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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3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12)04-0098-01
一、國內外研究的現狀
國外研究現狀:發達國家在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較早,而且十分重視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建設,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發達國家在公共危機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危機應對措施,并建立了相應的危機管理機制,取得的研究成果頗豐。實踐證明,這些措施和機制在搶救生命、減少損失、消除恐慌、恢復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許多先進的理念和措施對我國的公共危機管理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以美國、俄羅斯、日本為代表,建立首長負責制的中樞指揮系統是公共危機管理的核心,完備的常設機構是公共危機管理的關鍵,健全的法律法規是公共危機管理的保障,媒體介入是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國民危機意識是公共危機管理的基礎。
國內研究現狀:由于我國在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較少,雖然說有不少的文章來論述公共危機管理,但缺乏健全的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理論,尚未完全建立完備的法律保障體系,缺乏應對危機的綜合處理機構,缺乏社會危機信息預警網絡,公民缺乏危機訓練,缺乏危機意識,應對危機能力較弱,因而學習和研究發達國家公共危機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就顯得十分必要。
公共危機的概念:公共性危機即公共性公關危機,是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由于自然災害、社會應性機制失靈而引發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機事件。我國的公共危機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一是發生的不確定性和突發性,二是發生的迅速性和緊急性。
二、產生公共危機的原因
1.危機意識不到位
我國公共部門對應急預案的理解和認識不到位,預案質量不高。目前各地政府和各部門大都制訂公共危機相關的應急預案。但是這些預案很多都是在原則層面加以規定的,缺少特別專項的、具體的應急方案。同時,預案缺乏可操作性和協調性,沒有把應急預案從紙上帶入市民的現實生活中去。
2.缺乏完善的法律體系
雖然我國也建立了相應的完備的法律法規和計劃安排,對公共危機的處理也提供了相應的法律保障,但對各部門處理公共危機的責任沒有明確的規范和各種應急措施,我國目前主要還是在已有法律秩序的框架下應急,人為性、隨意性強,沒有出臺專門法律來規范。今后我國要加快研究和立法進程,將危機管理納入法制化的軌道,進一步研究和界定什么條件下可以啟動緊急狀態立法、可以宣布一定范圍內的緊急狀態等。
三、提高公共危機管理的對策
1.提高危機意識
危機管理作為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予以足夠重視。各地、各部門的高層要重視危機事件,組建熟悉危機管理的高效管理團隊,提高危機意識。中央和地方要在應急中實現良性互動,部門、跨地區的聯動協調機制需要細化,從而推動處理危機經驗的積累。
2.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加快研究公共危機和緊急狀態立法完備的法律法規和計劃安排是公共危機管理的保障,有了法律和相關預案,就能使各部門在應對危機上的責任關系更加明確和規范。今后我國要加快研究和立法進程,將危機管理納入法制化的軌道,進一步研究和界定什么條件下可以啟動緊急狀態立法,可以宣布一定范圍內的緊急狀態等。
本文運用系統分析和文獻研究相結合,以國內學者通過實例研究得出的結論為基礎,運用系統的調查研究方法來研究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發展的現狀,找出存在的問題以及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同時采用文獻研究的方法,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出發,結合國外最新的相關領域發展前景,探討適合我國處理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策略。由于我國在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較少,因而在解決公共危機事件上缺乏理論性、綜合性的指導體系,以至于在解決危機事件時,不論是災前預警、災中應急,還是災后修復都是“一窩蜂”,沒有可持續性的一套管理機制。本文首先從多個層面、多個角度對公共危機管理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進行分析。同時,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梳理與歸納,有助于我們找出其中的不足乃至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從而提出如何完善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對策,為政府在解決公共危機事件提供科學合理的規范化理論指導,提高政府應對公共危機事件的管理能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人才;人力資源;管理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就是突然發生、且會對人們的人身安全、財產等造成極大影響的事件,如食物中毒、原因不明的疾病和傳染病等。我國已經頒布相關法律條文,對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給出明確的指導,以此降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率,避免其對人們產生的危害。
1 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的內涵及特點
1.1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的內涵 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需依據突發事件的性質和特點,制定可靠的應急計劃,在此期間需對人力資源實施合理分配,進而發揮出人力資源的最大作用。衛生應急人才的挑選,主要通過應急事件的需求培訓或選拔而成,以此體現人才的優點和長處,充分調動人才的積極性。相關部門通過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活動,能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有效預防、控制和管理,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1.2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的特點 衛生應急人力資源就是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針對實際狀況制定的控制體系,其可將各個單位聚攏,形成一個整體,共同應對的突發事件。衛生應急人力資源最基本的特點擁有專業的知識人才(如專項管理的醫生、護士和疾控人員等)、自我價值實現、精神激勵等。由于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獲取的方式不一樣,因此,其管理對突發事件的性質會起到巨大的影響作用,由此可知,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還具備一定的復雜性和特殊性 。
2 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2.1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管理者的素質不高 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的管理者,素質參差不齊,大部分管理者存在依法行政意識薄弱、危機管理意識不強、應急處理和綜合協調能力缺乏等問題,無法有效處理突發衛生公共事件,造成比較嚴重的后果。
2.2專業應急人才總量缺乏 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備突發性、不可預測性,因此,需大批專職人才隨時待命,以備不時之需。但是我國大多數應急人才均為兼職者,真正的專業應急人才數量不足,并且專業的應急人才儲備少,會影響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理效果。
2.3專業應急人才質量不高 目前我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專業應急人才的質量不高,主要體現在人才自我認識不足、危機觀念薄弱和能力不足等方面,這主要受專業應急人才隊伍分散、信任度低等因素影響 。
2.4應急反應、危機處理的能力不強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理過程中,管理者及應急人才對事件的反應、處理能力較弱,甚至出現隱瞞、虛報突發事件的現象,進而將事件的危害性擴大,不利于社會的穩定。
3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管理對策
3.1提高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管理者的素質 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機制,并提高管理者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是政府的首要任務。而增強管理者綜合素質的主要方法有:一是增強管理者的法治意識:管理者需依據國家現有的防洪法、傳染病防治法、防震減災法等法律條文開展工作;二是強化管理者的危機意識:可在相關的應急預案中制定一個新老接替的管理條例,從而督促管理者不斷增強自身的危機意識,提高自身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三是提升管理者的領導能力和心理素質:提高管理者對突發事件的認識,優化其領導力,培養其心理能力,著重培養管理者的判斷力、心理承受力和領導力。從而使其能在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時,作出正確的決斷,采取果斷的行動。
3.2科學地組建和優化專業應急人才隊伍 衛生應急管理部門需組建一支專業性強、裝備精良、行動快的骨干隊伍。衛生應急隊伍則是由地方各級醫院的專業醫護人員、心理專家、政府部門的管理人員等組成。各地政府需根據自身實際,預測出本地所需的衛生應急人力資源數量、類型和結構等,從而為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的招聘、人才培訓和考核等提供依據。同時需對招攬的專業應急隊伍中各類人才進行分類培訓,以提高其危機處理能力,增強其綜合素質。另外,各地政府還需吸收一批組織性強、實踐能力強、專業知識豐富的醫療專家隊伍,以應對大型、高難度的突發事件 。
3.3開展專業應急團隊建設 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衛生應急隊伍是一個整體,需將各類人才聚集在一個團隊中,以提高衛生應急隊伍的整體質量。由于衛生應急隊伍的凝聚力具備松散性的特點,因此,衛生應急隊伍屬于虛擬團隊的范疇,其工作方式也帶有虛擬團隊的性質,故而會出現團隊成員之間的信任力度不強、孤立感、文化差異大等問題,因此,急需建立一套信任、團結的團隊文化,以增強團隊成員之間的信任感,為其提供更多的交流溝通時機。具體的措施有:定期舉行學術交流、開展應急演練等,在各類活動中提高衛生應急隊伍的業務技術和綜合素質 。
3.4培養衛生應急人才的應急反應、危機處理的能力 各級政府需加強對應急人才的應急理論培訓,幫助其了解和熟知國家、各地的應急管理體系,以及重大應急事故的衛生應急處置程序等知識,同時加強對應急人才的衛生應急能力培養。同時在理論學習時,輔以實踐訓練,如通過諸多的案例分析或者現場模擬、實地演習等形式,提高應急人才的應急反應能力和危機處理能力。另外,在培訓、演習的基礎上,需激發衛生應急人才的主觀能動性,促使其在醫療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提升其實際操作能力。
綜上所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極大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擾亂我國的社會秩序,不利于國家和社會穩定、和諧發展。因此,需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加大衛生應急人力資源的管理力度,優化應急人才隊伍,并針對實際問題進行應急處理,提高管理者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預防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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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鋒.略論新媒體視角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人力資源困境分析[J].中國集體經濟,2015(33):103.
關鍵詞:危機;危機信息管理;信息預警;信息傳播
2008年春節一場突如其來的持續低溫、雨雪和冰凍極端天氣,襲擊了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生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眾志成誠,取得了抗擊雪災的勝利。雖然抗擊雪災行動取得了勝利,但我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次雪災造成107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1111億元,同時,暴露出我國的應急體系和政府危機管理能力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其中,政府在危機信息的有效傳播和及時公開上的不足是這次危機不能及時化解的主要原因,我國政府的危機信息管理能力亟待進一步提高。
一、危機信息管理的內涵
危機是指由于內部或外部的高度不確定的變化因素,對社會共同利益和安全產生嚴重威脅的一種危險境況和緊急狀態。政府危機管理,是指政府為避免或者減輕危機和緊急事態所帶來的嚴重威脅、重大沖擊和損害,而有計劃、有組織地學習、制定和實施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和相應的策略,包括應付危機的準備、應付危機的運作、危機的解決與危機解決后的復興等不斷學習和適應的動態過程。
公共危機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危機信息的管理,這也是危機管理能否有效進行的保證。如果信息管理工作做得不好,危機管理中獲得的信息不充分,就不可能做出有效的危機管理決策和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行動,這樣會浪費資源和時間。信息管理機制的主要功能是為決策者提供及時、準確的情報,同時向民眾傳遞適當的信息。既要讓民眾對危機事態的程度與危害有清醒的認識,又要使他們了解決策層為化解危機所做的各種努力,更要使民眾保持情緒穩定,避免民眾情緒失控而增加決策者面臨的壓力,惡化決策環境。
危機信息管理是指政府應對突發公共事件中對于相關信息的管理。政府的危機信息管理不同于常規的政府信息管理,它有以下三個基本特點:(1)重要性。因果傳導性表明“放任”可能導致有害后果的擴散,可能危害大規模人群的生命安全。(2)及時性。危機信息管理是“危機事件—信息一因應”中的關鍵環節。(3)準確性。政府決策機構對必要信息掌握的越完善越有利于應急。在初步獲得可能成為應急事件的預兆信息后,應該加強主要信息的搜集,對事件進行科學預測,重要性、及時性和準確性都應當體現在危機管理的各個環節。
危機信息管理不僅關系到國家政府在本國民眾中的公信力與權威之合法性,也將直接影響到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形象與地位。有鑒于此,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呼吁,針對當今世界突發性危機事態的基本特點——事先在大自然或社會里已經存在,只是跡象還不明顯而已,等它突然引起人們注意的時候,就已經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傷害——中國要發展出應對比較大的傷害性事態的機制,首要的是政府和社會的信息系統或信息過程是否有效,這是現代國家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核心翻。
二、我國政府危機信息管理存在的問題
經歷過“非典”和禽流感等公共危機之后,我國的信息披露和公開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政府對危機的信息管理也越來越重視,但是,在這次抗災行動中危機爆發前缺乏信息預警,危機爆發后信息不及時,信息未能有效傳遞,這些都表明我國危機信息管理還不盡完善。
(一)雪災危機爆發前缺乏信息預警機制
危機預警是危機管理的第一步,是減少危機損失的關鍵。信息預警及時可以提高大家的防范,做好應對危機的準備工作,避免危機來臨時,不知所措,只能慌亂應對。在雪災危機中,由于信息預警不及時,政府未能采取及時適當的措施應對災害天氣,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害。首先是對雪災天氣的預測不足,氣象專家說未能預測到雪災持續時間長達1個月之久,現在的氣象預測系統只能預測未來一周內的天氣狀況,對較長期的氣候變化還未能準確的預測。其次是我們的雪災預報未能引起各方的高度警惕,政府部門只把雪災天氣的預報當作平常的天氣預報對待,缺乏危機敏感度,有關專家未能提出防范雪災的建議,直到雪災危機爆發后,影響較大時才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預警機制啟動相對遲緩,未能將危機控制在萌發狀態。
關鍵詞 治理理念;背景;內涵
一、治理理論提出的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它始終都是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并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1989年,世界銀行在描述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此后“治理”便被廣泛地用于政治發展的研究中。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治理”新的內涵。在有關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最具權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報告,報告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基本特征可概括為:治理不是規則體系,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單向的,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這些特征使治理與傳統的政府統治或管理存在本質的不同。
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尤其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國家公共管理的范圍日趨擴展,規模不斷擴大,大量社會事務被納入政府議程。公共管理逐漸淡化了階級統治色彩,進而獲得了相對政治統治的獨立性。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行政權力迅速擴張,出現了“行政國家”現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礎上的官僚行政成為這一時期管理公共事物的組織工具。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一場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運動在西方各國蔓延開來,結果開始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開始,人們提出民營化,主張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重塑政府。但他們在資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場的失靈,同時也看到了政府的失靈。進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權化的社會趨勢極大的改變了公共管理的環境,社會關系日益復雜,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大,“政府、市場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正式成為民族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繁榮的基本構成要素。”在這種背景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通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化和分權化提出的挑戰,使公共管理真正成為社會的聯合行動。
治理理論主導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主體應是多元化,政府從集權走向分權是必然的。通過行政分權將權力下放給非政府組織,讓非政府組織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中來,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服務質量。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壯大,使得它們在社會管理中作用也日益重要。它們或是獨自承擔起社會的某些管理職能,或是與政府機構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會管理職能。由非政府組織獨立行使或它們與政府一道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過程,便不再是統治,而是治理。
二、治理理論的內涵闡述
“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989年世界銀行報告中。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此后,“治理”便廣泛地被用于政治發展研究中,現在逐漸發展為一個內涵豐富、適用廣泛的理論。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
各方面對于治理不同的解讀都是希望政府要積極轉變治理公共事務的方式,通過授權和分權的形式,鼓勵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形成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筆者認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合作管理。其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元化治理。治理理論強調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它認為管理社會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不一定是政府,社會上還有些志愿性的或屬于第三部門的機構,如志愿團體、非政府機構、社會企業、社區互助組織,它們運動在負責維持秩序、參與社會事物的管理與調節,形成社會各種力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的領域內。(2)互動性治理。傳統政府對社會管理的統治以行政命令為核心機制,權力運行以政府為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在這種運行模式下,社會是權力受侵者,永遠處于被動的地位。而治理的互動性,主要指的是權力運行的方向是雙向互動的,是基于共同目標的各行為主體互動的過程。(3)網絡化治理。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以此為基礎形成合作網絡。這個網絡以多中心為特征,網絡的各個結點就是組織之間的共同的目標。在共同目標的指導下,各個對象參與管理,實行自我管理,形成了一個自組織的管理網絡。
以治理理念為指導的當代西方管理改革,既彌補了政府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對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同西方國家共處于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之中,同樣要應對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挑戰。對于治理這一公共行政新理念,我們不能漠然視之,應認真研究,積極借鑒,以改進我們的行政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時,又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切不能照搬照套,操之過急,要研究其應用于我國行政管理的適切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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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01(9).
關鍵詞:公共危機 信息管理 危機信息 危機管理
中圖分類號: D630.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2)06-0081-10
公共危機信息管理(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CIM)是公共危機管理與信息管理交叉而成的一個新的學科前沿領域,主要研究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信息問題和信息管理問題。由于信息滲透于公共危機管理的各方面和全過程,是公共危機管理體系的基礎和核心,因此,PCIM的研究對促進公共危機管理的理論完善和實踐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從目前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外PCIM研究成果眾多且增長迅速,但總體來看研究顯得比較分散,問題域(problem domain)設置比較隨意,使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的深入在信息維度上存在明顯的不足和缺陷。
為了從總體上認識和把握公共危機信息管理,本文提出了PCIM的EPFMS理論分析框架,認為PCIM領域有以下5個核心問題域或研究范疇,即PCIM要素論(Element)、PCIM過程論(Process)、PCIM功能論(Function)、PCIM方法論(Methodology)和PCIM系統論(System),每個問題域或研究范疇都有其核心科學問題和研究側重點,它們共同構成PCIM的EPFMS理論分析框架(見表1)。
1 PCIM要素論
要素論主要研究PCIM的構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關系,通過揭示各要素的基本內涵和理論問題,分析常態和危機狀態下各要素之間的聯系方式和作用機制,建立關于PCIM結構要素的基本認識和知識。
從廣義的角度,可把PCIM的構成要素概括為主體要素(包括政府、媒介、公眾、企業、NGO等)、客體要素(信息)及環境要素(政策法規、經濟、技術、文化等)(見圖1)。
PCIM主體要素有政府、媒介、公眾、企業、NGO等。根據公共治理理論,有效的公共危機管理應該是政府、企業組織、NGO、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過程。他們是公共危機管理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在危機管理過程中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利益需求以及表達渠道與方式,需要探尋不同主體間的信息協調機制,尤其是不同主體信息平臺的良性互動和不同主體間良性信息關系的構建等問題。根據公共危機中利益相關者的相關度、影響力和緊急性三個屬性,可以將利益相關者劃分為三類,即核[圖1 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的構成要素] [環境
(教育、人文)][環境
(法律、政策)][媒體][環境
(技術)][環境
(經濟)][公眾][政府][信息][][接受][反饋][使用][使用][傳播] [企業][NGO]
心的利益相關者、邊緣的利益相關者和潛在的利益相關者。一般來說,政府、受害的社會組織和公眾、危機誘發者是核心的利益相關者,媒體、NGO、公共服務部門是邊緣的利益相關者,危機旁觀者是潛在的利益相關者[1]。N. Bharosa從社區(宏觀)、組織(中觀)、個人(微觀)三個層面分析了災害響應過程中影響信息共享和協作的因素,發現救災工作者更愿意獲取對他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向其他人提供信息。要實現信息共享,理解每一個人及其他組織的工作過程和信息系統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并據此提出了對信息系統設計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六條建議[2]。
信息是PCIM的客體要素,是PCIM要素論研究的核心內容。危機信息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危機信息是危機潛伏、爆發、持續、解決等一系列過程中與危機管理相關的各種信息,廣義的危機信息除了信息要素之外,還包括危機管理過程中與信息相關的人員、技術、設備、資金等,即危機信息資源[3]。信息要素的研究首先需要分析公共危機的信息需求,研究危機信息及其傳播特點;其次對相關信息進行分類分級,建立信息目錄體系,按目錄層級和輕重緩急收集和分析信息;再次從信息主體和客體間的相互作用研究信息的傳遞、共享和使用問題,主要圍繞信息機構如何組織信息資源、政府機構如何信息、媒介組織如何傳播信息、社會公眾如何接受和選擇信息這幾條主線展開。
環境要素是PCIM主體要素和客體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通道和橋梁,主要包括與PCIM相關的政策法規、產業經濟條件、信息技術、減災防災文化等。環境要素是PCIM的支持要素和保障要素,良好的環境是PCIM主客體有效作用、信息順暢傳遞和發揮作用的有力保障。
PCIM要素論要研究的主要內容有:(1)PCIM構成要素及其相關理論問題;(2)PCIM主體間的信息關系及相互作用問題,如政府和媒體、政府和公眾、媒體和公眾、政府和企業、政府和NGO等之間的信息傳遞與信息溝通;(3)PCIM主體、客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及信息關系問題,如信息流程、信息共享、信息反饋、信息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以及信息倫理、信息政策、信息成本控制等。
2 PCIM過程論
美國危機和緊急情況管理手冊(Handbook of Cri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提出了公共危機管理的四階段模型,即減除(Mitigation)、預防(Preparedness)、反應(Response)和恢復(Recovery)[4]。“減除”是指減少影響人類生命、財產的自然或人力危險要素,如實施建筑標準、推行災害保險、頒布安全法規等;“準備”是指發展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能力,如制訂應急計劃、建立預警系統、成立應急運行中心、進行災害救援培訓與演練等;“響應”是指災害發生的事前、事中與事后采取行動以挽救生命、減少損失,如激活應急計劃、啟動應急系統、提供應急醫療援助、組織疏散與搜救等;“恢復”既指按照最低運行標準將重要生存支持系統復原的短期行為,也指推動社會生活恢復常態的長期活動,如清理廢墟、控制污染、提供災害失業救助、提供臨時住房等。PCIM過程論就是從公共危機管理的四個階段出發,研究每一階段的信息保障和信息管理問題(見圖2)。
從管理學的PDCA(計劃、執行、檢查、糾正)活動角度看,PCIM不僅僅是在公共危機的全流程管理中提供有效的信息,它應以“決策和執行”為軸心,在危機信息管理活動中不斷重復PDCA管理功能,不斷改進,形成螺旋式的公共危機信息管理循環。公共危機管理的每個階段都有PDCA循環,后一階段的PDCA循環以前一階段為基礎,是對前一階段的修正和改進。例如,響應階段的PDCA以準備階段的PDCA為前提和基礎。
公共危機管理的四個階段都涉及信息的收集、處理、存儲、傳播和使用,但各個階段的信息管理內容是有所側重和不同的。“減除”階段主要內容有:風險信息收集、風險地圖繪制、危機預測、風險評估等;“準備”階段主要內容有:信息監測、信息分析、預案研發、預警系統等;“響應”階段內容有:信息公開、信息傳播、信息資源配置、決策信息支持等;“恢復”階段主要內容有:災害評估、危機善后、災后重建等。
從公共危機管理的發展趨勢來看,其重心已從災后應對轉向災前準備,進而轉向風險管理,即由被動響應變為主動防御,由主動防御變為風險消除。與此相對應,PCIM的研究重點也將逐步轉向風險信息管理和災前信息準備,信息備災將作為一個重要概念提出并逐步上升為PCIM的一個重大研究領域。
3 PCIM功能論
功能論主要研究PCIM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探析PCIM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及其作用機理與方式。一方面,這些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可以概括各種具體的PCIM的工作目標,另一方面,這些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又是相互不能替代和兼容的,它們表征了PCIM的基本價值和作用。
在經典文獻中,阿利森和澤利科在《決策的本質——解析古巴導彈危機》(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中闡述了危機與決策的關系以及決策模式,將危機管理看成是決策論的一個分支加以研究,強調了信息在危機決策中的作用。米特洛夫和皮爾森在其著作《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中指出,搜集、分析和傳播信息是危機管理的直接任務[5]。奧托·萊爾賓格爾在《危機主管:直面風險與不確定性》一文中,從信息角度分析了危機管理者的職能和素質[6]。羅納德·伯克和卡里·庫珀在《持續性危機溝通:規劃、管理和響應》一書中分析了危機管理中的信息需求問題,提出了持續性的危機管理方法,探討了信號尋求、危機預防、危機準備、危機識別、危機遏阻、危機恢復等相關問題[7]。
通過歸納、比較、綜合各種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公共危機信息管理所提出的工作任務,結合公共危機管理對PCIM工作的需求,將PCIM的功能劃分為基礎功能和核心功能兩大部分。基礎功能包括對危機信息的收集、處理(組織)、存儲、傳播和使用;核心功能包括利用危機信息進行預測、預警、決策、執行(指揮、調度)和評估。基礎功能是一般信息管理所共有的功能,核心功能是在基礎功能的基礎上,PCIM支持公共危機管理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PCIM的基礎功能和核心功能都貫穿于整個公共危機管理活動中,基礎功能是前提和基礎,核心功能是本質和中心;任何一個核心功能的實現都離不開基礎功能,同樣基礎功能要想體現其價值和作用,又要通過核心功能來實現(見圖3)。
[圖3 公共危機信息管理功能論]
3.1 PCIM基礎功能
(1)信息收集:實時、準確、全面地監測和收集與公共危機相關的各種數據和信息,強調對危機征兆信息的捕捉,重視遙感、遙測、GIS、GPS等信息技術的使用以及信息的實時動態更新。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社交媒體正成為公共危機信息監測與收集的重要渠道[8]。
(2)信息處理:對危機信息進行選擇、組織和加工整理,是把無序的信息流轉化為有序信息流和支持危機決策的知識。在當前大數據環境下,對海量實時危機信息流的處理和挖掘分析在技術上已成為可能,正成為社會計算(Social Computing)、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商務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等學科的研究熱點[9]。
(3)信息存儲:是將已加工處理的危機信息存儲到介質中,以方便公共危機利益相關者使用和傳播。云存儲和云計算是海量實時危機信息存儲的一個基本趨勢。
(4)信息傳播:將經過處理的危機信息提供給用戶,以滿足用戶信息需求的過程。信息公開是PCIM的一個核心原則。新媒體在危機信息傳播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關注[10-12]的同時,公共危機中虛假信息和偽信息的傳播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13-14]。
(5)信息使用:利益相關者利用信息或信息服務進行公共危機管理的過程。信息使用是PCIM的目的和歸宿,是PCIM基礎功能和核心功能聯系的橋梁和紐帶。
信息收集、信息處理、信息存儲、信息傳播和信息使用構成信息的生命周期(Information Life Cycle),是一個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
3.2 PCIM核心功能
(1)預測與預警:貫穿于危機生命周期全過程。在危機爆發前需要對其進行監測和預測,找到潛在的危機并盡可能的消除。在危機發生伊始,要對所發生的危機做出恰當的預警,引導和指揮公眾應對危機。在危機爆發后,也需要根據危機的不斷變化和特有性征調整計劃和方案,達到以少量代價解決危機的目的。危機預控職能是有效避免危機的關鍵職能,主要處于危機爆發前的潛伏期、生成期和期中。利用無線傳感網絡、空間視頻系統及人工智能(移動機器人)等可以有效地收集地理數據和環境狀態數據[15-18],并通過預測模型得出哪些地區會受到威脅,及時做出預警。利用從急救中心及突發事件舉報中心獲得的數據,可以分析危機事件發生的頻率及時空分布[19-20]。
(2)決策:支持危機決策是PCIM的核心功能,危機信息的收集、組織、分析、解讀均以決策目標為中心。賈尼斯在《決策與危機管理中的領導》(Crucial Decision: Leadership in Policymaking and Crisis Management)一書中,在總結各類決策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危機決策流程的約束模型和四大步驟,闡述了信息搜集在問題確認、信息資源利用、分析和方案形成以及評估和選擇中的作用[21]。Roberto G.aldunate等人研究并提出了一種分布式協同決策模型,主要用于大規模減災中的決策制定[22]。De Maio等研究了一種基于語義網絡來協調異質數據和柔性計算的方法,用來處理不確定性因素和模擬植入在應急計劃中的因果推理,來支持應急決策和資源調度[23]。GIS可通過獲取數據、存儲數據、處理數據、分析數據以及可視化數據,為危機管理者提供了決策支持[24]。除決策系統設計之外,決策信息的傳達及決策中領導績效的測量也受到了關注[25-26]。
決策功能貫穿于整個危機管理活動中,事前的決策主要是以常規決策和程序化決策為主,決策的問題一般都具有良好的結構,可以廣泛征求意見,充分發揚和體現民主決策。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基于地理信息的協商(GeoDeliberation)等作為重要研究主題,在公共危機管理領域正引起廣泛的關注[27-28]。危機一旦發生,危機的決策目標就會隨著危機事態的演變而變化,人們需要不斷地做出調整和修正,危機決策變為非程序化決策。這時決策的第一目標是控制危機的蔓延和事態的進一步惡化,決策者通常以經驗和靈感決策為主,由于情況緊急,往往將權威決策者的決定作為最后的決策結果。
決策過程中要解決的主要信息問題有:①準確定義危機決策問題;②針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情境,應用專家知識和經驗編制危機應急預案和應對計劃;③根據出現的異常問題,判別危機情境,借助于DSS、知識庫、預案仿真等技術得到處理危機的初步方案。
(3)執行。高效的執行是危機決策發揮作用的有利保證。執行階段主要的問題有人員設備和其他資源的調度,災害現場的實時反饋,突況的靈活應對等。在執行的過程中協作是至關重要的,大規模的危機事件響應是一個綜合協作的過程,需要相鄰區域的多部門主動參與和有效協作[29]。對公眾參與來說,開放地理信息系統(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30]、移動地理信息系統[31]等是有效工具,一方面會提供重要的信息交互,另一方面也會提高應急處置的效率。
(4)評估。不僅指對危機后的評價,還包括對危機前的風險評估以及危機中“可減緩性”、“可挽救性”與“可恢復性”的評價,其中尤其要注重危機前的風險評價,因為它具有“可消除性”[32]。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FEMA)了一系列與風險有關的文件,其中包括風險地圖、評估和規劃(RiskMAP)的項目管理、戰略、技術服務和用戶數據服務等[33]。日本學者Ana Maria Cruz 和Norio Okada研究了城市由自然災害引發的技術災難(Natech)[34],并提出了針對此類災難進行風險評估的一套方法論。德國的備災評估項目中建立了比較成熟的備災指標和框架,可進行多種與災難相關的評估[35](Center for Hazards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2006)。在火山、地震、泥石流、海嘯等自然災害風險評估與災害影響評估中,交互式繪圖信息系統、地理空間信息技術、遙感遙測等技術得到了廣泛應用[36-39]。
4 PCIM方法論
著名學者拉普拉斯說過:認識研究方法比發明、發現本身更重要。如果我們把發明和發現比喻為“黃金”,那么研究方法就是“煉金術”[49]。方法論是對方法的理論說明與邏輯抽象,是具體的、個別的方法的體系化與理論化,因此相對于方法而言,方法論具有理論性、系統性和統一性等特征。
信息管理方法研究在危機管理領域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成果。公共危機信息管理有其自身的特點,所運用的方法要側重于應用性與可操作性,必須與實際情況相適應,這就決定了PCIM的方法體系與傳統的信息管理方法有所不同。
對PCIM方法體系的建構來說,一方面,方法是實現PCIM各項具體工作目標或任務的工具,因此,方法的結構應該從總體上保證PCIM各種功能的實現,即符合功能—結構的對應原則。另一方面,由于PCIM方法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方法的類別和數量是眾多的,方法的性質是多元的,固此,應構建一個盡可能全面的、有機的方法框架,既明確反映各種具體方法的“位置”、反映方法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又是可以擴充和發展的,可為新方法的并入提供余地。
根據公共危機管理的四階段模型,從支持公共危機管理流程的主要功能出發,建構了與主要功能相對應的PCIM方法體系(見圖4)[41]。
PCIM方法體系由需求分析方法、信息采集方法、危機預測方法、危機監測方法、環境分析方法、深度研究方法、應急決斷方法、執行控制方法和綜合評價方法9大類方法構成,每一類方法又包括各種具體方法,本文只列舉了部分常用或重要方法。
公共危機發生之前是信息管理的準備階段,所需要做的是需求分析、信息采集與危機預測。需求分析方法保證了需求分析階段所劃定的信息需求范圍的合理性,信息采集方法保證了所采集信息的質量與數量,而危機預測方法則直接關系到危機預報的準確性。
公共危機過程中的信息管理過程就是危機決策的過程,對應于危機決策的5個步驟,信息管理也執行危機監測、環境分析、深度研究、應急決斷與執行控制5個功能。這個過程直接關系到公共危機管理的效果,對各類方法的應用也最為廣泛。
公共危機后信息管理的作用是對危機管理的效果進行評價并進行及時反饋,此時的方法也主要是各類評價方法。
5 PCIM系統論
PCIM系統論主要研究支持公共危機管理的各種應用信息系統、信息架構和信息技術。美國紐約大學商學院勞頓教授認為:信息系統不只是一個技術系統,而且還是一個管理系統和組織系統,是一個社會系統。危機管理信息系統是基于不同層次、不同功能和技術的多維整合(見圖5)[42]。
從技術維的角度,各種公共危機管理應用信息系統和信息平臺的建設需要廣泛采用各種信息技術。除計算機硬件、軟件、存儲技術、通訊和網絡技術等最基本的技術之外,還需要利用遙感技術(RS)、GPS技術和分布式數據庫技術,有效地集成分散的信息資源;采用網格技術、GMS(Geo-code Mapping System)技術、數據倉庫(DM)等,建立完整、動態的危機管理綜合數據庫;采用GIS技術、信息可視化技術、XML技術和決策模型,建立相互關聯的決策支持子系統;采用地理空間信息技術,建立協作式危機管理系統[43-44];采用網絡輿情監測技術,實現對網絡群體性突發事件危機信息傳播動態的實時監測[45];采用仿真技術,實現對危機事件的發生、演化機理分析,加深人們對危機治理的理解和認知[46-47]。
在經典文獻中,1984年,沙特朗(R. L. Chartrand)等人在名為《用于應急管理的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Report)的研究報告中,著重研究了應急通信系統、與自然災害有關的信息存儲與檢索系統,以及其它信息技術在減災和危機管理等方面的應用問題[48]。科林(Nick Collin)討論了危機信息管理中對信息和技術管理重構的重要性[49]。1999年,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編著的《用于危機管理的信息技術研究》(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Crisis Management)詳細介紹了各種可用于危機管理的信息技術的特點、作用等,并強調要通過信息技術的運用來應對各種危機[50]。在危機管理實踐中,全球著名的ESI公司開發了基于Web的應急信息管理系統——Web EOC系統,已得到了廣泛利用,可以使組織在沒有建立緊急事件處理中心的情況下也能很好地預防和應對危機[51]。
從層次維的角度,地方危機管理信息系統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機管理,各應用信息系統一般由政府專門部門建設,一般系統可操作性強,但可集成、可擴展性差。國家危機管理信息系統支持國家層面的公共危機管理,是地方危機管理信息系統的集成,建設中主要解決不同系統間的數據融合、共享和擴展問題。全球戰略與區域應對信息管理系統支持國際層面的公共危機管理,在“全球風險社會”背景下,是支持跨國危機管理和全球危機管理的信息基礎設施。在上述三個層次的危機信息系統中,國家危機管理信息系統居于核心地位。以美國國家突發事件管理系統(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NIMS)為例,美國國土安全部成立后,NIMS將美國已有的最佳經驗整合為一個統一的適用于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應對各種災難的國家突發事件管理方案,使聯邦、州、各級地方府與私人團體能夠有效、高效、協調一致地對國內突發事件作出準備、反應以及從突發事件中恢復[52]。在實用系統層面,Sahana作為一個開放的災害管理信息系統,能有效地促進政府、公眾、企業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協作,協作主體可以跨越組織界限共享數據,共同響應災害[53]。
從功能維的角度,公共危機管理信息系統按照功能可以劃分為安全信息采集系統、動態數據監測系統、危機預測預警系統、應急預案系統、應急演練系統、應急仿真系統、應急決策系統、應急指揮系統、應急資源配置與調度系統、環境污染評測系統、災害綜合理賠系統、財產損害評估系統、醫療救助系統等。這些應用信息系統通過統一的應急信息平臺進行集成,支持公共危機管理各項功能的實現。
6 結語
EPFMS分析框架是在公共危機管理與信息管理雙重視域的交叉結合中基于問題域及其關系建構起來的PCIM研究框架,說明PCIM既有其背景學科——公共危機管理與信息管理——的知識支撐,又有其不同于背景學科的獨特的知識元素和學科氣質。
EPFMS分析框架的PCIM要素論主要研究PCIM的構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關系,建立關于PCIM結構要素的基本認識和知識;PCIM過程論基于公共危機管理的典型生命周期過程,研究每一階段的信息保障和信息管理問題;PCIM功能論主要研究PCIM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探析PCIM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及其作用機理與方式;PCIM方法論研究PCIM的方法來源、方法原理、方法應用以及方法體系的建構問題;PCIM系統論主要研究支持公共危機管理的各種應用信息系統、信息架構和信息技術。每個研究范疇都有其核心科學問題和研究側重點,它們共同構成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的EPFMS理論分析框架。為了便于對EPFMS分析框架有更加明確的認識,將其主要研究內容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等總結如下表(見表2)。
[EPFMS
框架\&研究
時間\&研究的
成熟度\&研究的核心問題\&未來發展
方向\&要素論\&稍晚\&不成熟\&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的主體、客體、環境,以及主體和客體間的信息傳遞、作用機制等。\&由要素內容轉向要素關系研究\&過程論\&較早\&欠成熟\&以決策為軸心研究公共危機信息的螺旋式周期管理\&由災害應對轉向信息備災和風險管理\&功能論\&較早\&較成熟\&以決策功能為核心研究公共危機信息收集、處理、存儲、傳播和使用中的問題,支持危機預測預警、決策、評估。\&智能化決策,突發事件的動態仿真與計算實驗\&方法論\&稍晚\&不成熟\&危機信息的收集方法、組織方法、決策方法、評估方法以及改進\&新方法的引入,獨有方法的建構\&系統論\&早\&較成熟\&支持信息系統建設的關鍵技術,如GIS、網格技術、衛星遙感、可視化技術等。不同信息系統的集成和融合問題,如數據共享、數據兼容\&綜合危機信息管理系統\&][表2 EPFMS的主要研究內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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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時代;公共關系;認識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4.159
[中圖分類號]C9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14-0-01
1 公共關系的內涵和特征
1807年,在美國總統托馬斯?杰斐遜的國會演說,首次出現了“公共關系”這個詞。但是學術界對公共關系的準確定義意志存在著爭議,綜合學術界的主要觀點,可以把公共關系理解為某一組織為改善與社會公眾的關系,包括認識、理解以及支持等層面,促進銷售或者提升品牌知名度的一系列公共活動的總稱。從中可以看出,公共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體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經過對不同類的公共案例分析,可以得出公共關系管理的5個特征。
1.1 情感性
從公關關系的內涵可以看出,公共關系具有一定的感彩,大多數情況下,公共關系管理的目的在于為公眾提供一個有利于自身的美好形象,很顯然,這樣的情感性是基于本組織的熱愛作出的。
1.2 雙向性
公關的目的在于實現與公眾的雙向了解,這種雙向性便于組織的自我完善,增加親和感,有利于提升品牌在公眾的形象。
1.3 廣泛性
這里的廣泛性,可以理解為以下幾個方面。①公共渠道的廣泛性,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組織公關的手段越來越豐富,大大提高了公共關系管理的成功率。②受眾的廣泛性,網絡時代,人人都是公共的對象,這樣的受眾數量是非常龐大的,并且通過對受眾的精確分析,公共關系管理的有效性和精確度還會更高,公關的效果也就更好。
1.4 整體性
關系的價值在于讓公眾全方面的認識本組織,整體性包含了本組織的發展歷史、現狀已經社會地位等。公眾了解得越徹底,品牌的認知度也越高。
1.5 長期性
網絡時代,甚至網絡時代之前的公共關系,長期性特征也是很明顯的。要更有效的達到公關的目的,公關就需要持續性進行。
2 網絡時代的公共關系管理案例分析
網絡時代的公共關系管理始終繞不開互聯網,據有關最新資料顯示,2015年我國的網民規模達到6.8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0.3%。其中還披露了一系列數據,截至2015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2億,加上各大新媒體及社交平臺的火熱,如微博、微信、APP客戶端、論壇等,可以說這為公共關系管理網絡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
另外,在互聯網的時代,無論是傳統行業,還是新興行業,都需要學習公關,可以說,無論企業實力多么雄厚,影響力有多強,公關是一個公司發展的必備技能。如何利用危機公關,讓本組織“轉危為安”是一項技術,也是一門藝術。
2.1 “今日頭條”版權之爭
這是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教科書式的一個經典案例,相信有不少網民的手機上都有這款手機客戶端,受眾非常廣泛。2014年6月今日頭條剛拿到1億美元的投資,就陷入了版權之爭。其實對于普通用戶來講,只想看到自己的喜歡的內容,才是安裝某個APP的初衷之一,這也正是今日頭條宣傳語:你關心的,才是頭條。很明顯他牢牢關注了用戶的需求點。同時這也是事件的導火索,廣州市交互式信息網絡有限公司,今日頭條侵犯其著作權,隨后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加入這場版權之爭。隨著事件的持續發酵,今日頭條開始了他的危機公關,先是一再強調其所采用的數據挖掘和機器學習等技術方式并未有侵權問題,緊接著,創始人主動示弱,承認這種做法“有爭議”,并表示可以以傳統的版權購買形式與相關方合作。隨后,在一次演講中,創始人一句“我不是一個媒體人,我只是一個碼農”博得了眾多同行、相關互聯網公司的同情,這種主動示弱的姿態為事件的和解提供了條件。最后,各方達成和解,今日頭條挺過這場風波。無疑在這場危機公關中,示弱的姿態是此次公共成功的關鍵。
2.2 支付寶事件
2015年5月27日晚上18點左右,杭州等地用戶發現支付寶已無法正常使用支付轉賬功能,同時余額寶也出現問題無法顯示余額。一時間,眾多用戶擔心自己的資金安全,對支付寶的安全級別產生質疑。但是支付寶方面隨后的一系列公關措施,顯示了老練的公關技術。事件短短半個小時,其在微博作出官方回應,說明造成的原因以及處理措施,第一時間保證了用戶的資金安全,恢復了信息,隨后的幾條微博通報了事件的進度。縱觀整個時間,業界都為阿里公關的專業性所折服,及時、專業、切中關鍵點,這是現實的公共課,值得每個企業學習。
3 結 語
公共關系并不抽象,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網絡的環境里,時時刻刻都會經歷公關帶來的影響,無論是上述互聯網公司的公共行為,還是人們經常聽到的某品牌汽車的召回事件,都屬于公關行為,所以無論是新興行業還是傳統汽車業,任何行業都需要具備公關的這樣一種技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更是如此,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會經歷的“危機”,如何“化險為夷”,是非常值得人們研究的課題。
主要參考文獻
一、現代公共關系的具體內涵
現代公共關系中主要研究對象是公眾,同時公共關系研究的內容可分成兩類,一類是研究公共外部關系,另一類是研究公共內部關系[1]。在企業中的現代公共關系研究的內部關系內容,主要是對企業內部員工關系分析,使用研究內容在企業內部需構建和諧員工關系,才能夠保證企業的正常運轉;企業現代公共關系中研究的外部關系,主要是指企業與顧客之間關系,企業與政府之間關系,企業和公共媒體之間關系,企業公共外部關系同樣影響企業發展,因此企業需有效處理公共外部關系。
二、現代公共關系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
(一)運用企業現代公共關系緩解企業內外部矛盾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該種體制下要求企業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生存能力[2]。企業開展管理工作時,可以利用好現代公共關系,把以前只對企業局部重視擴展到全局關注上,這種關注能促使企業對消費者關注,對政府關注和對新聞媒體關注。企業增加關注量,減少企業閉門造車的情況出現,比如使用現代公共關系對消費者關注,企業會更加注重消費者對產品的體驗,從而促使企業銷售模式的改變,這種改變由傳統的銷售型改變為服務型,服務型銷售更能夠獲得市場滿意度,以此來獲得市場競爭力。企業同樣可以運用好現代公共關系,緩解企業內部矛盾。企業利用現代公共關系對員工關注,緩解企業內部矛盾。首先企業可以采用公眾使用的QQ平臺、微信社交平臺等,了解員工的真實需要,積極解決員工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中遇見的問題,以此來增進員工和企業之間的凝聚力。其次企業可以利用社交平臺對員工的了解,合理分配員工崗位,充分挖掘員工的個人潛力,促使員工為企業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最后企業可以利用公眾社交平臺,對員工提供技能培訓,特別是新一代員工,喜歡企業采用社交平臺對員工的技能培訓,提高員工參與的積極性,也會提高員工對企業的信任度。
(二)利用現代公共關系為企業解決危機
企業管理時會出現管理危機,造成該種危機和企業管理人員的素質有很大關系。企業在遇見管理危機時,企業需要使用現代公共關系來化解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事件[3]。比如在某酒店管理時,出現某位旅客在網上爆料,該酒店的衛生條件不達標。該處事件經互聯網媒體傳播以后,對酒店造成很大影響。而該酒店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是采用尋找爆料人資料,并且把爆料人資料公布在互聯網上,還拒絕爆料人員再次入住酒店。采用這樣的公共關系處理方式,造成酒店在社會的形象是一個不誠信,衛生不合格的酒店,使其酒店在社會上的口碑瞬間土崩瓦解。對于該種公共危機事件的發生,酒店采用正確的做法是,利用公共網絡,首先開展問題的自查,并且把實際情況公布到網絡中,讓大眾有知情權;然后是對爆料人資料審查,懷疑爆料人的真實目的,并且和質量檢測機構取得聯系,在公眾的監督下認真檢測自身的不足之處。只有開展這樣的公共關系維護,才能夠挽回酒店的社會形象,有效化解管理中出現的危機事件。在企業的生產過程中同樣可以利用現代公共關系,比如可以通過互聯網技術,企業產品信息,質量檢測報告信息等,以此來樹立良好的企業質量形象,為企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企業使用現代公共關系不僅能夠解決管理危機,還可以利用公共關系塑造企業良好形象,比如企業通過現代公共關系,積極參與社會慈善事業中來,為企業提升知名度,塑造良好的企業社會形象。
(三)現代公共關系使用在企業決策參謀
企業運用現代公共關系,可獲得產品在市場上的形象信息,企業需和消費者主動溝通,了解企業產品在消費者使用后發現的優缺點,當然優點企業可以繼續使用,如果產品在消費者使用后發現缺點,可以根據消費者實際需要,對產品的性能提升,以此來優化產品,實現產品的物美價廉,這樣的企業在市場上才會獲得較好的發展。而且在企業使用公共關系獲取企業社會形象信息過程中,企業可以根據社會公眾對于企業自身經營決策、管理水平、決策決議能力等各個方面的真實評價,對企業整體經營管理工作予以全面評估,進而根據運用現代公共關系獲得的各項企業形象信息,為企業領導以及高層管理人員的決策決議發揮至關重要的參謀作用,以便可以切實保障企業各項決策決議的科學性、有效性。
三、結語
綜上所述,企業管理時使用好現代公共關系,能夠滿足現代企業管理的要求。具體企業運用現代公共關系中,可以使用在以下三個方面,分別是運用企業現代公共關系緩解企業內外部矛盾、利用現代公共關系為企業解決危機、現代公共關系使用在企業決策參謀。使用好這三個方面的運用,保證企業順利發展。
參考文獻
[1]呂晶.現代公共關系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J].北京經濟管理職業學院學報,2018(3).
〔關鍵詞〕保障性住房房;公共服務管理;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187-(2013)05-0091-03
隨著保障房小區(或樓棟、單元)的陸續建成,各城鎮已逐步容入了一定規模的保障群體。這部分群體成規模地聚居,在給本小區(樓棟、單元)、相關相鄰社區及街道(甚至城市)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帶來新的情勢與壓力的同時,也給我們既有的保障房后期管理目標選擇、范圍內容界定、制度(包括體制機制)設計、手段及方法運用等提出了新的挑戰與要求。
與此同時,在現行住房保障政策安排下,各城鎮汲取傳統公房管理的經驗教訓,并結合既有的體制機制、經濟財政等資源條件,針對保障房后期管理展開了新的探索,形成了眾多模式及方法。其中,部分城鎮亦正在將保障房后期管理納入至全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體系之內,實施綜合性的管理,形成了獨有的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務管理模式及方法。然而,考慮到當前住房制度轉型、體制轉軌,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多種因素,無論探索、選擇與推行哪種模式及方法,首先大有必要關注與理清相關的理論問題,以考量其是否與多大程度上符合“服務保障群眾”、“降低管理成本”等管理價值標準。
一、基于“社會保障理論”上的考量
當前,理論和實務界已達成了共識:“一方面市場經濟是高效率經濟,利潤最大化原則對經濟發展(包括房地產產業及其市場)產生了強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又是高風險經濟,風險造成的社會震蕩又會成為經濟發展(包括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解決)的強大阻力和干擾因素。”〔1〕故此,社會需要有一種穩定的機制來緩解、排除這種阻力和干擾,以保證社會和經濟的正常運行。
住房保障直接目的在于解決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問題,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之一,亦是市場經濟的一種穩定機制,明顯具有社會“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然而,從住房保障的實際情況看,在我們欣慰地看到各地已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的同時,還應清楚地認識到,保障房建設僅為保障(或者直接說為社會“減震器”和“安全網”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可能及條件,其關鍵還在于建立起完整的后續管理體系,并讓這一體系成為一種穩定機制和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因此,我們不僅應當搞好保障房建設,更應當注重與做好其后期管理,才能真正確保保障對象獲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促進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發展。
進一步看,住房保障本屬社會保障構成之一,理應與其他社會保障部分一樣,受到相似相等的待遇,變權宜之計為常態化、長久化的制度管理。對此,大有必要著眼宏觀與未來,視保障房后期管理不僅僅是“管房、管物業”,更是“管人、為人服務”的綜合性社會服務管理。這就需要將住房保障尤其是保障房后期管理融入全社會的公共管理體系之內,努力在保障房后期管理的范圍、內容、目標、制度、體制、機制、手段及方法等諸方面,作出相關的調整、改革與創新,使住房保障乃至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更趨完整完善。
二、基于“社會正義理論”上的考量
羅爾斯“社會正義”理論及原則,其第一層面是:最有效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結構必然是允許所有人享有和其他人同樣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的社會結構。這也是通常所謂的羅爾斯第一正義原則,即“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權利,擁有最廣泛的、完整的、同等的基本自由體系,并且這一體系與所有人的類似自由體系是互相兼容的。”〔2〕其第二層面是:在第一層的基礎之上,政府平衡“公平(即平等)――效率”關系的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必須符合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這也就是所謂的羅爾斯第二正義原則,亦即“差別原則”或“最小受惠者”原則。該原則表明:“將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加以特別安排,以便使處于劣勢者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并且使所有的人能獲得平等的機會。”〔3〕
基于此等理論及其原則,相關專家學者提出了:第一,凡是與保障公民平等權利及其有關的公共政策――至少包括社會保障和社會援助政策,政府最好把其視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在任何財政條件下都應當承諾無條件地予以提供并保障落實。這也就是說,包括住房保障(尤其含保障房入住使用)在內的公共服務項目,都應是政府的天職,必須處處時時落到實處,且應當首先照顧到社會最底層群體。第二,其他類型的公共政策供求平衡問題則可以通過公共過程并通過市場原則加以處理。這實際為政府履職(包括在具體住房保障管理模式及方法等方面)豐富了內涵和擴展了空間,也為包括保障群體在內的其他社會成員獲得“基本權利”與享有“自由的社會結構”,提供了可能與實現。換言之,這也就是說,在保障房后期管理資源的配置上,有可能和必要通過公共過程和市場原則,結合運用“政府”和“市場”兩種配置手段及方法,實現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務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內容的豐富化。
三、基于“和諧社會理論”上的考量
“和諧社會理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現實成果。目前,盡管針對“和諧社會”有不同的解釋和界定,但絕大多數基本認同:其蘊涵有“以人為本”以及人與自然(包括環境)、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等思想。中央高層領導曾多次提出,我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因此,該理論實際所強調的是,在平常的現實生活中,亦或在各突發事件及危害來臨之時,都應在理性的思考中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減少或消弭各種災害與危機。
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內部結構看,保障房小區與其他居住小區、社區、街道乃至城市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并可能因此差異而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或沖突及對抗。因此“和諧社會理論”對于保障性住房小區的建設與發展,對于保障對象與自然(環境)、與其他社會群體或個體的和諧相處,共建共享文明小區、社區、街道乃至城市等密切相關,也理應成為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的價值取向和發展目標之一。
四、基于“系統管理理論”上的考量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這種系統工程既體現在運管主體的多元性和互補性方面,也體現在運管內容的豐富性和關聯性,以及運管過程的連貫性和互動性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房后期管理實際亦是一個龐雜的系統管理體系,集中表現在:
第一,從專業系統管理的角度看,該系統明顯具有時序和層級結構及其管理的特征,即該系統管理基本由早期的建設管理和后期的使用管理構成,并明顯存在不同的時序管理特征。同時,保障房管理中通常所謂的“三分建、七分管”,這個“管”既包含對保障對象行為的規范、保障房的安全使用與監管,也包括對保障對象其他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而對保障對象基本生活需求的全方位保障才是重點和難點。
第二,從社會系統管理角度看,房管及住房保障機構的職責主要是“管房、管物業”,對于保障對象日常生活遇到的諸如“就業、教育、醫療、計生、保險等方面需求”,則有賴于其他相關職能部門和社會群團組織依職權或功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開展綜合性社會服務,而不應由房管部門“大包、小攬、全包攬”。否則就有“錯位”和“越位”之嫌,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因此,住房保障不單是房產問題――即對“房”的管理問題,更是對“人”的服務管理問題,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的社會管理工程。對此,必須對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實施必要的專業性和社會性系統管理,對管理主體內容和過程等進行系統化的安排、掌控與規范。
五、基于“公共危機管理理論”上的考量
公共危機管理理論是突發事件(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應急管理的理論基礎之一,也是社會管理以及保障房管理可以依憑的理論與方法。該理論首先認為,所謂危機就是由意外事件引發的危險和緊急狀態,其一般具有意外性、緊急性、危險性和破壞性。所謂公共危機指的實際就是“沒有預料到的、且對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脅的事件”〔1〕。因此,公共危機管理實際就是指必須對公共危機予以提早和全面干預,并實施處理、識別、隔離、決策等有效管理。
保障對象是社會中的弱勢群眾,其大量聚居原本即存在不少的社會安全問題及隱患,一旦遭遇重大突發事件,不僅自身單獨難以抵御危機和災難,甚至還會由其演生或派生出更多更大的危機或災難。另外,從“維穩”的角度看,提早做好保障房小區的“維穩”工作,即可對全社會的“維穩”工作,產生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保障性住房小區更需提前做好各種預防及準備,增強危機管理(包括“維穩”)意識和基礎,以確保一旦“危機”顯現,則有必要的“一案三制”(即應急預案、應急體制、機制和法制)安排與應對。
六、基于“福利經濟、需求層次理論”上的考量 福利經濟學中的一大原理是,每個社會的目標都是追求其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相伴的另一大原理是,社會福利首先取決于所有社會成員的個人福利(或者個人效用)的大小。因之,在保障房建設和后期管理過程中,確保每位保障對象的個人福利――滿足其合理訴求,對于社會福利的增長,以至實現社會發展目標,有著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與此同時,我們所熟悉的福利經濟學中最重要的福利標準之一――帕累托標準也告訴人們,“如果從一種社會狀態到另一種社會狀態的變化,使至少一個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時又沒有使任何一個人的福利減少,那么,這種變化就是好的,可取的,人們所希望的。”〔4〕該類標準即已表明,保障對象住房福利的獲得,是不可能或不愿意以減少乃至放棄其他福利為代價的。因此,對于保障對象的服務管理應當適度考慮其既得的社會福利不至明顯減少,并應在此基礎上,平衡好各種福利水平。
另外,需求層次理論也告訴人們,人在獲得基本生活需求(即衣、食、住等)滿足的基礎上,將更可能追求其他需求得以滿足,如歸屬、認同(群體或社會認同)等需求的滿足。同樣,保障對象在獲得基本居住滿足的同時,也必然要追求其他需求的滿足,如更想在小區或社區等環境中獲得歸屬感和認同感,讓自己住得更有尊嚴和幸福感。對此,社會和政府就應為其創造一定的條件,提供大量方便。
〔參考文獻〕
〔1〕超孚.城鎮住房保障模式研究〔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關鍵詞〕大數據;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8.011
〔中圖分類號〕G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21(2016)08-0061-05
〔Abstract〕In the face of the city public crisis which occurs frequently,the problems of the shortage of structured research data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y of city crisis case base.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connotation and thought patterns of the big data and the factu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big data technology,and the paper constructed the functional design,systems architecture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of city crisis case base based on the big data.The innovation of the paper was that relevant thinking,overall thinking,fault-tolerant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thinking of big data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se base,filling in the coordination work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ase base.
〔Key words〕big data;city public crisis;case base
城市公共危機管理問題的研究已經進展多年,有關專家和學者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學者Birch和Guth把危機管理劃分為事前、事中、事后等3個階段,并且分別論述了3個階段危機管理的應對策略[1]。Robert Heath提出了危機管理的4R模型,并將公共危機事件應對過程分為減弱、就緒、響應、恢復等4個階段,提出了不同階段的風險管理理論[2]。王傳清、畢強提出了政府危機信息管理聯動系統模型等[3]。
然而,人、機、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引發了公共危機案例數據規模的爆炸式增長和數據模式的高度復雜化,世界已進入大數據時代[4-5]。僅僅依靠傳統案例處理模式、聯動處理模式等是無法完全支撐公共危機管理的問題的。由于大數據隱含著巨大的社會、經濟、科研價值,已引起了各行各業的高度重視[6-7]。城市公共危機事件中多形態、多信源、高沖突的危機數據可能與大數據的特征相吻合,在構建數據庫、系統模型等方面嘗試融入大數據的研究和應用,可能會為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的建設和應用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為更好地解決城市公共危機的管理問題提供相關理論借鑒和經驗嘗試。
1文獻綜述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城市公共危機案例管理系統、平臺建設方面的研究尚比較弱,相關文獻也僅限于相關模型的構建、數據挖掘模式的構建、關鍵技術的支撐等。實體研究方面例如蘭州大學共危機信息管理研究團隊組織研發的《中國公共危機事件案例知識庫》[8],該系統收集了2007年以來我國發生的四級以上關于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社會安全以及網絡輿情的突發公共事件案例等。北京天演融智軟件公司研發的《中國危機事件與管理案例庫》[9],該系統為各類型組織提供一個學習型的集成化危機預警與輔助決策支持平臺。但是系統模式、功能模塊的構建還需引入大數據思維。
大數據比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是3V定義[10],即大數據的特點可以總結為3個V:規模性(Volume)、多樣性(Variety)和高速性(Velocity)。面向大數據的思維是多維的,研究者所關注的點不同,思維方式也不同,大數據思維主要有定量思維、總體思維、容錯思維、相關思維、智能思維、實驗思維等[11]。
大數據在城市應用領域有著迅速的發展,目前基于大數據技術的城市研究機構有:北京大學智慧城市研究與規劃中心,該中心致力于智慧城市理論研究與技術攻關、時空間行為大數據研究及智慧城市規劃管理應用[12];龍瀛博士創建了北京城市實驗室BCL,BCL是致力于采用多學科結合的定量方法進行城市研究的非官方學術研究網絡[13];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成立了可持續智慧城市實驗室SU-SMART CITY LAB,SSCL是一個以集成數據與原創研究為依托的城市研究與規劃設計機構[14];北京清華同衡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成立了北京西城―清華同衡城市數據實驗室UDL等[15]。網站也開始重視大數據和城市應用研究領域,例如城市數據派UDParty[16];城市規劃云平臺CITYIF等[17]。
目前在城市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中,大數據思維模式下的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建設尚比較弱,在建設中引入大數據思維,構建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嘗試突破傳統思維造成的信息壁壘,利用大數據所集成的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等前沿技術,利用大數據定量分析、智能判斷等優勢,實現對城市公共危機案例管理的智能化、大數據化等具有深刻的意義。
2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功能設計
基于相關理論與實踐研究,依據相關案例庫的用戶需求,結合大數據技術,構建大數據視域下的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系統。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系統的總體框架由危機案例數據獲取模塊、危機案例大數據處理模塊、危機案例檢索與決策支持模塊3個功能模塊和案例庫、工具庫、規則庫等相關數據庫構成。功能模塊和功能數據庫協同工作,實現危機案例庫系統的設計功能。系統的總體結構框架如圖1所示。
21危機案例數據獲取模塊
城市危機案例信息采集是整個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建設的基礎,也是案例分析及大數據處理的前提和條件。傳統數據分析我們主要使用樣本分析法,這是在有限的技術條件下無法獲取全部數據的無奈選擇。舍恩伯格認為:“在大數據時代進行抽樣分析就像在汽車時代騎馬一樣。”[18]為了實現大數據的總體數據思想,模塊中設置城市數據信息采集、危機案例數據采集、城市危機案例采集引擎等功能項,這一功能主要由人機交互共同實現。
城市是一個多因素、多層次、多功能的大系統,案例庫中城市數據信息的采集不是簡單的信息任務上傳,采集的數據也不都是結構化的數據,很多數據信息是動態的、隱性的,分析城市危機案例,首先要把城市的全部基本數據信息進行采集存儲,這是研究城市公共危機案例的基礎。城市數據信息采集功能項需要在大數據的總體思維下把城市的基本數據信息進行全方位采集并存儲,這部分主要由人工采集存儲。
在現實社會中,危機一般是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作出關鍵決策的事件[19]。城市危機不但具有突發性、不可預測性、高度不確定性等危機的一般特性,而且還具有突發性與緊急性并存、公共性與災難性并存、共振性與復雜性并存、不確定性與時間的有限性并存等特點[20]。危機案例數據采集功能項需要在大數據的總體思維下把城市公共危機事件數據進行全方位采集并存儲,重點解決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信息數據的采集,這部分主要由人工采集和計算機智能采集存儲。
由于大數據的量大,案例庫設置城市危機案例采集引擎。該采集引擎注重信息源及其內容的全面性,數據來源包括各大網站、論壇、博客、微博等;采集的內容包括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采集引擎借鑒互聯網搜索引擎技術,代替人工智能采集城市公共危機事件,重點采集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事件數據、隱性危機信息數據、價值密度低數據等,強調采集數據的完整性。
危機案例數據獲取模塊經3個功能項獲取大量數據后,經過數據集成形成最初的危機案例數據庫,該數據庫是大量數據的聚集地,沒有經過系統處理和加工,交由危機案圖1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系統結構圖
例大數據處理模塊進行處理。
22危機案例大數據處理模塊
由于大數據時代數據處理發生了重大轉變,處理數據的流程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大數據普遍適用的處理流程分為采集、導入和預處理、統計和分析、數據挖掘四部分。危機案例庫可以借鑒大數據處理數據的流程和大數據思維設置大數據處理模塊。
經過危機案例數據獲取模塊集成的數據導入到分布式案例存儲集群,經過專業化信息工具處理進行簡單的數據清洗和處理,分布式數據庫及計算集群對存儲于存儲集群的大數據進行數據分析和分類匯總等,形成具備一定功能形態的城市危機案例庫。例如把非城市公共危機范疇的數據進行篩除,對自然災害危機、意外事故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社會安全危機等案例進行分析和分類匯總等。
由于危機案例庫更多的要體現大數據思維,更重要的在功能上還要體現智能化,所以要進一步應用大數據視域下的核心思想,引入大數據的關聯思維、容錯思維及智能思維對城市危機案例庫進行深層次地數據挖掘。與簡單的數據清洗和分析分類不同,數據挖掘在過程上具有發散性,主要是對數據進行各種算法的計算,為了更好地滿足高級別數據分析的需求。
221關聯數據挖掘
在小數據時代,人們常常關注城市公共危機案例的因果關系,試圖通過有限樣本案例來分析總結其中的內在機理,但是這些有限的危機案例樣本數據不能很好地、全面地反映出案例之間的相關關系。在大數據時代,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挖掘危機案例之間的隱性關系,獲得更多隱性數據的顯性化,利用顯性化的數據信息可以幫助決策者進行數據獲取和數據預測,從而進行更加準確的決策推理。在大數據處理模塊引入關聯挖掘技術,可以幫助案例庫用戶檢索案例、檢索決策、進行決策推理、向用戶推送信息等。
222容錯數據挖掘
由于小數據時代人們獲取的危機案例樣本量比較少,所以比較注重危機案例數據的結構化和精確化。舍恩伯格指出:“只有5%的數據是結構化且能適用于傳統數據庫的。如果不接受混亂,剩下95%的非結構化數據都無法利用,只有接受不精確性,我們才能打開一扇從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戶”[16]在大數據背景下,引入容錯思維,適當忽略一定層面上的精確性,接受一定程度的錯誤和混雜,可能在數據的宏觀層面獲得更多隱性數據的顯性化,幫助決策者進行數據獲取和數據預測等。在大數據處理模塊引入容錯挖掘技術,可以幫助案例庫用戶進行決策推理、向用戶推送信息等。
223智能數據挖掘
大數據時代要求數據庫處理數據從線性等簡單的思維向智能思維轉化,這是大數據處理的顯著特征和核心內容。在大數據背景下,引入智能思維,可以對城市公共危機案例數據進行邏輯分析、智能判斷、科學預測等。大數據處理模塊引入智能挖掘技術,可以更好地支撐危機案例庫的數據處理功能,為各項功能的協調運行提供智能化支撐。
在關聯挖掘、容錯挖掘、智能挖掘等相關大數據處理技術的支撐下,對城市危機案例庫進行大數據處理形成城市危機智能案例庫。該庫可以有效支撐案例庫用戶的案例檢索、決策檢索、決策推理等功能。
23危機案例檢索與決策支持模塊
危機案例檢索與決策支持模塊主要實現用戶的檢索需求與決策推理需求。由城市危機智能案例庫中的案例數據庫、決策數據庫、決策推理模塊等構成。數據庫和功能模塊協同工作,實現用戶檢索與決策推理的設計功能。由智能決策推理形成的新決策方案充實到決策數據庫中。用戶的檢索效果與決策推理效果反饋到案例庫的數據獲取模塊與大數據處理模塊。
3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系統實現
基于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的功能設計,結合大數據技術,給出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的系統實現。
31案例庫的系統架構
在構建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系統功能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案例庫的系統架構,其核心部分如圖2所示。圖2城市危機案例庫的系統架構圖
案例庫系統通過各種不同的連接器,實現對各類數據庫、系統、第三方應用的數據進行數據采集;案例庫系統對采集的案例數據進行清洗、抽取、處理等操作,生成案例數據索引;案例庫系統是通過分布式系統建立數據倉庫,并利用大數據技術提供數據挖掘功能;數據服務層為其上的數據應用層提供各類數據接口。用戶權限系統可以從數據的各個層面進行嵌入。
32案例庫系統的交互環境
在案例庫系統功能、系統架構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案例庫系統的交互環境案例庫交互環境中的案例檢索的部分功能實現如圖3所示。
在案例檢索交互界面中,設置快速檢索和高級檢索等功能。輸入關鍵詞進行檢索,在檢索界面的左側,設置危機屬性、危機描述、利益相關、案例分析等功能鏈接。以“2015年8月12日天津大爆炸”為例,危機屬性包括天津爆炸的時間、地點、主要影響、危機領域、危機類型、所屬行業、危害程度等各項數據;危機描述包括天津爆炸案例的前兆、緊急、持續、結果等階段的具體數據描述;利益相關主要是指危機利益相關者數據分析等;案例分析主要是對危機案例數據進行大數據處理后進行處理結果的展示,包括案例數據對比分析、案例數據統計分析、數據宏觀指導、數據智能判斷等,例如港炸案例數據分析、圖3案例檢索交互測試界面
化學品爆炸案例數據分析、智能爆炸案例數據統計等。
4總結和展望
本研究依據案例庫設計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結合大數據技術,構建了城市公共危機案例庫的功能結構和系統實現,在案例庫中嵌入了大數據思維,從技術實現和功能需求上為城市危機管理的減緩工作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但是系統實現方面還有很多挑戰,例如如何在這些數據庫之間進行負載均衡、如何實現大數據的智能算法等問題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在后續研究中,需要進一步研究功能模塊的系統性、精確性、效用性等;工作流程的邏輯性、系統性、規則性等;案例庫系統實現的穩定性、實用性、創新性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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