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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術的普及挑戰傳統傳播業。信息時代的三大前沿技術――數字技術、網絡技術、衛星技術作用于廣播,廣播因此得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廣為傳播”,具體表現在: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網絡廣播使得境外廣播能夠輕松越過政府控制壁壘,傳統的對短波電臺實施干擾的廣播控制手段,作用越來越有限;隨著2000年3月世廣衛星“亞洲之星”的發射成功,衛星數字音頻廣播疾步而來。亞洲之星的一個波束就可以覆蓋1400萬平方公里,對中國而言,可以做到整個國土100%的覆蓋。在世廣系統服務區中的任何人,只需一個小巧的接收機,就可以直接從地球同步衛星上接收信號,可以收聽到世界頂尖廣播電臺的節目。這意味著國外電臺可以通過衛星數字音頻廣播平臺進入中國廣播領域。
境外資本進入我國傳統傳播業,對我國傳播業構成了挑戰。加入WTO以后,國家雖然會采取種種保護措施,但媒介市場會逐漸向國外開放將是不爭的事實。依據世貿組織的貿易自由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無歧視貿易原則,外國媒介將會逐步謀求享受與國內媒體相同的待遇。國外傳媒將會通過參股、控股等方式,對我國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媒體進行資本滲透,繼而在中國設立獨立的新聞機構,向中國出售其媒介產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國商業電臺、電視臺的節目有可能在中國落地。實際上,有些國外媒體早已有所動作。《中國計算機報》由于外資的介入成為第一個被捅開的豁口,向人們展示了國外媒體經營的全新觀念和強大的競爭力;美國《財富》雜志也通過在上海舉辦“財富論壇”為條件,取得了在國內創辦《財富》中文版的許可;已經通過MTV成功打入中國的維亞康姆公司及影響廣泛的《讀者文摘》也在叩擊中國市場大門。另外,中美達成的協議包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日起,允許外國電信供應商占有電信服務公司49%的股權,兩年后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國可以在中國投資互聯網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內容供應業務,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中國互聯網領域將會獲得合法的地位。
世界傳播業集團化、產業化的發展對我國傳播業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競爭。境外資本介入中國傳媒市場必然會掀起新一輪購并熱潮,在這一浪潮中,弱小公司、單兵作戰顯然已經不能抵御國外強大的資本勢力。跨國公司雄厚的資金、成熟的市場運作經驗、先進的技術與多樣的節目形態必將會對傳統的廣播進行新一輪的沖擊。面對沖擊,國內的1000多家電臺只能信奉“團結就是力量”,拋棄舊有的條條框框,手拉手才能辦大事。團結首先是本行業內部的團結――走廣播電視集團化道路;其次是跨媒體跨行業的團結――走競合傳播、媒體協作道路。
我國媒介環境將不可避免外國新聞媒介的意識形態的滲透。“在冷戰結束后的世界里,跨國通信一直在不斷地影響推動世界政治的發展變化”。集團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聞媒體曾經沾沾自喜地認為,正是國際傳播在這場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新聞正越來越成為一種有力的政治與外交武器”。近幾年來,美國之音、BBC等西方媒體打著各種旗號,加緊對我國進行政治滲透。隨著外國新聞產品的不斷涌入,國際信息交流的規模不斷擴大,人們的信息源也將大大增加,這將給“把關人”的信息過濾帶來困難。國外商業文化也會加緊滲透中國市場。目前,美國的大眾文化出口已經排在航空技術之后,成為其第二大最具贏利性的出口,美國的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席卷全球,對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造成了顛覆性的影響。可以認為,世界已經開始享有一種共同的大眾文化,而這種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眾文化的基礎之上。西方大眾文化的實質就是宣傳西方日益膨脹的消費主義、鼓吹絕對的個性自由、凸顯非理性的和價值相對主義的后現代文化,它在無意識中就消解了其他國家的民族認同,對此我們要保持警惕。
二、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更新和轉變新聞觀念。我們應該用全新的新聞傳播觀念來指導現實操作,這是當務之急。近幾年,我國媒介的市場意識雖然得到提高,媒介競爭也空前激烈,但是宣傳方式還不靈活,有效傳播觀念還比較薄弱,今后,應在強調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樹立受眾本位思想,改進新聞宣傳的方法,提高宣傳的藝術,增強新聞宣傳的貼近性和服務性。同時,要借鑒跨國傳媒集團在管理機制、經營方略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促進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開化。
加快我國大眾傳媒集團化發展的步伐。當前世界媒體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年營業額將達到300億美元,成為集因特網服務、出版、新聞和娛樂于一體的超級媒體王國。美國在線的老板史蒂文?凱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說:“我們將最終改變人們獲取信息、與他人交流、購物以及娛樂的方式。”另外,《紐約時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華盛頓郵報》與國家廣播公司(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C)和維亞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這些媒介巨頭紛紛互拋繡球,強強聯合,正說明全球媒體競爭已經進入短兵相接、慘烈廝殺的階段,而實力正是決定勝敗的關鍵。順應這一潮流,我國也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報業集團試點,經過幾年的發展,集團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目前我國已經成立起15家報業集團,初步建立起我國報業發展的新框架。廣播電視也正在積極推行集團化模式,部分地區如湖南、四川已有媒體成功上市,進軍資本市場,這些舉措都標志著我國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已開始從個體化發展轉向整體戰略性產業結構調整。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傳媒市場已經不再是附屬于行政區劃的各自獨立、互不交叉的市場,因此媒體下一步應該樹立國內統一大市場觀念,在相應的政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跨地區經營,通過聯合、重組、兼并等方式,優化配置媒介資源要素,盡快打造我國傳媒業的“航母”。
高度重視互聯網建設。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說過:“誰擁有網絡,誰就擁有未來,誰就擁有世界。”互聯網作為信息社會的一個標志,它的飛速發展給人類傳播活動帶來了一場革命。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具有即時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國界、超文本等特點,它綜合了廣播、電視、報紙三大媒體的優點,又有三大媒體所不具備的優勢,因此受到世界各國媒體的重視,成為新的信息傳播的制高點,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報刊和通訊社紛紛在互聯網上安營扎寨。互聯網在我國的發展也可謂驚人。1996年以來,國內互聯網用戶每年都以超過200%的速度劇增,現在已逾6000萬,到2015年我國互聯網用戶將會躍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國內地全國報刊總數2053種的80%都已上網。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報》在內的北京9家新聞單位共同加盟“千龍網”,實行資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傳統媒體又聯手推出“東方網”,這兩件事是媒體創新的一個重要信號,它意味著傳統媒體正以戰略聯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但是,我們在互聯網上仍然與西方強勢媒體有著不小的差距。這首先是因為互聯網上通行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儲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語記錄的,漢語作為一種信息符號在跨文化傳播中還存在很大的障礙。據《計算機世界》刊載的統計數字,在互聯網上的輸入、輸出信息流量當中,中國僅占0.1%和0.05%,而美國的兩項指標均達85%以上。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對等、平衡的傳播。因此,中國應該加大用英語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傳達中國的聲音,幫助國外受眾更好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網絡交流的價值。另外,據資料顯示,我國信息產業的投入大約在l萬億元左右,約為美國的12.5%,我國信息資源利用與開發的比重僅占總投入的0.2%,而美國信息利用與開發的比重卻占到總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戲稱,中國花大錢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國人的“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浪費。因此,我們必須大力開發中文信息資源,通過降低價格、加強培訓等措施,擴大用戶范圍,讓盡可能多的人上網。只有這樣,我們的基礎設施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服務。
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新聞隊伍。一切戰略的落腳點都是人才,在加入WTO的挑戰中,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人才。相對于外國同行,我國新聞從業人員的競爭意識普遍不強,尤其在新聞觀念、新聞的敏感性、敬業精神、知識儲備等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因此,應把提高新聞工作者素質作為一個應對挑戰的關鍵問題來加以解決。新聞工作者應該在深入研究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學習地緣政治學、多邊貿易規則、知識產權等多方面的知識,應該能對錯綜復雜的新聞事實進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聞規律來合理運用新聞資源,通過最新的傳播技術和傳播手段,使用現代新聞語言來向受眾傳輸信息。從這一點來說,新聞從業人員肩負的使命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李彬:《傳播學引論》,新華出版社。
2.張隆棟:《大眾傳播學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關鍵詞:影視藝術 大眾文化 消費文化 精英文化
影視藝術從一開始就是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什么是大眾文化呢?金元浦在其《定義大眾文化》中,這樣說道:“我們今天所說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的范疇,它主要指興起于當代都市的,與現代大工業密切相關的,以全球化的現代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的當代文化形態,是處于消費時代或準消費時代的,由消費意識形態來籌劃、引導大眾的,采取時尚化運作方式的當代文化消費形態。它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充分發展后的產物,是當代大眾大規模共同參與的當代社會文化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是有史以來人類廣泛參與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大眾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它的消費內涵。甚至可以這樣說,“大眾文化”的生產就是以刺激大眾消費為目的的。沒有消費的“大眾文化”產品,要么內容不夠適銷對路,要么根本就不屬于“大眾文化”產品。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消費內涵抱著明顯的批判態度。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呈現商品化趨勢,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眾文化生產的標準化、齊一化。導致扼殺個性。”“大眾文化是一種支配力量,具有強制性。”他認為大眾文化“剝奪了個人的自由選擇”。總之,“大眾文化”的消費屬性、商品屬性決定了它與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影視媒介是大眾文化生產的主力軍,既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也是推動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生產的主要力量。
關于“消費文化”的定義,費瑟斯通認為:“消費文化,顧名思義,即指消費社會的文化。它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即認為大眾消費運動伴隨著符號生產、日常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織。”關于“消費文化”的涵義,費瑟斯通指出:“使用‘消費文化’這個詞是為了強調。商品世界及其結構化原則對理解當代社會來說具有核心地位。這里有雙層的涵義-首先,就經濟的文化維度而言,符號化過程與物質產品的使用,體現的不僅是實用價值,而且還扮演著‘溝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產品的經濟方面,文化產品與商品的供給、需求、資本的積累、競爭及壟斷等市場原則一起,運作于生活方式領域之中。”按照這樣一種解釋,影視視文化產品具有典型的消費文化產品的特征。
影視藝術的大眾化程度從來沒有現在這么高,影視藝術從來沒有現在這么普及。這與影視藝術的現代化直接相關。影視媒介的傳播手段、渠道和方式不斷現代化,傳播的面越來越廣、傳播的量越來越大,傳播的質量越來越高,接受方式越來越便捷,使得影視藝術越來越趨向大眾化。影視藝術的這種大眾化趨勢構成了大眾文化的客觀環境。這種客觀環境又反過來對影視藝術的文本原創、拍攝制作和傳輸播出產生巨大影響。其結果是.影視藝術隨著傳播手段的現代化.越來越呈現出大眾化趨勢,并使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逐步融合。精英文化日益融入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在接納精英文化的過程中提升自己的格調和品位。這就是影視藝術傳播表現出來的非常突出而重要的趨勢。展望未來,進一步融合將是大勢所趨。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最根本的特點在于,它的對象再也不是局限于某一狹窄的社會階層中(如貴族或是精英),而是基本失去了階層差別的大眾。以此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決不可能沿用傳統文化載體,它要求的、適合自身的新型載體,必須有為大眾所享有的特點。影視藝術無疑是這樣的媒介。大眾文化有別于精英文化,它是以滿足大眾娛樂和消遣為主的商業性消費文化。隨著大眾文化的興盛,以深度、抽象、嚴肅為特征的精英文化逐步向平面、直觀的大眾文化轉型,以娛樂消遣、消費贏利為目的的影視文化日益成為大眾文化的主體。由于現在影視文化傳播手段的現代化,影視文化的商品屬性日益凸現,商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原來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藝術和非藝術的界限趨于模糊。當下,文化越來越成為公眾享受和消費的產品,大眾文化也就是公共文化、消費文化。于是,以影視藝術為代表的通俗化走向。既加速了當代文化文化產業的迅速發展,又使當代審美文化的商品屬性更加凸顯。影視文化市場受大眾文化的感性享受、追求時尚的刺激,也變得越來越向娛樂化的方向發展,反過來又刺激著享樂主義和時尚文化在大眾文化中普遍開來。綜觀影視藝術發展現狀。其大眾化的趨勢表現為以下幾個主要特征
1.“快餐式”
大眾影視藝術不象經典文化那樣。蘊涵著無窮無盡的符號意義.負載著人生真諦.揭示社會的本質,它僅僅做為一次性文化消費品,滿足大眾娛樂消遺的需要。大眾影視作品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可以貼切地比喻為“文化快餐”。“快餐式”影視藝術作品的特點是無深度和平面化。這種作品往往作一般義理的傳達,僅僅掃描出現時生活的人間情態和世俗表層,局限于平面化的展示.對影片的人文內涵缺乏深度挖掘。現代大眾影視藝術與傳統的經典影視藝術在審美形態和審美內涵上產生了質的區別,它消解了作為文化的啟蒙主題和意義深度,不再具有精英文化的沉重和焦慮,雖然也能給不同層次的觀眾帶來愉悅,雖然不少作品也有一定的思想主題和教化功能,但主要的還是一種游戲消遣和感官刺激。
2.商品化
影視藝術的商品化不僅僅是指其制成品通過市場流通,更意味著影視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市場導向,而傳統文化多以文人的自我創作為導向的。好萊塢從娘胎里就孕育市場意識和娛樂觀眾的意識.普特南強調,在好萊塢“沒有一種藝術的規則、義務和標準能替代這一娛樂觀眾、打動觀眾、贏得觀眾的中心職責。”好萊塢將世界市場納入自己的版圖.煞費苦心地收集他國觀眾的觀影需求。早在1927年,美國商務部便過一份由駐華領館人員提供的中國市場報告,對“中國人電影趣味”的把握相當細致。特別提醒制片人“三角戀愛和兩代人沖突的題材因違反傳統倫理不受中國人歡迎”,又將“大團圓”、“善惡分明”等歸納為美國電影能夠占據中國市場的原因。市場導向對藝術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大眾的文化需得到了滿足:另一方面,過度追求普及導致了文化水平的下降。人們發現,市場導向并不能直接提升文化的水準。暢銷和優秀之間決不能劃等號。
3.技術化
電影作為一種綜合藝術,對于科技的依賴可謂登峰造極。巨額資金的投入。高科技手段的運用幾乎成為現代電影的票房保證。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學、戲劇成分在電影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低。好萊塢大片越來越熱衷于用數字特效營造熒屏奇觀,我們中國觀眾 從那類大片里感受不到我們民族的情感生活、理想追求與人文內涵,難以滿足我們的審美期待。人文理性遭到科技理性的嚴重挑戰。技術不僅體現在制作過程中.還體現在發行和銷售過程中。網絡、衛星電視、光盤等現代技術使影視作品越過千山萬水,滲透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大眾文化氛圍。
4.組織化
大眾媒介本身既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組織機構,其內部嚴格按行政系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不僅如此,單個的大眾媒介又組織起來結成了一個龐大的信息傳輸網絡.傳統傳播方式中,傳播的中心集中在參與傳播的人。而在大眾傳播中,其中心集中于傳播機構,組織成為聯系傳者和受者、規范傳播內容方式與內容的中心點。傳播媒介的組織化使得文化特征發生了如下的變化:一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分離。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將制成品交付給大眾傳媒,在提供給受眾消費。這意味著生產者生產者和消費者永遠不能處在即時的互動中,在文化創作過程中,消費者是缺席的。這即是大眾傳播的單向性的典型表現。二是受到組織規范的制約。大眾文化既然以組織化的大眾媒介作為自己的傳播媒介,就不可避免的受到組織規范的約束。文化創造再也不是個人的性情的表露,而是依據組織程序群體運作的結果。
5.機械復制
影視圈出現的“戲說熱”、“紀事熱”、“宮廷戲熱”、“武打熱”等現象表明嚴重的類型化傾向。為了保證最大程度的市場份額,避免市場風險,影視藝術作品日益向類型化方向發展。文本能夠大量復制,是大眾媒介產生并存在的技術性前提,大眾媒介的這一特征同樣反映在大眾文化中。大眾文化之所以被稱作“文化工業”,就是采用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來制造文化產品,而工業化生產的重要特征既是機械復制,對大眾媒介而言,傳媒產品復制數量,左右著產品的今后的發展方向和制作原則。同樣的定律在大眾文化中依然有效。大眾文化的制成品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以龐大的數量為標志的。接觸的人數的多少,幾乎是判定大眾文化作品是否成功的標準。
6.標準化
標準化是機械復制的直接結果。大眾媒介產品的標準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內容的模式化,流行的大眾文化大多有人為熟知的慣用模式。二是語言的相似性。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大眾媒介是整個社會語言的制造器,它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越來越趨向同一。標準化的影視藝術作品往往壓抑獨創性和主體性,尚失影視藝術作品的藝術審美價值。而影視藝術作為一種審美形態,其價值應該體現在個體生命對世界的獨特體驗和感悟上,也體現在個性化的審美創造上。當前,無論從國外的影視藝術作品來看.標準化的程度都很高。
7.偶像崇拜
偶像或明星成為影視作品開拓市場的有力武器。由他們扮演的英雄和美女在影片中起主導地位。無論是情愛片,還是暴力片:無論是戰爭片中的軍事首領,還是武打片中的大俠等都不乏他們的身影。這些明星在觀眾的心目中往往具有美麗或英俊的形象。卓越的才能。以及高大的人格力量。而當下大眾影視藝術作品中的明星,更多的依賴于商業文化的形象包裝。為了提高影視的收視率,影視傳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注重明星效應。由于明星效應的特殊價值.有些演員甚至不惜通過緋聞炒作來獲取關注。另一方面。明星對于大眾消費文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成為廣告商追逐的寵兒。
【關鍵詞】爆破擠淤;造船項目;防洪堤工程
【中圖分類號】TV8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0)10―0089―2
一、工程概況和自然條件
中遠大連造船項目防波堤工程內容包含防波堤1 880m,接岸護岸250m。防波堤及護岸均采用拋石斜坡堤結構,根據護岸、防波堤的功能及地基情況、堤身的結構分以下幾種類型:
K0-250.00―K0-150.00為護岸段,由于離岸較近,淤泥層厚度很小,基礎不處理,采用拋石擠淤;K0-150.00―K0+0.00段也為護岸段,基礎處理采用爆破擠淤的方式,處理土層為淤泥及淤泥質粉質粘土;K0+0.00―K0+420.00為防波堤內側兼碼頭段,基礎處理方式有兩種,其中K0+0.00―K0+150.00采用挖泥方案,基礎開挖要求達到卵石層,K0+150.00―K0+420.00采用爆破擠淤方式; K0+420.00―K1+250.00段為防波堤內側遠期預留碼頭段,基礎處理采用爆破擠淤的方式;K1+250.00―K1+830.00為純防波堤段,基礎處理采用爆破擠淤方式; K1+830.00―K1+880.00為堤頭段,地基處理采用爆破擠淤方案。
本工程中爆破擠淤筑堤主要工程量為:防波堤堤心爆填石方4 486 763m3,護岸堤爆破擠淤石方183 196m3,合計4 669 959m3。
本區瀕臨海域潮汐屬于不正規半日潮,每日潮位兩漲兩落,以風浪為主,涌浪為次。
二、爆破擠淤的機理
爆破擠淤是“爆破法處理水下淤泥質軟基”的簡稱。爆破擠淤處理加固地基的基本原理是在堤頭一定位置的淤泥內埋置藥包,藥包爆炸將淤泥向四周擠出并向上拋擲形成爆坑,堤頭拋石體在爆炸空腔負壓和重力作用下定向滑移落入爆坑并形成石舌,瞬時實現泥石置換。同時,藥包爆炸產生的沖擊波和振動還使爆源附近一定范圍內的淤泥受到強烈擾動,物理力學性能參數急劇下降,承載能力迅速減弱至幾乎完全失去,拋石體在自重作用下進一步滑移或下沉;后續堤頭藥包爆破的多次振動作用將加速堤身下沉落底;爆破振動效應使拋填塊石相對移動,堤身石料密實度增加,使堤身后期沉降減小。
三、爆破參數計算及起爆網路設計
根據《爆炸法處理水下地基和基礎技術規程》規定,擠淤一次爆破藥量按下式計算:
Ql=q0•LH•Hmw•LL
Hmw=Hm +(γw/γm)Hw
其中:
Ql-一次爆破排淤填石藥量,單位:kg,
q0-爆炸擠淤單位體積淤泥的耗藥量,單位:kg/m3,
LH-一次推填的水平距離,單位:m,
Hmw-計入覆蓋水深的折算淤泥厚度,單位:m,
LL-布藥線長度,單位m
Hm-置換淤泥層厚度,包含淤泥包隆起高度,單位:m,
Hw-覆蓋水深,即泥面以上的水深,單位:m,
γw-水重度,單位:kN/m3,
γm-淤泥重度,單位:kN/m3。
影響爆炸擠淤單位體積淤泥耗藥量系數q0的因素很多,如淤泥的物理力學指標、石料塊度、炸藥種類、淤泥深度、覆蓋水深、等等。規程中給出的q0值在0.6至1.0之間,根據近年來的爆破擠淤工程實踐,此單耗值偏大。不同地區不同淤泥指標的擠淤爆破炸藥單耗量差異較大,大連地區單耗藥量通常不會超過0.2kg/m3。另外,在計算總裝藥量時通常需要計入淤泥包隆起的高度,但不計入覆蓋水深的折算厚度。
計算藥包埋深時不僅要計入淤泥包的隆起高度,也應計入覆蓋水深的折算淤泥厚度。覆蓋水有利于炸藥能量的充分利用,覆蓋水越深,計算得出的折算后埋深越深,藥包埋入淤泥內的深度越淺。當覆蓋水足夠深時(水深大于泥深的1.6倍),藥包可以放置在淤泥表面。
起爆網路可以采用導爆索網路,導爆管網路或兩者的混合網路。在埋入藥包之前,首先用導爆索加工成起爆體放入藥包中,然后選用導爆索或導爆管引出水面,構成了導爆索網路或導爆管網路。如果用導爆管引出,之后與主導爆索相連,則構成了混合網路。爆破時通常采用電雷管起爆,或者采用分段延時雷管起爆。起爆網路如下圖所示:
四、施工工序
爆破擠淤施工工藝有三種,即堤頭爆填,內外側側向爆填和坡腳爆夯。通過上述工藝使堤身拋石體落底至設計高程,同時按設計尺寸形成穩定的堤身斷面。
堤頭爆填開始前先設立堤軸線和兩側拋填邊沿線標記,為了解堤軸線附近水深地形變化,施工前做必要的水深地形復測。然后按兩側邊沿線標記和進尺進行拋填。進尺、寬度及高程滿足要求后進行裝藥作業。裝藥作業結束后,機械設備、人員撤場。放警戒線,鳴警報,連接雷管,準備起爆。爆后經現場安全人員檢查無誤后,堤頭爆填一次循環完成。
堤頭爆填完成后,石料基本落到持力層上,但仍需對堤身兩側進行側爆填,以便加寬堤身和整形,使之達到設計要求。兩側爆填施工方法與堤頭爆填相同,可在堤頭爆填50m后進行,側爆循環進尺一般為50m。
要想使內外側坡腳穩定,坡腳爆夯是必不可少的步驟,通過對坡腳進行爆夯處理,可以起到密實加固的作用。爆夯時根據坡腳平臺寬度確定采用單排藥包或雙排藥包,藥包直接放置在基礎平臺石料表面,內外側可分別進行。爆夯在側爆完成后進行,爆夯后通過理坡使堤身達到設計斷面。
五、質量控制
根據《爆炸法處理水下地基和基礎技術規程》(JTJ/T258-98)中對爆炸擠淤施工的相關規定:
本工程質量控制在技術方面包括下面幾項內容:
第一,上堤石料質量控制(塊度、抗壓強度、含泥砂量等)。
第二,爆破擠淤施工過程質量控制(測量、定位、裝藥、起爆等)。
第三,檢驗與檢測(鉆孔、物探、體積平衡驗算、沉降位移觀測等)。
其中,體積平衡法貫穿于爆破擠淤堤頭爆填施工的全過程,堤心爆填每30m進行一次體積平衡檢驗。體積平衡法是根據每炮拋填石料質量、方量記錄,在準確統計上堤方量的基礎上,比對設計斷面方量,使堤心石落底情況能夠被確定下來。
六、安全、環境與文明施工管理
(一)環境保護
在施工過程中,為了了解爆炸產物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大連市環境監測中心作了大量的環境跟蹤監測,積累了資料,取得了可靠的數據。跟蹤監測結果表明:爆炸法處理海淤軟基對水質影響范圍有限,持續時間較短,不會造成施工區外的污染。爆破對海洋水質及海洋生態環境沒有產生有害影響。
(二)加強火工品管理
施工中按有關規定進行火工品運輸、保管和加工,嚴格執行各種簽領手續,做到可追溯,避免保管不善造成流失。
(三)施工安全距離的確定
根據《爆破安全規程》(GB6722-86)中第8.3.5條規定:“在水深不大于30m的水域內進行水下爆破,水中沖擊波最小安全距離,應遵守下列規定:當炸藥量為200kg―1 000kg時,采用水中裸裝藥方式,水中沖擊波對人員安全最小距離為2 000m,對潛水人員最小距離為2 600m,對木船最小距離為500m,對鐵船最小距離為250m。”
(四)安全警戒
由于水下爆炸較為復雜,為確保人員和施工船舶安全,考慮到水下的地質、水文和爆炸方式等條件產生、傳播的復雜性,在施工中按規定的警戒范圍警戒。特別加強與旅游區人員、施工船舶及其他施工單位之間的通訊聯系,水上安排警戒船只進行巡邏,做到萬無一失,確保爆夯安全。
七、結語
本工程基礎處理方法采用了爆破擠淤筑堤法,該方法具有工程造價低,施工速度快,后期沉降量小等優點,被廣泛應用于防波堤、護岸、圍堰等地基處理項目。但爆破擠淤工藝也有它相應的適用范圍,《爆炸法處理水下軟基和基礎技術規程》中推薦的置換淤泥深度為4m―12m。本工程水深為15m,淤泥厚度為20m,堤身落底寬度最大為120m,遠遠超過了規程中推薦的適用范圍,國內沒有類似的成功實例可以借鑒,爆破擠淤施工技術難度很大。通過對本工程的成功實施總結出以下幾點經驗:
第一,爆破擠淤施工除按規范設計爆破參數外,應通過典型施工來確定爆破參數的可行性。本工程選取樁號K0-150―K0-105護岸起始段、樁號K0+000―K0+030防波堤內側挖泥段和樁號K0+230―K0+260防波堤內側兼碼頭段作為典型施工段,證明所選用的爆夯參數是合適的。根據爆破前、后的測量結果,針對該典型施工段具體情況,選用相應的爆夯參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堤身內側先寬后窄,落底寬度一次到位,同時根據拋石層厚度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翅膀疊加技術。這一方法解決了常規施工工藝中深水條件下容易出現的落底寬度不足的缺陷。
第三,堤身外側采用了兩次側爆加寬,側爆與爆夯相結合的施工工藝。在改善堤身抗風浪沖刷能力的同時,提高了拋石車輛的工作效率。單一堤頭24小時拋填石方量超過25 000方也是防波堤施工中較為罕見的。
第四,改進型的陸上裝藥機及雙向復式起爆網路,提高了爆破裝藥的效率和操作的安全性,降低了盲炮發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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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眾傳播;大眾文化;中國;文化傳播體制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所產生的正是所謂的大眾文化。
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
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大眾傳播有著不同的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對于“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個概念,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雷蒙.威廉斯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在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界的各種理論也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大眾傳播的介入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信息做出多種多樣的理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業”,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出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同時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做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在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的應該不僅僅是觀望。
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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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眾傳播的特征之一是符號商品的機構化生產與傳播,大規模的信息生產與傳播機構的形成與發展,是大眾傳播的前提條件,而這種機構總是盡可能嚴格地控制信息生產與信息流通。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大眾傳播是否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控制與統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與一定的政治權力相結合或被政治家操縱,會不會是對于民主與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脅?這正是許多大眾傳播的研究者所擔心的狀況。
比如哈貝馬斯在談到“公共領域”在19、20世紀的衰落時,就把這種衰落的原因之一歸結為大眾傳媒的興起。他認為:原先由面對面相互辯論的市民所組成的公共領域,在現代社會已經瓦解為由消費者組成的碎片化世界。這些消費者沉迷于傳媒景觀與傳媒技術之中而成為它們的奴隸。這是對于民主政治的一個嚴重的威脅。哈貝馬斯認為,公共性的主體應當是作為公共意見之載體的公眾(“公眾”這個詞與“公共的”相同),行使批判性裁決者的功能,而在大眾傳媒領域,公共性已經改變了它的含義,變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輿論的東西的一個屬性,其目的就在于生產出虛假的“公共性”。
這種擔心由于大眾傳播的另一個特征而得以強化,即,大眾傳播在空間上具有極大的延展能力與距離化能力。借助于現代技術,大眾傳播的“魔爪”可以觸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大眾傳播的產品是為極大多數并不擁有共享空間的接受者生產的,是在“公共領域”流通的,它們在原則上是任何擁有傳播媒體(如電視)的人都可以獲取的(在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交談式的交流)。由此決定了大眾傳播生產“公共性”的能力大得不可思議。正因為此,規范化、機構化的權力很可能利用大眾傳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實施對于大眾傳播的控制,其結果就是公共生活領域喪失了真正的公共性。
二
[關鍵詞]倫理 媒介倫理 道德價值
[中圖分類號]G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1-0067-01
媒介倫理實際上是媒體人文關懷精神的延伸和提高,是媒體通過對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實的傳播,表達一種使人向著生命優化的方向發展的愿望和信念。談到媒介道德,往往產生具有道德屬性的價值判斷。實際上,純粹的媒介信息是無所謂道德價值的,只有當其進入流通領域,進入大眾傳播系統,才具有道德價值。當然,媒介倫理也必然關涉媒介信息,因為媒介信息傳播過程中的道德價值判斷必然涉及媒介信息的道德價值。這一體系在媒介信息傳播過程中被異化為包括媒介傳播的道德外化體系和道德內化體系,前者重在強調媒介傳播的價值整合與觀念表達,后者旨在突出媒介傳播的觀念內化與價值滲透。信息時代的傳播模式已是一種全新生活方式,從道德外化體系和道德內化體系入手是構建媒介倫理本質的合理途徑。
一、媒介傳播的道德外化體系
大眾媒介傳播的道德外化體系是旨在強調媒介傳播的觀念表達和價值整合一種價值導向效應。大眾傳播是大眾追求的“價值向導”,傳播者通過對信息的選擇、評論,把既定的價值觀舉薦給受眾,使之形成一種價值觀念和目標。導向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媒介傳播的正確導向,能提升受眾的價值追求,促進精神文明的進步,這是正向效應;二是大眾傳播的誤導、濫導會制造精神污染,這是負向效應。大眾傳播價值導向正效應的發揮,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價值觀的明確性、一致性,傳播者須把擬傳播的價值觀貫穿于傳播內容之中,并要保持前后一致,做到一以貫之。二是價值觀要正確、合理,擬傳播的價值觀要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會歷史的客觀要求。
二、媒介傳播的道德內化體系
大眾傳播的道德內化體系是意在強調大眾傳播的觀念內化和價值滲透作用的體系。這一體系主要由道德規范體系、道德傳播體系、道德教育體系構成,道德規范體系是大眾傳播道德外的延伸與繼續,道德傳播體系是大眾傳播道德化的前提與條件,是構建大眾傳播倫理支撐體系的關鍵所在。
首先,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需做調整,道德規范就為其提供道德準則。大眾傳播無疑是受眾道德行為的“立法者”,它將道德規范暗含在各類節目內容之中,通過各種媒體對受眾進行反復交叉的影響,形成一種縈繞受眾生活的“道德信息圈”。大眾傳播的道德規范效應,增強了社會道德的同質性和一致性,增進了人際關系的有序化,具有“調節器”的良效。
其次,道德傳播是指人際間憑藉語言、行為和形象互相溝通觀念的活動,是受眾之間的道德互動和心靈交流。大眾傳播通過符號系統,傳遞價值觀念,感染受眾。相對而言,大眾傳播具有信息量多、速度高、受眾面寬等特點,因而在道德傳播層面更能保證效率和提高質量。道德價值觀經由大眾傳播的感染傳送,會迅速形成放量增長的模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道德觀因其物質條件、文化傳統的不同和空間的隔離,會出現差異甚至對立。
再次,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社會、組織依據相應的道德準則,對他人有計劃地施加系統影響的一系列活動。大眾傳播,是一所教授道德教育的學府,它傳遞信息,對受眾施加著系統的道德影響,因此通過大眾傳播進行的道德教育有其特殊性。第一,它的實施過程是無形的,在無形中對受眾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第二,它常用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樂,把德育功能與娛樂功能有機結合,使受眾在輕松愉快中獲得心靈啟迪。第三,它的教育對象非常寬泛,在大眾傳媒無孔不入的今天,毫不夸張地說每個社會成員都能成為其傳播對象,大眾傳播堪稱一所全民的德育學校。因此,大眾傳播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的教育體系中,具有極為突出的功效,已然成為普及道德教育、提高全民道德水平的首要工具。
三、結語
由于媒介倫理具有群體性、中介性等特點,因此探討媒介與道德的關系,其重要意義在于能夠更好把握它對整個媒介傳播活動的導向性作用,提高新聞工作者的文化意識、倫理意識和文化修養;增加新聞作品的文化含量,提升媒體的文化品位;提高受眾對新聞作品的倫理文化讀解能力;發揮新聞倫理文化的效能,促進新聞倫理文化在文化建設中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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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定位 大眾傳媒 分眾 文化觀念 文化霸權
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廣義的文化一般是指人類創造的物質、精神、制度的總和。此外,我們還從人們主要社會活動的基本形式出發,區分出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同形式,這里的文化則主要是指人們的文化觀念和人們的認識水平,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主導形式。這里所涉及的文化觀念的研究,即是不同與政治體系或經濟形式的一種精神或心理現象。所以,研究方向則主要集中于人們的認識水平和意識觀念的層面上,其研究的著眼點在于大眾傳播媒介在傳播過程中,如何對人們的認識水平和觀念形態發生影響和改變,反之,由于受眾的意識觀念形態的變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進大眾媒介自身的改變和提高。
社會的發展進步,首先是文化和認識觀念的發展進步,中國要走現代化的強國之路,首先是觀念的現代化。同樣,西部貧困地區要擺脫貧困,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水平,觀念的現代化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現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現代化。因此,對于西部貧困地區的大眾傳播與文化觀念的關系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大眾傳播如何促進人的觀念的現代化的問題。以此為出發點,再系統地考察目前西部貧困地區的大眾傳播媒介在人的觀念的現代化中所起到的促進作用,以及今后的發展方向等問題。
就大眾傳媒和文化觀念的發展的有關理論看,如英格爾斯、施拉姆、羅杰斯等人,他們都從宏觀上認識到了大眾傳播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對于具體的實踐操作性比較強的方法,卻較少論及。就這些問題,學者們針對自己的研究的特點,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針對大眾文化和大眾傳播發展的現狀,要借助于大眾傳播以促進文化觀念的發展,“文化定位”是非常重要而具體的思路。
嚴格意義上講,文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作為社會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它包含了特定社會的信仰結構、價值規范(習俗、道德、法律等)、行為方式乃至于像衣、食、住、行等這樣的具體生活方式,它是在不同個體的基礎之上綜合概括起來的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現象。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提出關于文化的著名概念,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曾說:“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可見,廣義的文化帶有很強的社會性的特征。當代社會,大眾傳播媒介已成為社會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文化傳播的范圍不斷擴大,傳播速度也不斷提高,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
尤為重要的是,進入20世紀中葉,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的廣泛普及,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也應運而生。在西方學者看來,大眾文化主要指的是受商業利益驅動而出現的文化產品,主要是指大眾傳播產業的典型產品,如電影、電視、廣播、廣告、音像出版物和流行紙質出版物等。西方學者對于大眾文化現象,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批判和剖析。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所導致的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文化霸權和信息霸權,而文化霸權和信息霸權的問題首先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提出來的。著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在他看來,隨著信息社會的來臨,信息可以突破時空地傳遍全球,世界變成一個村落,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是這個村莊的一部分。在20世紀后期,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已成為現實,而此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所謂的信息霸權和文化霸權的問題。這一問題表現為,在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的大眾文化傳播嚴重影響著不發達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使其受到強烈沖擊,而逐步淪為弱勢文化。在地區范圍內,發達地區或城市文化也嚴重影響著不發達地區和鄉村地區的文化傳統,使其逐漸弱化或消亡。
作為西部貧困地區的甘肅,在大眾文化和大眾傳播的發展上,也正面臨著上述現實,也就是說,其文化始終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這就決定了甘肅在文化傳播中,始終處于一種被動和盲目的迷失狀態。通過調查,從甘肅受眾對大眾媒介的總評價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甘肅的大眾傳播發展的現狀與人們迫切的對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適應。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對于改變這種大眾傳播的劣勢狀態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事實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異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導致的文化霸權,首先表現為一種統一性,表現為文化的趨同性。也就是說,大眾文化首先表現出大眾性的特征。但是,人們的偏好和價值觀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異性,隨著人們對大眾傳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現了傳播學中所說的“分眾化”或“窄播化”傳播,也就是針對不同受眾的特點選擇相應的傳播內容和形式,使大眾傳播所承載的價值多元化。因此,所謂“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異性特征,選擇有效的具有各自特點的大眾傳播,從而滿足社會大眾不同層面和不同階層的文化需求。那么,處于西部貧困地區的甘肅,在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發展中,文化定位則顯得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了。
甘肅的大眾傳播發展至今,在發達地區的步步緊逼下,不但和發達地區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基于此,在對受眾的認識和理解上,應該由“大眾”概念向“分眾”概念轉變,由“全面覆蓋”向“文化定位”轉變。應該充分注意到城鄉差別、收入差別、職業差別、文化程度差別等等,用市場差異化的眼光來考察媒介受眾。具體而言,大眾媒介不能再無差別地向所有大眾傳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場化,通過調查尋找自己的消費者和目標市場,確定不同類別的受眾群體。同時有針對性地對其傳播信息,從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眾”,進而形成特征比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報紙而言,從讀報種類看,甘肅受眾基本以閱讀當地的省報《甘肅日報》和本地都市類晚報為主,省會城市蘭州市的讀報種類為當地的《晚報》類都市報,而地市、縣則以《人民日報》、《甘肅日報》等黨報類為主。具體為,蘭州市:《蘭州晨報》、《蘭州晚報》、《鑫報》;天水市:《人民日報》、《甘肅日報》、《天水日報》;定西地區:《甘肅日報》、《電視報》、《蘭州晨報》。那么,我們從中可見,省會城市除了晚報類、地縣除了黨報外,閱讀種類可以說非常單一。而且調查顯示,這些報紙最大的問題是,根本沒有什么受眾群體定位。城市的幾種晚報,新聞重復,風格雷同,內容互相模仿、抄襲,沒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費群定位。地縣報紙完全以中央和省級黨報為主,沒有成氣候的本地報紙,而且現有的也把農村受眾排除在外。因此,甘肅受眾在大眾傳播面前,始終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他們各自的文化價值觀無法體現,他們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無從實現。這種缺乏文化定位的傳播現實,單向度的傳播形式,導致了甘肅受眾在接受文化傳播中的一種心理劣勢,使得自己處于被動和缺乏自信心的狀態之下。同樣,電視也表現出這樣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貧困地區大眾傳播中的文化霸權和信息霸權,從而提高大眾文化的品位,對市場和受眾調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大眾文化定位,才能使傳統文化得到有效的繼承,現代文化觀念不斷確立,從而形成有特色的大眾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動貧困地區的文化以及媒介發展。
參考文獻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
一、受眾是大眾傳播的受傳客體
受眾在大眾傳播活動中處于何種地位?受眾是大眾傳播的受傳客體。傳播活動作為信息授受活動,其基本內容就是傳方傳遞信息而受方獲取信息。傳播者站在信息傳播的起點上。沒有傳方的發,就沒有受方的收。就信息的傳播運動來說,傳播者處于主動狀態,接受者則處于被動狀態。
有人認為,受眾作為信息傳播的受傳客體,是只能聽由傳播者控制和擺布的。 20世紀20年代曾流行過“槍彈論”,它認為傳播者好比射手,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就像槍彈,只要傳播者扣動扳機,受眾就會像“靶子”一樣應聲而倒。這種“傳媒至上”理論,流行了10年左右,由于不合事實而聲消跡滅。
對大眾傳播研究卓有建樹的政治學者拉斯維爾,提出了有名的5W公式,這一模式,既明晰地表述了傳播的過程,又使傳播學研究得以條分縷析。盡管它對反饋和社會制約有所忽略、存在缺陷,但畢竟具備了理論色彩,而受眾研 究也已經提上了日程,可謂功不可沒。后來,香農和韋弗提出了數學模式,施拉姆提出了循環形模式,德弗勒提出了雙向環形模式,引入了“反饋”理論……隨 著大眾傳播研究的日益深入,受眾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視。受眾不是完全被動,而是能動的,這一點已受到廣泛肯定。
但是,在大眾傳播實踐中,不少人的認識存在視角障礙,認為傳播系統既然是個控制系統,傳播者是施控者,接受者是受控者,即使重視反饋,受眾也終竟是被動的控制對象。他們從事物表象、主觀感覺出發,總覺得我寫你讀,我說你聽,我攝你看,我發你收,既然主動權在我,就可以認定傳播者是傳播活動的主人、主宰。這種重傳而輕受的錯誤思維定式,不斷發揮著負面影響力。
二、受眾是信息需求的活躍主體
受眾以“受”為特征。一個“受”字,無形中滲溢出多少被動感、消極感!難道,受眾在傳播活動中,真的處在消極、被動的地位嗎?難道,傳播者真的享有傳播活動的支配權,而受眾僅是受其影響、承其福禍的附庸嗎?不。這是傳播者基于錯覺而形成的自我夸大,是與現實背道而馳的主觀性定位。
傳播活動是人類信息需求的產物,沒有信息需求就沒有傳播。人類的基本需求是人類全部活動的原動力。
人類要生存、要發展,必須以各種手段滿足自身需求:物質需求和文化需求。
我們重點分析文化需求。人類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都是憑借信息而認識和改造主客觀世界及其關系的活動。客觀世界自發顯現其性狀的信息,是自然信息;經人腦加工,憑借特定符號(語言、文字、圖像……)授受的信息則是社會信息,即文化信息。文化需求的實質是文化信息的授受。人們通過文化信息而知世界之貌、識事物之質、感身之所受、樂情之所衷。這種文化需求,可以通過個人對個人的人際傳播來滿足,可以從社會團體的組織傳播來滿足,也可以通過功能更強大的大眾傳播來滿足。人的一生都是物質的、文化的需求者。對物質財富的求索和對文化信息的求索,就是每個人以至全人類的生命運動過程。人的這兩種需求又是相互交織、相互為用的。作為需求主體的積極活躍,是真正的本質性的積極活躍。
三、受眾是文化市場的真正主人
人類的傳播史也是信息需求發展史。大眾傳媒的誕生和發展,正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有了更大信息需求的產物。一切傳媒,包括人媒和物媒,都是人類延長感官、求索信息的工具。受眾,正是利用大眾傳播媒介求索信息的主人。
大眾傳媒是信息的載體、信息的物化。傳播者的傳與接受者的受,是與文化市場的市場行為兩位一體的。是誰決定著大眾傳播事業的衰榮呢?是由大眾傳播設備生產多少,信息生產、傳出多少來決定呢,還是由受眾購買信息載體的狀況、接收信息的狀況決定呢?顯然真正的尺度是后者。一張日銷百萬份的報紙與一份幾乎無人問津的報紙(它當然也可以印百萬份)孰盛孰衰,不言自明。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買報人而不是辦報人。信息求索者是大眾傳播的主人,應該并非費解之事。
文化市場是交換、買賣文化信息的市場。信息需求者是怎樣步入文化市場、從事文化消費的呢?這取決于文化消費三要素:
1.財力要素,即文化購買力。文化消費,是以充當一切商品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即貨幣去購買文化信息享用權的行為。受眾必須是具有文化購買力的人。沒能力付出貨幣者,就沒機會享用大眾傳媒的信息。貧困地區看不到電影、電視,甚至聽不到廣播,都是基于文化購買力的制約。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書籍、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在很多貧困地區登堂入室了:使用大眾傳媒的變化,反映了文化購買力的變化。
2.受力要素,即讀、視、聽和欣賞、理解文化信息的能力。這種能力因人而異。大眾傳媒傳播的文化信息具有多重價值的復合性,不同受眾對信息的接納,具有各取所需的多層次特征:有的只使用表層價值,有的也使用淺層價值,有的則可開掘利用深層價值。受眾是對大眾傳媒具有不同層次受力的人。
3.動力要素,就是需求者具有的各種各樣的信息需要。這種需要因職業、信仰、年齡、性別、民族、愛好、經歷、習慣、文化水平、生活狀況等等的不同而不同。財力要素、受力要素只是人們接受大眾傳播的可能性,只有在動力要素作用下,這種潛在可能才可轉化為現實行動。現在是信息時代,信息大潮伴隨著經濟熱潮而洶涌澎湃。人們面對日新月異的大環境,必須隨時了解環境的狀態和變化,必須由表及里地把握事物的實質,必須和外界進行認識溝通與情感溝通,必須不斷進行環境調適和自我調節――因而對知、識、感、樂之文化信息有著日益增長的需要。正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繁榮,文明的進步,物質需求者不斷激發、增強了文化需求,他們成群結隊地走進了文化市場。受眾,都是對各種文化信息具有迫切需要的人。
關鍵詞:流行音樂傳播 音樂傳播 傳播學
流行音樂包含了除古典音樂和傳統民間音樂外所有音樂類型。目前,在國際上并沒有確切的標準去定義流行音樂。因此將普遍能為大眾接受,并在群眾中流行、同時具娛樂性、商業性、時尚性等特性的音樂形式歸為流行音樂的范疇。流行音樂作為一種當代流行的音樂形式,除本身的音樂性外,其傳播方式與傳播學息息相關。
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學問,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根據美國學者H?拉斯韋爾的《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提出“五W模式”,即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受眾以及傳播效果。音樂傳播學,這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結合了音樂學和傳播學等多種學科的內容,其研究對象是以人類歷史文化生活中音樂文化信息的傳播現象和規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流行音樂的傳播在音樂傳播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流行音樂的傳播在音樂傳播學中占很大比重。
一、關于流行音樂的傳播
(一)從《傳播學概論》看流行音樂的傳播
在《傳播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人類傳播是一個綜合系統,這個系統是由各種不同類型的傳播活動組成,每種類型的傳播同時也是社會傳播這個總系統內的一個子系統。”由此可見,傳播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不僅存在普遍性,同時傳播類型也很多樣化。其多樣性主要體現在傳播方式的多樣性。流行音樂以其特殊的音樂形式,他的傳播受眾廣泛,因此他的傳播方式也必須符合受眾較大這一傳播特點,人內傳播與人際傳播受眾面小,對于流行音樂的廣泛受眾,其無法滿足他的需求。群體傳播較之人內傳播和人際傳播的范圍廣,但人數仍然有限。組織傳播,其受眾范圍廣,分工明確,因此在現今流行音樂的傳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大眾傳播是,他的傳播媒介專業,傳播技術新,傳播手段產業化,在當今社會上,他的受眾為所有的普通民眾,從傳播學的“五W模式”來看,其極大地符合了流行音樂傳播的需求,因此是最適合流行音樂傳播的傳播類型。
(二)流行音樂的傳播媒介
在眾多的傳播方式中,流行音樂傳播主要依靠大眾傳播為主要方式。而大眾傳播的載體為大眾傳媒機構,如報社、出版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因此,流行音樂的傳播也由這些大眾傳媒機構完成。從傳統的傳播媒介:報紙、雜志期刊、電臺、電視臺、電影,到現今流行的傳播媒介:互聯網、微信、微博,這些平臺的建立都為流行音樂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而流行音樂也正是因為這些大眾傳媒機構的傳播,被大眾所了解并廣泛接受。
二、流行音樂與大眾傳播的關系
大眾傳播作為流行音樂的主要傳播方式,推動著流行音樂的傳播與發展方向。
(一)現今收視率高的電視綜藝節目中播放音樂作品,將演音樂作品傳遞給觀眾,這種傳播方式為流行音樂傳播及宣傳起極大推動作用。如時下非常火爆的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中的主題曲,不僅參演人員會唱,同時喜愛這檔節目的小朋友及家長也耳熟能詳,讓這首歌被很好的推廣起來。
(二)影視音樂的發展對流行音樂的廣泛傳播影響極大。一部影視作品中,流行音樂作品通常能為影視作品起到畫龍點睛的傳播效果,如《冰雪女王》主題曲《Let it go》就借助電影的宣傳及上映獲得極高人氣;《當愛已成往事》也是通過《霸王別姬》的上映而被大眾所喜愛;《像霧像雨又像風》中的《讓愛冬眠》;《埃及王子》中的《When you believe》等也都起到同樣的傳播效果。
(三)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同樣促進著流行音樂的傳播,同時該平臺的寬廣性也影響著對流行音樂的傳播。從互聯網的特性來看,互聯網的傳播方式相對自由,對時間和空間的都不設限,這種自由性讓流行音樂更容易被各種人群在各種時間所關注,促進了流行音樂的傳播。
(四)大眾的音樂關注度影響著流行音樂的發展趨勢。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各種流行音樂作品的誕生不僅讓群眾能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流行音樂,同時也提升了大眾的音樂欣賞水平。而大眾對于流行音樂風格的喜愛程度也影響著流行音樂作品的發展趨勢。
三、流行音樂的傳播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大眾傳播不僅對流行音樂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有許多負面影響。
(一)由于群眾的接受情況極大地影響著流行音樂的發展趨勢,因此流行音樂作品中大多數主題有關當下熱門話題,而不同的音樂創作者對于當下熱門話題各自持有不同的觀點,其中部分創作人的觀點比較極端且極具個人主義,因此作品也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及誤導性。如《姐是老中醫》中的歌詞,批判了當下的不良社會風氣,其出發點是好的,可歌詞的撰寫方式以及用詞并不恰當,相反還帶有一定侮辱性的攻擊性詞匯。變相的諷刺以及調侃。這種方式在人群中引起共鳴,但其中包含的詞匯也被大眾所廣泛流傳。這種詞匯的對于青少年的成長不僅沒有好處,相反會激發青少年群中的偏激暴力思維。
(二)為迎合部分群體及場所生的“”歌曲作品。這種類型的音樂作品專門針對某些不良場所而創作,其歌詞低俗不雅,對于某些特殊場所的需求雖然可以為音樂人帶來可觀的收入,但這種音樂作品的發行對于沒有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極具誤導性和殺傷力。
綜上所述,當代流行音樂的傳播有其積極的方面,同時也存在許多負面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國家及相關部門應提升對市面上流行音樂作品的發行標準,仔細認真核對將要發行在大眾傳播媒體上的流行音樂作品質量。同時為網絡音樂作品的發行制定標準,提高所有公共平臺發行的音樂作品的質量。其次,在中小學音樂教育中,開設對于音樂素質方面的的教育課程,從小提高孩子們對于音樂的理解以及鑒賞能力,從而永久性的提高大眾對于流行音樂的審美品位,擁有對于流行音樂較好的音樂觀。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