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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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 改革 經濟制度

自80年代初，蘇聯在冷戰中由攻勢轉為守勢，其國內經濟開始衰落，直至停滯。但使各國吹響經濟體制改革的號角卻是“劇變”。在本文筆者不想探討東歐劇變的原因或是社會制度孰優孰劣的問題。只將劇變作為前提和背景。

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涉及方面廣泛，很難一下給出完美的說法。只能略談幾點，管中窺豹而已。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各國在改革時面對的都是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的程度和特點不同。要談論改革，就要弄明白舊經濟體制在制度變遷中對改革的不同影響。雖說改革前，蘇聯、東歐國家與中國都是“計劃經濟”，但兩者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人們現在經常強調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更深層次是的是經濟類型不同。一種是古來既有，希克斯稱為“命令經濟”的類型。這是農業時代的產物。他不需要“工業文明”，不需要“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不考慮“投入產出系數”，沒有嚴格的、數學基礎上的“計劃均衡概念”，沒有最優化原則，僅以人們的主觀意識，長官的個人需求或社會的某種道德激情來支配經濟。我國古代封建王朝時期這種體制非常發達。

另一種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理性、科學主義的基礎上的現代計劃經濟。上述“命令經濟”是一種無法“及時糾錯”的體制，除非舊的命令著退出，新一代命令者有可能改變。而現代計劃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無政府的，造成糾錯過程滯后并造成效率損失，這種狀態下生產是盲目的，必須經過市場的調整才能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因此相信數理邏輯的人們認為完全事先將一切計劃好，避免接觸市場后才發現的種種錯誤，通過計算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解。

這兩種經濟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有很大不同。命令經濟不僅不人道，缺乏效用生產效率，其“無法糾錯”的特性比計劃經濟更糟糕。計劃經濟在這方面有長處，起碼是“次優的選擇”。但反過來說，從命令經濟這種無序狀態走出來卻相對容易，而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卻容易產生無序變得一團糟。一般來說，命令經濟的改革較簡單，可以使用兩種方式：一是放棄命令，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就能實現過渡，二是使用更精確的數理模型制定更精確的計劃。這兩種方式，無論使用哪種付出的代價都較小。因為命令經濟本就是不科學非理性的，要撥亂反正，回復計劃或市場都很容易。

可是，對于有計劃經濟成分略多的國家來說，問題就有點復雜了。通過改善計劃，可以使計劃更精確周密，越來越吻合完善的數理模型。但是，在“完美計劃”上走得越遠，要回歸市場就越困難。使用數理模型計劃的越精確，整個經濟鏈條上就越環環相扣、緊密聯系，計劃一改變，整個經濟系統會受極大影響。

二、改革中的公平

這算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通常改革說的是兩方面的改革：一是公平，一是效率。現在看來，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效率方面，從人道的角度看沒有什么大的區別。而是否公平是人主觀的感覺。這里說的公平是指一種權力與義務的對等。一種體制把人束縛起來，同時又給人某種保護。如果體制所給與的束縛與保護是對應的，是平衡的，處于和諧狀態，那么這種體制就是“公平”的。要擺脫體制，就面臨擺脫束縛和失去保護。得到機會的同時也面臨著風險，這就是所謂“代價”。如果失去的保護多于擺脫的束縛，人們就會覺得權利義務失衡，會感覺“不公平”。

一些體制權利義務并不對等。或束縛多一些，或保護多一些。就“前計劃經濟國家”來說，對農民來說，中國、東南亞等國家對農民的束縛多一些。因此，在改革時，農民階級會成為急先鋒。蘇聯農民，在斯大林時期也受體制束縛很厲害。但蘇聯完成工業化后，開始反哺農民，1966年之后，全蘇農民開始享有工資、醫療和養老保險，他們受體制保護更多一些。這種時候改革就會遇到阻力，增加了轉軌的社會成本，降低了效率。對于那些失去保護多于擺脫束縛的人，就會感覺不公平。

總之，改革前中國的體制比蘇聯等國家更無效率，而中國對于農民束縛多于保護的體質更少公平。因此在改革前期受到的阻力較小。但這種效應是逐步減少的。

三、經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和穩定

邁向市場經濟，不僅僅是體制的改革。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走市場經濟就要建立市場競爭的制度。東歐國家建立這制度的過程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只要政府放棄一些權力，做市場的守門人就行了。價格自由化――開放物價，用市場規則取代計劃，是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產權私有化。公有制的國家，專向市場經濟，要解決產權的初始配置問題。為此，東歐搞了私有化，中國搞了產權明晰化。

第三，穩定經濟。改革前計劃經濟積累下的很多問題，在轉軌時都可能爆發出來。改革一開始就要糾正失衡的經濟，而治療的過程是個對癥下藥的過程。對于經濟嚴重失衡的國家，首要就是穩定經濟。

而東歐各國、俄羅斯在這三個問題上情況不太相同。

比如捷克，穩定化任務不大，在劇變之前，捷克經濟并無嚴重失衡，外債很少。但比起劇變前就搞過“市場社會主義”的波蘭、匈牙利來說，它體制僵化，自由化任務很艱巨。

波、匈兩國正相反。他們都經歷過市場化改革，計劃的束縛已大為減輕。但經濟狀況較差，急需穩定。

而俄羅斯這三方面都急需解決。俄羅斯通貨膨脹極其嚴重，這是前蘇聯的遺留問題，急需解決。另外，俄羅斯缺乏市場經濟的基礎，國有制比重也很大。改革的阻力不小。

四、總結：沒有理論的運動

東歐劇變之后，改變的不能僅僅是政局，隨著社會的劇烈震蕩，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極復雜牽扯極廣的事件。劇變之后，無論是政府首腦，還是普通百姓，無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經濟制度的轉變，既源于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改變，又反過來影響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百多年前，人們懷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帶著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進行社會制度改革的偉大嘗試，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國家。百多年后，雖然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但在我國卻是落地生花，相信這是事物發展的螺旋上升，而我們只需站在前人的足跡上，砥礪前行。

參考文獻

[1]金雁，秦暉.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第2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經濟轉型；經濟法；市場經濟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將中國的計劃經濟成功的轉型為市場經濟，隨著人們生活的富足和法律意識的增長，我國的經濟法日益在經濟轉型中占據重要地位。

一、中國經濟轉型和經濟法的相關概念

首先，需要明確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法的相關概念。我國經濟轉型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關于經濟轉型主要有這么幾種概念，一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二是由低級經濟形態轉向高級經濟形態，學界一般比較贊同第一種概念。但是在今日經濟轉型有了新的提法，即更要利用現代科技進步，促進傳統經濟轉變，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注重創新和高科技的發展。此時我國經濟法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70年代以前被稱之為傳統經濟法，70年代之后則被稱為現代經濟法。

二、中國經濟法的特殊之處

中國經濟法的特殊在于主要是由于中外不同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中國特殊的經濟法規定。西方的現代經濟所出現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過度的自由競爭而造成的高度壟斷，自身調節失靈不斷循環爆發經濟危機，從而嚴重干擾了經濟正常的發展，于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政府手段調節市場經濟。此時的經濟法是國家在面對市場問題使用強制政治手段來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西方的經濟法可以說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而中國在發展現代經濟時所出現的問題卻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中國經濟轉型中所出現的主要問題是政府前期出現的一些的行為破壞了經濟活動中的競爭秩序。所以，中國的經濟法在經濟轉型時所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是簡單參照西方經濟法所能夠解決的。中國由于改革時間比較短的原因，雖然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當中，當未達到一種成熟的高度階段。但之前一直在強調的是政府調節經濟、彌補市場經濟不足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小問題。所以，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經濟法應該是更注重促進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而不是去補充市場的調節的不足。經濟法最主要的作用應是調整市場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注重培養經濟法可以作為經濟活動可依之法，糾正人民固有印象中的人治思想，使人民能夠樹立法治的觀念，達到在經濟活動中遵守法規的效果。西方現代經濟法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而起作用的，而中國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方式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在其中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主導著經濟的發展。雖然與計劃經濟時代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公有制的特征未曾改變。而現代經濟法功能發揮的社會條件是政府盡量不干預經濟，只是起規范作用，而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不只是干預經濟，其本身往往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這就是我國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經濟法的獨特地位，這種獨特地位主要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較為薄弱，機制相較不完善，所以中國政府必須要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督、管理，提前預防不正當競爭等行為，以防傷害到我國市場經濟繼續的健康發展，以求建設起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平競爭、規范高效的市場經濟。

三、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法的作用

經濟法是通過法律規范政府和民眾的行為，彌補市場自身機制的缺陷，促進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來說，經濟法就是國家以法律手段強制規范經濟行為。我國雖然一直注重依法治國的方針策略，但是因為時間過短，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是欠缺，我國經濟的轉型時期由最開始的經濟法律不甚完備，到后來的對法律規制的重視、完善度不夠，都導致了經濟活動出現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現象，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經濟轉型時期，經濟法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規范經濟活動的不法行為，掃清經濟發展中的障礙。并且我國的經濟法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并沒有完全起到一個法律的主要功能，很多時候都被經濟政策所取代。經濟法作為一種部門法，具有一般法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種調整經濟活動的特別法，其產生根本目的之一是為了調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重要。堅持市場和政府兩個杠桿的調節，來保證市場經濟順利進行，可以處于健康有序的狀態，來指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同時，經濟法也矯正了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四、結束語

中國在確定了經濟轉型的方針政策之后，經濟法與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兩者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經濟法發展，其后，經濟法的反戰又通過對經濟活動中一些現實問題的關注來構建經濟活動的法律制度。我們需要明白，經濟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樣經濟法的創建、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對于現代化僅僅百年余的中國而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走。

參考文獻：

[1]徐秉暉.論經濟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法[D].西南政法大學,2009.

[2]朱律.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經濟法理念研究[D].浙江財經大學,2014.

[3]王倫剛.經濟轉型與中國經濟法理論的邏輯起點[D].西南財經大學,2004.

第3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合理地調配社會資源，同時利用市場機制實現經濟資源節約的一種體制，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我國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而傳統的會計工作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會計的職能和作用隨著市場經濟條件的確立得到了拓展和延伸，本文擬通過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作用的比較，來論述如何在市場經濟進一步發揮會計的作用。

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作用的比較

（一）計劃經濟時期會計的作用

1.為國家宏觀管理提供各項財務數據。在過去計劃經濟環境下，會計工作的主要任務僅為記賬、報賬、算賬，國家就依據其所提供的各種財務數據信息對經濟開展宏觀管理。在計劃經濟使其，國際通過企業提供的各項會計信息，來做出未來的發展計劃，調配國家的相關資源。

2.代表國家監督企業的各項經濟活動。在計劃經濟時期，會計是國家財政、計劃在企業中的延伸，其代表國家扮演著企業經濟活動監督人的角色。由于國家政府直接參與企業的各項經營事務，從而使會計工作成為國家監督企業各項經濟活動的工具。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新的作用

1.協調各方利益，為企業投資者提供決策信息。隨著市場經濟的規范化、投資者投資的理性化，當企業外部的利益關聯集團對企業進行投資或相關機構啟動對企業的信貸決策時，不僅注重查閱企業以前的經營信息，更注重查閱企業過去、現在、將來整個時間序列的財務信息。這一新的特點就要求財務會計不光要做到準確核算、真實報告企業以前的財務信息，還要承擔起科學預測、報告企業未來業績走向的職能，從而讓會計工作實現由重在業績報告向重在業績預測轉型。

2.統一標準，促進企業開展國際經濟交流。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企業也不斷與國際接軌，而在我國企業與國際上其他企業開展合作交流的過程中，財務信息的交流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塊，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我國對《會計法》和會計準則依據國際標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訂，從而加速了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通過統一核算標準，促進了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經濟交流。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作用的變化

1.代表國家行使監督職能已經弱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建立，企業已實現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舊體制下會計所代表國家扮演監督角色已沒有體制基礎。在這種環境下，會計工作可以提供相關信息，協調各方面利益，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內外相關利益團體，都更加關注會計工作。但會計工作自身的特點決定它是企業的“情報部門”，其工作的重點在于收集、整理、加工財務信息，為決策機關提供決策依據。會計部門并非是一個擁有決策權力的部門。因此，在經濟環境產生變化及外界強制力削弱時，會計的監督職能也隨之弱化。

2.會計核算由核算向預測決策轉化。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的會計職能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重在核算轉向重在預測和決策。會計在盡到核算職責之外，還要進行廣泛的市場調查，收集經濟環境信息。用科學的方法對收集到的信息進行分析整理，以此為依據科學預測市場供求與價格變化的走向，并制定出指導企業生產經營的相關方案。

三、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作用的策略

（一）繼續推進會計制度改革

目前我國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并以公有制為主要經濟成分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方針，根據這一政策方針，我國會計管理工作就要突破過去體制的限制，把從前國有企業制度下的會計工作管理逐步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工作管理，使會計管理走向全社會會計的管理。會計管理的這一轉變就意味著會計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及職能等各方面都要依據黨的十五大報告中的精神方針和市場經濟的要求做出相應的改變，因此，我國政府應繼續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大力推進會計制度的改革。

（二）實現會計工作手段的現代化

1.推進會計電算化。會計電算化是會計工作的現代化手段之一，我國政府需要大力加強這項事業的發展{1}。具體來說：一是指引會計電算化事業向正確方向健康發展，要做好發展規劃的制定工作；二是為實現會計電算化事業的規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我國政府應引導相關行業管理部門做好會計電算化管理制度的制定工作；三是為提高會計軟件的科學技術水平，要做好會計軟件市場的管理工作，要做好相關會計軟件的評定工作。

2.推進網絡會計的應用。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運用，促使會計電算化向會計網絡化演變。近年來我國網絡的普及率在迅速的提高，各種適用于財務會計管理的電子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等技術也在逐漸地成熟起來，這些都為網絡會計提供了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我國企業應順應會計發展的潮流，大力推進網絡會計的應用，實現會計工作手段的現代化，從而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不斷提高會計人員各方面素質

1.加強會計人員的專業素養。企業要努力建立和形成一個的良好的選人和用人的機制和環境，充分調動會計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然后要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方法對在職的會計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和在職教育，促進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能力的提高和發展。

2.提高會計人員的信息化水平。一方面，企業要加強會計工作人員的信息化水平的考核，將會計工作人員是否通過相應的會計電算化考核直接與員工的工資、職稱評審掛鉤，從而激發會計工作人員學習信息技術的動力。另一方面，企業要通過各種培訓來對會計工作人員開展定期的網絡技術和財務信息系統的培訓。

3.加強對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企業還要對會計人員進行思想覺悟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使他們熟知會計職業道德規范，促進他們思想道德素質的提升。具體來說，政府和企業應建立健全會計職業道德評價與監督機制，營造會計人員遵守職業道德的良好社會背景，對于企業來說要加強對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通過在崗教育、媒體和輿論宣傳來加強對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

四、結論與展望

總之，會計工作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基礎，我國政府應認識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的作用，順應會計工作發展需要，繼續推進會計制度的改革，推進管理會計的應用，并通過會計電算化和網絡會計來實現會計工作手段的現代化，通過加強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通過完善企業治理機構和加強對企業會計誠信的法律監管來促使企業加強會計誠信建設。

第4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高校畢業生；就業觀 影響和策略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隨著我國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完善，高校畢業生無可避免地受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嚴重影響，高校畢業生教育策略亦應隨之改變。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觀的影響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觀的正面影響

就業觀就是關于就業的觀點和看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觀點產生諸多積極影響。

（1）從經濟獨立意識的角度看，作為市場主體的各個經營者都是獨立的個體，彼此間具有平等的互不依賴的關系。獨立的主體地位是進人市場的先決條件，人才進入市場主體的情境亦然。人才的市場化也應該要求他們具有獨立意識。所以傳統的保守盲從和依賴他人的人才意識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獨立自主、開拓進取的精神差距很大。

（2）從市場競爭意識的角度看，競爭是市場資源配置的本質屬性。優勝劣汰機制成為人才進入市場的重要機制。因此市場需求瞬息萬變，市場主體機遇與挑戰并存、效益與風險同在，經營者必須為獲取最大經濟效益而努力拼搏，必須獨立擔負起抉擇風險。因而，經營者必須具備開拓進取、頑強拼搏等精神品質，必然摒棄與世無爭、自甘落后等因循守自娛自樂的觀念，樹立起良好的競爭意識。人才很好流入市場的要求是必須具備競爭意識。

（3）從市場功利的角度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無用處成為衡量和選擇事物、行為、關系、人才的唯一標準。對經營者有用、作用巨大，就會成為他們搶手的心頭肉，香餑餑。相反，人才則只能被無情閑置，甚至掙扎在饑餓線上，毫無價值。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觀的負面影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是不完善的，它對學生的就業價值取向必然存在許多消極的影響。

（1）市場經濟易形成不良社會交往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所奉行的是等價交換原則，這極易滲透到人際關系中，影響人才自然流入市場的過程。既講平等又重功利，使人際交往的對象、范圍及深度都打上功利主義的印記，這就會使學生的學習失去興趣選擇，難以全方位發展、再加上專業分科的細化，有些學生甚至喪失了必要的情感、理智需要等人文基礎。

（2）市場經濟易滲透不良價值觀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具有的趨利性、排他性等特點，容易引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風氣。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容易造成學生的生活信念危機。

（3）市場經濟導致的高校擴招增加了就業競爭壓力。普通高校自2003年擴招后，以前的“天之驕子”的高校畢業生心態已經被就業現實瓦解得支離破碎。再加上我國傳統的教育體制著重于知識的傳授，往往忽視了學生各方面素質的培養，很多高校的專業和課程設置大多沿襲以前計劃經濟時代的需求模式，相對于目前瞬息變化的社會情況，已經嚴重地滯后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市場對人才的需求。殘酷的現實，不得不逼迫高校畢業生在走向就業市場之前就已經完成做好失業心理選取。

（4）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惡化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環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的轉變客觀上惡化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環境。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高校畢業生就業觀的轉變歷程

有學者把這種轉變按照時間先后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畢業生有自己的理想，以社會為中心、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從黨的安排；第二階段是80年代中后期，高校畢業生們向以我為中心、個人利益高于一切傾斜；第三階段為90年初期，大多數學生的求職成才逐步到位，開始尋求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相結合，功利化傾向明顯；第四階段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大學高校畢業生門極力找到個人和社會最佳結合點，多元化、多層次，主動性、功利性增強。由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價值取向也隨之而改變。首先，高校畢業生就業價值取向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特征。如從高校畢業生對成才的設計上看：有的以學業為目標，有的以從事社會活動為目標，有的以出國留學、經商、賺錢為目標，有的對未來發展沒有目標，得過且過等。就業價值取向由“關注社會”轉向“關注自我”。由狂熱的虛幻的理想追求轉向求真務實的關注現實。其次，價值取向由“崇尚理想”轉向“注重實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過去許多天經地義的價值觀念受到懷疑和否定，價值規律得到重視，象征物質利益的金錢得到了正確的定位。高校畢業生的價值觀念更趨于務實，注重物質利益自然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必然追求。

不難看出目前高校畢業生在就業價值取向上由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追求遠大理想，為社會為他人做貢獻的價值訴求轉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就業價值選擇上出現的實用性和功利性傾向。從總體發展趨勢來看，目前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價值取向還是積極健康的。高校畢業生對“先就業，后擇業，再創業”的就業價值取向也能普遍予以認同和肯定，并能把個人的需要和國家社會的需要相銜接，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價值取向也在日益協調化、多元化、自主化、理性化和務實化。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高校畢業生就業教育策略

（一）加強就業指導

高校加強對畢業生就業指導是緊迫的。學校教育當本著轉變教育觀念，加強信息服務的原則去做好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服務工作。一方面，學校應把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指導教育貫穿在整個學習生活中，通過開展各種活動，切實可行的落實畢業生的職業生涯教育和規劃。另一方面，學校要教育畢業生從自身實際出發，響應國家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區和部門尋找自己的用武之地，要通過自己的勞動和艱苦努力來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狀態，獲得不斷發展的機會。讓畢業生充分認識人生的意義，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就業價值取向。同時還應用好多種渠道給高校畢業生提供及時有效準確的就業信息。

（二）轉變課程設置

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高校課程設置應面向市場，把學校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首先是積極主動地進行市場調研，根據市場需要設置專業，專業建設要突出針對性和實用性。通過專業設置市場化，讓學生在畢業就業時能及時地找到自己的專業位置.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其次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大力推進教學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比如“校廠結合”模式，讓理論與實踐、學校與企業、知識與技能、教室與車間、學生與崗位相結合。又比如教學方法的改變，大量增加案例教學，情景教學.提倡發現和探究教學。再如鼓勵、支持學生積極參加第二課堂、科技創新、技能大賽等各項活動，突出學生職業技能和實踐能力的訓練和培養，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此外，還要重視改革教學評價體系，注重多元化和形成性評價相結合。

（三）重視創業意識培養

要以創業帶動就業。高校教育決定性的一個理念就是培養自主創業精神。當前的高校畢業生 “先就業，后擇業，再創業”的取向對高校教育的啟示是要注重“先創業，后擇業，再就業”的培養取向。強調“先創業理念”的培養是破解市場經濟沖擊大學教育的關鍵一招。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就是徹底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就業價值取向，利用自身的知識、技能，以自籌資產獨立創業或以技術入股等方式參辦企業的方式就業。這是一種必然的時代潮流，所以培育高校畢業生的創業意識，為學生打好基礎知識，樹立創業理想，培養創業素質等是學校的根本任務。實踐中我們提倡高校畢業生創業，但是，不能誤導他們盲目創業、倉促創業。

總書記指出：“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 [5]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題，關注青年學生的健康成長，是學校的責任、國家的責任、社會的責任，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列寧.《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第1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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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欣.對當代高校畢業生就業價值取向的探析[J].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1.

[4]張伏力.淺談新形勢下本真德育價值取向的回歸[J].教育與職業，2007.1O.

[5]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8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第5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一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終于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愿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眾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擔風險。

第三，在關于“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一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產的偽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并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一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一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為，轉而注重產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后“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一，“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于，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為發達。溫州人不安于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于貧困。為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于學習，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無論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一些地方，歷史上就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為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里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會干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一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歷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注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干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一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干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并不好，當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干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范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范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并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里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里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并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產生了一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后”，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愿外人進入，不愿與其他企業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為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一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歷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產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于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于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產權，一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注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則相當弱。為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一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于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歷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后，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為，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一些企業至今仍在干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為進一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對于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一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溫州模式”產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于歷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任務，要使民營經濟更為健康迅速地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溫州模式”的經驗，研究“溫州模式”在進一步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要研究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新創造的經驗。

第6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人們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政府是窮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場則會危害社會。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內蒙古農村接受再教育時，我認識到，這種意識形態狂熱掩蓋了我們計劃經濟的內在缺陷。這正是我要講述的中國故事的開端。

作為一名企業領導，我親身經歷了過去30年的改革，對中國必須應對的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后期階段――我們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討論，與那些具備成熟市場體制的國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我們的辯論仍圍繞著以下問題：這樣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結果，還是自由市場的作用？對這個關鍵性問題的回答，將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將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場改革，還是就此結束歷時30年的轉型？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社會摩擦是源自于市場改革本身，還是改革進程中的瓶頸和倒退所致？中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究竟是一種已實現目的的轉型安排，還是一種應進一步深化的創新？

在解決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選民偏好和黨派斗爭的束縛，可能會犧牲效率、或是做出過度反應。現代民主體制和市場機制并不總是理想的搭檔。然而，世上沒有烏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體制。這些體制能否自我維系、并為社會所接受，關鍵在于它們能否避免犯重大錯誤、具備糾錯機制，并做出相應的調整。

在歷史上，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曾尋找過現代市場體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兩項試驗是蘇聯時代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和“東亞模式”，前者是時代中國計劃經濟的基礎，而后者則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為代表，這種模式在日本和一些東亞國家創造了經濟奇跡。

上世紀30年代，當西方經濟體陷入“大蕭條”之際，列寧-斯大林模式推動蘇聯經濟迅速增長，在經濟學家中間引發了熱議。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場熱烈的辯論。然而，歷史已經宣判了這兩種模式的失敗。前者是一種僵化的模式，以犧牲個人權利為代價，竭力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后者則導致價格扭曲、資源錯配和。

現代民主和市場體制需要進一步改善，但它們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類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選擇。

那么，這帶給中國什么教訓呢？中國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的進程，隨后放棄了計劃經濟，轉而采用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這使中國經濟得以避免崩潰并迅速增長。在轉型的初期階段，由于市場尚不發達，政府有必要發揮主導作用，因此產生了與東亞或日本模式類似的政府主導型體制。如今，這種政府主導型模式的使命已經完成，接下來我們應該擺脫特殊利益團體的掣肘，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推進市場改革。

當前有兩項任務必須完成。第一，政府必須把重點從發展經濟，轉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務。第二，經濟體制必須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政府則發揮監管的職能。

第7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經濟轉型；計劃經濟；經濟制度；經濟特征

1轉型經濟的內涵

對于內涵的界定是從30年的改革開放的經驗中摸索出來的，是實踐檢驗出的理論，目前有以下幾種觀點：（1）經濟體制的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2）經濟結構的轉型：由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低層次向高層次的轉型。（3）所有制關系的改革：公有制逐漸改向多種所有制并存以及混合所有制。（4）開放程度的深入：有封閉逐漸走向開放的國際化。（5）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轉型。洪銀興把中國經濟轉型的內涵描述為三個方面：一是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市場化；二是傳統經濟向工業轉型的工業化；三是由封閉向開放轉型的國際化。目前對于中國經濟轉型的內涵中國理論界基本得出了一致的意見，即從市場化入手，伴隨著社會制度及相關配套制度的改革，所有制關系的改革要考慮量和質的問題，增量上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存量上從公有制內部進行改革，同時要有開放的姿態來應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

1．1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體制通常被稱為指令性的經濟體制，是指由政府制定經濟指令來控制國家宏觀經濟，并且滲入到國民生活的微觀領域，它的基本經濟特征有如下兩點：（1）政府對工廠以及各種重要領域的企業以及農村土地擁有控制權和所有權，對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具有絕對的管理權。（2）計劃者生產指標、生產指令，生產資料在各種生產主體之間分配。計劃經濟為中國后期的改革開放留下了豐厚的遺產。1952年～1978年間工業產出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1．5％，工業產出占全國GDP的份額從1952年的18％上升到了1978年的44％。除了個別政治不穩定的年份，如1961年～1963年，投資率也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一些年份甚至超出了25％。但是政府不是萬能的神，特控制了供給卻控制不了需求，人們的需求滿足不了，并且指標配給，資源分配的制度大大抑制了生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1952年～1978年，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0．4％，1978年已經是1952年的13倍，但是居民消費僅增長4．3％，1978年僅為1952年的3倍。另外，中國的產業政策將本來就稀缺的資源壓在了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如鋼鐵、化工等，雖然建立起了工業的基礎，但是技術發展的卻極為低端，資產的使用效率相當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的作用就是通過被計劃忽視的價格機制組織化、制度化的達成供需平衡。一直以來，我國的發展都在重計劃，輕市場，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黨的十二大的召開，正式確立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才進入了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通道。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成了我們重視的關鍵點，適當的約束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好約束權力的制度的籠子是減少尋租腐敗問題的有效手段。同時，市場化過程也要特備關注產權明晰以及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后達成一套穩定輸出效益的市場化體制。

1．2所有制結構的轉型

1978年前后，大量的民營企業涌現出來，中國經濟正處于市場化的轉軌階段，為了搞活市場，政府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但是這一階段，產權保護制度極不完善，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同時民營企業會受到其它所有制企業的排斥和歧視，這也是很大程度上集體所有制的發展原因。到了1996年，中國已經發展出了三元的工業結構，國有、集體和民營。1996年至今，所有制改革的方向與前一階段不同，其中里程碑似的事件就是《公司法》的頒布，他為我們國企改革描繪了一幅可能的藍圖，在《公司法》的框架下，國有企業可以股份制改革并以股權的形式出讓股份，使得形成混合所有制成了可能。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工業在重組、競爭和私有化的環境中發展起來，但是混改進程緩慢，政府沒有大力推進一些領域的私有化進程，政府實在沒有理由控制一般競爭性的部門，因為在政府的控制下，這些部門效率低下，利潤很低。私有化與我們的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并不矛盾。我們常提到的公有制，并非狹隘的指公有制企業，而是指公有資本和集體資本。如此，我們所強調的公有制為主體指的是公有資本或集體資本為主體，而不是公有制企業為主體。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中收到以下啟發：第一，既然是公有資本為主體，那么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不應是公有制企業，而是公有制資本。那么非公企業的數量絕不會影響對于國民經濟的控制，所以我們應該允許在社會壓力限度內一部分劣質的國有企業以拍賣或者股權轉讓等形式退出。第二，既然公有資本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那么“非命脈”領域政府就應該開放，相關企業應該結合私有資本，甚至完全有私有資本接手，私有資本的注入甚至是完全的私有化會給企業更強勁的發展動力。第三，有關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并不需要國有資本全資占有，可以保留話語權的同時出讓一部分股權，引進非公資本來搞活企業，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活力。甚至可以學習英國的“黃金股權”的形式，以小份額的股權占有絕對的話語權。

1．3經濟結構的轉型

賈國雄認為經濟結構的轉型就是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型。二元經濟———現代化的工業和商業等已經有了較為大的發展，但是中國的內地（中西部）以及廣大的農村地區還是較為落后，想要過渡到一元經濟的必經之路為城市化；朱廣華認為，經濟結構的改善是以所有制改革為前提的，產業結構的調整不能靠其自身，而應與所有制調整相配套；洪銀興認為經濟結構轉型有四方個面：一是農業勞動者向非農勞動者轉變，二是城鄉人口比例的提高，三是工業內部邁向高端化，四是服務業內部自身的調整。根據姜作培分類，把經濟結構的分類分為：產業結構、需求結構、貿易結構、要素結構和企業結構。其中產業結構處于中心地位，產業結構受到其他幾個要素的影響，最為直觀的就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貿易結構調整的影響，珠三角產生了制造業的倒閉潮。其他幾個方面筆者不打算贅述。筆者認為，產業結構不會自己調整，政府應該制定預見性的產業政策來相應的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制定好自己的主導產業和確定培育和發展自己的新興產業。至于預見性怎么把握的問題爭論———創新和需求行為的未知，要改通過兩套機制來實施。政府制定戰略型的產業政策為通道一，制定鼓勵創新的機制為通道二。政府制定的戰略產業要及時評估，把握好是加大投入還是放棄投入的標準；而鼓勵創新機制要在各個領域內實施，而不是僅僅在政府指定的某些部門或產業中，由市場決定哪種創新的去留，制定好鼓勵政策的實施標準。

2轉型成本的研究

盛洪將經濟轉型的成本定義為體制轉軌的成本，包括放棄改革所獲得的最大收益，即改革的機會成本。樊綱依據成本發生的原因與特點可以將成本劃分為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實施成本在概念上包括改革過程一切由體制決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識不完全、制度預期不穩定所造成的效率損失；摩擦成本是指因社會上某些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觸和反對所引起的經濟損失。陳丹丹將轉型成本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制度均衡狀態向市場經濟制度均衡狀態過渡產生的非均衡而造成的費用支付或者效率損失。筆者認為，按照轉型的過程可將轉型成本分為設計成本、論證成本、摩擦成本以及維護成本。設計成本是在改革過程中由于信息知識創新能力的問題所造成的損失。信息的不足會引導政策的制定向著錯誤的方向偏離。而知識以及創新能力的不足會導致改革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改革的機會成本太大。論證成本是制度設計出來在試點過程中發生的未預料到的問題的搜尋學習相關制度，或是重新啟動改革設計的成本以及時間成本。摩擦成本是指改革阻力所消耗的時間成本與物質成本。制度改革會造成利益的重新分配，會造成新舊勢力的矛盾斗爭，改革的程度越深、幅度越大，斗爭就越激烈。除此以外，人們固有的行為和觀念也會成為改革的阻力，成為改革的摩擦成本。最后維護成本是指制度穩定的輸出功能所必須耗費的成本。轉型具有剛性，降低成本的空間有限，但并不能夠說明我們就沒必要關注其大小，因為改革過程中會有非必要成本的上升，所以控制成本在合理的范圍是必要的。除此，按“誰受益誰承擔”但原則進行分擔成本是公平的，不但能減少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利益的“碰撞”，而且也能為更深化的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3實踐過程中新挑戰

轉型的過程中，雖然國力不斷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出現了新的問題，具體如下幾點。

3．1權力資本的擴張

貪污受賄腐敗問題突出。由于反腐工作的最近幾年的密集展開與披露，讓我們見識了腐敗的程度之深。市場化卻沒有健全的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做后盾，而審批權又攥在官員手里，而且行權缺乏監督，導致了政府官員的權利資本化，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3．2貧富差距的擴大

我國2016年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465，比上一年增加了0．003。雖然城鄉總體收入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差距在逐漸拉大。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決定了城鄉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戶籍制度更是加深了這種分割，農民享受不到公平的福利待遇，農民進城也是困難重重，于是就造成了農民的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3．3市場秩序的混亂

信用缺失、假冒偽劣、管制錯亂、無序競爭嚴重的侵害了人們利益，原因是維持市場秩序與信用的規則制度不完善，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就會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以上問題的出現是轉型過程中過渡時期不可避免出現的秩序混亂，種種矛盾正在顯現，怎樣處理考驗著黨和人民。總之，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慶幸把握住了大的歷史機遇，使我國從一個經濟及不發達的，指令控制著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落后國發展成為今天的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話語權也隨之提高。同時我們更應該總結個吸收發展中的失誤與教訓，使改革越來越在正確的道路上進步。中國轉型的特點和軌跡正越來越清晰，那種節奏清晰，不求一步到位的“漸進式”改革值得我們深入的分析總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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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 財政分權 經濟轉型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5-0182-05

一、引言

由政府主導和推動的經濟市場化轉型是從分權改革開始的，①包括中央 （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和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轉軌與轉型的核心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對私人經濟的管制，促進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②這種經濟轉型是財政壓力下財政制度變遷及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③實踐中，分權改革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同時帶來粗放式增長、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土地財政等，成為中國當前經濟轉型的難點問題。事實上，自2003年步入新的轉型期后，中央與地方在財權、事權、責任劃分等多方面的關系是解決以上諸多矛盾的關鍵，④而大多數研究卻忽視了經濟體制改革突破口的財政分權改革。

按照鄒至莊的劃分，Reform是“改革”的意思，Transition是“轉軌”的意思，Transformation則是“轉型”的意思，可以按照制度變遷過程把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經濟改革分為改革、轉軌和轉型三個階段：從1978-1992年，是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階段；1992-2003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轉軌階段；2003年以后，是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的體制完善階段，當前中國經濟轉型就指這個階段。洪銀興將以往經濟轉型歸結最為突出的是“三化”，即市場化轉型、現代化轉型、全球化轉型，⑤當前中國經濟轉型就是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方式。⑥

如何有效推動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轉型？有效破解生產力的發展面臨的諸多障礙？下一階段經濟轉型的重點在哪里？嚴謹而仔細的回答問題需要理解經濟轉型深層次的推動與制約因素。本文指出中國經濟改革起始于政府財政分權，政府在改革中始終承擔主導者的角色，沿著這一思路，從經濟組織結構與經濟發展戰略兩個視角對以往經濟轉型文獻進行了回顧與總結，并基于財政分權理論對經濟轉型成本與績效研究進行了梳理與分析，最后形成中國經濟進一步轉型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及政策建議。

二、發展戰略、財政分權與經濟轉型

從“華盛頓共識”到“后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學術界對經濟轉型的認識不斷深入。拋開改革和計劃經濟信息問題等方面的研究，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國內研究分別從新古典的資源配置與制度經濟學成本效益對中國經濟轉型本質進行探討。

1.發展戰略、財政分權視角的中國經濟轉型本質理解

一是從經濟政策或發展戰略的角度來解釋經濟轉型。林毅夫等認為轉型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林毅夫：《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經濟研究》2002年第12期。改革以前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 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是發展戰略變革后促使國家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因此，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都充分利用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而這個比較優勢又是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話，后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 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得到快速的提升，進而使經濟取得持續快速增長。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采取的是比較優勢戰略，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強行進行“趕超”。

改革就是要使企業基于資源稟賦而獲得自我發展能力（自生能力），而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由于缺乏激勵，指令性地發展相當多的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重工業企業。加上政府的趕超愿望，重工業企業進入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因而不具備自生能力。在政府的壟斷保護和扶持下建立的企業缺乏競爭力，從而面臨著嚴重的虧損問題。如果大量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向市場經濟轉型帶來的社會痛苦和高額的轉型成本，往往很難達到預期效果。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成功，有賴于消除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妨礙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產權、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預問題，讓企業能夠有正常的管理。林毅夫、李永軍：《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第9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范文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由計劃經濟在逐漸向市場經濟轉型，由于過去的福利性的學前教育體制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學前教育的定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就目前的發展情況來說，學前教育的定位不準，改革的成果不明顯，影響了學前教育的發展。分析在社會轉型中學前教育面臨的新形勢，以及在未來發展中的定位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社會體制轉型；學前教育

學前教育階段，是一個人成長中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可以為以后的學習生活奠定堅實的基礎，對一個人的成長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社會體制轉型對學前教育地位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有效實現資源的配置，我國的社會體制開始轉型，逐漸向市場體制發展，社會體制的轉型，勢必會引起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因此政府的職能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以前政府可以包攬一切、統籌一切，隨著社會體制的轉型，政府逐漸轉變為服務型、法治型的政府，細化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明確了社會各界的責任。社會體制的變化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學前教育在之前被認定為福利性事業，如今也要進行重新定位，學前教育的發展在新的經濟體制下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學前教育可促進社會公平，推動建立和諧社會

一些補償性的學前教育主要是針對家庭經濟條件困難的學生，這種教育可以對一些學生起到扶持的作用，推動社會實現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學生的公平。同時，在新的社會體制下開展學前教育，可以幫助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學生與人交往的能力，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同時還能降低違法行為的機率，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辦園性質的變化

國家在施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很多政府機關采取依托單位辦園的模式，由于學前教育地位不準確，很多幼兒園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尤其是一些低收入階層開辦的學前教育，面臨則巨大的生存危機，另外，在學前教育中，由于定位不準，教師的身份比較尷尬，很多教育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也難以進行確切地定位。政府在改革中雖然明確說明將由政府機關來接管中小規模事業單位辦園，而且改變了企業單位辦園的性質，將其由福利型的地位轉變為社會職能型的地位。但是，政府沒有明確指出企業辦園情況的業績處理方案等，因此，在市場機制下企業辦園的地位不明確，在施行中容易發生混亂，而且目前很多企業辦園逐漸走向市場，因此學前教育的定位更加模棱兩可［1］。

（三）農村學前教育舉步維艱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農村學前教育仍然屬于福利型的事業，主要采用集體辦園的形式，輔以獨立辦園，因此，在集體辦園中辦園的經費主要是由集體來承擔，基本上國家很少進行財務上的支持，集體的力量可以滿足辦園的經費需求，但是隨著社會體制的轉型，加快了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因此導致農村學前教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二、學前教育面臨的挑戰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其根本目的是，建立規范的社會主義市場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并且要轉變政府的職能，轉變政府“大包大攬”的形式，使政府的職能更多集中在服務職能上，為人們群眾提供更多的便利。體制的改革需要重新劃分政府、市場、社會的邊界。從而引起社會結構的調整，因此必須要對學前教育重新定位。然而體制改革帶來了一些“單位”的解體和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因此原有的辦園體制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學前教育事業面臨著巨大的困境。

（一）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職責定位不明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清，因此導致政府學前教育服務職能欠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政府的經濟職能和政治職能逐漸脫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用行政手段開展學前教育面臨著困境，其已經不適應市場體制的發展，再加上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認識不夠充分，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在發展學前教育上，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導致未盡到一定的職責。在學前教育的開展中，出現了很多推卸責任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在學前教育中的重要意義，難以進行統籌規劃、實現規范管理。

（二）各級政府之間職責定位不清，權責配置具有較大的隨意性

目前，我國學前教育主要采取地方分級管理的形式，但是政府的有關職責還不明確，各方面的法律保障還不完善，因此各級政府在權責配置上具有較大的隨意性，而且特定的層級政府在開展學前教育中表現出明顯的權責不對稱，政府職責嚴重缺失。政府職責缺失、不到位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學前教育的政策制度和法規不完善，特別是一些關乎大范圍的學前教育發展程度的制度等，比如學校教育的投入保障制度長期沒有修訂等［2］。二是地方政府之間權責不明，難以確定責任主體。

（三）學前教育師資力量薄弱，教師素質不高

在學前教育中，教師的學歷水平差異較大，由于學前教育對教師的學歷水平的要求相對不高，因此很多教師的學歷都在高中以下，甚至更低，因此教師在學歷上表現著不均衡的趨勢，也缺乏規范性。同時，教師學歷呈現出不均衡的趨勢，會進一步導致學前教育不同學歷教師的工資待遇有著較大的差別，而且極不穩定。

三、社會體制轉型下學前教育的重新定位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在人們的觀念中，仍然將學前教育擺在福利型事業的位置，社會辦園仍然堅持主導地位，政府辦園作為輔助，但是這種辦園的分布格局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也不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因此要結合目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重新定位學前教育，為我國學前教育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一）認識到學期教育的重要性

學前教育涉及到眾多的利益群體，如教師、家長、學生、社會公眾等，它是一種公共產品，可以被定義為社會公益性事業。

（二）明確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質

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不同，市場經濟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市場與政府共同對資源進行配置。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私人物品經過市場配置，效率將會更高，但是對于具有外部效應的公共物品，則政府配置的效率會更高，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有利于促進公平。所以，學前教育的產品屬性影響著其在市場經濟社會的定位［3］。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須要明確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質，因此政府應該明確自己的責任，加大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

（三）建立完善的成本分擔機制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學前教育在費用承擔形式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就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家庭是學前教育的承擔主體，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較少，而且縣級、鄉級政府承擔的比例不盡合理，因此學前教育要繼續秉持公益性的理念，建立健全完善的成分分擔機制，并結合不同階層家庭的經濟收入情況、根據各地政府的財政狀況，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成分分擔模式，以實現科學合理的家庭分配、公平的地方政府分擔和全面可行的中央政府的承擔效果。

（四）加大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財政投入

目前，國家重點的教育項目將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都納入其中，但是對學前教育的關注度較為不足，尤其是一些經濟條件較差、生活水平較低的家庭的幼兒更容易被忽視。

（五）明確學前教育教師的身份和地位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僅政府的定位和職責不明確，從事學前教育的教師的身份也不明確，尤其是在事業單位中，教師難以明確自己的身份，同時農村集體辦園教師的身份也尚未明確，因此教師的一些基本利益得不到保護。

（六）多種形式擴大資源，政府要明確職責劃分

我國教學資源還不充足，在教學上難以實現大幅度的提升，隨著市場化趨勢的發展，近年來在學前教育中不僅出現了“辦園難”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了“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困擾著眾多的家庭，一些地方幼兒園收費價格昂貴、但是質量卻不高，導致一些家庭負擔不起。

四、結語

在社會體制的轉型過程中，學前教育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比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職責定位不明；各級政府之間職責定位不清，權責配置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學前教育師資力量薄弱，教師素質不高等。因此，正確認識學前教育的重要性，明確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質，建立完善的成本分擔機制，加大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財政投入，明確學前教育教師的身份和地位，并積極擴大教學資源，是提高學前教育教學水平，推動學前教育積極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的重要途徑。

作者：陳欣 單位：菲律賓西北學會大學

參考文獻：

［1］郭學毅．社會體制轉型與學前教育的重新定位［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