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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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財稅金融政策；影響
前言
區域經濟是“十二五”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整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區域經濟政策、區域基礎條件和經濟流通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存在較大差異，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財稅金融政策是宏觀調控之一，也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可在經濟波動大和經濟不景氣時期發揮調節作用，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實踐證明，從區域經濟實際出發，充分借鑒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制定并落實適用于區域經濟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可有效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維護社會穩定。
1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影響因素
1.1 歷史因素影響深遠
隋唐之前廣大的西北內陸地區曾經是相對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也是基礎經濟的封建時代區。但從隋唐時期，長江地區已經發展起來，經濟發展水平趕超內陸地區。從宋代起，中國的經濟重心完全轉移到東南地區。明清時代在商品經濟發展中，加上海運貿易的擴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長江第一游泳和東南沿海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國家實行稅收，集體比私人更重要，私人強調外國投資收入負擔政策，國有經濟，名義稅負負擔和實際負擔率明顯高于其他經濟副本。不發達地區，國有經濟比重不利于企業振興，不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從現代以來，由于海外貿易和對外關系的方便，在東南沿海地區最早的萌芽，因此這些地區的人們有很大的潛力商品意識，市場意識和開放概念，有工商業傳統，成為中國的產業出生地。中國的廣大土地上保留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的經濟模式和生產方法。
1.2 地理因素的制約
我國從東向西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中西部地區梯度引進的外國資本數量有限，這進一步限制了在這些領域使用普遍適用的稅收激勵措施政策。使外資規模難以進一步擴大，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限制不發達區域經濟增長。鄉鎮企業和個人民營經濟發展的規模及福利水平的差異導致了稅收優惠政策的差異。國有經濟比例的差異導致稅收負擔的差異。再從所有制結構分析，發達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國有經濟在發達地區的比重低，趨勢下降。不發達地區，國有經濟比重不利于企業振興，不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
1.3 缺乏區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中西部自然經濟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商品經濟開始晚，發展緩慢；加上計劃經濟的深層基礎，計劃經濟的概念也相應強。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轉變其經濟運行機制，思想觀念更新，變得困難。另外中西部地區位于內陸，外匯不便，貿易、運輸投資成本高，投資效果慢，回報率低。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甚至給予它海上同樣的政策，或選擇中西部地區作為改革開放試點地區，是不可能實現與東部沿海地區相同的效益效果。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發展迅猛，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已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力量。中西部地區由于思想和客觀條件在限制中，仍然保持了國有經濟的經濟結構。由于國有經濟承擔必要改革成本，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
2 財稅金融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2.1 實體經濟利率差異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一般來說，實體經濟利潤率較高時，其利息率也較高，反之則越低。目前，東部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實際利率已基本實現市場化，具有較強的經濟活力，貸款增長也較快，而中、西部地區仍執行統一的官方利率。在這種情況下，實體經濟利潤率較高時，其對資金的需求也越旺盛，同時也可保證信貸資金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也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而中、西部地區的貸款增長速度較慢，所獲得的資金也較少，進而出現越富的地區資金越多，而越窮的地區資金越少。因此，為中、西部經濟發展較慢區域提供強有力的政策及資金支持，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迫在眉睫。具體而言，可進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區的信貸傾斜力度，發揮政策性銀行的作用，加大開發力度，通過合理籌資和運用資金落實好區域經濟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適當增加中長期信貸，在保證重點項目信貸的同時為中、西部地區的重大建設項目提供直接信貸支持；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外資金融機構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建立并完善地區金融組織體系和區域性金融機構等。
2.2 合理的稅收設計更利于區域經濟發展
我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是統一的稅收政策及相關法規。這樣一來，盡管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但其企業之間的稅負無明顯差異。即便各地區的稅負相同，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競爭和自我發展能力也勢必會弱于東部地區。如果中、西部地區的稅負更重時，則后果勢必更嚴重。因此，適當調整稅收政策可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近年來，實踐表明，稅收激勵可以促進企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發揮積極的政策效果。為了促進中西部地區資源開發，提高區域加工企業的效率，有必要擴大消費稅和資源稅的征收范圍，適當提高稅率。這樣既利于地方政府提高收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又可提高本地區資源利用率。
2.3 國家金融政策支持可推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
我國應及時制定分類區域政策，努力提高區域政策的有效性。根據地區領域經濟部門的特點和需求，針對性加強主要功能區的發展具體指導，通過組織區域間經濟區條例的制定規劃或政策文件，進一步完善國家區域總體發展戰略要求，指導當地明確的發展方向。再一方面，實施分類管理，努力加強區域發展協調。專注于不同類型的地區域分類管理，為了發展更好的條件，特別是在一些城市群，大都市區形成廣泛，多級，多形態區創造新局面，堅持落實中國扶貧合作。
結束語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建立了經濟特區，打開沿海城市，實施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為了落實減少企業所得稅，進口自有設備免征進口增值稅，關稅，財政折扣，設立專項資金，財政轉移支付等特別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利用金融和經濟相互作用促進這些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的重要作用。財政和金融政策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監管者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發展實際政資金，適應中西部地區財政政策促進各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角色。國家應該充分重視金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政治融資發展中西部地區應該處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爭取國家政策支持以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第2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關鍵詞：地方金融；區域金融；集群金融；集群融資；財稅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4）02-0039-08
創新和發展地方金融已成為近幾年來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討論的熱門話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和特點決定了地方金融的多樣化。我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民營經濟較全國其他省市區發展迅速，出現了大量的中小企業集群，集群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集群經濟的發展壯大客觀上要求有與之對應的地方金融服務。而創新性內生的地方金融體系的缺乏，是集群企業理論上分析有諸多融資優勢但現實中卻存在融資難的根源。要克解中小企業集群融資難最直接、最根本性的辦法就是加快地方金融的改革和創新，培育和發展集群金融。
一、地方金融創新的重要基礎：集群經濟發展
（一）集群經濟的發展壯大客觀上要求有與之對應的金融服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的江、浙、滬、閩、粵等地出現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中小企業集群，集群經濟在這些地方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中小企業集群不再是少數地區的特殊現象，越來越多的地區產業發展顯現了中小企業集群化特征，中小企業集群已成為我國區域經濟和產業布局的重要模式和發展趨勢。中小企業集群的迅速發展以及它對區域經濟的綜合推動作用和對區域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力量，使之成為政府和學術界重要的關注對象。中小企業集群在我國作為一種新生事物，開始迅猛發展就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但也普遍存在著一些包括“融資難”等在內的制約其進一步快速發展的問題，急需研究并采取措施解決之。
以浙江省為例，目前，以“輕、小、集、加”為特色的浙江民營經濟比重中，產業集群（也稱為中小企業集群，簡稱集群）的產值已占全省經濟總量半壁江山。據浙江經信委統計，2008年全省共有312個產業集群年銷售收入達到10億元以上（其中年銷售收入超過200億元的產業集群有26個），實現銷售收入2.81萬億元，出貨值6122億元，從業人員831萬人，分別占全省工業總量的54%、62%和56%。集群經濟在浙江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擴大就業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浙江產業集群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過度競爭、集群內企業自主創新和合作創新不足、產業層次偏低、群內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為加快集群產業的轉型升級，浙江省政府于2009年和2010年分兩批確立了杭州裝備制造業、紹興紡織、寧波服裝等42個傳統產業集群向現代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示范區，其目的就是要“進一步發揮民營經濟、縣域經濟、產業集群經濟等特色優勢，扎實推進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建設”，提升浙江產業集群整體競爭力。
新形勢下我國民營經濟和集群經濟的快速發展又有了新的契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边@在基本經濟制度上進一步提升了民營經濟的地位，使之前所未有的與公有制經濟處在同等的地位，極大地提高了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集群的發展動力，開啟了民營經濟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時代。
以往的經濟學和林毅夫最新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金融內生于實體經濟，反過來，金融又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有什么樣的實體經濟形式和經濟結構，就應該有什么樣的金融服務方式和金融結構相對應，金融形式和金融結構與實體經濟形式和經濟結構相適應是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據此，當我國中小企業集群經濟發展壯大起來，并向現代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客觀上要求有與之對應的地方金融服務方式。
（二）集群企業融資難的根源是缺乏創新性內生的地方金融體系
按照經典的產業集群理論，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簡稱集群融資）比單個游離中小企業融資具有截然不同的信用優勢、信貸優勢和集體理性優勢等獨特優勢，中小企業集群在現實融資中不應該有融資困難問題，但在我國的實踐中小企業集群仍然存在融資難的問題。據學者們調研，我國中小企業集群較集中的江、浙、閩等省的群內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著“融資難”現象，就拿浙江來說，中小企業集群比較集中但中小企業仍然還有41.15%的融資需求不能通過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筆者近期完成的浙江省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專題調查也顯示，有35.1%的集群內中小企業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其中融資難的占29.8%，融資很難的占5.3%）。這是為什么呢？有的學者認為是因為目前我國中小企業集群的融資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但仍沒有回答為什么中小企業集群的融資優勢沒有發揮出來和怎樣才能發揮出來等問題。
筆者研究認為，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存在理論（融資優勢）與現實（融資困境）矛盾（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第一個矛盾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創新性的、內生性的、完善的地方金融體系，以致于面對非常龐大的中小企業集群融資需求，沒有有效的集群融資方式使之得以滿足，這又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第二個矛盾，即中小企業集群融資模式需求（十分旺盛）與模式供給（嚴重不足）矛盾的產生。反之可以推理，要克解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雙重矛盾”，除了外生性的金融機構努力外，最直接、最根本性的辦法就是加快地方金融的改革和創新，盡快建立健全地方金融體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未來十年金融改革的任務是“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完善保險經濟補償機制，建立巨災保險制度。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边@短短一段話，每一個方面都與地方金融的改革和創新掛鉤，句句都可以作為我國地方金融改革創新的方向、要求和目標。
二、地方金融創新的主要形式：培育和發展集群金融
（一）“集群金融”概念的提出與涵義界定
地方金融體系的內涵非常豐富、外延也十分廣泛，所以說地方金融的創新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其中中小企業集群金融（簡稱集群金融）是其主要的形式之一。我國要加快傳統集群經濟的轉型升級，促進現代集群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培育和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內生的集群金融。培育和發展集群金融，是建立健全我國地方金融體系不可逾越的關鍵性事件之一。“集群金融”是一個新概念，對其的研究是個新的領域，目前還沒有人提出并對其進行定義，筆者可謂是首次提出并嘗試對其界定為：集群金融就是以中小企業集群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的集群內外兩個層面的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經濟活動的總稱。就其性質來分析，集群金融既是內部金融、又是外部金融，既是一般金融、又是產業金融，既是區域金融、又是國家金融，既是專業金融、又是綜合金融；就其范圍來看，集群金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集群金融泛指一切與集群信用貨幣的發行、保管、兌換、結算、融通，以及集群證券、集群保險、集群信托租賃等有關的經濟活動，甚至包括集群金銀的買賣，狹義的集群金融僅指集群信用貨幣資金的融通，即目前人們所定義和所研究的中小企業集群融資。
（二）集群金融的構成要素
與一般金融一樣，集群金融也有以下幾個構成要素：（1）集群金融對象。由貨幣制度所規范的貨幣（資金）、證券、保險等的流通、周轉和增值。（2）集群金融方式。以借貸為主的信用方式為代表，兼有證券、保險、信托、租賃等方式。（3）集群金融機構。通常區分為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其中內生性的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簡稱集群財務公司）在集群金融的構成要素中起關鍵性的作用。（4）集群金融場所，即集群金融市場。包括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場等等。（5）集群金融工具。適合于集群的金融工具，如中小企業集群的供應鏈融資、保理融資、集合債券融資、團體貸款、產業基金融資等。（6）集群金融制度和調控機制。對集群金融活動所進行的監督和調控等。
集群金融各要素之間相互分工、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集群金融活動一般以集群信用工具為載體，并通過信用工具的交易，在集群金融市場中發揮作用來實現貨幣資金使用權的轉移，集群金融制度和調控機制在其中發揮監督和調控作用。
三、培育和發展集群金融的關鍵環節：組建集群財務公司
（一）集群財務公司的性質及其職能
要培育和發展集群金融，首先得有從事其業務活動的內生性專業機構――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簡稱集群財務公司）。我們認為，擬組建的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是集群中小企業的總融資主體，是一個正規性質的、以集群產業為基礎的、為內部成員服務的綜合業務型非銀行性金融機構，在我國培育和發展集群金融的過程中處于關鍵環節地位。
第一，集群財務公司應該是一種正規金融組織安排。它不僅僅是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小企業非正規金融組織安排的帕累托改進，更是從國有金融制度的產權擴展“擠出效應”向民營內生性金融制度“適應效應”轉變的實質性創新。
第二，集群財務公司應該是一種內部金融機構?；谥行∑髽I集群而建立的集群財務公司，構造了一個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內部金融市場（IFM），它有別于外部金融市場（EFM），是金融市場的一部分。群內企業通過它從事匯集和重新配置企業的剩余資金、籌集資金、集中交易、監督管理、咨詢、中介、擔保等活動，實現資金資本在群內企業之間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配置。
第三，集群財務公司應該是一種產業金融機構。依托中小企業集群主導產業而建立的集群財務公司，是產業金融存在和發展的組織載體，其存在和發展的全部意義在于扶持和依托特定產業的發展。
第四，集群財務公司應該是一種綜合型非銀行金融機構，或者說它是一個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其職能定位不能僅僅囿于中國銀監會的《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理辦法》（2004）規定的“財務管理服務”，而應該是“提供全面的內部金融服務”，應具備且履行儲蓄、融資、投資、投資銀行、風險投資、咨詢顧問、擔保等多重職能。
（二）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集群財務公司具有競爭優勢
集群財務公司的競爭優勢是多重力量的合成。
首先，集群財務公司具有金融、產業、企業結合的優勢。這種優勢源于“產、融、企”結合后的良性互動發展。一方面，中小企業集群促進集群財務公司的產生和成長。產融結合增強了集群財務公司對中小企業集群的滲透力和適應能力，有利于增強集群財務公司的實力和金融競爭能力，降低“純金融”的風險性，不斷開拓和發展新型金融服務業務，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另一方面，集群財務公司也促進了中小企業集群的成長。集群財務公司是為中小企業集群量身定做的金融機構，通過自身的金融服務職能，發揮“內源融資”的功效，盡最大可能聚集群內資金，利用信貸杠桿，充分協調集群企業單位資金運動的時間差、空間差、生產環節差和行業差，靈活調度資金，合理投放資金，幫助企業進行資本調整和資本置換；也能利用其強大的“外源融資”能力，通過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兩條渠道同時融入大量低成本資金，吸引國內外的金融資源注入群內的生產經營項目，緩解由于資金總量束縛和外在的信用制度的牽制對集群造成的壓力。這種產融結合還能產生綜合的經濟效應，如提高經濟的貨幣化水平，消減資本循環鏈條，派生信用，加快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速度等。
其次，集群財務公司具有系統自組織優勢。中小企業集群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集群財務公司是中小企業集群這個復雜系統的“整體”，而集群內各個中小企業則是這個復雜系統的“要素”。集群財務公司在這里就發揮了“一身兼二職”的作用，一方面使中小企業集群的潛在融資優勢轉化為現實融資優勢，另一方面實現依靠集群內各個中小企業自身不能實現的融資需求。集群財務公司的形成、演化過程通過自組織機制，不僅融資協調一致，實現融資信息共享，遵守共同的“游戲規則”和行為準則，建立相互信任的信用關系，提高融資效率，降低融資風險；而且經歷多次漸變與突變的演化過程，集群財務公司在出現――壯大――升級的反復迭代中不斷趨于優化。
再次，集群財務公司具有內部金融市場優勢。集群財務公司構造了一個內部金融市場，它在監督、激勵、資本的低成本配置和放松融資約束等方面具有外部金融市場不可比擬的優勢：一是監督更有效。在這個內部市場上，信息更充分、透明、廉價，而且出資者是資金使用部門資產的直接所有者并擁有剩余控制權，能更有效地監督和激勵資金使用者。二是優化資產的再配置。內部金融市場中公司總部與子公司（分部）的上下級關系或眾多企業同級關聯關系，便于賬面記錄和存檔資料審查，更有利于資本的優化配置。集群財務公司通過“勝利者選拔過程”，將有限的資本分配到最具效率的項目上。三是資本的低成本配置。在集群財務公司內部，信息的不確定性比較小，能夠減少內部市場主體在外部證券市場上進行逆向選擇的機會，既可以避免在外部金融市場上融資的交易成本和潛在風險，也可以避免因過多的股東和債權人介入而導致成本的增加。四是外部融資約束寬松。集群財務公司放松了外部的融資約束，能夠靈活地實現內部資源的跨項目流動，可以按照項目投入產出比來配置稀缺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四、組建集群財務公司的政府舉措：財稅政策支持
（一）集群經濟地區組建集群財務公司已初具條件
中小企業集群散布于我國的許多地方，雖然不同地區集群經濟的發展程度各不一樣，但一些中小企業集群比較集中、發展相對成熟的地方已經初步具備了成立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的條件。
其一，明確的中小企業集群融資主體地位。中小企業集群融資是一個整體性融資，它首先也要確定一個融資主體。但由于中小企業集群的特殊性，群內中小企業分別為分散的、獨立的個體，因此需要用一種方式使其能夠成為一個主體。如果群內各個中小企業可以通過集群財務公司的形式聯系到一起進行融資，這時的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的融資主體地位就已經確立，即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成了一個總融資主體。在如此的集群融資組織關系中，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是處于最頂端的融資主體，但它的融資行為只是一種中間的關系，真正的融資實體則為群內各中小企業。這是一種“單一融資主體，多元融資實體”的組織架構形式。如此看來，我國要培育發展集群金融，只要組建了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其主體地位也就自然而然確立了。
其二，群內各中小企業有機聯系并有較強的融資合作的意識。中小企業集群內中小企業通過價值鏈將它們橫向聯系在一起。群內上、中、下游中小企業之間的價值運動和貨幣運動，在一定的價值連接下成為了一個有機整體，其間存在著互相制約的關系。在這一價值鏈上的中小企業有融資需求，便可以通過價值連接的中小企業群，成為一個存在內在互動機制的整體，通過集群財務公司使整個企業群獲得一定的融資機會。同時，群內中小企業通過生產相同或相似產品形成縱向的有機聯系。這種縱深的有機聯系以特殊的社會關系（親情、友情等）為背景形成的一種生產同盟，增強了商業信用，為集群融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外，群內中小企業通過合作融資的意愿把它們的融資行動統一起來。集群企業合作意識的高低、合作程度的深淺，直接影響集群融資效應的發揮。當合作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時，集群的合作文化就能夠深入人心，集群企業在交易中也更加傾向于誠實守信，集群信用優勢才能得以持續。在合作氛圍和信用優勢的助力下，集群合作融資的可行性增強，集群中的中小企業可以選擇多樣化的集群融資模式以化解融資瓶頸。
其三，較健全的中小企業集群金融市場。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優勢的發揮和集群金融的培育發展，都需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的與其相對應的多層次金融市場結構體系。在我國一些經濟較發達的省份，如浙江省，已經初步建立了包括國有與民營金融機構、大型與小型金融機構、內資與外資金融機構、直接與間接金融機構各自占比例以及各類金融機構間競爭的多層次金融市場結構。其中，中小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民營金融機構等在中小企業信貸融資市場上則相對更有競爭力。就中小企業集群融資來說，要使中小企業集群的信貸融資優勢得以發揮，就必須建立與中小企業集群相對應的多層次的金融市場結構體系，如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區域中小商業銀行、集群內的合作金融機構（集群財務公司），以及相應的集群互助擔保協會（公司）、產業基金、風險投資等配套機構。這些建立在中小企業集群中心或專業市場周圍的金融機構，由于資金規模小、產權明晰、決策程序簡單、約束力強，可以及時掌握市場與客戶等有關信息，降低監督管理成本，為本區域內的中小企業提供包括融資在內的各種金融服務。
其四，相對成熟的中小企業集群信貸融資技術。大力開發集群金融新產品或充分運用集群融資信貸技術是發揮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優勢的重要條件之一。信貸技術分為依據企業“硬信息”進行信貸決策的交易型融資技術和依據企業“軟信息”進行信貸決策的關系型融資技術兩大類。對于我國中小企業集群，無論是中小金融機構的關系型貸款還是大金融機構的交易型融資，都可以結合中小企業集群內在特質，開發更好的集群信貸融資技術以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目前的實踐看，作為總融資主體的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可以采用的融資技術很多，如中小企業集群的供應鏈融資技術、保理融資技術、集合債券融資技術、團體貸款技術、產業基金融資技術、風險投資融資技術、互助擔保融資技術、中小企業開發性融資技術、關系型信貸融資技術等。
其五，適宜的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環境。中小企業信貸融資技術的運用、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緩解等都離不開適宜的集群環境支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適宜環境逐步改善。首先是中小企業集群的信用環境。具體包括社會信用中介機構如會計、審計、資產評估等中介機構及其制度體系在內的、完善的中小企業集群信用服務體系和信用擔保體系等。其次是中小企業集群的社會環境。我國各地中小企業集群文化和集群社會資本網絡的作用已初步顯現，如浙江特定的地理區域和文化環境下的企業集群關系網絡即企業集群的社會資本，不僅會影響民間融資和集群內企業之間的合作融資，也是影響集群信貸融資的重要因素。再次是中小企業集群的法律環境。中小企業集群融資要發揮其內生的融資優勢，無論是基于中小企業集群信貸融資技術的運用，還是發揮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優勢的金融業市場結構調整，都有了相應的法律環境的支撐。
（二）組建集群財務公司過程中的財稅政策支持
集群金融是為集群經濟及中小企業集群服務的專業化深度金融，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軟性”（或金融服務性）基礎設施，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特性。對集群財務公司的組建，除了依靠市場的力量外，還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好集群金融發展的規劃。中小企業集群作為我國現代區域經濟增長的一種重要新現象和一支重要新力量，在當前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需要科學規劃。產業集群規劃是一項錯綜復雜的系統工程，財稅部門會同有關部門應根據當地企業經營模式和產業集群發展的態勢，因勢利導、順勢而為，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遵循市場規律、掌握企業需求，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規劃的原則，力求制定的區域產業集群規劃具有良好的前瞻性、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其中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好集群金融培育發展的專項規劃，是我國產業集群進一步快速轉型發展中的關鍵問題之一。制定的地方集群金融培育發展規劃應具體到位，尤其是集群財務公司本身的組織機構發展，集群金融在合理配置資源正確引導產業、推動集群技術創新營造產業環境、導入企業文化塑造集群品牌等方面的規劃要到位。
第二，出臺促進集群金融發展的財稅政策。為了彌補當前集群金融的組織、市場、產品、制度等“缺位”現象，盡快促其生成和走上健康持續發展的軌道，也是為了在中期打造健全的地方金融體系，使我國能夠初步擁有完備的現代金融機構組織和高效的多層次資本市場，以及為了長期通過財稅政策的支持，使我國地方金融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進一步體現出來，最大限度地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反過來，集群金融發展也對我國地方財政改革與財源建設產生積極影響，財稅部門必須運用積極的財稅政策支持集群金融的發展。
在支持集群金融機構發展方面，應該重點支持作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群財務公司的發展和壯大，通過初始資本金注入、稅收優惠、財政貼息和參股、政府擔保、轉移支付、專項補貼、投資補助、支持集群財務公司上市等政策支持和引導，促使集群金融機構利用其內在優勢，與大型金融機構錯位競爭，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蛘?，財稅部門可以與國資部門、中小企業集群、民間資本投資者等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的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這種中小企業集群財務公司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不僅有利于壯大集群財務公司實力，解決群內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且“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p>
在支持集群金融生態等方面，應重點改善和優化地方金融生態環境，為集群金融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創造地方性金融基礎設施。財稅部門可以通過加快地方公共財政體制建設與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大對地方各類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開發地方政策性金融和實施公平高效的地方金融稅收政策等，來促進既包括財稅制度約束、社會信用體系優化等“無形”集群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包括清算結算體系、金融信息技術設備等“有形”的集群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
此外，在支持集群金融市場培育、集群金融產品創新以及集群金融監控等方面，財稅部門也大有可為，也可以研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以促進各自與集群經濟和集群金融相適應的發展。
第三，搭建集群財務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科研院所等單位進行集群金融合作研發的平臺?？陀^地說，集群金融作為一個新概念還沒有被學術界所接受、作為一種新生事物還沒有在實踐中生成。就現狀看，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上，僅有集群金融的萌芽或初級形式――集群融資。在實踐上，我國已經涌現出了互助擔保融資、集合債券、團體貸款等多種形式的集群融資模式，但還很缺乏、很不規范、很不全面。在理論上，國際學術界對集群融資理論研究比較少見而又零散，還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國內學術界更是如此，對集群融資理論的研究才是這幾年的事情，盡管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問題。因此，要促成我國集群金融的及早誕生和快速發展，必須理論研究和輿論宣傳先行。首先要注重理論的研究，財政部門應通過財政手段搭建集群財務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科研院所等單位進行集群金融合作研發的平臺，支持他們結合中小企業集群發展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特點，對集群金融理論進行深入細化地研究，以促進科研院所與中小企業集群互動合作，不斷探討新的集群融資方式和創新豐富集群金融的內涵，使理論研究在具體實踐中不斷完善。同時，還要支持集群金融理論知識的普及宣傳工作，從思想和知識上為中小企業集群金融的生成、運行和發展掃清障礙。通過集群協會和集群財務公司向企業充分介紹集群資源包括集群金融資源的共享性，幫助企業正確對待集群內部競爭與合作、分工與協作的互動關系，培養企業的整體意識和全局觀念，以此提高企業集群金融合作的意識，加深集群金融合作的程度，促使集群金融效應的發揮。
第3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一、我國保障性住房的財政金融政策
1978年房改之后，我國的住房政策從實物分配方式逐漸過渡為貨幣分配方式，并培育出了房地產市場，而關系到絕大多數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則被納入到住房保障體系中，由經濟適用房、公共租賃住房以及廉租房來共同承擔。在這一變革中，我國的保障性住房財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稅費減免與補貼并重的財政政策
保障性住房財政政策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實施。供給方面包括資金補貼、稅收減免、直接投資興建以及免征土地出讓金;需求方面又包括資金補貼、房租減免、實物補貼三種方式。不論是從供給方面資助還是從需求方面優惠，我國的保障性住房財政政策都偏向以“暗補”的形式來支持建設，且資金數量龐大。就財政補貼一項，自2007年以來，中央累計下撥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補助資金就高達1547億元，還遠遠不能填補保障性住房的資金缺口。保障性住房政策對于財政的過分依賴不僅給政府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也限制了其自身的發展。
(二)銀行貸款方式為主的金融政策
銀行貸款作為我國保障性住房金融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通過利率的調整和貸款期限的多種組合來體現對其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保障性。一方面，銀行向開發商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以及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另一方面又向住戶提供長期的住房抵押貸款。銀行向開發商提供的低息貸款主要用于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利率上下浮10%，貸款期限延長至5年，開發商可向外資銀行貸款、對開發商資質要求降低這幾個方面。
住房公積金作為保障性住房金融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保障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大公積金的歸集和覆蓋面，為保障性住房提供資金支持;二是購房者可利用公積金從銀行貸款。根據住房城鄉建設部的《2008年全國住房公積金管理情況通報》顯示，截至2008年末，全國住房公積金繳存總額為20699.78億元，為保障性住房提供了大量的建設資金。保障性住房建設融資渠道單一，大量中低收入者雖然可以從銀行獲得住房抵押貸款，但是貸款利息并沒有實質優惠，且住房公積金貸款往往難以取得，不論是開發商還是住戶都十分欠缺更為廣闊的融資渠道。
二、美國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利弊解析
美國是世界上頭號經濟強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住房金融以及信貸市場，其住房私有率達到70%，這與美國政府在住房領域的財政政策以及強大的金融支持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然而，美國又是一個對公共住房領域干預較少的國家，主張使市場自由發揮，政府只通過間接的調控來實現住房領域的公平。次貸危機之后，美國對住房領域的大量干預和注資提醒我們關系到民生的住房問題并不能單純地依賴市場調節，必須由政府進行干預。
(一)多樣化的財政政策
美國公共住房財政政策表現在稅收減免、財政補貼以及限制開發商利潤這幾個方面，且不同時期的財政政策都伴隨著公共住房法律的完善。筆者根據美國公共住房發展狀況，將美國公共住房財政政策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二戰后至20世紀50年代。這一時期，公共住房的匱乏是最大特征。二戰后，面對大量的房屋因戰爭損毀，羅斯福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住房短缺。這一時期政府頒布的法律包括《臨時住房法》、《公共住房法》以及《住宅法》，提出由聯邦政府出資，地方興建，實物配租來解決居民的居住問題，并成立了退伍軍人管理局、聯邦住宅管理局、聯邦抵押協會等組織來促進住房建設。
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這時期，公共住房問題從數量缺乏轉向貧民窟治理以及房屋修繕上來。聯邦政府通過了《國民住宅法案〉〉以及“房租補助計劃”，方面支持鼓勵私人興建維修住房，政府提供擔保，向銀行貸款。另一方面，政府向公民發放“房屋補助券”實現了從“磚頭補貼”向“人頭補貼”的過渡。政府方面繼續支持發放資金興建、維修住房，另方面向低收入者提供資金補助。
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到次貸危機之前。這時期，布什政府簽署通過了《補助低收入家庭無房戶買房法案》，開始了“美國首付計劃”，對于有能力還貸而不能負擔首付的困難家庭提供首付資助。
美國的公共住房政策經歷了一個由“磚頭補貼”向“人頭補貼”、由政府提供全部建房資金到地方和私人提供建房資金的過程。這期間，美國采用了多種財政措施幫助中低收入者實現住房夢想，這主要表現在對住房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上。一方面給予開發商和私人建房者以利稅優惠和各種補貼，另一方面通過直接補貼房租或給予購房款等措施增強居民購買力，以支持其住房消費。
(二)融資渠道豐富的金融政策
美國政府性質的公共住房融資機構主要有三個，分別是聯邦國民抵押協會(FNMA)、政府國民抵押協會(GNMA)、聯邦房貸抵押公司(FHLMC)。它們在兩級市場上各司其職，聯邦國民抵押協會負責在二級市場上買賣抵押貸款，為政府特定住房項目提供特別支持，管理和經營政府持有的抵押貸款。而政府國民抵押協會(GNMA)則負責經營和清償政府機構購買的抵押貸款和抵押財產，為政府項目提供特別資助，購買聯邦住房管理局、退伍軍人管理局和農戶住房局擔保的抵押貸款，并為抵押貸款債券提供擔保，作為證券發行商參與二級市場業務。最后是聯邦住房抵押公司(FHLMC)，向存款型金融機構的常規抵押貸款提供二級市場服務。除此之外，民間自發成立的抵押貸款機構也參與其中，使民間資本被廣泛的利用于公共住房市場，這包括了儲蓄貸款協會、美國互助銀行、信用社、抵押銀行等。
美國公共住房的金融政策給予開發商的優惠主要體現在政府提供低利率貸款、鼓勵私人銀行進行貸款、鼓勵證券機構為貸款發放由政府擔保的證券。而對于住房消費方，除了為其提供低利率的長短期抵押貸款之外，還支持私人參與二級市場的房屋債券買賣，并為二級市場建立了保險機制，增強了人們投資的信心。
(三)利弊解析
美國的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的有利方面包括四個方面：是政府廣泛、間接式參與。政府雖然不提供直接的資金和土地支持，但是對于稅收的減免以及補貼很大程度上吸引了私人的投資和建設，減輕了財政負擔。二是財政、金融政策的法令化及規范化。從1934年最早的《臨時住房法》到后來逐漸完善的《國民住宅法案》，政府都將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確定。正因為公共住房法律的不斷完善，美國的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才得以發揮最大的作用。三是公共住房金融政策的多樣化。兩級住房抵押市場幫助銀行、住房抵押機構等獲得資金融通，不僅降低資金運營風險，而且給住房消費提供大量資金。四是金融監管機構和保險機構對住房抵押貸款保駕護航。專門的房屋保險制度、產權保險制度以及抵押信用保險制度，使得住房擔保業務運行更加規范。
雖然美國的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在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上值得我國保障性住房政策借鑒，但是次貸危機卻讓我們深刻的了解到其弊端。是監管機構對于申請住房抵押貸款的低收入人群未能有效地審查其申請貸款的資格，尤其突出的表現為次貸危機之前，房地產市場一片繁榮從而導致了大量銀行和金融機構對不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大量的發放住房抵押貸款。二是二級市場金融衍生產品發展過快，導致監督機構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監督，各種低首付、不同利率組合的住房抵押貸款債券流向市場，在加速資金流動的同時增加了市場風險。三是長期優惠的財政、金融政策以及便利的住房抵押債券融資模式加大了來自需求和供給的雙方面的投資，降低了人們對于資產風險的警惕性。
三、美國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啟示
美國公共住房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幫助居民實現“人人都有良好的住房”和住房私有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了解美國的公共住房財政金融政策，可以給我國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資金籌集帶來很好的借鑒，尤其是在次貸危機之后，我們更要從美國的公共住房政策中吸取經驗教訓。
()堅定市場為主政府為輔的住房供應模式
美國現階段的住房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通過間接調節方式進行，盡量不干預市場。而我國在保障性住房方面采取的措施還處在美國早期大量提供實物住房的階段，這也類似于房改之前我國的公房供給模式。大規模的實物住房供給一方面會影響商品房市場，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財政壓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住房體系應該堅定地以市場為主要供應渠道，而政府的行為只能作為市場的補充，不應該影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
(二)利用靈活的補貼形式提高居民住房消費能力
美國對最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對中低收入者提供不同的住房補貼而不是提供不同類型的住房。這種租金補貼模式往往與收入掛鉤。不區分中等收入群體的層次，承租者往往只需支付低廉的租金即可租賃套合適的住房，剩下的租金通過住房券、現金補貼等模式發放給承租者或者房東。而我國現階段保障性的住房補貼還依舊停留在“磚頭補”和“暗補”的階段，給政府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只有切實增強人們的支付能力，并提供不同形式的住房補貼，才能更好地解決居民的住房問題。
(三)成立保障性住房融資及監督機構多渠道籌集資金
美國的公共住房金融機構有政府直接參與成立的，也有民間自發組織的，二者相互配合，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并為公共住房的建設提供了資金的融通。而我國在這方面的欠缺直接導致了我國的住房資金不足，大大增加了財政的負擔。我國應成立專門的住房保障部門，依托住房公積金等增加籌資渠道，鼓勵發行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同時要成立相應的保險機構和監督機構，對住房抵押貸款的購房者進行監督，并實行強制保險措施，增強融資安全性。
(四)構建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的保障性住房投資模式
第4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第5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金融政策；協調發展
在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的情況下，難以實現所有地區的均衡發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發展少數具有優勢的地區的經濟，是提高經濟發展效率的必然選擇。但是在這些地區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為了盡量減少“循環因果累積”對社會經濟的不利影響，縮小地區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須利用轉移支付、稅收、利率、匯率等各種財稅、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實現全國各區域相對均衡的發展目標。
一、金融政策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
從理論上講，財政政策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大促進作用，它能產生一種效應，協調生產要素，配置資源，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時，財政政策可以調節各種利益，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財政政策在促進以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具有全局性、長期性的推動作用。
國家財政政策的取向對財政資金的流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財政資金的流向又決定著某一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我國從建國初期到開放前這一時期內，以均衡發展戰略為指導，一直把有計劃地平衡配置生產力、消滅地區之間經濟的不平等和經濟差距，看成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布局的首要原則。國家在投資的地區分配和項目選點上，實行了“向西大轉移”的方針，基建投資大幅度地向西部地區傾斜?！叭濉睍r期，全國基建投資達976億元，其中東部沿海占26.9%，西部占34.9%。這一時期投資比重占全國4%以上的8個省中，西部占了5個，中部占3個，而東部一個都沒有?！八奈濉睍r期，內地投資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這種持續了相當長時間的地區發展政策的影響，導致了中西部經濟的一定發展和東部經濟的犧牲。這一時期，人均GDP高于全國的有9個省區，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西藏，而東部沿海的廣東、福建、浙江等省區卻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改革開放后，國家賦予沿海地區較大的自主權、并在財政、稅收等方面給予相應的政策優惠，并且提出了讓東部沿海有條件的地區先富起來的思想。在這樣的戰略思想指導下，財政的投資布局向沿海地區傾斜。據統計1979-1991年，東部地區國家基建投資占總投資的49.17%，而中西部地區僅占42.7%。同一時期，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10.87%，西部地區為9.26%。而國內生產總值東部地區更是占全國的52.37%，西部卻僅占16.68%。中西部地區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經濟水平和競爭實力相對減弱，在全國工業產值與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趨勢。形成這一發展差異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區本身的自然條件、地緣關系以及歷史基礎等原因外，國家的宏觀財政政策在其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區差異再度擴大。東中西部地區差異不斷擴大這已經是不爭的現實，這一狀況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發展下去，東部地區的發展不僅將被這種過大的差距所制約而降低發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現全局性的經濟倒退，對整個國家的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經濟進步構成嚴重的威脅。
二、區域金融市場與區域經濟發展
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分別在其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該理論認為，金融變量和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來說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對其起到促進作用，也能起到阻滯作用，關鍵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選擇。馬科帕家諾通過最簡化的內生增長模型——AK模型，闡述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均衡狀態的經濟增長率為：g=AΦs-δ，s=S/Y，δ為折舊率。該式表明金融通過影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Φ、資本的邊際生產率A、私人儲蓄率s來影響經濟增長率g，因此，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就必須提高儲蓄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以及資本的邊際生產率A。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能夠降低在動員儲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分散投資風險，加速技術創新，從而有助于經濟增長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
三、結論
各種金融政策的運用，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尊重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規律，在切實符合地方實際的前提下，從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上進行合理調控，在區域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采取適當的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為經濟的發展融通資金。
（一）在區域經濟發展初期，為盡快形成發展的增長極，需要投入大量、較長周期的資金，具有較大的金融風險，而資本市場所固有的特性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因此，在這個階段，地方政府需要積極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供給性金融，為企業、企業家融資和資產運作創造條件，同時積極探索公共事業的資本化運作方式，為區域經濟的起飛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
第6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開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銀行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顯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長率為2.5%，2009年則回落到0.9%，遠遠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威脅，財政政策無疑是當前各國治理和應對危機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國先后出臺了多項財政政策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但是當前我國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還有許多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制度有待完善稅收制度是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稅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導致企業的負擔過重，最終致使政府稅收減少或稅收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而言，新辦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對稅收優惠政策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例如以新辦的勞務服務公司為例，在其營業的第一年國家實行免稅政策，但是在營業第一年新辦服務公司很難實現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稅優惠政策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此外，我國在對企業實行免稅優惠政策時，對其投資環保產業或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對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國也需完善增值稅設置。增值稅是我國稅收體系中的最大稅種，但是我國自從設置增值稅以來便伴隨著重復課稅問題，企業面對重復征稅往往不堪重負。除此之外，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顯現。當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國對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實行零稅率，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將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稅率進行計算，因此隨著出口退稅率的不斷提升，我國要想實現出口商品整理零賦稅的目標，可謂依然任重道遠。
2.國債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國債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債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響到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當前我國國債政策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對于國債投資項目的管理有待完善。當前我國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債資金管理體系，對于國債資金的利用缺少監管機制的引導和制約，在國債投資項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決策體系，同時對項目執行也監管不力。其次，國債投資的乘數較低。我國國債投資側重大規模項目和資金密集型項目，政府往往熱衷于包攬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使得國債投資的周期較長。此外，與大項目相比，國債投資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中小規模的項目關注卻不多，結果使得國債投資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效果不佳。
3.債務風險較大國家財政支出需要依據國債的發行量來反映債務依存度，其計算公式是“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00%”。我國的國債是由中央財政負責發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有著較高的現實意義。因此，當我國的國債發行量較大時，債務的依存度就會過高，這就意味著財政支付需要依靠債務收入，于是這就會把財政置于一個極具風險性的位置之上，這樣將對未來的發展構成威脅。例如審計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10.7萬億元，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區債務率超過了200%，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嚴重的潛在風險。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建議
1.建立健全稅收體系稅收是國民經濟的首要來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稅收體系。為此，國家首先可以適當調整企業所得稅，充分發揮企業所得稅的正向調節功能。對于新辦企業和其他國內企業，國家可以實行合并內、外的稅收方式，讓國內的企業也可以享受到與外商投資企業同等的待遇，這一舉措將有助于落實和統一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新辦企業在執行減免稅的規定后，就可以從收益的年度開始計算。此外，對于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國家也要讓其享受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國家也應適當延長虧損抵補的期限。我國應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在虧損抵補方面的相關做法，譬如當出現虧損的時候，要允許向前、后結轉，這樣可以延長向后結轉的期限，還可以將納稅人出現的虧損抵完，將其當做年度經營利潤的遞補，也可以把它當做投資利潤或者資本得利的遞補。此外，國家還應該積極進行稅收改革，革新原有稅收政策，通過稅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消費，從而擴大社會內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2.優化財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國要想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需要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為此，國家首先要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出與投資，保證農業健康發展。農業是我國的基礎性產業，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要將農業放到基礎地位，適當增加對農民和農業的補貼，努力提升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全面推動農村改革，從而提高農業對金融危機的抵御能力，保證農業經濟健康發展。其次，國家要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房地產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已綁架了我國的經濟，據統計，2013年全國財政收入的30%來自于房地產行業，而地方財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產行業，此外2013年房地產行業的固定投資額更是占到了全國固定投資總額的1/4。當前我國的房價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現象十分嚴重，依然盛行著“寧炒一座樓、不開一家廠”說法，因此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房地產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國家要積極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來調節房地產行業的熱度，降低我國的金融風險。
3.謹慎對待財政政策謹慎對待財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應對金融危機的關鍵。首先，我國要謹慎使用財政政策。通常情況下，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國家需要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助于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而在緊急蕭條時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調節中，國家可以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利于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促使經濟復蘇。其次，國家要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效應往往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國家要將兩者綜合運用，從而發揮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就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輔助，這才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而在調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總量時，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總量所發揮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但在特定情況下財政政策也可以滿足調節總量，例如當經濟蕭條時，國家可采取減少稅收、回購國債等政策來提高貨幣的供給量，刺激居民的消費。為此，國家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結構。
三、結語
第7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作者簡介]張麗莉（1980-），女，漢族，黑龍江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經濟。一、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
財政與貨幣政策作為最重要的兩大宏觀調控政策，是國家實行需求管理和調節經濟的有力武器，兩者間的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是來源于服務最終目標的一致性。政府宏觀調控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大目標的本質都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因而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政策手段，其目標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兩大政策的一致性還表現為政策手段的互補性和傳導機制的互動性。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某些領域存在交叉和重疊，如國債與財政存款領域等。在這些領域中，財政貨幣政策互為補充、互為影響：財政收支活動影響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財政政策將資金運動的方向傳遞給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同的融資方式也會對貨幣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反之，貨幣政策通過信貸等渠道（信貸收入的來源、信貸資金的使用方向等）影響著財政政策?？傊?，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互動使二者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求兩大政策進行協調配合。
二、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差異性
1兩者調節的側重點存在差異性
宏觀經濟得以正常平穩運行的基礎是社會總供求相對平衡的實現?？偣┣蟮钠胶獍偭科胶夂徒Y構平衡。財政政策更加側重于調節經濟結構平衡，貨幣政策更加側重于調節經濟總量平衡。從財政政策來看，在調控資金流向上相對自由度較高，可以通過收入機制和分配機制，直接調節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部門結構的各個方面，從而達到優化國家宏觀經濟結構的目的。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能夠動用多種政策工具調節基礎貨幣量和貨幣乘數，從而決定社會的貨幣供給總量，貨幣供給總量又決定著商品的需求總量，商品的供給總量反過來決定著貨幣的需求總量，由此可見，實現貨幣的均衡實際上也就實現了總供求的總量平衡，因此貨幣政策主要用于調節經濟總量平衡。
2兩者調節的手段存在差異性
一般地，宏觀政策調控手段的選擇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質及其目標決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階段，其性質和具體目標也不盡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別。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兩種不同的調控政策，它們在調控手段上存在較大差異。中國財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財政投資、稅收、預算支出、財政補貼等，貨幣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匯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等。
3兩者調節的領域存在差異性
貨幣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而相比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更為寬泛，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發展的非經濟領域。具體地說，貨幣政策是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國民經濟，貨幣供應量的改變主要發生于流通環節，對流通環節的調控主要集中于市場經濟領域，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饋過程中，貨幣政策要發揮其功能需要商業銀行的配合和傳導，因此受金融系統邊界的制約，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調節領域比較有限。財政政策主要發生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環節，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涉及社會穩定各個方面的實現，特別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科教文衛事業的發展等領域，具有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優勢。
4兩者調節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性
財政政策更關注經濟公平，貨幣政策更體現經濟效率。這是因為，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都是貨幣資金，但其資金的性質明顯不同。貨幣政策調控的資金為借貸資金，具有明顯的償還性，其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會使經濟的運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貨幣資金較具有無償性。通過資金的無償占有和使用，調節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社會的公平。
5兩者調節的時滯存在差異性
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制定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的制定時滯較短。政府制定和修訂財政政策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和批準，有一整套極其嚴格的程序，不允許隨意變動年初的財政預算，因此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政策的變動時滯較短。從政策執行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時滯較長，財政政策時滯較短。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有傳導渠道承載，無論通過利率渠道傳導還是通過信貸渠道傳導，都需要較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貨幣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發揮要有較長的時間分布間隔。財政政策一般通過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實施具有某種強制性，其達到的效果也較易在短時間內顯現。
6兩者調節的方式存在差異性
盡管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點，但財政政策能夠由政府直接調節和控制來實現，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別是在調節經濟結構領域，通過財政支出的增減變動和稅率的大小變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與規模。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的間接性較強。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暢通的傳導路徑為依托，還需要商業銀行的緊密配合，且政策效應的發揮還受到企業管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費意愿等因素的制約。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表明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補充。因此在實踐中，只有根據自身特點將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準確地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三、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的理論綜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 Richard Hicks和Alvin Hansen（1937）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型，用于反映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國民收入和利率的關系，該模型廣泛應用于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
IS曲線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均衡，根據封閉經濟國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下方傾斜的IS曲線。LM曲線用來描述貨幣市場均衡，根據等式M/P=L1（r）+L2（y） 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上方傾斜的LM曲線。IS與LM曲線的交點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業時的均衡，因此需要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其中財政政策改變IS曲線的位置，貨幣政策改變LM曲線的位置，通過IS和LM曲線位置的變化，實現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狀態。
伴隨著IS-LM模型的誕生，經濟學家對它的批評和指責就不絕于耳。例如，模型的創始人JRHicks就公開表達了對該模型的不滿：IS曲線表示的是流量均衡關系，而LM曲線表示的是存量均衡關系。若要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一年中同時達到均衡，則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供給必須與需求保持相等，這只有在不確定的預期每天都正確的情況下實現，這顯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評指出：IS-LM模型的一個假設是兩種市場的均衡相互獨立，一條曲線的變動不會引起另一條曲線的變動，這種假設不正確，IS和LM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盡管各種對IS-LM模型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并沒有因此撼動該模型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地位。無論是后來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是供給學派，其理論都沒有取代正統的IS-LM模型，反而被納入該模型，豐富和拓展了該模型。因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IS-LM模型的巨大價值，是政府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沖突
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還要實現外部均衡。當一種經濟政策面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會出現內外沖突的問題。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稱之為“米德沖突”。他詳細分析了兩國為維持內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間存在的沖突：設定兩個國家A和B，在A國的國內支出上出現了自發緊縮，其結果導致了A、B兩國國民收入的緊縮，并且使國際貿易朝著有利于A國的方向變動。在這種情況下，A國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脹來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停止國內的蕭條以實現內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國進口需求的縮減和A國的貿易差額移向順差以實現外部均衡，對A國來說，這不會產生政策沖突問題。但如果A國不這樣做，B國就會面臨嚴重的政策沖突。為了實現內部均衡，B國的國內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脹來制止經濟蕭條，但為了外部均衡，B國又要求國內支出有政策性收縮，以便在A國對B國出口需求縮減的同時，限制B國的進口需求。這就存在尖銳的政策沖突，穩定國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脹會導致國際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的政策性緊縮又會加劇國民收入的下降。
可見，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矛盾表現為國內總需求緊縮和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運用金融政策一種工具，因此必然導致調控中左支右絀的情況。以上米德的論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開放經濟中內外均衡的沖突十分常見和頻繁，單一的金融政策無法解決內外均衡沖突的兩難困境，運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這一思想構筑了政策搭配理論的基石。隨后經濟學家們在此領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沖突理論為依據展開的。
3丁伯根法則
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將政策目標和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數學模型，論證了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理論被稱為丁伯根法則。
丁伯根法則可以簡單表述為：假設存在兩個宏觀經濟目標T1、T2，可以使用兩種政策工具I1、I2，政策調控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T1、T2即為最優目標，經濟目標是政策工具的線性函數，則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當A1/B1≠A2/B2時，可以求解出達到最優目標水平T1、T2時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這說明，只要政府能夠運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配合達到理想的經濟目標。當A1/B1=A2/B2時，方程組無解，這意味著兩種政策工具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有相同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實現兩個獨立的經濟目標。
丁伯根法則對經濟政策理論具有深遠意義，它的重要貢獻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數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個可擴充性較強的數學模型。該法則還進一步強調了眾多且廣泛的政策搭配是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
4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
在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匹配問題上，盡管“丁伯根原理”被廣為認同，但缺乏可操作性?，F實中政府在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內外均衡兩種目標時常常會遇到邏輯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困難，不能實現政策目標。蒙代爾認為，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視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實際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爾借用兩目標-兩工具模型提出了絕對優勢原則和比較優勢原則，構成了蒙代爾有效市場分類原則的核心內容。該原則的政策決策模型可簡單概括為：
T1=a1?I1+a2?I2
T2=b1?I1+b2?I2
第8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治理；財政政策
一、爆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指出：“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企業、銀行的流動性危機或債務支付，然而其本質是貨幣危機”。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破壞程度都在急劇上升，從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到2011年歐洲的債務危機，都掀起了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對世界金融體系造成了重創。分析來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過度擴張性消費
過度擴張性消費指的是金融業為了追求經濟利潤而鼓吹超前消費、利用低息、低首付等一些手段向企業或者個人發放信用貸款的行為。各個銀行在競爭中為了追求利益通常會降低信貸門檻，甚至未實施償還能力評估便向企業或個人發放貸款，這就使得一旦出現經濟波動，政府只好通過增發貨幣來填補銀行的死賬、呆賬，結果便會導致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借貸者通常會無力償還貸款，于是致使金融危機爆發。
2.“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
簡言之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向市場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例如發行貨幣、降低貸款利率以及購買債券等，這樣市場上的貨幣量便會增多，有利于企業或者個人進行貸款，從而起到抵御經濟衰退、帶動市場繁榮的作用。但是如果貨幣政策“過于寬松”，風險貸款則會相應地增加，很容易導致信貸泡沫，最終引發金融危機。例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正是由于貨幣政策過于寬松，結果導致風險貸款迅速增加，最終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創。
二、當前我國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不足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開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銀行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顯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長率為2.5%，2009年則回落到0.9%，遠遠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威脅，財政政策無疑是當前各國治理和應對危機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國先后出臺了多項財政政策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但是當前我國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還有許多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制度有待完善
稅收制度是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稅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導致企業的負擔過重，最終致使政府稅收減少或稅收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而言，新辦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對稅收優惠政策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例如以新辦的勞務服務公司為例，在其營業的第一年國家實行免稅政策，但是在營業第一年新辦服務公司很難實現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稅優惠政策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此外，我國在對企業實行免稅優惠政策時，對其投資環保產業或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對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國也需完善增值稅設置。增值稅是我國稅收體系中的最大稅種，但是我國自從設置增值稅以來便伴隨著重復課稅問題，企業面對重復征稅往往不堪重負。除此之外，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顯現。當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國對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實行零稅率，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將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稅率進行計算，因此隨著出口退稅率的不斷提升，我國要想實現出口商品整理零賦稅的目標，可謂依然任重道遠。
2.國債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
國債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債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響到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當前我國國債政策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對于國債投資項目的管理有待完善。當前我國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債資金管理體系，對于國債資金的利用缺少監管機制的引導和制約，在國債投資項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決策體系，同時對項目執行也監管不力。其次，國債投資的乘數較低。我國國債投資側重大規模項目和資金密集型項目，政府往往熱衷于包攬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使得國債投資的周期較長。此外，與大項目相比，國債投資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中小規模的項目關注卻不多，結果使得國債投資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效果不佳。
3.債務風險較大
國家財政支出需要依據國債的發行量來反映債務依存度，其計算公式是“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00%”。我國的國債是由中央財政負責發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有著較高的現實意義。因此，當我國的國債發行量較大時，債務的依存度就會過高，這就意味著財政支付需要依靠債務收入，于是這就會把財政置于一個極具風險性的位置之上，這樣將對未來的發展構成威脅。例如審計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10.7萬億元，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區債務率超過了200%，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嚴重的潛在風險。
三、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建議
1.建立健全稅收體系
稅收是國民經濟的首要來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稅收體系。為此，國家首先可以適當調整企業所得稅，充分發揮企業所得稅的正向調節功能。對于新辦企業和其他國內企業，國家可以實行合并內、外的稅收方式，讓國內的企業也可以享受到與外商投資企業同等的待遇，這一舉措將有助于落實和統一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新辦企業在執行減免稅的規定后，就可以從收益的年度開始計算。此外，對于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國家也要讓其享受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國家也應適當延長虧損抵補的期限。我國應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在虧損抵補方面的相關做法，譬如當出現虧損的時候，要允許向前、后結轉，這樣可以延長向后結轉的期限，還可以將納稅人出現的虧損抵完，將其當做年度經營利潤的遞補，也可以把它當做投資利潤或者資本得利的遞補。此外，國家還應該積極進行稅收改革，革新原有稅收政策，通過稅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消費，從而擴大社會內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2.優化財政支出政策
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國要想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需要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為此，國家首先要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出與投資，保證農業健康發展。農業是我國的基礎性產業，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要將農業放到基礎地位，適當增加對農民和農業的補貼，努力提升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全面推動農村改革，從而提高農業對金融危機的抵御能力，保證農業經濟健康發展。其次，國家要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房地產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已綁架了我國的經濟，據統計，2013年全國財政收入的30%來自于房地產行業，而地方財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產行業，此外2013年房地產行業的固定投資額更是占到了全國固定投資總額的1/4。當前我國的房價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現象十分嚴重，依然盛行著“寧炒一座樓、不開一家廠”說法，因此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房地產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國家要積極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來調節房地產行業的熱度，降低我國的金融風險。
3.謹慎對待財政政策
謹慎對待財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應對金融危機的關鍵。首先，我國要謹慎使用財政政策。通常情況下，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國家需要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助于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而在緊急蕭條時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調節中，國家可以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利于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促使經濟復蘇。其次，國家要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效應往往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國家要將兩者綜合運用，從而發揮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就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輔助，這才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而在調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總量時，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總量所發揮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但在特定情況下財政政策也可以滿足調節總量，例如當經濟蕭條時，國家可采取減少稅收、回購國債等政策來提高貨幣的供給量，刺激居民的消費。為此，國家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結構。
結語
總之，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威脅，我國首先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對未來充滿信心；其次也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提高抵御和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從而實現經濟的又快又好發展。
參考文獻：
第9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家族企業；日本家族企業；經濟政策；比較研究
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家族企業都大量頑強地生存和發展，并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據有關學者統計，2001年中國內地的私營企業以中國30%的資源生產出中國60%的GDP。由此可見，家族企業對我國經濟發展將發揮重要作用，也日益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并且我們可以預見必將成為推動經濟市場改革的重要力量。但同時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家族企業目前的確面臨許多問題。首當其沖的，是外界環境帶來的生存壓力：市場日趨買方化，中國經濟結構、產品結構的深層矛盾開始激化，亞洲金融危機，實力雄厚的外國企業和逐步脫胎換骨的國有企業的競爭。而長期忽視對家族企業的研究不僅是我國經濟學和管理學界的一大缺陷，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如此。彼德·德魯克就指出：大部分企業——包括美國的和所有其他發達國家的——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然而，有關管理的書籍和課程卻幾乎完全是針對公共的和專業管理的企業，它們難得提到家族經營的企業。因此，通過與他國比較，系統地研究家族企業的發展問題，尋找一個及符合中國家族企業的實際情況又能切實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有著特殊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國家財政政策對家族企業的影響比較分析
（一）中國家族企業相關財政政策
2000年8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經貿委關于鼓勵和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這是在國有企業三年脫困已取得明顯進展的情況下國家出臺的這項重要經濟政策。該《意見》在大力推動中小企業結構調整、鼓勵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稅政策支持、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加快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和加強組織領導等8個方面，作出了25條原則規定與具體要求。文件還決定：（1）各級政府要根據財力安排資金用于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創業資助等方面；（2）進行中小企業產權交易試點，探索建立中小企業風險投資公司等。
（二）日本家族企業相關財政政策
政府每年在預算方面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日本在平成16年度的預算方案中，整個政府的中小企業對策預算為1703億日元。用于完善經營支持體制、刺激創業者和風險企業、促進技術革新和產學官合作、補助新產品試生產費用、搞活地區產業和中心市區。設立各都道府縣貸款機構，為準備創業者和小企業提供無息貸款，為找不到擔保的企業代其采購所需設備并以分期付款方式銷售給或租賃給該企業。設立“改善小企業等經營貸款制度”。向信用度和擔保能力較弱而貸不到資金的小企業以無利息、無擔保人發放貸款。其中金融方面的制度會具體在金融政策一部分加以討論。
（三）中日國家財政政策比較分析
中小企業在各國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鑒于中小企業在擴大就業和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巨大貢獻，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十分重視對中小企業的扶持，為中小企業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其中財政支持政策是比較普遍的一種。目前中國的財政方面制定的相關政策還比較單一缺乏針對性，而日本在相關方面的基礎政策已經比較系統和詳細，值得我們加以參考。財政政策不可單一作為國家的經濟政策來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接下來，我們具體從稅收和金融這兩大主要經濟手段對此問題加以討論。
二、中日國家稅收政策對家族企業的影響比較分析
（一）中國家族企業相關稅收政策
在2000年8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意見》中，還決定：探索組建國家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機構并對納入全國試點的擔保和再擔保業務給予3年免征營業稅。
（二）日本家族企業相關稅收政策
為了進一步鼓勵中小企業發展，日本在平成16年度稅制修改中對于從創業到繼承事業各環節繼續減稅。中小企業實行低稅率為使民間資本更多地注入中小企業，投資家能夠搞活投資企業，實行“天使稅制”，即對滿足開發實驗費用占銷售額的比例超過3%，創業未滿五年等一定條件的中小企業，個人投資家進行股票投資而股票出現轉讓損失時，停止保留金征稅時間延長為兩年。改革事業繼承稅收制度。建立有利于中小企業。風險企業的養老金制度，確保公積金免稅額度。延長中小企業促進投資稅制、中小企業加強技術基礎機制和購置信息通信設備稅制。
（三）中日國家稅收政策比較分析
我國現行稅制中，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并不多。但在稅收法規中，有一些規定從受益主體來看，基本上或相當大部分是中小企業。這些優惠政策已經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從總體來看，近一半的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措施主要是為了解決殘疾和就業以及下崗職工再就業等社會問題而出臺的，并沒有從中小企業本身的特殊性考慮，這就造成了目前我國相關的稅收政策措施目標起點低且不明確、針對性不強的缺陷。
另，我國現行的中小企業稅收扶持措施雖然不少，但出臺于不同時期、不同經濟背景下，大多以暫行條例、文件、補充規定等形式，沒有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中日國家金融政策對家族企業的影響比較分析
（一）中國相關金融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