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改革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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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延遲退休怎么“延”，從哪個群體入手開始……也許跟每個人都密切相關，延遲退休的話題最近幾個月屢屢被輿論高度關注，熱度不減。諸多疑問，都沒有標準答案。

其實，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壓力，并非中國獨有，很多國家迫于形式，已經以各種方式推出并實施“延遲退休”方案。

法國：照顧艱苦職業和女性

最近兩年，延遲退休問題在法國屢屢引發爭議。

法國高福利社會保障體系經過戰后60多年的反復修改而建立。其中，退休金制度基本保證大部分法國公民均可在退休后領取退休金，金額相當于其退休前工資的80%。

在1983年法國社會黨執政時期，由于經濟和就業情況都比較好，加之執政者認為提前退休年齡可將就業崗位讓給更多的年輕人，因此將法定退休年齡從原來的65歲提前到60歲。

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國社會保障體系開始難以為繼。一方面政府要承受退休金支出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高福利、高稅收、工作時間短、休假時間長使法國經濟在全球失去競爭力。較高的出生率和人均壽命不斷延長，使法國退休金支出愈加入不敷出。

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和隨后的債務危機逼迫法國退休制度非改不可。據統計，2009年法國退休人員約占全國人口的近1/4，如果不進行改革，退休金制度恐將不堪重負而瓦解。2010年，內閣通過法律草案將法定退休年齡每年延長4個月，從目前的60歲到2018年延長至62歲；將繳納退休金的年限，到2013年提高到41年。此外，公共部門退休金繳納比例將在10年內從7.85%提高至10.55%，向私營部門看齊。

法國法律草案要經過議會通過才能變成法律付諸實施。然而，該草案公布后，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最后出現短暫的社會動蕩。反對者認為這樣的改革是將公共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轉嫁到普通百姓身上，政府應通過對富人征稅和打擊投機活動彌補財政虧空。

然而，民眾的激烈抗爭并沒有改變最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通過的結果。2012年選舉中，奧朗德提出將退休年齡部分回歸到60歲的競選承諾，得到強烈反對退休制度改革人士的歡迎。極具戲劇化的一幕是，奧朗德上臺后面對政府財政困境和難以為繼的退休金制度，不得不繼續改革退休制度，法定退休年齡仍然維持2010年的改革方案。

2013年，法國公布新的退休改革草案。這一改革草案在保留62歲法定退休年齡不變的基礎上，對退休制度進行微調：從2014年起提高在職人員和雇主的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2014年增加0.15%，2015～2017年，每年增加0.05%，4年共提高0.3個百分點，到2020年前不延長養老金繳費年限，2020年開始養老金繳費年限從41.5年延長到2035年的43年；為體現公正原則，改革將考慮工作條件艱苦人員和女性特殊情況等，將設立艱苦職業的“工時賬戶”，使艱苦崗位從業者能夠提早退休，或接受培訓或換崗。女性產假將計入養老保險金的繳費年限等。

這一改革方案也受到多方面批評，工薪階層認為這種改革是增加稅收和提高繳納金，利益仍受損害；而反對黨認為這一改革方案根本無法解決退休金不足的虧空，資金缺口仍然巨大。

日本：為應對老齡化修改法律，但或許會影響青年就業

經過了7年的過渡期，2013年開始，日本人的退休年齡延長到了65歲。

2004年12月，日本修改《老年人雇用穩定法》，要求企業從2006年4月1日開始，選擇采取“提高退休年齡”“建立繼續雇用制度”（不退休繼續工作或退休后重新工作）或“廢除退休制”等三項措施中的一項。也就是說，在2013年前，階段性延長雇用年齡。2006年4月1日～2007年3月31日延長到62歲，2007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延長到63歲，2010年4月1日～2013年3月31日延長到64歲，從2013年4月1日開始延長到65歲。

基本上，很多企業都通過建立繼續工作制度來應對，而將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或自身廢除退休制度的企業很少（除部分中小企業和零星企業）。

2012年8月29日，《老年人雇用穩定法》再次修改，規定在迎來退休的60歲的員工中，企業必須繼續雇用所有希望繼續工作的員工一直到65歲，這一決定從2013年4月實施。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2012年12月的報道，經濟界對該修正案強烈反對，“很可能被迫減少其他員工工資或減少錄用年輕人”。隨著擴大雇傭退休人員，30%的企業開始研究削減非正式員工。

雖然延遲退休受到部分老年人歡迎，但也帶來諸多問題。由華僑創辦的中國通訊社營業部部長姜德春指出，這個法律實質是推遲退休年齡，這將引發不少問題。首先會增加企業負擔，其次會影響年輕人就業，因此企業不能及時補充新生力量，企業創新能力受影響。“解決高齡社會的養老金問題，決不能僅靠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應對，必須從社會福利全局和國民所得再分配等方面統籌考慮。”

日中創職協會久永事務所代表澤田篤志指出，繼續雇用也有成功一面，首先是可以減少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還可以促進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此外，雇傭熟練勞動人員，還可以對新手進行教育，利于補充因為生育率降低而減少的勞動力。

澤田篤志指出，雖然各方面意見都存在，但很多日本人希望能一直工作，所以這個制度是被接受的。“日本社會肯定是‘少子高齡化’，為遏制老年人養老金和遏制醫療費用，延遲退休很有必要。”

姜德春介紹，延遲退休適用于除公務員外的所有職工，且不分男女、工種。日本實施《男女平等雇傭法》之前，女性比男性早5年退休，實施后，該規定被取消。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延遲退休制度是與延遲領取年金制度相配套的。“年金”即養老金，是日本國內所有居民都可參加的保險。由于日本生育率日益降低，老年人占比不斷增加，養老金壓力日益增加，因此推出延遲退休制度。

而按照目前的法案，領取年金的年齡每3年提高一歲，到2025年時，滿65歲才能夠領取年金。但如果還是60歲退休，很多人將在這5年中處于無收入狀態。為此，日本政府制定延遲退休的法案，實際是把包袱甩給企業。

美國：為獲更高退休金主動延遲

美國沒有硬性規定的退休年齡，聯邦法律規定，雇主不允許歧視年長員工，強迫他們退休。美國退休年齡和工種無關，更不分男女（如果區分性別，則涉及性別歧視，聯邦法律也明文禁止）。但美國人大多選擇在62～70歲退休，因為政府和企業用市場經濟的杠桿，讓人們做出最利于自己的選擇，也使得社會的工作崗位得到合理的新老交替。

這一杠桿就是聯邦政府統一管理的公共養老金計劃。除所得稅，美國人領的工資還要扣除社會福利金，只要繳足十年，就自動加入公共養老金計劃，稅率目前是雇主與雇員各付工資的6.2%。公共養老金規定，1938年出生的人，正式能領全額養老金的年齡是65歲。直到1943年，每遲一年出生，退休年齡就增加兩個月，正式退休年齡逐漸增加至66歲。

然后便是平臺期，從1943～1955年出生的人都可以在66歲正式退休，之后又是每過一年，退休年齡增加兩個月，直到1960年，其后所有人正式退休年齡都是67歲。可見，美國的退休年齡很復雜，不是一刀切，而是采取漸進式。

公共養老金最早可以從62歲開始領取，越早領取，數額越少，在62歲退休只能領到應得退休金的70%～75%。還不如等到正式的退休年齡的65～67歲再開始領。養老金和退休前35年的平均工資額有關，比如平均月收入為5000美元（1美元約合6.11元人民幣），退休金為2000～3000美元（結婚夫婦能領更多），如果收入達到1萬美元，則能領到2800～4200美元。

由于養老金和工資的比例是負相關，相當于變相劫富濟貧，促使許多高收入人士大量避稅。比如，把錢放到免稅私人退休賬戶里，或捐款，或投資。而且，也不是延遲退休越久越好，因為超過70歲，養老金就不會再隨年齡遞增，而且如果此時收入太高，養老金甚至會遞減。

目前，由于經濟形勢不好，為了獲得更高的退休金滿足生活需要，美國人有推遲退休年齡的趨勢。

歷史上，聯邦退休制度規定65歲退休便能領取全額養老金，但現在這一年齡已經推遲。根據美國蓋洛普最新調查提供的數據，在過去15年時間里，美國人預計自己退休的年齡已經漸漸從60歲提高到了67歲。

有人按照原來規定的65歲退休年齡進行過計算：按照規定，雇員最多可以提前到62歲退休，但每提前一個月退休，養老金減發0.56%；如一個人在62歲退休，只能拿到相當65歲正常退休人員退休金的80%；63歲退休能拿到86%；64歲退休只能拿到93%。年滿65歲后最多可再推遲5年退休，養老金增發0.25%。如66歲退休，可拿到相當65歲正常退休人員退休金的103%；67歲退休可拿到106%……70歲退休可拿到130%，年滿70歲以后退休者，養老金不再增加。

第2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歐洲債務危機 社會養老保障 養老金制度 老齡化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催生了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一些歐洲國家的政府債務問題浮出水面,如冰島等。2009年,希臘政府被爆出隱瞞了大量財政赤字,其實際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達到12.7%,遠超早前宣布的3.4%,希臘債務問題遂成為全球經濟的焦點。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評級公司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先后下調希臘債務評級,標準普爾甚至將其下調為垃圾級債券,希臘債務危機爆發。

自希臘之后,多個歐洲大國,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債務信用評級也被調低,歐洲國家的債務問題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二次探底的危險。

歐洲債務危機國家社會養老保障特征和困境

從來源上講,歐洲債務危機主要是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并逐年積累,迫使政府不斷靠借債度日而出現的結果。

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較高。大量社會財富和政府財政被用于支付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項目。從社會福利傳統來看,北歐福利國家屬于典型的高福利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支出在理論上也應該較多,或者至少不低于其他歐洲國家。

但令人吃驚的是,從1995年以來社會支出占GDP比重的情況來看,北歐福利國家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并不高,反而是那些政府債務水平長期偏高國家的比重非常之高,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等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接近或者超過30%,而北歐國家,如丹麥、挪威和瑞典則普遍低于30%。①

單一的退休金支柱導致財政支出中公共養老金占比過高。政府債務危機國家仍然以單一的現收現付制退休金制度為主,從退休金來源結構看,債務水平長期較高的國家往往只有一個退休金來源,即公共退休金支柱,而其他國家要么是兩個支柱,要么是三個支柱(公共退休金支柱和強制性或者自愿性的個人養老金支柱)。②由于缺乏多元的退休金體系,要保證養老金待遇,就只能選擇較高的公共養老金替代率,這使得國家必須提供更多的公共養老金財政,從而致使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退休金的部分比重偏高。

公共養老金再分配功能偏弱。那些債務比重長期偏高的幾個國家公共養老金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大致相當,使得高收入者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仍然高于低收入者,這增加了貧富懸殊,增強了養老金待遇的不公平性。

社會養老保障的剛性與社會養老保障的困境

所謂社會養老保障剛性是指社會保障項目及其支出水平在經濟增長期間快速擴張,但在經濟停滯甚至衰退期間,卻不會隨經濟收縮而收縮,明顯表現出只增長而難以收縮的剛性特征。

政治制度構架、快速的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制度設計,以及社會養老保障與勞動力市場僵化、經濟增長放緩之間的互動是債務比重長期偏高的歐洲國家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帶有明顯剛性的主要原因。

民主政治中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往往成為高壓線。出于政治考慮,西方國家中央政府往往不愿意觸及到社會養老保障這條政治高壓線,不愿也不敢提出徹底的社會養老保障改革方案,通常僅提出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改革措施。而且,即便政府提出了比較徹底的養老金改革方案,國會也不一定會通過這些改革方案,因為國會議員是各個選區的選民選舉而來,他們代表著選區選民的切身利益,很多時候也會屈從于民眾的改革態度,選擇反對政府的改革議案。

老齡化不斷加深,社會養老需求高居不下。社會養老保障是政府與民眾就其社會養老等方面基本權利和責任而達成的社會契約,是政府作出的莊嚴承諾,從政黨選舉、信守承諾和社會穩定的角度,政府必須為社會養老保障提供必要和充足的財政資金保證。

而且,人口老齡化也增強了退休者和臨近退休勞動者的政治博弈力量,從而構成了養老金待遇水平下降的巨大阻礙力量。退休者和即將退休的勞動者更加反對降低養老金待遇的政策,因為這些措施直接降低了他們的老年收入和福利。

養老金制度設計本身的剛性。不同的養老金制度設計具有不同的彈性特征,單一的現收現付制養老金制度剛性較強,而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的混合養老金制度彈性較強。現收現付制模式的優勢在于它可以迅速建立起全額的養老金領取權,并使處于支付階段的養老金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比較適合在人口結構相對穩定,經濟增長相對勻速的情況下運行。因而,一旦人口年齡結構老化或經濟增長放緩,現收現付制模式自身往往難以有效解決其養老金的財政失衡問題,即現收現付制養老金制度本身的彈性相對較弱。

而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的混合養老金模式受贍養率變化的影響較小,且可以靈活使用公共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積累的組合結構,擁有更多的財力來支付退休者的養老金,因而,基金積累制養老金模式具有更高的制度彈性。

社會養老保障剛性與勞動力市場僵化、經濟增長放緩互為因果。高保障、高福利與經濟增長緩慢互為因果,互相促動,進而導致部分歐洲國家陷入社會養老保障財政危機的陷阱。

高保障、高福利社會中,政府財政資源和經濟社會資源被大量用于非生產性的養老保障和福利支出,導致經濟增長所需的物質資源更為稀缺,也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而勞動力市場僵化又極大提高了勞動力成本,削弱了該國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緩慢。反過來,緩慢的經濟增長制約了政府稅收和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進而導致社會養老保障的財政更加困難。

汲取歐洲債務危機國家的經驗與教訓

規模龐大且難以消減的社會養老保障和福利支出不僅是歐洲國家爆發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也是部分歐洲國家政府債務長期偏高的主要原因,而歐洲社會養老金保障支出長期高居不下又源于其社會保障制度的剛性。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當前改革往往涉及不同勞動者群體既有利益的分割,存量改革特征愈加明顯,改革難度前所未有,如城鎮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與企業職工退休金的巨大差異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2009年開始的事業單位退休金制度改革也步履蹣跚。③另外,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深化,養老金待遇和領取資格條件等改革涉及的退休人員和利益群體越來越多,改革成本和代價將越來越大,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剛性逐漸增強。

因而,當前我國需要未雨綢繆,建立一個緩解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剛性的養老金制度改革機制。首先,需要從一個更長的經濟周期(100年左右)來看待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樹立當前社會養老保障建設與改革應該適當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理念。

其次,需要調整退休金的支出結構,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群體的基礎養老金替代率,適當降低中高收入勞動者群體的替代率,進而降低基礎退休金的平均替代率,并強化退休金待遇的再分配功能。再次,建立養老金關鍵參數的彈性調整機制,削弱社會養老保障待遇的剛性。

(作者分別為貴州財經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貴州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沿海發達地區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城市化進程中的浙江農民工身份轉換與社會政策創新研究”,項目編號分別為11BRK010,11YD11Z)

注釋

①[英]尼古拉斯·巴爾:《福利國家經濟學》,鄭秉文、穆懷中等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75~76頁。

第3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廉潔年金制度，類似于新加坡的公務員中央公積金制度。每月由政府和公務員共同繳納，等到公務員退休或正常離職的時候返還。如果公務員任職期間出現了任何腐敗問題，公積金就會全部上繳國庫。作為“亞洲首廉”，新加坡的這一措施備受推崇，近年來，我國的江門、湖州等地紛紛借鑒，也建立了廉潔保證金制度。不過，迎來的卻是質疑聲一片。

緣何出現“南橘北枳”的結果？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缺乏財產公開的大環境支持。新加坡公務人員的收入是全球最透明化的，該國建立了完善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公務員只要有超出收入的財產無法說明來源，就會被推定為貪污。反觀我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公眾只能從意外曝光的“房叔”、“表叔”事件中窺得一斑。其二，缺乏對“高薪養廉”的文化認同。目前，公務員群體已經處于中上水平，養老金雙軌制更是備受詬病，如果僅僅因為遵紀守法、不貪不腐就能額外獲得年金獎勵，勢必進一步加劇社會階層的矛盾和對立。其三，缺乏法律依據。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個人的合法收入和私人財產，廉政保證金需要扣除公務員相應收入，“寅糧卯吃”，涉嫌侵犯個人財產。

即使我們排除萬難，建立起了廉政保證金或廉潔年金制度，其實施后的效果也不容樂觀。近年來，我國腐敗案件已經開始呈現平均案值增大的趨勢，一個小小的處長，有的職務犯罪涉案金額已達上千萬元。顯然，腐敗分子并不會因為區區廉潔年金的扣發，而打消腐敗的念頭。甚至相反，有的人會把這部分錢算進自己的腐敗成本，出于“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想法，利用職務之便大撈特撈。

對于眼下廉政公積金熱財產公示冷的現象，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倪星教授指出：“廉政公積金對改革對象來講，是利益的增量改革，而財產公示是存量改革，有時候甚至是減量的。”然而，廉潔自律是公職人員的起碼要求和底線道德，對于守住底線者予以獎勵激勵，注定是一種謬獎。由是推之，老百姓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是不是也要相應地論功行賞？這顯然是荒唐的。

第4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很少有一個公共政策話題，能像延遲退休那樣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密切相關，并在公眾中引起持續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按理說，如果有關情況包括健康狀況、工作條件等都尚可，延遲退休應該不是多么困難的事情。對不少人而言，延遲三五年退休，不但可以發揮余熱，有益身心健康，避免退休后突然閑下來的寂寥，而且在崗工資收入一般也會比退休金高，綜合考慮起來并不吃虧。然而，人們在討論延遲退休政策時，會考慮到更多層次和方面的問題，發揮余熱和收入問題在這里并不重要。

尹蔚民就實行延遲退休改革提出了兩個理由，一是我國面臨未老先富且急劇快速老齡化的嚴峻挑戰，職工養老保險撫養比不斷下降，社保支出壓力不斷加大，延遲退休有助于緩解這一矛盾。其二，中國現行退休政策確定于上世紀50年代初，當時人口預期壽命不到50歲，現在已提高到70多歲，而且中國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延遲退休不但是適應人口預期壽命大幅提高的需要，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需要。第一個理由當然是成立的，在此無須多說；第二個理由涉及“與國際接軌”的部分，即中國已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這一點則需要認真分析研究，需要有更廣泛、更開放的考量維度。

無論從邏輯還是實際看，幾乎所有的“與國際接軌”都面臨著如下困局：由于只能是一個或少數幾個方面與國際接軌，而做不到全方位、整體性與國際接軌，當我們在某一方面追求與國際接軌時，其他方面的配套條件如果跟不上，那么在這個方面的接軌就會顯得很勉強，甚至最終接不上去。針對“中國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的結論，許多人認為，不能究其一點而不計其余，因為在其他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退休年齡逐漸推遲，建立在勞動者的勞動環境持續改善、收入水平穩中有漲、健康權休息權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礎之上。換言之，一些國家的退休年齡逐漸延長，是國家和勞動者之間達成并執行一項契約的結果――國家不斷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依法保障勞動者的各項權益，勞動者則以延長勞動時間、創造更多勞動成果和效益來回報國家。在改善勞動環境、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中國還需要做大量艱苦的工作，才能為退休年齡“與國際接軌”創造相應的配套條件。

第5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有報道指出，此次中央下決心推動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是財政負擔問題，近年來事業單位職工工資上漲很快，而事業單位人員數量又很大，各級財政不堪重負。1990年全國事業單位退休費總額僅為59.5億元，目前已經遠遠超過千億元，但是，如果不從絕對值而是從比例來看、與目前高達6萬億的稅收相比，千億退休費所占比例并不算高。1990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3244.78億元，59.5億元的全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費，占了全國財政總收入1.83%，而1000億元占6萬億元的比例，卻只有1.66%。事業單位人數占了財政供養人數的80%以上，因此，即使算上機關單位退休費用，比例也高不到哪里去，在我看來，若僅以財政負擔為改革的理由，并不充分。

事業單位是一個頗具有中國特色的存在，2006年7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經國務院批準，制定了《關于事業單位分類及相關改革的試點方案》（征求意見稿），根據現有事業單位的社會功能，將其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的、從事公益服務的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三個大類。具有三大類不同職能，卻又統一名之為事業單位，原因何在？

其實，事業單位來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一元化體制，這一體制的特點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執法、服務、經營混一，由于職能不分化，且嚴重受制于長官意志而效率低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改革的目的就是對這一體制的改造。在改革的早期階段，大力推行所謂的（行）政企（業）分離，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營與行政的分離，但是越到后來，中國改革遭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尤其是出于利益的考慮，相當多有利可圖的單位依舊保留著舊體制的框架和特征。事業單位就是在這一進程中的過渡產物。

經過30年的漫長改革，許多人追求盼望的小政府大社會并未出現，在“體制內”這一不盡準確的稱號下行政部門、部分事業單位和壟斷國有企業等依舊維持著傳統的框架，保留了比之改革前也不遑多讓的諸多權力，甚至，由于在分享改革所帶來的利益中占有較大的比例，它們還掌握了比改革前更大得多的資源和利益。與這一進程相應的，則是這些部門就職人員的收入、福利、保障相比其他群體的顯著高出。近年來的公務員報考熱，以及對教育、醫療部門普遍的社會負面觀感，就從正反兩面反映了這一顯著差距。若以養老金為例，這一顯著差距也依舊存在，雖然近年來國內連續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但最新的數據顯示，全國月人均養老金仍只有1080元，遠遠低于機關事業單位的水平。

第6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一）嚴格界定基本養老金享受條件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與人事退休制度息息相關。隨著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人均壽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身體素質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因此延遲退休年齡成為人事退休制度改革的趨勢。延遲退休不僅可以促進人力資源的合理化利用，又可以延遲退休金的發放年齡，緩解財政負擔。為了減少延遲退休政策推行的阻力，不對當期的就業狀況造成太大影響，我國應該實行彈性的退休政策。另外，為了杜絕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早退的問題，應該加強管理，健全約束機制，從嚴審批。

（二）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

機關事業單位與城鎮職工實行養老保險并軌，為人員的自由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為了更好的銜接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的養老保險制度，政府相關部門要建立良好的轉移接續機制，原來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調入企業工作后，企業要幫助其建立新的個人社會保險賬戶，將原來的職業年金等并入企業年金，不能因為工作單位的變動，導致職業年金無法接續，保證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崗位流動后的養老待遇。同時，要保證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原來的工齡視同繳費年限。同樣，如果企業人員進入機關單位之后，其原來的個人賬戶余額要并入到職業年金中，實現養老保險關系的有效轉移。

（三）強化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管理

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管理是提高退休人員的服務質量、創新養老服務模式的重要措施。西方社會退休人員的養老服務主要是第三方機構來負責，企業只承擔繳費的義務和責任，這也是我國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發展趨勢。目前，關于養老金的社會化管理與發放已經存在技術問題，社會保險機構委托第三方機構養老金，每月將養老金打入退休人員的賬戶，今后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社會化管理的效率上來。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后，全國實行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這就對社區養老服務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將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檔案資料及時轉入所在的社區，掌握每一位退休人員的基本情況，提供有針對性的退休服務質量。

（四）重點處理好“中人”的待遇問題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為了照顧到不同群體的切身利益，改革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分為“新人”、“中人”和“老人”三個群體。“老人”基本維持原來的退休養老管理政策，由財政負擔養老金。“新人”剛參加工作，直接按照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其中“中人”的問題較為麻煩，處理不當不但會導致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也會打擊很大一部分群體的工作積極性。為了減輕制度并軌的阻力，可以實行兩種方案：仍用舊制度或者像企業養老保險改革一樣設立過渡性養老金。機關事業單位“中人”的過渡性養老金計發系數可以略高于企業，以此實行新老退休人員待遇水平的銜接。而選擇舊制度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其養老金待遇由國家財政負擔，對于這部分人也不需要另建立職業年金。無論采取何種彌補方案，兩種制度的并軌都會產生巨大的轉制成本。

二、結語

第7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養老保險經濟成本，退休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

社會制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即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規定了社會養老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的原則，并使之具體執行和實現。極大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貧困率、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解決了職員退休后的后顧之憂。然而，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形式會耗費不同量的交易費用，也會產生不同的運行效果。如何選擇制度形式?新制度經濟學創始者科斯認為，當不同制度安排所產生的效果相同的時候，應采取交易費用較低的制度安排形式。近年來，在全球老齡化加速、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的狀況下，各國養老保險制度財務危機和制度缺陷也日趨凸現。在保障老年人退休后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降低養老保險制度的運行成本成了各國考慮和設計改革方案的主要內容。養老保險制度的成本可以從制度覆蓋對象、養老保險資金的管理機構或全部經濟活動等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本文主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考察。

一、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測量方法的修正

養老保險制度經濟成本的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社會保障專家勞倫斯·湯普森提出的。他認為，衡量這一成本的最有效的尺度是用一定時期內退休人口對商品和勞務的消費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計算。我國學者鐘振強對此提出了修正，他認為在計算基本養老保險經濟成本時用國內生產總值比用國民生產總值更加適當，因為國民生產總值中包含本國公民所在國外創造的社會產品，而這一部分產品并不用于本國基本養老保險。但筆者認為，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國內生產總值遠不是一國人們可享受福利的完全測度，國內資源的競爭和沖突可以通過向人口年輕國家的投資而得到減弱，因而，筆者贊同用國民生產總值來測量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成本。另一方面，因國民生產總值等于國內生產總值加上從國外獲得的勞動報酬、投資收益的凈額，強調的是所獲得的原始收入的概念，而退休人口用于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資金并非全部來自制度內退休金收入，其中制度外的養老收入(如家庭內部的轉移收入、企業年金收入等)所提供的消費不應該列入到養老保險制度經濟成本測量的范圍之內。于是，將公式中退休人口的消費額用退休人口的制度內退休金收入替代，用公式表示為c=p／gnp。其中，c代表養老保險的經濟成本，p代表所有退休人口的制度內退休金收入，gnp代表國民生產總值。很顯然，由公式可以得出，c的高低受p和gnp兩個因素的影響，且與 p成正比，與gnp成反比。因而，如果要保持c的穩定或最小化，則要求gnp的增長幅度至少不比 p的增長幅度低。

二、我國轉軌前后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的變化

建國后，我國在城鎮建立了以企業為風險分散單位的退休金制度。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對城鎮企業職工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被提了出來，經過十多年遍地開花式的改革實踐，于1997年7月，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作為新制度運行的起點，確立了我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籌資模式。筆者整理了1990年至2003年間，各年的p和 gnp，根據上述修正過的公式計算c并給出c的變化趨勢如表1。

 

結果顯示，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總體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2003年雖比200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以往其他年份，這說明由于人口加速老齡化所導致每年新增退休人口的退休金支出的增長速度高于gnp的增長速度，證實了“未富先老”時代的到來，我國的養老形勢越來越嚴峻。在 1990年到1996年新制度運行前的7年間，c處于緩慢上升的狀態，絕對數值增加了0.2%，漲幅為 9.6%，而1997年到2003年新制度運行后的7年間，c的絕對數值增加了1.09%，漲幅達45.2%，大致是改革前7年的5倍，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1997年后p和gnp之間增幅的距離明顯擴大了。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1997年，是國民收入的高增長期，改革帶來的社會活力沖淡了沒有養老保險的危險，這段時期內，舊有的企業養老保障形式逐漸萎縮和停止，而新的養老保障形式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到了1997年，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全國統一運行。由于新制度確立了國家、企業和職工共擔養老金的繳費方式，這就要求作為當前養老保險制度覆蓋主體的國有企業職工在工作期間按時向國家繳納一定的保險金，同時企業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繳納，于是便產生了大量職工提前退休的現象，因為這樣，企業便能少繳養老保險金以減輕自己韻負擔，而職工退休轉入社保系統后，由國家發放養老金，雖然職工收入可能有所減少，但避免了下崗的風險。一方面，由于提前退休加速擴大了養老金的給付，另一方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企業效益下滑，經濟增長受阻，gnp增幅下降非常明顯。在這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下，使得c的增加速度明顯快于以前。到了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全面回升，gnp增幅明顯，c的增長也趨于緩和。2003年是14年來 c首次出現負增加的一年，這得益于該年我國全球最快的經濟增長，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 gnp的增幅高于p的漲幅，從而使得c出現了小幅下降。

三、降低我國社會養老保險經濟成本的可選路徑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各年的退休金給付增長穩定的情況下，gnp的增加幅度對c的高低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而保持經濟健康穩定的增長是c保持適度水平的關鍵。其次，在老齡化趨勢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改變退休年齡和養老金的替代水平，從而改變養老金的總給付，也是降低c的可選之路。

1.促進經濟增長

從c的測量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保持p不變，gnp增長顯然會使c降低。但實際上，經濟增長可能會使c降低，也可能會使c增加，這取決于在職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間按何種比例分享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福利，只有將經濟增長中的更多比例用于提高在職人口的生活水平，退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對于在職人口會有所下降，但絕對水平比同期歷史水平會有提高，這樣就減少了總收入中用于退休人口的比重，使c降低。上述我國1991年至2003年的p與gnp的變化也說明了這一點。當然，經濟增長過快，會使得退休人口和在職人口總收入的增長對總需求的拉動超過經濟在充分就業時能夠生產的實物和勞務數量，引發通貨膨脹。因此，從長期來看，應保持經濟增長和由于退休人口的增加而導致的制度內退休金收入增長的同步性，才能既保持c的絕對水平不提高，同時也不至于引發需求拉上型的通貨膨脹。

2.降低制度內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

制度內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水平的降低可以降低p，從而達到降低c的目標。雖然我國新制度設定的養老金工資替代率為58.5%，但在實際發放過程中遠遠超出了制度設定的替代率，平均在85%—90%之間。過高的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不僅加重了人們對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一支柱的過度依賴，限制了第二和第三支柱的發展，而且，在我國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速的情況下，維持過高的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還需要不斷提高基本養老金的繳費率，這勢必會影響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在職職工的生活水平，最終會使c提高到經濟增長無法承受的地步。

鑒于養老金支付的剛性特點，直接降低當前的退休人員的工資替代率，雖然效果明顯，但對當前的退休人員的利益影響過大，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因此，降低工資替代率的方法應為：對于已經退休的職工，保持目前退休人員養老金收入的絕對數不隨經濟增長而增長、不隨在職人員工資水平的增長而增長，直至達到制度設定的目標替代率為止；對于即將退休和將來退休的職工，嚴格遵照新制度規定的工資替代率。

3.漸進提高退休年齡

因為p為總退休人口數與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收入的乘積，提高退休年齡，會減少制度內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使p下降，同時有更多的在職人口從事經濟生產，提高gnp，一減一增，使c下降明顯。然而，這只是理論上的理想狀態，因為退休年齡的提高而增加的勞動人口不一定會被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所吸納，特別是我國長期處于勞動力資源比較富裕、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態，因而，在理論上具有極高價值的路徑選擇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中卻遭到了冷遇，我國在全國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20多歲的情況下，依然延續著20世紀50年代初作出的關于退休年齡的規定，這顯然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有著極為不利的影響，也大大增加了社會養老的負擔。

第8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職業年金 事業單位 養老保險改革

中圖分類號：G46 文獻標識碼：A

一、職業年金概念

職業年金（occupational pension）又稱“職業養老金”，是事業單位在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外，按照國家政策指導，依據本單位實際情況建立的一種養老保障制度。它既不是社會保險，也不是商業保險，而是一項單位福利制度。具有自愿參加、風險共擔、市場運營、國家免稅等特點。

二、職業年金建立的理論基礎及應用

在職業年金相關理論中，養老保障多支柱理論影響最大、最具實踐意義，它是世界銀行提出并逐步演化而成的。由政府管理的養老制度是第一支柱，具有強制性和非積累制的特點;個人賬戶積累制的養老制度是第二支柱，由市場進行管理;自愿性養老儲蓄是第三支柱。

三支柱理論提出后，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進行了大量實踐探索。美國由基本社會保險、職業年金、個人儲蓄型退休計劃構成的三支柱架構十分清晰;英國由涵蓋社會各階層的國家基本養老金、法定補充養老金和自愿性養老儲蓄構成的三支柱體系。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國還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單支柱的養老保障模式。

三、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推進的難點

2014年10月，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結束我國近60年的退養制度。這次改革標志著我國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由“全覆蓋”向“公平可持續”轉變，在改革推進過程中存在以下難點。

1.觀念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特殊歷史時期，事業單位和企業的養老保險改革無法同步進行，一直采用“制”進行管理。養老保險改革過程中，事業單位職工往往認為其像“包袱”一樣，被國家“甩”向社會，產生強烈抵觸情緒。同時，職業年金等補充養老保險，還處在建立運行初期，不少人對其還缺乏全面深入了解和認識，在思想上還存在顧慮。

2.退休待遇問題。養老金也稱退休金、退休費，是一種最主要的養老保障待遇。由于政府管理的現收現付制，受經濟波動和政府財政收支情況影響較大，我國企業職工退休金替代率僅為50%左右，養老保險改革，如何提高事業單位職工退休金替代率，確保事業單位退休職工收入水平不降低，完成“中人”合理過渡銜接，成為改革推進過程中的難點問題。

3.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問題。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初步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等保障體系，但從總體上看，不同類型的制度在保障機制、保障范圍和保障程度、待遇水平上還存在較大差異。如何克服制度體系的“碎片化”特征，統籌協調，完善保障體系的多支柱、多層次發展成為改革的難點問題。

四、職業年金制度對推動養老保險改革的意義

1.有利于保障和提高職工養老金待遇。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方案出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改革前，事業單位職工由于擔心養老金替代率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提前退休”熱議，在制度設計上，職業年金作補充養老保險，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事業單位通過建立職業年金，形成由基本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職業年金構成的養老保障模式，為整個社會公平穩定發揮作用。

2.有利于實現養老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面對全球人口老齡化加劇，各國現收現付制的基本養老保險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職業年金依靠長期實帳積累和穩健的投資運作，以基金方式進入到經濟市場，由收益較好的基金公司精心經營和管理，實現基金的優化配置，實現與基本養老保險相互協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系統性風險和財政壓力，促進養老保障制度的持續發展。

3.有利于建立和發展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根據養老保障多支柱理論，要建立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必須在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建立科學有效的補充養老保險制度，這在很多國家都進行了很好的理論和實踐驗證。建立和發展職業年金制度，對促進我國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雙軌制”并軌，縮小因退養制度帶來的差異，建立和完善統一協調的多層次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職業年金制度，作為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轉變觀念、保障和提高職工養老金待遇、建立和發展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等方面，對推動我國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第9篇：退休金改革方案范文

論文內容提要:養老保障與住房保障整合發展是指以居民的社會保障需求為中心進行政策調整，形成一體化的解決方案，使人們對養老和住房的需求得到同時滿足;整合各種社會資源來完善養老保障和住房保障，使兩者實現良性互動，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產生“1十1 > 2”，的整體效應。

長期以來，我國城鎮住房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工作相互之間是完全獨立進行的。這種“獨立性”既體現在具體工作中，也體現在方案設計上。然而兩項改革雖然任務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存在著共性之處，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方案與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方案中關于職工個人自我保障的有關制度設計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融通使用住房公積金和養老金個人賬戶資金，重新整合社會保障資源，把住房當作重要的養老資源，既可以提高職工個人保障資金安排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減輕兩項改革所要求的資金負擔。通過這樣一種整合，可以使住房和養老兩大難題同時得到解決，這對確保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有重要的意義。

一、養老保障和住房保障整合發展的必要性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世界各國都在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中國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國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這無疑是中國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本國國情、歷史、文化傳統而進行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創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與制度設計初衷相違背的情況。例如，出現了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同時，養老保險的覆蓋面窄，名義替代率高，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中的補充層次成效甚微，而且家庭保障功能日益弱化，使得老年人生活水平下降。而與此同時，1998年國家開始推行住房體制改革，停止住房實物分配，以住房商品化為目標，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這無疑也加重了年青人的負擔。此外，高等教育收費制度的改革，以及由于社會競爭日益激烈所引發的人們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高度重視，教育支出在家庭經濟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養老、購房、子女教育費用已成為壓在在職職工身上的“三座大山”，他們無奈之下只能減少當前消費來增加儲蓄，直接導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我們需要打破已有的改革思路進行制度創新，將兩者進行整合來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國外養老和住房相結合的經驗借鑒

(一)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強制性地規定雇主和雇員將收人的一部分上繳給中央公積金局，通過建立中央公積金制度來為每一個雇員提供全面的社會福利保障。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始建于1955年7月，建立這一制度的初衷是為年邁退休的雇員提供養老金。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公積金的用途已擴大到了住房、保健、投資和教育等多個方面，中央公積金制度也從單純的為退休人員提供生活保障的強制性儲蓄計劃演變成一項全面的社會福利保障儲蓄計劃。根據《新加坡中央公積金法》規定:凡在新加坡有薪金收人的人，必須在每月發薪后14天內與其雇主按相應比例繳納公積金，其中雇主交16%，雇員交20 %。公積金局將雇主和雇員當月繳納的公積金根據其年齡結構和對公積金的需求確定三個戶頭的分配比例。其中一半以上的中央公積金用于雇員購買住房，其余的用于養老、醫療等項目。所有參加公積金的雇員都是公積金的會員，會員可以使用公積金的50%作為購房首付款，其余部分可以通過購房長期貸款，分期償還購買的住房。公積金的存款利息通常由市場利率決定，原則上略高于銀行的平均利息，而貸款利率一般比商業銀行低1個百分點左右。

綜上所述，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是由政府實施的一項旨在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安定、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強制性儲蓄制度，保障范圍從最初的養老逐步向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拓展。在不影響養老金積累的情況下，滿足了雇員多種保障需要。對雇員來說，公積金不再是一筆由政府控制，只能用于老年生活保障的“死錢”，而是一筆屬于自己的資產，雇員可以根據個人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需要，將其投資于住房、教育等合理安排資金，提高公積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公積金的存儲利率和投資收益都比較高，為雇員的養老積累了充足的資金，可以很好地保障雇員退休后的生活。

(二)美國的住房反向抵押貸款

根據美國住房調查數據顯示，1989年全美有1200萬個住房所有者為62歲以上的老人，其中70歲以上的住房所有者大約有80萬個，他們的房屋價值一般在10萬至20萬美元之間。雖然這些老人的房屋價值較高，但是有一部分老人的年收人卻在3萬美元以下，導致了大量的“房子富翁，現金窮人”，為了提高這些低收人老人的生活水平，必須運用金融手段，盤活住房這筆巨大的不動產來增加老人的收人現金流。于是，“反向抵押貸款”便應運而生，并逐漸成為許多老年住房所有者的理想金融理財產品。雖然反向抵押貸款目前僅占美國住房抵押市場的極小份額，但發展速度很快，據政府統計，1989年至1999年，各金融機構共融資了近10億美元的反向抵押貸款，到了2002年，這一數字翻了一番。美國最大的反向抵押貸款發行方之一富國銀行房屋貸款中心預測，反向抵押貸款總額將會以每年20%的速度快速增長，到2015年將達到237億美元。

反向抵押貸款是指個人以自有完全產權的房屋作為抵押，以定期或不定期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用于個人生活和其他開支的一種金融產品。貸款后借款人對抵押房屋繼續擁有居住權，借款人可以選擇在死亡之前通過出售房產或其他資金來源還本付息，或選擇死亡之后將房屋的所有權轉給金融機構。若約定借款人死亡后其房產歸金融機構所有，則借款人在其有生之年不需要給付任何還款和利息。這種貸款適合于擁有個人房產的老年人，可實現以房養老。美國反向抵押貸款主要由三種形式:由聯邦住房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承保并在各州發行的房產權益轉換貸款(HECM)、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提供的房屋保留者貸款(Home Keep-er)及私人部門提供的“財務自由”( Financial Free-dom)高額反向抵押貸款，后者專門為凈值超過40萬美元的房屋提供反向抵押貸款。其中聯邦住房局有保險的住房反向貸款HECM是最主要的反向抵押貸款形式，占市場份額的95 % 。

三、養老保障和住房保障整合發展的思路

通過以上研究發現，養老和住房存在著一定的內在關聯性。首先，每個人都有養老和住房的需求，但是這種需求并不總是同時存在的，人在年輕時需要住房，而只有在退休時才需要養老金。其次，住房是一筆巨大的不動產，購買住房不只是消費，也是一筆重大的投資和儲蓄，通過住房價值的提前變現，可以盤活住房這筆巨大的不動產，將其轉化為養老資源。最后，養老保障和住房保障同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國家通過一定的政策措施確保“老有所養”和“居者有其屋”。社會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就是國家為解決居民的住房和養老需求而進行的強制性儲蓄積累。養老和住房存在著如此多的關聯性，那么，養老保障和住房保障制度的構建也應該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因此，筆者嘗試通過將兩者進行整合來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養老保障與住房保障整合是指以居民的社會保障需求為中心進行政策調整，形成一體化的解決方案，同時滿足人們對養老和住房的需求，整合各種社會資源以完善養老保障和住房保障，使兩者實現良性互動，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產生“1+1>2”的整體效應。在保證同等生活質量的前提下，盡量降低成本，或在消耗同等資源的條件下，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生活水平。

按照生命周期的不同，人們對于住房和養老金的需求是不同的。年輕時，要結婚生子，需要的僅僅是住房，而養老對年輕人來說還比較遙遠，所以，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首先應當幫助年輕人購買住房，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政府需要穩定房價，強制積累住房公積金，合理安排公積金的使用方向。只有通過綜合的政策協調，才能真正確保居者有其屋的目標。按照現行規定，職工一參加工作就要繳納養老保險費，而養老金是職工未來幾十年后才需要的。如果職工可以使用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和住房公積金個人賬戶的全部資金支付購房首付款，用日后積累的個人賬戶資金歸還住房公積金貸款，在沒有影響未來養老金積累的前提下，通過這種個人賬戶資源的合理配置可以大大減輕年輕職工的購房負擔，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同時也為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投資渠道，因為用養老金可以發放公積金貸款，收益率按照現行公積金貸款5年到30年期利率計算，可高達4.23%，遠遠高于其他投資渠道，并且投資風險小。這是養老保障與住房保障整合的第一步。 人到了退休年齡后，其需求就變成了住房和養老兩個方面，通過前半生的努力，房子已經有了，養老也有社會養老保險提供退休金，但是退休金要低于工作時的收人，可能會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而且隨著老年人肌體的衰老，醫療費用會急劇上升，加之很多人都有退休后出去旅游的愿望，以及老年人也需要日常的生活護理等等，這些都需要經濟的支持。如果僅憑借退休金是難以達到這些要求的。所以，需要多渠道籌集養老金。住房是家庭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能將老人死后剩余的住房價值提前變現，就可以極大地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而這絲毫不會影響到老年人現在的生活，只是通過一種金融手段盤活了住房這筆巨大的不動產，改變了老人“現金窮人，不動產富人”的狀況。這是養老保障與住房保障整合的第二步，即“以房養老”。養老保障與住房保障整合發展的總體設想如圖1所示:

按照整合發展模式的設計，個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擁有的住房產權可由圖2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