，即個人利益和社會(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諧協調。這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所表達的思想。在斯密看來：“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有最大的價值。確實，一般說來，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進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去實現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實現圃的目的。……通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會促進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進的社會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告訴我們，分散的市場經濟不但沒有造成混亂，反而導致經濟運行有秩序并且資源配置是最優(有效率)的狀態。

 

在亞當·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著力證明“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正確性。19世紀下半期，瓦爾拉斯(Leon Walras)在其《純粹經濟學要義》(1874—1877年)一書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論。這個理論證明，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總是存在一組價格(或價格向量)，使得經濟中所有市場的供給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一般均衡。瓦爾拉斯把這個結論稱作(一般)均衡價格決定定律，后來被稱作“瓦爾拉斯定律”(walras’s 1aw)。當一般均衡存在時，各類市場既不存在超額供給，也不存在超額需求，每一個市場都可以自動出清，所以，瓦爾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為：只要效用函數是連續的、嚴格遞增的并且嚴格擬凹的，經濟體系中所有市場上的超額需求的價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時，市場交易者都能獲得最大化滿足，即效用最大化。瓦爾拉斯寫道：“在自由競爭支配下的市場中進行多種商品互相交換是一種活動，通過這種活動，所有一種商品、多種商品或一切交換商品的持有者，都能獲得他們欲望的盡可能大的滿足。”[11]佃168’

 

但是，在對一般均衡理論的證明中，瓦爾拉斯是通過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給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數目等于未知數(待決定的商品市場的價格)的數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這個結論無法通過數學方法來驗證，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為如果未知數的數目和方程式的數目相等，這個方程組可能無解。我們不能責怪瓦爾拉斯的數學水平不高。客觀的情況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論時，解決一般均衡存在性問題的數學工具——集合論、博弈論、拓撲學等，還沒有出現或沒有運用到經濟學中來。

 

瓦爾拉斯之后的60年里，對一般均衡理論感興趣的經濟學家都力圖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這些經濟學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麥肯齊(L．Mckenzie)、阿羅(Kenneth J．Arrow)和德布魯(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麥肯齊的《論Gra—的世界貿易與其他競爭性體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羅和德布魯合作發表的《競爭性經濟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魯的《價值理論：經濟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書，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給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證明。這些證明是簡潔的并且是有力的，從而確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標準框架。此后，德布魯和其他人還證明，一般均衡雖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數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數的。

 

那么，當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時，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優呢?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進一步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如果存在競爭性的一般均衡，那么這種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的。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競爭，并且個人的無差異曲線和生產函數都是凸的，那么通過初始資源稟賦在個人之間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種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瓦爾拉斯的競爭性均衡來實現。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說明，如果經濟是完全競爭性的，分散的市場經濟可以達到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這種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優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說明，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每一種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來實現。個人要做的只是通過市場交易或通過政府進行某些初始資源總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實證的或描述性的，它說明了完全競爭的分散的市場經濟的結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規范性的，它說明了要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應當具備什么樣的條件。

 

德布魯、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來進一步證明，如果把市場經濟中的均衡點的集合稱作“核”(core)的話，那么，競爭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將收斂到競爭性均衡配置；如果經濟是一個足夠大的經濟，核和競爭性均衡在極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場結構理論的發展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經濟學中流行的市場結構理論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理論。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試圖對完全競爭下一個系統而嚴格的定義；[12]到年，完全競爭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已經全部確定，并成為此后經濟分析的標準模式。

 

根據完全競爭理論，由于一個市場上存在大量的供給者和需求者，買賣雙方都擁有完全信息，每一個廠商向市場提供的產品都是同質的，廠商進出一個市場是自由的并且是無成本的，所以在這種市場上，單個廠商面臨的需求曲線是一條水平線，并且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平均收益曲線重疊。這意味著在完全競爭市場上，單個廠商和單個消費者完全不能控制價格，價格由這個市場上的供求均衡來決定，他們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當完全競爭市場處于長期均衡時，產品的價格等于最低的長期平均成本，廠商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市場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給過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競爭市場是一種理想的市場類型，它可以保證資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國經濟學家張伯侖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分別對完全競爭理論提出挑戰，提出不完全競爭理論或壟斷競爭理論。[13][143張伯侖指出，現實中的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型的，許多廠商出售的是有差別的產品而并非是無差別的產品，這就使得有差別產品的生產者就是這種產品的部分壟斷者，這種生產者面臨的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這說明單個廠商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通過擴大或減少產品產量來改變其價格，他對產品價格有一定的壟斷權。在長期均衡狀態下，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存在生產能力過剩；與完全競爭市場不同，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存在浪費性競爭。

 

以1982年鮑莫爾等人出版《可競爭市場與產業結構理論》一書為標志，[15]西方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可競爭市場理論。這種理論可以看作是對完全競爭理論的發展。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 market)是指來自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壓力，對正在市場上的供給者“在位廠商”)的行為施加了很強的約束的那一類市場。一種市場要成為可競爭市場，必須滿足以下條件：進入自由，退出無成本，市場在均衡狀態下無超額利潤，在位廠商之間的定價和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論市場上是僅有一個壟斷者還是有許多競爭者，可競爭市場總是具有這些特性；來自潛在進入者的潛在競爭，而不是在位廠商之間的競爭，對在位廠商的均衡行為產生有效的約束。

 

完全競爭理論強調的是一個市場上在位廠商之間的現實競爭。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競爭的程度取決于在位廠商的數目；在位廠商的數目越少，這個市場的競爭程度就越低或壟斷程度就越高。

 

與完全競爭理論不同，可競爭市場理論強調的是潛在進入者的潛在競爭壓力對在位廠商的行為從而對市場競爭程度的作用，競爭的程度取決于進入這個市場的障礙的大小。

 

可競爭市場理論假定潛在進入者具有這樣的特性：(1)與在位廠商一樣，潛在進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獲得相同的生產技術，為同一個市場提供生產。(2)潛在進入者進入一個市場無需負擔額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義上的進入障礙。(3)在進入一個市場之前，潛在進入者可以暫時把在位廠商的價格看作是不變的，并用這個價格來計算其進入利潤。

 

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只要市場是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的，不論一個市場上在位廠商的數目是多少，來自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同樣可以約束在位廠商的行為，從而保證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是有效率的。當市場上有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廠商時，潛在競爭的約束使得在位廠商按照邊際成本定價；當技術經濟特征要求一個市場由一家廠商來進行生產(自然壟斷)時，在位廠商將按照財務可行性的原則實行按平均成本定價。潛在進入者的競爭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作用呢?可競爭市場理論的解釋是，在可競爭市場上，潛在進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既不存在進入和退出市場的障礙，也不存在生產技術上的劣勢或歧視，如果在位廠商囡的定價行為提供了一個(超額)利潤機會(這時價格高于邊際成本或平均成本)，潛在進入者就會迅速進入這個市場，并在在位廠商做出反應(例如降價)時毫發無損地退出這個市場。因此，潛在競爭是懸在在位廠商頭上的一把達摩劍。在潛在競爭壓力下，為了防止進入真的發生，在位廠商——無論是寡頭壟斷廠商還是完全壟斷廠商，就必須制定一種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續價格”(sustain—。因此，在可競爭市場上，一個可持續的市場結構或均衡的產業結構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有相同的經濟績效。

 

可競爭市場理論得出的一個重要推論是，壟斷不一定會減少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位廠商定價的“可持續性”和拉姆齊最優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競爭市場的壟斷均衡中，總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都能夠實現最大化。

 

可競爭市場理論的政策含義是：在市場是可競爭的條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夠更有效地保護一般公眾的利益。根據傳統的壟斷市場理論，一個市場只有少數幾家大廠商時，資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費者的利益是受到損害的。可競爭市場理論卻認為壟斷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競爭市場理論并不認為無約束的市場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經濟問題，也不認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動都是不應該的，都是有害的。因為現實經濟中的市場與可競爭市場還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場改革的方向是取消進入市場的障礙，取消對在位廠商的人為保護，使得潛在進入的壓力真正對在位廠商的行為形成有效約束。

第3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關鍵詞]邊際分析邊際效用作用

一、邊際的含義

經濟學中的邊際指的是因變量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即自變量變化一個單位，因變量會因此而改變的量。邊際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數學的一階導數和偏導數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根據不同的經濟函數,我們可求不同的邊際。如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效用、邊際消費、邊際儲蓄等。

二、邊際分析特點及對經濟學發展的作用

邊際分析是馬歇爾二百多年前創立的,它告訴我們人們在作決策的時候,除了應用絕對量作決策參數外,更應該運用增量參數進行決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邊際分析是一種數量分析，尤其是變量分析，運用這一方法是研究數量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這一方法的引入，使經濟學從常量分析發展到變量分析。2.邊際分析是最優分析。邊際分析實質上是研究函數在邊際點上的極值，要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遞增、遞減變動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據此可以作出最優決策，因此是研究最優化規律的方法。3.邊際分析是現狀分析。邊際值是直接根據兩個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計算新增自變量所導致的因變量的變動量，這表明，邊際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即屬于現狀分析。這顯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實際上是過去分析，是過去所有的量或過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各種因素經常變化，用過去的量或過去的平均值概括現狀和推斷今后的情況是不可靠的，而用邊際分析則更有利于考察現狀中新出現的某一情況所產生的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

邊際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對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論基礎——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具體說它的意義表現為：

1.邊際分析的運用使西方經濟學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由原來帶有一定“社會性、歷史性”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純粹研究如何抉擇把有限的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而又有競爭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邊際分析開創了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邊際分析本身是一種數量分析，在這個基礎上，使各種數量工具線性代數、集合論、概率論、拓撲學、差分方程等，逐步滲入經濟學，數量化分析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征。3.邊際分析導致了微觀經濟學的形成。邊際分析以個體經濟活動為出發點，以需求、供給為重心，強調主觀心理評價，導致了以“個量分析”為特征，以市場和價格機制為研究中心的微觀經濟學的誕生。微觀經濟學正是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如何解決三大基本經濟問題，探索消費者如何得到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潤，生產資源如何得到最優分配的規律。4.邊際分析奠定了最優化理論的基礎。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從理論上推出了所謂最優資源配置，最優收入分配，最大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達到最優的一系列條件和標準。5.邊際分析使實證經濟學得到重大發展。研究變量變動時，整個經濟發生了什么變動，這為研究事物本來面目、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問題的實證經濟學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從平均分析進入到邊際分析,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重大發展和轉折,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數學對經濟學的滲透邁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價值與資本》與1947年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全面總結和發展了邊際分析階段的研究工作,使邊際分析達到頂點,從而成為經濟學史上的兩部名著邊際分析階段,形成和發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觀經濟活動行為理論,提出了一般經濟均衡問題,建造了一般經濟均衡的理論框架,創立了當今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壟斷竟爭理論及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數學基礎，因此邊際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

三、邊際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兩個簡單應用

1.應用實例：最佳產量的確定

(1)不計稅收下,最佳產量的確定

結論：利潤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水平上達到極大值。此時的產量水平稱為最佳產量水平。

例1某食用油生產廠的收人函數R()=6140-302（元），成本函數C()=102+60+1200（元）,其中為每周產量（單位：噸）,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邊際收入R‘()＝6140-60,邊際成本C’()=20+60,由上結論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優產量76為噸,預期利潤為L(76)=R(76)-c(76)=219040元。

(2)賦產量稅后,最佳產量的確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條件下,若每噸產量繳納t元產量稅,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噸應繳納元的稅。則該廠利潤為：L()=R()-C()-t

由前面結論可得最佳產量為邊際利潤為零時的產量。即由L’()=0,解得:。

這樣產量稅將影響最佳產量水平,當然對預期利潤也有影響,且賦稅越高,最佳產量水平越低。

2.應用實例——確定白酒儲存期

例3假定有白酒100噸,現價8元公斤,多陳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貯存費每年10000元,因貯存酒積壓資金引起機會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為酒的貯量,p為當年白酒價格,r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這些酒須儲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設須貯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數關系；

(1)年增加的總收人函數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貯存總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凈增利潤函數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時邊際收人R’()=2×105,邊際成本C’(×)=90000+40000

因為當R’()=C’(×)時利潤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駐點唯一,故只有當儲存期為2.75年時,企業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其最大凈增利潤為151250元。

由上進一步表明邊際分析這種以微積分為工具,以經濟現象為內容的數學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經濟學中,并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第4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一）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1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 1 ）物質資料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

（ 2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 3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生產關系

2 ．經濟規律

（ 1 ）經濟規律的客觀性、特點和類型

（ 2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

（二）商品和貨幣

1 ．商品的二因素和勞動的二重性

（ 1 ）商品的二因素

（ 2 ）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

（ 3 ）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

2 ．商品的價值量

（ 1 ）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 2 ）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

（ 3 ）商品價值量和勞動生產率

3 ．價值形式的發展和貨幣的本質

（ 1 ）價值形式發展的四個階段

（ 2 ）貨幣的本質

4 ．貨幣的職能和貨幣流通規律

（ 1 ）貨幣的職能

（ 2 ）貨幣流通規律

5 ．價值規律

（ 1 ）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和實現形式

（ 2 ）價值規律的作用

（三）資本與剩余價值

1 ．貨幣轉化為資本

（ 1 ）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

（ 2 ）資本總公式及其矛盾

（ 3 ）勞動力的買和賣

2 ．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

（ 1 ）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

（ 2 ）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率

（ 3 ）資本的本質和剩余價值規律

3 ．剩余價值生產的兩種基本方法

（ 1 ）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 2 ）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 3 ）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關系

4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資

（ 1 ）資本主義工資的本質

（ 2 ）工資的形式

（四）資本積累

1 ．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 1 ）生產和再生產

（ 2 ）資本主義的簡單再生產

（ 3 ）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

（ 4 ）影響資本積累量的幾個因素

2 ．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相對人口過剩

（ 1 ）資本有機構成及其提高

（ 2 ）資本的積聚和集中

（ 3 ）相對人口過剩

（五）資本的循環與周轉

1 ．資本循環

（ 1 ）產業資本循環的三個階段和三種形式

（ 2 ）產業資本循環是三種循環的統一

2 ．資本周轉

（ 1 ）資本的周轉時間和周轉速度

（ 2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

（ 3 ）預付資本的總周轉

（ 4 ）資本周轉速度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影響

（六）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經濟危機

1 ．社會總資本和社會總產品

（ 1 ）個別資本的再生產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

（ 2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

2 ．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再生產

（ 1 ）社會總產品實現過程的三大交換

（ 2 ）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

3 ．社會總資本的擴大再生產

（ 1 ）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 2 ）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過程

（ 3 ）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

（ 4 ）生產資料生產的優先增長

4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 1 ）經濟危機的現象和實質

（ 2 ）經濟危機的根源和直接原因

（ 3 ）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及其物質基礎

（ 4 ）戰后經濟危機的特點

（七）剩余價值的分配

• 利潤和平均利潤

（ 1 ）利潤與利潤率

（ 2 ）利潤平均化與生產價格

2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 1 ）商業資本的形成

（ 2 ）商業資本的職能作用

（ 3 ）商業利潤

3 ．借貸資本和銀行利潤

（ 1 ）借貸資本的形成、本質和特點

（ 2 ）借貸利息和企業利潤

（ 3 ）利息率

（ 4 ）銀行資本和銀行利潤

4 ．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 1 ）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 2 ）級差地租

（ 3 ）絕對地租

（ 4 ）地租、地價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八）私人壟斷資本主義

1 ．壟斷的形成

（ 1 ）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轉變

（ 2 ）壟斷組織的形式和實質

（ 3 ）壟斷利潤和壟斷價格

（ 4 ）壟斷和競爭的關系

2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

（ 1 ）銀行業的壟斷和銀行的新作用

（ 2 ）金融資本的形成

（ 3 ）金融寡頭的統治

3 ．戰后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

（ 1 ）壟斷程度不斷提高

（ 2 ）壟斷組織經營方式日趨多樣化，“混合聯合公司”廣泛發展

（ 3 ）金融壟斷集團統治的新變化、新特點

4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 1 ）經濟危機的實質

（ 2 ）經濟危機的形成機制

（九）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1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 1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 2 ）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持續迅速發展的原因

•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形式

（ 1 ）國有壟斷資本

（ 2 ）國家和私人共有的壟斷資本

（ 3 ）國家和私人密切聯系的壟斷資本

•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

（ 1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必要性

（ 2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政策措施

4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和作用

（ 1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

（ 2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兩重作用

（十）國際壟斷和經濟全球化

1 ．國際壟斷組織

（ 1 ）國際壟斷組織的主要形式

（ 2 ）國際壟斷組織的本質

2 ．跨國公司

（ 1 ）跨國公司的形成和發展

（ 2 ）跨國公司的主要特征

（ 3 ）當代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特點

• 經濟全球化

（ 1 ）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

（ 2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

（ 3 ）經濟全球化對各國經濟的影響

考試題型 :

• 單選 30%

• 判斷 20%

• 簡答 27%

• 計算 13%

• 論述 10%

主要參考教材 《政治經濟學》劉熙鈞主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 3 版

第二部分：《西方經濟學》（ 150 分）

（一）導言

1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 1 ）資源的稀缺性。

（ 2 ）選擇與資源配置。

（ 3 ）機會成本與生產可能性邊界。

2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

（ 1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區別。

（ 2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聯系。

3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 1 ）實證分析法。

（ 2 ）規范分析法。

（二）需求、供給、價格

1 、需求理論

（ 1 ）需求、需求表、需求曲線。

（ 2 ）影響需求的因素與需求函數。

（ 3 ）需求定理。

（ 4 ）需求量的變動與需求的變動。

2 、供給理論

（ 1 ）供給、供給表、供給曲線。

（ 2 ）影響供給的因素與供給函數。

（ 3 ）供給定理。

（ 4 ）供給量的變動與供給的變動。

3 、價格理論

（ 1 ）均衡價格的形成。

（ 2 ）需求與供給的變動對均衡價格的影響。

（ 3 ）價格機制如何調節經濟。

（ 4 ）支持價格和限制價格。

（三）彈性理論

1 、需求價格彈性

（ 1 ）需求價格彈性的含義及計算。

（ 2 ）需求彈性的分類。

（ 3 ）影響需求彈性的因素。

2 、彈性理論的運用

（ 1 ）需求彈性與“谷賤傷農”現象。

（ 2 ） 需求彈性與總收益的關系。

（四）消費者行為理論

1 、欲望與效用

（ 1 ）效用的含義。

（ 2 ）基數效用論與序數效用論的區別。

2 、邊際效用分析

（ 1 ）邊際效用與總效用的含義。

（ 2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 3 ）消費者均衡。

（ 4 ）邊際效用與需求定理。

（ 5 ）邊際效用與消費剩余。

3 、無差異曲線與消費可能線

（ 1 ）無差異曲線及其特點。

（ 2 ）消費者均衡。

（五）生產理論

1 、生產與生產要素

（ 1 ）生產與生產要素。

（ 2 ）生產函數。

（ 3 ）短期與長期。

2 、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與一種生產要要素合理投入

（ 1 ）邊際收益遞減規律。

（ 2 ）總產量、平均產量、邊際產量。

（ 3 ）一種生產要素的合理投入。

3 、規模經濟與兩種生產要素的合理投入

（ 1 ）規模經濟。

（ 2 ）內在經濟與內在不經濟。

（ 3 ）外在經濟與外在不經濟。

4 、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

（ 1 ）生產要素最適組合的邊際分析。

（ 2 ）等產量線的含義及其待征。

（ 3 ）等成本線。

（ 4 ）生產要素最適組合。

（六）成本與收益

1 、短期成本分析

（ 1 ）短期七種成本。

（ 2 ）各種短期成本的變動規律及其關系。

2 、長期成本分析

（ 1 ）長期總成本、長期平均成本、長期邊際成本。

（ 2 ）長期成本與短期成本的關系。

3 、收益與利潤化

（ 1 ）總收益、平均收益、邊際收益。

（ 2 ）利潤化原則。

（七）廠商均衡理論

1 、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廠商均衡

（ 1 ）完全競爭的含義與條件。

（ 2 ）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價格、需求曲線、平均收益與邊際收益。

（ 3 ）完全競爭市場上的短期均衡。

（ 4 ）完全競爭市場上的長期均衡。

（ 5 ）對完全競爭市場的評論。

2 、完全壟斷市場上的廠商均衡

（ 1 ）完全壟斷的含義與條件。

（ 2 ）完全壟斷市場上的需求曲線、平均收益與邊際收益。

（ 3 ）完全壟斷市場上的短期均衡。

（ 4 ）完全壟斷市場上的長期均衡。

（ 5 ）壟斷廠商的價格歧視。

3 、壟斷均衡市場上的廠商均衡

（ 1 ）壟斷競爭的含義與條件。

（ 2 ）壟斷競爭市場上的短期均衡。

（ 3 ）壟斷競爭市場上的長期均衡。

4 、寡頭壟斷市場上的廠商均衡

（ 1 ）寡頭壟斷的含義與條件。

（ 2 ）寡頭壟斷市場的特征。

5 、各種市場結構經濟效率的比較

（八）分配理論

1 、生產要素的需求與供給

（ 1 ）生產要素需求的性質。

（ 2 ）完全競爭市場上的生產要素需求。

（ 3 ）生產要素的供給。

2 、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

（ 1 ）完全競爭市場上工資的決定。

（ 2 ）利率的決定。

（ 3 ）地租的性質和地租的決定。

（ 4 ）正常利潤和超額利潤。

（ 5 ）洛倫斯曲線與基尼系數。

（九）國民收入核算理論與方法

1 、國民收入指標體系

（ 1 ）國民生產總值的含義。

（ 2 ）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區別。

（ 3 ）國民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凈值、國民收入、個人收入、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含義及其關系。

（ 4 ）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與名義國民生產總值。

（ 5 ）國民收入核算指標的缺陷

2 、國民收入核算方法。

（ 1 ）生產法。

（ 2 ）支出法。

（ 3 ）收入法。

（十）國民收入決定理論

1 、簡單的國民收入決定模型

（ 1 ）總需求的構成。

（ 2 ）總需求與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

（ 3 ）消費與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

（ 4 ）總需求與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動

（ 5 ）乘數理論。

2 、 IS — LM 模型

（ 1 ） IS 曲線。

（ 2 ） LM 曲線。

（ 3 ） IS—LM 模型及其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應用。

3 、總需求一總供給模型

（ 1 ）總需求曲線。

（ 2 ）總供給曲線。

（ 3 ）總需求一總供給模型。

（ 4 ）總需求變動對國民收入與價格水平的影響。

（ 5 ）短期總供給變動對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影響。

（十一）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

1 、失業理論

（ 1 ）失業與充分就業。

（ 2 ）失業的類型。

（ 3 ）失業的影響。

2 、通貨膨脹理論

（ 1 ）通貨膨脹及其衡量。

（ 2 ）通貨膨脹的原因。

（ 6 ）通貨膨脹的影響。

3 、失業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菲利普斯曲線。

（十二）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理論

1 、經濟周期

（ 1 ）經濟周期的含義。

（ 2 ）經濟周期的四個階段。

2 、經濟增長

（ 1 ）經濟增長的含義。

（ 2 ）經濟增長的源泉。

（十三）宏觀經濟政策

1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

2 、財政政策的內容與運用。

3 、貨幣政策的內容與運用。

考試題型 :

• 判斷題 20%

• 單選題 40%

• 計算題 20%

第5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第6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關鍵詞:內生時間偏好;利率;跨時選擇;收入稟賦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9)05-0010-05

一、引言

始于龐巴維克(1981)的時間偏好理論,經過費雪(1999),特別是Samuelson(1937)的闡釋,被普遍接受為利息產生原因的標準解釋。按照該理論,人們對當前(貨幣)收入的主觀評價高于未來的等量(貨幣)收入,或者說具有正的時間偏好率①。因此,如果儲蓄現在的貨幣用于將來,就要求有相應的利息補償;反過來,未來貨幣(用于消費)帶來的效用需要按一定的折扣才能與當前效用進行比較。利率或貼現率反映或決定于人們的時間偏好,即人們對當前和未來貨幣效用的相對評價。在現代關于跨時期效用的標準模型中,外生給定的、正的(大于零小于1)時間偏好率又被進一步解釋為保證有界消費流的有限總效用收斂的一個技術性處理(馬斯-科萊爾等,2001)②。

然而,對時間偏好假設的異議也一直存在。時間偏好假設簡單,假定人們是“不耐”或“缺乏遠見”的,對現在收入的效用評價高于未來等量收入,未來效用必須加以折現才能與當前效用相加, 于是只要盡可能地提前消費就會提高總效用,這被認為與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不符,因而限制了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Ramsey(1928)稱時間偏好假設產生于“想像力的弱點”,并在其模型中將當前效用和未來效用等同看待。Olson and Bailey(1981)盡管認為可以運用顯示偏好原理從家庭選擇行為中推斷時間偏好率為正,但建議在無限期界情況下用消費流隨時間“急劇下降的邊際效用”假設代替時間偏好假設。Kam(2000)認為外生的時間偏好率割斷了實物經濟和貨幣經濟的聯系,進而導致了貨幣的超中性。Stigler and Becker(1977)則從方法論意義上對時間偏好假設提出批評,認為該假設無法得出可驗證的行為含義,并且妨礙了對一些與跨時選擇相關的行為現象的解釋。而通常被認為是非理性的“不耐”現象完全可以通過仔細考察價格、收入等條件加以合理解釋。

費雪(1999)、Samuelson(1958)以及后來的Olson和Bailey(1981)都認為,時間偏好率在邏輯上既可為正,也可為負或為零。以莫迪利亞尼和布倫伯格(2001)生命周期假說(LCH)及Friedman(1957)持久收入假說(PIH)為代表的現代跨時選擇理論認為,“理性的”個人(家庭)將根據一生總收入(總財富、總資源)來決定其每期的消費額。在給定的條件下,他會按照某種邊際原則在生命周期的各個時期進行“平滑”消費,實現一生總效用的最大化。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家庭一旦確定了某種最優消費形式(計劃),當期收入與最優消費路徑的離差就成為當期儲蓄。如果當期收入小于當期消費計劃,家庭將通過資金市場借入資金從而將未來收入提前到當期消費;但如果反之,當前收入大于當期消費計劃,家庭就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以應對未來的收入下降③。

學者們也在不斷地努力將時間偏好內生化。Uzawa(1968)將時間偏好設定為當期消費效用水平的函數,當期消費效用越高,對將來消費的耐心程度越低。Becker and Mulligan(1997)認為人們可以通過某種投入(如教育等)改變對于將來的耐心程度。Laibson(1994,1997,2001)提出所謂的“雙曲線貼現”模型,認為人們對將來的耐心程度隨時期長度遞減。不過,學者們主要關注這些內生時間偏好方法在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中的運用(龔六堂,2002)。

本文試圖在微觀內生時間偏好與宏觀市場利率之間建立聯系。在筆者看來,家庭在邊際上對待收入的態度(時間偏好)取決于其當前收入余額偏離消費―儲蓄計劃的程度。時間偏好率可以表達為家庭為儲蓄所要求獲得的最低利率(資金供給利率)或為借貸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資金需求利率), 是對實際儲蓄或借貸偏離計劃值的補償。在均衡情況下,市場實際利率反映了社會一致的時間偏好率。

二、跨時效用補償與家庭資金供求

本節在生命周期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家庭跨時效用函數考察家庭儲蓄意愿或資金供給利率,亦即家庭為每單位儲蓄所要求的最低利率補償。然后將同樣的推理擴展到家庭借貸意愿或資金需求利率,亦即家庭為每單位借貸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補償。

雖然在形式上日益精巧和完善,生命周期理論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莫迪利亞尼和布倫伯格(2001)的生命周期假說(LCH)及Friedman(1957)持久收入假說(PIH)的原創性論述。該理論認為,“理性的”個人或家庭將在一生總收入(總財富、總資源)的預算約束下,按照某種邊際原則在生命周期各個時期進行消費,實現一生總效用的最大化(在一個最為簡化的環境下, 這個邊際原則就是在各時期消費的邊際效用相等,從而導致各個時期的“平滑”消費)。

于是,假設存在完全的資金借貸市場,如果當期收入小于當期消費計劃,家庭將通過資金市場借入資金從而將未來收入提前到當期消費;但如果反之,當前收入大于當期消費計劃,家庭就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以應對未來的收入下降。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問題,把任意連續的第t期和第t+1期抽取出來放到平面圖中(見圖1)。簡單地,令t=1。

(一)家庭的資金供給

為了便于敘述,我們定義一個中間變量:

定義1:家庭儲蓄之后消費之前的收入數額稱為收入余額,或可消費數額。

家庭初始秉賦為y1,從其中每多儲蓄一單位,手中持有的收入余額即可用于消費的數額便減少一單位。用mt表示家庭手中的收入余額,等于家庭當期收入與當期儲蓄的差。根據st=yt-ct, 收入余額在數值上等于當期消費, 但前者是貨幣形式,后者則是實物形式(本文把每個時期抽象為一個時點,因此忽略了花費收入前后的時間差別),收入余額在花出去之后即成為實際消費,因此也可稱之為“可消費數額”。顯然,收入余額(可消費數額)受家庭儲蓄(借貸)行為的影響:儲蓄增加或借貸減少,收入余額下降;儲蓄減少或借貸增加,收入余額上升。若mt>yt,表示家庭處于借貸狀態,或負儲蓄;反之,若mt我們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是:對額外一個單位儲蓄(c1每減少一個單位),至少要換來多少單位c2的增加,才能讓家庭的效用水平不致下降?

定義2:家庭為額外一單位儲蓄(即邊際儲蓄)索要的最低利率補償,亦即家庭資金供給利率,等于當期減少一單位消費,若要維持家庭總效用水平不變,下期所應該得到的消費數量,再減去1。

如圖1,若第1期消費c1(于是儲蓄額為s1=y1-m1),由效用函數得到兩期消費的無差異曲線,并寫成c2關于c1的顯函數c2=c2(c1),于是家庭為邊際儲蓄要求的最低利率為:

從圖形上看,從點G出發,為了在第1期儲蓄FG數額的收入,家庭寧愿在第2期僅獲得HF定義式(2)是幾何式的,更重要的是函數在每一個當期收入余額m1的鄰域里的微分變化②,于是對(2)式進行線性近似,將函數c2=c2(m1)在m1點一階Taylor展開得:

c2(c1)-c2(m1)=c′2(m1)(c1-m1)+o(c1-m1)

整理并根據(2)式得:

此即家庭資金供給最低利率,它由家庭當期收入余額m1惟一決定。通過變量代換s1=y1-m1,該函數就表達了家庭儲蓄供給量與利率之間的關系,亦即家庭資金供給函數:

關于資金供給利率為負的可能性也可由圖1看出來。通過畫出經過G點的無差異曲線U1,可以發現在由G點(沿斜率為-1的B*)向E*點的移動過程中,區域GDE*中的任何點都至少和點G一樣好,其中GD弧線上的點與G無差異。而在該區域(GE*線段除外),1單位C1的減少只能換來小于1(大于0)單位的C2的增加。換句話說,由點G移向這塊區域中任何一點都意味著負的實際利率,或者說儲蓄的貨幣收益(這里為零)扣除某種正的與儲蓄相關的費用(窖藏成本、銀行管理費、利息稅,或者通貨膨脹等)后凈收益為負,但這種移動卻能夠使得原本處于點G的家庭的處境得到改善。也就是說,對這部分儲蓄,如有必要,家庭愿意忍受一定的儲蓄相關費用,只要扣除該費用后至少能夠達到無差異曲線的GD段上,否則他就選擇零儲蓄(保持在G點不動)。在這種情況下,他為邊際儲蓄索要的最低利率補償為負。

(二)家庭的資金需求

因此,所謂的正時間偏好所描述的現象并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負時間偏好也不是罕見情況,否則就無法解釋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遠見、節省等現象(即便考慮到正的市場利率), 甚至在負實際利率下儲蓄仍然為正的現象。例如,盡管會發生保管費用,一些家庭也愿意將財物放在銀行的保管箱。根據分析,在邊際利率為負的情況下,家庭的儲蓄意愿對利率的變化并不敏感,而主要受相對于家庭一生最優消費路徑的當期可實現消費額所影響。因此,在該區間內,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對減少儲蓄的作用非常有限。這一結論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得到了驗證。1987～1996年間,中國居民儲蓄率不斷上升,而在此期間有6年的實際利率為負(臧旭恒等2001,第306頁)。自1996年到1999年,中央銀行連續7次降息,但居民儲蓄率依然很高,并有加速增長的趨勢。李焰(1999)對此進行了研究,并提出收入水平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作用。

三、內生時間偏好與利率決定

經過費雪(1999)的闡釋,時間偏好被普遍接受為利息產生原因的標準解釋,并進入標準的教科書。由于人們的時間偏好,如果儲蓄現在的貨幣用于將來,就要求有相應的利息補償;反過來,未來貨幣(用于消費)帶來的效用需要按一定的折扣才能與當前效用進行比較。時間偏好率與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結合起來,共同決定了市場利率。利率或貼現率反映或決定于人們的時間偏好。但該假設的非理性含義必定會限制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Olin(1930)認為這種利息的“非理性”理論僅適合于只有消費者借貸的經濟,不能解釋存在商業信貸的情況。Patinkin(1972,pp477)也強調說,“‘不耐’或‘時間偏好’……不是利息存在的必要條件”。

凱恩斯(2002)拒絕古典經濟學從真實經濟層面對利率決定機制的分析,認為利率作為一個貨幣現象應該由貨幣供求所決定,其中貨幣供給是外生給定的。同時,古典的儲蓄―投資均衡理論及其現代版本真實可貸資金理論的發展一刻也沒有停止(Samuelson,1958;Hicks,1989;Mishkin,2001)。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就這兩個理論在本質上是否相同產生了熱烈爭論(蔣碩杰,1999),此后二者基本處于平行發展的狀態。

受到Samuelson(1958)的啟發,筆者試圖從儲蓄(借貸)行為導致的資金供求來探討利息產生的原因。只要初始稟賦偏離其一生最優消費路徑,就會有家庭愿意儲蓄(借出),有家庭愿意貸款(借入)。根據跨期效用補償原則和自身持有的收入余額,儲蓄者決定自己為邊際儲蓄所要求得到的最低利率(供給利率),借貸者確定自己為邊際借貸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需求利率)。如果不考慮企業進而不考慮商業借貸(正如Samuelson在其消費-借貸模型中所假定的), 對單個家庭對儲蓄的供給和需求分別進行加總,就可以得出每個時點社會資金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的均衡就將決定該時點的均衡市場利率。

需要注意的是,每個家庭在通過借入或借出資金向當期最優消費計劃靠近的過程中,自身收入余額在不斷地變化,因此時間偏好率也在不斷變化。同時,市場加總的資金總供求也在相應變化,因此市場利率在不斷變化。最終,在分別實現其最優消費計劃時,每個家庭的時間偏好率都等于市場利率,資金市場達到均衡。

四、結論與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根據生命周期假說的基本思想,從內生時間偏好的視角分析了家庭的資金供求行為和利息(率)的個體選擇基礎。本文的基本邏輯是:理性(富有遠見)的家庭將根據自己的各期收入稟賦決定當期的儲蓄行為,儲蓄額或借貸額的變化導致家庭持有的收入余額發生變化,進而改變家庭為邊際儲蓄所要求的最低利率或為邊際借貸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每個時點上單個家庭的資金供求行為的市場加總決定了該時點的市場均衡利率。本文對儲蓄(借貸)依存于當期收入稟賦與計劃消費差距的分析,將有助于說明大量的儲蓄(消費)現象。例如儲蓄(消費)在年輕家庭與老年家庭間的差別,對未來有不同收入預期的群體差別,高速增長的經濟與增長緩慢經濟間的差別, 人力資產年輕化與老齡化經濟間的差別,擁有不同人力資產價值家庭間的差別,以及家庭收入波動中的儲蓄與借貸現象等等。

另外,本文沒有考慮到不確定性問題。第一,如果存在還款風險,家庭會為自己的儲蓄在無風險狀態下的效用補償之上再要求一個風險貼水補償。為此我們只需在最低利率補償函數前面乘以一個介于0和1之間的還款概率系數,這種情況下的最低利率補償會大于確定性情況下的結果。第二,本文遵循了理性人假設的“原教旨主義”,認為家庭具有充分的遠見,而沒有考慮家庭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從而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借貸中的流動性約束問題。第三,本文假定資金市場是完全的,不存在信貸配給等問題。

最后,本文的分析僅限于家庭資金供求,而沒有考慮商業信貸。而對市場利率內生決定的完整分析,還需要說明企業對儲蓄的需求、貨幣供給及一般均衡等問題,這些都預示著進一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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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教學效果

《西方經濟學》是我國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是由眾多經濟理論和學術觀點構成。因其具有廣博性和綜合性的特點，導致了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都存在一定的難度。對于理論學習能力較弱的高職院校經濟與管理類學生而言，學習這門課程變得更為困難。對此，必須采取相應的教學策略，嘗試各種教學改革，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一、高職《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特點

以湖南理工職業技術學院為例，《西方經濟學》定位于工商企業管理、市場開發于營銷、電算會計、電子商務、國際經濟與貿易等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其他相關專業的選修課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組成，結合高職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特點，經過多次的課程改革后，目前該課程需要一個學期完成，共60課時。

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

1.學生非常重視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因自考與專升本等考試中都有這門課程，所以學生非常重視《西方經濟學》的學習，也會買一部分課外練習冊進行練習。

2.學生普遍反映學習《西方經濟學》非常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性強、知識點多、較為抽象，使得該課程的知識不易被初學者領會和掌握，高職院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效果總體上并不理想，學生在學習時也有一定的畏難情緒。

3.高職院校經濟與管理類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不高，興趣和熱情直線下降。學生在生活中接觸到很多經濟問題，初學時對西方經濟學很感興趣，隨著學習量的增多，學習內容難度的加大，力不從心導致興趣減弱。

4.期末考試掛科率非常高。學完的內容沒有吃透，無法掌握知識的運用，平時練習過的題目，考試時還是不會做。

總之，學生非常想學好這門課程，但基于各種原因又學不好，隨著教學內容的增加，他們對課程中不理解的東西越來越多，所以學生對于《西方經濟學》既愛又恨。

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詮釋

邊際效用遞減現象是《西方經濟學》中關于消費者行為的一條基本規律，它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在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隨著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消費量的增加，消費者從該商品連續增加的每一消費單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下面通過消費某商品A來說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現象（如表1、圖1所示）。隨著商品A消費數量的增加，所獲得的邊際效用是逐漸遞減的，當消費商品A的數量達到一定的值時，邊際效用開始為負值，總效用也開始遞減。通俗地講，當你非常口渴的時候，極度需要喝水，你喝的第一杯水是最解燃眉之渴的，但隨著口渴程度下降，對下一杯水的渴望程度也不斷減少，當喝到完全不渴的時候即是邊際，這時候再喝，會感到不適，再繼續喝下去會越來越不適（負效用）。

總效用TU是指消費者在一定時間內從一定數量的商品的消費中所得到的效用量的總和。邊際效用MU是指消費者在一定時間內增加一單位的商品的消費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

三、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高職《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

1.教學中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無處不在，影響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和學習。教學過程中也存在著邊際效用遞減現象，教師在短時間內高效率、高密度地向學生大信息量傳授知識，學生接收較快，印象也較深，學生聽課時也比較主動，積極性及興趣也比較高，此時，教學效果也最好。當教師講授的時間以及傳達的教學信息過量時，學生接受知識的效率會下降，也會覺得這堂課上得沒意思，雖然在聽課，精神卻很難集中。那么這時停止或改變上課的狀態，重新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興趣。學生上課好比饑餓的小孩吃白面饅頭，當他們吃飽了，就應該給他們消化的時間，當他們下次饑餓來臨時，再發給他們蕎麥饅頭，才能讓其重新接納并喜歡饅頭。

2.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導入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傳遞信息，傳授知識與能力，提供精神領域的服務，可以看作是市場上商品B的提供者，學生接受信息，獲得知識與能力，是無形商品B的消費者，而且這種消費并不是無償的，需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與各種機會成本。

《西方經濟學》課程標準計劃60課時，即市場上商品B總數量為60個單位，在這門課程中如何使消費者（學生）在消費既定商品數量時獲得總效用最大，是教學的最終目標。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引入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旨在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

3.緩解《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

如果按照某種單一的教學方案，教師很難操縱各教學單元影響教學效果的相關因素，在單一的教學方法及枯燥的教學內容中，學生的學習容易產生邊際效用遞減現象，如圖2所示。

導致課堂邊際效用遞減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教學過程中的教學方式。在不斷的教學改革中，教師應可尋求學生易接受，且教學效果較好的教學方式，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比如導向式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討論式教學法、教學做合一及做學教合一教學法等。二是教學量。適當的教學量才能避免邊際效用遞減現象，使總效用最大。

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案，可將60個教學課時分成四個模塊，每個模塊為15個課時，即為模塊1：消費者;模塊2：廠商;模塊3：消費者、廠商及市場;模塊4：宏觀經濟。每個模塊中又分為2個小模塊，分別為10個課時和5個課時。在10個課時中的主要任務是教師傳遞信息，并使學生掌握，獲得相關的能力，后5個課時中主要任務是消化前期教學內容，可以進行案例分析及討論、習題的練習、當今經濟問題的討論及分析等等，可理解為修整期間，等待下次邊際效用高峰的來臨，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在4個模塊中學生從教師教學中獲得的邊際效用情況如圖3所示。在每15個教學課時中，當學生達到學習臨界點時（10個課時），放棄新內容的講解，轉為復習或與學生交流互動一些學生感興趣并與本課程有關的東西，即為后5個課時，周而復始，避免邊際效用遞減現象。

在4個模塊中學生從教師教學中獲得的總效用情況見圖4所示，那么最后的總效用即為TU= TU1+TU2+TU3+TU4，當TU1、TU2、TU3、TU4分別達到最大時，TU可達到最大。

通過這種分模塊的教學，讓學生在對知識的渴求中得到滿足，滿足后又在教師精心安排的休整期里重新燃燒起欲望，變得“饑餓”，又重新得到滿足后又產生“饑餓”的欲望，周而復始，教師合理地采用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就能在整個的教學過程中，得到很好的教學效果，使學生最大程度地獲得知識和能力。要注意的是，在整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起到主導、控制作用，而作用的效果體現在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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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關鍵詞：會計影響；組織影響；社會影響；制度

一、引言

將會計置于不同的范疇領域會直接影響會計的目標定位、影響范圍，以及會計學科的地位。置于組織范疇的會計，主要服務與影響組織及組織的交易對象；置于社會范疇的會計，則既服務于組織目標，又要服務于社會目標。隨著會計應用的影響領域與邊界的一再擴大，會計由微觀組織走向宏觀社會已成必然。一直以來，由于認識上的路徑依賴，會計被廣泛接受為一種組織信息的加工技術和提供系統，一個反映組織經濟活動的“快照”，是資本市場交易的依據。會計在宏觀層面的影響研究較少，會計的影響也因此凸顯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國際頂尖會計期刊上探討公允價值在資本市場的影響，但沒人關注公允價值可能帶來的宏觀經濟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雖然會計的應用主體屬于組織層面，但是會計的影響早已突破組織的邊界，應該將會計置于社會領域去研究與探索。郭道揚（1990）指出，會計由微觀經濟世界走向宏觀經濟世界這一重大變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會計不是一個技術現象而是一個社會現象，會計越來越活躍并明確地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管理的工具，發揮著重要的宏觀社會影響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繼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關注會計在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和加強會計在自然災害治理及人道主義領域的影響研究。雖然近年來，會計研究開始關注微觀與宏觀的結合，但是由于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作用機理的理論薄弱，實證研究中時常呈現變量間影響路徑太長、關系力度不夠、論證說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為了厘清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探索會計影響的范疇和機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與市場等制度經濟學原理，從會計不完全性與交易效率、會計非中性與治理效應兩個維度，演繹了會計對組織和社會的影響路徑和作用機理。

二、會計、組織與社會的文獻綜述

關于會計、組織與社會間關系的研究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探討組織與社會環境變遷對會計的影響，另一類是探討會計如何影響組織與社會。組織、社會對會計影響的研究可歸納為：組織和社會的發展推動會計的學習演變。如戚艷霞等（2010）就社會對政府財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環境動因分析和國際經驗比較的基礎上，提出構建我國政府會計準則體系的總路徑。沈洪濤（2014）就我國環境戰略下環境會計向生態會計的轉變，提出了對內生態會計、對外生態會計和環境審計的新構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專刊針對當前的環境危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探討了如何建立現實有效的環境會計、可持續性披露及社會責任報告。姜國華、饒品貴（2011）規范探討了宏觀經濟政策借助于會計對微觀組織行為的影響情況。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從會計歷史的角度發現會計對社會的影響，如何構建會計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此外，我國于1985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2006年的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簡稱IFRS）趨同的《企業會計準則》，這些會計制度、準則的修訂與變革，從歷史證據上展示了組織和社會對會計的影響。會計對組織的影響研究主要包括會計準則、會計核算、會計信息等對組織的影響。如會計準則對企業投資理念與行為的影響（顧水彬，2016），會計信息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Biddle等，2008；顧水彬，2013），會計核算對股利分配行為的影響（Gao等，2009），會計核算、會計信息對公司治理的影響（Lo，2003；Wang等，2010）等。會計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可歸納為：會計通過交易費用影響宏觀經濟，以及會計的宏觀社會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會計準則變革與國際投資之間的關系，發現實施IFRS（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減少了國際會計信息的轉換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層面的會計保守性是否會改變宏觀經濟度量指標和影響貨幣政策決策，發現會計保守性在宏觀層面具有影響。Neu等（2010）研究發現，會計在世界銀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教育事業發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國家腐敗等問題上具有治理作用。綜上所述，分析社會和組織環境變革對會計影響的研究較多，而反向探討會計對組織和宏觀影響的研究相對不足，僅有少部分學者利用宏觀數據或歷史資料來研究會計的宏觀影響。張先治、張曉東（2012）指出會計研究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拓展，會計的作用和影響有待進一步開發與挖掘。此外，利用文檔數據驗證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影響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構建和深入論證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基礎理論研究有待加強。

三、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基礎——會計內涵的深層解析

探究會計內涵與本質是發現會計影響原動力和影響傳遞路徑的重要基礎，也是開展會計研究的基本條件。Hopwood（1976）指出：“盡管我們的欣賞能力在不斷提高，但是我們仍然對會計性質本身系統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這個理解對于滿足現實需求和在不確定性環境中引導會計實踐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現在的年輕研究者對于會計的制度背景，甚至是會計，僅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這無法使其提出較為有意義和價值的研究假設。”

（一）會計具有語言特征所謂語言是指人們進行溝通交流的各種表達符號，它包括語音、語匯和語法三要素。會計依照會計規范（會計制度或會計準則）和借貸復式記賬法原理（語法），借助于會計要素和賬戶設置（語匯），以文字和數字等表達形式（語音），通過確認、記錄、計量與報告等技術環節，對組織與社會發生的交易進行實質萃取、真實刻畫、科學歸類和可視呈現，最終實現以一套共同的溝通符號、表達方式與處理規則來表述不同經濟實質的交易。約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會計是使用估價語言和代數式來傳遞信息。會計不同于統計，它是對事實的一種表達，人們看到的并非交易發生的現場，而是業務或事件發生后經過會計語言編譯的會計記錄（洪劍峭、李志文，2004）。會計不同于直接的語言文字記錄，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觀呈現了交易實質，有效分類、歸納與匯總了異質易。Toms等（2015）指出會計同時具有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會計的語言特征體現出會計的技術性。

（二）會計具有不完全性所謂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們由于外在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無所不含。會計的不完全性源于會計制度（準則）、會計確認和計量以及自然語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會計制度（準則）具有不完全性。會計制度（準則）是會計工作的規范標準，是會計的起點與指引。會計制度（準則）制定者認知的有限性決定著交易的會計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會計制度僅能對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會計確認和計量具有不完全性。諾斯（1992）認為作為交易對象的商品或服務都具有許多屬性和價值特征。會計以貨幣作為主要計量單位，僅能反映交易的金額，且多以合計數形式呈報，與交易相關的其他屬性無法一并計量與呈報。此外，會計確認和計量的標準缺乏彈性，部分交易無法滿足會計確認要求或可靠計量原則，或者計量成本不經濟（CostConstrain），而無法進行會計處理。最后，自然語言是會計的重要載體，自然語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進行大致性的描述，這導致會計也呈現出不完全性。會計制度（準則）、會計確認與計量和語言表達的不完全性體現出會計技術上的不完全性。

（三）會計具有非中性會計的非中性源于會計是一個人造系統，會計應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規則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認的信念、標準、思想方法、條理化的規則（庫恩，1980）。早期會計借鑒數學的范式旨在利用數字記錄產品生產、消費和結存情況，是一種計算及記錄的簿記技術（喬帕利，1494）。后來會計引入了古典經濟學概念，套用經濟學的范式，開始用于反映資本、利潤，體現“投入產出”與“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認為會計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資本家最大化剩余價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質上會計不容置疑地帶有經濟學屬性。此外，會計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會計準則應是“不帶個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現實中很難實現。因為不存在一種完全獨立且公正的會計準則能夠滿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損，會計制度（準則）的制定體現了一種社會的選擇。Zeff（1978）指出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決策行為具有影響”，而這些個人或團體行為的后果又可能影響其他個人或團體的利益。Leuz（2008）指出會計準則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規范，它是有意識地設計的結果。會計制度或準則貫穿于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報告等整個過程，在會計制度（準則）規范下生成的會計信息，并不是單純的一些抽象數字的簡單組合，不同的會計準則選擇生成不同的會計信息，誘導出不同的會計經濟行為，從而影響資本市場資源配置選擇和不同主體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會計實際上是作為“制度”，而不是純粹的信息系統而存在的。會計的非中性體現出會計的社會性。

四、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機理

交易與制度構成了制度經濟學的主體內容。交易經濟學指出交易依賴于信息，會計信息是組織與市場中交易的重要基礎。會計語言精準性和會計不完全性程度決定著組織與市場內交易的效率；會計的不完全性程度和會計的非中性引導著理性人的行為選擇，會計制度代表激勵與約束的環境，其對組織和社會具有治理功效。

（一）會計不完全性與交易效率：信息、組織與市場康芒斯將交易分為：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市場交易基本屬于買賣的交易，依賴于價格機制；而組織內部交易屬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層體制（Hierarchy）下的命令與服從關系。組織中，資源由權威和命令進行配置，而執行在多級的結構體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對稱性成為影響組織內部交易效率的關鍵因素。張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確定交易的兩個方面信息：一是獲取關于物品本身的知識或信息，二是獲取有關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彌補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對稱。命令形成和執行環節需要借助會計對組織內部整體或部分的“快照”與會計對組織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報，來準確和完全地認識決策對象。因此，會計語言表述的準確性和完全性程度決定著命令形成和執行環節的質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監管者在每一層都沒有完善的控制，隨著層級數目的增長，層級間的背離程度呈指數化增長。命令監督環節中各級委托人需要借助于會計對各級人的行為進行估價，通過及時調整支付報酬與行為間的松散程度來約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改善組織內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對人的每一項投入和行為進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經濟和度量不可行的問題，對與人相關的階段性經濟業務的會計度量，可以實現對人行為的間接估價。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擁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處理能力，加上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交易效率會受損。由此可見，反映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對各級人行為的估價有效性與反饋效率，直接影響著委托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效率。從管理的職能來看，會計服務于組織內部的計劃、組織、協調、控制與激勵等職能，并影響著這些職能的效率。市場是交易的場所，具有資本配置的職能。市場以價格為基礎引導資源的流動，而有效的價格機制依賴于完善的交易信息。當前，資本市場是各國資本配置的重要市場，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組織的產權，而組織定期公布的會計信息成為資本市場上交易者定價的依據。會計的語言特征決定著對交易對象進行反映的清晰與準確程度，會計的不完全性決定著對交易對象進行描繪的完整程度，兩者共同影響著投資者對交易估價的準確性和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此外，會計信息的“反映”程度對于投融資成本、交易的活躍性以及實體經濟均具有深遠的影響。統一會計制度（準則）下，會計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減少交易費用（如獲取信息的成本、審核信息準確性的費用等），增強交易的確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躍市場交易，促進經濟增長。如隨著IFRS在全球范圍內的逐步實施，IFRS下的會計信息減少了不同國家會計信息的轉換成本，增強了會計信息的可信度與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動了國際資本流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增長。國家會計（國家賬戶）是以國家為會計主體，對國家某一時點或某一時期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觀組織的基礎上匯總形成的。宏觀決策者可能認為他們在觀察經濟，其實他們觀察的是會計數據，宏觀社會治理者正是利用會計數據了解社會和治理社會。當前，會計信息匯聚成各項指數（如財務指數、公司治理指數、會計指數），通過利用微觀個體組織會計數據的匯總，呈現出宏觀總體的特征，幫助宏觀決策者了解宏觀情況與進行科學決策。羅宏等（2016）研究發現，會計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觀預測價值。由于對整個社會經濟體的描繪依賴于微觀組織基礎，因此，會計對微觀組織的反映的準確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終會影響宏觀“快照”的質量和宏觀決策的效果。綜上所述，會計可以通過會計信息對微觀組織與宏觀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具體影響的機理和路徑如圖1所示。

（二）會計非中性與治理效應：制度、組織與社會付磊（2012）認為治理功能是會計的本質功能。由于會計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當會計對一項交易的收益權利和支出義務在確認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時，行為主體會理性選擇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負外部性的行為或交易，從而導致某一類行為或交易的供給過度或供給不足，產生會計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決定行為人的機會集和激勵結構，影響行為人行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經濟人都會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選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組合。當會計制度（準則）對上述外部性邊界或結構進行調整時，理性經濟人的利益結構或激勵結構也隨之調整，理性經濟人會重新進行“租金”尋找與行為選擇，形成會計對組織行為的動態治理效應。此外，組織是會計制度（準則）的執行與遵循主體，組織在構建激勵契約、組織目標、組織環境和組織實踐時，均會受到會計制度（準則）的影響（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當會計制度（準則）引導“損益表”觀時，組織需要構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環境和實踐；當會計制度（準則）引導“資產負債表”觀時，組織需要構建基于價值增值的管理環境和實踐。經濟學家指出宏觀總量是微觀的一個推演與累積，宏觀政策執行的效果依賴于終端微觀組織和個體的有效落實。社會作為組織的一個集合，當會計對各單元組織產生一致的治理效應時，宏觀上便會顯現出顯著的定向痕跡或趨勢，產生會計的宏觀社會治理效應。制度提供了一個引導和強化行為的信念系統（FriedlandandAlford，1991）。會計的宏微觀治理效應不僅顯性地表現為直觀的經濟利益誘導，還可表現為隱性的理念心智引導。盧現祥（2014）指出制度不僅影響人們的重要的行為，還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標。制度經濟學將制度劃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隨著制度的執行、行為的反復強化，慢慢深入行為人的理念與習慣，逐漸演變成為非正式制度。組織內部管理與外部市場決策等均需要參照會計制度，隨著對會計標準的反復執行與決策引導，會計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與滲透至企業文化、人的思維習慣與日常行為中，影響人的心智與行為，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理念。而且，這種制度規范與信念、人的行為之間的選擇關系一旦形成，就會產生自增強效應。當前的會計借助于經濟學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潤等概念引導著企業與個人相關行為追隨經濟目標，將社會構建成“經濟體”，發揮著“構建”作用。綜上所述，會計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對組織與社會產生治理作用，具體原理如圖2所示。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要充分發揮會計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就需要厘清會計的內涵以及會計、組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本文在指出會計研究與認識上宏微觀割裂性的基礎上，借助于對會計本質的詮釋，從會計信息和交易效率、會計非中性和治理效應兩方面構建了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傳導機理，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會計對組織與社會影響的框架。此外，還得出以下啟示：1.要豐富會計要素的內容，實現會計的全面反映。會計需要對組織的管理行為、關系、價值觀以及社會上的相關內容等進行全面反映，而不應局限于可計量的經濟業務；需要將大量外生內容或表外因素進行內生化與表內化處理，改善會計決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國家會計忽略了很多內容，如人口、全球變暖、性別、道德等，很多內容被認為是外生或表外內容，然而作者認為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來越重要，若缺乏這些因素，相關決策者會對數量化經濟“反映”產生質疑，認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視會計的社會性，關注會計的社會治理職能。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指出會計不僅呈現技術性，還兼具社會性。會計制度設計時既要考慮規范會計行為的技術性，也要重視會計制度可能會產生的后果。在組織和社會治理中，除考慮常用的經濟手段之外，會計手段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實踐中，要善于利用會計對微觀組織和宏觀社會影響的傳導機理，引導組織理念與社會理念以及治理社會問題。Killian（2016）研究發現社會會計對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約束，并引導公司重構與社會間的關系和責任。3.要注重事物間的普遍聯系，將微觀與宏觀融合起來認識和研究會計。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紀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脫節后回歸交合的時期，宏觀經濟學正在尋找微觀基礎，微觀經濟學也正從微觀個體的行為影響著宏觀總量。會計的應用主體屬于組織領域，而會計的影響范疇涵蓋組織與社會兩個層面，因此需要將微觀與宏觀融合起來認識和研究會計。另外，政策制定部門應考慮將企業會計與國家會計的口徑統一，避免統計、會計兩條線，加深企業會計在國家會計中的應用，提升會計信息在發現宏觀問題與制定政策中的決策參考地位。4.要用發展的眼光和科學交叉的思想來看待與研究會計。從原始社會的結繩記事到現代社會的治理功能，從原先的國有資產監督到現在的社會信息系統，從以前的簡單數據整理到現在的全面信息披露，會計除了在技術、內容與功能上體現出進步與發展，在應用范疇與影響范疇上也呈現日趨擴大的趨勢，認識會計和研究會計的視角與眼光需要與時俱進。此外，會計學學科根基源于數學、經濟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學科，會計學應用和影響的范疇又與經濟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存在交叉，鼓勵多學科交叉開展會計研究和發展會計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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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微觀經濟學總效用范文

英文題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義”可以分為“親緣利他”、“互惠利他”與“純粹利他”三種形式，對前兩種利他行為，生物學和經濟學已經給出了較為圓滿的解釋。但本文認為，要對“利他主義”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這點是不夠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隱性遺傳”和行為偏好的“廣義效用”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了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解釋。

關鍵詞：親緣利他互惠利他純粹利他隱性遺傳廣義效用

一、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根據“親緣選擇”理論，生物的進化取決于“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Hamilton，1963）因此，“親緣利他”不僅在人類社會，而且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于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系上表現得尤為動人和充分。而隨著親緣關系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并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在這方面,生物學與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在邏輯相當一致：所有生命體的行為看上去總好象設法使某一“目標函數”最大化。有人曾經對《美國經濟評論》和《美國博物學家》刊載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結果發現這兩門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論文都是運用優化的方法來預測某種現象，然后再作出統計檢驗。(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種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只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盡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生物學家發現，這種行為遵循著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即蝙蝠們不會繼續向那些知恩不報的個體饋贈血液。(Wilkinson，1984)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律”，當施惠者與受惠者互相換位時，同樣數量的血液將產生更大的邊際效用，從而使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經濟學含義。不過，由于施惠與回報存在著時間差，從而使這種期權式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種較為長期的重復博弈關系中，而且還要求形成某種識別機制，以便抑制道德風險和個體的機會主義傾向。雖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紀晚期才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建立起來，(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卻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論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時，就被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了。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著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投資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搭便車”者。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對湯姆遜瞪羚的行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釋：高高跳躍的瞪羚是在向突襲者昭示——你瞧，我的體力有多棒！別來打我的主意，否則你會一無所獲的！還是去追殺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們吧！(道金斯，1998a）我認為這個解釋非常勉強并令人懷疑。且不說把這種只有人類“超級智慧”才想得出來的“炫耀式欺騙”強加給湯姆遜瞪羚是否公平，就是從進化論角度看，其破綻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種行為真有效，當遭受猛獸襲擊時為什么不會有更多的湯姆遜瞪羚跟著一起“跳舞”呢？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Lorenz）、威爾遜（E·Wilson）、愛得華茲（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因此，在主流生物學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與之對立的“個體選擇理論”。“個體選擇理論”認為，“純粹利他”行為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為代價向同伴報警的湯姆遜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為卻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正比；一個利己的個體有更多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有繼承其自私特征的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適應性低于后者，不管這種差別在初始狀態多么微小，經過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生存適應性較低的生物性狀也會被無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等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個體選擇理論”并沒有解決由湯姆遜瞪羚所引起的深層矛盾，我們不仿把它稱為“湯姆遜瞪羚悖論”：一方面，現代生物學認為，只有交互繁殖的種群才能保持相對恒定的基因庫，所謂進化是生物種群的進化而不是生物個體的進化；（陳閱增，1997a）因此，“純粹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符合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保存下來是符合進化論自身邏輯的；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所有生物學的實證研究似乎都證明了，生物進化必須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才能實現；有利于個體生存適應性的生物性狀，才會在遺傳進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斷強化；而與個體生存適應性無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狀，其有效信息最終都會在遺傳進化中丟失和湮沒；因此，“純粹利他”行為是不能從生物學意義上得到解釋的。(道金斯，1998c）“湯姆遜瞪羚悖論”給解釋“純粹利他”行為提出了兩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1、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保存下來？2、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得到必要補償和激勵？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經包含在現存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之中。

“個體選擇理論”顯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生物的遺傳性狀與遺傳介質之間是一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我們不能不設問：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種間接的、非對稱的遺傳關系？事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觀察到許多非對稱的遺傳現象：兩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狀，通過同一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隨著其中一種被自然選擇，另一種也同時保留下來。最著名的例子是引發鐮狀紅細胞貧血病的隱性基因：鐮狀紅細胞貧血病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適應性的生物性狀，但生物學家發現，帶有這一基因雜合子的人卻具有較強的抗瘧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惡性瘧疾流行地區，這一隱性基因的出現頻率就很高。（陳閱增，1997b）以此推論，“純粹利他”行為雖然對生物個體是非適應性的，但它對生物種群卻具有很高的生存價值；因此，在生物長期演進的過程中，它可以與某些利己行為一起借助于同一個基因介質以“隱性遺傳”的方式保留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物性狀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適應性。為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簡單的遺傳模型來說明這一假說：假設AA與Aa為利己型基因，aa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為顯性的等位基因，a為隱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為的生存適應力低于利己行為，那么根據自然選擇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終將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隱性的a，它并沒有隨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當Aa型基因與Aa型基因通過減數分裂進行繁殖時，根據“哈迪-溫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復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種類型的基因，從而實現利他行為的隱性遺傳。

“純粹利他”行為在“非零和博弈”條件下對生物個體生存適應性的損益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推斷，兩個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生物個體更容易營造一種協作氛圍；與兩個只有利己傾向的生物個體相比，它們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適應性。如果這一猜測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博弈方陣來解決“純粹利他”行為的補償和激勵問題（葉航，2001a）：

--------------------------------------

||利己主義者|利他主義者

--------------------------------------

|利己主義者|-5，-5|12，-2

--------------------------------------

|利他主義者|-2，12|5，5

如果我們以X代表利己主義者，以Y代表利他主義者；根據以上假定則利己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5X+12Y，利他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2X+5Y；當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為7：3時，每個個體的適應性都是一樣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大于7：3，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減少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增加；反之，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增加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減少。因此，在生物種群及其個體行為模式中“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將以某種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時存在。它說明，“純粹利他”行為是能夠通過補償激勵機制得到進化的。事實上，這一結論的依據正是現代生物學中的ESS理論。ESS理論是英國著名生物生態學家梅納德·史密斯1982年創立的，它在現代生物學中被稱為“自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建立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縮寫，如果生物種群在進化過程中能夠形成某種穩定的策略（行為）均衡，這種策略（行為）就是ESS。顯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穩定的生物行為。必須指出，用基因的隱性遺傳和ESS理論解釋“純粹利他”行為不是向“群體選擇理論”的回歸。這一分析仍然是以“個體選擇理論”為基點的，但是它又與傳統的“個體選擇理論”不同，它把解釋的重點放在有利于群體利益（當然，歸根結底它也有利于群體中每一個個體）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個體的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進化，從而在現有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下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符合實證要求的解釋。

三、純粹利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現代生物學的進化和遺傳理論認為，物種演進的目標是“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這一結論所包含的邏輯與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完全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就此推論，所有生物都會按照“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要求來“理性”地計算和規劃自己的行為。事實上，進化的“理性”最初是通過“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并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葉航，2002）對生物個體來說，“本能”所表達的正是生物進化內在的邏輯要求：所謂“理性”的行為，只不過是經過自然嚴格篩選后留存下來的、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1995）

“情感”與“偏好”是觸發生物行為的按紐。當“情感”與“偏好”得不到滿足時，建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基礎上的生物內部平衡系統便會受到破壞，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壓力。這種壓力超過一個閾值，生物個體就會產生行為的動機，進而通過一定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緩解身心的緊張狀態。因此，生物行為的遺傳首先表現為一個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系統及其觸發機制的重構與再現，本能或者由本能沖動所引導的生物“理性”行為可以看作是該系統由不平衡向平衡的運動過程。“理性人”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按照該預設，一個人的行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謂“效用”只不過是“偏好”的一個函數。（瓦里安，1997）經濟學不研究“偏好”是如何產生的，那是生物學、進化論、也許還有心理學的任務。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給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與“偏好”序列下研究行為主體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學業已證明，“純粹利他”行為與“利己”行為一樣具有進化優勢，生物個體能夠通過基因介質把觸發這種行為的“偏好”保存起來并遺傳下去；那么，只要給定這一“偏好”，我們就可以對“純粹利他”行為做出標準的經濟學分析。

在微觀經濟學中，消費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稱為選擇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維實數空間Rk中的一個非負子集。如果行為主體對集合X中的選擇束具有偏好關系，而這些偏好關系又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和連續性的假定（事實上，這些假定已經包含在“理性人”的預設中），則偏好關系就可以用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表示：即存在一個函數u：XR，使得x1﹥x2，當且僅當u（x1）＞u（x2）。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行為主體內含的偏好關系轉化為一個函數關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數稱為“廣義效用”函數，因為其選擇集X中的偏好項xi可以用來表示包括經濟偏好、道德偏好（我們可以把“純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為“純粹利他”是道德行為最顯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內的所有偏好，只要這一偏好是相對穩定的、可觀察的。（葉航，2001b）如果行為主體的資源總量為I，實現廣義效用所需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分別記作p1,p2,…,pn，則其資源約束可以表示為：

p1x1+p2x2+…+pnxn=I（2）

可以證明，只要目標函數是連續的，約束集是閉的并且是有界的，則以式（2）為約束條件的廣義效用最優（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邊際效用；pi為i種偏好（x）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i=1，2，…，n。

根據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推論:

第一，在廣義效用最大化過程中，行為主體將依據一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為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價值”取向。

舉例來說，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傾向的經濟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則當MU1/p1＞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才會偏重經濟選擇，表現出利己傾向；而當MU2/p2＞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將偏重道德選擇，表現出利他傾向。特別地，當MU2/p2＞λ且MU2/p2＞MU1/p1時，行為主體將為了利他目的放棄或部分放棄自身的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葉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不一定就是一個“自私自利”或“錢迷心竅”的人。人們的行為將取決于他們的偏好。事實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就已經關注過“優越感”、“榮譽感”、“自豪感”、“成就感”、“責任感”、“道德感”等等純精神領域的偏好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對“閑暇”和“炫耀”的研究，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為來說，行為主體的行為傾向取決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舉例來說，如果x2代表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當pi和λ給給定時，MU2越大，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事實上，倫理學所謂的“良心”，從廣義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為在一個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現為一個人未采取某種道德行為時所感受到的內心矛盾與痛苦，以及采取某種道德行為后所體驗到的內心解脫與愉悅。如果MU2和λ給定，則p2越小，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我們可以把p2稱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甚至被倫理學和道德哲學所忽視的范疇，其意義在于它提醒我們，任何一個行為主體在進行道德決策時都有權力考慮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會則應該努力營造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機制，以促進個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當其他條件不變時，λ的值越小，行為主體的非經濟偏好越強。

由于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λ越小，體現廣義偏好的行為傾向就越強。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經濟行為具有資源再創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與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經濟行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從而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就相對越強。事實上，當物質資源相當匱乏時，一個人很難產生出非經濟偏好；反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質資源越豐裕，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等等，就越豐富、越強烈。顯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支持這一結論。(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沒有改變傳統經濟學的根本結論，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分析范例將作為一個特例包容在廣義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經濟偏好，xi代表除經濟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則當行為主體的偏好結構符合條件：MU1/p1＞MUi/pi=λ（i=2,3,…,n）時，傳統經濟學的狹義效用范式將成為廣義效用范式的一個特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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