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典型發言材料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法律援助典型發言材料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法律援助典型發言材料范文

一、以活動為載體，不斷提升干警思想政治素質和為民服務能力

在隊伍建設工作中，我們堅持重實效、求進步、謀發展，堅持以提高思想素質、完善工作機制、轉變工作作風、強化能力建設為目標，立足服務中心服務大局，服務群眾使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機結合，互為促進，共同協調發展。實現了思想政治工作新突破，取得了新成效，使干警的綜合素質得到了明顯提高，

1、充分利用中心組學習、支部會等形式，組織干警深入學習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系列叢書和重要講話精神；組織干警集中觀看《的四個晝夜》、《焦裕祿》和《剎“”戒貪欲》等系列群教影片，進一步加深了廣大干警對“為民、務實、清廉”的理解認識；我局組織全體干警參加了8次全省“政法大講堂”專題教育講座，集中學習了多位知名教授專題電視講座，進一步強化了司法行政干部職工的思想理論武裝；局政治處在群教活動中遴選出1名先進個人，送報市司法局組成了“司法行政系統先進典型”報告團。于5月22日在我局作了“市司法行政系統踐行群眾路線司法為民先進典型報告”，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示范引領作用，激發了全系統干警干事創業的激情。

2、扎實開展“轉變作風司法為民”活動。①結合政法系統開展的“交心談心”活動，局領導班子成員間、各基層司法所長及干部職工充分發表了個人看法，交流了心得，并結合自身工作的具體情況作了交流發言，大家認為在活動中一定要結合自身工作實際，努力轉變自身工作作風，實踐“楓橋經驗”，做人民滿意的司法行政人，為營造良的的法治工作環境作出貢獻。②認真組織開展了四項專題教育。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深刻認識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慘痛教訓，深刻領會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結合我局實際，要堅持不懈抓好學習，堅定理想信念，認真查找、深刻剖析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強理論武裝，排除思想干擾，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開展好載體活動，保持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深化雷鋒精神系列教育活動，扎實開展走基層活動；要邊學邊改，以實際成效取信于民，深入開展自查自糾，落實整改措施，確保整改到位，實實在在地解決問題。2014年1月6日組織干警認真學習了省政法干警違法違紀典型案例選編，切實筑牢“不敢違、不愿違、不能違、不必違”的思想防線。通過開展四項專題教育，使隊伍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工作水平有了較大提高。

3、結合“走基層”扎實搞好五項集中整頓。組織民意調查組，由紀檢組和政治處帶隊，采取隨機現場走訪群眾、電話隨機抽訪群眾、問卷調查等形式，深入鄉鎮、街道開展明察暗訪，調查群眾對平安建設的知曉率和滿意度，聽取對平安建設的意見和建議。活動開展以來，已開展明查暗訪3次，走訪群眾56人次，收集意見、建議7條，發放調查問卷50余份，群眾滿意率達到95%。對所有警車駕駛員進行了一次教育談話。使機關干部和法律服務工作者兩支隊伍在深化服務“八件實事”，在提升司法行政隊伍公正執法、廉潔執法、文明執法的工作水平有效大改善。一是干部作風得到改善。司法行政隊伍建設和基層基礎建設有了新突破,法律服務行業展現了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新面貌、新氣象。二是窗口建設成果顯現。我局三家司法所、橫山司法所等部門作為示范窗口在制度、服務、管理各項制度建設和硬件建設中邁出了堅實步伐,整體形象得到進一步提升。三是創先爭優活動落到實處。做到把創先爭優活動與法律援助服、法律服務行業的工作特點、隊伍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四是服務群眾的水平有了較大提高。積極探索法律服務行業隊伍建設長效機制,在為民服務中不斷拓展法律服務工作新思路、新領域，服務群眾的能力，做群眾工作的水平得到提高。五是干部隊伍思想穩定，工作積極主動，認真負責，無一例違紀違法事件發生。

4、扎實開展好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自今年2月群教活動開展以來，該局黨組高度重視，按照市委的統一安排部署，緊密結合區司法行政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認真謀劃，全面部署，迅速成立了活動領導小組、制發了活動實施方案、召開了動員大會，層層深入，穩步推進，切實做到規定動作不走樣，自選動作有特色。①以“三有”為標準，深度研學，打牢根基。一是量化學習安排，做到學習質量有保證。細化明確了學習內容，并精心準備了學習資料，據統計全局已開展專題學習23次，形成心得體會36篇。二是豐富學習形式，做到學習方法有講究。先后組織干警觀看了8期全省“政法大講堂”專題講座及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的系列講座宣講片；舉辦了2場“先進典型巡回報告會”等等。三是開展交流研討，力爭干警心靈有觸動。組織黨員干部從區委群教辦指定的十專題討論進行深入研討交流，全局有針對性地開展交流討論2次。②以“三聽”為內容，開門評風，廣納諫言。一是走到群眾中間聽取意見，做到“深聽”。局黨組班子率先垂范，主動“走上門”、“沉下去”，依托黨員領導干部基層聯系點制度，深入基層司法所、法律服務機構、聯系點社區（村、企業）開展了專題調研。二是征求不同群體的意見，做到“兼聽”。活動中全局黨員領導干部調研走訪走訪基層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對象45人，召開專題座談會2場，向區直各單位和前來我局窗口單位辦事的群眾發放教育實踐活動問卷調查函30份，認真聽取不同群體提出的意見建議。三是運用多種渠道征求意見，做到“廣聽”。暢通群眾提意見的“綠色通道”，將傳統方式和新媒體方式相結合，在一樓設置意見箱，在官方微博和門戶網站上開辟征求意見平臺，廣泛征求辦事群眾和網民的意見。③以“三嚴”為尺子，查擺問題，逗硬批評。一是嚴格對照群眾意見，保證查擺問題不跑偏。針對各種渠道匯總的12條原始意見，局黨組組織專門力量，認真分析每一條意見建議，深刻剖析每一條意見所指向的思想根源，梳理歸納出黨組班子存在的突出問題5類共計9條。二是嚴格進行對照檢查，保證剖析問題不走虛。局班子和黨員干部對照工作實際，對照“”表現，深挖根源，確保對照檢查材料剖析認識到位。材料嚴格經過五輪把關，其中局班子材料反復修改了4稿，局長蔣艷平同志對照檢查材料修改了4稿，其他班子成員也分別修改了3-4稿。三是嚴格開展談心批評，保證提出問題不落空。廣泛開展談心交心活動，領導干部做到“四必談”，局班子、各支部分層分類談，推心置腹地溝通思想。8月13日，局黨組召開了專題民主生活會；8月22日，局黨支部召開了專題組織生活會。黨員干部以精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敢于揭短亮丑、維護全局團結的覺悟，把缺點和不足講透，把問題和意見談開，僅局黨組成員間就相互提出批評意見47條。4、以“三全”為要求，整改落實，建章立制。一是堅持“”導向，整改問題“全動員”。針對查擺出的問題和民主生活會上提出的問題，制定了《市區司法局領導班子問題整改方案》，提出切實整改措施8條。二是堅持分門別類，建立臺賬“全方位”。對收集到的問題進行分類整理，建立了《“”問題整改臺賬》、《關系群眾切身利益問題、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整改臺賬》等共計五本臺賬。針對省委提出的解決政績觀不正確、執行不力等“9個突出問題”，召開專題會議，制發了《深化正風肅紀工作切實解決“”突出問題9+6專項整治方案》，定時、定責、定人進行專門整治。三是堅持活動長效，制度建設“全覆蓋”。按照“廢、改、立”三種類型，全面細化了機關管理制度、規范了議事決策制度、創新了業務管理制度、強化了風險防控制度，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權，以制度全面推進司法行政工作。據統計，建章立制環節梳理全局制度共計44個，其中廢止制度3個，繼續有效制度24個，修訂完善制度9個，新建制度8個。

二、加強隊伍建設和管理

1、做好隊伍建設與穩定工作。2014年，我局積極協調相關部門，做好用編及考錄工作，對考入我局的兩名人員進行政審，完成了下半年考錄用編的申報。目前，我局編制由38個增加到40個，在編人員由36人增加到38人，同時做好了干部職工思想工作，使干部隊伍能保持穩定，各項工作扎實開展。

2、強化業務能力培訓，提升隊伍戰斗力。搭建學習交流平臺，選派干部參加各類專項業務知識培訓班，進一步提高了干警依法行政的意識和能力；認真做好干部集中教育培訓工作。今年以來，組織局內中層干部和司法所長培訓6期，共計180人次；人民調解員骨干培訓3期，共計54人；法律服務人員執業培訓2期，共計37人次；安置幫教、社區矯正業務知識培訓4期，共計144人次；1人參加“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人民滿意公務員”主題培訓，同時選派干部參加了省市司法部門舉辦的各類培訓。確保干警思想素質和業務能力得到較大提升。同時，完善了教育培訓獎勵機制，鼓勵干部參加繼續教育學習，在經費和時間上給予保障和支持，今年，我局1名干部通過了司法考試。

三、深化紀律作風建設，樹立隊伍新形象

充分履行司法行政法制宣傳、法律服務和法律保障職能，全面落實“暢通工程”導辦員制度，開通了“148”24小時法律服務熱線，利用“12345”政府熱線平臺做好了法律援助咨詢。強化黨風、行風、隊伍、業務建設有機結合，促進司法行政事業健康發展。一是抓好了黨風與行風建設相結合。堅持抓黨風，促政風，帶動行業作風建設。以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帶動全體干警和法律服務人員愛崗敬業，以黨員帶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帶頭聯系群眾、真抓實干，帶頭遵紀守法、依法辦事，帶頭艱苦奮斗、清正廉潔，促進政風建設，帶動全系統行風建設的不斷深入和加強。二是抓好了行風建設與隊伍建設相結合。堅持“以人為本、從嚴治局、內強素質、外塑形象”的隊伍建設方針，以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為標準，切實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司法行政隊伍素質，樹立行業良好形象。三是抓好了行風建設與業務工作相結合。各級各單位都緊緊圍繞年初確定的業務指標，狠抓措施落實，圓滿完成上半年各項工作任務，以出色的工作促進了行業作風建設。逐步完善懲防體系建設，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和關鍵崗位人員的監督。

四、存在的問題

1、專業人才和法律業務骨干短缺。司法行政機關肩負著普法依法治理、法律援助、法律服務管理、人民調解、社區矯正等與法律專業知識密切相關的工作職能，決定了司法行政隊伍必須是一支專業的法律隊伍。然而，我局法律專業人才考入少，其他非法律專業人員多的情形比較突出。

2、基層司法所條件較差，人員配備較少，少數人員工作缺乏動力。隨著司法行政工作職能的轉變，基層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量呈不斷上升趨勢，基層司法行政干警普遍感到工作任務較為繁重，加之職級待遇難解決，一心想調離到黨政機關等容易解決職級的部門。加之近兩年干警因人員借調、調動等原因頻繁流動，絕大多數是基層的一線司法助理員，造成了部分基層司法所人手不足，對司法行政的業務發展和便民服務帶來了一定困難。

3、工作主動性有待提高。少數干部對新時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地位和職能作用認識還不夠充分，認為司法行政工作屬于“軟職能”，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工作熱情不高，進取意識不強，滿足于完成領導交辦的任務，對新時期如何進一步推進司法行政工作缺乏研究和探索，開展工作還習慣于老思維、老辦法，缺乏新意。

五、明年工作打算

1、學習貫徹黨的十精神，立足全區司法行政工作實際，創新形式，豐富載體，大力加強司法行政干部隊伍建設。

2、進一步開展各項主題教育實踐活動。加強局內活動開展的宣傳報道，加強先進典型的塑造。

第2篇：法律援助典型發言材料范文

關鍵詞：學科交叉 實踐教學模式 人才培養

一、理工院校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優勢及不足

能夠利用法律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法律實務問題是應用型法律專業人才必須具備的素質。應用型法律專業人才不僅要具有一定理論知識、專業技能，更應具備優秀品格。優秀品格應包括追求真理、維護正義、法律至上的堅定信念，認同職業倫理、恪守職業道德的自律精神；理論知識不僅僅包括法學專業理論知識，同時還包括能培養法學學生綜合素質的知識。通過知識積累和學科交叉達到知識創新的需要，新的知識增長點需要不同領域的知識和經驗融合交叉。職業技能包括法律思維能力、法律表達能力及對法律事實的探索能力，此外工具性技能和人際溝通能力也很重要。理工院校在對學生的綜合素質的培養以及職業素養的熏陶方面相對于其他院校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理工院校具備理工專業優勢，可以通過設置理工類選修課學習新興技術領域技術知識以拓寬法學學生的知識面，加強法學學生科學素養，使法學學生的靈活反應能力及多思路地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提升。但是，理工院校在法律職業技能培養方面仍存在問題。傳統的由上而下的灌輸式法學教育仍是理工院校的主要教學模式，這種既定的、凝固的知識體系，無法培養學生職業技能，在司法實踐中不能很好地與訴訟中各種人物和機構打交道；不知案件事實如何收集、分析判斷及確認；無法應用心理學、經濟學、社會道德等分析方法分析法律的實際運行和操作中遇到的各種復雜社會問題。因此，理工院校在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過程中應利用理工科優勢，重視科學素養的培育，同時加強實踐教學，積極探討案例教學、模擬法庭、診所式實踐教學等多元化教學模式，以應對將來在立法、司法實踐中可能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

二、法學實踐教學在理工院校的開展

（一）“案例教學法“比“判例教學法”更適宜理工院校

“案例教學法“與“判例教學法”在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判例教學法”這種法學實踐教學方法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教授于1870年創設的，它是通過學習、研究大量的案例來掌握法律的精神和法律原則。這種實踐教學主要通過教師在課前布置討論的案例，引導學生通過判例索引摘錄了解相關判例的內容，之后在課堂上就事先布置的案例引導學生進行分析和討論。“判例教學法”促使法科學生積極主動思考、分析案例，調動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對判例研討提高了法學學生邏輯推理能力，“判例教學法”培養了法科學生專業職業技能。但這種教學方法對學生要求很高，不適宜法學理論功底薄弱的理工院校法學學生。案例教學法更適宜理工院校法學教學。案例教學方式是教師為了使學生進一步理解和掌握法學基礎理論知識，在課堂上布置典型案例，引導討論的方向，鼓勵學生積極發言、充分參與和自由討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通過這種教學方法使學生進一步理解和掌握法學基礎理論知識，提高了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法律診所教學在理工院校的試用

如何將診所法律教育本土化是理工院校實踐教學面臨的重要問題。診所法律教育是借鑒醫學臨床經驗從判例教學法發展出來的一種教學方法。在這種教學中，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以準律師身份接受當事人委托并槔Ь持械奈托人提供法律咨詢，分析研究案件存在的法律問題，提出具體訴訟方案，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美國學者科德林認為，在律師或法學教師的監督下，在學生從事實際辦案的過程中，培訓學生處理人際關系即會晤、辯論、談判的技能及職業倫理觀念。這種實踐教學能切實鍛煉法學學生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是值得推廣的實踐教學方法。

（三）模擬法庭教學模式在理工院校的應用

在模擬法庭開展實踐教學，目的是讓學生通過在訴訟環境中模擬把書本中的法學理論知識得以熟悉、掌握。在模擬法庭案件審理中，學生擔任案件的法官、律師、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模擬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學生要依靠自己來解決。模擬法庭教學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課前各個模擬小組成員按案情分配各自扮演角色，通過整理材料，了解當事人的心理，案件發生的社會背景；通過查找證據、案件分析撰寫各種法律文書。開庭審理中，實體法及程序法理論知識在具體案件審理中能得以運用，理工院校學生創新精神能得以發揮。

我校是以理工為主，理、工、經、管、文、法相結合的多學科性大學，深化教學改革，積極探討案例教學、模擬法庭、診所式實踐教學模式，創新課程體系、開啟了法學實踐教學的新模式。2006年在校內建成模擬法庭實訓室，2010年我校模擬法庭實訓室成為沈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沈陽市東陵區人民法院的真實法庭。我校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加強校外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先后與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沈陽市東陵區人民法院、沈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盤錦市盤山縣人民檢察院、遼寧正元律師事務所等建立了產學研合作基地。實踐性教學是移植于美國的舶來品，其本土化需要有一個過程，還存在諸多問題。

三、理工院校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實踐教學從屬于傳統理論教學

實際上，理工院校法學教育主要還是傳統的理論教學占據主導地位，實踐教學只是起到輔助教學目的。實踐教學并未起到它應有的作用。教學計劃中設置了實踐課，無論實體法課程還是程序法課程結束后都附有模擬審判，但這種模擬與模擬法庭課程有所不同；設置了法律診所課程，基于缺乏資金，案源及科學理論指導等多方原因，基本流于形式。

（二）實踐性教學方法不成熟

實踐性教學方法的診所式，模擬式教學需要有司法實踐經驗的教師。診所實踐課的組織、實施和指導應由兼職律師的教師負責，而理工院校法學教師大多缺乏司法實踐經驗，“雙導師”由于資金等方面原因未得以有效開展，診所實踐課流于形式。法庭模擬由于程序復雜，為了使模擬法庭活動取得預想的活動示范效果，指導教師往往要求學生在事前進行有針對性的演練，這導致模擬法庭無法真實地反映法庭的對抗與辯護。而案例教學也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傳統教學模式。教師為了適應理論教學有針對性的選擇案例，在授課過程中將案例融入到了理論講授當中，并不能充分引導學生法律辯證思維的發展。

（三）實踐教學師資力量薄弱

實踐課操作難度遠遠高于理論課，深厚的理論知識與豐富的實踐經驗應是實踐性教學指導教師應具備的。理工院校法學老師通過再學習提高了法學理論功底，為提高司法實踐能力積極參加國家司法考試，部分教師通過考試并取得了法律執業資格證，在律師所從事律師工作，這部分教師獲得了實際辦案的經驗，還有部分教師獲得了法律執業資格證，未在律師所從事律師工作，缺乏實務操作能力，無法有效指導法學實踐教學，理工院校實踐教學師資力量總體上是薄弱的。

（四）實踐I陡教學需要資金無保障

診所教育案源主要是法律援助案件，不能收取報酬；聘請律師所律師、司法機關法官、檢察官擔任診所指導教師涉及報酬事項，法律診所的建立及運轉均需要資金的支持。開展診所法律教育需要學校經費支持，而學校的經費支持還相當有限，甚至短缺，沒有相對穩定的經費來源，實踐性教學難以開展。

四、理工院校法學實踐教學改革路徑選擇

（一）實踐性課程設置應加強

教學計劃中應設置模擬法庭審判、診所法律訓練和專業實習等實踐課程；教學計劃中原有課程所附課程實習應分離出來，單獨設置案例分析課，通過案例教學加深法學理論知識的學習；法律文書寫作、法律文獻檢索等實踐輔助類課程應增加些學時。模擬法庭審判、診所法律訓練、案例教學及實踐輔助類課程的技能培養方案、教學內容、教學大綱應充分詳實，專業實習與畢業設計仍需進一步規范。

（二）加強實踐性師資力量

為解決實踐性師資薄弱現狀，理工院校應積極開展與法律實務部門建立產學研合作關系，建立實踐教學基地，教學實踐基地建設一方面可以拓寬案源，另一方面可以與法院、律師所開展“雙導師”教學，解決診所合格教師匱乏問題。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定期選派或由教師自愿報名方式到司法機關實踐，提高教師實踐方面的素養。

（三）加大實踐性教學經費投入

第3篇：法律援助典型發言材料范文

關鍵詞：檢察機關；減刑；假釋；監督；立法

中圖分類號：DF8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1.07

梅因曾經說過：“每一種法律和制度，凡是不能與這個理想狀態下虛構的人相符合的，都被譴責為從一種原始的完美狀態墮落了；每一種社會改革，只要可以使之更接近‘自然’生物統治的世界，都被認為是絕妙的，并且值得用任何顯著的代價使之實現。”的確如此，自19世紀后期以來，刑事社會學派的理論正在逐步改變原有的刑罰觀念，教育刑論的誕生與發展不斷地洗禮著報應刑的各種刑罰手段。菲利對之大加贊賞，他認為：“刑罰的替代措施，當它一旦通過犯罪社會學的講授而立足于立法者的觀念和方法之中時，便將成為一種消除犯罪社會因素的合法方式。”隨著教育刑的興起，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把監獄和刑罰由僅具單純的懲治功能改造為使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工具。我國也不例外，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新社會防衛論的代表人物安塞爾就曾竭力主張與傳統的報復性懲罰制度決裂，從而建立起旨在使罪犯改造成為新人，回歸社會的人道主義刑事政策，使監獄制度更加人道化。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是，我們卻一直在為刑罰執行中的違法和不規范減刑、假釋傷透腦筋。在國外，監獄行刑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理當是如何既省力又省心地盡快把罪犯改造為新人，達到防患未然犯罪的目的；而在我國，我們不得不分散很大的精力來研究解決如何監督刑罰的執行，如何杜絕和懲治行刑過程中的違法與腐敗行為。面對我國刑罰執行中的實際情況和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之處，我們有責任對法律的修訂與完善提出可供參閱的合理化建議。基于這一想法，本文擬就如何從立法上完善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程序的監督權作如下探討。

一、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應有法律地位

減刑、假釋制度是我國刑罰執行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刑事訴訟中的最后一道環節，直接關系到國家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權的最終實現。特別是減刑制度這個在國外刑罰執行中少見的制度，在我國刑罰執行中卻被廣泛地運用。減刑、假釋制度作為我國刑罰執行制度中的重要手段，在我國刑罰執行中擔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為我們順應世界刑罰的發展趨勢，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并加強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以有效實現刑罰的目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佩特森有句名言：“你不可能在監禁狀態下培育一個人的自由(意志)。”減刑、假釋在促進我國對自由刑的執行與改造方面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于我國刑罰執行中對減刑、假釋制度的運用還處于逐步成熟與完善階段，刑事訴訟立法對這項制度的規定也不完備。因此，減刑、假釋制度在實踐中不斷暴露出許多問題。例如，訴訟主體對減刑、假釋程序的參與問題，減刑、假釋程序的正當化與公開化問題，以及對減刑、假釋權運行的監督制約問題等，這些都需要通過國家的立法來加以進一步規定。

從刑事訴訟理論中關于訴訟職能的基本分工看，檢察機關與刑罰的執行理應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中，檢察機關自始至終地參與著全部訴訟過程，直至刑罰的消滅，它介入刑事訴訟的期間遠比警察和法官要長。在德國，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官(Staatsanwalt)從開始偵查的最初階段一直到執行刑罰的最后階段的主導地位。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檢察機關均享有刑罰執行的權限。例如，法國嚴格意義上的刑罰執行權是屬于檢察機關的管轄范圍，而不是刑罰適用法官和刑罰執行法庭的權力范圍。但根據不同類型法律體系下的刑罰執行模式，檢察機關參與刑罰的執行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執檢合一的模式，這種模式表現為檢察機關對刑罰的執行具有處置權與指揮權，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采取這種模式。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451條第1款規定：“刑罰的執行，由作為執行機關的檢察院依據書記處書記員發放的、附有可執行性證書和經過核實的判決主文副本付諸實施。”《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709條規定：“共和國檢察官和檢察長有權直接動用公眾力量，確保判決的執行。”《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472條也作了類似規定：“裁判的執行，由與作出該項裁判的法院相對應的檢察院的檢察官指揮。”

另一種是執檢分離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檢察機關不享有具體的執行權。英美法系國家中檢察機關的權力一般不介入到刑罰執行領域，檢察機關與刑罰執行部門是完全分離的，刑罰的執行由監獄等勞動改造機構承擔。法院和具有刑罰執行裁決權的機構(如美國的緩刑、假釋委員會)對刑罰的執行負有監督的權力。在瑞典，刑罰的執行由隸屬于司法部的國家行刑總局負責領導、協調和監督。相對于大陸法系而言，英美法系檢察機關在刑罰執行領域的權力并不顯赫，但檢察機關在這種執行模式中的權力相對弱化為什么并沒有導致其刑罰執行效果的低下?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英美法系國家一貫強調的程序正義和個人權利優先保護原則對刑罰執行權起著關鍵性的對抗作用，可以通過人權保障機制和法律救濟制度來彌補執行監督中的不足。英國長期以來形成了強大的法律援助機構，其中包括特別訴訟法律援助(legal aid in special cascs)和刑事法律援助(criminal legal aid)，二者曾被稱為“作為權利的法律援助”。美國法制史上在保護個人權利，對抗專斷權力方面，不間斷地經歷了一個由實質性正當程序取代自然法的過程。可見，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應當處于一種什么樣的位置，充當什么樣的角色，應當享有哪些權利和承擔哪些義務，不僅受到一個國家行刑制度和刑罰執行模式的制約，同時也受到該國法制傳統和司法理念的影響。

盡管我國的法律制度與大陸法系相對比較接近，但在檢察機關與刑罰執行的關系上，卻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國家，也不同于大陸法系國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4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刑罰執行機關與檢察機關之間的關系有兩個自己的鮮明特點：第一，實行執檢機構的完全分離，負責具體執行的主體是監獄、法院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是完全排除在具體執行刑罰的機構之外的；第二，實行執檢分離但并不排斥檢察權的參與，不像英美法系國家那樣檢察機關完全不干預刑罰的執行。根據《憲法》和基本

法律規定，中國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刑罰執行的全過程進行監督。所以，檢察機關不享有刑罰執行權并不排除檢察機關對刑罰執行過程的監督和干預。

根據我國現有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基本參與權，是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履行監督職責，而且應當是對刑罰執行的全過程實施監督。那么這種監督權的效果又如何呢?據統計，2004年全國檢察機關在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進行專項檢查中，針對發現的問題提出糾正意見20472件(次)，但實際糾正的只有17431件，尚有占意見總數比例15％的3041件沒有得到糾正。當然，這僅僅是指已經監督發現的問題，它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并不排除還有大量未被發現的“黑數”。這種監督的效果說明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同時也折射出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參與權沒有得到合理定位以及有效地運用。

減刑和假釋是對原判刑罰的變更執行，客觀地說，也是對原有追訴請求和量刑結果的修正。檢察實踐中，作為對原有犯罪事實進行追訴的檢察機關，在求刑之初并沒有預料到其追訴結果會發生什么樣的變更。當減刑或假釋的情況發生在某一服刑罪犯時，檢察機關至少應當有兩個方面理由參與案件的減刑或假釋：第一，檢察機關具有維護國家法律的權威性以及對原追訴的正確結論進行維護的權利，因為減刑、假釋的結果從根本上否定了原有追訴目標――懲罰犯罪。如果減刑、假釋對象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和刑事政策的要求，則屬于正當程序的范圍；相反，如果是違法減刑、假釋，那么檢察機關袖手旁觀、等閑視之，就等于自愿喪失自己的勞動果實，在追訴階段歷經艱辛取得的訴訟成果將付之東流。第二，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參與刑罰執行程序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刑罰權的濫用和維護司法公正。“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防止司法權的濫用是憲法賦予我國檢察機關的一項基本職責。基于這個目的，檢察機關對減刑和假釋過程以及發生的結果完全應當進行全面地介入與監督，應當對監督的對象和監督客體有比較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如果與監督對象和監督客體之間保持較遠的距離，其監督任務是無法完成的。所以，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合理定位應當是全方位、全過程、全知曉的參與，整個減刑、假釋過程中都應當貫穿一條有利于檢察機關法律監督進行的線索，而且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事實和證據的掌握程度不應低于在案件訴訟階段的要求。

二、我國檢察職能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缺位

由于法律關于檢察機關參與減刑、假釋程序的規定不完善以及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粗線條規定，致使我國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應當享有的地位和權力很不到位。曾有學者提出我國減刑、假釋程序應當重構，其理由是：沒有賦予當事人的訴訟參與權，缺乏必要的救濟途徑，檢察機關的監督手段疲軟、滯后，監獄的建議權侵蝕了法院的裁定權等；還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減刑、假釋程序有悖于正當程序的要求，因為減刑、假釋完全改變了罪犯原刑罰的具體執行，罪犯的減刑要求由行刑機關代為辦理，把與原判刑罰直接有關的犯罪人和被害人均排除在程序之外，加上法院審理的不公開進行，缺乏透明度和法律監督的不到位，致使減刑、假釋過程中表現出諸多有違程序正義的問題，有必要重構正當化的減刑、假釋程序。總之，近些年來學術界的許多批評觀點值得我們重視。我國一直沿用至今的減刑、假釋程序與我國正在不斷改革完善的刑事訴訟程序相比較是極不協調的，特別是作為原犯罪追訴者的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活動中應當具有的合理地位和法定權力并沒有得到立法者的重視，這就從客觀上導致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沒有得到充分、正常地發揮。

盧梭曾經說過：“毫無疑問，有一種純粹源自理性的普遍的正義，但是如果這種正義要得到所有人的承認，那么它就必須是互惠的。但是從人類的角度出發，如果沒有任何天然的制裁，天然的正義法則在人類中就是虛妄無效的。”近些年來，我國刑罰減刑、假釋過程中反映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違法進行減刑、假釋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減刑、假釋這一行刑過程中的有效工具并沒有達到立法者的初衷從而有效地促使對罪犯的改造，卻在某種程度上還引發了大量司法腐敗，影響了刑罰的權威和社會主義法治的形象。英國法學家彼得?斯坦說過：“實體規則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人們所關心的只是這些規則的實施應當根據形式公平的原則進行。”作為監督并保障減刑、假釋程序正當化運行的檢察機關，不得不對其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角色定位進行反思。

檢察機關作為我國減刑、假釋程序中的監督者，理應對減刑、假釋程序進行全方位的、嚴格的監督和制約。然而，我國對減刑、假釋制度的設計并沒有給檢察機關留下太多可以介入和參與的機會。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檢執分離模式，檢察機關被排除在刑事執行主體之外，對執行環節的各種行刑改造情況并不十分了解。但檢察機關不參與刑罰的執行并不等于說不能參與減刑、假釋程序。事實上，我們應當跳出我國刑罰執行的固定模式來看減刑、假釋問題。刑罰執行的主題體現于對罪犯的教育和改造，是對司法機關已經確定的刑罰付諸實行，將刑罰變為對犯罪者進行教育改造的實際行動。減刑、假釋是對司法機關原裁判的變更，它雖然與刑罰的執行過程密切相關，但刑罰執行過程是單純的行政行為，而刑罰的變更理當屬于司法范疇，所以減刑、假釋不應當簡單地歸屬于刑罰執行程序來解決。關于這一點，學術界頗有爭論。有人主張將減刑、假釋權劃歸刑罰執行機關；也有人認為，減刑、假釋權屬于司法權而并非行政權，所以應當由法院行使。后一種觀點從減刑、假釋裁決權的本質特征出發進行分析，與我國關于減刑、假釋裁決權的立法是一致的，比較符合實際。

既然是一種司法性程序，就必須具有程序的公正性和公開性。一種缺乏透明和公開的行政化而又形式化的辦案模式，必然會抹殺法律的公正性。邊沁說過，在審判程序完全秘密時，“法官將是既懶惰又專橫……沒有公開性，其他一切制約都無能力。和公開性相比，其他各種制約是小巫見大巫。”只有首先實現程序的公開，才可能為訴訟參與者提供介入和了解的機會。我國現有減刑、假釋程序不僅是把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公眾排斥在程序之外，就是享有對其進行監督的檢察機關也不例外。在減刑、假釋程序運行的整個階段，至少有以下幾點可以說明檢察機關幾乎是沒有參與和介入減刑、假釋程序的權利。

第一，減刑、假釋裁決的非司法化程序，其設計的宗旨沒有考慮到檢察機關的參與和介入。減刑、假釋無疑是發生在刑罰的執行過程中，把刑罰執行權界定為一種行政性權力，這在理論界是沒有多大爭論的。減刑、假釋雖然發生于刑罰執行過程中，但它涉及到對原刑罰的變更，所以，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把這項權力賦予法院。例如，在法國，假釋

就是由執行法官決定；在意大利，減刑、假釋應向監督法官提出。《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682條第1款規定：“監督法院就假釋的準予和撤銷作出裁決。”俄羅斯亦是如此，《俄羅斯聯邦刑事執行法典》第175條第1款規定：“對于可能適用假釋或將未服滿部分的刑罰改判較輕刑罰的被判刑人，執行刑罰的機構或機關應根據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立法規定的程序，向法院提交對被判刑人進行假釋或未服滿的部分刑罰改判較輕刑罰的報告。”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1條第2款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應當依法予以減刑、假釋的時候，由執行機關提出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同時，我國《刑法》第79條也規定了對犯罪分子的減刑、假釋，應當由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審理，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減刑、假釋。可見，我國刑罰的執行與大陸法系國家基本一致，即由司法機關進行裁決。但我國關于減刑、假釋過程的行政化程序設計和裁決權的司法性歸屬是互相矛盾的。既然將其設定為一種司法權，就理當設計必要的司法程序，并且應當保證程序具有公正性和公開化的特點。這些內容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中是找不到的，檢察機關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主體應當在這一程序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和享有必要的權力，而這并沒有在我國法律中得到體現。

第二，由于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不再享有訴訟主體的資格，缺乏了解案情和陳述的機會，完全淪為程序之外的第三者。我國的減刑、假釋決定權由法院行使這一點雖然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罰執行制度比較接近，但在檢察機關是否享有執行權問題上卻與大陸法系國家大相徑庭。大陸法系國家采取的是執檢合一的模式，檢察機關一般都享有對所有刑罰執行的權力。而我國執檢機關完全分離，檢察機關只是作為刑罰執行過程中的第三者進行監督。這樣，檢察機關在先前訴訟程序中所享有的訴訟主體資格就基本喪失。不是該程序的主體，當然沒有權利也沒有機會去充分地熟悉和了解案情，難怪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現行的減刑、假釋程序剝奪了檢察機關和罪犯的程序參與權。

缺乏各方主體的充分參與，成為事實上的“暗箱操作”和缺乏透明度，是目前我國減刑、假釋程序中一個十分明顯的病詬。伯爾曼曾說：“沒有公開則無所謂正義。”刑罰執行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環節，它把控、辯、審三方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所努力的結果付諸實際，理當屬于刑事訴訟的重要構成部分。但從刑事執行的實際情況看，刑事訴訟程序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和標準并沒有得到合理的體現。我國有的學者曾提出維持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標準之一是“受到裁判直接影響的人應充分而有意義地參與裁判制作過程，簡稱‘程序參與原則’”，對程序的參與實質上也是要求程序的相對公開和透明。在現代刑事訴訟中，程序公開已經成為整個刑事訴訟自始至終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并且已經得到各國的普遍重視和貫徹。程序公開既是實現程序公正的要求和標準，同時也是保障程序公正的條件和前提，英國法律格言“正義不但要伸張，而且必須眼見著被伸張(Justice mus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很好地詮釋了這個道理。

縱觀我國減刑、假釋的法定程序和實踐運作，把它界定為簡單、粗疏和不經意一點也不過分。既然偵查、追訴和審判是事關法律公正和人權保障的十分嚴肅的過程，而歷經艱難得到的結果如果在這里被輕而易舉地加以更改，那么刑事訴訟所孜孜追求的正當程序原則又從何談起?所以，有人認為，我國減刑、假釋由監獄一家包辦，帶有明顯的行政痕跡，檢察機關的監督無從介入，法院的審查把關形同虛設，其中司法不公和腐敗的空間非常大。這種以司法程序來裁決減刑、假釋的做法，事實上還不如英美國家所采取的行政式裁決方式更能讓人信服。試想，一項本應嚴格依法進行的訴訟程式在缺乏當事人、知情人和公眾參與的情況下，僅依靠監獄的行政申報和法院的封閉式審查就草草定論，怎么可能排除和司法不公呢?

第三，立法未對審理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法院則一般采用書面審理形式，而書面審理往往把檢察機關的參與權排斥在裁決程序之外。可以說，我國現行立法基本上沒有對減刑、假釋從程序上作出具體、系統、明確的規定，這與減刑、假釋在刑罰執行和我國刑事政策中的重要位置是極不匹配的。如果說法院的判決不僅體現了法律的威嚴，而且涉及到被告人罪與非罪的認定和人身權利與自由的保護等這樣一些重大原則問題，那么減刑和假釋則是對這種嚴肅司法活動的變更，其意義和責任同樣重大。

相較于求刑與判刑過程而言，法律對減刑、假釋這一行刑過程的關注似乎與前者有天壤之別。由于法律對減刑、假釋程序簡單而又粗放的規定，導致司法機關無章可循，審理中的嚴謹性和嚴格性大打折扣。目前我國減刑、假釋的適用程序一般是由監獄等勞改機關提出具體意見，送報上級管理機關審核同意后，報請人民法院裁定。這個非司法性而又行政程序化的簡單運行模式，至少從兩個方面阻止了檢察機關的參與行為：一是間接的、書面的審理方式，把減刑、假釋的審查過程完全封閉化，拒絕和排斥外界的參與和介入，審查的視野局限在刑罰執行機關報送的書面材料上。審查時既不調查、詢問，也不征求檢察機關的意見，導致檢察機關無權過問審查程序中的一切問題；二是審理的不公開化，案件的整個審查和裁定過程沒有透明度，使檢察機關欲行使監督權也缺乏信息來源。檢察機關在求刑過程中對案件情節如數家珍的能力在這里已經不復存在。這種“暗箱式”的操作不僅排斥了檢察機關的參與和監督，同時還為司法腐敗制造了天然的條件，大大削弱了減刑、假釋在刑罰執行中的積極作用。

第四，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監督作用甚微。作為國家專門設置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律的規定對刑事訴訟實施全方位的法律監督。執行監督是檢察機關履行刑事訴訟監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檢察機關在整個刑事訴訟中履行監督職能的最后環節，對保證刑事判決最終得到公正、準確、科學、合理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但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在這方面的工作一直依照固有模式運行，沒有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和改造，重求刑、輕行刑的思想始終左右著檢察執法行為。對于刑罰執行中存在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特別是減刑、假釋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制度性缺陷和立法上的缺失完全被忽略。沒有進行認真研究并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是檢察機關刑罰執行監督職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的主觀原因。

減刑、假釋的目的是為了貫徹我國教育與改造相結合的刑罰政策，強化監獄對罪犯的改造功能，調動被監管人的改造積極性，實現刑罰經濟的目的。由于減刑、假釋權是行刑過程中所產生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權力，如果沒有監督制約，缺乏制度性規范，就會出現對減刑、假釋權的濫用，滋生貪贓枉

法、等腐敗行為。我國法律雖然規定了由檢察機關負責對減刑、假釋進行專門性法律監督，但其監督往往流于形式，并沒有收到應有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

(1)監督方式陳舊、落后

目前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監督主要是通過監所監督來完成，而常駐監獄的監所檢察機構在與行刑機關的長期共處過程中，思維方式已基本同化，而且主要是采取事后監督形式，監督中問題的發現一般都出現在事故發生后或者法院的減刑、假釋裁定作出后，既不能防患于未然。也難于徹底糾正。

(2)缺乏規范的監督程序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對刑罰執行監督程序方面的規定不僅很少，而且僅有的一些規定也不系統、不具體，在實際運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如減刑、假釋程序的啟動應當規定由法律監督機關進行審查的過濾程序，以保證減刑、假釋案件啟動的正當性，而我國法律并沒有這方面規定。

(3)監督手段匱乏由于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監督主要是一種程序性監督，沒有實質性處分權。而監督的方式主要是采取《糾正意見書》的形式向執行機關和法院提出，至于被監督對象是否已自行糾正，檢察機關卻無法監督。同時，由于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案件不具有調查權，對于減刑、假釋的證據和事實是否確實可靠缺乏自信，一旦遇到實體權的抵制，往往難以大膽堅持自己的主張而妥協。被監督機關能否糾正以及糾正的程度如何，都成為事實上被忽略的監督結果。所以，有的學者認為，缺乏基本的法律監督手段是導致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陷于窘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程序監督的職能應加以完善

2001年6月12日，軍事法院針對過去減刑案件審查中采取的不公開做法，實行公開開庭審理的減刑聽證程序。在聽證時，由刑罰執行機關首先宣讀提請減刑的意見和相關證據，其后由減刑對象進行陳述。法院有權向出庭人員詢問有關情況和核查相關證據，檢察機關派員出庭履行監督職責。合議庭在評審后當庭宣告裁定結果。這是一項類似普通庭審程序的改革措施，是對我國過去減刑、假釋審理不公開化程序的一個嘗試性糾正。它對于促進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的公正、透明具有積極的作用。這可以說是司法實踐在對過去減刑、假釋中的弊端進行反思后自覺得出的明智選擇。曾有媒體報道，廣西某監獄在2年多時間辦理的7565名減刑、假釋等罪犯中，有206名罪犯的案件有等腐敗問題，而且有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卷入其中。200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顯示，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間，全國檢察機關共依法監督糾正的違法或不當處理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人數達13275人。這些數字充分反映了我國減刑、假釋程序中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問題，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我國減刑、假釋程序設計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健全和完善我國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中的職能和權限，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現狀的要求所在，也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基本需求。

(一)賦予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程序啟動的審核權

我國不實行執檢合一，檢察機關不參與具體的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機關在行刑過程中的具體操作情況，檢察機關并不十分了解。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應當以什么樣的具體方式和在什么時候介入到減刑、假釋程序中去，而只是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實踐中，檢察機關所獲取的監管信息一般都來源于監管事故發生后或者法院的刑罰裁定變更之后。所以，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監督大多數情況下都表現為一種事后監督，多數情況都是在問題發生之后，檢察機關才開始啟動監督程序。如果把這種監督程序提前到減刑、假釋程序啟動時，在法院尚未作出減刑、假釋之前就發現并制止違法減刑、假釋行為，就會把很多企圖、違法進行減刑、假釋的腐敗行為制止于初發期。

之所以賦予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程序啟動的審核權，主要是考慮到對刑罰執行的監督問題與我國的執檢分離模式并不矛盾。在刑罰執行的行政化傾向十分明顯的英國，每個監獄都設立有一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他們對監獄的刑罰執行享有廣泛的參與權和監督權。在意大利，審查決定是否適用減刑、假釋的權限歸監督法院享有；減刑、假釋的程序由監督法院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的申請而啟動。在我國的司法設計中，檢察官享有的部分司法權限實際上等同于西方國家的監督法官。我國目前行刑過程中的減刑、假釋情況越來越多，特別是減刑的數量越來越大，這對刑罰的威嚴和行刑的質量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適度的減刑和假釋，可以說明社會主義法治條件下提升對罪犯進行改造的社會效果。但如果不對其加以嚴格審查和恰當地控制，毫無節制地減刑和假釋，不僅是對國家制刑、求刑和量刑的否定，同時也可能給社會預防犯罪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規定對減刑、假釋程序啟動的審核權，并不具有擴張檢察權之嫌，檢察機關在刑事程序中根據客觀情況具備一定的主動權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德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就存在一個由檢察官起主導作用的“刑罰處罰令”(Strafbefehi)，檢察官行使這一權力甚至多于提起公訴，其地位和作用幾乎相當于法院判決。加強對行刑行為的監督，保證減刑、假釋的質量，首要考慮的應當是從源頭上制定防范措施。因此，立法有必要在行刑機關啟動減刑、假釋程序之前，像對案件進行預審那樣設置一道程序，由檢察機關對提請減刑、假釋的案件進行初步審查，然后再移送法院進入裁定程序。

(二)規定檢察機關在刑罰執行監督過程中的調查職能

檢察機關有權對減刑、假釋案件進行必要的調查取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一個十分淺顯而又深刻的道理。檢察機關要依法對減刑、假釋活動進行監督，及時發現并糾正其中的違法行為，首先必須清楚減刑、假釋的基本情況和案件事實。如果在監督核查過程中僅僅依靠審閱書面的匯報材料，不親臨現場進行實地調查和走訪，不對影響減刑、假釋成立和決定減刑、假釋期限的主要事實和證據進行核實和確證，其監督權的運行就難以說是建立在確鑿的事實和證據之上。在實行執檢合一的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直接參與和執掌刑罰的執行，對行刑過程和事實證據的了解是不言而喻的。檢察官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對監獄進行檢查，可以向被監禁人了解情況，可以查閱監管過程中的有關材料及文件。就是在刑罰的執行由行政機關承擔的英美法系國家，負責對減刑、假釋進行裁決和監督的機構也是積極致力于對有關案件事實的公開和了解。在加拿大，負責裁定假釋的假釋委員會在決定是否準許假釋時必須對提請假釋的案件舉行類似于法院審判的言詞聽證，以便查清事實和核實證據。

我國的減刑、假釋程序采取行政化的申報程序

再加上法院的不公開審理，整個過程完全是在一個“不見天日的秘密通道”中完成的。檢察機關認為具有違法減刑、假釋的情況時，又不能自主地采取調查措施。而作為實施了違法減刑、假釋的行刑機關或者法院，怎么也不可能主動地提供相關信息，把自己置于被監督或者被查處的境地。針對檢察機關獲取減刑、假釋信息難的問題，也有學者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議：即規定對可能減刑、假釋罪犯的情況，執行機關應提前兩次以上向檢察機關定期報告或者由檢察機關向執行機關提前作兩次以上了解。但這也僅僅是解決了檢察機關獲取相關減刑、假釋信息的一個來源，對于檢察機關所要獲取的整個事實材料來說可能只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發現問題后所要獲取的被監督對象的各種有關情況和問題。所以，通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在刑罰執行監督中的調查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刑事訴訟理論的。

(三)改革現有減刑、假釋程序，拓寬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參與渠道

我國現有減刑、假釋程序適用的先天不足，不僅與我國關于減刑、假釋的立法不完善有關，同時也與我國的法治實踐密切相關。要變革現存制度的不合理性，必須從修改法律和完善制度兩方面人手。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間必然經歷曲折復雜的階段。在大陸法系國家中法制比較成熟的法國，假釋裁決程序的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歷了由行政性程序逐步過渡到司法性程序的過程，先是由司法部長審查決定，后來又改為由刑罰執行法庭或執行法官執掌。任何一種機制或制度的確立，都必然會在自身內部矛盾運動的推動和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循序漸進地演變。“社會現象應該隨著這種結合的形式即社會各部分的合成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社會的性質不同的成分結合后形成的一定整體構成了社會的內部環境，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一切比較重要的社會過程的最初起源，應該到社會內部環境的構成中去尋找。”客觀地說，我國現階段檢察機關在減刑、假釋程序中的監督職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主要原因在于其程序的設計沒有給檢察機關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所以，積極改革現有減刑、假釋程序，是有效拓展檢察機關參與權的前提。

對我國現有減刑、假釋程序進行改革，應重點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逐步推進減刑、假釋審理程序的規范化，在整個程序運用過程中嚴格貫徹程序正義原則。像一般案件審理程序那樣，實行法庭調查和證據出示，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允許檢察機關就減刑、假釋的事實、證據進行詢問和發言等。二是實行公開審理，保障程序的公開化與透明度，擯棄和杜絕簡單的、封閉式的書面審理方式。法庭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時，應至少在開庭審理3日前公布審理時間、地點和合議庭成員；允許公眾旁聽和新聞媒介采訪，公開宣布審理結果等。三是充分發揮和調動被聘律師的積極作用，允許律師介入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的全過程，規定律師在法庭上可以與出席法庭的檢察官就案件事實和證據進行辯論。同時，要注意發揮被害方的積極作用，允許被害人參與法庭審理。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害人或其人、律師可以就減刑、假釋的相關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四是要通過立法逐步使減刑、假釋審理程序司法化。不僅如此，還必須首先從理論上把減刑、假釋程序納入刑事訴訟程序的整體化模式中去思考，建立一種與公訴、審判程序相對應和銜接的減刑、假釋審理程序，保證刑罰的執行方、被執行方、監督方、裁定方以及公眾均得到參與的機會。

(四)強化檢察機關實施刑罰執行監督的具體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