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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腺囊腫與膿腫是婦科常見疾病,傳統方法是手術剝除、造口或膿腫切排,手術時間長、出血多、創面大、復發率高。隨著微創技術在婦科領域的廣泛開展,我院自2007年開始采用微波打孔治療巴氏腺囊腫與膿腫,取得較好療效,符合現代微創觀念,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7年2月-2008年8月共收治巴氏腺囊腫與膿腫48例,囊腫32例,膿腫16例;年齡26~40歲;病程最長19個月,最短6天;腫塊直徑最小3.0cm,最大6.0cm,其中2例膿腫低熱。將48例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兩組年齡、療程無明顯差異(P>0.05)。
1.2 方法
1.2.1 儀器設備 采用珠海和佳醫療設備有限公司生產的WKD-VⅡ多功能微波治療儀,微波頻率(2450±50)MHz,設定功率20~50W。
1.2.2 手術方法 微波治療不需麻醉,局部碘伏消毒后固定囊腫,在囊腫或膿腫下處女膜內側黏膜做一直徑0.8~1.0cm的圓形小孔,引流囊腫內容物,同時用小血管鉗鈍性擴張造口以協助引流,膿腫患者術后用生理鹽水、0.5%甲硝唑沖洗膿腔,并口服抗生素3~5天。對照組均在局麻下行造口術或膿腫切開引流術,手術步驟參照《婦產科手術學》[1],術后換藥并口服抗生素。
1.2.3 觀察指標 (1)手術時間:為手術或麻醉開始到手術結束時間;(2)手術出血量:按面積法計算,血液浸濕紗布面積10cm×10cm為10ml;15cm×15cm為15ml[2];(3)治愈率:術后包塊消失,疼痛明顯減輕,紅腫消退,發熱減退為治愈;(4)復發率:對所有患者進行隨訪1年。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χ2檢驗。
2 結果
見表1。表1 巴氏腺囊腫觀察組與對照組療效評價 (x±s)
3 討論
治療巴氏腺囊腫的傳統方法為囊腫剝除或造口術,囊腫剝除因出血較多及腺體功能喪失而較少采用,造口術易復發。微波治療是應用波長為1m~1mm的特高頻電磁波作用于人體以達到治療疾病的方法,目前常用的是一種波長為12.25cm的微波,微波作用于人體后使電解質偶極子產生極高頻率的取向運動而產熱,利用熱效應使蛋白質變性、凝固,使組織碳化。對厚度在1.0cm以內的組織能表里同時熱凝固[3]。對直徑在3mm以內的血管能快速止血[4],無需縫扎止血,臨床用途廣泛,方法簡單,時間短,因微波凝結血管時,不穿透血管壁,使血管內外同時凝結,所以不會引起血管破裂,術中幾乎無出血。兩組對照均全部治愈,隨訪1年,觀察組無復發,對照組1例復發。手術時間和出血量觀察組與對照組差異有顯著性(P
參考文獻
1 蘇應寬,劉新民.婦產科手術學,第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266-269.
2 曹澤毅.中華婦產科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9,709-804.
3 關錚.微創婦科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4,205-210;342-343.
——題記
當代生活世界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即生活審美化和審美生活化。這不僅僅是某種生活態度和審美態度的變化,而是一種歷史的生成,也就是生活變成美的,而美變成了生活的。這樣我們所處的時代可以稱為一個走向美的時代。①在這樣一個走向美的時代里,一方面生活的審美化需要美、藝術走進生活,這是藝術傳播的內容;另一方面,審美的生活化離不了大眾媒介的參與,這又是大眾傳播的優勢。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同時關聯于美和生活,兩者的關聯何在?又有什么區別?做這樣的追問時,我們先要理解當代生活世界的特性。
一、當代生活世界的特征
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的興起一方面離不了傳播媒介的發達,另一方面需要文化的參與。傳播媒介的發達要求信息量的無限膨脹,這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文化的參與媒介促使著藝術傳播的普及。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當代生活世界有兩大主要特征。
首先,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信息社會。所謂信息社會,指的是“信息成為與物質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資源,整個社會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以信息為核心價值而得到發展的社會”。信息社會的到來與傳播媒介的進化密切相關。從最初的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到印刷傳播,再到今天的電子傳播,歷史上傳播媒介的每一次進化,都意味著信息、文化在整個人類社會的進一步普及。加拿大傳播學家M.麥克盧漢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媒介即訊息。這個觀點的核心思想是,從人類社會的漫長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具體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及其開創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人類交往和社會生活的新方式。②如果我們把媒介和媒介技術理解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內容,那么媒介的進步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媒介的極大豐富和體外化信息系統的發達,進一步增加了信息和信息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這就是信息社會的產生基礎。
其次,我們的時代也是一個美的時代。作為一種令人激動和使人心醉神迷的現象,美在當代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和重要。在社會生活方面,人們正在倡導一種審美文化,讓社會的各個方面充滿審美的情趣。當然各種形態的藝術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走出了象牙塔,傳播到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使每一個人在工作之余不僅被動地享受藝術,而且主動地創造藝術。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我們的時代與美的關聯越來越緊密,美走出了象牙之塔,融入了大眾文化中。
一方面,伴隨著傳播媒介,特別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發達,社會信息量無限膨脹;另一方面,伴隨著審美的生活化,整個社會對美的事物、美的文化,即對藝術傳播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而藝術傳播的普及又離不開大眾傳播的參與。大眾傳播作為當代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它呢?
二、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書籍、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活動不僅普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實現國家和社會目標的主要手段,是社會上各利益集團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會文化和娛樂的提供者。③大眾傳播的影響之普遍、作用之強大,使得它成為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統。大眾傳播的產生是人類傳播技術和社會發展的結果。在大眾傳播媒介誕生以前,人類經過了以口語和手抄文字傳播為主的漫長時代。手抄傳播效率低、規模小、成本高,而且信息的傳播覆蓋率低。19世紀30年代,大眾報刊的出現標志著大眾傳播的誕生。以此為起點,隨著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媒介的興起,大眾傳播真正發展起來。
那么什么是大眾傳播呢?關于大眾傳播的理解有很多種。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是“人類社會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職業工作者(記者、編輯)通過機械媒介(機械媒介、電子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地、定期地傳播各種信息的一種社會性信息交流活動。”④還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指特定的社會集團通過文字(報紙、雜志、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等大眾傳播媒介,以圖像、符號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數人表達和傳遞信息的過程。”⑤還有的國外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即現代印刷和廣播、電視等影像和音聲媒介組織運用法人資金,借助高科技和產業化手段,在國家調控的范圍內向未知的受眾提供信息和娛樂產品的實踐活動。”⑥實際上,由于大眾傳播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簡短的定義都不可能概括它的全部特征。
簡而言之,大眾傳播的特征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把握:1.大眾傳播中的傳播者是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這些媒介組織包括報社、出版社、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以大量發行為目的的各種音樂、影像制作公司。這個特點說明,大眾傳播是有組織的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組織目標和方針指導下的傳播活動。2.大眾傳播是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的活動。大眾傳播的出現和發展,離不了印刷技術以及電子傳播技術的進步。3.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用傳播學術語來說即“受眾”。受眾的廣泛性,意味著大眾傳播是以滿足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息需求為目的的大面積傳播活動,也意味著它具有跨階層、跨群體的廣泛社會影響。4.大眾傳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屬性,也具有文化屬性。大眾傳播作為生產信息產品的產業,其產品價值是通過市場得到實現的,這說明大眾傳播的信息產品本身就是一種商品。但另一方面,信息產品又與滿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質產品不同,人們對它的消費主要是精神內容即意義的消費。意義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5.從傳播過程的性質來看,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活動。大眾傳播的單向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播組織單方面提供信息,受眾只能在提供的范圍內進行選擇和接觸,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二是沒有靈活有效的反饋渠道,受眾對媒介組織的活動缺乏直接的反作用能力。大眾傳播過程的單向作用性質為它賦予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種影響,既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負面的。6.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由于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的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由于它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具有直接關系。由于傳播過程的特殊性賦予它的巨大社會影響力,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⑦
從大眾傳播的特征來看,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執行著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由于大眾傳播影響力的廣度和深度,其功能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特別強調了現代大眾傳播具有的負面功能。拉氏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具有負面的“麻醉作用”。如何去克服這一問題,關鍵是要提高大眾傳播的傳播內容的質量,加大文化、藝術傳播在大眾傳播中的比例。那么何為藝術傳播呢?
三、藝術傳播
如果說大眾傳播是從傳播的途徑和傳播的媒介角度來講的,那么藝術傳播則是從傳播類型、內容來劃分的。人類傳播的內容豐富多彩,它們在特定的傳播活動中有具體的形式和意義。以傳播內容的不同性質為基礎,可以把傳播類別劃分為新聞傳播、政治傳播、文化傳播、藝術傳播、經濟傳播和教育傳播,這種研究表明了當代傳播學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推進。具體到藝術傳播,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呢?藝術傳播研究離不開對藝術符號和傳播媒介的認識,因為藝術像人類創造的一切文化產品一樣,也是一種符號形式、一種符號語言。藝術(繪畫、雕塑、建筑等)主要以表象符號為載體,物化在具體的媒介(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上,激發和滿足藝術傳播受體對藝術信息的需求。⑧藝術傳播活動在發展過程中,對審美的要求、對社會功用的實現都有著規定,“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重新感受生活,就是為了使我們體會到物體,使石頭具有石頭性,使我們真正感受到是看到了物體而不僅僅是承認了它。”⑨
藝術傳播作為一項特殊的、重要的傳播活動,它自身有哪些特征呢?首先,藝術傳播的過程是創作者靈感迸發的過程,是自覺性和非自覺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一方面,藝術靈感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現象和審美認知活動,離不了客觀情境,離不開外界刺激;另一方面,它又是人腦在特定條件下特別活躍的創作性思維活動和心理現象。在這種個人直覺的心理形式背后,潛伏著深厚的社會文化的理智考慮,沉淀著許多生活經驗和感受。其次,藝術作品的未完成性和藝術傳播中的對話。在藝術世界中,無論藝術家怎樣用烈焰般的思想和感情,做全身心的投入,也無論怎樣努力使其“純然的”表達如何對應著外部世界,都需要通過對藝術的欣賞和接受的洞識去獲取藝術完全實現的意義。藝術傳播活動是藝術的交流,是前景的事物和背景的力量的呈現,藝術和公眾的辯證對話關系,在這種呈現中真實聯系起來。⑩所以,藝術交流、對話與傳播的走向,并不簡單地由作品流向讀者、觀眾或聽眾,而是藝術家通過作品與藝術公眾在不斷變換整體與部分地位的關系中,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互為回應的。最后,藝術傳播對物質載體的依賴性。從遠古的圖騰神像、口耳相傳到今天的電子傳播,藝術傳播除了再現歷史藝術珍品的局部風貌外,如出土的陶瓷、敦煌的壁畫,更多的是借助各種物質形態的傳播媒體,進行現時態的大范圍再現,即歷史的、現實的藝術作品深入大眾的實現。
從藝術傳播的特征可以看出,藝術創造是審美對象化的過程,它再通過傳播媒介,滿足受眾主體的特定需求,實現其中蘊含的潛在價值,表現出多種社會功能。1.藝術傳播的社會功能以審美為中心。“美的規律”是藝術創造者和傳播者遵循的基本規律,而藝術傳播的其他非審美功能都需要借助于審美功能來顯現,一旦受傳者靠直觀能力獲得審美愉悅,那么蘊含在藝術形象中的種種意義就會影響藝術受眾的視聽,產生各種作用。2.藝術傳播的認知和教育功能。藝術傳播的教育功能的最高表現是激勵人們積極改造社會環境,完善道德品質,以求得社會和個人的發展。藝術教育本身是使被教育者全身心獲得完整、和諧的發展的藝術傳播過程,藝術傳播的整個過程不應過分遷就受眾的興趣、愛好、水準,而應該積極引導藝術受眾的欣賞和接受,在觸發了藝術受眾的功能系統時,把思想、感情、功能或動機灌注于其頭腦中,或者使其在積極地參與、共鳴和討論中填充文本“召喚”結構的空白,實現藝術受眾對真假、善惡、美丑的辨析和對個體行為的規范。3.藝術傳播的娛樂和溝通調適功能。隨著大眾媒介的日益普及,藝術傳播廣泛滲透,其娛樂功能愈來愈突出,強烈的感染力和娛樂作用常使審美、認知、教育的功能可以更好地實現。
從藝術傳播的特征與功能分析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藝術傳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藝術傳播是實現當代生活審美化的重要途徑。而生活的審美化同時需要審美的生活化。審美的生活化需要美、藝術走進生活,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需要大眾媒介參與藝術傳播事業。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緊密關聯,二者的關聯何在呢?
四、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關聯
人類的歷史有多長,藝術的歷史也就有多長,伴隨著藝術歷史的發生與發展,藝術的傳播也在自覺與不自覺地發生著。在大眾媒介出現之前,藝術的傳播范圍主要局限在上層貴族階級及士大夫之間,普通百姓很難感受到藝術的魅力。而隨著媒介技術的進化,特別是大眾媒介的出現,普通大眾享受到了藝術、美的光環。從此,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開始發生越來越緊密的關聯,在兩者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趨勢。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二者的關聯,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論述:
一方面,藝術傳播的審美、教育、娛樂功能必然要求大眾傳播的參與其中,從而真正實現藝術、美走進大眾生活。大眾傳播由于其傳播的受眾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其范圍之廣泛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所以其影響力超乎尋常。大眾傳播的電視、報紙、廣播、雜志,再加上新興的網絡媒介,已經越來越普及,成為了大眾生活的一部分。藝術傳播只有借助于大眾傳播的手段,才能將藝術的傳播真正實現大眾化,從而實現生活的審美化。
另一方面,大眾傳播的發達需要以藝術的傳播為其傳播內容。由于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的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由于其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具有直接關系,由于傳播過程的特殊性賦予了它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所以,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部門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澳大利亞學者蘇利文認為,大眾傳播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內”進行的。大眾傳播作為一項制度化的社會傳播,它有責任將生活審美化,也就要求大眾媒介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要關注、重視藝術的傳播,把藝術傳播納入其傳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滿足大眾的更高精神文化需求。
兩個方面都說明了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緊密關聯,而兩者的結合也是當代生活的一大特征。但藝術傳播在借助大眾媒介作為其傳播手段的過程中,其對社會的影響,對社會審美能力的提高也不總是發生著肯定的、正面的影響。(轉第10頁)(接第7頁)因為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各有其傳播的規律和要求。讓美生活化,不僅僅更不只是美的普及,更在于生活的審美化,從而提高生活的質量,豐富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因為兩者傳播的不同規律和要求,所以不能任其兩者的混淆,而要找出兩者各自發展的邊界。
五、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邊界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并非僅僅是提供了更多的藝術傳播途徑,以及產生了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質料的藝術品種如電影、電視劇藝術等,更是作為一種整合的力量,從整體上沖擊、改造著藝術文化的結構、精神與形態,依存于現實社會的藝術活動,無可避免地要接受這一制約。藝術傳播既不等同于大眾傳播,大眾傳播也不能取代藝術傳播。兩者要各自認清自己傳播的邊界,從而克服各自傳播中的局限性,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大眾傳播由于其傳播的服務對象是一般大眾,用傳播學術語來說即“受眾”。受眾是一個模糊的集合概念,它并不特指社會的某個階層或群體,而是指社會上所有的“一般人”。任何人無論其性別、年齡、社會地位、職業、文化層次如何,只要他接觸大眾傳播的信息,便是受眾的一員。受眾的廣泛性,同時媒介競爭的激烈性,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眼球利潤和點擊率,一些大眾傳媒有時可能會置自身傳播的社會職責于不顧,放棄藝術的傳播,取而代之用一些低俗的、不健康的內容來取悅部分受眾,從而導致惡劣的社會影響,不但沒有促進審美的生活化,反倒是將生活質量降低。
同時,大眾傳播還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特別強調了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拉氏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他們在讀、在聽、在看、在思考,但是,他們卻把這些活動當作行動的代替物。他們有知識、有興趣,也有關于今后的各種打算,但是,當他們吃完晚飯、聽完廣播、讀完報紙以后,也就到了睡覺的時間了。拉氏和默頓把這種現象稱為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認為過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層和通俗娛樂中,就會不知不覺地失去社會行動力,而滿足于“被動的知識積累”。
大眾傳播一方面有被市場化、利潤化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從而使傳播的內容低俗,另一方面大眾傳播本身也有使受眾“麻醉”,使受眾過于享受信息的便捷的弊端,從而降低了受眾的思考力和想象力。利用大眾傳媒并不是服從大眾傳媒,而是有效利用它。所以,藝術傳播在借助大眾媒介作為其傳播手段、傳播工具時,要充分認識到大眾傳播自身的邊界,越過了這個邊界,藝術傳播也就不是藝術傳播了。而藝術傳播自身也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傳統觀念的框框內,隨著審美生活化時代的到來,藝術的概念和傳播的手段都在發生變化,藝術傳播要認識到自身歷史性的生成。比如網絡媒介的出現,也可以也應該成為藝術傳播的工具。藝術傳播要走出象牙之塔,進入尋常百姓家。這樣,藝術傳播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
注釋:
①彭富春.哲學美學導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②③⑦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10、112頁.
④劉建明.宣傳輿論學大辭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頁.
⑤沙蓮香.傳播學.中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頁.
⑥T.O’Sullivan,KeyConceptsinCommunication,Methuen﹠Co.
NewYork,1985,第130頁.
⑧⑩戴元光,金冠軍.傳播學通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20頁.
⑨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0頁.
參考文獻:
內涵是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也就是概念的內容。關于“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上文也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進行了推論。在基本了解了“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和定義后,進一步挖掘它們的內涵尤其是“舞臺主持”的內涵將有利于深入認識“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有利于開展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舞臺主持”的外在形態是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體的形式活動的,這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之中,“舞臺主持”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才具備了傳播的條件和場所。所謂群體,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個群體的產生要依托于個體的數量。第二,這個群體的凝聚力主要來自于共同目標和歸屬感。第三,群體成員之間是有互動關系的。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把傳播的形態分為體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大類。群體傳播主要是指群體內部或外部的信息傳播活動。這里談到的群體傳播就和“舞臺主持”很相似。因為“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舞臺主持”中的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等一起構建起了一個臨時性的群體。我們以“晚會主持”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解釋。首先,晚會的舉行一般都是在禮堂等特殊場合,在這個場合里有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的存在,他們是由臨時的集合行為所產生的聚集的人群,這樣的人群被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朋稱之為“烏合之眾”。晚會里的“烏合之眾”就是指在晚會現場的“觀眾和主持人”這一群體。其次,絕大部分的晚會都被稱之為“主題晚會”,所以晚會的舉行帶著鮮明的主題、目的和意義,參與到晚會當中的觀眾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的。主持人早已獲悉了晚會的主題,因此明確了晚會的傳播目的;觀眾也是在清楚了晚會的主題和意義后才到達晚會的現場。因此,晚會的主題和意義使得主持人與觀眾擁有了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使得晚會擁有了凝聚力。第三,晚會的過程中的群體分工使得晚會有了主持人,燈光、音響、攝影師和觀眾等成員,在晚會的過程中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的互動可以在主持人與觀眾的話語互動、游戲互動等過程中體現出來。由此可見,一臺晚會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還產生了顯著的凝聚力和互動性,所以“晚會主持”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舞臺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從外在形態來看,“舞臺主持”和群體傳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是組織傳播“舞臺主持”
不僅僅是“晚會主持”,它還包含了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從外在形態上判斷它屬于群體傳播就認定它只是群體傳播。其實,“舞臺主持”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上文以“晚會主持”為例解釋了“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因此外在形態為群體傳播。其實這里所說的晚會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題晚會。越是主題鮮明的專題晚會,主持人與受眾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會發生變化,晚會現場由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構建起來的這個群體就越像是一個組織。關于組織的定義,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是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為實現某個共同目標而協同行動的集合體。組織的任何活動都伴隨著信息傳播,以至于我們很難說出一種與傳播無關的組織活動。如果把“舞臺主持”涉及的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也作為研究對象,那么很明顯的,“舞臺主持”更像是組織傳播。組織傳播是常見的傳播形態之一,指的是組織所從事的信息活動。組織傳播包括組織內傳播和組織外傳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組織內傳播擁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兩種途徑,而組織外傳播則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據“舞臺主持”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會議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之一,同時它也是組織內傳播的渠道之一;晚會、宴會、儀式也都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但它們同時也屬于組織外傳播的公關宣傳。由此可見,“舞臺主持”在組織傳播里發揮的作用要比在群體傳播里顯得高規格、高層次,所以“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其實更偏向于組織傳播。
(三)“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是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傳者可使用的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方式。“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毫無疑問的要走向大眾傳播,這是傳者與受眾的選擇,更是時代與媒介環境的選擇。當下的傳媒領域快速發展,具有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介無處不在,滲透在我們的周圍。當大眾傳播媒介強勢介入,會使得“舞臺主持”的傳播形態發生變化。例如:一臺晚會究竟是群體傳播還是組織傳播,主要取決于“主持人與受眾”這個群體的性質;一旦這個群體的性質明顯出現了組織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組織傳播。同樣,一臺晚會究竟是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還是大眾傳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眾傳播媒介輔助傳播。如果使用了,參與的受眾更多了,傳播的輻射面更廣了,影響力更大了,那么它就應該是大眾傳播。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要素,那就是受眾的身份不同。在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視野下的“舞臺主持”,其受眾的身份是可以預知、判斷的;但是進入大眾傳播領域的“舞臺主持”的受眾,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檔電視節目的傳播一樣,你永遠不知道是誰在看著這檔電視節目。我們還是可以以“晚會”為例進行說明。一臺學校里舉行的晚會,一般情況下是屬于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可是如果它被電視臺現場直播或轉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眾傳播。因為直播或轉播的晚會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更多的受眾,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提升了影響力。同時,主持人面對的受眾由“有形”轉為“無形”,不再是單純的和晚會現場“可視可感”的受眾進行交流,還得兼顧其他的以大眾傳播媒介收聽收看的受眾的交流。特別要提及的是,這種交流是單向的,是無法同步接收到受眾的反饋的,這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大特點。其實無論是晚會還是會議、宴會、和儀式,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不滿足于小團體成員之間的傳播,大家都希望“舞臺主持”更有影響力,尤其是在傳播依舊具有“強效果論”的當代社會。像各種會、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臺主持”的新形式,它們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應該引起我們的觀察和思考。
二、結語
關鍵詞:大眾傳播時代;媒介素養;提升
在新媒體的發展與應用下,數字化媒體對于社會環境產生了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對于媒介素養也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在大眾傳媒時代,媒介素養也有著更為深刻的含義,如何提升媒體的媒介素養是人們重點關注的問題。
一、大眾傳媒時代對于媒介素養提出的要求
關于“媒介素養”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學者李維斯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在媒介形態的發展下,“媒介素養”的概念也不斷的得到了充實,關于媒介素養,就是人們對媒介信息的理解能力、選擇能力、評估能力、質疑能力、生產能力、創造能力與思辨反應能力,媒介素養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即公眾對于媒介的認識與傳媒人員對于自身職業的認識。對于媒介編輯而言,媒介素養的提升主要體現在業務上,即文章內容的選擇、傳播信息的價值、傳播效果的評估等,這是新聞從業者需要具備的基本素質。美國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媒介理論學家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曾提出新型的受眾觀――生產性受眾,強調受眾的高度主體性和能動性,該理論也被目前媒介發展帶來的受眾角色轉變的新趨勢所印證。在新的媒介環境下,單一的傳播流程已發生變化,媒體在傳播中對信息的壟斷被打破,變為媒體人與受眾共享,傳播模式由點對面的單向線性傳播轉變為雙向互動性傳播,甚至一對多、多對多的傳播。例如,這一轉變拓寬了受眾對媒介都進行評價的渠道。網絡普及使受眾對于各類媒體的評價由“延時性”為 “即時性”。
近年來,媒介融合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已經步入到了大眾傳播時代,傳統的一媒體獨霸天下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在大眾傳播時代,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新聞的者,這對于新聞從業者的要求也更為嚴格,新聞從業者必須要意識到新時代帶來的挑戰,積極迎合大眾傳播時代信息傳播內容與形態的變化。
二、大眾傳播時代媒介素養的提升
要促進媒體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媒介隊伍,要保證媒介可以得到生存,還要提升整個新聞從業隊伍的綜合素質,鍛煉他們的業務能力、知識水平與綜合素質,不斷的進行學習與創新:
(一)對媒介素質有深刻的認識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完善,數字化的傳媒信息通過網絡被鏈接成為多層次、多樣化融合趨勢的信息傳播網。通過傳媒鏈接,形成了一個數量密集、傳播快捷、共享程度高的社會。作為傳媒“守門人”,媒介從業人員必須迅速、準確地從各類媒體獲得相關信息,再對信息進行整理和加工,進行市場推廣。信息根本特質是新的信息內容和新知識,通過信息傳遞讓人們對某種事物得到一定的認識,解除受眾對某事件的顧慮和不確定性。媒體傳播的信息囊括了人們生產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傳媒信息載體、傳播方式、信息結構不同,存在很大差異,可以把他們分為文獻型、電子型信息等類型。作為新聞從業人員,必須要對媒介素養有深刻的認識,并能夠積極適應大眾傳播時代的變革。
(二)掌握數字化的技能
加拿大傳播學學者哈羅德?伊尼斯曾說,新的傳播技術創造著新的思維方式。多媒體傳播策劃力在深層面上的要求正是針對編輯的思維和理念的,即要求編輯轉變思維方式和固有的工作模式,具備有效利用多媒體進行一體化的多媒體內容設計和生產的策劃能力。在大眾傳播時代,不同媒介對于傳播的內容有著不同的要求,以報紙為例,報紙從業人員需要掌握扎實的數字化技能,成為一個“一專多能”的人才。掌握數字化技能的必要性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選題、策劃過程中,應用數字化媒體技術可以有效提升工作效率;第二,在自媒體盛行的今天,從業人員需要定期對微博賬號、微信公眾號與APP軟件的運營進行維護,這也是他們需要具備的一個重要素質。實踐證實,利用視頻、音頻、文字等將新聞內容全方位的展示給受眾,可以讓他們有更加清晰的媒介體驗,傳統的媒體也可以將文字制作為電子期刊,將鏈接內容用二維碼的形式公布出來,讓受眾可以隨時隨地通過移動客戶端來查看,強化與受眾之間的互動效果。
三、結語
總而言之,媒介是否可以得到受眾的認同主要由新聞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決定,各個媒介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提升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水平,鼓勵他們加強學習,改變傳統的慣性思維,不斷提升自我,加強學習創新。只有采取這樣的措施,才能夠適應大眾傳播時代的要求,為受眾提供更加全面的媒介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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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穎,韋煥進.新時期領導干部媒介素養提升的機制構建[J].武漢交通職業學院學報.2013(01).
【摘 要】相比于西方受眾研究的熱鬧,我國學界對受眾研究顯得比較冷清。我國的受眾研究或許存在的問題是想急切吸收西方研究的思想,以致體系混亂,難成系統。
關鍵詞 受眾研究 歷史 現狀
受眾研究從未從大眾傳播理論中缺席,它與效果研究關系緊密,難解難分。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效果研究都從屬于受眾研究”。媒介研究的意義歸根到底“要看這些分析最終能不能在媒介對讀者和受眾的影響性質方面有所闡發”。
一、西方受眾研究的歷史
2004年,復旦大學廖圣清教授在《西方受眾研究新進展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對西方受眾研究的歷史進行概括,將其分為:受眾研究早期發展、使用與滿足與受眾研究地位凸顯、新受眾研究的出現和發展三個時期。結合斯坦利·巴蘭和丹尼斯·戴維斯在《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中對受眾研究的分析,現將西方受眾研究分期如下:
1、受眾研究早期發展
受眾研究通常分為理論和應用兩個層面,表現為受眾學說和受眾調查兩種形式。因此,受眾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研究的早期,它最初起源于對廣播聽眾的調查。受眾首先表現為作為市場的要素,其次才是信息產品的消費者。
西方媒介受眾研究開始于20世紀初,早期研究大部分都是對受眾的描繪,判斷媒介對人們是否有直接作用。真正的受眾理論研究則開始于宣傳研究,受眾被認為是孤立、被動的個體。1949年,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森在《人民的選擇》一書中,用人口統計學原理來劃分受眾的類型,標志著具有獨立學科地位受眾學說誕生。他們發現,社會結構不同,受眾對媒體的態度也會不同。
2、使用與滿足理論時期
對媒介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有兩次復興,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有限效果范式提出,而人們也知道關于電視暴力會影響不同受眾的說法,新調查研究方法,使得使用與滿足理論形成。
近年來因特網和萬維網的使用,特別是新媒介的交互性特點,使用與滿足理論有了第二次復興。
使用與滿足理論之所以在受眾研究的歷史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于它使受眾在媒介研究中處于一個更中心的位置,它把受眾看做能動的參與者,突出了受眾主體地位。
3、接受研究的出現
戴維·莫利1980年出版的《〈舉國關注〉的觀眾》一書標志著一種新受眾觀的出現:接受研究。接受研究,是一種受眾中心理論,關注不同類型的受眾怎樣理解特定類型的內容。新受眾研究對受眾的接受、表達及其與意識形態、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分析,并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和抵抗進行了研究。
社會學家Pertti Alasuutari提出,接受研究目前已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圍繞霍爾的編碼和解碼展開的。第二階段,圍繞莫利的創新性的受眾人種學研究展開。而第三階段,需要一個更大的框架,其中還包括對媒介研究本身的質疑。
4、框架理論和信息處理理論
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提出框架分析理論。它假設人們是根據自己的期望去理解情境,并決定自己如何行動的。而媒介的貢獻在于,影響人們的期望,并影響人們對于情境中固有暗示的解讀。
信息處理理論關注個體如何處理和理解媒介訊息,它被廣泛用于大眾傳播中,解釋人們如何對電視新聞進行解碼和學習。
西方喜歡用媒介理論來對研究歷史進行分期,如他們把大眾傳播理論分為五個時期:大眾社會與大眾文化時期、大眾傳播科學研究視角出現時期、有限效果論時期、文化批評理論時期以及適中效應視角出現時期。因此,對于西方受眾的研究,也以其中的杰出理論作為劃分依據。上述受眾研究理論是作為有限效果范式的反面發展起來的,其基本原則是:受眾是積極的,并且通過使用媒介來服務于自己的目的。
二、西方受眾研究的主要內容
丹尼斯·麥奎爾在對西方受眾研究進行歸納、總結之后,結合詹森和羅森格倫現代大眾傳播受眾研究的五種分類:效果研究、使用和滿足研究、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將受眾研究分為三種傳統:結構性受眾、行為性受眾和社會文化性受眾。
麥奎爾概括的三種傳統,其區別不僅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和受眾觀的差異,還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結構性和行為性受眾研究主要采用調查統計和心理實驗等定量的方法,而社會文化性受眾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西方受眾研究的主要結論:(1)不同的研究傳統依次反映了受眾研究在演變過程中階段性的主流模式。(2)受眾研究的重心從“以傳者為中心”向“以受者為中心”轉移,從行為主義向社會文化研究視野轉移。(3)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研究目標提供眾多不同的研究路徑、研究方法,受眾研究異彩紛呈。
三、我國受眾研究的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所陳崇山在《中國受眾研究20年》的報告中,把中國受眾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
1、解放思想積極創新階段(1982年—1989年)
1981年,北京新聞學會舉行首次受眾學術研究會,開始了我國受眾研究的歷史,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成立,標志著我國的受眾研究結束了零散無序的研究現狀。
2、趨于成熟深入發展階段(1990年—1994年)
1989年的北京風波牽制了新聞改革的前進步伐,全國的受眾調研跌入低谷。隨著1990年亞運會廣播電視傳播效果研究展開,受眾調研開始了新起點,受眾理論研究與實踐從顯性向隱性深入。
3、進入市場走向規范化階段(1995年至今)
1995年之后,央視調查中心、索福瑞媒介等專門從事電視收視率調查的媒介調查公司相繼成立,受眾調查進入市場,走向科學化、規范化。
四、我國受眾研究的內容
我國的受眾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但學界對于受眾的研究多是2000年之后才開始的。在對中國知網所收錄的有關受眾研究的123篇文獻可以發現,我國的受眾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
在歷年的有關受眾研究的文獻綜述中,常以受眾的身份進行分類。如盧迎安《近年受眾研究述評》將受眾研究分為:農村受眾、城市受眾、大學生和少年兒童四類;或以媒介分為報紙受眾、廣告受眾和新媒體受眾三類。
李葉的《我國受眾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背景分析》一文,指出我國的受眾研究的發展。
1、從媒介本位到受眾本位
改革開放后,受眾調查興起,受眾受到重視,2001年,“受眾本位”的概念提出,一切傳播活動要以受眾意志為轉移,以滿足受眾需要和提高受眾素質作為傳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2、從受眾基本行為特征向受眾思想觀念與媒介的關系轉變
受眾研究最初,調查研究一般從基本需要出發,通過對受眾基本行為特征的了解,掌握不同受眾的媒介行為及其對媒介的評價等等,之后,媒介對受眾思想觀念、態度、行為的影響以及媒介對特定人群的作用受到重視。
3、從定性向定性和定量結合
我國最初的受眾研究,以座談會、受眾來信來訪等定性研究為主,受眾調查在國內的興起,標志著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
我國的受眾研究在內容上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體現在不同群體之中,大學生/青少年/農民工/農村受眾/城市受眾/兒童;二是體現在受眾與媒介的關系上(受眾的媒介使用、媒介認知、媒介對受眾的影響等)。我國受眾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的缺陷。
五、中西方受眾研究的比較
縱觀中西方受眾研究的歷史,可以發現,我國的受眾研究存在的問題是它發展得太快。我國的受眾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幾經波折,框架理論和信息處理理論進入受眾研究視角;而英國的受眾研究也出現新視角、新方法,戴維·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備受追捧。而受眾調查研究一經引入,便如火如荼的展開。但這種研究本身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在實踐操作和運用方面遭受商業性、功利性和無序性挑戰;二是在學術價值方面,由于得到的成果多是描述性調查報告,沒有太多實際的用途。而在理論研究方面,我們更是拿來主義,霍爾、莫利、伯明翰學派、英國文化研究成為我們關注的對象。
研究內容上,在受眾調查發展的同時,相應的受眾理論研究卻并沒有成熟。近年來,我們也研究受眾心理、研究特定文化對受眾的作用,我國的受眾研究快速進入到麥奎爾所說的社會文化性受眾研究的階段。
我國的傳播學發展,或許正如郭鎮之在《傳播學受眾研究接受分析》中所說的那樣:“我們貪婪的吸取了一個又一個新理論,來不及細細咀嚼……我們一下子就看到了科學前沿,從而對過時的、不完善的研究方法失去了深究的興趣。”
有人認為,隨著新媒介的發展,大眾傳播將變得越來越私化,因此,受眾,會消失。對于這個問題,丹尼斯·麥奎爾給出了自己的回答。麥奎爾認為,技術的發展、全球化從兩個方面影響著受眾,一是受眾的分化,另一個是出現更大規模的受眾。而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強化了受眾使用媒介的能力,為受眾提供了在更大范圍內參與傳播和進行交流的可能。盡管,目前一些新媒介的發展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受眾的行為。技術發展的潛能,更多的是表現在拓展而不是取代舊的“受眾行為”模式方面。只要“大眾媒介”依然存在,關于受眾的傳統含義和傳統現實,也將繼續存在并且仍然適用。或許,我們在大眾傳播受眾研究領域,仍然有追趕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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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郭鎮之,《傳播學受眾研究接受分析》[J].《現代傳播》,1994(3)
【關鍵詞】體育傳播 受眾 雙向傳播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傳媒業也不斷融入市場,開始接受市場經濟的洗禮與考驗。并且伴隨著后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飛速發展,國內傳媒業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媒體與受眾間的關系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WTO帶來的是我們與國際的各行業的接軌,其中也包括傳媒業。國際傳媒巨頭的覬覦和變相漸次進入,加劇了行業內的競爭。誰能抓住受眾,誰就能立于不敗之地。受眾對于傳媒企業,就像水對于魚,其重要性毋庸多言。
所謂受眾是指信息的接受者,就大眾傳播而言,受眾是大眾傳播媒介的接觸者。主要是指報刊的讀者、廣播的聽眾、電視和LED等電子媒介的觀眾,以及互聯網的網民。體育受眾自然就是指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接受體育信息的人。
毋庸置疑,今天的傳媒業早已進入以受眾為中心的時代,如何提高信息的到達率,并能讓受眾接受,對于傳媒界的從業者們是一個考驗。所以,體育信息的傳播者也必須要開發好受眾資源,以更好地提高媒體的綜合市場競爭力。
一、體育傳播受眾是誰
體育信息的受眾有哪些,可以從受眾接受體育信息的目的這個角度來區分。
1、體育決策者
體育界的從業人員,比如體育局的有關領導、干部、各類型體育俱樂部主持工作的領導、教練員等,他們需要通過體育信息掌握行業資料。由于體育信息發生地各不相同,這些業內人士只能通過傳媒來全盤了解體育信息。
2、體育愛好者
從古至今,人類從不缺少體育愛好者。比如中國古明的蹴鞠,即便是在物質文明并不豐富的封建社會,也成為了上至皇親貴族,下至黎民百姓熱衷的一項體育活動。在生活富足的今天,體育某種意義上是作為人類的一項休閑娛樂而存在,是為了提高大眾生活的品質而存在。所以,時下每一項體育活動都有大批的“粉絲”,體育明星也有很多追隨者。
3、隨意捕捉信息者
人們閱讀報紙,看電視節目是為了增強娛樂,獲取感官的享受,同時也掌握動態信息。體育信息的受眾除了上述兩種之外,其他群體都可以歸類為隨意捕捉信息的受眾。這類受眾往往隨意翻看報紙,隨意切換頻道,他們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漫不經心隨意選擇,這類受眾需求的是具有較強吸引力的信息,能瞬間抓住他們的眼球。
二、體育傳播受眾的使用與滿足——調劑生活、積極參與
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是站在受眾的立場上,通過分析受眾對媒介的使用動機和獲得需求滿足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類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該理論認為受眾通過對媒介的積極使用,從而制約著媒介傳播的過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個人的需求和愿望。
1、調劑生活
體育人類學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中國體育已經從政治需求轉向普通人的根本需求,轉向個人幸福生活的一種主動性需求。也就是說,體育信息成了大眾的生活調劑品。可以想象,如果生活中永遠只有政治新聞的話,大眾的業余生活是多么的枯燥乏味。
馬克思說過:“多樣化使人愉快”,生活的多樣化更是如此,體育傳播受眾接觸體育傳媒的目的就是要獲得枯燥乏味生活的解脫。受眾就是借助體育傳媒欣賞那音樂伴奏下冰上滑冰的時尚、藝術體操的美感、田徑場上百米沖刺的激情、撐桿跳躍時的灑脫、花樣游泳的優雅。在緊張的生活之余,這些信息無疑給人們身心以極大的愉悅,成為生活的必需品。
2、體育傳播受眾是體育傳媒的積極參與者
美國學者J·巴倫在《對報紙的參與權利》中指出,為了維護大眾傳媒受眾的表現自由,保障他們參與和使用大眾傳播媒介的權利,公民對傳播媒介的參與權必須在憲法中得以確認,就明確提出了受眾的“社會參與論”。體育傳播的受眾是社會人,是國家的公民,不僅具有知情權,也有權按照個人意愿自助選擇獲取的信息,同時更有權力向媒體傳播者提出自我的訴求。
(1)體育傳播受眾決定體育信息的內容。體育傳播受眾多是男性,他們喜歡對抗性的比賽,欣賞競技場上明星的風采。因此,傳媒在選擇體育信息的時候就要事先充分考慮這部分受眾的需求,為他們量身打造信息,以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2)體育傳播受眾是體育傳媒的潛在財富。傳媒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追逐利潤,這是市場化的最終結果。打造可讀可看的有吸引力的體育信息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賺取廣告費。誰掌握了受眾,誰就能吸引廣告投放,最終產生利潤。其實,體育信息的受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商品”,媒體要將其出售給廣告客戶。比如,中央電視臺五套節目,之所以每年有那么多的廣告客戶競標,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它背后有7億觀眾。商家們要利用這個平臺,宣傳企業形象,最大化地占有市場。
三、體育媒介傳播模式的改變——單向傳播到雙向傳播
新聞傳媒是一個“傳”和“受”相互之間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當傳播者把信息傳遞給受眾,接受到受眾的反饋,傳播過程才算完成。但以往的體育媒介在傳播過程中,長期忽視受眾的使用與滿足要求,造成一種“我播你看”的傳播模式,且受眾在此過程中幾乎不能參與傳播內容的制作以及對傳播內容的反饋。隨著傳媒競爭環境的變化,這種傳統的傳播模式發生了徹底改變。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媒體都意識到,受眾才是體育信息傳播的起點和終點,而且比其他信息的受眾更具有強烈的互動性。例如,NBA的電視轉播,每場比賽都有大量的受眾微博微信互動和發送手機短信,表達對賽事的看法,或參與到解說員的辯論中,或對球員的表現評頭論足。
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我國體育媒介逐步實現了傳播模式由單向傳播到雙向傳播的轉變。在體育報刊上,編輯部會開通熱線電話,方便讀者更加便捷地參與熱點話題討論;在綜合性電臺、電視臺的體育節目或者專業的體育頻率、電視臺的節目中,經常會通過熱線電話、短信平臺、BBS留言板等形式進行主持人與聽眾的互動和交流;而在新媒體中,除了上述提及的雙向交流形式,普通受眾甚至可以自己來發起話題和投票,從而掌握了切實的話語權,實現了最有效的互動。最終使得受眾本身得到了內心的滿足。
體育運動是一種人類追求健康、陽光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中國體育事業長足發展后,使得體育傳播有著自身的傳播魅力。目前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受眾對媒介本身的使用使受眾的知情權、傳播權得以實現。利用“使用與滿足”理論研究傳播模式和體育的整合,可以從受眾的需要出發,巧妙利用受眾的主動性,滿足受眾調劑生活和積極參與的需求,最終抓住受眾的“眼球”,產生良好的廣告效益。
關鍵詞:大眾傳媒;青少年價值觀;關系研究
由于大眾傳播技術的巨大的作用,許多研究人員對它進行了探索和總結,持續推斷和證明了大眾傳播技術對人類和社會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大眾傳播媒介由最初被稱為“皮下注射論”以及“魔彈論”,逐漸成為有限效果論和宏觀效果論,還包括一些理論如使用與滿足理論等,這些都是人類在認識到它的重大影響力下所做出的各種效果分析總結。然而,不管是大眾傳媒對人類有絕對影響力,還是有限效果論和宏觀效果論,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始終與各種傳播媒介共存,讓人類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在現今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大眾傳媒技術將會越來越多地影響著整個人類和社會。
一、大眾傳媒的含義
媒介一詞也就是現在用的是media這個英文單詞的復數形式,單數形式是medium。大眾傳播媒介簡單地說就是傳媒,它是職業化的信息傳播機構,是在1920年前后出現了廣播電臺后才產生的名詞,指在傳播途徑上用于復制和傳播信息和符號的機械與傳播組織之間的傳播渠道,這些傳播組織包括編輯人員的報刊、電臺等等,詳細的可以劃分為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其中印刷類媒介包括報紙、雜志、書本等,電子類媒介包括電影、廣播媒體和電視媒體。
二、青少年群體受大眾傳媒影響狀況
根據青少年時期所接觸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將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受眾分成三個群體,即報紙廣播媒體受眾、電視媒體受眾、網絡媒體受眾。而在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過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觸群體,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響也是最大最深遠的。青少年受到的影響有方方面面,婚姻觀念是其中一個方面。大眾傳媒所倡導和報道的時尚婚戀觀和時尚婚戀行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運用于實踐中去。若在劃分中,再細化到年齡中的話,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報紙媒體受眾,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電視媒體受眾,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網絡媒體受眾。90年代之后,網絡媒體的快速發展和傳播使處于這個時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觸網絡媒體最多的群體。
三、實驗證明媒介內容對青少年有深遠的影響
媒介內容對青少年來說,影響非常深。有關實驗表明,西方國家的心理學家曾經針對媒介中帶有暴力特點的節目對兒童產生攻擊性行為是否有影響這一課題開展了接近十年的調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試驗者都是年齡位于8、9歲的兒童。結果發現,愛看暴力節目的男孩群體跟那些不愛看暴力節目的男孩群體比較而言,在人際關系交往方面的攻擊性更強。此調查還顯示,9歲男孩喜愛暴力電視節目的程度跟他19歲年齡時候的攻擊行為息息相關,且是正相關的關系。隨著各種高科技傳媒產品的出現,大眾傳媒的影響愈來愈強,不管其形式怎樣變化,擴大規模還是內容更時髦,無一例外都表現出了對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強大滲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作用。
四、大眾傳媒影響下的青少年價值觀教育對策建議
大眾傳媒給青少年價值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逐漸得到大家的關注。怎樣合理避免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群體的負面影響,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
(1)政府應加強誘導和管理監督,促進價值觀的教育。政府應該在整個社會群體達成廣泛的認識,除了學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傳媒教育、有關政府公共部門也是社會教育,既有責任也應該有義務針對青少年的價值觀進行正面引導。價值觀教育不能作為一個孤立存在的系統,沒有任何單一機構可以獨立擔負價值觀教育的重任。所以,務必綜合考慮到各個方面的作用,使他們相互協同,克服彼此之間的沖突,避免因為各種因素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降低學校價值觀教育正常功能的發揮,進而導致價值觀教育的低效用狀態。
(2)大眾傳媒需要得到完善,對青少年進行正確的價值引導。社會給予大眾傳媒的職責是協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發展,促進人的全方位發展,大眾傳媒在青少年積極向上的價值觀方面有功不可沒的影響。所以,大眾傳媒的消極信息內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體的態度和努力決定的。大眾傳媒不但要在樂趣中教學,讓學生學得開心,教師教得也開心,而且不能丟掉它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大眾傳媒應加強提倡行業自我約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現出人文關懷。
(3)家庭價值觀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比較特別,至今還沒發現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對孩子的社會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種方式方法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培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積極的媒體環境,對青少年要加強關心和培養,通過正確的方式進行家庭的建設,父母自己也要持續充電,加強媒體知識的學習。
(4)加強對青少年的傳媒素養教育。傳媒的素養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對受眾群體傳授有關廣播、電視、電影或者是報刊、國際互聯網等大眾傳媒的特性、制作技術及其產品的美學欣賞和社會學評析等方面的知識,它的目的是加強大家對大眾傳媒信息的分辨過濾能力、承受和抗干擾能力,學會合情合理地使用大眾傳媒。只有這樣,才能使青少年們在學習和生活之中通過大眾傳媒獲得很多積極的幫助,才能培養每個人的判斷能力,以及根據情況采取行動的能力。
傳播學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善于運用圖像模式對傳播現象進行描述和解釋,引入模式方法為全面考察檔案信息傳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本文結合前人的研究與自己的思考提出一個檔案信息傳播模式的構思。
一、傳播的一般模式
模式實際上是對現實事件的內在機制以及事件之間關系的直觀和簡潔的描述,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既可以表現靜態的結構,又可以進行動態的描述,并且以一個獨立的系統而存在。
最早的傳播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的亞里斯多德模式,它扼要地提出了傳播的五個基本要素:說話者、演講內容、聽眾、效果及場合。而在傳播學上具有奠基意義的傳播模式是1948年哈羅德·拉斯韋爾提出的五W模式: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誰,說了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取得了什么效渠)。然而,五W模式忽略了傳播的反饋要素,僅是一個單向線性傳播圖式,事實上人類的傳播活動并不是一個被動直線過程,而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具有主動性、創造性和繼承性的雙向互動過程。因此,此后很多學者在五W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不少傳播模式,如1954年威爾伯·施拉姆提出的高度循環性的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1967年丹斯提出了著名的螺旋模式,為某些循環方式無法描述和解釋的傳播現象提供了最好的圖解。
由此可見,傳播模式有一個積累、深化和發展的過程,其演變經歷了一個從單向線性到雙向循環,由要素性到結構性,由靜態到動態,由簡單到復雜的進化過程。這個過程是我們分析檔案信息傳播過程與結構模式的基礎。
二、檔案信息傳播模式的構成
廣義的檔案信息傳播包括檔案館(室)的檔案信息傳播活動和私人檔案擁有者的檔案信息傳播活動。檔案館(室)的檔案信息傳播偏向于公共組織傳播,而私人檔案信息傳播則傾向于人際傳播。本文所討論的檔案信息傳播活動指的是檔案館的檔案信息的交流傳遞過程。
檔案信息傳播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傳播,其傳播活動本身既屬于傳播活動的大范疇,具有傳播活動的一般規律,同時由于它的傳播對象——檔案信息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其傳播方式、活動規律無疑又具有自己的個性特點。因此,只有建立在共性與個性有機契合基礎上的模式,才能反映出檔案信息傳播活動的規律和特點。
檔案信息傳播結構涉及到諸多復雜因素,這里進行的模式分析主要是考察其傳播過程中一些基本的構成要素,它們足以形成檔案信息傳播模式的基本框架結構。檔案信息傳播的結構包括五個基本要素:檔案信息源、檔案館、傳播渠道、檔案信息受眾和反饋。這五個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循環互動,共同構成了這樣一個傳播過程:
附圖
1.檔案信息源。即各種各樣的檔案資料,包括紙質檔案、聲像檔案、電子檔案等,通過檔案館有意識、有目的、有選擇地收集進館。
2.檔案館。在檔案館中,經過整理、鑒定、加工等常規程序將檔案信息有序化,并根據實際情況,按照一定的傳播方式傳遞給相應的檔案信息受眾。
3.傳播渠道。包括公共組織傳播渠道和大眾傳播渠道。檔案信息傳播者可以決定檔案信息傳播渠道,檔案信息受眾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實際需要選擇一定的傳播方式獲得相應的檔案信息。
4.檔案信息受眾。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檔案用戶,還包括主動或者被動接觸到檔案信息的人。
5.反饋。檔案信息受眾對傳播效果的反應信息反饋給傳播者之后構成了一次傳播流動過程,傳播者根據受眾的反饋信息做出相應的調整,然后又開始新一輪的檔案信息傳播。
在上述檔案信息傳播模式中,檔案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檔案信息既可以進入大眾傳播系統轉換為其他形式,從而進入人際傳播、市場傳播和公共組織傳播渠道,也可以直接進入公共組織傳播渠道。傳播者在一般傳播模式中主要是作為信息源的傳播和報導者身份出現,而檔案信息傳播者既是檔案信息的收集者、整理加工的把關人,更是承擔市場及公共渠道檔案信息傳播活動的中介人。檔案信息受眾也比較復雜,既可以是大眾傳播的直接受眾或消費者,也可以是公共組織傳播的檔案用戶。不同的傳播渠道和方式中的傳播對象是復雜的、多元的,這是由傳播途徑的多元并存和傳播對象存在的不同社會角色等方面因素決定的。受眾的反饋活動是檢驗傳播取得什么樣的效果的重要環節,一般是由此構成檔案信息傳播活動再一次實現的一個螺旋過程,因此這種反饋具有循環性。
三、檔案信息傳播模式的分析
1.傳播的起點
一般的傳播模式都以傳播者(個人或群體)作為傳播的起點,傳播者將已經準備好的信息傳遞出去,筆者認為這種傳播起點是不適用于檔案信息傳播模式的。
近年來,檔案數量的急劇暴漲與庫房容量相對有限的矛盾一直困擾著檔案界,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檔案館加大了鑒定工作的力度,并且提出了要介入文件管理流程進行前端控制,以保證在有限的空間內容納最多、最有價值的檔案信息。檔案館對檔案信息源的鑒別、選擇、收集工作成了一項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理應是檔案信息傳播的起始。如果把檔案信息源置于檔案館之后,人們很容易誤認為檔案館的傳播任務只是將已經收藏的檔案信息傳播出去,而檔案館對分散在社會中的大量的檔案信息的選擇、收集這項基本功能就突出不了了。
檔案館館藏的質量是傳播活動的基礎,沒有高質量的館藏就不可能有好的傳播效果。我國檔案館館藏結構不合理是老大難問題,以這樣的館藏為基礎進行的傳播活動效果不理想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應當把檔案信息源提前到傳播者之前,強調檔案館的“把關人”作用,嚴格控制進入檔案館的檔案資料的比例及質量,優化館藏結構,為檔案信息傳播打好基礎。檔案館一些中心工作的開展需要館藏以外的信息,例如舉辦展覽,光靠館藏不夠,必須搜集館藏以外的信息作為補充。因此,檔案館深層次上的檔案信息傳播并不僅僅是將館內有序化的檔案信息傳遞給受眾這樣簡單,其真正內涵應是將分散在社會中無序化的、有用的檔案信息經過整序、加工之后傳遞給受眾。
2.傳播渠道
檔案信息傳播的渠道包括大眾傳播渠道和公共組織傳播渠道兩種,以公共組織傳播渠道為主。一方面,檔案信息受眾可以通過報紙、雜志、電臺、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所公布的檔案信息、檔案信息的作用及利用檔案的規章制度,接觸、了解、選擇檔案信息,清楚檔案信息的出處,了解利用檔案信息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檔案信息受眾也可以親自到檔案館,運用檔案館所提供的檢索工具(案卷目錄、全宗索引、分類目錄、主題目錄、專題目錄等)查詢館藏內是否有符合自己需求的檔案信息,并將查得的需求信息轉換成信息代碼,向檔案工作者提出受傳需求,檔案工作者據此通過檔案閱覽、檔案外借、制發檔案復制件、制發檔案證明或咨詢服務等形式傳播檔案信息,也就是檔案館的利用服務工作。由此可見,檔案館在檔案信息傳播中擔任中介的角色,是檔案信息受眾與檔案信息間聯系的橋梁,在社會檔案信息資源無限擴大與受眾個性化需求之間建立起對應的關系。
此外,在一般傳播模式中,整個傳播方向是單向式的,即受眾在整個傳播過程中對傳播渠道是不具有支配性和選擇性的,是完全被動的。而在檔案信息傳播模式中,在傳播渠道和受眾之間的箭頭標志是雙向的,即檔案信息受眾對傳播渠道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對于檔案信息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檔案信息傳遞最終究竟是通過哪一種渠道進行,不僅傳播者有決定作用,受眾也有自己的選擇空間,是由雙方共同決定的。
3.檔案信息受眾
傳播渠道的多元性也決定了檔案信息受眾具有數量眾多、構成復雜、分布廣泛、分散流動的特點,因為檔案信息傳播的信息是為大眾提供的,大眾的外延可以涵蓋所有的人類社會成員,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檔案信息傳播的內容。從可能性上講,在檔案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大眾即檔案信息的受眾。但是,從現實上說,只有當大眾介入檔案信息傳播過程,采取某種主動行為,比如去檔案館閱覽室閱覽檔案、看檔案雜志、參加檔案工作會議等,才能成為檔案信息傳播的受眾。因此,嚴格地說,檔案信息受眾是指檔案信息的利用者和接觸者。
一直以來,檔案界將檔案用戶視為檔案信息受眾的全部,事實上,檔案用戶只是在檔案館以閱覽、復制、摘錄檔案信息或者制發檔案證明等形式使用檔案的直接利用者,而在檔案公布、檔案宣傳、檔案編研產品的發行、售賣工作以及在大眾傳播媒介中接觸和閱讀檔案信息的人應當也是檔案信息的受眾,因為通過與檔案信息的接觸,接觸者的態度和行為也可能會有所改變,從而產生不同的檔案信息傳播效果。因此,根據傳播渠道的不同,檔案信息傳播的對象可分為大眾傳播的直接消費者和組織傳播的公共利用者,具體來說,既有一般意義上的檔案用戶,也有觀眾、聽眾、讀者、網民等等。
4.反饋
傳播活動的最后結果就是受眾接收到信息,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論是好是壞。但是,如果受眾不把取得效果的信息回傳給傳播者,傳播者就不知道自己的傳播最終有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樣的傳播過程是不完整的,因此,一個完整的傳播模式必須建立一個反饋信息機制。筆者在所提出的檔案信息傳播模式中也把信息反饋作為其中一個基本要素。
信息反饋是檔案信息傳播后所產生的信息回流,是檢驗傳播活動效果的重要環節。由于傳播渠道與受眾的多元性,檔案信息傳播的反饋活動同樣具有多向性和復雜性,除了反饋到傳播者——檔案館,還會反饋到傳播渠道中的大眾傳播組織——報紙、雜志、電臺等。相對來說,向大眾傳播組織的反饋一般是遲滯性的,而向檔案館反饋則是直接性的,一般由此構成檔案信息傳播活動再一次實現的一個螺旋過程,因此這種反饋具有循環性。
檔案信息傳播的反饋信息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告訴檔案信息傳播者應該繼續傳播,也可以是要求檔案信息傳播者改變或者糾正原有傳播內容或傳播方式,然后再進行傳播,或者是要求停止傳播。檔案館根據相應的反饋信息,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改進或提高原有的傳播內容或方式,定能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
四、結束語
構建檔案信息傳播模式,是使檔案信息傳播研究適應傳播現實變化的一種嘗試,在幫助了解檔案信息傳播過程的同時,揭示了各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從中獲得對檔案信息傳播活動宏觀地把握和全面抽象。盡管本文所提出的檔案信息傳播模式比較簡單,但已抓住了問題的主要方面,突出了檔案信息源、檔案館、傳播渠道、檔案信息受眾、反饋等檔案信息傳播的基本問題。通過這個模式我們能夠簡明又清楚地了解檔案信息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了解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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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分解切割的、機械的技術,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長,現在它正在發生內爆(imploding)。在機械時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范圍內延伸了。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發展,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抹去了我們星球上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人的任何一種延伸,無論是皮膚的、手的還是腳的延伸,都影響整個心理的和社會的復合體。
——馬歇爾.麥克盧漢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
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
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
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
〔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
〔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
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業”,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
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反社會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 霸權話語的狂亂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主權和文化主權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權?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
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結語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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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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