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地位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社會經濟地位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關鍵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抑郁；社會支持

一、問題提出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抑郁情緒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據相關統計，中國逾9000萬人患抑郁癥。近年來，由抑郁情緒和抑郁癥而引發的事越來越多。2016年2月份，華東師范大學的江緒林老師自殺，生前疑患有抑郁癥。不久之后，被稱為“史學天才”的林嘉文因抑郁癥而自殺。抑郁癥使深陷其中的人們痛苦不堪，同時也會傷及周邊的人。近年來，因抑郁癥而殺害同事、舍友、親人的案例屢見不鮮。2016年4月，四川師范大學滕某因患有抑郁癥將其舍友殺害并分尸，引起學校和社會的關注和恐慌。2016年7月份，華碩CEO張偉明自殺身亡，生前患有抑郁癥。

促成抑郁癥的因素復雜，除了人格、性格、生活事件、生活方式、個體所處的環境外，在遇到危難時能否從周邊得到支持和保護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中來自家人和社會的支持是兩個最為重要的因素。

在個體成長發展的過程中，家庭環境是影響個體社會化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環境之一。而衡量家庭環境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依據家庭所獲取或控制的有價值資源（如教育、富、社會地位等）而對其進行層級排名，可分為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它反映了個體獲取現實或潛在資源的差異。已有許多研究發現，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發展有利，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的發展不利。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意味著父母接受教育年限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父母的職業層次越高，收入越高。這些有利于子女從周圍獲得支持和幫助，有助于子女形成樂觀的人格特點，并有較少的抑郁情緒的體驗。相反，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意味著父母接受教育年限少，教育水平低，父母的職業層次低，收入較少。低的受教育背景和職業層次，較少的收入水平不利于子女從周圍獲得支持和幫助，越容易使子女體驗到抑郁情緒。

除此之外，來自家庭外部的社會支持同樣影響著一個人的情緒體驗。以往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青少年的情緒行為問題有著密切聯系，社會支持可以顯著預測青少年的情緒行為問題，較高的社會支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保護作用。充足的社會支持能夠使個體較少地體驗到孤獨感和無助感，從而有助于保護個體遠離抑郁情緒的困擾。即使在遭受了重大創傷事件和應激事件，較好的社會支持也能夠保護個體順利渡過難關。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設計了有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支持對抑郁情緒影響的實驗方案，假設社會支持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抑郁情緒呈現負相關。

二、研究方法

1.被試

向山東省濟南市兩所專科學校和煙臺市一所學校分發問卷350份，回收問卷339份（97%），有效問卷294份（84%）。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94人，年齡19+1.57歲，城鎮戶口102人（34.69%），農村戶口192人（65.31%）。

2.材料

（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本研究根據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的相關研究，測查內容包括家庭收入、父親和母親的受教育水平和職業共五項指標。所調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簡稱家庭收入），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元以上，共五個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學或小學以下、初中（含初中未畢業）、高中或中專（含高中未畢業）、大專（含夜大、電大）、大學本科、研究生（碩士或博士），共六類。根據職業的專業技術性程度將職業歸為三類，農民或下崗失業人員、藍領、專業或半專業性人員。（2）流調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流調中心抑郁量表為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NIMH）的Radloff于1977年編制，最初為了研究抑郁癥狀的相關因素以及發展規律。目前在國際上廣泛用于對普通人群進行抑郁癥狀的篩查， 不僅適合最初針對的成年人群， 也可用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其測量內容包括情緒低落、無價值感、絕望、食欲下降、注意力差、睡眠困擾等抑郁癥狀， 但并不包括食欲或睡眠增加、精神運動性激越、自罪感、自殺意念等癥狀。（3）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肖水源和楊德森（1987）在借鑒國外量表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自行設計編制。量表從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的關系為理論指導，根據被測者的社會支持情況，對形成被測者心理障礙的社會環境原因做出可能性推測。共10個題目，主要分為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對支持利用度三個方面。

3.統計方法

通過spss對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和t檢驗。

三、結果

1.被試的基本情況

被試的基本情況包括兩方面，一是其家庭收入、父母各自學歷、父母親的職業，用這五項指標經數據轉換來衡量被試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二是抑郁情緒、社會支持、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人口變量上的分布情況。在本研究中，將父母學歷分為5類，父母職業分為3大類。由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只有一人，將其歸為1000元一類，因此收入分為4類。

表1列出了被試家庭經濟社會的基本情況，在本研究中父母學歷分為五類，其中父親以初中（占45.23%）和高中（占29.25%）學歷為最多，母親以小學（占24.49%）、初中（占39.46%）、高中（占24.49%）學歷最多。父母的職業以藍領、農民居多。家庭每月總收入以4000元以上居多，占35.71%。

表2列出了被試的抑郁情緒、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社會支持在被試人口學變量上的分布，包括在家庭環境、性別、文理科上的人數分布，抑郁情緒、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社會支持的平均值，標準差。經過數據分析得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家庭環境（城鎮/農村）的分布具有顯著性差異，P

2.相關性分析

表3列出了抑郁情緒和社會支持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低兩種情況下的分布。經數據分析，社會支持在高低SES上的分布沒有顯著性差異，當P

表4列出了社會經濟地位，抑郁情緒，社會支持的均值，標準差，及各個維度之間的相關性。根據相關研究結果，CES-D總分的實際得分范圍為0～60，平均數為13.24，標準差為10.33。本研究的抑郁情緒總體上平均數為13.24，標準差9.69，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似。

經過相關分析表明，抑郁情緒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存在相關性，社會支持中的客觀支持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P

四、結論

從以上結果可以得出，抑郁情緒與社會支持存在著顯著負相關性。較好的社會支持能夠降低個體的抑郁情緒。這有可能是因為較好的社會支持能夠給人帶來歸屬感，降低孤獨無助感。抑郁情緒常常會使人體驗到孤獨無助，會使人躲避社會交往。而社會支持給人以溫暖和愛護，從而緩解抑郁情緒。當一個人處于抑郁狀態中，一般的典型表現就是降低了對社交的主動性，內心的快樂感降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交和來自周圍人的關心和支持不再重要。相反，如果這時周圍人能夠給予其較好的支持和關愛，那么抑郁情緒將會降低。

上述結果表明，抑郁情緒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性只在總體分布上存在差異性，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不同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當P

社會支持中的客觀支持維度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P

五、建議

本研究在樣本上僅局限于大學生群體，將來的研究需要對其他年齡和其他背景的群體進行研究。同時被試樣本中的父母職業、學歷分布太過于集中在初中和農民，父母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代表性不是很全面。

本文建議對于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學生給予更多的社會支持，無論是班級活動，團體活動；還是社會活動，增加其社會支持的力度，避免其陷入無助、孤獨、抑郁的狀態。

參考文獻：

[1]宋佳萌，范會勇.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關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學進展2013，21（8）：1357C1370.

第2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1 民法的簡介

民法的歷史較為久遠，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羅馬法律中，不過表現的比較混雜，即民法和刑法、實體與程序都無法進行分離，不過卻為后期各國的民法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當代民法的起源則是在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后來各個進行參考吸取并且不斷改進，形成了各種民法體系。而我國清末時期，民法就出現了，主要是由沈家本等修訂法規的大臣與日本學者松岡義正進行合作，最后提出的民法，而最終完成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即便如此，我國早期民法的運用并不廣泛，這也與“重刑輕民”的傳統理念具有一定的聯系。而之后，諸多民法的落實和頒布代表了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了快速、高效以及多元化的階段，所以也需要民法相應進行不斷改良和發展 [1]。

2 商法的簡介

當代商法的起源也是較為久遠的，而且是由最早的海商法演變而來，例如羅德海法以及航海貿易規則等等。而在11世紀左右，則為西方的商業向東方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而且地中海地區貿易的日益繁榮加上一些新興城市的商貿繁榮，也促成了商人習慣法的形成，這也是最早的商法雛形。而到了后期，隨著各大陸的發現，歐洲各國更加注重商業的發展，所以商人與貿易活動的地位也隨之出現特殊化，而商法則在這個時期成為了一項獨立的法律。而我國商法發展時期卻較短，這也是由于我國傳統封建制度影響下，農業發展較快，商業發展較慢所致，因為兩者不對等，所以商法本身在我國的社會地位并不高，所以直到改革開放時期，我國商業和貿易活動才得以迅速發展，而相關的商事法律也日益成熟和完善，但是相對已經發展完全的諸多西方國家而言，差距也是十分明顯的。

3 民法及商法的價值追求差異

對于民法和商法來說，首先的差異性可以體現在價值的追求方面，即如民法來說，其主要的價值追求是公正；而商法的主要價值追求是效率。所以兩者的運用方式和方向也由此出現一定的差別。因為市場經濟中社會資源并不能機械能自然分配，而且各類人員對社會資源的使用價值往往具有更多要求，所以只能按照交易行為來保證資源的培養，而交易流程的實現就是讓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即從最有效的使用者中進行轉移，從而促成大量的交易過程，而更多的需求也形成了一個市場，而且這一過程也會讓社會的財富不斷積累。當然，要保證社會財富的獲取最大化，優先續約提升交易的效率性。而且應當降低交易需要的繁雜手續，同時減少交易的周期。因為交易過程中，交易的效率以及商品流動的速度都是應當關注的重點問題，而且在保證交易安全性以及交易性的法律意義時，應當對導致的法律后果具有充分的考慮，這就需要商法與民法共同發揮其不同的價值[2]。

4 商法的地位在社會中體現的不足

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中，商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推進和發展，新的社會問題也在不斷產生，而且商法價值中對效率的追求也受到了嚴峻的考驗。而西方國家在以往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效率過于注重，雖然保證了諸多資源的積累，但是在社會發展的目前階段，社會財富的分配往往出現不均等性，特別是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所以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會進一步體現，從而導致社會出現不穩定問題，而且社會的不穩定性又會反向影響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引發惡性循環。此外，環境的逐步破壞也是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障礙，而且往往對社會的持久發展具有較大的影響性。而我國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較快，也碰到了與西方國家相似的尷尬境地，而根據商法對效率的追求，對于社會經濟的出發點往往經濟是從狹義的經濟方向思考，而且較民法而言，更具有適用性，不過在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瓶頸階段 [3]。

5 商法的運用應當在民法適用的范圍

對于商法而言，由于原本就是來源于民法，所以商法的適用范圍應當在民法的使用權限內，此外，民法是普通法，商法是特殊法，所以商法則應當比普通法根據優先適用，特別是特殊法本身具有特殊性，所以應當在特殊的時期，針對特殊的問題進行解決。而商法的產生也是由于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所致，而且交易過程與行為的多元化、復雜化，也讓商法的規定根據細致化，這也是為了方便正常的交易流程，而且商法與民法相分離，則主要是為了實現其高效性，即如近代歐洲很多商業大國急需提升自身國力，而這些都需要通過商法的地位提升進行實現，所有商法目前的社會地位也是市場資本積累的結果，也讓其成為優先于民法的一類特殊法，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則讓環境破壞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衡性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兩大難題。而沿用商法的特殊優先性，則會導致其運用范圍逐步擴大，權力不斷累加，甚至超過了民法的特權，而且會導致目前社會的不正之風形成，所以要保證經濟的健康發展，體現民法均衡利益的職能也顯得格外重要，不過目前民法的效益難以達到，這也是目前商法的優先權和適用范圍都遠遠超越民法職能的表現，從而導致單一追求經濟迅速發展的極端現象，而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甚至犧牲環境作為代價，也成為了目前環境破壞的誘因，進而引發出各類誠信危機，對人們未來的發展也是一種巨大的威脅。即如社會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日益明顯，社會矛盾也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發展速度則會不斷減慢，所以商法的優先使用權限應當進行相應的約束，而民法則可以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以民法是適用范圍約束商法，就可以保證商業貿易活動遵循兼顧科學發展以及公平競爭兩大原則，保證經濟與社會風氣的同步發展。

第3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社會主義市場；地位

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作用下，市場經濟步入了全新的時期。在此環境下，社會主義市場也開始呈現出新的特征和內容，以及面臨更為復雜的因素和嚴峻形勢。經濟法作為一種對社會公共性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能有效發揮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消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在新的形勢下，對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的地位展開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經濟法的內涵概述

經濟法是協調國家經濟運行之法，是對國家在經濟管理中發生的經濟關系進行調整的法律。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視角出發分析，經濟法對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具有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功能屬性。一直以來，經濟法的內涵都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問題，也是一切經濟立法、司法等活動的基礎問題。現階段，我國經濟法權威采用的概念是：經濟法是國家從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的內涵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內容：（1）經濟法屬于法律的范疇；（2）經濟法屬于國內法的體系；（3）經濟法不同于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具體來說，盡管各個法系、各個國家對經濟法的內涵概述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其在經濟市場發展中的作用具有統一性，其對各種經濟關系的確立有著無法替代的影響作用。

二、經濟法的作用

1.有助于構建市場機制。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時間較短，發展速度緩慢，現階段仍舊處于構建階段。新經濟形態下，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當前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五大也針對性地提出了市場建設任務：健全市場規則，增強市場管理成效、掃除市場障礙，脫離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的束縛，建立統一開發、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而構建市場機制這一任務必須通過經濟法的制定與實施，才能得以順利完成。

2.有助于國家依法實施宏觀調控。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以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化，推動市場經濟穩步發展，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核心任務。立足于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要想對經濟活動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就必須通過一定的法律手段實施。可見，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是國家依法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活動的制度保障和條件。

3.有助于克服市場失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運行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它在優化資源配置、調節市場供求、指導經營管理機制時，會引發一定的失靈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對失靈情況置之不理，等待市場運行機制自主恢復原樣，就會隨之引發資源浪費、社會不穩定等問題。為此，必須通過國家的積極干預行為，來對市場失靈問題進行克服，才能確保市場得以正常運作。而國家的干預必須要以一定的法律作為基礎，經濟法就是當中的重要依據。

4.有助于加強市場管理。市場經營主體追求自我經濟利益，是市場經濟體制制度所允許的。但是，倘若市場管理不到位，那么就會出現市場經濟主體為追求自我利益而損害他人利益或社會利益的情況。因此，必須要通過經濟法的制定與實施，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力度，才能保證市場秩序與經營自主之間保持平衡。

三、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重要工具。經濟法以一種法律形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秩序、行為進行了規范化規定，它是一種重要的實施工具，主要是通過國家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而得以實現。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作用下，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共同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維護市場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以及規范市場秩序等已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共識，而國家政府部門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干預也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行為。經濟法是國家政府部門為了對市場經濟行為實施干預和管理而設置的法律規范，其主要發生在經濟管理機關和經濟組織、公民個人之間，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也具有社會整體的特征。除此以外，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強有力的影響，但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自身所存在的弊端，倘若缺乏了經濟法作為其法律支撐，不僅會減弱市場經濟自身對社會經濟的調節作用，還會適得其反，取得與之相反的效果。

2.經濟法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不動搖。相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在成熟程度還是在時間上都存在明顯的差距。要想穩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就必須要穩定社會主義經濟下的各方面思想。一直以來，社會經濟領域都存在質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科學性和正確性的聲音，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用事實證明，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逐步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作用下，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逐步繁榮，社會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其可能存在的風險，找出經濟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漏洞和缺陷，以找出解決這些缺陷的具體措施。經濟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不僅明確了市場經濟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還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和整體方針進行了具體確定。通過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的實施，能夠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發展方向不動搖。

3.引導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體制的創新可以加強市場經營主體的自主性，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則可以對市場經濟行為起積極的推動作用，從而促進各項工作有條不紊開展。經濟法是一種能夠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法律體系，其貫穿于經濟發展全程，對引導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支持，經濟的發展同樣也需要經濟法作為法律支撐。經濟法不僅對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取得的成就進行了肯定，還用一種法律的形式對這次發展歷程中生產下來的事物進行了保護，并把這些事物用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逐步形成經濟發展改革的方向，從而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整體的發展和完善。

4.維護個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本質屬性上屬于一種基礎性概念，它一直以來都被用作為論證國家和社會存在的合理性，并被各國法律，甚至是憲法上規定為用來限制個體的權利。從具體上來說，社會公共利益對立法、執法和司法實踐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的投入使用，能夠通過其自身的法律效力，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有效維護。可以說，經濟法是一種以社會公共利益作為法律優先的核心精神，這也是經濟法有別于民法或者其他的部門法的一種特質。同時，經濟法也維護個人的合法利益，保障個人的經濟權利。

四、結語

總而言之，經濟法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公共性的事物進行宏觀調控，在社會主義市場中有著特殊的地位與作用。必須要全面實施和實現經濟法，才能保障社會經濟活動能在有序的社會環境中進行。

參考文獻：

[1]陳忻怡;論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思想[J];改革與戰略;2014年08期.

[2][1]史利娟;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地位及其發展[J];中國集體經濟;2010年11期.

第4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關鍵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職學生；英語學習；自我效能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存在差異已成為我國現階段不爭的事實，這種差異對個體成長、學業成就等產生的影響逐漸成為國內外研究熱點。據研究表明，作為影響英語學習的社會環境因素，家庭SES對英語學習產生著關聯性的影響。高職學生英語學習中表現出基礎薄弱，兩級分化嚴重，學習態度消極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家庭SES的影響和制約。作為一名英語教育工作者，筆者希望通過本文，分析家庭SES對高職學生英語學習的關聯性現狀并給出對策，以便在教學工作中與學生進行互動，完善高職學生家庭教育工作，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從而不斷提升教學水平和教學效果。

家庭經濟社會地位對高職學生英語學習影響的具體表現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高職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內在興趣動機不足。

家庭經濟社會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簡稱SES）越低，高職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越傾向于工具型動機，內在興趣缺乏。不論家庭社會地位處在哪一層次，對孩子的撫養和教育都是父母面臨的挑戰。對于家庭SES低的父母來說，這個挑戰則更加嚴峻。在低SES家庭里，很多時候連生活必需品都缺乏，父母只能把維持生計放在第一位。父母也沒有時間、精力和學識去尋找富有創造性的但經濟實惠的方法來促進學生的發展。書籍、智力開發玩具等可謂是奢侈品。如果學生生理需要也沒辦法滿足，追求自我實現的更高層級的需要也如空中樓閣。

在SES中、低水平的家庭，多數能夠滿足家庭成員生理的需要，然而家長、同學和老師是否能夠無條件的接納和尊重的學生呢？低SES的家庭，父母也許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也許從事工人或一般商業服務等職業，從事這些職業的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職業社會地位不高，體力勞動成分居多，工作時間較長，家庭的收入較少，家庭的各類資源相對較為缺乏。可想而知，在充滿競爭現實社會中，家庭SES低的父母承受著更大的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壓力，在教養子女時難免采用不恰當的短期有效手段，亦或有消極情緒。

一個得不到教師、家長和同學們接納和尊重的學生，又怎能期望他有強烈的內在學習動機？那些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人喜歡或者不確定自己能力高低的學生，就往往只會為分數而學習，覺得只有分數才能證明自己，而對英語學習本身不會產生內在興趣。

二、家庭SES中、低的大學生，焦慮水平顯著。

尤其是SES中、低水平經濟資源缺乏的家庭對高職英語學習焦慮影響顯著。來自SES中、低水平的高職學生，家庭能給予的各方面的支持相對貧乏。比如有研究證明家庭 SES高，社會資本豐富的學生，就業焦慮最低。陸學藝（2002）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報告中指出，職業的種類代表著占有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多寡以及重要程度。作為家庭SES 基本要素之一的父母的職業，也就代表了隱含在家庭中的對大學生就業的支持力度。在落實工作的重要原因中，父母的社會關系，也就是家庭的社會資本排第二位。云南科教院的研究也曾指出，家庭 SES 中的兩項關鍵指標，父母職業和教育水平，對就業率有顯著影響。家庭SES 低的大學生們，缺乏經濟資源，還要繳納高額的學費，這種經濟壓力也會轉換為焦慮。考試成績、口頭和書面表達任務、自信心、自尊心等也都會影響焦慮水平。家庭 SES 中、低水平的大學生，可能更多的表現出來的是考試焦慮和英語使用焦慮。考試焦慮是因為這類學生成績動機相對較高，個體目標明確，加之害怕辜負家長和教師期望，從而導致考試焦慮情緒。英語使用焦慮和自我效能，個體對自我英語水平的認識以及人格特征有關。

三、家庭SES中、低的高職學生，自我效能不足。

高、中水平家庭SES 中的文化資源對高職學生英語學生動機中的自我效能影響明顯。父母的文化層次和職業類型會對英語學業自我效能感產生影響，常有兩極端反映，一是父母文化水平高、職業社會地位高的學生對自己英語學業很有自信，另一種是，父母文化水平欠缺、職業聲望不高的學生對英語缺乏信心。有許多學生，尤其是英語學習成績不理想的高職學生，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自我效能感很低。

基于以上現狀研究，為改善高職學生英語學習狀況，提高英語學習成績，家庭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輔助戰線，其作用不容小覷，因此筆者希望給予家長提出合理性建議，共同探索提高英語學習的對策。

一、提高家庭對英語的重視程度。可以通過社會宣傳、學校教育講座等活動，讓父母應在思想上重視英語學習的重要性。如果父母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家庭教育，了解自身教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對子女的英語學習產生的影響，那么他們就會盡量采取積極有效的教養方式，為子女的英語學習創造更好的氛圍。所以，首先從改變家長對英語的態度和認識入手是很重要的。

二、提高家庭高文化氛圍。“文化資本可以通過營造學習氛圍、提高子女的學業抱負以及提高資料閱讀等方面的便利條件間接影響子代教育”（劉精明，2005：244-245）。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特別是文化資源在家庭環境中的作用，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內部興趣。作為家庭SES的重要因素的父母親文化水平、職業和家庭成員對學習英語的重視程度與學生學習行為習慣有密切聯系。據相關調查，家庭成員的重視程度，對學生學習動機的發展，家庭成員的文化素質，對學生學習習慣的培養都密切相關。努力提高家庭的文化氛圍，使用正確的教導方式，對提高學生的英語興趣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給父母提供學習科學教育方法的多種渠道，以彌補家庭文化方面。SES中、低水平的家庭，通常缺乏經濟保障、社會支持、教育背景，而相對的，這正是高SES的典型特征。同樣的，低SES 的家庭，沒有足夠的或僅有有限的資源來促進和輔助學生的英語學習，父母也只有有限的教育能力。這就需要學校和家長一道溝通、探討教育方法，來掌握正確的育人藝術。首先讓父母樹立教育重要的觀念，然后從外部給與支持，讓父母想為子女的教育做出貢獻，又能夠得到方法上的具體指導。社會工作部門的援助，對家庭教育方式方法進行指導和協作。例如借鑒英國“家庭學校協會”，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課程。社區服務項目里，邀請父母共同探討子女教育問題。增進學校和家庭的合作，促進學校和家長的相互溝通和交流。家庭SES低的家長雖然可能教育水平不理想，但通過老師與他們交談，使這些家長對英語學習重要性的認知有所提高，盡量為其子女準備必要的英語學習工具，如詞典等，為他們提供更好的英語學習氛圍。其次，舉辦教育講座，邀請家長共同參與，成立家長學校等，進一步普及家庭教育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優化家庭教育環境，穩定大學生英語學習的外部環境，滿足其安全感和歸屬感。社會和學校指導和協作家庭教育方式，滿足安全、歸屬、尊重愛的需要。如果父母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家庭教育、了解自身教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消除家庭資源貧乏對子女產生的不良影響，那么他們就會盡量避免采取消極的教養方式，為子女的英語學習創造更好的氛圍。

三、改變家長過高的期望。家長和教師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英語學習焦慮水平。SES中、低的家長，有必要適當降低對子女的期望。家長期望過高，學生患得患失，擔心失敗；另外，覺得無法達到目標，自信心受損，這樣，反而會增加學生的焦慮水平。對這類學生，家長和教師應該一方面進行思想認識上的疏導，另一方面加強自信心訓練，擺脫自卑的心理。還要注意，在家庭中，應創造一個寬松和諧的氛圍。適當支持學生的業余活動，做到勞逸結合，減緩學生壓力。

四、改善父母教養方式，增強外部強化。從重要他人角度分析，父母親作為子女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其自身的行為和對待子女的方式對子女形成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民主和諧的父母教養方式、與父母經常溝通的大學生自我效能較高。善用榜樣的力量。讓學生觀看和想象那些成功的事例和人物，使之產生“他能，我也能”的感受，使他們確信自己也能做同樣的事情，取得同樣的成功，通過替代性強化來提高自我效能。

參考文獻：

[1]鄭春雨.高職學生行為養成教育初探.科技信息（學術研究），2008.

[2]張春燕.高職院校學生家庭教育的缺失及對策研究（赤峰學院學報），2011

第5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一、要在資源互補上做文章，努力提升異地經濟發展水平

從目前來看，全市乃至全省都在深入推進產業項目建設，明水靠什么在這樣的大環境中立足，脫穎而出，實現快速發展。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集全市優勢資源搞招商引資上實體項目，通過發展異地經濟，在競爭中占得先機、贏得發展優勢。一要立足全市優勢資源抓招商、上項目。就全市而言，要切實轉變思想，樹立全市經濟一體化觀念，全面掌握和整合全市產業、人才、技術、區位、資產等優勢資源，暢通招商信息，共享人脈關系，瞄準國內外大企業、大集團開展招商引資，力爭引入一批耗能低、污染小、占地少、前景好的企業，擇地擺放，做大總量，積蓄后勁，加快實現富民強市、中心崛起的目標。二要著眼全縣優勢資源抓招商、上項目。要緊緊依托縣內擁有的、待開發的膨潤土、油頁巖、濕地、地熱、風電、牧羊、林木、大豆、綠特色農產品等資源，黨政齊上陣，全員齊參與，社會齊努力，力爭引進一批大項目、好項目。三要整合鄉村優勢資源抓招商、上項目。明水縣地理區位優勢不明顯，資源分布不均衡，交通條件不便利，多數鄉鎮很難引來大客商、留住大企業，通過發展異地經濟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制約經濟發展難題。

二、要在利益共享上做文章，努力打造異地經濟發展平臺

發展異地經濟，關鍵在于如何科學合理地解決利益分配問題，只有處理好投資方、引資方、落地方三方之間的關系，才能實現多方合作，互惠共贏。一要打造最優政策洼地。要按照“利益共享、合理分配”的原則，根據全市相關政策，制定符合明水實際的利益分配機制。由主管財貿戰線副縣長牽頭，財政局、發改局、工信局、開發區管委會、國稅局、地稅局等相關部門共同參與，制定切實可行的稅收、財政收入分成等方面的實施細則，使異地項目的落戶方、引進方實現利益共享、協調發展。二要打造項目承接基地。為了筑巢引鳳，搭建招商引資的新平臺，力爭把經濟開發區打造成環境優美、設施完善、功能齊全的工業經濟發展載體，為承接異地項目，壯大主導產業，拉動縣域經濟發展做好準備。三要打造對外連接基地。要充分發揮異地經濟企業人緣優勢、市場優勢、資源優勢，力爭引入一批上下游產業吃配項目，延伸產業鏈條，拓展合作的范圍和領域。實現企業優勢互補、強強聯合，促進企業在合作中發展，在發展中壯大。

三、要在同步發展上做文章，努力營造異地經濟發展氛圍

實踐證明，發展異地經濟已經成為弱勢地區實現趕超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要通過強大的輿論攻勢、優良的發展環境，招來大企業，吸引大項目，推動大發展，促進大繁榮。一要搞好異地經濟宣傳。要加大優勢資源宣傳力度,利用電視、網絡等媒介，對全縣乃至全市的優勢資源進行宣傳報道，使廣大黨員干部認識綏化、了解明水，引入一批異地經濟戰略投資者。要充分發揮典型的示范引帶作用，對各個層面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成功經驗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堅決破除異地項目不是自己項目的保守思想，稅收得不到體現和保證的擔憂思想，政策不連續和長遠利益受損失的短期思想，努力營造發展異地經濟的濃厚氛圍。二要優化企業發展環境。要徹底轉變思想觀念，增強服務意識，對凡是落戶明水的企業提供最優質的發展環境，特別是對入駐我縣的異地經濟企業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優質服務，接替好兄弟市縣區傳遞的“接力棒”，不但要把企業在明水“扶上馬”，更要“送全程”。要成立由開發區管委會牽頭，財政、國土、環保、工商等相關部門配合的“一站式”服務大廳，對企業實行全程跟蹤服務，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助企業解決項目落地所需土地、環評手續等相關問題，力爭使企業當年建設、當年投產、當年達效。同時，要對異地經濟企業進行掛牌，使之成為重點企業、重點保護項目，對企業實行“一路綠燈”，嚴禁進入企業亂收費、亂攤派，確需檢查的報請縣委、縣政府批準后，派專人負責陪同檢查，保障企業合法權益，安心在明水發展。三要抓好企業內部挖潛。要積極扶持異地經濟企業，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實現共同發展，互利共贏。

第6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會中大家談到，近年來，我們的城市景觀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但對環境景觀的重視才剛剛開始，其存在的問題很多。

第一、從設計本身來看，我國的城市景觀設計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大城市、小城市都是一個模式，很少有地區的、民族的特色，缺少藝術審美的差異性。比如很多城市中出現歐式一條街、歐式花園小區和歐式廣場等，都是對西方景觀簡單的模仿。

第二、中國的景觀設計行業還缺乏一種行業自律和良性競爭，這一點嚴重的阻礙了行業的發展。一些小公司為了求生存，只能在大公司縫隙中生存，他們經常打破行業規則。因此對整個行業來說，應該有一個行業自律的公共準則或協議共識，來提高整個行業的信譽。

第三、國內的景觀設計行業還沒有一套完整統一的技術標準，都是一個公司一個標準。設計界完全應該參與制訂行業標準，包括概念具體做到哪一步，有一個能使客戶信服的標準才能使自己掌握主動權。

不過，大家在談到現今狀態下的景觀行業現象時，有一點很欣慰，就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洗牌，景觀行業已逐步向好的方向發展。比如5年前中國的景觀公司眾多，至少有5千多家：很多沒有實力，沒有規范化注冊的公司也加入了進來，沒有一個行業的規范，造成了一種惡性的行業生存環境。但隨著政府對于項目的要求資格審批等逐漸嚴格，經過5年市場的檢驗，沒有實力的公司逐漸被淘汰，如今的景觀市場經歷了重新洗牌。逐漸進入了專業化、規范化的道路，而堅持下來的從業者都是真正熱愛這個行業的人。隨著眾多專業人士的加入，景觀行業開始走上分化之路。如易道環境規劃設計公司，走的是規范化的模式；而貝爾高林之類的國際大公司則走的是高檔路線等。

第7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在數量、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高職教育的專業結構和區域配置也日趨合理，辦學質量不斷攀升。高職院校不僅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在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工作的專門技術人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現在，一個充滿活力，基本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職教育體系正在形成，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認可程度也越來越高。1998年全國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為42%，2005年已經上升到62%，北京、浙江等發達地區更是高達80%。

“為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職教育更突出應用性、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更注重實訓、注重產學研的結合，強調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零距離”服務，主張讓學生在職業的真實情境中得到鍛煉，增長技能。不難看出，高職院校的蓬勃發展既得益于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和市場經濟迅速健康發展的大環境，又得益于高職院校“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研結合的發展道路”的發展定位。

早在上個世紀中期，我國高等教育的產學研結合的實踐就已經出現，但現代意義上的產學研結合思想的提出，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合作教育模式的引進。經過長期的實踐和理論探索，我國高職教育已經總結出了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2+1”模式、“學工交替”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實訓-科研-就業”模式、雙定生模式、“工學結合，校企雙向介入模式”、結合地方經濟全面合作模式和以企業為主的合作辦學模式等9種較為成功的高職教育產學研模式。在這些成功模式的示范引導下，我國高職院校產學研結合工作正向著更高層次邁進。

第8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2000）海南民終字第19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文昌市新橋鎮昌美村委會牛嶺經濟社（以下簡稱牛嶺經濟社）。

法定代表人符敦琚，該經濟社社長。

委托人符詩冷，該社社員。

委托人符敦安，該社社員。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周金英，女，一九三九年出生，漢族，文昌市新橋鎮牛嶺經濟社村民。

委托人符詩豐，系周金英丈夫。

委托人符冰，系周金英兒子。

上訴人牛嶺經濟社因土地承包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文昌市人民法院（1999）文民初字第20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認為，原、被告簽訂的橡膠樹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且被告已領取了原文昌縣人民政府頒發的承包土地使用權證。原告請求確認合同無效及賠償經濟損失，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專業性承包的生產經營項目，承包期限應依生產周期或經營周期確定，承包金也應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適當調整。據此，判決：一、原、被告雙方所簽訂之橡膠樹承包合同為專業性承包合同，該合同合法有效。二、原合同期限（含土地）延長至三十年。即自一九九八年一月起至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承包金從原來的每畝2元調整至每畝50元，自完善合同之日起交付。判決后，牛嶺經濟社不服上訴稱：原合同非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違反法律規定，原審認定合同合法有效，于法無據。周金英應對其在承包地上種植橡膠行為承擔責任。故請求撤銷原判，終止雙方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周金英答辯稱：我是通過投標形式中標而合法取得承包經營權的，原審法院基于上述事實及本案橡膠承包的性質、特點所作出的判決正確，故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經審理查明，一九八四年，依文昌市人民政府關于農村第一輪土地承包工作的決定，在文昌市工作隊的主持下，上訴人牛嶺經濟社將其20畝土地范圍內300株橡膠以投標形式發包給該村村民。被上訴人周金英中標。此后，雙方簽訂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合同書》，但未簽名蓋章。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文昌市人民政府給周金英頒發了文府證字第37186號《文昌縣土地使用證》，其中載明橡膠的承包期限自一九八五年一月起，但未寫明截止時間。簽約后，周金英依約履行了合同的全部義務，且無改變土地用途，僅在該地上補種了336株橡膠，當時，牛嶺經濟社對周金英的上述行為并無異議。由于雙方未約定橡膠承包截止時間，雙方發生爭議，新橋鎮人民政府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作出《關于承包土地、橡膠合同糾紛的處理決定》。其內容為：一、周金英承包牛嶺經濟社20畝坡地及該地范圍內300株橡膠的期限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二、20畝坡地重新發包。年限29年（從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0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土地承包金每年每畝50元，年承包金在當年十二月份交完；原300株橡膠樹每株折價8元為承包者所有，如承包者不接受，經濟社可自行處理。土地上的附屬物在一個月內自行處理。五、在同等條件下，原承包戶有優先權。六、如對決定不服，可在一個月內提出異議。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新橋鎮人民政府作出關于撤銷原處理決定的通知。當年八月十二日，新橋鎮農村承包合同仲裁委員會以（1999）新裁字第1號對該承包合同作出裁定，其主要內容為：一、雙方已依約履行了合同的義務，依法確認該合同有效；二、確認該合同為專業承包合同；三、完善該合同；四、確定土地、橡膠承包合同期限為30年，即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五、承包金從每年每畝2元調整到50元，自完善合同之日起執行。六、合同期滿后，集體橡膠樹為集體處理，附屬物期滿后一個月內自行處理，逾期不處理歸集體所有。該裁定書于制作當天向雙方公布，周金英當場接收，牛嶺經濟社拒收。其后，牛嶺經濟社向原審法院起訴，案經原審法院判決，牛嶺經濟社不服上訴。

本院認為，在第一輪土地承包中，被上訴人周金英經過上訴人牛嶺經濟社公開召標后而中標，承包了被上訴人20畝土地及其范圍內的300株橡膠的經營權，文昌市人民政府頒發了文府字第37186號《文昌縣土地使用權證》，確認了被上訴人擁有上述土地使用權。在第二輪土地承包過程中，政府尚未依法撤銷周金英之土地使用權。原審法院根據土地的具體使用情況及從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原則出發，判決該地由周金英繼續承包使用正確。在確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歸周金英的前提下，由牛嶺經濟社與周金英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應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條及第二輪土地承包的有關規定，承包期限應為30年（從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0二九年六月止）。承包金應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從原每畝2元提高到50元。年承包金當年12月支付。上訴人以原合同無效為由上訴請求收回土地及賠償損失，理由不當，不予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　撤銷文昌市人民法院（1999）文民初字第206號民事判決；

二、　上訴人牛嶺經濟社20畝土地及其橡膠由被上訴人周金英承包經營，期限從一九九九年六月起至二0二九年六月止，承包金為每畝50元，承期金于當年十二月前支付（一九九九年承包金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支付）。雙方以上述內容為主要條款訂立合同，其他合同條款由雙方協商完善。

一、　二審案中受理費人民幣400元及鑒定費1017元均由上訴人牛嶺經濟社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王龍文

                                                    　審　判　員

潘文壯

                                                    　審判員

唐海雄

                                                    二000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9篇：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關鍵詞：丁字型/社會結構/結構緊張/社會穩定

對于社會結構的分析和表述，社會學家常常采用類比的方法。比如，人們常說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就是試圖描述那種頂層呈尖端狀，上層階級、富有階級人數很少，中間階級①[本文使用了中產階級、中間階級、中間階層的概念，其涵義均為middle class，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呈過渡狀，而下層階級很大的社會結構。再比如，人們常說"橄欖型"或"紡錘型"社會結構，是指中產階級為主體，而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比例都較小的社會結構。

筆者最近分析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既不呈"橄欖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現為一個倒過來的"丁字型"的社會結構（inverted Tshapedsocial structure）。

筆者使用的具體方法是，采用社會經濟地位指標（socio-economic index）測量全國就業人口，發現了一個巨大的處在很低社會經濟地位上的群體，該群體內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狀上類似于倒過來的漢字"丁"字型的一橫，而丁字型的一豎代表一個很長的直柱型群體，該直柱型群體是由一系列處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階層構成。本文就試圖解釋這樣一種很奇怪的社會結構。

一、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與"丁字型"社會結構

社會學對于社會地位的剖析有很多種方法，主要分為定性和定量兩大類。階級分析即一種定性的方法。馬克思用所有權關系分析階級現象，根據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分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兩大階級。

如果用這種分析模式看，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確實可以分為兩個巨大的群體：一部分擁有生產資料的雇主和絕大多數受雇的雇員（包括各種經理階層）。但是，如果將社會經濟地位很高的受雇的高級經理、律師、醫生、教授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酒吧飯店招待、收集垃圾工人、街道清潔工看成是同一個雇傭階級，這樣的分類對于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并沒有什么解釋力。為了克服上述缺陷，新者賴特試圖馬克思的觀點，他增加了兩個新的分類變量，一個是組織資產，另一個是技術資產，于是從三個向度將西方社會分為12個階級（Wright，1985）。

賴特自稱他的分類是的，實際上他已經接受了韋伯的多元分層標準。定性分析的優點是能夠解釋總體的階級關系，缺點是只解釋了大的結構，而忽略了眾多小的社會階層。

另一種是定量的描述。定量的描述試圖解釋人們社會地位的細微差異，比如聲望測量，可以根據人們對每一種職業的評分而確定職業地位的高低，其缺點是僅僅為一種主觀的評價；而按照收入將人群分組，是一種客觀標準。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戶按照人均年純收入分組的情況是：100元以下的占0.49%，100-200元0.18%，200-300元0.31%，300-400元0.52%，400-500元0.78%，500-600元1.19%，600-800元3.25%，800-1000元4.87%，1000-1200元5.52%，1200-1300元2.97%，1300-1500元6.39%，1500-1700元6.45%，1700-2000元9139%，2000-2500元13.79%，2500-3000元10.81%，3000-3500元8.02%，3500-4000元5.84%，4000-4500元4.20%，4500-5000元3.16%，5000元及以上11.85%（國家統計局，2004：381）。按照上述分組，年人均純收入1300元至4000元的人數較多，占了全部被調查者的60.69%.按收入分組的好處是可以了解各個收入組的收入水平和規模，但是，這些收入組僅僅是一些統計意義上的分組，各組并不是具有真實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意義的群體。

為了彌補單純收入分組的不足，人員提出了"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的方法。該方法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學者布利深（Blishen ，1958：519-531）和美國學者鄧肯（Duncan，1961：109-161），該方法根據各個職業群體的客觀平均受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權打分，有時還考慮到了就業者的年齡因素甚至就業者父親的財富、社會經濟特征等。"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是綜合人們的多種社會經濟因素而排列的順序和分值，是一種客觀地位而不是主觀地位，盡管該指數與職業主觀聲望測量的指數具有很強的相關關系。在將此類指標國際化的過程中，特萊曼做了很多努力，他將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從發達社會直到傳統不發達社會在內的60個國家的85套職業聲望數據進行整合，提出了"國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Treiman ，1977）。此后，特萊曼又與甘澤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即本文所使用的ISEI數值（Ganzeboom ，Graaf &Treiman，1992）。在建立該指數時，特萊曼等使用了16個國家的31套數據。這些國家包括了從最不發達到最發達的國家，采用的是國際標準化職業分類體系，同時將教育和收入的指標也作到了國際標準化，不僅具有國際代表性，并且解決了國別差異問題。

本研究在將職業指標轉換為ISEI值的時候，也盡量作到對于職業進行辨析和實現轉換的準確性。我國的職業分類自1986年國家統計局和國家標準局職業分類標準以來，已經多次修改，總的傾向是越來越接近于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當然，由于國情的差異，在職業種類上還是會有一些差別的。本文采用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職業分類。

與國際標準職業分類比較，這一分類仍顯粗糙，類別沒有國際標準多，這可能與我國的職業分化不充分有關。但是并沒有分值的轉換，多數職業的對應還是比較容易。對于個別不容易對應的職業，筆者與學生張海輝進行了討論，分析了該職業活動的具體，在分辨的基礎上完成了對應的工作。此外，需要說明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經證明，中國的職業地位受到單位體制的影響，個人間的不平等受到單位間不平等的調節（Bian，1994）。而此次轉換為ISEI值時，沒有采用單位地位的調節，這是因為：第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單位地位對于個人地位的影響力已經大大下降了；第二，由于眾多新型單位的涌現，連單位地位的高低也很難分辨了。所以，如果用單位地位去修正，反而會造成更大的誤差。轉化成ISEI后，我國各個職業階層的地位值見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