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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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摘要】金融抑制，直白說就是金融領域受到政府過多干預，導致金融發展受到抑制的現象。按照MBA智庫的說法，金融與經濟擁有辯證關系，相互制約的同時又相互促進。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但消極影響也十分明顯。本文結合中國的情況，探討了金融抑制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投的影響，發表了一些見解。

【關鍵詞】金融抑制；對外直投；發展中國家

金融抑制，直白說就是金融領域受到政府過多干預，導致金融發展受到抑制的現象。按照MBA智庫的說法，金融與經濟擁有辯證關系，相互制約的同時又相互促進。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處，但消極影響也十分明顯。

金融抑制

一、概述

對外直投的影響因素很復雜，從宏觀角度來說，可以拆分出多個因素，如人口結構、市場開放程度、經濟增長率等。研究者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投時提出了一個假說，金融抑制達到一定程度，可能會推動對外直投。因國內市場受控，金融抑制不利于國內投資者獲取更為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生產成本相對來說就會比較高。因而從逐利的角度來說，投資者顯然會選擇對外直投。

二、影響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利率管制、匯率管制、資本項目管制等金融抑制措施的最大影響就在于使市場中的資源配置機制存在漏洞，使資金成本和流向產生扭曲。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金融抑制下，經常賬戶順差的出現，會使一個發展中國家累積大量的外匯儲備，從中國的經驗看，內部經濟結構失衡，外部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為了對沖風險，只能大量買進外匯，形成龐大的外匯儲備，而對外直投的規模雖然近些年瘋狂膨脹，但是依然比不上龐大的外匯儲備，體現出對外直投的結構性失衡狀態。同時，中國對外直投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這是由于政策方面的傾斜，國有企業更有利于獲得銀行的支持，而國企多數以能源企業或是制造企業為主，使得對外投資過分集中于制造或是能源領域，使得投資領域出現失衡。

并且由于中國在亞洲屬于發展中國家中的新興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下，使得亞洲對外直投規模大增，并且從當前形式來看，“兩條線”“兩個圈”在發達國家的失敗，而一帶一路獲得了國際的廣泛認可。可表明，國內資本更愿意投資于同樣的發展中國家，而根源就是金融抑制，這會使成本降低。因此，中國大部分對外直投都投向亞洲或是非洲，體現出一種區域性失衡。當發展中國家經濟處于相對初級階段時，一般會作為被投資國，而處于相對高級階段的中國經濟來說，就會帶來結構性的失衡，促使對外直投的壯大。

中國金融改革和宏觀政策存在錯配，是造成中國企業融資成本越來越高、金融抑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必須配合與之相適應的宏觀政策。從國外市場的普遍情況看，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推進，利率必然是一個下行的過程，效果將更好；如果在緊縮貨幣政策下推行，社會的融資成本將經歷向上的過程。如果沒有較為寬松的貨幣供給，利率市場化這一正確的改革措施，可能會因為貨幣政策的不配套而達不到最優的效果，甚至南轅北轍，進一步加重金融抑制。這一過程中，金融制度改革和創新發展是改變金融抑制的治本之策，是會慢慢發生作用的良藥；而貨幣政策是水，在任何一個時期都不能缺或者斷。加快資本市場發展也是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的有效方法之一。銀行信貸限于目前的監管政策，絕大部分投向傳統行業企業，在國家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這些未來經濟活力的搖籃應當通過資本市場進行更有效的資源配置。而要煥發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活力，必須要恢復一個繁榮的資本市場。

金融業發展不應與實體經濟發展對立起來，前者應該對后者的發展起到良好、有效的服務作用，金融業發展當與實體經濟發展同步，二者應該是有機統一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安排應以最低的成本架起儲蓄與企業之間的橋梁，才能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由于金融扭曲在資本最充裕的國家造成了資本稀缺，資金有效供給不足，目前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平均已經達到兩位數。假定某民營企業經營中，扣除綜合稅費、人工及生產成本，未扣除資金成本的毛利率可能剛好在15%，而如果融資成本也正好是15%的話，企業就可能無法盈利，甚至出現虧損。

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失衡、功能不全，同時存在“金融抑制”，基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的重要性和避免其變為“空心”的防范風險的必要性，賈康建議，必須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模式換代升級，要全面推進金融改革，其間要以優化金融領域的制度供給、制度結構為龍頭，推動直接金融成長壯大、間接金融健全增效、金融產品多樣化，構建對各類需求“無縫覆蓋”的現代金融體系。

第2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四、結論和政策

第3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一、我國金融發展與制造業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變量定義與數據說明

金融市場發展規模指標：中國的金融體系是一個以銀行為主的體系，雖然近些年證券市場有所發展，但是銀行仍然占據著核心地位，中國有高儲蓄的特點，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許多文獻認為利用金融機構的存貸款總額可以基本反映金融資產水平。即： FIR=（D+L）/GDP其中，D、L分別代表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余額。因此本文選取FIR=（D+L）/GDP衡量中國金融深化程度。，同時采用FS=M2/GDP來反應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貨幣的滲透力和經濟調節功能。金融發展效率指標：這里本文采用儲蓄投資轉化率（FE）來衡量金融市場的效率，公式為FE = D/L其中。該指標越高，表明中國的投資市場越發達，金融效率越高，越能更好地促進該國的經濟增長。金融發展結構指標：本文將用證券市場的發展情況來衡量中國的金融市場結構。本文選用證券之和S（股票總市價+政府債券發行額+企業債券發行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公式為ZB=S/GDP。考慮到中國的證券化市場主要還是股票市場，所以本文也用股票的市價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金融市場的結構變化，股票市價總值用C表示，公式為CB=C/GDP， 反映了股票市場的規模。股票市價總值增長率越大，與GDP的比值也越高，那么證券市場越發達，規模也越大，即金融市場結構越完善。

國際貿易開放度指標：國際貿易開放度指標是反映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綜合性指標，它在數值上等于所選制造業27個行業的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用OPEN表示。該指標越高表明中國制造業對外貿易程度越高。

（二）平穩性檢驗

在處理某隨機時間序列數據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判斷數據的穩定性。如果直接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那么就會導致“偽回歸”現象，因此必須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將選用ADF檢驗法來判斷1993年-2013年所選數據指標的平穩性。

本文對該組序列進行了單位根檢驗，結果也發現他們是不平穩的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的原則是P值小于5%，則為通過檢驗，表示平穩，反之，則為不平穩。

為了消除異方差，本文對各自變量與因變量取自然對數，并且對他們進行一階差分。

通過圖1可以發現，該序列圍繞0值上下波動，雖然有升有降，但總是會回歸0值，所以該序列是平穩序列。為了進一步考察他們的平穩性，本文對取對后的一階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發現無論是自變量還是因變量都通過T-檢驗。

由表2可知，金融發展的五個指標與制造業對外貿易開放度之間是一階平穩的，即I（1）。序列通過平穩性檢驗后，我們需要考慮該序列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即金融發展五指標與制造業外貿規模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里只能判斷該組序列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前面已經檢驗發現FIR，FS，FE，ZB，CB，OPEN都是I（1）的，因此可以進一步進行協整分析。這里本文對這組數據一階差分后的新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見表3：

由Johanson檢驗知，該組時間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上，存在3個協整關系。所以DOPEN和DFIR，DFS，DFE，DZB，DCB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協整關系，就是DOPEN和DFIR，DFS，DFE，DZB，DCB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共同發展趨勢。也就是說，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以及金融發展結構的變化與制造業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共同發展趨勢。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前面已檢驗該組時間序列數據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但他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金融發展指標是否是造成制造業外貿水平擴大的原因，反過來制造業的對外貿易有沒有促進金融業的發展，這是接下來本文要重點考察的對象。

從表4可以看出，在滯后階數為2，顯著水平為5%的條件下，DFIR不是DOPEN的格蘭杰原因的概率相當小，也就是很大概率上認為DFIR是DOPEN 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說中國的貨幣化程度是造成制造業對外貿易出口增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廣義貨幣M2越多，增長越快，則制造業外貿規模越大。而相反，制造業外貿水平并不是中國貨幣化程度加深的原因。DFS不是DOPEN的原因的概率為0.01%，也不是說，有99.99%的概率認為中國金融機構的存貸款的增加促進了制造業外貿規模的發展。反之則不然。制造業的外貿增長并沒有多大程度上帶來金融機構存貸款的增加。金融效率與制造業外貿規模沒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見，中國金融效率的高低對制造業外貿并沒啥影響，而制造業外貿的增減對金融機構運行的效率也沒啥促進作用。證券市場的發展對制造業的外貿規模則有顯著的因果影響。可見，中國證券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對制造業外貿規模有著顯著的因果關系，股票市場越發達，制造業外貿規模越大、反之則不然。

二、實證結果與政策建議

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制造業外貿水平與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發展結構均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可以認為中國的貨幣化程度以及金融機構的存貸款與制造業的對外貿易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金融發展效率與制造業外貿之間有長期的影響關系；證券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會給制造業外貿帶來長期影響。

第4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銀監會的設立是中國銀行業監管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銀監會的設立將會對中國銀行的管理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新成立的銀監會將有其相應的監管重點和對策。

一、“銀監會”的設立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銀監會的成立將促進央行的獨立決策和銀行業監管的進一步專業化

銀監會設立前，我國實行的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而中國人民銀行兼具監管銀行和制定貨幣政策的雙重任務。從現實來看，央行擔任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又是銀行業監管者)的預期目標有可能發生沖突，央行有可能在調整利率和制定貨幣政策時，站在銀行業監管者的角度去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現在國有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運行脫節，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其在央行內部強大的政策影響力對某些改革的進行施加影響，這一點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上最為明顯。這樣既影響了央行的監管能力，又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揮。

目前，各國金融監管模式主要有四種模式：第一，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后，歐元區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中剝離出來。第二，英國、日本、瑞典、丹麥、澳大利亞將銀行、證券、保險監管等職能統一集中在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第三，美國由美聯儲作為傘式監管者，負責監管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保險則分別由其他監管部門分別監管。第四，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仍由中央銀行統一負責。但從總的趨勢看，越來越多的國家金融監管采用了與央行貨幣政策職能相分離的模式。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成立單獨的銀行監管機構，符合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也和國際上銀行監管發展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根據國際經驗，銀行業監管的分立與中央銀行的獨立往往同步進行。銀監會設立后，由于目標單一，銀監會將著重控制系統風險，進行更專業化的一體化監管，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有利于減少利益沖突、降低監管成本和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增強銀行業務的透明度、提高銀行監管績效、防范金融風險，并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而且，由于銀監會獨立承擔銀行業監管的職責，不可能通過貨幣發行來掩飾監管責任，只能依靠自身監管水平的提高，因而，從長期而言，銀監會的設立將有助于真正維護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中央銀行制度發展的客觀趨勢。例如，在美國，美聯儲只向國會負責，政府無權干涉，具有完全的獨立性：美國貨幣監理署則專事銀行監管，也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因此，銀行監管職能的剝離，意味著我國在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央行將專注于貨幣政策職能，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的利益，開闊視野，更多地著眼產業部門和實體經濟，從而有助于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長期穩定。

此外，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中央銀行為了更好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仍然擁有對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銀行開戶的金融機構必要的“檢查權’，這種權力來源于中央銀行與其交易對象金融機構之間的商業合同。中央銀行只根據場內外檢查和實地調研得到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宏觀的貨幣政策走向，而不對具體的金融機構承擔微觀的監管責任。這樣做，有利于中央銀行把握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金融市場的實際風險。

2．銀監會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貨幣決策和銀行監管的透明度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面對許多新情況，新問題。wto遵循的一個重要規則就是透明度原則，首先就是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謂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政策目標以及政策的法律，機構和經濟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責任范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提高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金融制度建設的重點。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央銀行履行問責義務的目的，而且是為了避免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誤解或不當解釋，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公眾對中央銀行的貨幣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透明度較低，難以適應加入wto的要求。

3．銀監會的成立有助于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金融業將面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我國，使國內金融市場形成新的經營格局——國內金融界的分業經營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并存。但是，目前外資銀行的經營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如多存少貸、轉移利潤，違規經營、使用非價格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等等。因此，這一格局在給我國金融業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更多的是帶來了挑戰，尤其是給我國的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大挑戰。

從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和投資范圍、資本充足率、資產負債比例、對關聯企業的貸款比例、流動性比例和各項準備金的情況都作了規定。但是，對外資銀行監督管理的規定仍較為原則和簡單，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銀行監管的手段和方法還停留在傳統的“經驗式”的管理階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為主，在監管內容和監管手段上仍處于合規性監管階段，主要是事后合規性檢查，缺乏預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檢查，風險監管處于起步階段，出現了重審批服務，輕監督管理的現象。例如，監管方式還停留在對會計報表的審核上，但一些外資銀行上報的報表卻不能完全反映其經營活動的真實情況，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個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監管參照系。對國際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結合的監管方法，我國還沒有加以引進和運用，導致監管水平低，無力制約外資銀行的違規操作。

銀監會設立后，將努力實現對外資銀行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的協調統一。合規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銀行執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情況所實施的監管。風險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程度、資產質量、流動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實施的監管。以前的監管者認為只要制定好市場游戲規劃，并確保市場參與者遵照執行，就能實現監管目標。因此，監管當局過去一直將監管重點放在合規性方面。但是，隨著銀行業的創新和變革，合規性監管的缺點不斷暴露，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銀監會將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以風險性監管為主題，改進和提高現場檢查的效能，同時充分借助社會審計力量，對有問題的外資銀行進行重點監管。在完善非現場監督體系方面，將謹慎原則和彈性原則結合起來，合規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結合起來，設置監管指導線和最低比率，包括資本充足性、流動性、大額風險、外匯風險等。并且在合規性監管的基礎上，加強風險監管。

二、銀行業監管對策

1．盡快制定和出臺有關金融法規，并與國際接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系

依法監管無論用何種形式監管，都必須有監管的依據，也就是各種法律、法規，而中國目前顯然多種金融法規缺位。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工作的開展將受到許多限制。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完善金融法規，促進金融監管與法律法規的協調統一。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應建立本系統內相應的實施細則，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解決當前金融監管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

2002年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總行先后頒布了《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等金融法規，這些金融法規充分體現了加入世貿組織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中外資金融機構平等競爭的基本原則。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還要進一步修訂，以達到確立監管架構、規范監管準則、統一監管標準的目標。對金融機構的任何處理、處罰，都要有確切的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制度依據。在監管工作中，要公正、公開、公平地處理監管中遇到的問題，做到依法監管，依法維護金融秩序。

2．盡快建立銀監會和央行之間的有效的協調機制

銀監會成立之后，將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職能，但央行依然是商業銀行最后的貸款人，同時，央行對商業銀行仍擁有檢查權。這就涉及到一個銀行協調成本的問題。

從國外實踐來看，在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金融監管局與財政部之間有一種三方小組會談機制，定期磋商，交換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銀行的職能由日本銀行擔任，金融監管的職能由日本金融廳執行。根據《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應金融廳長官的要求，日本銀行應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并允許金融廳職員查閱相關資料。在實際工作中，金融廳和日本銀行的職員實際上經常互換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此外，為了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雙方經常通過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安排。

從我國實際出發，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兩種職能分離以后，部門內目標沖突轉變為部門間沖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合作，防止部門間扯皮現象，減少磨擦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督管理體制中的一些關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監督管理體制與國家權力機構的關系、金融監管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從現實來看，獨立行使監管權力的證監會和保監會在決策時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門的影響，這使其獨立監管規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銀監會需要在體制上有所突破，盡量加強其監管獨立性。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關部門之間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

3．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承擔問題

隨著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金融的風險累積也越來越大，同時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也面臨著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必須盡快健全金融體制，特別是包括市場的退出機制，在此情況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顯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險制度是國際上銀行監管的通行做法，是維護存款人對銀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決銀行市場退出的有效措施。實行存款保險，可以使小金融機構在乎等的條件下和大型金融機構開展公平競爭，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小金融機構的支付困難，從而確保社會穩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儲戶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也可以真正與存款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確立商業性融資關系，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體制的健全和健康運行。

目前，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都通過加強存款保險機構的作用等方式來防范道德風險。我國應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這樣，中央銀行作為“最終貸款人”在提供救助資金時，就可以會同(或轉貸)存款保險機構來實現，通過存款保險機構所特有的約束機制來達到防范道德風險的目的。

4．解決遺留問題

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下一步應著重解決央行大區分行改革的遺留問題。大區分行改革從根本上打破了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級次同構、地方割據的原有格局，使金融監管中心與地區行政中心相脫離，地方政府對貨幣政策的干預明顯減弱，但是，在監管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如跨地域監管成本高昂、監管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配合等。為此，要從技術上的可行性及經濟上的可行性出發，對金融監管結構做適當的安排，使金融監管當局以最低成本實現既定的監管目標。要繼續完善監管機構內部管理體制，逐步建立日常監管制度、舉報查處制度、監管責任制度、信息溝通制度、檔案管理制度、報告報表制度等一系列內部制度，使各部門職責分明，高效完成工作任務，要繼續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合作，使監管工作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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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閻冶軍：“論我國中央銀行監管職能的有效發揮與完善”，《甘肅金融》，2002年第10期。

3．王延春王銳：“金融辦呈破竹之勢暗含銀監會未來的‘雛形’”，《經濟觀察報》，2003年1月12日。

第5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金融危機；影響；政策

處于世界金融危機陰霾中，對外貿易企業稍有不慎將會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甚至破產。然而，危機的“危”雖然表現出危險的信號，但是危機也蘊含著很多機遇，這將是經濟復蘇、企業起死回生的重大轉機。在金融危機中如何趨利避害，主要在于如何聰明、冷靜應對。本文就金融危機對我國貿易企業的不利影響，結合對外貿易企業現狀，提出個人看法及應對措施。

一、世界金融危機對對外貿易企業的不利影響

世界金融危機對對外貿易企業的沖擊尤為巨大，雖然形勢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很艱巨。目前經濟形勢下，通貨膨脹引起企業的原材料成本上漲，效益降低，造成運營困難。在2008年隨著鋼材，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帶動了一系列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對外貿易企業的生產成本驟然上升，使對外貿易企業以前的盈利模式受到嚴峻挑戰。然而由于對外貿易企業的市場議價能力不足，在成本日益上漲的形勢下難以增加產品價格導致利潤被大幅度縮小。在世界金融危機中，江浙、廣東等地區影響尤為嚴重。根據廣東統計局對280家對外貿易企業的抽樣調查數據得知：“在很多引起企業資金緊張的因素中，原材料大幅度增長所占比例最大，達到了74%。”另外，新《勞動合同法》后，企業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和稅收政策的改革政策，使得對外貿易企業經營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形勢；國外經濟嚴重受創，美國等歐美國家經濟形勢不穩定，造成對外貿易企業不敢貿然接收訂單；國內消費者迫于通貨膨脹的經濟形勢，消費萎靡，消費額度較小；銀行等金融機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敢輕易地支援對外貿易企業。這些企業面對原材料成本上漲，出口訂單額的下降或國內市場需求較小的形勢下，又需要面對資金不足，這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很多對外貿易企業迫于形勢只能關停或破產。

二、當前對外貿易企業經營現狀

1.技術創新“不給力”，產品附加值是“短板”。對外貿易企業中民營企業數占絕大部分.企業運營的根本目的在于取得最大化利潤，經營模式不健全，資金短缺，導致對外貿易企業對產品更新、升級等研究投入不足，也缺少有效地激勵機制。所以，出口產品不具有個性及特色，就好比川菜缺少給人刺激的辣椒一樣，失去了特色，必然會在餐飲行業漸漸失去市場，長期以往就會慢慢地被擠出市場。川菜的“辣椒”就是個性，就是致勝法寶，若沒有了它，即便是憑借價格優勢搶占市場，嚴重壓縮利潤，也會被市場所淘汰。科學迅速發展的今天，隨著工業化、信息化的不斷發展，各大企業之間產品同質化越來越嚴重，消費者對產品的視覺美感以及功能多樣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就要求企業必須不斷創新。創新是企業生存發展之本，是企業穩定發展的支撐，特別是對于資源匱乏的小型對外貿易企業來說，有了創新才有了競爭的實力，也才擁有了市場。

2.工資造成成本上升。根據有關權威調查機構統計數據分析得知，目前對外貿易企業運營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根據企業經營人員選擇比重高低排在最前面的是“人工成本上漲”和“原材料成本上漲”。

對于對外貿易企業成本影響最大的三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力工資。尤其是在新的《勞動合同法》以及實施嚴格的最低工資標準后，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已成定數。

有關研究分析得知，工資的增長對于勞動人員來說，是對勞動者收入偏低的一種補充，是對外貿易企業穩定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需要看到，我國產業升級緩慢。制造業附加值較低的形勢下，工資增長直接加重了企業的成本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企業的利潤。所以，工資上漲要求對外貿易企業擯棄以前依賴勞動力低成本的發展模式，積極轉型升級，實行發展模式，才能將壓力轉化為動力。

3.外貿發展模式受到挑戰。世界金融危機出現以來，對外貿易企業長期實行“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性發展模式逐漸被淘汰。由于訂單數量的驟然下降，我國對外貿易企業紛紛陷入停產甚至破產的困局。根據我國統計局統計分析，2008年江浙一帶破產的企業高達4萬家，全國大約有10多萬對外貿易企業相繼破產，危機造成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進入了艱難發展時期。嚴峻的經濟形勢不僅影響了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造成企業破產，引起失業率大幅上升，使得我國社會不安全性、不穩定性因素增加。這導致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長期實行的“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受到挑戰。

三、融危機形勢下，中國發展對外貿易的政策決策

1.加快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世界金融危機社會背景下，我國重要出口市場需求減少，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越演越烈，我國對外貿易企業發展步步艱辛。在這樣的形勢下，促進自由貿易區構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當前，我國分別在2005年、2008年與智利和新西蘭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加入了《曼谷協議》，與巴基斯坦簽訂了《中國與巴基斯坦優惠貿易安排》。我國還積極拓展了自由貿易區建設發展空間，進一步實施只有貿易區戰略，其構建核心是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在能源、技術、勞務、金融、投資、交通物流等方面達成共識，共同開拓自由貿易區，從而有力地促進我國及其他國家經濟復蘇，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另外，我國積極促進中國―臺灣自由貿易區的構建，推動兩岸經濟合作。

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我國依然堅定不移地走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在實行出口市場多元化發展模式的同時，還需要堅持“走出去”發展策略。我國具有豐富的外匯儲備，最好拓展對外投資，激勵實力較強的對外貿易企業加大對外投資，降低貿易壁壘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發展我國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同時，我國應加大對能源領域的投資，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因此我國使用各種手段拓展進口渠道，增加能源進口，確保我國經濟穩定持續發展。

3.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于勞動力和信貸成本、稅收方面，我國政府積極頒布了更加有利的政策。首先對于貨幣方面，進一步擴大對出口企業的信貸資金，尤其特別進一步強調要重視對中小企業和小型企業的貸款，為對外貿易企業創造了較好的外部環境。對于出口退稅，國家通過鼓勵高新產品而調高了退稅率，反之，為了淘汰耗能產品而降低甚至取消這些產品的退稅率。這樣既鼓勵企業創新高附加值產品同時又淘汰了耗能產品，這也是國家財政政策對外貿企業的支持。另外，除了充分運用貨幣政策外，我國還加大對財政政策的力度，刺激內需，拉動消費，確保國內經濟穩定持續發展，這也是對外貿企業營造好出口環境。

四、我國對外貿易經濟呈現出回暖發展趨勢

2008年我國一般貿易出口持續增長，制造業貿易則驟然下降。根據有關權威統計數據得知，我國一般貿易的出口額為6732.45億美元，相比2007年增長23%，相比2007年，增速下降了6.5個百分點；制造業貿易出口6541.32，增長8.2%，相比于2007年大幅下降10.3個百分點。一般貿易占總出口貿易的比例相比以前增長了2.1個百分點，制造業貿易總出口比例比去年下降了3.5個百分點。到了2009年，我國一般貿易和制造業貿易出口均大幅下降，并且一般貿易降低速度超過了制造業貿易下降幅度。1月我國一般貿易出口3894億美元，同比下降25.6個百分點；制造業貿易出口4121億美元，同比下降19.5個百分點。一般貿易出口降幅逐漸增大，制造業貿易幅度縮小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產品以機電為主，產業鏈較短，在金融危機出現初期受到的影響較大。到了2009年6月份，外部需求情境逐漸改善，訂單越來越多，制造業貿易出口明顯回升。

總之，最近幾年，國內國外貿易環境比金融危機之初有所改善，我國的對外貿易形勢逐漸好轉，但依然需要確保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堅定不移地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國外主要經濟市場需求仍不旺盛，我國經濟自主增長強度也仍不夠，一些對外貿易企業經營還很艱難，產品過剩的現象尤為突出，經濟結構調整還需進一步深入，一些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效益還未發揮作用，而關于長遠的政策還有待時間的考驗。所以宏遠經濟政策的導向性不能轉變。必須確保經濟穩定發展與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與此同時，作為外貿企業自身一定要努力挖掘潛力，創新產品，同時要盡力開源節流，努力降低產品出口成本，提高產品出口競爭力。只有這樣才使得我國對外貿易企業在世界金融危機陰霾中奮勇前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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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藍美麗，言英杰，朱啟榮.加工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J].商品與質量，2010（S8）

[3]關溪媛.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及對策淺析[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9（02）

[4]吳燦，許健，佟仁城.金融危機通過對外貿易渠道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分析[J].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10（16）

[5]王小寧.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發展的影響及對策分析[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4）

第6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224；F75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2.4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2-117-03

一、引言

自20世紀60年代起，國際上已開始盛行外匯儲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對外匯儲備的影響（或決定）因素、最優外匯儲備規模做了大量的研究，奠定了外匯儲備決定的理論和實踐基礎。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慘遭劫難，而新加坡、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卻因持有較大量的外匯儲備，而使其在危機期間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這無疑再度增加了人們對外匯儲備問題的關注。而最近，由于受到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美國多次量化寬松政策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影響，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問題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從1994年中國實行外匯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迅速擴大。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步加深，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連續多年保持經常項目及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外匯儲備也隨之增長。作為一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儲備是把雙刃劍，充足的外匯儲備有利于一國外匯收支的調節，穩定匯率，增強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同時對國家信用的增強等也具有積極作用，是一國經濟平穩發展的基本保障因素之一。但是過度的外匯儲備會提高國家持有資金的成本，加大外匯儲備管理難度，降低資金使用效益，影響貨幣政策運行效果，甚至會導致貿易摩擦的發生，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要能從多角度客觀地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將外匯儲備控制在適度規模，同時，加強對外匯儲備的管理和合理利用，以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

二、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影響的計量分析

（一）指標選取――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已有研究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了以下指標：

1.國家規模。一般而言，反映一國國家規模的變量可以從經濟規模的角度來設定，也可以從人口規模的角度來考慮，或者兩者兼顧。在此，考慮到其他因素，如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經濟規模。同時，雖然從絕對量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如果同時考慮到人口因素的話，中國外匯儲備的人均持有量在全球排名則相對靠后。因此，以人口規模來表示國家規模。通常認為，人口越多，對外匯儲備的需求量越大。

2.國內生產總值。在選取變量時，通常用一國國內生產總值來代表該國經濟發展水平。若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則該國越容易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向外國政府、企業甚至個人進行直接、間接融資，或者通過改變出口結構獲取外匯。一般認為，一國外匯儲備規模與其國內生產總值呈正相關關系。

3.匯率。理論界認為，一國外匯儲備量與其匯率變動是息息相關的。若人民幣匯率上升，為穩定匯率，央行可能會通過向外匯市場投放本幣，收回外匯來進行干預。同時，鑒于我國目前實行意愿結售匯制，若人民幣升值預期上升，居民和企業售匯意愿下降，結匯意愿上升，另外，國際套利資金也會隨之流入。

4.經常項目收支差額。一方面，出口創匯對于一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對于外國商品和服務進口的資金主要也來源于外匯儲備，所以，經常項目的收支順差必然會造成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大。

5.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數據可知，自1999年以來，我國的資本和金融項目一直處于順差狀態，且呈增長趨勢。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經濟實力的增強，對一些資本項目的管制也在逐步取消和放松。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逐步開放，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外匯儲備量的增長提供了動力。

6.利用外資情況。在此，主要利用實際使用外資的數據來代表利用外資的情況，主要包含對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資、外商其他投資額三個部分。由于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支持，對外資的利用也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做出了較大貢獻。

7.外匯儲備量。本文用外匯儲備量的年度數據作為被解釋變量來衡量我國外匯儲備規模。

（二）計量分析思路及其結果

根據“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思想，先將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全部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根據回歸的結果逐步剔除一些不顯著的變量，最后根據“擬合優度”、D.W值、赤池信息值（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施瓦茨信息值（SC，Schwarz Criterion）作為標準，選取合適的回歸方程作為外匯儲備的決定模型。分別以RE（reserve），POP（population），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EXC（exchange rate ），CA（current account），CAFA（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FF（foreign funds）代表外匯儲備存量、人口規模、國內生產總值、匯率（年平均價）、經常項目收支差額、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利用外資情況（實際使用外資額），以1999-2011年的數據為樣本，利用E-views7.2進行雙對數回歸，回歸結果見表1。

按照“一般到特殊”的原則，得到表1所示的四個回歸方程。方程1包含所有可能產生影響的變量（人口規模、國內生產總值、匯率、經常項目收支差額、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利用外資情況），根據p值，即顯著性水平，逐個刪除不顯著因素，同時比較D.W值、AIC值、SC值，最終得到方程4，包含三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經常項目收支差額、資本項目收支差額），且每個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顯著的。

（三）外匯儲備存量決定模型的分析

在方程4中，各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統計顯著的，調整的R2，即擬合優度約為0.998，表明解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經常項目收支差額、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很好地擬合了被解釋變量外匯儲備存量。D.W值約為1.74，較為接近2，表明不存在自相關，另外，AIC和SC也較為符合標準，所以基本可以認為方程4可以作為1999年以來中國外匯儲備持有量的決定模型，用數學形式表示如下：

lnRE=-9.22+1.31lnGDP+0.23lnBOT+0.09lnCAFAB

由上述回歸結果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經常項目收支差額、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均與外匯儲備存量呈正相關關系，即符合在變量選取時所做的假設。同時，這說明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國際收支差額是其外匯儲備規模的重要影響因素，即中國經濟的快速平穩發展、“雙順差”的加劇是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主要源泉。

（四）其他不顯著因素的分析

在前面計量回歸的過程中，最初設定的其他三個可能因素人口規模（POP）、匯率（EXC）、利用外資情況（FF）被逐步剔除。這三個因素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影響不顯著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國雖然人口基數較大，但自1982年3月13日計劃生育成為中國一項基本國策后，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因此，在回歸模型中，它對近幾年外匯儲備存量的影響不顯著也是可以理解的。（2）匯率決定了本幣和外幣的交換價格，因此它必然會對外匯儲備存量產生一定影響。我國匯率制度經歷了幾次大的調整，每次調整都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1993年我國外匯儲備量為211.99億美元，而1994年外匯儲備存量則增至516.20，增長率高達143.5%，這也足以說明匯率制度對外匯儲備的重要影響。但由于在本文中，筆者所選數據為1999-2011年，并未涉及1994年及其以前的數據，這也是導致匯率因素不顯著的重要原因。雖然我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致使外匯儲備規模與匯率變動不存在顯著的函數相關關系，但匯率確實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我國通過央行的干預，將人民幣的匯率變動控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而干預手段之一就是動用我國的外匯儲備在外匯市場上買進或賣出人民幣，以穩定人民幣幣值。目前，受到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打擊，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為盯住美元匯率，央行不斷從市場上買入美元，導致了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另外，人民幣的強勁升值預期也使得國際游資不斷涌入中國，同時，為降低匯率風險，進口商紛紛盡量縮短美元的持有時間，許多出口都提前結匯，進口則延遲付匯，這些都是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因此，雖然匯率變動與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無法顯示出有效的線性關系，但從定性的角度上看，它對外匯儲備規模的影響主要通過中國人民銀行為保證匯率穩定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等多方面的因素來間接實現。（3）本文中的變量FF（利用外資情況）主要包括對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資、外商其他投資三個方面，而變量CAFA（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也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等部分，以至于回歸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最終導致了變量FF（利用外資情況）的不顯著。但實際上，由于我國一系列招商引資政策的支持，對外資的利用與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文章前面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解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經常項目收支差額、資本和金融項目收支差額很好地擬合了被解釋變量外匯儲備存量，且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三個變量與外匯儲備存量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人口規模和實際利用外資額則可能因基數大、增速緩及存在多重共線性等原因并不對外匯儲備存量產生顯著影響。另外，根據模型檢驗結果，雖然匯率變動這個因素的影響也不顯著，但鑒于我國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以及央行為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干預行為等，匯率制度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影響仍舊是不容忽視的。

根據實證分析的結論可知，“雙順差”是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所以，首先，考慮我國現階段的具體情況，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組合和搭配來調節國際收支失衡對于將我國外匯儲備控制在適度規模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就匯率而言，中國政府應進一步促進匯率制度的改革。從長遠看，貨幣當局應逐漸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適度增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以降低央行被動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同時也減輕因調節外匯儲備而投放基礎貨幣所形成巨大的通脹壓力，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自和靈活性。再次，可以通過建立相關戰略發展基金，將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能源儲備，以保證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及一定基礎上的收益性。最后，加強對外匯儲備管理的監管，努力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管理信息的透明度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外匯儲備規模。

參考文獻：

[1] 古扎拉蒂.計量經濟學（中文版）[J].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第7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互利共贏；對外開放；內涵；經濟體系

一、中國互利共贏對外開放戰略的內涵

1、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開放與發展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的關系。發展是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主題，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基礎，開放則是國家進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是順應經濟國際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規律。發展離不開開放作為前提，開放為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條件支撐。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整體。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要求我們在新的發展階段更加主動地適應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在實踐中不斷的摸索和完善，從起初單純的對外開放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再到互利共贏戰略的不斷演變，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環境和可持續動力，使本國經濟與國際經濟處于良好的協調狀態。

2、協調我國對外開放的收益與成本

我國經濟在近30年來的較快發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對外開放和大規模引進外資，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我國工業化開始的早，又是世界重要的生產制造基地，資源環境破壞嚴重，隨著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快速增長，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方面造成的損失也漸漸體現出來。

我國是人口大國，地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出口產品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低端的環節，附加值較低，產業鏈條較短，對外經濟依存度較高，我們在積極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和分享經濟全球化收益的同時，也面臨更多的經濟風險。目前我國存在的有出口無產業、有產業無技術、有技術無產權、有增長無效益的現象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要素在中國開放中獲得的收益小而成本大。

3、對外開放實現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的轉變

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核心在于“互利”，目標是為了實現“共贏”。伴隨國內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改革開放政策既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也要能夠適應國內外經濟變化的需求。開放初期，我國發展的絕大部分收益由外部要素獲得，雖然可以更大范圍內地進行資源合理配置，實現最優規模的效益，但由于對國際市場依賴度很高，受世界經濟環境的制約較大，往往容易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和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經濟發生了巨大改變，中國開放的新階段決定了對外開放的新要求。隨著整體產業水平的提高和投資競爭的加劇，一些跨國公司加快向中國轉移新技術，這時應抓住機遇鼓勵外資重點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優化外資結構，全面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中的地位，從單純強調數量增長的外向型經濟向質量與數量并重的開放型經濟轉變。

4、兼顧本國利益和他國利益

新世紀新階段，中央提出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僅僅是為了解決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的問題，同時也是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新挑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一次重大調整。從經濟方面來說，互利共贏戰略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從適應性開放階段向戰略性開放階段實現順利過渡。戰略性對外開放著眼于國家對外開放的戰略全局，從外向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剖析中國對外開放面臨的宏觀外部環境，并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整體利益考慮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在戰略性開放階段，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不是強調單一領域的經濟發展與開放業績的提升，而是著眼于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強調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在對外關系中，更加強調開放的可持續性，通過國際合作的手段，促成共同利益的實現，保障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可持續合作和發展。

二、中國實施互利共贏戰略的主要特點

1、從單向開放到雙向開放

以前說的開放，主要指的是與改革聯系在一起的"對外開放"，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國內經濟政策的一個方面。從十二大以來對外開放都主要是在經濟發展政策部分進行論述，主要內容是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強調的是如何引進技術、引進資金、引進先進的經驗、引進人才等等，主要是單向的由外向內的引進。十七大的報告不僅在經濟部分深入論述了作為經濟戰略的對外開放，還首次在外交戰略部分中提出了“開放戰略”，這是對“對外開放”戰略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這說明開放已經從開始時的立足于為國內服務的對外開放，向為國內服務與國際服務相結合發展，這也就是說現在的開放不再是單向的開放，而是雙向的開放，使開放戰略從國家發展戰略延伸為國際戰略，把開放戰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并重

金融開放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帶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收益，也同樣隱藏著風險和危害。新形勢下我國經融機構走向海外的最大挑戰不是來自對方，而是自己的能力、能量和發揮空間。開放和安全的關系，實際上是制度建設和我們金融安全的關系，這取決于制度怎樣建設與完善。因此面對國際市場，履行承諾的同時，也要逐步與國際規則和慣例相接軌，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開放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健全財務風險控制體系，建立規范有效的資本補充機制，配合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機制，從源頭上控制金融風險，為金融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三、中國互利共贏的突出問題

1、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

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市場化改革對金融穩定的要求越來迫切，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存在著運轉不靈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雖然金融領域市場競爭在不斷的擴大，但國家對金融資源仍有相當大的掌控權，國有壟斷程度很高。經濟改革的動力是金融體制改革，而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壟斷，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國家壟斷為主，破壞了競爭環境，浪費了生產資源，不僅不利于競爭機制的形成和完善，還造成經濟發展的失衡，大量耗費了人民積累起來的財富。通過開放金融市場，打破壟斷發展公平競爭，提高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水平和金融機構間的競爭程度，才能從根本上改善金融制度變遷的滯后性。

2、經濟對外開放的失衡

互利共贏的發展最根本出發點就是發展經濟利益，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在對外貿易上是處于內外失衡的狀態。經濟的內部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儲蓄和投資的失衡，及投資和消費出現的不協調；外部不平衡體現在經濟項目和資本項目持續雙順差，以及外匯儲備過多。外匯儲備本質上意味著擁有國際上可換取各種資產和資源的權利，而過多的的外匯儲備卻不利于國內貨幣經濟的穩定，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和國民福利水平的下降。中國銀行業的內外開放也出現不協調，對內開放明顯落后于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的單兵突進，易導致我國金融市場的失衡，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產生了不利影響。只有把握好經濟貿易的內外平衡，協調好內外開放，通過良好的制度和嚴格的監管來防范開放中的風險，才能降低金融風險，減輕對外貿易摩擦，使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協調發展。

3、國際區域經濟參與的缺乏

中國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面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雙重壓力，近年來，隨著知識經濟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區域經濟合作迎來了又一次的發展浪潮，我國在積極參與經濟合作的實踐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績，互補性與其它國家發展了經貿關系，推動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目前尚無一套清晰和立足于長遠需要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戰略和應對體制，總體上缺乏方向感和清晰的目標，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其次，我國參與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主要在現有的關系框架下展開的，沒有更多主動地去爭取尋找新的國家與地區的合作伙伴，在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中也因顧慮較多，沒有積極主動地爭取區域經濟組織的主導權，導致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程度較低。

4、外資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外資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有巨大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另外利用外資還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目前我國引進外資的數量逐年增加，但外資對我國經濟的推動作用卻越來越弱，特別是在外資的使用效率上，缺乏有效的實施措施和監督機制，各地為了追求引資數量，不惜給予外商過度稅收優惠政策，這種不平等的競爭不僅導致稅源流失，國家財政收入下降，而且降低了國內企業的凈產值和利潤率，不利于民族產業的發展。我國雖大力引進外國技術，但整體上吸收不到西方的先進思維理念和核心技術，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也主要采取內部交易方式，技術溢出的外部效應微弱，我國渴望從跨國公司學習尖端先進技術的結果并不理想。

5、發展導向型政府管理體制需要改進

發展導向型政府管理體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轉變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管理模式。以發展為導向的激勵機制，往往容易導致地區惡性競爭，不但使外資外貿的開放效益下降，同時也使得中國與國際貿易伙伴產生經貿摩擦，不利于構建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環境，因此，需要對發展導向型政府管理體制進行改革。要真正實現發展規劃的導向作用，首先要不斷的結合實際工作情況，對發展整體規劃進行適當調整完善，以確保政府的規劃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其次要設立相應的機構組織進行推進和督促，政府充分發揮宏觀調控，建設政府導向型的科技進步新機制，加強對企業成為科技進步主體的宏觀主導。

[參考文獻]

[1]帕斯卡爾·拉米，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回答記者訪問盛贊中國入世貢獻巨大.2011

[2]張幼文，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實力—以“新開放”看開放效益的評估方法【J】.國際經濟評論，2005

第8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東亞 美國 匯率制度 資本流動 金融制度

一、東亞的金融現狀

首先，從匯率制度來看，在金融危機前，東亞各國大多保持穩定的匯率政策，從泰國受到沖擊開始，泰國、印尼、韓國、新加坡等爆發危機的國家在政府干預未果的情況下，紛紛與美元脫鉤，放寬同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甚至放棄了對目標匯率的管理，實行完全自由的匯率浮動制度。危機過后，各國相繼調整了原有的匯率制度，除中國、文萊和馬來西亞外，東亞其他各國都選擇了不同程度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樣的匯率制實際上是一種單邊穩定匯率制度，這種脆弱的匯率機制使得地區合作承擔道德風險，造成了地區匯率的不穩定。一國只求單邊匯率穩定而不顧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系，往往通過貨幣貶值來提高對周邊國家的商品競爭力。受影響的國家很難區分貨幣貶值的國家是由于其國內宏觀基本面的不穩定而導致的匯率調整還是出于損人利己的目的使貨幣貶值,就可能會單方面采取相同措施，來抵消對本國的不利影響，從而導致地區競爭性的貨幣貶值。同時它們的匯率制實際上也是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從表1東亞部分國家貨幣名義幣值中美元所占的權重就可以表明。其中，權重最低的菲律賓比索也有77.9%，最高的印度尼西亞盾竟達142.3%。東亞實際釘住美元本位制具有一種偏離慣性。因為對這種事實上的釘住各國都沒有作出真實承諾，這種沒有承諾的事實上的匯率制度，一旦偏離釘住平價，就容易產生一種繼續偏離的動力，加劇匯率的波動。因為這種沒有承諾的美元制不像19世紀傳統的金本位體制那樣，承諾了一個長期的匯率平價。在金本位體制下，人們的匯率預期總是穩定的。東亞各國的金融體系脆弱，其貨幣容易受到外部投機的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匯率偏高較大，公眾的預期慣性就會加劇匯率的繼續偏離，容易導致貨幣金融危機。

資料來源：“The Economics of the Yen Block”, Kawai, M.(2002)

其次，從資本的流動來看，在經典的國際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的原因在于跨時生產的比較優勢(Obstfeld and Rogoff，1999)，取決于即期和未來消費偏好與兩國實際利率的對比狀況。由于發展中國家具有潛在的高經濟增長率和實際利率，但缺乏資本和技術要素,國際資本應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從國際收支賬戶看,表現為發展中國家的經常賬戶的逆差和資本賬戶的順差,這樣的資本流動才有助于全球經濟增長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常賬戶的逆差往往伴隨著資本賬戶的逆差和儲備的流失。東亞金融危機說明了保持經常賬戶順差和充足的儲備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和貨幣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東亞金融危機后，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在大幅度貶值和整頓國內金融結構的條件下，收窄了匯率波幅(Baig,2001)以低估的匯率保持經常賬戶的順差，穩定資本和外匯市場，吸引資本的回流，增加國際儲備。除日本、中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外，其他地區和國家經常項目都由危機前的赤字轉為危機后的盈余。于是，東亞的資本流動便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東亞國家既是資本輸出國又是資本輸入國。但其輸出的是追求相對安全的資本,而輸入的是追求風險利潤的資本。東亞主要是發展中的國家，這一資本流動格局,即由窮國承擔儲備責任，降低了全球福利，具有通貨緊縮傾向。但由于東亞實際上依舊是美元區（東亞新興經濟體多與美元掛鉤，而日本經濟深受美國經濟影響，因此東亞實際上依舊是美元區），美元區經濟規模超過世界經濟總規模的一半，而且是拉動世界經濟與外貿增長的最重要動力源,是維系國際金融穩定的基礎。但若打破這樣的平衡，那么整個世界經濟將陷于停滯，國際金融肯定會出現動蕩。

最后，金融全球化對東亞經濟提出了制度接軌的要求，然而這一要求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雖然東亞各經濟體為了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而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各種制度安排是相互聯系的,某一特定制度安排的變革，將引起其他相關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反之，如果其他相關制度安排變革的過程過于遲緩,或與該特定制度安排不相容，那么該制度安排的變革就會受阻、變形甚至完全失敗。東亞正是出現了這種情況，其結果是，不僅制度缺失，還出現了制度沖突。主要表現在：

1．金融自由化改革帶來的正式制度層面的放松管制與微觀層面和非正式制度層面的舊有因素產生矛盾。首先，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當局對金融部門的控制力度大大削弱。東亞各經濟體的政策當局在改革中仿效了發達國家放松管制的措施，卻沒有建立相應的審慎監管機制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這一制度缺失造成了金融機構資產質量的惡化。其次，雖然政府在正式制度層面放棄了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保護，但在非正式層面，由于政府與企業和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形成的互惠關系，人們仍然相信前者會對后者提供隱性擔保。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再次，在開放資本賬戶的情況下，缺乏有效的資本流動管理制度，從而難以有效遏制投機資本的大規模流動。

2．政府對企業控制的放松與企業對政府保護的依賴促使企業通過借入外債盲目擴大規模，最終導致短期外債累積。以往東亞各經濟體的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債務包括對外債務，受到當局比較嚴格的管理，借入外債與擴大出口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企業的資金需求可不必再依賴于由政府控制、分配的對外債務，而改為通過舉借短期外債資金的形式籌措，從而使國家對外債務與出口增長之間的連動關系出現了間隙，對外債務可以脫離出口創匯能力的限制而獨自膨脹。同時，政府在非正式層面上對企業的保護，在新的環境下，不僅降低了后者的風險意識，而且使企業產生這樣的幻覺：借入外債越多，企業規模越大，政府越會提供保護。企業的財務狀況就這樣趨于惡化，在微觀層面上破壞了經濟的穩定性。

3.僵化的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的要求產生矛盾。東亞各經濟體普遍采用實際匯率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這一制度很容易導致實際匯率偏離均衡水平，給經濟帶來危害。在資本大量流入，實際匯率上升，一方面抑制出口，增加經常賬戶赤字；另一方面又會給外匯市場帶來貶值壓力。東亞各經濟體提高利率、維持匯率的努力反過來又吸引了更多資本，形成惡性循環。這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二、東亞金融問題中的美國因素

首先，在匯率制度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體系成為“無體系的體系”。這一體系是一種仍由美元充當關鍵貨幣、美國充當實際主導力量的壟斷型市場體系，美元的穩定與否，是各國的國際儲備穩定的關鍵，使得儲備貨幣為美元的國家不能不受美國經濟政策的左右。在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不能不使美國以外的大多數國家陷入匯率制度選擇困境，無論它們選擇何種匯率制度，要么難以長期維系，要么不符合本國經濟的實際。東亞經濟體的匯率制度弊端就包含著美國的因素。

1. 東亞實際釘住美元制下，東亞各國與美國經濟的不同步性使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提高。東亞各國（地區）單一釘住美元，把美元作為名義錨（nominal anchor）可以更好地穩定國內價格水平，但是，也基本選擇了與美國保持一致的貨幣政策。

2．東亞實際釘住美元匯率制度與東亞對外貿易模式和結構不協調。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海外產業轉移，東亞地區形成了“從日本進口資金和資本品，向美國出口產品”特殊的“三角”對外貿易模式，也形成了“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國家-東盟-中國”的“雁型”對外貿易結構。東亞各國（地區）相互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以美國市場為目標的出口競爭關系，美元與日元的匯率變動，就直接影響到東亞各個國家（地區）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影響到出口貿易。“從日本進口資金和資本品，向美國出口產品”的對外貿易模式同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即它要求日元兌美元保持長期、穩定的貶值態勢，可事實上日元兌美元的匯率經常出現頻繁的、大幅度的波動。當日元對美元升值時，東亞其他經濟體的實際有效匯率就會下降，其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相對價格下降，出口競爭力提高，出口增加；當日元貶值時，其他經濟體的出口價格相對日本呈上升，出口競爭力減弱，引起經常賬戶逆差擴大，導致國際收支惡化。因此，日元兌美元匯率頻繁的、大幅度的波動，必然導致東亞各經濟體的出口出現大幅振蕩。

其次，在資本流動方面，從國際金融架構的角度觀察，資本流動對于美國經濟的意義日漸上升。美國民凈儲蓄在過去5年中不斷下降，因儲蓄不足,美國每年需要吸引大量的資金流入(約合每天吸引29億美元的資金流入才能彌補巨額經常項目赤字),這就產生了巨大的貿易和經常項目赤字。因此,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主要應該是減少支出、提高利率和稅收,以增加儲蓄和減少消費。但是，這可能使家庭破產增加、投資疲弱，引發美經濟衰退。考慮到當前經常項目收支的赤字和財政赤字，美國只能運用加息為主的政策工具刺激國際資本的回流。支撐這一體系的關鍵角色是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主要是東亞國家。這些國家依然把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它們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然后主要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使得國際資本得以回流到美國。其結果是：美國經常項目持續逆差，資本項目持續順差，美國外債不斷積累。

第三，東亞金融的制度缺失和沖突雖然主要是出東亞國家的現實情況造成的，然而國際流資的流動攻擊也進一步突出了這一缺陷。對沖基金是目前人們最耳熟能詳的一種國際投機資本的存在方式，它利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操作，對一國的匯市和股市產生巨大沖擊，成為金融市場穩定的最大威脅。其特點有：

1.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市場參與者資產負債表和有關金融市場風險特點及分布的透明度，使許多業務得不到真實的反映，金融管理部門也難以準確把握風險；

2．衍生金融工具隨機性強，組合能力強，以及交易商的趨利動機，導致新的衍生工具層出不窮。

3．衍生交易涉及面廣、影響力強，一旦某個衍生交易失敗，就有可能導致世界范圍內多為諾骨牌效應，出現國際金融危機。

目前美國1萬多只共同基金擁有近4萬億美元的資產，3000只對沖基金擁有4000億美元資產。它們調動巨額投機資本，先攻陷外匯市場，然后利用各個金融市場間的內在聯運性獲取驚人的投機利潤。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三、政策建議

首先，東亞各經濟體之間應積極參與區域貨幣金融合作，通過制度化的區域合作機制防范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隨著東亞各國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顯得日益重要。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開放經濟下各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搭配問題的研究,可以得出：在東亞各國守信、經濟穩定的條件下，開放大國實施松的貨幣政策與適度財政政策能極大地改善合作國的福利函數,增加潛在福利收益,取得較好的宏觀經濟效果；而開放小國實施松的財政政策與適度的貨幣政策能提高合作國的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具有微觀經濟正效應。因此東亞各國在制定其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戰略選擇。目前,東亞各國需要增加本國經濟政策的透明度，并定期進行磋商以協調彼此的宏觀經濟政策。

其次，東亞中的后發展國家，或遲或早都要實施金融開放，這不僅是由于它能帶來明確的收益以及各國間存在發展競爭關系，也是因為金融全球化作為不斷增強的市場力量，本身會不斷提高管制和封閉的邊際成本，降低其邊際效率，最終成為政策當局的必然選擇，但不可操之過急。

最后,在漸進式的金融開放同時，必須大力推進金融部門的制度變遷與制度建設，其中微觀層次即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制度變革應當是重中之重，因為它對穩健的金融運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金融市場日益開放的今天，面對國外金融行業的激烈競爭，要想獲得立足之地，一方面要鼓勵金融創新，完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要加強金融監管，有效規避金融風險，不給國際游資予可趁之機。

參考文獻：

（1）江涌 《“國際金融恐怖平衡”與美國的金融陷阱》 《現代國際關系》2005年第7期

（2）張偉偉、畢曉林 《芻議東亞面臨的總體經濟問題》 《學術交流》2005年第7期

（3）陳志昂、王義中 《基于金融脆弱性的發展中國家新重商主義――對東亞資本流動風險轉換特征的解釋》 《浙江學刊》 2005年第1期

（4）丁一兵 《金融全球化與東亞經濟的制度困境》《長白學刊》2004年第5期

第9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既要按照三中全會精神深化自身體制改革和轉型升級，更要配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下面，我就深化金融改革的“五個繼續推動”談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繼續推動債券市場一體化

近年來，我國債券市場得到了長足發展。截至2013年9月末，全國債券市場存量余額接近29萬億元，但債券市場不統一，發展不均衡問題仍較為突出。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需要通過推動債券市場一體化，發揮好“三大功能”。一是激發遴選金融創新功能。債券市場的統一，有利于更好發揮價格信號的需求表達和創新引領功能，既使同質同類金融需求通過標準化的產品和服務，得以公平對待和高效滿足；又使差別化、個性化金融創新脫穎而出，及時響應實體經濟的特色金融需求。二是約束優化資產負債表功能。債券市場等的統一，將拓寬金融機構優化資產負債表的市場空間。監管標準和尺度的統一，將有效約束“進表”、“出表”等監管套利行為。市場統一透明，“千萬雙眼睛盯著你”，將倒逼金融機構提高資產負債表的均衡性、科學性和可持續性。三是引導改善資源配置功能。債券市場的統一，將使同質性需求的定價更趨一致，差異性需求的溢價更加合理，進而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實體經濟中更具發展潛力和持續競爭力的領域。

二、繼續推動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

發揮好政府的作用，政策性金融是個重要抓手。我國城鄉居民儲蓄率高達51%，政策性金融債成本低、期限長，政策性金融發揮作用具有很大優勢。運用好這一優勢，要堅持“三個導向”。一是熨平周期波動導向。加大對那些政府該干、商業性金融不愿干的基礎性、長期性、公共性領域的支持力度，積極支持鐵路、公路、農田水利等重要基礎設施建設，為實施國家戰略、推動跨越式發展創造更好條件。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導向。先導進入新技術開發、新產業培育、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加快培育那些投資風險較大、商業性金融參與度較低的基礎領域，為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創造前提條件。三是推動改善民生導向。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資金支持，積極推進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建設。

三、繼續推動民間資本有序進入銀行業

銀監會一直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目前，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民間資本占比已由2002年的11%和19%，提高到42%和54%，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已超過88%，還有46家非銀機構由民間資本控股。為進一步回應社會呼聲，將加強“兩個引導”。一是引導民間資本助推銀行業改造。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放寬民間資本在處置城商行風險和高風險信用社中的持股比例；允許發展成熟、經營穩健的村鎮銀行，適當調整主發起行與其他股東資本比例。二是引導民間資本探索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按照三中全會“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精神，堅持“純民資發起、自愿承擔風險、承諾股東接受監管、實行有限牌照、訂立生前遺囑”等原則推進試點，探索合理、高效、可持續的治理與經營模式，為銀行業改革注入新活力。

四、繼續推動加快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三中全會專門提出，“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這不僅需要加強法律法規、支付清算體系、會計標準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還應特別加強銀行業信息系統建設，盡早做到“三個匹配”。一是與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模式相匹配。推廣使用手機銀行、網上銀行、電子錢包等高效率、低成本、廣覆蓋的服務方式，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提高服務精準度、滿意度，真正建立起“以人為本、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體系。二是與業務發展戰略相匹配。要平衡好業務發展速度、復雜程度、管控難度與系統支撐能力之間的關系，防止信息系統“小馬拉大車”，引發信息系統風險。還要加快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業務管理系統，把握發展主動權。三是與精細化管理轉型進程相比配。將信息系統建設作為流程再造、管理提升、服務轉型的驅動引擎，推動銀行流程化、自動化、智能化發展，提高決策能力、管理水平和風險防控能力。

另外，在金融領域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必須配套建好金融安全網。否則，金融機構退出市場的負外部性，將導致對優勝劣汰“投鼠忌器”，使得金融機構不僅“大而不能倒”，而且“小也不能倒”。

五、繼續推動提升銀行業對外開放水平

這些年來，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成效明顯。截至2013年9月末，20家中資銀行在海外5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近1100家機構，總資產超過1.2萬億美元，為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時，51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境內設立41家外資法人機構、92家外國銀行分行、920家營業性機構，完善了我國銀行業體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要重點推進“兩個增強”。一是增強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配套服務能力。支持中資銀行合理布局境外網點，增強銀行業統籌兩個市場、運用兩種資源的能力，幫助中資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開展資源和價值鏈整合。支持銀行業利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平臺，為全面深化銀行業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二是增強銀行業對外開放政策的頂層設計。研究新形勢下推進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總體政策框架，努力打造銀行業對外開放新格局。利用G20、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委員會等平臺，積極參與制定國際金融監管新標準，同時加強跨境監管合作，推動我國銀行業持續安全穩健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