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護法條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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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未成年保護法條例范文
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因特網的普及，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網絡化的信息時代。信息社會在帶給未成年人快捷與便利的同時，也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是指未成年人在網絡中（包括局域網、廣域網、互聯網）享有的個人信息，網上個人活動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復制、公開、傳播和利用的一種人格權。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受侵犯有以下特征：
（一）侵權主體的廣泛性
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用戶不再只是網絡信息的被動接受者，正逐漸轉變為主動參與者。由于網絡空間的開放性，每天有大量信息上傳到網絡上，其中不可避免地混雜著一些未成年人的隱私，這些信息有些是網絡管理者自行上傳的，有些是網絡用戶上傳的。侵犯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的主體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個人和網絡經營者，還包括商業公司、軟硬件設備供應商和黑客。①
（二）侵權客體的特殊性
傳統隱私權的客體是隱私，一般是指僅與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發生聯系且權利人不愿為他人所知曉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而網絡隱私權客體的范圍有所擴大，包括了傳統經濟活動下不屬于隱私的內容，例如姓名、性別、年齡等，即未成年人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一切個人信息都屬于信息時代網絡活動中隱私權的內容。未成年人的個人數據資料、網絡通信內容、個人網絡生活和個人網絡空間都會成為侵權的客體。
（三）侵權對象的特定性
在網絡環境下，侵犯未成年人隱私權的對象是未成年人。對于未成年人這一群體，個人信息被披露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大困擾。隨著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未成年人越來越多地融入網絡，他們在學習先進科技，吸取豐富知識的同時，也面臨著隱私權被侵害的危險。為了有效地保護社會經驗不足、維權意識淡薄的廣大未成年人，法律界應將未成年人隱私權研究擺在重要的位置上。②
（四）侵權行為的多樣性
在互聯網中，未成年人的信息資料通常以數字或數據的方式表現，其數字化特征，為他人收集、復制、傳播、利用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網絡隱私侵權行為呈現出多樣性特征，主要有對未成年人數據的非法收集、惡意散布、非法利用、非法交易等。未成年人信息常常可以輕而易舉地為他人獲得，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已被泄露。
我國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立法保護的不足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9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對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記、電子郵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隱匿、毀棄；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依法進行檢查，或者對無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記、電子郵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代為開拆、查閱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開拆、查閱。”第69條規定：“侵犯未成年人隱私，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侵權責任法》第2條明確規定隱私權為該法保護的民事權益，第36條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2009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條后增加1條，作為第253條之一：“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第1條規定：“國家保護能夠識別公民個人身份和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電子信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公民個人電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電子信息。”
《侵權責任法》第36條，是我國首次以法律形式對公民隱私權的具體人格權地位予以確認，意義重大，填補了我國民事權益保護的法律空白。《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的出臺，更是加強了對公民網絡信息的保護。但是，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保護仍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第一，對于侵犯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的行為，情節嚴重的，刑事責任不明確。《未成年人保護法》第69條規定了侵犯未成年人隱私的行政責任。我國《刑法修正案（七）》并沒有明確情節嚴重的具體表現。第二，《侵權責任法》第36條規定得比較籠統，可以進一步細化。這個條款規定的是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有多種類型。他們所采取的侵權行為的表現方式不同，對于未成年人的隱私權侵犯的程度不同。在特殊情況下，不同類型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可以被部分或全部地免除民事責任。
加強我國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立法保護
（一）明確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修正案（七）》中沒有對“情節嚴重”的認定。有學者認為，在未來的司法解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數量較大的；多次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或者因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受過行政處罰兩次以上，又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手段惡劣或者形成公民個人信息非法購銷組織網絡的；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造成嚴重后果的；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獲利較大或者銷售金額較大的；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雖未達到上述數量標準，但接近且已達到該數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視為“情節嚴重”：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用于實施違法活動的；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使之流向境外的；非法獲取公民個人的金融交易、疾病醫療、婚戀情史等重要信息的；非法獲取殘疾人、非婚生子女的個人隱私信息的。③
未成年人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獨立、完全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權利，對行為的性質和后果不能夠完全認識。未成年人屬于弱勢群體，從法律角度來看，保護弱勢群體的本質，就是體現憲法和法律的公平和平等原則，也是對法律正義本質的具體實現。在形式平等的基礎之上，對弱勢群體實行有差別的傾斜保護，以矯正形式正義的不足，體現法律對實質正義的追求。筆者認為，非法獲取未成人網絡隱私信息同獲取殘疾人、非婚生子女的個人隱私信息性質一樣嚴重。非法獲取網絡隱私信息未達到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數量標準，但接近且已達到該數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可以視為“情節嚴重”。
按照經濟分析法學派的觀點，以效益最大化作為標準，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以價值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資源，或者是通過法律的參與使社會財富達到最大化的效益目標。運用效益原理中財產規則和責任規則對青少年隱私權的立法保護進行分析，如果運用財產規則能夠帶來效益最大化，那么，應該選擇財產規則；當財產規則不能產生效益最大化，只有責任規則能夠產生效益最大化時，那么，就應該選擇責任規則。如果對侵犯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的行為給予嚴重的處罰，對于侵犯者來說，就不會選擇責任規則。
（二）細化民事責任
歐盟在2000年的《電子商務指令》中將網絡服務提供者分為三種類型，規定了不同的免責條款。
首先，為用戶提供信息傳輸服務或網絡連線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符合下列條件時不需為傳輸信息負責：未發起該傳輸；未選擇傳輸接收人；未選擇或修改傳輸信息。
其次，對信息進行自動的、媒介的、暫時的存儲行為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條件時，不為這種存儲行為負責：未修改信息；遵守接收信息的條件；遵守工業廣泛承認并使用的信息更新規則；沒有干涉合法使用被工業廣泛承認并采用的技術去獲取信息使用的資料；實際知悉信息的最初來源已被刪除或屏蔽，或者法院、行政機關命令刪除或屏蔽時，應立即刪除或屏蔽該信息。
最后，為用戶提供信息存儲服務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條件時，不為所存儲的信息負責：未實際知悉違法信息或活動，并且在有關損害賠償的請求上，未察覺該違法信息或活動具有顯而易見的事實或情況；在實際知悉或意識到之后，立即刪除或屏蔽該信息。
我國的立法應效仿歐盟的法律規定，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同的類型，規定不同的免責條款。這樣不僅保護了網絡用戶的隱私權，而且保護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合法權益。《侵權責任法》第36條的規定不具體，應在立法上作出明確規定，從而增加法條的現實可操作性。國務院2006年制定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將網絡服務提供者分為提供網絡接入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緩存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和提供搜索及鏈接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四類，規定了不同的免責事由。
筆者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僅包括技術服務提供者，還包括內容服務提供者。技術服務提供者，主要是指提供接入、緩存、信息存儲空間、搜索以及鏈接等服務類型的網絡主體。技術服務提供者如果主動實施侵權行為，如破壞他人技術保護措施、利用技術手段攻擊他人網絡、竊取他人信息等，就要承擔侵權責任。內容服務提供者，是指主動向網絡用戶提供內容的網絡主體，應當對所上傳內容的真實性和合法性負責。如果提供者提供的內容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就要承擔侵權責任。我國的《侵權責任法》應該將網絡服務提供者分為不同的類型，規定不同的免責條件，特殊的情況特殊對待，從而提高法律的可適用性。
【本文為作者主持的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課題“信息時代青少年隱私權保護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13YB157）成果】
注釋：
①華頡：《網絡時代的隱私權――兼論美國和歐盟網絡隱私權保護規則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河北法學》，2008年第6期
②冉妮莉：《青少年網絡隱私權及其法律保護》，《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第2篇：未成年保護法條例范文
一、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新趨勢
未成年人生理、心里均不同于成年人，他們不僅易被不良情緒左右，也易受到他人的不良影響，對他們來講，單個人作案不僅成功幾率不高，而且也無法承受犯罪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因此，他們經常糾集幾人去共同作案，有的甚至形成犯罪團伙甚至犯罪集團，這就使得共同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比重逐年上升，隱然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實際的辦案過程中發現，在我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多數都共同犯罪案件，并且呈現出了以下新的趨勢：
（一）主體構成方面
1、穩定的犯罪團伙逐步增多，臨時糾合現象逐步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最初的動機往往并不復雜但目的性卻越來越明確，由于其心智并不成熟，對他人易于形成依賴，而且出于犯罪后強大的心理壓力和安全感需要，一旦實施了共同犯罪行為，就易于形成穩定的犯罪團伙，甚至出現幫派化傾向，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作案紀律和防偵破措施，已初具黑社會組織的雛形。
2、純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增多。未成年人要單獨實施或與未成年人一同實施犯罪，均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其依托成年人或受成年人影響而共同參與犯罪比較多見。但最近我們發現，由于交友不慎或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嚴重影響，為追求一時享樂而鋌而走險的未成年人越來越多，膽子也越來越大，幾個未成年人糾集在一起就敢作案。在我們辦理的一起未成年共同搶劫案中，三個犯罪嫌疑人的年齡竟然都只有十四、五歲。
3、在校學生參與共同犯罪的逐漸增多。以往參與共同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數為無業者，在校學生人數并不多；最近，在校學生生參與共同犯罪人數呈現出上升趨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校學生受社會上青年的引誘參與共同犯罪的人增多，二是在校學生糾集在一起共同犯罪的越來越多；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最近我們連續辦理的兩個共同搶劫案件，犯罪嫌疑人不僅全是在校學生，而且竟然都是同一學校的學生。
4、參與共同犯罪的人數逐漸增多。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在人數上一般在3-5人左右，但最近卻出現了增多的勢頭，有的案件參與人數多達七、八人甚至十幾個人。
5、外來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增多。我市的經濟社會發展處于西部地區領先地位，對那些外出打工或玩耍的未成年人有較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我市農村以及鄰近我市的四川農村的未成年人流入較多，但他們謀生技能有限，又缺少吃苦耐勞的精神，于是通過犯罪不勞而獲就成了其獲取物質享受的“捷徑”，多次共同盜竊、搶奪、搶劫較為普遍，所獲得的財物幾乎都是用于吃喝玩樂。
（二）主觀方面
1、有預謀犯罪增多，臨時起意犯罪相對減少。從生理上講，未成年人正處于身體發育期，情緒、情感的社會化還很不完善，行為易受情緒的影響和左右，難以有效的控制自已的心理沖動，因此臨時起意犯罪現象一直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尤其是在尋畔滋事、故意傷害等領域表現較為突出。但在財產型犯罪領域，未成年人有預謀的共同犯罪現象呈現出上升勢頭，主要原因在于未成年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并未成形，在當前我國社會急劇轉型的非常時期，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一時間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重新抬頭，追求物質金錢的欲望及腐朽思想嚴重侵蝕了未成年年的身心健康，使得一些未成年年為獲不義之財瘋狂作案
2、犯意的發起來看，主要是極少數人提出的，而其他未成年人由于認識辨識能力限制，往往出于哥們義氣或抹不開情面而“被迫”附和。這些未成年人平時往往結幫結派，經常一起活動，其中往往有一個較有號召力的“老大”，遇到比其弱小的人，就上前欺負，或自己同伙中有人被欺負，就會結伙為其“出氣”。分辯是非能力差，稍被唆使便容易上當，偏離正道，被壞人利用，其犯罪動機盲目、模糊，
（三）客觀方面
未成年人雖然易于接受新鮮事物，有較強的學習能力，但畢竟年齡小，知識面窄，再加上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使得其在作案方式仍然較為原始，加之其易于沖動、表現欲強等心理特點，在共同犯罪時逐漸呈現出以下趨勢：
1、暴力傾向日趨嚴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時，由于具有人數上的優勢，不僅能夠相互壯膽，而且在力量對比上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一遇被害人反抗，就會暴力相加；對于單個犯罪分子而言，為了得到其他人的承認或取得對其他成員的主導地位，在“炫耀武力、展示勇敢”心理的驅使下，只為顯示自己，證明自己，在作案時，不計后果、殘無人道，對被害人沒有絲毫同情憐憫之心，有的殘害被害人肢體，有的甚至危害被害人的生命。
2、破壞性日趨增強。未成年人往往對犯罪的后果、危害性估計不足甚至毫無認知，為達到犯罪目的而不顧一切，尤其是財產型犯罪中，經常使用非常低劣、破壞性極強的作案手段，如切割電線、電纜，給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危及公共安全。
3、多次作案現象增多。未成年人自控能力較差，一旦實施了犯罪嘗到了甜頭就剎不住車，常常會連續、多次作案，尤其是在盜竊案、搶劫、搶奪等謀取財物犯罪上表現得較為突出，連續作案三次以上的較為普遍，有的多達七、八次甚至更多。
4、流動作案、交叉作案現象增多。很多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其作案次數往往較多，為逃避法律的制裁，經常變換地點，有的甚至跨省市作案，如今年我們所辦的一起未成年共同搶奪案件，5名四川的未成年人竟然相約專門到重慶來搶奪。還有的未成年，為了尋求精神刺激或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今天與這幾個共同犯罪，明天又與其他人共同犯罪的現象也時有出現。
二、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應對策略
未成年人犯罪諸多方面的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充分估計到這項工程的復雜性、艱難性、長遠性，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工作還停留在“運動型”工作方式上，總是等待問題已非常突出時才被動應付，從而導致各項措施倉促出臺，缺乏系統性和長遠性，在宏觀層面上缺乏清晰的應對策略。
（一）理順思路
做好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預防和矯正工作，不僅應對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有一個清晰把握，而且還應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進一步工作思路，注意“四個結合、四個強化”。
1、學校教育與家庭、社會教育相結合，強化社區作用。
從總體上講，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未成年犯罪者本人，而在于社會、家庭、和學校等。我們以往的未成年犯罪預防工作，一是過于強調學校教育的作用，片面割裂學校、家庭、社會的互動與聯系，二是在教育方向上，雖然很早就注意到要加強未成年人的理想信念教育，應試教育依然占主導地位，素質教育并未真正實現；三是對社區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作用的認識上不全面，偏重于其矯正功能的發揮。
我們應在重視教育對預防和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進一步深化和改革教育的內涵和方式，切實使素質教育的方針落到實處，并結合當前未成年人過早進入社會、流動范圍大的實際，充分發揮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引導作用，尤其是借鑒其他國家好的作法，強化社區在預防和矯治未成年人犯罪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就發揮社區的作用而言，應當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社區協助貧困家庭、單親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切實使他們感覺到社會的溫暖，減少其對社會的敵視態度；二是建立社區對流動未成年人的管理和教育的相關制度，配備專職或兼職的工作人員，了解本轄區未成年人的生活、思想狀況，有針對性采取幫教措施；三是積極營造良好的社區氛圍，為本社區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2、治本與治標相結合，強化社會綜合治理
“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現象的增多，外在社會環境是重要的誘因，預防和矯正工作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的方針，在加強教育的基礎上，強化社會環境的綜合治理。現代城市社會，文化傳播呈現多元化局面。傳統的電影、戲劇發展平緩甚至出現下降趨勢，代之而起的是電視、錄像、舞廳、網吧、迪廳等。這些文化活動場所難以管理，良莠不齊，一些不健康的服務項目和黃色音像制品及賭博游戲極易腐蝕青少年。因此，要嚴格整頓文化市場，堅決打擊并杜絕一切違禁的消費現象，凈化文化娛樂場所，鏟除誘發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環境條件。同時，應多建立一些以科技和健身為主要內容的娛樂場所，引導青少年把注意力投放到有豐富科技知識或健身內容的娛樂活動上來，遠離不良環境，減少違法犯罪
3、制度完善與創新相結合，強化制度落實。
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建設上，我們在兩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一是在制度在制度完善方面，1991年9月4日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為我國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繼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一系列規定，從司法角度使未成年人的保護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和預防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鑒了其他國家在預防和矯正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好的經驗和做法，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暫緩起訴等。但同時也還存在較多的問題，較為突出的有兩點，一是盲目學習西方國家所謂的先進經驗，而在結合本國、本地區的實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進行制度創新方面做得還很不夠；二是雖然制定了一些很好的措施和制度，但執行力度不夠，如我們在對未成年人犯的說服教育工作方面制定了很多具體的措施，但由于受司法人員素質和司法工作任務繁重程度的限制，在實踐中一般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起來往往心不在焉，即使迫于硬性規定的壓力而對未成年人進行一些教育，但也往往停留在空洞、乏味的說教層面上。因此，我們應當在完善與創新現有制度的基礎上，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制度落實的層面上來。
4、教育與處罰相結合，強化區別對待。
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的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基本刑事政策，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未成年人犯罪均采用輕刑化、非監禁化和非刑罰化處理。但在實際辦案過程中，常出現思想認識上、實際處理上的不統一，不是失之于寬，就是失之于嚴，尤其是很多人以為只要是未成年人犯罪，都應“寬大為懷”，實際上我們的刑法之所以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其目的在于挽救而不是放縱，即使是西方國家在20世紀中期開始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為主題的刑法改革運動，在對待嚴懲犯罪特別是暴力性犯罪時，刑罰的力度也越來越大，即“輕輕、重重”，對犯罪較輕的用較輕的刑罰，在嚴重的犯罪用重的刑罰，總體上用重的刑罰，但總體上用輕刑，如美國1994年通過的《暴力犯罪控制與熱法條例》規定觸犯重罪的13歲以上未成年人依成年人起訴，性暴力犯罪者出獄后10年內采取登錄制度，累犯可處2倍最高限之刑，并新設刑罰處罰幫派犯罪。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有其特殊性，我們在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這個基本方針的同時，應當有所區分，特別是對那些在共同犯罪中策劃、組織等主要作用且主觀惡性較大的人，應當嚴格處罰。
（二）強化機制建設
機制，簡言之，就是制度加方法或者制度化了的方法。機制是在各種有效方式、方法的基礎上總結和提煉的。強化機制建設，就是要從宏觀層面加強各項政策措施之間的內存聯系和整合，從根本上改變各自為政的現象，充分發揮整體效能。就未成年我共同犯罪的預防和矯治而言，應當有針對性加強以下以下兩個方面的機制建設：
1、犯意萌發的阻卻機制。一是加強和完善家庭、學校和社區相結合的教育和管理機制，使家庭這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線”真正發揮作用，結合“家長學校”，引導家長教育孩子學法、守法。二是加強司法機關與學校、社區的聯系機制，建立起司法干警定人、定點、定時進入學校、社區幫教制度，探索和完善干警進入中小學校掛職或兼職制度，加強對未成年的法制教育，從源頭上防止青少年犯罪意圖的產生。三是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定期旁聽法庭審判活動制度，鼓勵失足未成年人或規定適用非刑罰矯正措施處罰的未成年犯到重點學校、社區現身說法等制度，讓未成年人充分認識到犯罪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以及需要付出的代價，
2、共犯形成的瓦解機制。未成年人心理上有其不同于常人的特點，易于受到他人的引誘或教唆，而且一旦實施了犯罪、受過刑事處罰，易于產生自暴自棄心理。目前，主要是精神空虛、失學未成年人和失足未成年人易于結成團伙違法犯罪，因此，一是要加強學校、社區業余文化活動、營造良好氛圍的相關制度建設；二是探索失學未成年人融入社會的相關具體制度，引導、幫助未成年人從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三是探索適當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罪犯的管理、關押制度，積極借鑒其他國家分管、分押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四是要堅持和完善跟蹤回訪制度，預防失足未成年人再犯罪。要經常組織干警到未成年人犯家庭和所在的學校了解其改造情況及思想動態，積極協同家庭、學校對未成人犯進行考察、監督、幫教，督促他們徹底改造，重新做人。
第3篇：未成年保護法條例范文
近日來，網絡上關于虐童事件的報道引發了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其中最令人發指的當屬浙江溫嶺“90后”幼師顏艷紅變花樣虐待兒童這一事件的曝光。據媒體報道，目前顏艷紅被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尋釁滋事罪用在溫嶺案件中，引發了法律界的廣泛討論，這個罪名在本案中是否合適？罪責刑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
虐待兒童；虐待罪；尋釁滋事罪；故意傷害罪
對于虐待兒童這種行為，我們縱觀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發現，我國《憲法》、《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均有禁止虐待兒童的相關規定。但目前尚沒有獨立的虐待兒童罪的罪名。如果虐童行為沒有造成死傷后果，即使性質很惡劣，按照現行刑法也很難追究大多數虐童者的刑事責任。如果現實生活中發生了虐待兒童嚴重的行為，我們現階段只有求助于現行《刑法》中與虐待兒童行為相接近并基本符合其犯罪構成要件的相關罪名來定罪量刑。
一、現行《刑法》中與虐待兒童行為相關的罪名
1. 尋釁滋事罪的規定
尋釁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起哄鬧事、毆打傷害無辜、肆意挑釁、橫行霸道、毀壞財物、破壞公共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2. 虐待罪的規定
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捆綁、凍餓、限制自由、人格、不給治病或者強迫作過度勞動等方法，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節惡劣的行為。
3. 故意傷害罪的規定
故意傷害罪是指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根據《刑法》第234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應當立案。故意傷害他人，只有達到法定的輕傷，重傷標準時，才能構成故意傷害罪，予以立案。
二、虐待兒童行為與前述相關罪名之間的關系
1. 尋釁滋事罪和虐待兒童行為的區別
從主觀意圖上看，尋釁滋事罪應是出于故意，并且一般是出于發泄、耍威風或者尋求刺激。從客觀行為上看，尋釁滋事罪通常多發于公共場所、普通社會成員之間，行為相對激烈。從主體上看，尋釁滋事罪發生的主體既可以是陌生人之間也可以是熟人之間。從客體上看，尋釁滋事罪擾亂的社會公共秩序。虐待兒童的行為一般是發生在在幼兒園內，幼兒園的員工對自己負責照顧的幼童實施諸多惡劣行為，已經達到了行為相對激烈的底線，而且幼兒園也可以歸靠在刑法規定的公共場所范圍之內。而尋釁滋事罪屬于一般主體，只要是實施了尋釁滋事的行為便能構成此罪。從兩者之間的主體和發生場所來看，兩者存在著很大差別，將虐待兒童的行為歸入尋釁滋事罪的范疇不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思想。
2. 虐待罪與虐待兒童行為的區別
從實施主體上看，虐待罪的主體為特殊主體，應是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的成員，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親屬關系或者扶養關系。虐待罪強調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故意對被害人進行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摧殘和折磨，客觀上虐待行為的延續性給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和身體傷害。至于虐待的動機則是多種多樣的。虐待兒童行為則屬于幼兒園內員工對自己負責照顧的適齡兒童實施侵害身體和自尊心的惡劣行為。兩者之間存在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犯罪主體上不盡相同，同時兩者在客觀上侵害的法益也有所區別。
3. 故意傷害罪與虐待兒童的區別
故意傷害，是指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而一般的虐待兒童行為，通常只是造成人體的暫時性疼痛或神經輕微刺激，并不能傷及人體的健康。例如，朝幼童的屁股踢一腳，有可能造成淤青的后果，用手撕一下，也可能造成表皮損傷。但是這種行為都不屬于犯罪，不能以故意傷害罪論處，而只能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予以行政處罰。故意傷害罪的主體具有不確定性，可以是陌生人之間的傷害也可以是對熟人之間的故意傷害，在客觀方面也不盡相同，故意傷害通常是造成了輕傷及以上后果，而虐待兒童的行為產生的后果不盡然都能夠達到故意傷害的輕傷標準，如果將虐待兒童的行為歸入到故意傷害罪的范圍將會縱容一些故意傷害卻沒有達到輕傷結果的行為。因此，兩者之間是有所差異的。
三、從現行法律上出發，對虐待兒童行為處罰的合理性建議
通過對以上幾個罪名的細致分析，從現行的司法體制和刑法條文規定上看，“尋釁滋事罪”應比“虐待罪”相對更適合當前這一案件的定罪量刑。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虐待罪的主體只能是家庭成員之間，本案中，顏某與被害人并非家庭成員關系，從主體來看，其并不符合虐待罪的條件，因此，本案不能以虐待罪來定罪量刑。顏某與受害人系師生關系，其行為明顯以取樂、發泄為目的，在幼兒園這一學校公共場所實施的無事生非、起哄鬧事、毆打傷害無辜兒童。因此，“尋釁滋事罪”這一罪名相對更適合當前虐童事件的定罪量刑。
從長遠來看，如果要給此類事件以恰當的定罪量刑并在未來進行有效預防，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考慮：
一方面，應對虐待罪的主體范圍做擴張解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家庭成員為犯罪主體的虐待罪顯得狹隘，已不能適用于處理諸如家庭幼教虐待孩子、公寓護工虐待老人等新問題。因此，亟待通過修改刑法條款或出臺司法解釋等形式擴大虐待罪的主體范圍，將除家庭成員之外的其他主體對兒童和老人的虐待行為，雖不構成故意傷害罪但是情節嚴重者做擴張解釋納入虐待罪其中，從而預防和減少虐待行為。
另一方面，應在虐待罪的中專門增設一條“虐待兒童罪”。兒童是祖國的未來，虐待兒童的行為雖然對其身體傷害通常不嚴重，但是心理、精神傷害尤其是對兒童成長的負面影響是巨大和長遠的。如果不對虐待兒童作刑法上的單獨評價與定性，并確定嚴厲的刑罰后果，此類行為必然難以遏制。所以應單獨設立“虐待兒童罪”罪名，并且提升這一罪名的法定量刑基準。將虐待兒童行為納入虐待罪第二款“處兩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標準之中。
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預防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給兒童的學習和成長提供一個健康寬松的環境。
參考文獻：
[1]慕全智.從法律視角看虐童事件[J].法制與社會，2013，（1）
第4篇：未成年保護法條例范文
我國浮動抵押人主體范圍的學說及評析
（一）浮動抵押人主體范圍的學說。對于我國可以設立浮動抵押的主體的范圍，學者之間觀點不一，但主流觀點是限制浮動抵押人的范圍，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設立浮動抵押。理由是：第一，與有限責任公司相比，股份有限公司一般規模較大，設立程序規范、嚴格，資本充足，信用較好；而有限責任公司則資本規模相對較小，外部監督機制較弱，故股份有限公司適用浮動抵押比較安全。第二，股份有限公司融資需求大、規模大，如只適用固定抵押，會將其相當大的一部分資產排除在抵押物范圍之外，削弱其融資能力，不利于其經營。[8]2、浮動抵押的設立人應為股份有限公司及國有獨資企業。其理由是，第一，浮動抵押本身風《嶺南學刊》2012年第6期險較大，其主體限于公司法人可以降低風險。因為在抵押權實現之前，抵押人的財產處于變動之中，所以如果抵押人的財產發生急遽變化而減少或者經營狀況惡化，在債權到期后抵押權人就不能從抵押財產的價值中獲得完全的清償。而股份有限公司，財產狀況透明，其運營狀況通常也較穩定，所以規定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可以設立浮動抵押；另外因我國國有企業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如將設定人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國有獨資公司將不能采用企業擔保方式，而這不符合我國的國情，故將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包括在內。[9]361-362第二，借鑒日本的立法經驗。[10]450第三，大多中小企業擁有的動產較少，承受風險的能力低，破產后無法保護債權人利益。如此類主體可以設立浮動抵押，必然會孳生騙保騙貸，造成債權人銀行的損失，導致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11]3、所有的公司均可設立浮動抵押。其理由是，第一，浮動抵押制度是我國新創設的制度，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試驗，在沒有健全的公示制度配合的情形下，應對抵押人的資格予以限制。第二，我國目前的金融借貸擔保觀念較弱，而企業之外的經營者的管理水平不高，如果準許其可以用其財產設定浮動抵押，會對債權人構成一定的風險。第三，現行立法條文過于簡陋，欠缺相應的配套制度；故不應允許個體經營者設立浮動抵押。[4]142-1434、所有企業均可設立浮動抵押。其理由是，如果僅授予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浮動抵押的資格，將會造成各企業權利能力的不平等，不利于建設公平的融資環境，所以應允許所有的企業均可設立浮動抵押。因自然人和合伙需對外承擔無限責任，其全部財產即為債權的保障，所以其不需設定浮動抵押作為債權的擔保。[12]
（二）評析。1、浮動抵押人的條件。在論述浮動抵押人的范圍時，學者的理由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抵押人的應然范圍，筆者分別予以評析。（1）依抵押人的資產規模大小、財產狀況透明度及運作的規范化將浮動抵押人限于股份有限公司，這一理由并不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也不充分。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前提是，商主體的類型與單個抵押人的資本規模、運作、財務狀況及經營狀況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應當承認，作為一個整體，股份有限公司運作可能比有限責任公司的運作規范、財務狀況也比較透明，但也存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資產狀況及運作不如有限責任公司的情形。在我國，上市公司均為股份有限公司，但實踐數據上并未發現這些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規范運作，而相反的情形則比比皆是；比如銀廣夏、東方電子、科龍、綠大地等等造假現象；其盈利能力也難以體現，比如2011年僅滬市就有78家上市公司虧損，15家公司連虧2年被*ST。至于資產規模大小，如果認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因為比有限責任公司高，故作為一個整體在公司的設立初期資本規模大，的確是一事實；但公司一直處于運營之中，資產處于變化的狀態，并不會因為設立時的投入較大就保證之后的規模大。另外，債務人運作是否規范、財產狀況是否透明是債權人在提供具體融資時應調查的事項。如果某公司運作不規范，財產狀況不透明，債權人會采取其他措施保護自己利益，如限制該債務人的融資額度，要求其提供其他擔保物或保證人，也可能不對其進行融資。法律沒有必要代替債權人作出選擇，因為這樣未必對債權人有利。原因是浮動抵押為擔保物權，盡管抵押人的財務狀況可能惡化，但在實現抵押權時如果還有部分抵押物，就該部分抵押物依然可以行使抵押權，如果不允許設立該類抵押，則債權人只能作為一般無擔保的債權人，反而不利于債權人利益的保護。（2）抵押人是否可能擁有較多的浮動抵押物，是債權人在具體擔保業務中調查的因素，不應是否定這類主體作為浮動抵押人的理由。如果以某一類企業是否擁有可供浮動抵押的財產來論證只能由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浮動抵押的觀點有失偏頗。抵押人只否擁有可供抵押的財產，是債權人在具體的信貸業務中考慮的因素，也許某些股份有限公司擁有較多的可供浮動抵押的財產，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某些有限責任公司也可能擁有較多的可供動產浮動抵押的財產，這不應成為對不同的公司分別的對待的理由。至于有限責任公司在破產后無法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這一問題對于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如此，該類公司破產后也無法保護債權人的利益。2、抵押權人（債權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與抵押人為有限責任公司沒有必然的關系，不能成為其為抵押人的理由。這種觀點認為，有限責任公司這類主體運作不規范，可供浮動抵押的財產較少，可能會損害債權人的利益。筆者認為，這是“保姆”式思想立法的典型表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可以設立浮動抵押，不僅不會損害債權人的利益，還會保護債權的利益。首先，與債務人相比，在提供信貸時，債權人處于更強的地位。我國屬于市場經濟國家，銀行等債權人已經擁有更多的信貸經驗及防止風險發生的制度及措施。而且在我國除了物保外，還有其他擔保形式存在。銀行也可能發放信用貸款，而信用貸款的風險顯然比動產浮動抵押貸款的風險要高，因為對銀行而言，對于某一債務人，其考慮的問題不是浮動抵押與固定抵押相比的風險問題，而是浮動抵押與沒有抵押相比的風險問題。如果債務人的財產適合固定抵押，銀行等債權人可能不會考慮浮動抵押；但如果債務人沒有可以設立固定抵押的財產，只有適合浮動抵押的財產，對債權人來講，與信用貸款相比，作為浮動抵押權人更能保護其利益。在立法的過程中，我們應當相信債權人可以而且能夠更好的追求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需要人們時時看護、無法保護自己利益的“未成年人”。其次，我們需要明確的問題是，不是規定了浮動抵押制度，債權人就會立即對中小企業進行動產浮動抵押貸款，二者沒有必然的關系。如果債權人認為該擔保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其完全可以不采用這一制度。但在物權法定的前提下，如果債權人本想采取這一制度，而因為物權法未作規范，債權人將無法采取這一制度，法律便剝奪了債權人本可保護自己利益方法。故此，賦予債權人這一擔保手段并不會給債權人造成損害，與不予規范相比，規定這一新的擔保方式更方便債權人維護自己的利益。3、因為我國目前配套制度不完善，進而剝奪某類主體的利用浮動抵押的權利能力，存在邏輯推理上的錯誤。從邏輯上來講，我國目前配套制度不完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完善該制度；如果將其作為限制某類主體的權利能力的理由，則不能在推論上自圓其說。如果認為，我國浮動抵押的條文過于簡陋，則因為直接規范只有三條，則為一事實。但需要注意，我國目前的浮動抵押制度是作為抵押制度的一種類型進行規范的，而不是如美國那樣將所有的具有擔保意圖的交易均放在一部法中進行規范，所以如果浮動抵押制度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一般抵押權制度的規定。當然這樣論述并不意味著現行制度的規定完美無缺，缺陷還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未規定價金擔保權益優先權。[13]但這不能是否定有限責任公司或者個體工商戶利用該制度的理由，而是所有主體在利用該制度時，必須考慮的成本與收益問題。4、日本的經驗不足以說明浮動抵押設立人應限于股份有限公司。盡管日本企業擔保權限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國浮動抵押設立人也不應限于股份有限公司。理由是：第一，日本浮動抵押制度與我國動產浮動抵押制度不同。從標的上看，日本企業擔保標的為企業的全部財產，而我國動產浮動抵押制度的標的物為四類動產；從效力上來看，日本企業擔保制度的效力較弱，劣后于在其之后就特定財產成立的固定抵押權，而我國動產浮動抵押權與其他抵押權的優先順位依據登記的內容而定。第二，制度制定地背景不同。日本浮動抵押制度在制定時，因其效力較弱，受到當時金融界的強烈反對，認為在當時日本信用度不高的情形下，允許任何形式的公司均可以利用這種擔保形式，將對債權人的利益造成損害，其所以將企業擔保限于股份有限公司是為了保護銀行等債權人的利益。[14]67而我國設立浮動抵押，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民貸款難，促進行經濟的發展，[15]398因此其制度重心關注的是債務人可以獲得融資另一途徑。第三，在日本，企業擔保幾乎沒有被利用。[16]218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是浮動抵押的適用范圍過窄：日本不僅將浮動抵押制度的適用主體限于股份有限公司，而且其擔保債權的范圍也僅限于公司發行公司債。因此為了避免發生日本浮動抵押制度的命運，我們不能對浮動抵押的設立主體作過多的限制。
我國動產浮動抵押人的規范及評析
（一）我國動產浮動抵押人的范圍。《物權法》第181條規定設立浮動抵押的主體為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業生產經營者，從比較法的視野下，這三類主體實際上是商主體。具體而言，企業包括國有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公司制企業，注冊登記為企業的組織。[15]398個體工商戶是指從事工商業經營，依照《個體工商戶條例》規定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有經營能力的公民。農業生產經營者既包括農村承包經營戶，也包括其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人。
（二）我國動產浮動抵押人的規范評價：非常妥當。筆者認為，我國《物權法》動產浮動抵押主體為商主體，這一規定非常妥當。具體理由如下：1、允許所有商主體設立浮動抵押，賦予商主體權利能力平等，保證了商主體類型選擇的自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律不能因商主體類型的不同而區別對待，進而限制某類型商主體的權利能力，這會迫使某些類型的商主體被迫采取其不愿意采取的類型。對于是否設立浮動抵押，應當交由當事人自由選擇，法律不應作出過多限制。從法制的發展來看，決定一項制度適用范圍的因素較多。但通常來講，制度的立法目的決定其適用范圍，而制度是否新創設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如在挪威、瑞典、芬蘭和英國均允許設立浮動抵押的情形下，丹麥為增強其公司競爭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需要，增加獲得融資的途徑，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規定了浮動抵押制度，該押制度的適用主體為所有的公司和商業實體。[17]而我國設立該制度的目的在于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戶融資難的問題，因此將該制度適用于所有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業生產經營者是合適的。2、在物權法定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個體工商戶與農業生產經營者設立浮動抵押具有合理性。我們探討這一問題，必須放在物權法定原則的前提下。在這一前提下，如果物權法允許個體工商戶和農業生產經營者可以設立浮動抵押，對于此類主體多了一個獲得融資的渠道；相反，如果物權法不作此規定，則該類主體將無法采用此類擔保獲得融資，即使債權人和債務人有此需要，也將因物權法定而無法達成。另外，應當區分制度的設置與制度實施的不同，規定了浮動抵押制度，并不意味著銀行等債權人必須對個體工商戶和農業生產經營進行融資。是否接受浮動抵押擔保的決定權在銀行等債權人，因此承認個體工商戶和農業生產經營可為浮動抵押人，并不會立即造成銀行等債權人利益受損，導致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如果債權人認為目前自己對浮動抵押制度了解不足，為防止可能出現的風險，在現階段僅將浮動抵押的設立人限于企業，只有在運行成熟后才將其推廣適用于個體工商戶、農業生產經營者，這是當事人的自由；但是如果物權法不予規定，則此兩類主體將無法作為浮動抵押人。對于債權人而言，其所關注的問題不是不同的浮動抵押人，而是針對同一抵押人而言，浮動抵押制度對債權是增加了保障還是有損其債權。因為浮動抵押制度為債權人增加了物的擔保，更有利于債權的實現，所以規定這一制度對抵押人和抵押權人均有益，而不會對其他主體造成損害的情況下，規定比不規定更為妥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