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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研究方法與原理
本文擬采用改進的TOPSIS方法對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程度進行分析評價。TOPSIS方法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是一種多目標決策方法,最早由H.wang.C.L和Yoon.K.S提出[15]。它是多目標決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種科學方法,該方法的思路是根據各被評估對象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來排列對象的優劣次序。所謂理想解是設想的最好對象,它的各屬性值達到所有被評對象中的最優狀態;而負理想解則是所設想的最差對象,它的各屬性值是所有被評對象中的最差狀態,計算各被評對象與理想解及負理想解的歐式距離,距理想解越近且距負理想解越遠的對象越優。與傳統的TOPSIS方法相比,改進的TOPSIS方法對規范化矩陣的求解和權重計算公式進行了改進,降低了規范矩陣求解的復雜程度,克服了權重確定的主觀性。具體應用該方法進行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性評價,就是首先確定人口與資源環境系統的最協調狀態與最不協調狀態,然后通過比較研究年份與“最協調狀態”和“最不協調狀態”的相對距離大小來確定該年份是否協調。
(2)數據來源
本文的原始數據是北京市2000-2010年的人口、資源環境相關指標統計數據。主要來自歷年《北京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北京六十年》,部分指標數值是對原始數據進行計算和處理所得。
2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模型建立過程
2.1研究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
(1)理論基礎
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從18世紀末馬爾薩斯提出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物質資料增長的悲觀學說,到20世紀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口增長通過技術進步等可以促進環境容量擴大等針鋒相對的樂觀觀點,可以說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很早以來就成為學術界爭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于在全球范圍內出現全球環境退化,資源短缺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長以及發展中國家人口比重日益增大,使得人們再次對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產生了極大的關注[16],在這樣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理論應運而生并得到各國廣泛接受,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發展目標,而作為可持續發展理論內涵之一的協調發展特別是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成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有學者發現在研究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傾向,也就是將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看成是簡單的意義對比的關系,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看成是簡單的人口數量、結構、分布等要素與自然資源、自然環境之間簡單的意義對應的指標協調,這種傾向存在著一定缺陷,因為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是通過經濟過程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不能將經濟過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16,17],而是要放在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技術等大的系統中,來研究人口與資源環境是否協調。
(2)相關概念界定
對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程度進行評價,首先要界定清楚人口、資源環境以及協調的概念,否則,研究的結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錯誤。人口是指一定地域、一定時點的個體的總數或者集合;資源環境一般主要指自然環境,包括各種氣候、地貌、水文、土壤、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條件。童玉芬[16]認為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應該是指人口的變動(包括人口規模、結構、分布、質量等變動狀況)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即當這些人口要素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所導致的資源和環境的相應變化,而不是簡單指人口這個群體對環境意味著什么,或者施加了怎樣的影響。所謂協調,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就是系統之間一種良性的相互關聯,或者說是系統內部或系統之間配合得當、和諧一致、良性循環的關系;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則是指在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大的系統中人口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之間的一種和諧一致、良性循環的關系。
2.2人口與資源環境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根據現有的PRED或PREE指標體系等相關研究成果以及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初步選取了21個指標,其中人口指標10個,資源環境指標11個,為了更清晰全面地詮釋人口和資源環境的內涵,筆者將指標進一步細分,人口指標中,以常住人口密度反映人口規模,而老年人口撫養比、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以及城鎮人口比重等人口結構指標分別反映了人口的年齡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用嬰兒死亡率、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以及每萬人專利授權數等指標來衡量人口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以及創新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生活恩格爾系數以及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反映人口生活水平;資源環境指標也分為三個方面,北京是一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城市,尤其水資源更為緊張,因此本文選取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作為衡量資源儲量的指標;以萬元GDP水耗和能耗來反映資源消耗水平;衡量環境污染程度指標有4個,涵蓋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以及噪聲污染,另外城市綠化覆蓋率、空氣質量二級及好于二級天數所占比例、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處理率等4個指標反映了環境治理效果。另外,為保證指標的客觀性,科學性,獨立性,筆者對指標進一步篩選,采用偏相關系數(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s)來測定指標變量之間的關聯性,結果顯示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較低。根據分析需要,本文又將人口指標和資源環境指標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正向指標就是指標數值越大越好,用(+)表示,而負向指標則相反,用(-)表示。文中選取的資源環境指標和人口指標在北京這一研究區域內都具有明確的極性,以人口指標為例,人口密度、嬰兒死亡率、恩格爾系數等極性是負的,也就是說與人口發展方向相反,即人口密度、嬰兒死亡率、恩格爾系數越高,人口發展水平越低,而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可支配收入、每萬人專利授權數等與人口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即指標數值越高,人口發展水平越高。
2.3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度評價結果分析
2000-2010這十一年隨著北京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布局、居民生活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動對資源環境的作用也越來越強,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隨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了更清晰直觀地呈現十一年間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度變化趨勢,筆者將表3中的協調度d+i與時間序列進行擬合(如圖1),結果表明人口與資源環境兩個系統的協調程度趨于好轉,然而這期間波動較大而且整體協調程度處于中低水平,本文將嘗試對這一結果進行解釋分析。從協調度變化曲線來看,我們發現這十一年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程度變化波動較大,2000-2003年這四年處于不斷惡化的狀態,由瀕臨失調狀態逐步變為輕度失調狀態,到2003年達到最低,協調度僅為0.3754,究其原因我們知道2003年以前北京的城市綠化面積還較低,受沙塵暴天氣侵襲,環境質量受到很大影響。另外,由于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產業結構偏重第二產業等原因使得萬元產值水耗、能耗較高,因而導致北京的資源長期處于高消耗狀態,環境也不斷惡化,人口發展方面無論是人口素質還是居民生活水平都處于較低水平。以上原因綜合作用下,2000-2003年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程度處于逐步惡化的狀態。到2003年,由于“非典”的沖擊,多項指標為近年來最差,從而導致2003年為近十一年來最不協調的年份。2004年開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政府從中吸取了教訓,同時開始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環境的措施,使得2004年人口資源協調程度有所好轉。2005年人口規模與2004年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給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另外空氣重度污染的天數有所增加、城市水質有明顯下降趨勢,富營養化程度加重等原因導致2005年協調度略微下降。2006年以后呈現穩步好轉的趨勢,這與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環保意識增強以及政府采取環保措施力度的加大不無關系。然而,盡管有所好轉,但是總體上仍然處于勉強協調的狀態,造成這種低水平協調的原因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直接因素以外,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也就是說人口系統是在經濟這一內在驅動力的作用下,通過一系列的人動作用于資源環境系統的。我們知道,北京是全國經濟發展最好的三大城市之一,良好的融資條件、豐富的信息資源,充足的就業機會以及雄厚的研發基礎等等使得北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吸引著全國各地的人來北京工作、生活和投資(據統計2010年與2009年相比北京常住人口總量凈增206.9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凈增195.5萬,占凈增人口的94.5%),從而導致人口密度大,交通擁堵,水資源短缺以及噪聲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城市問題。另外,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也是通過人動作用于經濟過程產生的,如果將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都折合成碳排放量的話,有研究表明經濟特別是產業結構對碳排放量的影響更大[18],然而北京產業結構還處于不斷調整和轉型的階段,這一過程中對環境資源的消極作用并未減弱,而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口就業結構,在這樣的內在機制作用下表現出人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除了經濟因素,筆者認為制度因素也是造成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性低的重要原因,盡管政府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過程中頒布了一些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制度安排,然而并沒有形成強有力的資源浪費約束機制,環境保護也常常是在嚴重的污染發生以后才進行補救,而缺少完善的環境污染預防機制,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制度約束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失調。在以上因素綜合作用下,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度處于勉強協調狀態便不難理解。
3結論與討論
一、中國環境經濟學的理論研究
中國的環境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為如下“五論”:環境資源論、環境價值論、環境生態論、持續發展論、環境產權論。
1.環境資源論。環境資源論,就是指環境是總資源,是人類對環境本質的進一步認識和揭示得出來的。環境之所以是資源,一是因為作為人類生存環境來說,陽光、水、空氣、土壤等環境要素為人類提供了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而且這些環境要素的質量是人類生存的必需資源。二是作為物質資料再生產的條件來說,環境為人類提供了獲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物質資源。三是環境的一切要素隨著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將會越來越多地以資源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梢哉f,環境中的一切,包括環境本身,幾乎無一不是人類開發和利用的資源。
2.環境價值論。環境價值論的含義是,環境是一個有價值的客觀事物。環境價值論是環境資源論的必然結果,是環境經濟學的核心。但對環境價值論的解釋及其價值量的理論卻不盡相同。關于環境價值論的理論依據。第一種是西方經濟學中的“效用價值論”,它認為價值是產生于商品的效用,只要是有用的物品就有價值。環境對人類有用,因此,它具有價值。第二種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認為未經人類勞動過濾的環境資源沒有價值。但從環境資源的功能來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環境沒有這些功能,要創造滿足人們生存需要的這些功能就必須投入人類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始的環境資源也是有價值意義的。從環境資源本身來看,隨著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深化,原始森林等資源沒有絕對價值(即指直接通過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但卻具有相對價值(即指間接通過人的勞動創造的價值)。第三種觀點是在“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結合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自然資源價值觀和自然資源價值論。這種觀點認為:自然資源是一種財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自然資源的價值決定于它對人類的有用性,決定于它的稀缺性和開發利用條件;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無論是自然狀態的土地(自然資源),還是已被開墾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貨幣額。因此,環境也就具有價值。
3.環境生態論。環境生態論的含義是,環境是一個生態系統;環境的運動,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的運動;保護環境,也就是維持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而要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保護環境質量,就要按生態平衡規律辦事。“環境生態論”認為,生態系統不僅包括生物界的有機復合體,而且也包括整個環境的復合體。生態系統就是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在特定空間的組合。這個特定空間就是地球上的生物圈。環境生態論是環境經濟學研究環境經濟系統發展變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離開了“生態”二字,離開了生態循環和平衡,就不會有環境系統的運動,也不會有環境經濟系統的運動。環境生態論基本內容是:(1)環境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運動,本質上就是生態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運動。(2)環境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因而在系統的平衡、效益、目標、規律等基本方面都表現出雙重性。
4.持續發展論。持續發展論是建立在環境生態論基礎上的,其含義是在致力于追求發展的過程中,保持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持久平衡,使發展不損害生態環境,不犧牲未來的利益,使經濟社會得到持續協調發展。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也就是三種再生產的綜合平衡與相互間協調發展。所謂三種再生產,是指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由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人類自身再生產組成,它們相互間不是封閉的、孤立地進行的,而是相互間進行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再生產全過程。要使社會再生產不斷循環并周而復始地進行,就必須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與環境的協調。
5.環境產權論。環境產權論是沈滿洪首次提出來的,他認為,環境問題從經濟學上看是個外部性問題。它引導人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不僅要注意經濟活動本身的運行和效率問題,而且要注意由生產者消費活動引起的不由市場機制體現的對社會環境造成的影響。產權理論對傳統的外部性理論有了實質性的發展,它認為一切經濟交往活動的前提是制度安排,它要求制度安排必須以效益最大化為標準。產權理論用于環境損害的行為分析及其環境保護的制度選擇研究,稱為環境產權論。環境產權理論在中國還處于起步階段,其研究前景十分廣闊。
二、環境經濟政策和手段的研究
摘 要 當前,汽車消費在我國正逐漸成為一種時尚,私家車快速進入家庭。但是,私家車快速步入家庭也帶來了能源短缺、環境污染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本文從人口學的角度,通過人口規模、人口分布以及人口素質對私家車快速步入家庭所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進行分析,為科學地引導私家車發展,引導人們合理消費提供科學的依據。
關鍵詞 人口規模 人口分布 人口素質 資源環境
據國家統計局的《2007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止到2007年末,全國民用汽車保有量達到5697萬輛(包括三輪汽車和低速貨車共1468萬輛),比上年末增長14.3%,其中私人汽車保有量3534萬輛,增長20.8%,民用轎車保有量1958萬輛,增長26.7%。因此,面對私家車快速進入家庭,我們不得不關注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所必須面臨的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
一、私家車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當前,汽車消費在我國正逐漸成為一種時尚,私家車大規模步入家庭為人們帶來了許多便利和享受,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不容置疑的作用。但是,私家車快速步入家庭也帶來了能源短缺、環境污染等諸多方面的問題。
(一)從人口規模角度來分析私家車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1―2008年全國人口規??傮w呈增長趨勢。隨著社會經濟不斷地發展,人們對汽車的需求也在不斷地增加,進而給我國資源環境帶來一系列的挑戰。對此,一些專家已經明確的提出警告:私家車快速步入家庭對空氣環境“承載力”提出了挑戰。如巴西環保運動的奠基人、著名生態學家何賽•盧岑貝格所提出的警示:“在中國,人們已經在許多街道上限制自行車通行,因為自行車被視為落后的標志。如果我們聽任這種狀態在全球繼續蔓延,那么我們將來所擁有的將不僅僅是5億輛汽車,而是30億輛。大氣將因此遭到嚴重破壞,我們的文明――這也是我們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也將遭到毀滅。因此可以說,我們一直朝著一個錯誤的目標前進!”
(二)從人口素質角度來分析私家車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隨著人口科學文化素質不斷地提高,人們保護環境意識有所增強,對環境的索取注重科學合理化,但是人們的社會觀念和消費觀念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人民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和感情上的需求得到滿足時,必然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在當今中國,私家車不僅是一種交通工具,更是一種社會身份的象征。因此,隨著人口科學文化素質不斷地提高,人們對私家車的需求也在不斷地增強,進而加強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
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對私家車的需求呈逐年增長趨勢。私家車快速步入家庭不僅對能源提出了挑戰,而且對鋼鐵、鋁、鋅、鉛、鉑等不可再生資源提出了挑戰。例如:為提煉1克鉑,必須搬運和轉化300千克化石。沒有鉑,也就沒有汽車上的尾氣排放催化凈化器。而制造一個汽車凈化器,需要在優質鋼、陶瓷等材料里加2―3克鉑。這就意味著為制造用于凈化汽車尾氣的催化凈化器所消耗的物質質量相當于一輛小汽車自重。因此,隨著私家車的快速發展,必然帶來人民對資源的大量開發與利用,進而對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提出嚴峻的考驗。
(三)從人口分布角度來分析私家車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從表3可以看出,城市人口所占比例逐年在增加,即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越高,代表一個國家越發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越高,但同時也是導致私家車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隨著私家車的快速發展,一方面,為了滿足私家車對道路的需求,必然要建設更多的道路、停車場等直接土地;另一方面,為了吸收私家車尾氣污染物所需的綠地的間接占用土地也會增加。因而,私家車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土地的占用率。
城市化和私家車的快速發展,帶來城市的交通堵塞,影響城市經濟動作,造成經濟損失。交通擁擠導致城市車輛行駛速度和道路利用率降低,新增運輸能力被運輸效率下降和道路利用率低所抵消,并對交通事故、汽油用量、尾氣排放和時間成本等方面造成了負面影響。因此可以說,長期的交通堵塞必會麻痹城市功能,嚴重阻礙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
二、對策研究
(一)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
根據我國具體國情,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個方面采取切實措施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1.轉變人們的生育觀念。通過宣傳教育改變 “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等舊的生育觀念。根據具體情況,運用群眾典型事例和有關切身利益的問題進行正反兩方面的教育,增強人口憂患意識,激發實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另一方面是認真抓好人口與計劃生育基礎知識的普及教育,積極開展優生優育知識的宣傳教育,廣泛宣傳避孕節育服務工作。
2.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國民教育是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基礎。其中,環境教育不僅要寫進法律,還應體現其全民性和終身性,這樣才能夠深入到每個人的心靈。有了良好的環境教育我們才會對消費行為負責,才會有從更深層次去關心環境的責任感。
(二)加快城市化進程,引導人民消費
但根據我國具體現狀,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采取措施來加快城市化進程,引導人民消費。
1.調整人口分布。市、縣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通過進一步完善市、縣的道路網、地下管網、綠化工程、居民小區建設、垃圾污水處理廠等基礎配套設施,擴大市、縣的人口承載力,進而吸引更多的周邊人口向市、縣集中,促進城鎮化進程。同時,通過打破體制瓶頸制約,調整行政區劃,選擇一些有特色經濟、資源、區域優勢的鄉鎮作為中心鎮,將周邊的鄉鎮向中心鎮集中并與之合并,進而加快推進該流域的城鎮化進程。
2.科學引導私家車的發展,引導人民合理的消費。從國內外私家車發展歷程來看,合理引導私家車的發展主要有兩種途徑:(1)提高私家車的使用成本。隨著人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人民有更多的剩余收入可供支配,雖然當前私家車的購置費用相比在提高,但私家車使用的資源大多是公共資源,使得用車成本很低。因此,為了減少私家車的出行,可將目前購置汽車的高價、高稅費和低使用成本,調節為低購置汽車,高使用成本,在擴大消費的同時,重在提高使用效率。(2)提倡環保出行方式。自行車和步行是沒有任何污染的綠色交通,要鼓勵短距離的出行者騎自行車或者步行。另外,要鼓勵環保型汽車的發展,大力推廣采用環保新技術與替代能源,不斷提高我國的排放控制技術,優化能源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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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地域人口數量與消費水平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1、城鄉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我國城鄉地區由于產業發展模式以及人員的素質、勞動力的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以及人口數量存在著差異性。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較高,而且占據了絕大多數的資源空間。農村地區由于農業的發展技術水平低的限制,維持著簡單的生產。在整體上產品的技術含量低,對于原材料的應用效率較低、浪費嚴重,造成了農村的消費水平遠低于城鎮的現狀,農村的人口普遍較多,增加了資源環境的負擔。
2、區域環境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我國的地理環境復雜,不同區域的人類限制消費觀念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的諸多的因素不同,必然造成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人口的消費水平層次不齊,差異性較大,部分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的自然資源優勢比較明顯,但是其技術發展不夠發達,對于自然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不高。人們的消費水平較低,原有的生態環境比較惡劣。如我國東西部地區的地理位置差與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必然造成了這一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方式存在較大差異,由于東西部地區的人口數量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自然資源承受負擔自然不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差異性較大。
二、不同消費結構以及人口數量對環境資源的影響
由于現在社會人們的消費結構發生轉變,受到了高新技術產業以及信息技術的進步與發展的影響,人們的消費需求多樣化、享受性的發展狀態,消費產品多樣。從衣、食、住、行各個方面對自然環境資源進行索取,以及醫療設備、保健、教育、文化等多種享受型、開發型消費,必然造成了資源環境上的進一步開發利用。當前,我國人口基數較大,在資源空間有限的前提下,必然造成資源環境惡化的后果,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的同時,自然環境必然反過來降低人們的消費水平,抑制社會經濟的增長,這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必然造成了一定的威脅。尤其是在全球經濟高度融合,資源流動速度較快,跨境電子商務經濟發展模式承載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期望,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大力開發和使用,對資源環境造成過重的負擔,超負荷的環境資源壓力,受到網絡消費方式以及高新技術消費結構的影響,人們在享受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極大便利之時,對資源環境的破壞力在持續增長。加之我國人口數量的增長,同樣造成了資源環境污染嚴重,不利于生態平衡發展,有限的資源環境承載過重的經濟負擔,影響了人與生態環境的平衡發展。
三、優化資源環境發展的對策
1、健康消費
消費方式以及消費觀念都會對自然資源環境造成影響,而且為了進一步緩解人口增長對于自然環境造成的壓力,必須要從自身的價值觀念入手,轉變以往消費觀念、消費方式過程當中,加大對于自然資源、環境的保護力度,創造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氛圍。加強教育的宣傳,樹立良好的消費觀念。強化健康消費觀念,既能滿足人們對于消費的需求,同時從思想上提高了消費的意識,使得人們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高度統一。反對享樂主義、過度浪費的高消費,提倡適度消費的健康消費觀念,加強對于資源保護環境宣傳的重要作用,強化對于消費者的健康消費認知。
2、合理消費
對于居民消費結構進一步的調整,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在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當中普及率消費在應用高新技術產品方面尋求健康消費的轉變,合理的消費增長推動新技術、信息技術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在居民消費增長中的教育等多個方面的消費觀念方式的轉變,發展以人們消費服務社會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為目標,構建更加合理的消費政策,引起人們的關注。合理的消費,必然導致消費的持續發展,在我國制定了諸多的環境持續發展和消費的政策中,提高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的同時,彌補人們消費的壓力,倡導持續發展合理消費,并且提高了對廢棄物以及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動消費結構的合理化發展。
3、穩定人口增速
人口增長對于自然環境的影響雖然相比于消費情況來講較小,但是其仍然與資源環境的壓力呈現正相關的發展趨勢。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必然造成對于資源的快速消耗,而且處于資源緊張的自然環境地區,過快的人口增長必然造成越來越多的人處于貧困的狀態,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因此,控制好人口的增速比例,穩定當前人口增速,緩解資源環境是人口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4、提高人口素質
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不斷的提高人口的綜合素質,對其消費觀念進行嚴格的要求,在思想意識上構建綠色消費、健康發展的理念,避免人們對于自然資源的浪費,造成的資源環境的壓力過大,從而威脅人類的生存健康。政府加大對于教育資金的投入,對人口素質提高方面做出積極的響應,在國家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下實現資源的更好配置,樹立環境友好發展的觀念,對于保護、維持生態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
在自然環境合理開發利用的范圍內,人口數量的增長與消費水平的提高,必然會增加環境的負擔,但是環境資源的負擔過重同樣也會影響消費水平的下降,三者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依存。這就意味著未來我國人口發展的過程當中,必須要充分的考慮消費水平以及資源環境利用的相關問題的共同協調發展。為人類社會的繁衍生息提供更加優質的生存環境。在自然環境有限的承載范圍之內,積極的采取相關的政策行動,尋找與自然資源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又能逐步的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控制好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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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現實情境講授人口問題
每當放學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到處是擁擠的車輛,擁擠的人流,汽車、電動車、自行車交叉運行,一輛挨著一輛,短短的200米的距離可以讓人走上半個小時的時間。每到春節,或是五一、十一長假,我們都可以看到汽車、火車上人頭攢動,擁擠不堪,長途跋涉的人們個個面帶疲勞之色,在無奈中行進著。這樣的事例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人口的增速過快,人口基數的過大導致了回家難,出行難的局面。而且,人口問題已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發展。人口過多,相對資源占有量不足,導致資源供應匱乏。以人均耕地為例,我國的人均耕地已不足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再看看淡水資源,已不足世界人均資源的四分之一……人口過多過快的增長,對資源構成壓力,制約著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著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關于人口素質問題,我們不妨看一看建筑工地,看一看手工小作坊,到處都是“打工娃”,他們做著最簡單的勞動,沒有什么技術含量。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正規的教育,不具備一定的素質。這些在農村人口中普遍存在,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
通過現實的材料,學生可以認識到我國人口問題的嚴峻性,資源的缺乏性。這樣,學生就會積極宣傳國家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為提高人口素質,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做貢獻。
二、利用生活現象講授資源問題
在學校里,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現象:水龍頭“滴答滴答”,要么是關不緊,要么是有人不關就走了。這說明很多學生缺乏節約意識,缺乏水資源意識。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城市嚴重缺水,限時供水,限量供水,有的工廠甚至因為缺水而停工。導致上面的原因,一是濫采濫用水資源,二是水資源嚴重污染,達不到飲用標準或使用標準。通過這些現象,我們可以引導學生思考為什么要節水,為什么要珍惜水資源,它對我們的生活、生產有什么樣的作用。根據學生的討論結果,我做了如下概括:我國是世界上淡水資源短缺的國家之一,人均占有量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北方多數城市缺水。工業由于缺水,每年損失近1200億元。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業受旱面積為4億畝,每年減產糧食350多億公斤。此外,由于污染嚴重,水資源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
在教室里,我們可以看到每天的紙簍里都滿滿的,有扔掉的紙片,有不能用的刀筆,還有一些沒有吃完的食品,每天放學之后這些都會扔到垃圾堆里面,成為垃圾。針對這種情況,我告訴學生:造紙需要耗費大量的木材資源,制作鉛筆也需要木材,每個食品的包裝也浪費著不同類型的資源,如果每個人都能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既是對資源的保護,也是對資源的節約,同時也減少了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然后,我給學生舉了一個廢紙回收的例子:如果進行廢紙回收,每噸廢紙可生產800公斤的好紙,等于少砍了20棵樹齡為30年的大樹,少向江河排放有機廢物1.5―2噸,具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如此看來,資源不能不節約。
通過以上的講解,學生提高了環境意識和節約意識。學生的這些意識不僅體現在宣傳上,還落實在行動上,水龍頭不再“滴答滴答”了,垃圾堆里的廢紙少了……可見,學生的環境意識和資源意識都提高了。
三、利用自然狀況講授環境問題
每到春天,我們可以看到塵土飛揚,黃沙遍野,走路的人都睜不開眼的現象。在我國的大西北,還時常出現彌天蓋地的沙塵暴,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影響了人們的交通,還給工農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甚至,強大的沙塵暴還會導致人的死亡和失蹤,這樣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對森林濫砍濫伐,對草原植被無限制的破壞,直接導致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據統計,我國現在水土流失和風蝕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27.3%,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面積較大、分布較廣、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還會發現,地上飄的,天上飛的都是塑料袋,這嚴重污染了人們的生存環境。在學校里,我們也會發現,很多學生吃飯不用飯盆,而是用塑料袋拎回食品。從國家公布的數字看,現在我國每年產生的固體廢棄物超過6億噸,其中有害廢氣物為3000―4000萬噸。每年產生的城市垃圾約1億噸,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同時,生產和生活垃圾得不到有效處理,使得全國2/3的城市處于垃圾包圍之中,也使得地下水和地表水受到了嚴重污染。而學生扔掉的塑料袋,就屬于有害物,它們對環境造成了“白色污染”,破壞了我們生活的環境。這樣,學生就會有更深刻的體會,會積極主動地制止白色污染,為保護環境貢獻力量。
關鍵詞: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X-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國資源總量豐富,生態類型多樣,然而生態環境基礎總體比較差,同時由于人口規模眾多而且增長幅度大,因此人均資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現持續下降趨勢。此外,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比較落后。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存在比較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較大的威脅。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和問題就開始引起國家、政府和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于1997年調整研究生專業目錄時,在理論經濟學的一級學科下設立了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二級學科,并列入研究生專業目錄。這一學科的設立,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領域,將人口、資源與環境要素共同納入經濟學家的視野中,來重新構建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是一個重大的創舉,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自從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學科設立以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該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學科點幾乎遍布全國各重點院校,學科隊伍迅速壯大,這一切都說明了該學科這些年來的昌盛和繁榮。然而,由于學科建立時間短,學科跨度大等多種原因,到目前為止,許多關于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包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基礎理論、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等還都沒有形成共識,尤其是作為理論經濟學的分支,目前本學科的發展缺乏經濟學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經濟學學界的重視和積極參與。這些問題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該學科的進一步健康順利發展。
本文在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的基礎上,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進行了淺顯的分析和探討。
一、當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學科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統一,且很少體現出經濟學的特色
關于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概括起來學術界主要有這樣幾類: (1)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口與資源、環境及其相互關系,或者研究經濟過程和經濟發展中的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總之是將人口、資源與環境三者關系作為研究對象。(2)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上述關系中將經濟納入相互關系的研究中。(3)認為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可持續發展,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還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詳述。
總的看來,目前學科關于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表述,還沒有形成一個基本統一的認識,而且嚴重缺乏經濟學特色和范式。
(二)學科體系不嚴謹且缺乏整體性
從目前已經出版的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專業教材和著作來看,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體系所包含的內容可謂是五花八門,由于在上述基本問題上的認識尚不統一,因此在其研究內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異。由于學者們的研究背景和基礎不同,以及對人口、資源和環境經濟學學科對象的認識不統一,因此在研究體系構建上差異極大。一些學者建立的體系,絕大多數內容是屬于環境經濟學或者資源經濟學的內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學或人口經濟學的內容;也有一些學者是在人口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之外增加了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更有學者的體系干脆就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體系一致。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體系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缺乏一個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相對統一的學科體系,而是把人口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和資源經濟學以及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幾門學科硬性捏合在一起,進行簡單加總,沒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把一個統一的學科割裂開來。
(三)缺乏應有的基礎理論支持
任何學科的形成,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理論基礎。但是從目前來看,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經濟學、資源環境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中的各種現成理論,沒有自己本學科獨有的理論?;蛘咴诟鲗W者所建立的體系中,有意識地忽略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四)相關研究成果數量龐大但質量不高
目前市場上已經出版了近10本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專門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關的研究著作與論文無法計數,因為本學科涉及領域特別寬泛,很難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屬于本學科的研究成果。總之,圍繞著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從研究的內容上看,可以發現,大多數研究對問題和現象的描述多,理論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會學、系統學角度研究的多,經濟學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關研究還停留在對一些學科基本問題的研究上,或者對一些現實問題的描述性分析上,難以體現出這樣一個高度綜合,橫跨文、理的學科所應該具有的水平。
二、 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淺顯分析和探討
(一)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發展,必須進一步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框架將其統一起來,該學科才能得到順利健康的發展。需要有更多經濟學、人口學、資源與環境學領域學者來共同協作,將其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對中國和世界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學科。
(二)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加以抽象,以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和矛盾為研究課題,從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將該學科的研究對象表述為“研究在可持續發展系統(而非傳統的經濟增長)中人口、資源與環境稀缺性資源的合理調配(或配置)的學科”。這樣的表述,既符合經濟學的慣例,同時又能充分體現人口、資源與環境關系與問題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復雜性和關聯性,并具有超越傳統經濟學的更廣闊的視野。
(三)采用經濟學的外部性基本理論,對人口與環境的關系與矛盾加以分析,不僅是可行的,也是該學科今后逐步納入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途徑。
(四)采用微觀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對人口資源環境關系與矛盾問題進行分析研究,也有著廣泛的前景。
當然,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經濟學角度和視角遠非這幾個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們怎樣將經濟學基本概念、基本視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鑒到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和問題分析中去,這應該是本學科需要做出極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將人口、資源、環境等作為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共同引入經濟系統之中,這不僅是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發展趨勢,也將帶來宏觀經濟理論的創新。
參考文獻:
[1]楊云彥.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2]呂紅平,王金營.關于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1.
[3]鄧宏兵,張毅.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關鍵詞 消費水平;資源環境;影響;單位人;中國省區
中圖分類號 F126.1;X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4-0121-07
消費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反映了人口作用于資源環境的強度大小。從消費視角開展資 源環境問題的相關研究早已有之。美國生態學家埃里奇(Paul Erich)在 1960年的《人炸》(Population Boom)中提出著名的公式(I=PAT),即人 類對 生態環境的壓力(I (Impact))等于人口(P (Population))、人類的富裕程度(A (Afflu ence))和技術(T (Technology))的乘積[1]。富裕(A)經常用人均消費或生產 、生產的GDP總量或收入來表示;技術用單位消費或生產的環境影響表示[2]。生態 足跡研究主要從人口的實物消費角度展開[3,4];Limmeechokchai和Chawana以泰 國的農村為例,采用改進的炊事爐和小沼氣池,定量化評估能源消費和相應廢氣排放的減少 狀況,分析了影響可持續能源發展戰略的障礙因素[5];彭希哲和錢焱構建消費壓 力人口模型,對人口消費活動及其環境壓力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研究,并比較中國各省區消 費壓力人口的現狀和變動[6];耿莉萍從食品消費規模擴大將對耕地資源形成壓力 、生活用水量增加對淡水資源形成壓力、能源消費增加對能源保障構成壓力、物質消費總量 增加將使中國環境惡化日益嚴重等方面對此問題進行分析[7]。適度消費、可持續 消費等方面的相關論述也闡述了人口消費對資源環境的影響作用。
中國省區資源環境條件復雜多樣。不同地區的區位條件、自然人文資源、生態環境差別明顯 ,人們活動內容和方式多樣化,造成區域發展以及對資源環境影響的差異和不平衡。尤其新 中國成立后,人口數量劇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消費水平普遍提高,對資源環 境利用、影響的強度和總量增加,致使區域之間的這種差異性和不平衡性被加強。區域經濟 發展速度不同,人口消費水平和生活需求層次亦不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口,即使其人口密 度相同,對環境的要求和壓力,與環境的關系是完全不同的[8]。
高消費區域(較發達地區)往往會在超過本區域之外的更大范圍直接或間接獲取消費需求, 并在更大范圍影響資源環境。低消費區域(欠發達地區)由于自身消費能力不足,其資源或 被加工的產品自然會流向有消費需求或市場需求的地區,留下的是一系列生態問題和環境污 染問題,并且這種生態環境問題可能遠非資源出售價值所能彌補。比如從消費角度相比較來 說,上海市可能在全國甚至世界范圍影響資源環境,而甘肅省可能主要在甘肅范圍內影響資 源環境。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強勢群體和強勢區域基于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空間位置關系, 借助政策空洞和行政強制手段掠奪弱勢群體和弱勢區域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項目、 生態、環境容量,轉嫁各種污染等,進行一系列不公平、非合理的經濟社會活動,也就是說 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以犧牲另一個或多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為代價[9] 。當然,這種經濟社會活動也可理解為廣義的消費活動。因此,資源環境利用的區域不平 等現象也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這其中很大部分是國家戰略導向在起作用,而并非完全的市場 驅動。
吳文恒等:中國省區消費水平差異對資源環境影響的比較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8年 第4期現今人們仍習慣于籠統地認為是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導致了資源環境問題,對出現問題的區 域“就事情論事情,就問題論問題”,從終端消費這個角度審視各地區資源環境壓力及其成 因的論述較少。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口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差距日益拉大的情況下, 為了更好地制定生態補償政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我們有必要深入認識資源環 境壓力的區域分異。
1 研究方法與步驟
1.1 研究方法
假設:①消費水平與資源環境壓力存在正相關關系;②各地區的貨幣購買力基本相同(空間 消費價格差異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是需求導向、經濟發展、科技水平、人員素質、資源 稟賦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余芳東測算了基于31個?。▍^)的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差 價指數。其中,消費價格總水平最高的是廣東,其次是、上海、海南,福建、重慶、北 京分列第5~7位,消費價格總水平最低的是甘肅[10]。對于本研究,筆者認為,價 格的差異很大部分是需求導致的結果。正因為商品需求量大或者資源相對短缺,很大程度上 促使了空間消費價格差異的出現。而且,經濟一體化日益發展,彼此之間經濟往來日益緊密 ,消費價格差異尤其是非遍在性資源或商品的消費價格差異應是相對較小的。另外,筆者也 根據上述文獻數據計算了考慮空間消費價格差異的區域人均消費水平,結果是彼此之間的差 距普遍較小,與現實不很相符,結果不太理想。因此,本文假設各地區的貨幣購買力基本相 同,不過所得結果放大了部分較發達地區的資源環境影響程度)。在此前提下,筆者以2005 年 的時間斷面數據為基準,基于大陸31個省區的消費水平和人口數量,定量反映區域消費水平 差異對中國資源環境影響的相對狀況。通過消費水映人口對資源環境作用的強度問題; 通過消費總量反映人口對資源環境影響的總量問題。
目前來看,大多數城鎮是以第二、三產業為主導的地區,而不同城鎮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門 類一般差別較大,所需技術體系也各不相同。因此,這里不考慮城鎮之間的技術梯度差異。 也就是說,視城鎮地區人口產出水平或產出能力差異不大(事實上,東部較發達地區科技 水平較為先進,城鎮的產出水平或產出能力仍相對較高)。這種情況下,可以把不同地區 城 鎮人口消費水平作以直接比較。消費水平高地區,其對資源環境作用強度相對較大;相反 ,消費水平低的地區,其對資源環境作用強度相對較小。
主要依靠土地為生產對象的廣大農村,由于不同地區生產條件差別明顯,導致產出水平或產 出能力的差異較大。比如,一般來說,西部地區的大部分農村單位面積產出能力普遍低于東 中部地區。從資源環境條件來看,西部地區的對人口發展貢獻能力遠低于東中部地區。因此 ,從消費角度考慮人口對資源環境影響的相對狀況時,應該剔除產出水平或產出能力的差異 影響,使不同地區在大致相當的本底基礎上比較消費水平狀況。
產量因子描述的是給定國家某一類土地面積的生產力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異,它捕獲了當地 和全球平均實際生產能力的差異,并主要反映土地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差異[11,12] 。借鑒 這個概念,筆者選擇單位播種面積糧食產量作為各地農村產出水平或產出能力衡量指標, 并結合既有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以此反映各地農村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影響狀況。
經過上述處理,本文以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消費性支出的平均值作為分省區人口消費水平及 其對資源環境作用強度的比較依據。
1.2 研究步驟
1.2.1 產出系數的計算
農業生產受自然、氣候條件影響明顯,波動性較大。因此,筆者選擇省區多年的糧食作物播 種面積和糧食產量,分別計算出單位播種面積糧食產量,取其平均值作為省區農村地區產出 水平或產出能力衡量標準。進而以某一省區產出值作為標準,將任一省區的產出值折 算為統一的表示量――產出系數,即進行歸一化處理。表示如下:
P=∑ni=1αβ/n(1)
式中,α、β分別代表某省區的第i年糧食產量(104
t)和糧食作物播 種面積(103 hm2);i代表年份(i = 1,2,…n),這里取2001- 200 5年的相應數據;P代表某省區農村地區產出水平或產出能力(kg/hm2) 。
γ=pp0(2)
式中,p0代表作為標準的省區農村地區產出水平或產出能力,本文p0為甘肅省 ;γ代表某省區農村地區產出系數。
1.2.2 省區消費水平的衡量
采用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和處理后的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費支出 的平均值衡量省區的人口消費水平。表示如下:
c=(U+R/γ)/2(3)
式中,U代表某省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元),R代表某省區農村居民家 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費支出(元),U和R為2005年數據;c代表省區人口消費水平(元)。
1.2.3 單位人
假設某地區一定時間的人口消費水平近似均等或同質,即抹消了不同年齡、性別、個體的消 費差異和內部不同生活條件、不同消費觀念等的消費差異。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單位人(Un it Person),就是某地區一定時間一定生活性消費水平的標準個體人。它如同化學中的當 量概念,所不同的是以一定實物或貨幣消費量為單位(文中指貨幣)。
通過單位人的衡量,可以直接、方便、明了地比較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消費差距,省卻了 不同消費單位或同一消費單位內部的繁瑣數字比較或計算,相當于數據的標準化處理過程。 事實上,單位人沒有實際意義,它僅僅方便了計算和比較,尤其不同地區人口消費水平的比 較。用單位人衡量某地區的人口消費水平,可表示如下:
s=cc0(4)
式中,c0代表單位人的消費水平,本文以甘肅省人口消費水平作為單位人的消費水平(元 );s代表某省區人口消費水平折算為單位人表示的消費水平。
1.2.4 省區消費對資源環境影響的總量測算
假設某省區人口總量為q,則該省區以單位人衡量的人口消費對資源環境影響的總量[[WTBX ]f(x)]為:
f(x)=s q(5)
2 計算結果與分析
2.1 計算結果
從2002-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獲取上述所需數據,并根據公式(1)-(5)得到結果如 表1所示。
2.2 結果分析
針對表1中s與f(x)系列值,借助軟件SPSS11.0分別進行系統聚類(Hierar chical cluster),采用組間連接法(Betweengroups linkage),選擇歐氏平方距離(S q uared Euclidean distance),得到各省區消費水平(資源環境影響強度)和消費總量(資 源環境影響總量)的系統聚類分析樹狀圖(見圖1、圖2)。
結合圖1和表1可以看出,中國分省區人口對資源環境作用強度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地區: 第一 類為北京和上海,其人均消費水平大于2.0個單位人。也就是說,1個北京或 上海人平均相當于2個甘肅人對資源環境的作用強
度。這兩個地區是中國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資源環境承 載空間有限而人口相對眾多,但人口素質較高,科技力量強,經濟實力雄厚,基本是資源 凈流入區和環境高負載區。該區人口是資源環境壓力的最終強作用群體。第二類為浙江和廣 東,其人均消費水平介于1.5~2.0個單位人之間。1個浙江或廣東人平均接近2個甘肅人對資 源環境的作用強度。這兩個地區自然地理條件優越,擁有一定的資源條件和環境基礎,工農 業生產比較優勢明顯,經濟較發達,是資源環境空間的高消耗區和重影響區。第三類為江蘇 、重慶、福建和天津,其人均消費水平介于1.0~1.5個單位人之間。江蘇、福建擁有毗鄰沿 海優先開發的地緣優勢和良好的工農業發展歷史,同時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率先革新促進經 濟發展,因此人口消費水平整體較高,是資源環境的主要負載地區。天津、重慶兩直轄市人 口總量少,而城鎮人口比重相對較大,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突出,但資源環境空間狹小,承載 能力弱,也基本為資源凈流入區和環境高負載區。第四類為其余23個省區,人均消費水平大體在1.0個單位人左右。它們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強 度基本上處于同一層次,相差不明顯。這 些省區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綜合發展條件欠佳,大多處于提供資源、原材料和 初級加工品的地位,處于產業鏈的上游和經濟發展的次中心或邊緣位置,人口消費水平整體 較低。從終端消費角度看,其對資源環境影響相對較小。
總體上看,對資源環境影響強度較大的省區,除直轄市重慶位于西部地區外,其余均位于東 部沿海發達地區。也就是說,中國的資源主要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流動,而環境負載卻為 廣大群體分擔并有可能由東向西反向加重。因為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較為脆弱,資源環境對人 口發展的貢獻能力和承載人類活動的適宜閾值范圍遠小于東部地區。事實上,我們所直接看 到的(中)西部地區人口破壞其脆弱資源環境的活動只是一種表象。他們生產用作自身消費 的可能只是其中小部分,而由破壞產生的大部分成果被轉移給了其它地區;另一方面,其它 地區從本質上說是把資源環境壓力又轉嫁給了當地,并給當地人們留下了資源環境的破壞者 和理所當然的治理者的稱謂。經濟發展速度不同導致的消費水平差異性,資源開發和利用的 不對等性,污染物排放強度和總量的不一致性,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的適宜閾值范圍的差別性 應是資源環境壓力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結合圖2和表1,可以看出,中國分省區人口對資源環境作用總量也可以大致分為四類地區: 第一類為廣東,共9.194×107人,對資源環境影響量占全國的10.627%,是高消費水平與 較多人口作用下的必然結果。第二類為河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蘇、浙江及山東,人口 消費水平均高于1個單位人。除浙江人口稍低外(4.898×107人),其它省份均超過6.0× 107人,河南省高達9.38×107人。對資源環境影響量分別占全國的4.721%、4.707%、5. 629%、5.655%、6.464%、6.142%和6.864%,平均為5.74%。第三類為內蒙古、吉林、甘肅等1 7個省區,各省區的人口數量和消費水平差異較大。北京僅1.538×107人,而安徽達到6.1 2×107人;貴州人口消費水平為0.895 6個單位人,而上海為2.043 3個單位人。對資源環 境影響 量最大的占4.021%(安徽),最小的占1.782%(甘肅),平均影響量占2.676%。第四類為天 津、新疆、青海、寧夏、海南及,人口總量和消費水平普遍較低,對資源環境影響量小 。、青海、寧夏僅有2.77×106人、5.43×106人與5.96×106人,最多的新疆也 只有2.01×107人;除天津人口消費水平稍高外(1.4個單位人),其它省區人口消費均處 于較低水平。對資源環境影響量分別占1.003%、1.2%、0.357%、0.402%、0.513%和0.22 %,平均為0.616%。
總體看,正如分省區人口對資源環境影響強度差異較大一樣,分省區人口對資源環境影 響總 量差別也較為明顯,影響量最大的廣東省是影響量最小的的48倍。從影響總量的空間分 布看,第一、第二類影響區除四川外,其它地區均位于東中部地區,且以東部消費水平較高 地區居多,廣大西部省區仍是資源環境消費或終端壓力的弱影響地區。因此,西部地區生態 環境整體較為脆弱,日益增多的西部人口強烈地影響著資源環境,并有可能是資源環境破壞 的直接制造者,但他們仍不能算是資源環境壓力的終端驅動者,人口數量眾多且消費水平較 高的東中部地區才是資源環境負載的最終責任地和責任者。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消費水平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中國的自然生態條件與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千差萬別,人口聚 集程度和人類活動類型也各不相同,造成各省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顯著,進而產生了不同層 次和總量的人口消費。消費取自自然界,取自資源環境,是資源環境變化的主要終端驅動因 素。文章以人口消費水平作為資源環境影響強度的測量指標,以人口消費總量作為資源環境 影響總量的衡量標準,基于2005年大陸31個省區人口和消費水平的截面數據,采用單位人及 系統聚類分析方法,定量反映了區域消費水平差異對資源環境影響的內部相對狀況。得到以 下基本結果和認識:
(1)省區人口對資源環境作用強度可以分為四類地區,多數處于單位人水平。北京和上海 人口消費水平最高,是資源環境的主要負載區,1個人對資源環境影響強度相當于甘肅為單 位人的2倍;浙江和廣東人均影響強度介于1.5~2.0個單位人之間,是資源環境的 次影響區; 江蘇、重慶、福建和天津人均影響強度介于1.0~1.5個單位人之間,是資源環境的第三層次 影響區;其余23個省區人均影響強度大體在1.0個單位人左右,基本處于同一層次。
(2)對資源環境影響強度較大的省區基本位于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不 同導致的消費水平差異,資源開發和利用的不對等,污染物排放強度和總量的不一致,生態 環境承載能力的適宜閾值范圍的差別應是資源環境壓力不平衡的主導原因。另一方面,大多 省區對資源環境作用強度處于一般水平,如果相反,在現有技術體系下,資源環境系統可能 不堪重負。
(3)省區人口對資源環境作用總量大致分為四類地區,差異明顯。廣東人口眾多且消費水 平高,是對資源環境影響總量最大的省份,占全國的10.627%;河北、湖南、河南、四川、 江蘇、浙江及山東,人口消費水平均高于1個單位人,對資源環境平均影響總量為5.74%;內 蒙古、吉林、甘肅等17個省區人口數量和消費水平差異較大,對資源環境平均影響總量占2. 676%;天津、新疆、青海、寧夏、海南及,人口總量和消費水平普遍較低,對資源環境 影響總量小,平均僅為0.616%。
(4)對資源環境影響總量較大的省區多位于東中部地區,廣大西部省區仍是資源環境消費 或終端壓力的弱影響地區。影響總量較大和較小的省區少,影響總量位居中間的省區多。
3.2 討論
事實上,從中國內部這個封閉的大區域來說,大家都在共用著一個資源環境空間,共同作用 和影響著一個資源環境。一個地區開山采礦也許正是為了另一個地區的鋼材生產,一個地區 的石油冶煉也許正是為了另一個地區的消費。那么,資源究竟為誰而用,環境究竟為誰而負 載?如果任由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發揮作用的話,可能主要為高消費群體和高消費地區而用、 而負載,低消費群體和低消費地區一定程度上則是陪伴的附屬品和犧牲品。正如《自然的終 結》譯者所述[13],“工業化國家對于全球性環境問題 負有更多的責任,因為大部分礦物燃料是他們消費的,他們是溫室效應氣體的主要產地。” 所以,第一,高消費群體和高消費地區應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承擔更多的責任;第二,政 府的生態購買[14]、財政轉移支付、宏觀價格調控、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促進當 地消費的輔助行為是減少資源環境負載不平衡的一種有效方式,是幫助這類“弱勢地區”和 “弱勢群體”取得平等享受資源環境機會的有效手段。一個地區以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換來 了自己微弱的經濟發展,那么另一個地區必然承接了該地區本該獲得而未獲得的經濟發展, 必然享受了該地區資源環境代價下的額外成果。從這個角度說,消費水平較高的地區以特定 方式補償消費水平較低的地區也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區域資源環境壓力不平衡現象是一種客觀現實,是人口總量不同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必然 結果。人們需要正確認識這種不平衡現象下的必然結果,深入研究問題的癥結所在,盡量減 少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消費水平不平等的問題。目前,主體功能區規劃[15 ],即是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和區域差異的較好戰略之一。它目的不是要各個地區的經濟 發展水平相一致,而是要讓不同地區居民獲得大致相同收入以及大致相當的生活消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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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沿海地處我國沿海、沿長江和沿隴海-蘭新線三大生產力布局主軸線交會區域,位于東北亞經濟圈和大上海經濟圈的重要節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2009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江蘇沿海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沿海大港口、大產業、大圍墾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一體化、農業現代化步伐加快,江蘇沿海成為全省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是江蘇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隨著沿海開發的深入,沿海地區人口分布和人口結構也面臨著新的變化,區域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問題:人口結構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人口素質不高,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重,人才流失嚴重,高層次人才嚴重缺乏,人口對資源環境擾動強烈,經濟增長方式較為粗放,環境質量退化等[4]。江蘇沿海地區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途徑。認識和把握人口對沿海開發的支撐力、資源環境對人口的承載力、協調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既是沿海開發的重點和難點之一,也是沿海開發績效評價的重要依據。實施人口與社會經濟、人口與環境、社會經濟與環境聯動,提高三大系統的整體效率,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全省生產力布局、推進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實現江蘇“兩個率先”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對象及評價指標
(一)研究對象的空間界定本文主要是對連云港、鹽城、南通3個江蘇省沿海城市的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協調度進行評價,以促進江蘇沿海經濟帶的發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保護生態環境。(二)評價指標體系根據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依據綜合指標體系應該遵循的科學性、綜合性、實用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在總結國內外有關專家、學者關于指標體系設計的原則和方法的基礎上[5-8],結合自身的研究經驗、研究目的及區域特色,設計了分析江蘇沿海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度的3大類子系統,14個三級指標(表1)。本文采用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江蘇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以及相關統計年鑒[9]。(三)研究方法
1.數據預處理評價指標體系包括n個指標。這是一個由m個樣本組成,用n個指標做綜合評價問題,對此可建立如下數學模型[10,12]:式中xij表示第i個樣本第j項評價指標的數值。而評價指標一般可以分為兩類:效益型指標和成本型指標。效益型指標是指屬性值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度呈正相關的指標,其值越大越好;成本型指標則相反,是指其屬性值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度呈負相關的指標。
2.主成分分析計算綜合發展水平。利用SPSS軟件對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求出相關矩陣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計算各個主成分的貢獻率,并按累計貢獻率提取主成分,本研究以累計貢獻率達到90%為原則提取前k個主成分。成分的貢獻率作為權重,計算系統綜合得分。3.協調度評價協調系數可以用模糊數學中隸屬度的概念來表示,采用[0,1]之間的實數來表示兩個系統之間的協調度。其計算公式為[13]:C(i/j)=exp[-k(ui-ui/j)2](8)式中C(i/j)為系統i對系統j的協調系數,即系統i的實際觀測值與系統j對其所要求的協調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ui為系統i綜合發展水平的實際值;ui/j為與系統j實際值相協調的系統i所應達到的綜合發展水平的理想值;k=(S2)-1,S2為系統i的方差。協調發展系數是反映人口和社會經濟、環境各系統之間協調發展水平的綜合性指標,它揭示出系統在特定時間段的協調程度和發展水平。其值越趨于1,說明系統間協調度越好。
二、江蘇沿海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協調度評價
(一)江蘇沿海系統間協調度分析以南通市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為例,主要根據江蘇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和相關統計年鑒資料、以及公式(1)~(8)計算出南通市2011年人口與社會經濟系統的標準值和權重值(表2)。再根據表2和公式(9)計算出南通市人口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的協調度為0.8972。根據前面提到的研究方法和江蘇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先求算出江蘇沿海三城市2011年人口與社會經濟和環境兩兩系統之間及三系統之間的協調度(表3)。(二)江蘇沿海協調發展系數分析再根據公式(10)(11)以及江蘇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南通、連云港和鹽城三市的統計年鑒資料,計算出江蘇沿海三城市的協調發展系數(圖2)。
三、結果分析
從圖2可以看出,江蘇沿海三城市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系數在2001—2010年的10年間逐年上升,逐漸趨近于1,說明人口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環境系統越來越協調。不難理解,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城鄉一體化發展和統籌發展趨勢明顯,人們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強,產業轉型和內涵發展深入人心,這些都體現了構建“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雙型社會的要求。在沿海三市中,無論是起點還是發展趨勢,南通市均優于鹽城和連云港兩市,這是因為南通“靠江、靠海、靠上海”,區位優越,經濟發展較快,教育基礎好,人口與勞動力素質較高;鹽城在2001年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系數要小于連云港,但在2004年已經超過連云港,此后均要稍領先于連云港,說明鹽城工業化、城市化起步相對較晚,但空間大、生態好,后發優勢明顯。從表3可以看出,南通在2011年人口與社會經濟系統、社會經濟與環境及三系統之間的協調度都要高于鹽城和連云港兩地,但在人口與環境方面在三城市居于末位;而鹽城在人口與環境系統方面的協調度要好于南通和連云港兩地,但在社會經濟與環境方面在三城市居于末位,綜合協調度居中;連云港在人口與環境方面、社會經濟與環境方面居中,綜合協調度和人口與社會經濟系統方面在三城市居于末位。鹽城生態環境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沿海有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招商引資方面嚴把“入門關”,重點發展新、特產業,淘汰一大批高耗能、高排放、低產出企業,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南通雖然起點高,人口對經濟貢獻大,但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環境質量有所下降的現象,應引起有關部門關注。
四、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一)堅持人口適度發展,提高人口素質勞動力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保證一定數量的人口規模,適度考慮向沿海新墾區移民,使人口增長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相適應,逐漸扭轉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結構。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和衛生事業,在全面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有條件地區推動高中階段義務教育;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為沿海開發培養急需的專門人才;積極推進繼續教育,加快勞動力培訓,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改善發展環境,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在政策上向沿海地區傾斜,把沿海地區建成新的人才高地,為實現江蘇沿海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前提條件。
(二)加快經濟結構轉型,提高資源利用效益江蘇沿海地區要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積極培育新興產業,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完成從“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轉變,構建以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新醫藥和海洋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等新特產業為主體,具有沿海特色的現代生產體系。充分發揮連云港國家東中西合作示范區、鹽城國家級灘涂綜合開發試驗區、南通打造長三角北翼經濟中心的政策優勢,實現從資源、土地集聚向技術、人才集聚的新跨越,使江蘇沿海地區成為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的經濟增長極。
毋庸置疑,“環境移民”――這批城市新出現的移民群體是以尋求更好的生存環境為初衷,一位正在考慮離開北京的白領告訴記者:“我當然舍不得離開北京,在這里奮斗,在這里定居,是不少中國年輕人的愿望,只是每天望著霧霾的天空,呼吸著污染的空氣,我不得不為自己的健康考慮,因為健康是革命的本錢?!睂嶋H上,新“環境移民”現象的出現也已經把如何打造宜居城市的課題擺在眼前,徐江教授說:“使人類具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的關鍵在于環境的保護、修復和建設,而不是消極的遷移。”
人口與資源應合理配置
環境移民的過程是人口從人口壓力大的區域向人口壓力低的區域流動的過程。同時,人口對環境資源(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大氣資源和森林植被資源以及環境美學資源等)的分配也相應得到了調整。據徐江教授介紹說:“環境移民是緩解貧困、人口、環境之間矛盾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建立在積極的改善環境,使人口與資源合理搭配的基礎上,環境移民才是有意義的。”如何實現環境資源的再分配也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據資料顯示,當前環境移民的人口還在持續增加時,相對于國際間的移民來說,區域內的環境移民更容易。徐教授說:“一個有控制能力的政府組織可以采取行政的和經濟的手段協調本區域內的資源分配過程中的問題。”
宜居城市不只是GDP
宜居城市的概念誕生于經濟和城市化不斷發展的時代,在物質極大滿足的社會里人們對健康、綠色的生活充滿期待。但事實上,我們經常見到的是經濟發展與環境危機的矛盾。中國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員告訴記者:“宜居城市具有合理的人口與資源比例,一個城市GDP的飛速發展的確是吸引人群的誘因,但絕非持續發展的動力,真正能夠減少環境移民出現的策略就是打造真正的宜居城市?!币司映鞘惺侵附洕⑸鐣⑽幕?、環境協調發展,人居環境良好,能夠滿足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適宜人類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宜居城市強調城市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都能協調發展,人們在此工作、生活和居住都感到滿意,并愿意長期繼續居住下去。
環境移民的國際法律機制建議
另外,幾千萬甚至幾億人由于全球變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或土地退化已經或者將要無家可歸。在一些情況下他們無法在其本國的內部重新定居。日益增長的大量氣候移民由于不能取得公約難民的地位,現有的國際法律體系不能為他們提供適當的保護。氣候移民遭受的威脅和損害與人權的人道主義理念背道而馳,并且違反了氣候變化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為了保護受影響的群體,一個可持續的解決方式勢在必行。林慶華教授說:“一個氣候變化導致移民的國際法律機制應該盡快建立,明確氣候導致移民的基本權利,同時設立一個促進和監管雙邊或區域性談判協商的機構?!?/p>
后記
為了避免把環境惡化帶給另一個城市,不致使環境移民成為一個城市良性發展的阻礙,國際社會已經開始對環境移民的相關政策和現象進行大量的研討。環境移民現象出現在現代快速發展的社會里,它帶來的是所有人對于我們生存環境的深思。在采訪進入尾聲時,已經定居大理農村的城市白領李想告訴記者:“如果有選擇,我還是愿意呆在城市里,但前提是有好的環境,我所期待的城市不是現在的這幅樣子,在我看來,城市,應該讓生活更‘美好’。”
鏈接?歷史上曾因環境出現的人口遷移
20世紀30年代,在加拿大、美國被開墾的草原上形成了強烈的黑風暴,曾迫使居民大遷移和成批農場廢棄。
1969年,印度尼西亞開始實施了從人口稠密的爪哇島向其它島嶼進行人口遷移的“Transmigration”計劃;
1970年,巴西實施了“把沒有人的土地給予沒有土地的人”的政策;
1984年,埃塞俄比亞實施了從生態脆弱的北部高原向西部和南部遷移120萬人的計劃;
80年代初,中國部分省份開始實施的人口搬遷
2000年前后,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蘇木(鄉),草場退化、沙化更加嚴重,羊迅速減少,人們靠放牧無法維持生計。環境移民達140多戶。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05年的報告指出:至2060年僅非洲地區就會產生5000萬環境移民,全世界會有2億至10億人由于環境問題不得不遷移,其中100萬人來源于小島嶼國家。
全球每年適應氣候變化所耗成本為 40億-70億美元
相當于每年舉辦3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成本;
氣候變暖問題每拖延一年,全球將多花費――
5億美元用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全球每年有30萬人因氣候變化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