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理論來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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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共性與個性”的問題
“究竟個性重要還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個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礎是什么？”在課堂上曾經就這些問題做過一些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認識。
共性的問題，深究起來應該是客觀性與真理性的問題，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才能用于確定共性的問題。共性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可以找到絕對客觀的依據和絕對正確的理論（真理）。按照證偽主義的觀點，所有的理論都不是絕對正確的，都會在不斷的發(fā)展中被證偽，絕對真理不能達到，只能無限接近。而索羅斯則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必然存在偏差（徹底的可錯性），人所認識的不是絕對的客觀。絕對的共性意味著絕對的正確，但是由于沒有絕對客觀的基礎，絕對共性難以達到。從這一層次上說，絕對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現實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東西，比如兩人對同一類問題有著同樣的看法，兩個國家選擇同樣的社會制度，對同樣的社會問題選擇同樣的政策。這種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種弱化的共性，因為它們產生的基礎并不完全是一樣的。在這里，只能說個體從各自的認識基礎（對事物的理解）出發(fā)，得到了相同的觀點。由于這種基礎根本上來說并不是客觀的，所以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義并不是很大。但是隨著這種基礎的不斷客觀化，這種相同存在的基礎越來越牢固，越來越有意義。
一般的說，我們還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礎是我們認為我們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識，比如自然科學理論（尚未被證偽的），社會科學知識（尚未被證偽的），歷史、地理事實，道德倫理觀等。雖然這些基礎嚴格說來并不算是絕對客觀，但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似乎沒有必要追求過于苛刻的絕對客觀。過于苛刻的追求會讓我們陷入不可知論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態(tài)度應該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盡管這種共性并非絕對真實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認識到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并非絕對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聯系到范式的概念，處于同一范式的群體具有某種程度的共性（對價值觀、研究方法、基本理論體系等的認可），而處于不同范式的群體共性基礎較弱，往往表現出更強的差異和沖突。
個性應該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獲取的一定的事實（不論是不是絕對客觀的），每個人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是也不能輕易的把一般性的差異和不同理解為個性，要注意追究這種差異產生的基礎是什么。真正的個性應該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礎上，這種共性最好是比較嚴格的共性（接近絕對的共性）。對一些基本的客觀事實、理論基礎有著完全一樣的認識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識），然后根據自身的認識水平，認真思考，得出的觀點和結論才可以稱為個性。
個性的表現可以從整體和個體兩個層次上來看。對于一個國家，只有深刻認識自身的客觀基礎，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國實際條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決本國的問題。雖然在經濟管理、社會管理理論上存在一些共性的東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個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隨便引用他人的經驗，效仿他國的做法，最終可能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對于個人，基于不同的基礎，在對待同一問題的時候，就會得出自己特有的結論。隨著知識積累的增加，認識水平的提高，這種特有的結論越來越有意義。比如很多學術大師，他們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認識水平非常高，對于一些基本的問題（低層次的），他們會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對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問題（高層次的），比如真理觀、人生觀，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可以看作個性的方面。個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礎越深刻，所得到的個性越有意義。這里的個性已經沒有對與錯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這時的個性是對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是最有意義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們要尊重個性，在沒有深入的思考與理解時，不能輕易的否定別人的個性。
從理論研究上來看，個性存在的基礎在于理論研究的核心假設條件。核心假設條件不同，得到的結論也不同，這也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對象。理論研究最終是解決共性的問題，對理論的認可構成了共性的基礎。但是這種解決并不是確定的解決，只是相對的解決。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的，隨著理論的證偽度越高，用它作為共性的基礎就會越牢固，共性的層次越來越高，從而導致共性基礎上的個性的層次越來越高。個性如果得到越來越普遍的理解和認同，也可能最終轉化為共性。個性的層次的提高，最終推動共性層次的提高，推動整體的發(fā)展。這也許是每個個體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提高自身層次的意義所在。
我們所要做的最有意義的事也許是：首先積累知識，加深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這樣可以使我們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實（絕對客觀），這是獲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過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觀點，產生自己的信念，這是獲得個性的一面。要獲得更高層次的個性，就必須不斷積累知識，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人們總是在不斷的思考與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觀判斷，選擇自己的真理觀。這種層次的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就如同選擇了一種信仰，我們只能給與尊重。
范式的問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
庫恩從對自然科學的發(fā)展過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學的發(fā)展過程分為常規(guī)科學時期和非常規(guī)科學時期，認為只有在常規(guī)科學時期才能導致科學事業(yè)的確定性的進步，常規(guī)科學時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學的主要特征。庫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學理論聯系到歷史、社會背景。范式的概念應該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種共同的信念、價值觀，對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認可，而不能將其縮小到一個具體的理論上。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具有很大的差異，最大的差異應該是研究對象的差異。自然科學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這一對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觀意識的直接影響。自然世界具有獨立于人的認識的客觀運行規(guī)律，人類可以通過觀察、猜測、實驗不斷的認識這些規(guī)律，但是卻難以改變它。一旦人類掌握了這些規(guī)律，就可以對其加以利用，比如發(fā)電、發(fā)射飛船、太陽能技術、核工程技術。由于這些規(guī)律難以改變，因而按照這些規(guī)律往往得到一些確定性的結果，即：條件一定，結果一定。對于一些復雜的現象，比如粒子運動的測不準性，不確定性，混沌效應，復雜網絡等，似乎破壞了傳統的“確定性”，但我們還是可以相信，這些復雜的自然現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規(guī)律，只是過于復雜，一時之間難以把握。而且這些特有的規(guī)律不會因為人的參與而改變，一種確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往往有很強的被動性。當一種新的自然現象被人們觀察到之后，如果現有的理論難以給出令人滿意信服的解釋，就必然產生對新理論的需求，或者稱舊的理論被證偽。比如原子理論、量子理論的產生。當然也有一些主動的創(chuàng)造，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有很強的主動性，理論的提出很大程度來源于自己的思考與興趣。
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與社會歷史條件也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這種聯系在于自然科學的發(fā)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條件、儀器設備、技術條件，這些是由歷史發(fā)展進程決定的。經濟利益的驅使，會帶來對技術設備進步的追求，從而導致對科學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對教育的重視。這里也存在某些個人完全處于對真理的追求而從事科學研究，不過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質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續(xù)下去。在自然科學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現為歷史階段性，科學研究的不斷發(fā)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立和舊范式的擯棄。同一時期的范式沖突一般僅局限在科學研究本身，與社會活動的聯系較少，表現出來時較為緩和，社會影響也較小。科學研究的范式與社會的聯系往往在于社會對于科學的利益需求，這種需求受到歷史社會情況的影響。
對于社會科學，從根本上說，研究的對象是人類自身。研究的主體是人，客體也是人。具有一定認識能力的人對社會活動的參與，加大了人對世界認識的偏差（索羅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變了社會活動的本身。人本身的復雜性，導致了社會活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社會活動的把握，也許最需要注重的是對人本身特質的把握。人的本質特征也許是思維與心理活動在社會環(huán)境及進程過程中的波動特征。
在經濟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特別強調了“理性經濟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用”這一前提，這是對“資本主義行為”十分深刻的描述。可以認為，資本主義的理性其實就是一種逐利的精神，對這種精神的把握，可以使我們更好的理解經濟現象。每個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西方經濟理論認為這種追求可以導致整體的帕累托最優(yōu)，從而鼓勵個體對利益的無限追求，而經濟政策的制定也以保障個體的利益追求的自由為目標。然而又有理論證明，個體的理性可能造成集體的非理性。個體的逐利理性沖動始終引導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動，它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也是造成資本主義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個體對利益的追求導致了資產價格的非理性波動，泡沫的產生，從而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理性預期又始終影響著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在這些過程中，對人的特質的理解和把握，可以使我們更好的理解一系列經濟現象。
第2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關鍵詞：轉型經濟學；研究主題；研究范式；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17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出現了困難，經濟發(fā)展速度持續(xù)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謀求用市場經濟來代替?zhèn)鹘y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選擇。雖然基本目標一致，但各計劃經濟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卻不盡相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績效更有天壤之別。由此催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對經濟體制的變遷進行動態(tài)研究，轉型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各個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轉型進行了研究，我國一些學者則力圖建立轉型經濟學獨特的理論范式。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極富價值的理論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議。但是，一種統一的、被廣為接受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還沒有形成。這將不利于轉型經濟學的學科發(fā)展。
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在轉型經濟學的發(fā)展和形成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概念，即過渡、轉軌和轉型。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這幾個概念，是理解轉型經濟學的前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改革措施，是轉型經濟學的源頭。國內外學者一般將改革與轉軌、轉型嚴格區(qū)分開來。如周冰(2004)認為，改革與轉型或轉軌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論的目標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純理論研究，其目標是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作出科學的闡釋。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guī)范不同，改革理論研究的母體是經濟學，而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世界銀行(1996)指出，轉軌涉及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深刻、系統性的變化；當改革能夠滲透到社會最基本的游戲規(guī)則，能夠對規(guī)范行為和指導組織活動的制度加以改變時，才發(fā)生轉軌。波蘭G?W?科勒德克(2000)認為，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替代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過渡、轉軌和轉型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是一致的，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但它們各自所突顯的重點并不相同(周冰，2007)。“過渡”一方面表明邏輯的起點在計劃經濟、終點在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兩頭明確的狀態(tài)，而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種不穩(wěn)定的變化過程。轉軌也同樣暗含了兩端明確的意思，但轉變的內容更狹窄，即經濟調節(jié)機制從“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化。而轉型強調的是這個變動過程的性質，屬于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tài)的改變，是從一種體制模式到另一種體制模式的轉換，起點雖然還是計劃體制，但終點則出現了動態(tài)和不確定的特征。目前這三個關鍵詞在很大程度上還被混用著，核心的內涵還沒有很大的爭論。但從學科發(fā)展的角度看，轉型是最能準確表達這一研究領域和對象的術語。
靳濤(2005)和周冰(2007)把轉型的概念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體制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指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是最狹義的轉型，也是轉型經濟學目前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二個層次是社會轉型或者說國家轉型，是指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加上政治制度轉型。第三個層次是文明的轉型，指社會或國家轉型再加上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這是最廣義的轉型。顯然，經濟轉型是整個轉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礎，而且經濟轉型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國家和中國的轉型實踐說明，對于成功的體制轉軌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條件，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和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對轉軌更有積極意義(王蘊，2005)。主張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分的觀點實際上還沒有理解經濟轉型的特有規(guī)律，將政治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起來的分析，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轉型理論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文明的轉型，顯然不能局限在經濟學領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種社會科學領域，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幾種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
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為代表，其中，貨幣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影響最大。貨幣主義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僅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允許當事人的自愿談判，不管權利初始界定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外部性都會得到解決。他們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穩(wěn)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
在“休克療法”指導下的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轉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他們又認為，轉型取決于各國經濟改革中的結構性因素和初始狀態(tài)，中國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如“休克療法”的倡導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1994)等人認為，中國是作為一個農業(yè)國家開始改革進程的，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面臨的則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沖突。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內部條件，或者說是“經濟落后”的產物。但是，中國的改革正面臨著產權陷阱，改革前景不容樂觀。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研究市場的生成問題。而經濟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tài)的變化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社會性變革，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式在這里都難以發(fā)揮作用。根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經濟被打破之后，市場體系會迅速發(fā)揮作用，但實際上，新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2、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承凱恩斯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保證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要條件的思想，強調轉型過程中的政府應發(fā)揮積極的作用，而不能像
“華盛頓共識”那樣做一個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統地論述了“后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該共識大大加強了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為使市場更好地發(fā)揮作用，政府必須采用多樣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觀經濟穩(wěn)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貨膨脹、治理預算赤字和往來帳戶赤字、穩(wěn)定產量和促進長期增長、審慎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在競爭政策方面，主要有促進貿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促進私有化、確定管理控制機制等。錢穎一(1999)認為，“后華盛頓共識由簡單的轉軌公式諸如穩(wěn)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文貫中(2001)進一步指出，“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將發(fā)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并且讓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起更加積極的作用”。“后華盛頓共識”把轉型與發(fā)展聯系在一起，強調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競爭的作用，認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個關于市場生成和發(fā)展的理論。雖然它強調了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著重于闡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認識提出的，沒有明確區(qū)分轉型條件與市場條件下政府功能的實質性不同。德?維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開出的轉型方案，即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與新凱恩斯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并不能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更不能給世界帶來繁榮。
3、演化經濟學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來自于達爾文主義，其奠基者凡勃倫與現代開拓者納爾遜、溫特都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凡勃倫是第一個將“演化經濟學”作為專業(yè)術語使用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chuàng)新理論成為演化經濟學重要的靈感來源。經濟演化思想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廣泛應用，經典例子是門格爾有關貨幣從物物交換經濟中有機和自發(fā)地演化出來的理論，哈耶克等人則試圖為個人自由和自發(fā)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強有力的論證。現代演化經濟學發(fā)源于美國，以1981年博爾丁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溫特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演化經濟學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動態(tài)演化的視角理解社會經濟過程，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chuàng)新以及新資源的創(chuàng)造。換言之，它關鍵取決于“新奇的創(chuàng)生”。新奇的創(chuàng)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演化經濟學把創(chuàng)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qū)別。
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fā)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他將“北京共識”概括為：“1、艱苦努力、主動創(chuàng)新和大膽實踐(如中國的經濟特區(qū))；2、堅決捍衛(wèi)國家和利益；3、循序漸進，不斷精心積聚具有不對稱能量的工具(如外匯儲備等)”。他明確表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創(chuàng)新”和“實驗”。賈根良(2006)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與演化經濟學的經濟政策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聯系。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轉型會發(fā)現，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淀、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xù)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
雖然經濟演化理論對轉型過程的研究非常有啟發(fā)意義，但演化經濟學范式也并不能成為最佳范式的選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經濟學對轉型過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轉型的本質特征。演化經濟學所考察的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長程的、自發(fā)的、漸變的過程，它考察的是這種變化的動力、機制和方向。而轉型則是較短時間內整個經濟系統結構性的變化，它是急劇發(fā)生的。從歷史長程來看，這種變化只是“系統演化路徑上的分叉或者突變的那一個點”，“轉型的結束正是一般意義的制度演化的開始”(周冰，2007)。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力量對比與矛盾沖突，尤其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發(fā)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演化經濟學很難對這些關鍵的力量與矛盾作出細致、深入的考察。從演化范式的政策觀來看，它還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4、制度變遷范式
制度及其結構決定了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組織演進的軌跡，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fā)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根據熱若爾?羅蘭的定義，轉型是“大規(guī)模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chuàng)新理論來解釋、研究轉型過程就成為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的文獻數量也最多。制度變遷理論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需求一供給”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轉向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則多用演進博弈論的分析工具。雖然制度變遷理論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還不能稱其為一個獨立的范式，但由于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對經濟發(fā)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正契合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制度變遷理論在轉型經濟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樊綱(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兩種改革成本并將其用于對兩種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則基于制度變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認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優(yōu)改革路徑問題。舊馮濤(1996)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戰(zhàn)略主線，可以總稱為“替代型”的改革戰(zhàn)略。楊瑞龍(1998)通過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分析，提出了“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的理論假說。周業(yè)安(2000)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制度變遷的初步的演進論框架，并認為內部規(guī)則的逐步發(fā)育和強大的過程，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黃少安(2000)基于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的三個假說，豐富了制度變遷理論。劉(2004)則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
在單項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很容易確定制度變遷的主體，從而可以進一步確定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動力、阻力等關鍵性概念。但是，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羅蘭所謂的“大規(guī)模的制度變遷”也并不是單項制度變遷涵蓋范圍的簡單擴大。“轉型指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制度系統的結構和性質的改變，由于這種變化程度的劇烈和顯著，以至于使得改變之后
的制度在形態(tài)分類的意義上不能再歸入原來制度的同一類型，因此才稱之為體制轉型”(周冰，2007)。簡單地用單項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解釋整體性的制度結構的變遷，不僅難以得到對轉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會因遺漏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變量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前景
轉型經濟學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中間是轉型過程。目前，對于轉型經濟學兩頭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資源，但對于轉型過程，也就是轉型經濟學的核心研究領域，還沒有十分恰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這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還沒有對轉型的本質進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眾多的理論范式都企圖“用一個子集的特征去規(guī)定全集的特征”(陳甬軍，2000)。“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對過渡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過于依賴已有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觀點組成理論拼盤，對過渡經濟學分析問題做出的回答和解釋，必然導致邏輯混亂和各種觀點之間的邏輯不一致性”(張新，2005)。因此，無論從經濟轉型層次，還是從國家轉型層次，轉型理論研究急需一種統一的范式。
國外對轉型理論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凱恩斯和制度范式為主，熱若爾?羅蘭的《轉型與經濟學》是轉型經濟學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作者應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工具，闡明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理解。但該書并沒有提出轉型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國內學者出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困境的思考，同時也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對于轉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期待，希望借此來構建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fā)展作出貢獻。有的學者從我國特殊的轉型之路著手，雖然沒有提出獨立的轉型研究范式，但卻構造了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如樊綱(1993)指出我國漸進之路的本質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從發(fā)展戰(zhàn)略轉變的角度來揭示我國轉型的內在邏輯；張軍(1997)從價格雙軌制人手解釋了我國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厲以寧(1996)則在發(fā)展經濟學的框架內納入轉軌的條件，提出了轉型發(fā)展理論；周振華(1997)則以體制轉型為約束條件，研究了狹義的發(fā)展問題；胡家勇(2003)則認為，轉型的實質是政府轉型，從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轉型。
第3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同志認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
也就是說，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要理論結合實踐，單方面地依靠“本本主義”或是“經驗主義”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將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少走彎路。理論知識源自于實踐的土壤，而不是理論研究者閉門造車的產物。沒有實踐的根基，只能筑起“主義”的烏托邦，最(來源：文秘站 ）終陷入“為理論而理論”的清談，其結果及其價值必然遭受懷疑。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理論指導實踐”，尤其是哲學理論，對實踐有著各個層面的影響作用。所以說理論與實踐互相依托，密不可分，相依相輔，在實際工作中，只有運用好這兩個工具，才能對工作起到促進作用,否則不但阻礙工作進度，還將走上錯誤的道路。現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例子。
理論代表的發(fā)展特別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讓富人領導窮人富起來的理論，全球市場經濟一體化理論，集體農民走向分散單干理論，市場經濟代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等等，都有力地指導了工作實踐，體現了理論對實踐的有力指導。
第4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學；生產和分配；人生存和發(fā)展；人的發(fā)展經濟學；經濟學革命
一、社會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
(一)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
關于經濟發(fā)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沒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實不然。在經濟學史中，有過非商品經濟的思想，這一點在經典文獻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教科書中找到已經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論。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經濟學的堅持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放棄，當前的經濟學幾乎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商品經濟學了。在經濟學史中，還有一個問題被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學者(也包括非經濟學學者)忽略，那就是在對經濟學的分類中，西方經濟學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簡稱。非商品經濟的思想源于人們認為解決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問題可以不通過商品經濟的辦法，而商品經濟學則認為經濟學只能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guī)律的科學。正因為這樣，現實經濟發(fā)展的原因被經濟學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導經濟發(fā)展實踐的時候，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目標指向。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后，經濟發(fā)展的目標指向因生產效率、gdp、資本的利潤率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強烈動機所掩蓋，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這一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在經濟發(fā)展的實踐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們今天不得不認真討論經濟發(fā)展的根本原因這一古老而又現實的經濟學問題。
筆者在《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一書中曾經提出過“解決人的生活需求是經濟發(fā)展的根本目的”，這個觀點已經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經濟發(fā)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題。而在對觀點的進一步闡述中，經濟發(fā)展的目的被分解為“解決好我們人的生活需求”和“解決好人的發(fā)展”兩個方面。“人的生存”問題應該說是可以與“人的生活需求”問題相對應的。但“人的生存”條件的保障與“人的生活需求”條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樣一個涉及經濟學研究出發(fā)點的問題，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筆者所批評的經濟學家撇開經濟目的讓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的狀況至今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果經濟學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經濟學的思路，那就將永遠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經濟運行規(guī)律的局限，也就意味著經濟學的研究永遠也就別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發(fā)展為中心中來。這就是說，商品經濟學不能使經濟學理論的指導與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經濟學的研究要回到經濟活動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中來，使經濟學真正成為研究經濟發(fā)展與人生存和發(fā)展緊密聯系的學問。事實上，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作為一個事實、一種常識，并不需要經濟學來做什么證明。經濟學需要關注、或者說經濟學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學性，得說明清楚為什么只局限于對商品經濟運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的社會思想基礎、不研究商品經濟為什么這樣運行而不是那樣運行?特別是它為什么可以不關心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都應該獲得保障?換句話說，經濟學必須回答經濟學研究關注不關注入的經濟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的問題。
(二)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
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行為有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其中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最為密切，在沒有商品交換即物物交換時，人類就依靠生產和分配的行為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問題。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自商品經濟學產生以來，商品生產、商品分配、商品交換和商品消費就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生產和分配的行為與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漸行漸遠，商品生產的效率、資本的利潤、生產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費與商品生產的關系成為商品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面，從而使商品經濟學成為忠實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顯學。然而，社會發(fā)展對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經濟學對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忽視而減少，它反而要求經濟學對自身的理論進行反思，特別是要對現實經濟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相脫離作出解釋。但是，由于商品經濟學在一開始就忽略了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這樣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它有意回避生產和分配行為需要對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負責的問題，用“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來說明商品經濟活動以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認為商品經濟活動在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過程里無形中也使社會福利得到增加、就業(yè)有所保障。商品經濟學對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獲得需要以犧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來人的發(fā)展條件為代價的事實視而不見，實際上也是不認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這樣一個事實。
二、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需要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來保障
(一)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因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的，那么，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就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必要前提，即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產生就是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所謂生產行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并生產出生存和發(fā)展必需品的過程，亦即人創(chuàng)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一種行為。生產行為有三個要素：人、生產資料和人的勞動。生產行為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并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所謂的分配行為，指的是按照生產條件和生產目的對生產出來的產品(或產品的價值形式)進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得以具備的行為。由此可見，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為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服務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說的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是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fā)展，而不是商品經濟學因資本收益最大化而獲得的生存和發(fā)展。在商品經濟學里，因資本收益最大化而獲得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每一個人不一樣，一些人(主要是資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員)會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傭工人)勉強維持生存和獲得一定的發(fā)展，一些人(失業(yè)者、待業(yè)者和無業(yè)人員)被作為自由市場競爭的條件而大量“儲備”起來，要靠社會救助或靠別人供養(yǎng)。
(二)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給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
從商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產生的經濟行為對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們不難看出，在不同的社會思想下產生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其給人所造就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是經濟學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現有的經濟學，特別是商品經濟學，并沒有把這一點當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發(fā)展經濟學問題的學者中，能夠這樣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說深入研究了。
我們這里講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給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就是要我們的經濟學研究特別關注“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一定社會思想影響下人的行為，帶有主觀色彩，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品經濟學把生產和分配行為定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上，非商品經濟思想把生產和分配行為定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上，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事實。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造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社會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造就社會主義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可是，一些經濟學者卻在不遺余力地宣稱經濟學與意識形態(tài)無關，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希望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行為來造就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
(三)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
從上文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需要在一定的社會思想影響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來保障，即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這就是說，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保障得好壞，取決于人對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選擇。好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才能使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將導致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受到破壞，人將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談不上全面自由地發(fā)展。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來判斷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好壞，從而判定經濟發(fā)展方式的好壞。現實社會中許許多多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經濟發(fā)展不等同于人的發(fā)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發(fā)展似乎找不到一個客觀標準。因此，長期以來人們無法很好地評判經濟發(fā)展方式的好壞，當然也就不能及時認識到經濟發(fā)展方式的偏差，更談不上糾正。其實，這是商品經濟學理論誤導的緣故。商品經濟學把人們評判經濟發(fā)展方式的好壞放在商品經濟活動收益的最大化上，資本收益的好壞、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財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經濟指標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經濟發(fā)展好壞的標準，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已經被掩藏在這些指標背后，讓人錯誤地認為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實現、gdp的增加、財政收入的增長也等同于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獲得了保障。不可否認，沒有經濟的發(fā)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獲得保障的，經濟發(fā)展是人生存和發(fā)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從經濟發(fā)展是為了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這樣的本質要求出發(fā)，在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把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得到保障作為衡量經濟發(fā)展方式好壞的標準是有必要的，也是堅持以人為本發(fā)展經濟所必須遵循的原則。
三、以商品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學傳統是使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與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相脫離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的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商品經濟學錯誤導引的結果
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是商品經濟學的顯著特征，與人們認為經濟學只能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guī)律的科學有關。筆者認為，把經濟學定義為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guī)律的科學，這是西方經濟學因要服務于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偏見，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泛濫，它又轉變?yōu)橹袊洕鷮W界的一個偏見。這個經濟學偏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是正常的，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就很不正常了。社會主義國家把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經濟學當作顯學、作為主流學科，用于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實踐，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過什么辦法做到這一點的。
毫無疑問，在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的經濟學影響下產生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必然要以(不擇手段、不顧資源浪費、不斷增加無效消費和大量耗費社會資源)獲取商品最大價值和資本最大利潤為目標，因而使生產和分配行為嚴重背離其要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初衷。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需要相脫離，完全是商品經濟學錯誤導引的結果。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中就已經有所揭示。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產行為如何為獲取資本的最大利潤而犧牲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徹了。
(二)在商品經濟學中人被作為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甚至淪為商品
商品經濟學把手段當目的，就是把發(fā)展經濟從而得到財富這一創(chuàng)造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手段，當成了發(fā)展經濟的目的——即以獲得財富為目的。這一點，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國富論》)體現得非常充分，它探討的就是財富怎樣增加得更快的問題。在商品經濟學里，由于把追求財富當目的，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問題就被擱置不管了。人作為生產的主體變成了僅僅是生產工具(當然不是全部，資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產和分配行為的主體，另外的人只能是生產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產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須服從于利潤的需要了。在這個情況下，勞動者的勞動力，這一創(chuàng)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成為資本持有人爭奪和充分利用來增加利潤的對象，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保障變成對利潤源泉的保護，把勞動力按質論價、當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護，即便是這種特有的保護，也只出現在能夠為資本帶來最大化收益的少數人身上。
(三)經濟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相脫離是商品經濟學理論的必然產物
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與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要尋找經濟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相脫離的原因，得從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結合情況來判定。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相脫離不是從來就有的。在遠古社會，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結合是非常緊密的，人們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進行生產和分配。那個時候，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幾乎不可能擺脫依靠直接的生產勞動來解決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問題。應該承認，出現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
相脫離的情形是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近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在工業(yè)革命之后，才具備有只為了追求財富增加而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現代，人類社會也曾經出現過直接按照社會中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需要來有計劃地開展的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已經堅持了50年以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朝鮮、古巴，其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就基本上能夠與保障本國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現實相結合。與朝鮮和古巴的情況不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目前出現的嚴重貧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況，就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沒有能夠與保障本國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結果。實際上，出現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相脫離情況的國家，主要是實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國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得到較好保障的如北歐的幾個國家，都對商品經濟運行的方式進行了較大改革。這樣看來，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商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必然出現的結果，也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相脫離的原因。
四、人的發(fā)展經濟學研究要關注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fā)展
(一)人的發(fā)展經濟學應該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
從上面的闡述我們不難看出，經濟學應該把以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為中心的研究與以商品分析為核心的研究相分開，即把經濟學區(qū)分為人的發(fā)展經濟學和商品經濟學。由于商品經濟學會誤導經濟發(fā)展的實踐脫離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或者說商品經濟學會使經濟發(fā)展的實踐脫離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意愿，人的發(fā)展經濟學應該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引導經濟學回歸到能夠指導經濟發(fā)展為社會中每一個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務上來。鑒于商品經濟學思想已經在社會中造成深刻的影響，許多領域已經被其徹底滲透，為清理和消除商品經濟學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做到經濟學指導經濟實踐時真正能夠保障好人的生存和發(fā)展，用人的發(fā)展經濟學糾正商品經濟學的偏差很有可能會引起一次經濟學的革命。筆者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特別是隨著以人為目的發(fā)展經濟的呼聲不斷高漲，經濟學革命的到來是遲早的事。對于中國而言，經濟學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人們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經濟學變革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二)人的發(fā)展經濟學需要把研究的視角從商品分析轉向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fā)展
由于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好壞直接決定經濟活動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好壞，因此，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人的發(fā)展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從傳統經濟學以商品分析的視角轉移到以分析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fā)展上來。前文已經指出，經濟學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學性，必須說明經濟學為什么只限于對商品經濟運行的研究而無需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的社會思想基礎?必須回答經濟學為什么不關心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都應該獲得保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經濟學不能回避的，因為經濟學首先是研究與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有關的學問，離開了人的生存和發(fā)展，經濟學就不成其為與人關系密切的科學了。由于經濟學首先是人的經濟學，那么，經濟學的研究必須解決人的經濟活動怎樣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問題。而要解決好經濟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問題，除了研究怎樣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才能使人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得到真正保障，應該不會有更好的辦法。這就是說，以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為己任的人的發(fā)展經濟學，需要把研究的視角確定在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fā)展上。
注釋：
①筆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理論。本文作者對蘇聯及東歐、蒙古、印支三國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的了解，僅限于書本介紹；對目前仍然在實踐著的朝鮮、古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則知之甚少。此處講非商品經濟理論的不完善，是鑒于世界上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先后放棄了計劃經濟而言的。同時也表明，本文所講的人的發(fā)展經濟學，與經濟學史中出現過的非商品經濟學不同，也不同于現有的商品經濟學。
②在筆者看來，以研究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商品消費為主的經濟學理論，都屬于商品經濟學的范疇，中國目前正在試驗并冠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經濟學是商品經濟學的典型代表。
③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頁。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經濟發(fā)展的根本目的這個問題提出來，是要說明，我們的經濟活動、我們要使經濟運行良好，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好我們人的生活需求、解決好人的發(fā)展問題。”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9頁1至3行。
⑤筆者對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的批評，原話是：“在一些經濟學家那里，經濟學不管經濟的目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技術化傾向也表明這一點。而經濟學撇開經濟目的不管，只研究經濟的手段、技巧、過程，最終就會變成技術表演，探求純粹原理，與現實的經濟運行脫離得越來越遠。實際上，正是經濟學的這種脫離現實的傾向，使我們忘了經濟發(fā)展的根本目的是解決人的生活需求。”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8頁最后一段。
⑥據筆者所了解，意識到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的條件是人的發(fā)展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的，除了筆者本人，還有中國人民大學胡鈞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許建康教授和廣西民族大學陸壹東。但把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結合起來并作為人的發(fā)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進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筆者本人。
⑦關于中國1978年甚或更準確一點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葉開始以來的改革開放的理論指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家會得意洋洋地認為是來源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一些學者則堅決不認同，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在指導中國的經濟實踐。筆者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明顯受到具有商品經濟學顯著特點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它不同于純粹自由主義經濟學行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的社會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但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脫節(jié)，存在較大問題，“新三座大山”在中國的出現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⑧為了弄清資本積累的問題，馬克思分析了不以財富僅以需要為目的那個年代的生產。“我們在古代人中間，根本找不到有誰去研究哪一種土地所有制形態(tài)是最生產的，是能創(chuàng)造最大財富的。雖然伽圖曾經很詳細地研究過哪一種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獲量，甚至于布魯圖(brutus)還曾研究過把他的金錢怎么樣貸放出去才能弄到頂多的利息，但并沒有把財富看作生產底目的……所以在古代，盡管處在那樣狹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畢竟還是把人看作生產底目的；這種看法就顯出比現代世界高明得多，因為現代世界總是把生產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財富看成生產底目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蘋稿)》(第三分冊)，劉瀟然譯，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頁。)——參見巫文強《論以人為目的發(fā)展經濟及新時期經濟學的使命》，《改革與戰(zhàn)略》2008年第12期第4頁。
第5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關鍵詞：價格聯盟；卡特爾；納什均衡
中圖分類號：F726.8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在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前進，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優(yōu)勝劣汰，很多產業(yè)中呈現出了寡頭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特點，而這些寡頭企業(yè)為了維護自身和行業(yè)的整體利益，很多組成了以價格聯盟為主要形式的卡特爾組織。這種以價格聯盟為主要形式的卡特爾組織不是我國獨有的，在發(fā)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卡特爾組織都無一例外地出現過，并在國家的經濟體制中占據過重要位置。本文將從價格聯盟的形成動因這一新的角度出發(fā)，進一步推出價格聯盟的形成機制，并分析我國針對價格聯盟壟斷性做出對策的原則。
二、價格聯盟的形成動因模型
在寡頭壟斷市場上，如果寡頭廠商之間不達成一致的價格或產量協議，而是通過市場的競爭來達到均衡穩(wěn)定的價格和產量，那么不論寡占市場符合非合作博弈的古諾模型、波特蘭模型還是斯塔克爾伯格模型，則相對于壟斷廠商必然會導致較低的價格和較高的產量，這對于宏觀經濟的增長和人們福利的增加是有利的，但對于寡頭壟斷廠商來說是不利的，因為它們的利潤被壓縮了，這種局面是寡頭廠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它們就有動機進行談判，進而達成協議來維護利益，從而造成了價格聯盟形成的根本原因。基于非合作博弈模型，下面以聯合定產的古諾模型為例，來推導廠商的利潤。
假定在一個寡頭壟斷產業(yè)中有兩個廠商，設q1、q2分別表示廠商1和2的產量，則市場總供給Q=q1+q2，令市場的需求函數為p=a-Q，同時假設廠商的邊際成本為常數c。則廠商1的利潤可以表示為：
若一對組合（q1*，q2*）是納什均衡解，則一定滿足下面的利潤最大化：
而在壟斷的情況下，也就是廠商們采取合作的策略的情況下，可以看到：
此時，壟斷產量qL=q1+q2可以通過計算，得出：
三、價格聯盟形成機制分析
由于價格聯盟的天生不穩(wěn)定性，價格聯盟的形成以及保持穩(wěn)定必須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和作用，以卡特爾理論和上文的理論分析作為基礎，主要是以下幾種因素促成了價格聯盟的形成：
1、產業(yè)結構呈現寡頭壟斷的特征，為價格聯盟卡特爾的出現提供了基礎條件。市場競爭程度的進一步加強，導致優(yōu)勝劣汰，資本也進一步向規(guī)模大、運行優(yōu)良的企業(yè)集中。在這個時期，分散經營不再是市場的主要特征，企業(yè)的生產規(guī)模已經相當龐大，大量的資源、勞動力以及資本也更加的集中，在市場上的話語權也進一步提高。這種趨勢的發(fā)展顯示了很多產業(yè)進入了壟斷競爭階段，這也為價格聯盟的形成提供了基礎條件。
我們以彩電行業(yè)2000年6月成立“中國彩電企業(yè)峰會”為例，在當時加入這一價格聯盟的九大彩電廠商在2000年4月份的市場占有率如表1。（表1）
我們可以從表1中看到，這九家企業(yè)的市場占有率已高達七成，此時的彩電市場已完全呈現了寡頭壟斷割據的態(tài)勢。從經濟理論上來講，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卡特爾組織是不會形成的。因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上廠商只是價格的接受者，沒有能力對價格的形成施加影響，也就無法通過達成協議來形成聯盟，所以一個寡頭壟斷競爭的市場是卡特爾組織能夠形成的基礎。
2、市場激烈的競爭導致價格降低，甚至已經接近成本，這是價格聯盟形成的一大誘因。我們同樣可以從表1中看到，這九家廠商的市場占有率雖然已達70%，但銷售額只有不到60%，與此相對應的是，索尼的銷售量只有4.31%，但其銷售額卻高達12.05%。這說明經過幾次大規(guī)模的價格戰(zhàn)，國內品牌雖然占有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但是價格戰(zhàn)也導致了產品價格下降、利潤微薄。據統計，彩電行業(yè)的利潤率已不足5%。寡頭企業(yè)為了避免互相壓價，獲取高額利潤，從而結成價格聯盟來維護高價。
在寡頭壟斷競爭市場的廠商由于它們相互獨立，并不能夠像壟斷廠商那樣，取得產量和利潤的最大化，反而由于各個寡頭之間相互競爭，為了保持和增加自己的市場份額相互壓價，它們的收益變得非常微薄。這里我們可以通過簡單的博弈論中非合作博弈模型來分析。假設在一個壟斷競爭的行業(yè)中有兩個寡頭企業(yè)，它們各自獨立地進行生產和制定價格，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協議，任何一方降價都會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從而擴大收益。而如果其中一方降價而另一方不降價，則不降價的一方因為其市場份額大幅下降，會承受巨大的損失，其博弈模型如下：
其中，R代表開始時兩個廠商的收益，R'＜R''。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模型和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是非常相似的，在這個模型中，顯然是（不降價，不降價）組合是最優(yōu)的，但是在兩個廠商相互獨立的情況下，它們之間的博弈結果并不是最優(yōu)的（不降價，不降價）組合，而只是存在（降價，降價）一個納什均衡解，顯然對于兩個廠商來說，這個組合遠比開始時的組合差得多，兩個廠商在經過價格競爭之后兩敗俱傷。這里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什么寡頭之間會存在價格競爭，也說明了價格競爭帶來的后果。
價格競爭導致了企業(yè)乃至整個產業(yè)的不景氣，企業(yè)當然不會允許這樣的態(tài)勢發(fā)展下去。特別是當市場的集中度到達一定程度時，各個壟斷寡頭就會開始尋求合作，以價格聯盟等形式來維持和保護自己的利益。張伯倫的早期研究表明，當市場中最大的8家廠商擁有大于或等于70%的市場份額時，寡頭之間的相互依賴就會明顯的出現；而最新的研究發(fā)現，這一集中度的數字可能要遠小于70%的水平，所包含的廠商也要更少。如一項研究表明，當最大的兩家廠商的聯合市場份額達到25%～35%時，產業(yè)績效就會從競爭向壟斷演變。
3、監(jiān)督懲罰機制的有效性對價格聯盟的形成及保持穩(wěn)定至關重要。根據博弈論的觀點分析，卡特爾組織天然地存在著不穩(wěn)定性，總有作弊的誘惑存在。舉例來說，假設兩家同一產業(yè)的壟斷寡頭組成卡特爾，兩家按使得行業(yè)利潤最大化的產量（y1*，y2*）進行生產，廠商1稍稍增加產量后，其增加的邊際利潤就是：
因此，如果廠商1預期廠商2的產量不會發(fā)生變化，那么廠商1就會相信提高自己的產量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即使各個廠商都認識到提高產量對于整個卡特爾的利潤有損害，但如果每家廠商都認為另一家廠商會遵守產量限額，那么它們就都會采取單方面的行動――增加產量，從而卡特爾協議失敗。甚至有更壞的情況出現，一家廠商預期到另一家廠商會破壞協議，增加產量，它為了強占先機，首先增加產量以便更多地盈利。
這種作弊的誘惑總是存在的，一個價格聯盟要想穩(wěn)定，有效的約束機制是必需的。有關的博弈論實驗證明，針鋒相對的策略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即如果一個廠商擅自降低價格，別的廠商也采取同樣的策略來報復它。特別是以協議的方式使這種方法成為一種可置信的威脅時，想要降價的廠家就會預期到降價會帶來的嚴重后果，從而放棄降價行為。
4、價格聯盟的成立或運行必須要經過政府或法律的允許。由于價格聯盟是一種非市場經濟手段，它的存在不利于市場競爭，對于市場機制的運作有很大的阻礙作用。因此，這種行為在很多國家是不被允許的，它們出臺《反托拉斯法》或《反壟斷法》等來規(guī)范企業(yè)或產業(yè)的定價行為，以保證市場運作的正常進行。在我國還沒有這方面專門的法律，這方面的約束和懲罰措施還不完善。當然，價格聯盟有公開性和默契性之分，同時各個國家對卡特爾的態(tài)度也并不完全一致，美國在這方面比較嚴厲，而德國和日本相對較為寬松，同時理論界也對政府的管制存在很大的爭議，并沒有一致的結論。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制定還需要根據我國國情進一步探索。
四、我國針對價格聯盟壟斷性的對策原則分析
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一方面國有產權制度的改革、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guī)的完善等，使得市場經濟在我國進一步確立；另一方面從我國工業(yè)化完成的程度看，根據普遍的公認，我國正處于工業(yè)化的中期或中晚期。這個時期與發(fā)達國家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時期基本一致，在經歷了完全競爭階段的優(yōu)勝劣汰之后，這個時期不再與競爭時期的分散經營一樣，而是大量的資源、勞動力以及資本相對的更加集中，很多產業(yè)進入了壟斷競爭階段。面對我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產業(yè)步入壟斷競爭階段和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期的現實，我國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來維護和規(guī)范經濟的正常發(fā)展，在我國經濟發(fā)展和轉型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已經成為一個更為現實和緊迫的課題。
在國外傳統的針對卡特爾壟斷的方法和政策措施中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基于SCP分析范式的理論，認為市場結構是核心因素，政府應該積極干預經濟，調整經濟結構，嚴防壟斷，美國政府對壟斷組織的嚴厲政策就來源于市場結構主義理論；另一種是所謂的“效率學派”，認為效率是評價一個經濟模式的最主要指標，市場競爭機制是最有效率的模式，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同時認為大企業(yè)更容易發(fā)揮規(guī)模經濟的優(yōu)勢，更容易實現高效率和高績效。在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中，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特點，這些問題的解決要建立在充分認識我國國情的基礎上，不可能也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我們只能是借鑒已有的理論和經驗，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堅持自主創(chuàng)新，來找到適合解決我國經濟問題的辦法。
1、我們應該注意到我國的壟斷寡頭企業(yè)大多為國有企業(yè)，這是我國寡頭市場最為突出的特點。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演變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寡頭壟斷企業(yè)的公有制屬性對于價格聯盟的形成和保持穩(wěn)定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比如，民航公司的“價格協議”就是在民航總局的牽頭下達成的。公有制的寡頭企業(yè)由于其公有制的屬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企業(yè)家缺位”問題，企業(yè)并不會完全以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行動目標，這必然就會導致市場機制作用的偏離。企業(yè)之間的競爭非合作博弈關系在政府管制作用以及企業(yè)行政目標的影響下，更加容易轉變?yōu)楹献鞑┺年P系，并且由于強制力的存在更容易保持穩(wěn)定。
2、我國的國有寡頭壟斷企業(yè)大多異常龐大。特別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水電、通信等方面，這些企業(yè)不但龐大，而且數量很少，遠遠大于張伯倫所研究提出的形成卡特爾的企業(yè)比例標準，即市場中最大的8家廠商擁有大于或等于70%的市場份額。以移動通訊為例，現在只有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家企業(yè)。企業(yè)規(guī)模的龐大使得針鋒相對策略的實施威脅變得異常可置信，每個企業(yè)都會預測到一旦自己破壞協議，擅自降低價格將會遭受異常嚴厲的報復，這使得價格聯盟的穩(wěn)定性大大提高；同時，企業(yè)數量很少將會有利于監(jiān)督和觀察，這些都有利于形成穩(wěn)定的價格聯盟。
3、計劃經濟同一定價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雖然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但在很多的政府機構以及國有企業(yè)中，還沒有完成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中的定位問題，政府傳統的“大家長”思維仍然存在，國有企業(yè)的依靠政府思想也仍然持續(xù)。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變而來，可以說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改革的基礎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產業(yè)結構都是以計劃為準則建立的，它的不合理性是非常突出和明顯的，政府一直在改革產業(yè)和市場結構，并已經初見成效，這一點應該繼續(xù)堅持下去。中國的產業(yè)經濟學研究一直很側重產業(yè)結構的研究，這就是因為我們的產業(yè)結構確實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這種先天弱點一定要通過政府政策的指導和強制來改進；另一方面政府要做的是一個指導和管理者，而不是參與者，像民航總局以“損失是國家的”為理由聯合多家航空公司簽訂價格協議，結成價格聯盟，就不利于市場通過競爭來進行正常發(fā)展，也不利于人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對于不管是基于“傳統”的還是“現實”的產業(yè)結構的不合理方面，對于阻礙市場競爭的壟斷組織，要以提高效率和績效為準則，大膽改革和約束；同時，要了解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改變計劃經濟的舊觀念，調整自己的角色，充分發(fā)揮市場的作用，做好管理和監(jiān)督工作，而不能成為一個妨礙市場競爭的參與者。
第6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關鍵詞：會計方法 實證研究 規(guī)范研究
一、引言
會計理論研究是以20世紀初斯普拉格的《賬戶原理》(1907年)和佩頓的《會計理論》(1922年)的出版為標志，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成為傳統的研究時期，這一階段所采用的方法稱為“規(guī)范研究”(NormativeStudy)。規(guī)范研究通常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提出標準作為分析處理會計問題的標準，研究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標準。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實證研究”(Positive Study)異軍突起。經濟學成為實證理論的主要推動力量，實證研究方法首先通過金融經濟學和金融理論進入會計研究領域。1968年，鮑爾和布朗關于會計收益和股票價格的研究可視為實證研究的萌芽。1976年，詹森(Jensen)發(fā)表《羅切斯特學派宣言》。反對以特定價值判斷為指導的傳統會計研究方法，提倡要建立實證會計理論。瓦茨(Watts)和齊默爾曼(zimmerman)于1986年出版了《實證會計理論》一書，成為實證會計理論的經典之作。到了20世紀80年代，實證研究方法已成為西方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主流派。美國會計學會權威期刊《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刊發(fā)文章的基本標準是“該成果是對會計思想做出重大貢獻”，該期刊偏好具有實務相關性的論文，“純規(guī)范性或描述性的論文一般不會被接受”。其他知名度較高的會計類期刊如《會計縱橫》(Accounting Horizons)、《會計和經濟學月刊》(Journal ofAccountingand Economics)、《會計論叢》(Issues in Accounting)也不接受純理論性的文章、論述方法論問題的文章或論述不使用大規(guī)模樣本檢驗的文章。
二、規(guī)范研究與實證研究
休謨在《人性論》(1739)中指出，人們不能從“是”的命題推斷出“應是”的命題，這一論斷被布萊克貼切地命名為“休謨鍘刀”(1970)，并成為人們公認的區(qū)分實證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的基本標準。
(一)規(guī)范會計研究 人們普遍認為，規(guī)范會計研究是探討關于會計“應該是什么”的方法論，它通過一系列會計準則的規(guī)范性要求，從邏輯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優(yōu)化會計實踐應該是什么。規(guī)范會計研究的優(yōu)點：一是研究方法成熟。歸納法或演繹法是規(guī)范會計研究主流方法，這兩種方法歷史悠久，邏輯性強，容易掌握，易于理解。二是適用范圍較廣。規(guī)范研究可以不受預定模式的束縛，把理論概念或結論建立在大量現象的基礎上。該方法既能適應會計基本理論的研究，也能適應會計基本概念及會計應用理論的研究；既可從理論命題推導出事實命題，也可用來解釋已知的會計理論或會計行為。三是研究結論針對性較強。規(guī)范會計一般圍繞確立的會計課題去搜集相關資料，繼而通過對資料的整理分析得出具有針對性的研究結論，可以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規(guī)范會計研究的缺陷：一是價值不中立。規(guī)范會計研究強調價值判斷，研究者的個人價值偏好會影響所搜集的資料和對研究結果的解釋，進而影響研究結論的客觀性。二是邏輯前提缺乏檢驗。規(guī)范會計研究強調證實性而不強調證偽性。但為證實論點所依據的邏輯起點假設卻未經過驗證，很多理論仍屬于學術上的推論。推導結論的正確與否取決于前提假設，如果前提假設錯誤，則結論就成為“空中樓閣”。三是定性描述難以識別會計問題的本質現象。規(guī)范研究無論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都是側重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純粹的定性分析難以揭示事物間微妙的區(qū)別和聯系，難以深入剖析各種會計現象的規(guī)律性，其結論因不具備可檢驗性而降低可信性和可操作性。
(二)實證會計研究實證會計研究是描述關于會計現象“是什么”的方法論，它為解釋現行會計實踐和預測未來會計實務提供理論依據。實證會計研究的優(yōu)點：一是精確具體。以經驗數據為基礎的實證會計突出數學在建模和數據分析中的作用，通過定量深入剖析各種經濟現象的規(guī)律性，既能使人們對經濟現象的認識具體化和精確化，又可減少由于概念、運算手段等方面的不確切而產生的無謂爭論。數學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超越現實的觀察，并推導出新結果，發(fā)現直覺無法獲得的關聯關系，從數據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減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從而提升會計學理論的科學性，特別是其具體論斷的可操作性和可檢驗性。基于此，使得監(jiān)管部門有可能擺脫會計尋租、政治游說等道德觀念的外部性困擾，在會計理論的許多論斷上達到某種一致性，并且在其立場上保持某種中立性。二是拓寬會計研究領域。實證會計重視對會計主體行為及其動機的研究，大量引進經濟學研究成果，如產權理論、契約理論、企業(yè)理論。為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提供新的概念框架，把會計研究領域擴展到研究資本市場，如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的關系、會計政策選擇、會計行為研究等，從而使我們對會計理論的認識又進一步。三是遏制學術腐敗。實證會計不做重復性研究，每項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為所研究領域增添新內容、創(chuàng)造新理論。實證研究為防止剽竊、抄襲他人學術成果，扭轉不良學術風氣提供平臺。四是突出預測功能。實證會計得出的結論不僅闡釋觀察到的會計現象，而且還對未觀察到的現象以及那些雖已發(fā)生但尚未通過搜集、分析獲得系統性數據加以證實的現象實施會計預測。五是體現科學性和實踐性。實證會計從會計假設人手，對規(guī)范會計理論賴以依存的前提進行檢驗，進而證實或證偽規(guī)范會計研究結果。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與當代經濟科學發(fā)展的大方向趨同，研究目標側重現實，而不是理想，緊密結合會計實務，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
實證會計研究的缺陷：一是經驗檢驗與理論分析脫節(jié)。任何經驗研究的設計都要求理論構建，實證理論的發(fā)展不可避免的要包括理論假設，而很多理論假設都是基于委托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在委托理論研究中，決策者通常被假定為效用最大化者，并且其行動被置于一個競爭性市場系統內。這些假定(Assumption)成為公式化可接受實證檢驗的假設(Hypotheses)，在研究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決策條件；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中心是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觀念。雖然經濟理l生觀念為嚴謹的數學分析提供出發(fā)點，但是經濟理性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為爭論的主題。作為行為動機基礎的“效用最大化”觀念和作為交易發(fā)生的組織場所的市場理論是植根于經濟理性的兩個基本條件。現有大量的經驗證據顯示，個人不具備邊際分析(效用最大化的條件)理性，完備的有效市場也不存在。二是核心論斷的或然性。在實證會計的結論中居于核心地位是關于會計問題的預測論斷，預測是面向未來的，而經濟活動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會計理論的預測只能說明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是概率極大的，但它仍是或然的、應然的。“事實本身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東西”(馬歇爾語)，“事實自身不會說話”(薩繆爾森語)，若想要事實說話，就必須對其加以說明或解釋。
而作為“經濟人”的會計學者，在進行實證會計研究過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個人偏好所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干擾，解釋者的價值取向不可避免摻雜其中。在現實世界里并不存在客觀獨立的經驗證據，一切經驗證據都是受評價者的背景知識或世界觀的影響。于是對同一事實往往會有不同的說明或解釋。如wimes(1994)以澳大利亞76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驗證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與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非審計服務收入與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呈負相關。Barkess和Simnett(1994)也以澳大利亞上市公司為樣本，經多元回歸分析，卻得出“非審計費用與非標準意見呈顯著正相關”的結論。三是論證工具缺陷。數學的優(yōu)勢以及數學大規(guī)模運用依然不足以消除會計學科屬性上的困惑。嚴格地講，會計是一門問題導向的學科，問題的惟一來源只能是現實的經濟運行，數學方法是對經濟現象進行總結并形成系統化的知識體系的一種手段，并不是經濟理論本身。經濟是一個數據生成過程(Data GeneratingProcess)，是一個復雜的、不可逆的非實驗系統。無法像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進行多次重復的實驗，從而得到多組隨機的實現值。而實證會計在運用數學分析時，只能將某個確定的經濟變量值看成是某個隨機過程的一個實現值。作為會計研究工具的數學本身也具有先天性理論缺陷。從2500多年前芝諾悖論引發(fā)第一次數學危機起，到非歐幾何、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羅素悖論，經歷數次災難性打擊之后，數學理論自身缺乏堅實的邏輯基礎以及某些核心范疇難以嚴格定義的事實已被越來越多的數學家承認。運用抽樣方法采集數據時存在抽樣誤差：運用數學模型對樣本數據進行假說檢驗，推斷總體時存在推斷誤差。因此，有限的樣本很難充分模擬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四是有些研究對象難以量化。數學的用途是廣泛有效的，但絕不是萬能的。實證研究是用數學公式來描述經濟規(guī)律和模擬經濟運行，但經濟規(guī)律本身也是相當復雜，將經濟規(guī)律簡單化、公式化，其運行結果往往有一定的誤差，這種誤差有時是可以接受的，有時則與實際運行結果不相符合。會計問題涉及經濟制度、社會心理、價值觀念等變量因素，這些變量因素含義比較模糊，性質難以準確界定，因而難以量化。而現在的實證會計往往利用替代變量來表示。如獨立性以審計師出具的非標準意見的數量為替代變量，審計調整作為審計師應有職業(yè)謹慎的替代變量。這樣的模型將會計非人性化，將經濟活動中人的活動機械化、程式化，其效果可想而知。五是時間上的滯后性。實證會計必須等到某一會計問題出現很長時間，有足夠的樣本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經驗分析時才能得以實施。
三、我國會計研究范式的選擇
實證會計成為西方會計研究的主流是不爭的事實。規(guī)范會計沒有能夠取得與實證會計相比肩的地位，然而，它的頑強存在和自主發(fā)展也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證券市場不發(fā)達的國家。基于中國國情，本文認為，會計研究方法的選擇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一)優(yōu)勢互補，相得益彰近代量子物理學的奠基人尼爾斯?玻爾曾經說過，站在一條深刻真理對面的往往是另外一條深刻的真理。既然規(guī)范與實證各具特色，那么偏廢任何一方均非善策。理想的選擇是消除兩者之間的對峙狀態(tài)，承認彼此的存在價值，并促進兩者實現一定程度的結合。經濟活動既有客觀性的一面，又有主觀性的一面，二者缺一不可。會計實踐規(guī)律的剛性制約，又受主觀能動性的影響。會計學要對具有如此雙重屬性的經濟活動作出正確的理論概括，就不能不既具有實證性，又具有規(guī)范性。從認識上看，規(guī)范會計研究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一般到具體的認識；而實證會計研究則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具體到一般的認識。兩者有機結合才能形成對會計問題本質規(guī)律的認識；從質和量的關系來看，事物的質和量是密不可分的。質是一種事物區(qū)別于另一種事物的內在規(guī)定性，而量是表示事物存在和發(fā)展的規(guī)模、程度、速度等的數量的規(guī)定性。質是量的基礎，并對量起制約作用；量是質的必要條件，任何事物都有其數量界限。實證會計側重定量研究，規(guī)范會計側重定性研究，定性分析是基礎。在研究中起預見和指導作用；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精確化，在研究中起著證實和糾錯作用。會計理論研究應該是兩種方法的統一，這既確保了會計理論構建的邏輯相關性和緊密性，又為會計理論的真實性和精確性提供了檢驗依據，做到優(yōu)勢互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二)規(guī)范為主，實證為輔 回顧我國會計研究的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規(guī)范理論一直是主流范式，實證研究居于從屬地位，以假設檢驗型為特征的實證會計文章在我國會計研究的權威期刊上并不多見。本文認為，這種狀況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主要原因：首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尚未建立。實證會計必須以經濟理論和運行機制及經濟行為作為研究主體行為的理論分析基礎。離開了理論分析的指導，會計研究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理論不僅指西方經濟理論，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由于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經濟運行中一些重大問題尚未最終討論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尚未建立。因此，目前的實證會計大都是建立在經濟理論基礎之上。所謂“橘生淮南為橘，生淮北為枳”。雖然有些西方經濟理論假設適用于改革時期的中國，但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直接將西方現有的模型應用于中國的相關數據進行統計檢驗，忽略了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條件的歷史和現狀，從而也就忽視了實證分析完整的理論基礎，致使對經濟行為的解釋呈現出較為混亂的局面，甚至得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結論。其次，我國企業(yè)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比弗(Beaver)認為，美國實證會計研究空前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的股權分散化，機構投資者比重較大，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反觀中國的公司治理，還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職業(yè)經理人階層，股權交易市場(包括證券市場)尚不發(fā)達。這些客觀因素造成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和監(jiān)事會職能缺位。大股東根據上市公司業(yè)績狀況，決定給予“抽血”或“輸血”。從實證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上市公司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這就從方法論上影響實證會計研究的可信性。第三，我國企業(yè)經濟數據質量不高。數據準確、及時與否直接影響實證分析的精確性。目前，由于我國統計水平不高，不僅可供直接使用的數據很少，口徑不一的現象多，且已有的數據的可容性、連續(xù)性和可比性都存在較大問題。我國會計規(guī)范變遷較為頻繁，加之我國股票市場是一個明顯的“政策市”，股價變動多與政策出臺有關，這些情況也嚴重影響數據的可比性。在問卷型調查中，非應答(NoResponse)問題可能嚴重，有40％的應答者就算幸運。由于保密性質，有些數據只能以高度加總的形式公布，不能告訴我們有關微觀單位的情況，而這些才是研究的目標。一些地方部門或單位的領導受利益驅動，以權擾數、以數謀利等違法行為滋長、漫延，加之會計信息失真已成一大流弊，會計造假前仆后繼，數據的真實性大大折扣。把虛假的數據放進即使正確的模型中，出來的結果也是不可信的。第四，實證研究型會計人才匱乏。實證會計不僅需要扎實的財會知識、經濟理論知識、較完備的數學知識和一定的計算技術，同時還要具備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但由于歷史的和學校教育專業(yè)設置等原因，當前在我國這類文理滲透、經濟與數學皆精通的人才仍是鳳毛麟角。在1997年之前，我國的實證會計主要是引進、介紹西方成果，此后的實證研究主要是模仿，真正能夠結合中國國情建立模型的實證研究并不多見。更有甚者，為顯示自己研究水平之高深，一些學者刻意采用一些形式上看似完美的數學模型符號或是把簡單的會計理論數學模型化。復合型人才的缺乏及附庸風雅的風氣對我國的會計研究百害而無一利。第五，實證的現實預測效果不盡人意。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許多政府機構和科研單位都嘗試采用實證模型進行經濟預測，但預測的結果并不盡如人意。僅以股票價格的預測為例，股市可以說是數據資料很充分，很準確，也很有條件根據各種資料擬合計量經濟模型的場所。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經濟學家試圖運用高深的隨機微分方程和非參數統計方法來研究金融市場問題，但至今收效甚微，另外盛行于股票市場的股市行情分析軟件，始終無法準確預測股票市場走勢。
第7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關鍵詞:教學目標;教學方法;課程體系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4-0086-01
在我國市場經濟蓬勃發(fā)展的同時,高效經濟學的教學既面臨著機遇,也存在著挑戰(zhàn)。通過制定更加切合實際的教學目標,能夠使學生的知識能用、會用、用得上,進一步推動高職院校的教學改革,真正使學生與企業(yè)崗位零距離對接;學生能夠成為重實踐、會操作的綜合性人才;同時培養(yǎng)學生行業(yè)通用能力、崗位專用能力、社會適應能力以及專業(yè)核心能力;實現學生自身價值的同時,并且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無疑是明智之舉。
一、按照重實踐、求創(chuàng)新的原則制定教學目標
(一)注重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yǎng)
能力培養(yǎng)應是全面性、綜合性的,在教授學生專業(yè)知識之前,應注重學生道德品行的教育,從根本上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經濟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與各類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學科都具有交叉性,因此,我們必須從學生的德智體美諸多方面加以引導和教育,使得學生在踏入社會之前,具備職業(yè)人的基本素質。
(二)以培養(yǎng)學生專業(yè)核心能力、崗位專用能力與行業(yè)通用能力為主線
教學目標體系要以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為依據,必須建立一套較完善的實踐教學體系,是“培養(yǎng)理論夠用、實踐操作能力強的T型復合人才”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完善理論教學體系和進行理論教學檢驗的實踐基礎。經濟學專業(yè)的實踐教學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其一,實踐教學的理論性強。經濟學專業(yè)有很顯著的理論學科特征,其課程體系及內容都緊緊圍繞理論經濟學設計,按照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的規(guī)定,經濟學專業(yè)培養(yǎng)的學生應當是能夠從事經濟分析、經濟預測、經濟規(guī)劃和經營管理工作的專門人才。從這個意義上看,實訓室的實驗教學既是理論教學,也是實踐教學,而且,實驗教學是比理論教學難度更大、更復雜的教學。其二,經濟學專業(yè)的實踐教學具有更高的理論指導性。經濟學理論大多來源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化,理性的經驗思維方式方法直接塑造學生的分析判斷能力,實踐教學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要挖掘學生的實踐潛質,把所學理論融會貫通于運用,把實踐行為置于理性的和科學的理論指導之下;其三,經濟學專業(yè)教學實踐絕對不是簡單模仿,而是創(chuàng)造性地應用。同時,應積極整合企業(yè)的資源,實現校企合作,日常教學活動盡量體現真實的工作環(huán)境,并且充分利用企業(yè)的資源,為下一步的頂崗實習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教師也應積極參與到企業(yè)活動中去,幫助企業(yè)解決經營中的重點、難點,與企業(yè)家深入探討經濟形勢,把生動鮮活的案例引入中,從而避免了理論知識的生搬硬套,從而不斷提升教師的基本業(yè)務素質。
二、實踐教學內容體系
(一)基礎實踐課程
如前所述,經濟學學科性質決定了學生必須具備綜合能力,因此,在課程體系中,要加強學生計算機操作能力以及外語應用能力。作為應用最廣泛的計算機技術,是學生必備的基本技能之一,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工作中的基本分析手段,并且能夠利用先進的技術輔助工作的完成;外語的溝通能力也是尤為重要的,隨著我國與外資企業(yè)合作步伐不斷加深,能夠用流暢的語言表達是必不可少的技能,經濟學專業(yè)畢業(yè)生就業(yè)廣泛,作為復合型人才,外語教育突出了實用性和專用性。因此,對于基礎實踐性課程的教授不應輕視。
(二)專業(yè)實踐課程
課程實驗課專為與相關課程直接聯系的經濟學分析而設計,此類實驗課要在掌握了基礎的分析工具之后,結合相關課程具體內容,專題從事課程內專業(yè)性理論問題的驗證和應用實踐。課程實驗課的課時與相關課程直接結合,合并到課程總課時內,根據課程的具體需要設計,分布于課程內容的不同階段,由專業(yè)任課教師掌握。要求通過課程實驗課的實踐,更加牢固地掌握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培養(yǎng)學生獨立分析問題的動手能力。
(三)綜合實驗課程
第8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業(yè)績的定義
業(yè)績(performa。Ce)，又稱績效，是企業(yè)在管理活動經常涉及到的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對于這個概念，管理學界有著不同的界定。一種思想認為，績效是在特定的時間內，由特定的工作職能或活動產生的產出記錄。這種思想對績效的界定來源于工作的角度。另一種思想對績效的界定來源于行為的角度，如著名經濟學家坎貝爾認為:“績效是人們所做的同組織目標相關的、可觀測的事情”。博曼和穆特威德魯認為:“績效是具有可評價要素的行為，這些行為對個人或組織效率具有積極或者消極的作用”。由這兩種對績效的界定可以看出，業(yè)績是一系列行為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僅僅關注行為或結果都是對績效片面的理解。因此對績效的界定必須包括兩個方面即兼顧行為和結果。同時業(yè)績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被解釋為:(1)建立的功勞和完成的偉業(yè):(2)重大的成就。而業(yè)績在英文中使用performanCe一詞，中文也有譯作效績、績效的。西方對于業(yè)績的研究較早，早期的研究者認為業(yè)績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產出和行為。于是就形成了兩種績效理論:一種是績效產出論.它主張以結果為導向考核績效。它的主要代表者為:洛克(Locke)拉薩姆(Latham)、普里特查理(Pritchard)，凱恩(Kane)、伯納(Bernardin)，羅爵(R。dger白)和溫特(Hunter)等人。其中伯納等吸取了凱恩(1986)早期的研究成果，將業(yè)績定義為:在特定的時間內，由特定的工作職能或活動產生的產出記錄……工作業(yè)績的總和相當于關鍵或必要工作職能中業(yè)績的總和(或平均值)。職能應該與所進行的工作有關，而與執(zhí)行工作的人的特性無關。而普里特查理提出的“生產率衡量與提高系統”的基礎就是“產品是組織單位預期完成的活動或目標”，將產品作為績效的表現形式。然而將績效等同于任務完成情況、目標完成情況、結果及產出的觀點受到了許多理論學家，尤其是心理學家的質疑。這種質疑逐漸形成了績效的另一種理論，也就是績效行為論。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菲(murphy)、伊爾根(1lgen)、施納伊德(SChneider)，摩曼(Mohrman)、坎貝爾(Campell)等。這種理論主張績效是個人或系統所作的事情。而并不是產出或結果。這一點在墨菲對績效的定義中講得很清楚:“為一套與組織或個體所工作的組織單位的目標相關的行為”。在這種理論的引導下績效就是對所做事情的量化，重點在于行為而非結果。
2.2公司業(yè)績
l)公司業(yè)績的界定
通常認為所謂公司經營業(yè)績，即經營成果，是指企業(yè)一定期間的經營利潤(或虧碩士論文房地產上市公司業(yè)績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損)，通常用財務指標來描述。而企業(yè)的業(yè)績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種是以結果為導向的業(yè)績。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內由特定的工作職能或活動產生的產出記錄;一種是以行為為導向的業(yè)績，是指與企業(yè)目標有關的、可以按照個體的能力(即貢獻程度)進行測量的行動或行為。因此對企業(yè)經營業(yè)績的評價，財務指標首當其沖，從沃爾比重評分法到如今財政部等五部委制定的新的效績評價規(guī)則，財務指標評價方法己經發(fā)展得相當完善。
2)公司業(yè)績主要內涵
對于公司業(yè)績的理解人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理解單指企業(yè)的績效:第二種是我國于1999年6月頒布的《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規(guī)則》中對企業(yè)績效的定義:企業(yè)績效是指一定經營期間的企業(yè)經營效益和經營者績效:第三種是布雷.德魯普在((績效管理》中將企業(yè)績效分為組織層次上的績效和個體層次上的績效。組織層次上的績效表現為:有效性(滿足顧客需要的程度)、效率(企業(yè)使用資源的節(jié)約程度)、變革性(企業(yè)應對將來變革的準各程度)三個方面:個體層次上的績效表現為經營者和雇員的努力程度(對組織績效的貢獻)、效率(資源的利用)、特性和能力(知識、技術、專長、應變能力、決策能力等)三個方面。本文對企業(yè)績效的定義為上述第二種，即企業(yè)績效是指一定經營期間的企業(yè)經營效益和經營者績效。
2.2業(yè)績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
2.2.1規(guī)模經濟理論
規(guī)模經濟理論(馬歇爾)認為:生產規(guī)模和經濟效益之間有著極其重要的函數關系，生產同一產品，成本是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降低的，設備效能的發(fā)揮是隨著大批量生產而逐漸增加的，人的管理潛力也是隨著規(guī)模的擴張而被開發(fā)和利用。規(guī)模經濟效應分為兩種:企業(yè)技術規(guī)模經濟和企業(yè)組織規(guī)模經濟。通常意義上的規(guī)模經濟即企業(yè)技術規(guī)模經濟，它是指通過生產規(guī)模的擴大降低企業(yè)的生產成本，而組織規(guī)模經濟則指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張，組織資源得以重新分配，企業(yè)的人力資源、制度資源以及品牌等資源得到更充分的使用(分工的專業(yè)化)從而降低成本。發(fā)展規(guī)模經濟是解決當前房地產企業(yè)存在的問題，提高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的一項重要的措施。
2.2.2股權結構理論
人們對于股權結構問題的研究最初就是基于對公司績效的關心。Berle和Means(1932)在名著《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中指出，在公司的股權結構分散的情況下，沒有股權的經營者和分散的小股東之間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小股東無法對經營者形成有力的監(jiān)督，這樣經營者很可能利用公司資源謀取私利，甚至會損害股東的利益。因此，這類公司的績效受到影響。兩人的觀點實際暗含了一個假設:公司股權越分散，公司經營績效越差;相反，公司股權相對集中，公司績效會提高。正式研究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始于Jensen和Meekling(1976)。他們將公司股東分為對企業(yè)管理決策有投票權的內部股東和沒有投票權的外部股東。并認為，由于內部股東與外部股東的目標函數不同，因而二者之間存在著潛在的利益沖突，而內部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使其有積極性監(jiān)督職業(yè)經理人，有利于協調內部人與外部股東的利益，從而在公司治理中發(fā)揮積極作用。Jensen和Meckling對經營者和股東之間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極大推進了股權結構理論的發(fā)展。自Jensen和Meckling以后，國外學者圍繞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績效問題進行了廣泛研究，但大量的研究是以美國公眾公司為背景，并且主要集中于內部人持股和股權集中度方面。我國學者近幾年來，也對股權結構在我國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無論是國外還是我國的學者，在關于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方面的研究，都還遠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最先對Berle與MeanS觀點提出挑戰(zhàn)的是DemsetZ(1983)，他認為，股權結構是企業(yè)內部的個人或機構股東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股票交易而形成的自然結果。因此，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不應該存在系統性對應關系，也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有什么系統性對應關系。后來，國內外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實證經驗分析。不同的學者對股權結構和公司績效的指標選取及計量回歸模型建立有所差異，得到的結論也各不相同。從現有研究結果來看，就股權結構與企業(yè)績效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令人滿意的結論。造成這種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多種多樣，既有樣本選擇、變量定義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設計方面的原因。
2.2.3貨幣傳導機制理論
關于貨幣政策理論，其主要內容是講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即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中間目標、操作目標、貨幣政策工具以及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主要是描述貨幣政策如何借助于貨幣政策工具來影響實體經濟的變動及其實施影響所依賴的路徑，是貨幣政策有效發(fā)揮作用的基礎。由于我國的特殊性，與西方那個發(fā)達國家吸那個比較，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很大的差異。貨幣傳導機制主要通過三類途徑進行傳導。第一類通過投資支出起作用。第二類通過消費支出起作用。第三類通過國際貿易起作用。而對第一類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又主要有以下觀點:其一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貨幣政策操作、短期利率長期利率、投資實體經濟。即由于利率的變動而對投資產生相應的影響。稱之為貨幣渠道。
第9篇：計劃經濟理論來源范文
關鍵詞:財政;財政屬性;財政范圍
財政屬性和財政范圍是我國財政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和教學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盡管近年來它們已不再受到關注,處于被遺忘的狀態(tài),但它們曾在我國財政理論體系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了解和把握這兩個問題,對于我國財政學的后來者,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財政屬性問題回顧
財政是屬于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的問題,直接導源于財政本質的爭議。不同的財政本質觀將得出不同的財政屬性論,反過來財政屬性分析也將加強和支持自己的財政本質觀。
我國財政理論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財政屬性問題。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財政本質大爭論中,則成為熱門話題之一。60年代出版的《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小冊子,大體上囊括了這一問題的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故下面著重介紹之。
鄧子基為該書寫了《關于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問題討論綜述——代序》,介紹了關于財政屬性的爭議概況:“這個爭論經歷了相當長的時期,是隨著對財政本質的認識而逐步展開的。起初,大家?guī)缀跻恢抡J為,資本主義及其以前的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財政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財政,都是一種上層建筑。后來,有人對上述論點表示懷疑,認為社會主義財政不僅是上層建筑,而且也是經濟基礎,肯定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兩種屬性,對于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政,則仍認為是上層建筑。近幾年來,有人主張財政是經濟基礎。其中又有兩種意見:有的同志主張社會主義財政是經濟基礎,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政還是上層建筑;有的同志則主張任何社會形態(tài)的財政都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1)具體來看,可以歸納為三大類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是一種上層建筑。持這種觀點的有陳明鑒等人。陳明鑒在《財政是一種上層建筑》一文表明了這一觀點。該文主要是“從上層建筑的特征來探討財政的上層建筑的性質”的,認為“財政本身不能生產物質財富,它不是物質的形式”,從而也應是一種上層建筑。此外,他還指出,“財政比之一般上層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財政是伴隨國家而來的東西,……國家本身是一種上層建筑,財政既伴隨國家而來,我們就不能否認其依存其他上層建筑——國家的事實。”(2)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具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兩種屬性。在姜維壯的《社會主義財政基本上屬于經濟基礎,私有制社會的財政是上層建筑》,和葉振鵬的《國家預算既屬于經濟基礎,又從屬于上層建筑》等文中,闡述了這種觀點,這只要從論文的題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這種觀點可分為三種情況。其一主張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兩重性,理由是:(1)財政為經濟服務的部分屬于經濟基礎,財政為上層建筑服務的部分屬于上層建筑;(2)企業(yè)財務是經濟基礎,國家預算是上層建筑;(3)來源于生產領域的財政收入和用于生產建設的財政支出是經濟基礎,來源于非生產領域的財政收入與用于非生產建設的財政支出是上層建筑。其二主張社會主義財政和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均有兩重性。因為財政作為一種經濟關系是經濟基礎,但財政與國家的產生和存在有關,所以又是上層建筑。其三主張社會主義財政是(或基本上是)經濟基礎,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則是上層建筑。因為社會主義財政直接同物質生產密切聯系,它參與生產和分配,所以是經濟基礎,而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則與物質生產沒有聯系,只是生產過程以外的偶然的東西,所以是上層建筑。
一種觀點認為,不論社會性質如何,財政只能是經濟基礎。這是因為:(1)財政的本質乃是一種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本身就是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2)財政雖以國家為前提,是國家的產物,但財政不是國家這個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不能混淆財政的產生與存在原因同財政本身的區(qū)別,不能混淆財政本身和服務對象的區(qū)別;(3)財政的性質雖取決于國家的性質,但最終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取決于經濟基礎性質,國家只起中介作用;(4)應該把財政這一分配關系本身同反映這種分配關系的財政觀點、財政政策與規(guī)章制度區(qū)別開來;(5)社會主義社會與剝削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同樣具有階級性與歷史性,不能因為財政具有階級性與歷史性,就肯定為上層建筑。(6)財政收入來源與支出用途反映著一種分配關系,不能作機械表象的理解。(3)
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小冊子中,持經濟基礎觀有5篇,超過一半。持這種觀點的有鄧子基、趙春新、安體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張剩余價值產品決定論的王紹飛,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會共同需要論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對該問題的爭議幾乎停止了。“”結束后不幾年,我國財政理論界重開財政本質問題的論戰(zhàn),作為該問題伴生物的財政屬性問題,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盡管已時隔十幾二十年,但在我國經濟理論和財政理論沒有大的變化的大環(huán)境下,參加爭論的主要還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觀點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沒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隨著人們對于財政本質問題的淡化,我國財政學界對于財政屬性問題的爭議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學課堂上教師有所介紹之外,基本上不再見諸于財政刊物和論著之中了。
二、財政范圍問題回顧
財政范圍或者說財政體系的問題,也是與財政本質直接相關聯的財政基礎理論之一,因而將其與財政屬性問題結合在一起考慮。
在大連財政學討論會上,幾乎每篇論文都涉及了財政范圍問題,并且在當時就形成了“大財政”、“中財政”和“小財政”三大類的看法。
1.“大財政”其主張者主要為李成瑞。他認為,“社會主義財政的范圍(體系)包括
以下三個部分(環(huán)節(jié)):(一)國家預算;(二)國家銀行信貸;(三)國營經濟各部門和國營企業(yè)財務。”(4)
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財政教研室的《財政學》(初稿)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即“財政體系是由財政實質確定的。在我國有計劃分配社會產品過程中,屬于國家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社會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貨幣資金與非集中性貨幣資金的諸分配關系,構成了我國的財政體系。我國財政體系主要包括國家預算、銀行信用和國營企業(yè)財務三個環(huán)節(jié)。”(5)
2.“中財政”其主張者鄧子基認為,“社會主義財政本質決定財政范圍。……凡是具備反映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體的、具有強制性和無償性特征的分配,都屬于財政范圍。不具備的,都不屬于財政范圍。”(6)因此,“在我國條件下,財政的范圍主要包括國家預算與國營企業(yè)財務兩大環(huán)節(jié)。…前者是我國財政的中心,后者是我國財政的基礎。此外,財政的范圍還包括國家信用(公債)和其他財政資金等方面。”不過,“企業(yè)財務雖然成為財政的基礎,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全部屬于財政范圍。……國營企業(yè)財務中反映的財政分配關系的那一部分,即體現以國家為主體與無償特點而與國家預算發(fā)生相互關系的那一部分,……才屬于財政范圍……。財政既不包括全部經濟關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貸、等價交換、提供勞務而形成的分配關系”。(7)這是典型的“中財政”,它由國家預算和國營企業(yè)財務的部分內容所組成。
3.“小財政”陳共撰文指出,“我們是主張‘小財政’的”。至于“小財政”包括哪些內容則沒有具體指出,而僅談到小財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國家預算的。(8)不過,通常來說,“小財政”即是主張財政范圍僅由國家預算和預算外資金所構成。
此時人們的爭論還未涉及預算外資金,是因為當時預算外收入數額過小。在80年代隨著其規(guī)模的膨脹,預算外資金也自然地被納入財政范圍內,這對于各種財政范圍觀來說倒是沒有什么異議的。
此外,還存在著若干處于中介狀態(tài)的財政范圍觀。
在國家分配論者中,有些人的觀點介于中財政和小財政之間,但實質主張小財政。翟華林的《關于財政學上幾個問題的認識》具有典型性。該文認為企業(yè)財務只是財政的基礎,但不是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國家財政基礎的,不僅有國營企業(yè)財務,還有集體經濟財務以及其他經濟成分的財務,雖然它們作為基礎不及國營企業(yè)財務那樣大、那樣密切,但是,其為基礎則一也。…把國營企業(yè)財務這個基礎,當做國家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它與主張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財政分配關系的說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進而指出,“把國營企業(yè)財務這個基礎當做國家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在理論上是不好解釋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財政與財務的界限。”(9)
應當說,翟華林對國營企業(yè)財務是財政基礎環(huán)節(jié)觀點的批評是中肯的,因為國營企業(yè)財務分配并不是強制的和無償的。但他又沒有完全提出小財政的主張,而稍微留了點尾巴,將“企業(yè)財務”而不是“國營企業(yè)財務”說成是財政的“基礎”,這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80年代編寫組編寫的《社會主義財政學》教科書,實際上受到了翟華林觀點的影響。該書主張:“國家預算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主導環(huán)節(jié),…預算外資金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補充環(huán)節(jié)。…國營企業(yè)財務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基礎”。(10)這實際上退到小財政觀上來了,因為在這兒國營企業(yè)財務僅是“基礎”而去掉了“環(huán)節(jié)”二字,其實質是將國營企業(yè)財務從財政范圍中剔除出去。
在國家分配論者中,還有較多人的觀點介于“大財政”和“中財政”之間,但根本上則屬于“中財政”。谷棋和劉明遠等人就認為:“國家預算、銀行信貸、國營經濟財務及預算外資金在資金綜合計劃上共同構成統一的社會主義財政體系,其中國家預算是主導環(huán)節(jié),國營經濟財務是基礎環(huán)節(jié)。”沈云也認為,“國家財政范圍主要應該包括:國家預算、國家財政信用、國營企業(yè)財務、國家稅收、其他財政資金等五個環(huán)節(jié)”。(11)而該文的“其他財政資金”,則大致上指的是預算外資金。
這些作者的觀點將銀行信貸包含入財政范圍內,乍一看與“大財政”相類似,但實質上與大財政觀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大財政”將整個銀行信貸都納入財政范圍,而這些觀點則僅將財政通過銀行發(fā)放的長期信貸列入財政范圍。由于財政撥給銀行的長期信貸資金本身已包含在國家預算內了,因而它的單獨提出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而其實質仍是中財政觀。
這兩類具有中介狀態(tài)的財政范圍觀,與前述三類財政范圍觀相交融,就使得我國財政理論界對于財政范圍的看法,呈現了一種連續(xù)分布狀態(tài)。此時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如認為稅收也是財政的一個獨立環(huán)節(jié)。這種主張,甚至在80年代還為許多財政學教科書所采用,但終究沒能產生多大的影響。
進入90年代以來,改革賦予國有企業(yè)愈益增大的獨立自主性,使得幾乎無人再主張國有企業(yè)財務也是財政范圍的構成部分了。于是,我國財政由預算內和預算外兩部分組成,大體上已沒有什么爭議了。此時則冒出了一個“制度外”財力問題。所謂“制度外”財力,它也是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掌握的財力,但不僅沒有納入各級政府預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關制度規(guī)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違規(guī)性質的政府財力。作為政府財力,它們顯然屬于財政范圍,是財政的組成部分。由于它們往往與亂收費亂攤派直接相關聯,因而引起理論界的高度重視,但此時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財力是否屬于財政范圍,而是如何規(guī)范和管好這部分財政資金問題。因此,財政范圍問題在90年代可以說是完全沉寂下去了。這對于我國財政理論研究來說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種表現,是市場基礎的建立解決了認識分歧的結果,也是我國財政研究從“純”理論爭論中超脫出來的表現。
三、財政屬性問題評價
由財政本質問題決定的財政屬性問題和財政范圍問題,盡管直接源于前蘇聯的財政理論,但如同財政本質論一樣,也具有了我國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經濟體制決定,又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而變化和發(fā)展更新。
在前述的幾種財政屬性觀點中,乍一看經濟基礎觀是正確的,而上層建筑觀則是明顯錯誤的。其實不盡然,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其結論就不那么絕對了。
這一問題的分析是以對財政本質的認識為基礎的。對于國家分配論者來說,在“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命題下,財政本質歸結為是一種“分配關系”,而“純分配關系”顯然只能是經濟基礎。但這種觀點未考慮到財政活動主體是國家這一特殊性。國家主體使得財政分配直接滲入了上層建筑的因素,而絕非企業(yè)等經濟主體那樣,進行的是“純”經濟基礎的活動。財政主體的這一特殊性,使得財政成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直接中介物與聯結體。這似乎是符合辯證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問題發(fā)生,而鮮明地表現了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
可見,財政作為分配是一種經濟活動,而其國家主體身分又使得這種經濟活動直接包含了國家因素。這表明,從國家分配論出發(fā),絕對地將財政歸入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筑的范疇,都是無法圓滿地說明問題的。
正因為如此,反對國家分配論而以客觀經濟因素為基點的剩余產品價值決定論者和社會共同需要論者,都是經濟基礎觀的主張者,如王紹飛和何振一等人。他們都是僅從經濟關系角度分析財政本質問題的,都否定國家與財政存在本質聯系,從而在財政屬性問題上不存在“國家主體”所引起的困惑。他們得出經濟基礎觀是自然的,是與他們的財政本質觀完全一致的。相反,國家分配論者則不同,“國家主體”和“分配”的混于一體,使得他們在財政屬性問題上陷入困惑,產生種種不同歧見,其得出純經濟基礎結論是勉強的。
從純上層建筑觀來看,它完全將財政視為國家的政治行為,而撇開了財政的分配性質,是不符合財政實踐狀況的。正因如此,這一觀點在我國財政理論界幾乎沒有什么人響應。但就財政的主體是國家這個側面來看,其觀點則又有某種正確之處。
既然從國家分配論的角度看,單一屬性觀存在認識絕對化的問題,那么,雙重屬性觀是否都正確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雙重屬性觀來看,我國財政界也存在著種種具體分歧。財政屬性應是“財政一般”的屬性,即所有社 會形態(tài)下的財政所共有的性質,而不能僅就某個社會形態(tài)或某個時期的財政,即“財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質得出結論。因此,那種以財政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處于不同的活動領域為標準,而將整個財政的一部分歸結為上層建筑,另一部分歸結為經濟基礎的觀點,顯然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因為那等于從根本上將財政分割為兩個事物了。
這樣,相對正確的觀點,將是以單一標準得出的結論。為此,葉振鵬等人的雙重屬性觀就顯得較為全面,與國家分配論的財政本質觀也更為一致。這類觀點認為,財政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基礎,又含有上層建筑性質,不能作為“純而又純”的經濟基礎來看待。
就財政屬性問題本身來看,似乎是純理論的問題。然而,在我國特有的國情下,它又有著現實意義。這就是強調財政屬性的經濟基礎觀,很大程度上是希冀從理論上強調國家活動必須遵循經濟規(guī)律的客觀要求,以此減少我國經濟建設中長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國財政理論界對于這一問題討論最為熱烈的時期,大約就是慘痛教訓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個純理論問題,因而也是最不為政府所重視,在其后的改革開放中幾乎沒有再引起理論界的關注。
然而,財政屬性問題與西方的公共選擇論,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問題,即究竟應該僅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僅從政治的角度,抑或從兩者兼顧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和研究財政問題?正是在相同的時間內,西方的公共選擇論卻迅速發(fā)展起來,促進了西方財政理論的大進步。可見,回顧財政屬性問題并非是毫無意義的。隨著我國財政從計劃型向著市場型的轉變,在原有的財政屬性論基礎上發(fā)展我國自己的公共選擇論,將是我國財政理論發(fā)展的重要乃至關鍵的內容之一。
四、財政范圍論評價
在60和80年代兩次財政范圍問題討論中,人們都同意財政范圍觀的分歧源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歧。這是對的,因為判定“財政范圍有多大”,顯然必須以“什么是財政”為直接依據。這樣,國家資金運動論者必須將國家預算、預算外資金、國營企業(yè)財務以及銀行信貸資金都包括進財政范圍,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財政觀”。國家分配論者由于主張只有國家進行的分配才是財政,因而嚴格地說是只能持有“小財政觀”,即認為只有國家預算和預算外資金才屬于財政范圍,因為銀行信貸和國營企業(yè)財務的分配主體都不是國家。
其實不然,事實與理論推斷卻存在較大出入。雖然國家資金運動論者主張的是大財政觀,但國家分配論者內部卻出現了種種分歧,不僅有主張小財政者,而且還有相當多人持有中財政觀,并且其觀點往往還與大財政觀有相似之處,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張大財政觀。這就表明了問題的復雜性。
如果說財政本質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結論,那么,財政范圍則是較為具體的分析,是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各種具體的現象形態(tài)。此時概念的單一性和明了性將不存在,面對的是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財政現實。于是,困惑和猶疑旋踵而至,這首先要具體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國家主體”?
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給當時的財政理論出的一個大難題。在當時企業(yè)國有國營,銀行國有國營,它們都是按照國家的指令性計劃進行活動,是國家這個大工廠的組成部分,其分配從根本上看也是國家在進行分配。這樣,由國家分配論出發(fā),得出企業(yè)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也是財政活動,即也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據的。由此可知,同為國家分配論者,卻在財政范圍問題上產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國家資金運動論和大財政觀,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這些觀點的持有者對于計劃經濟的運行特征是有著獨到認識和見解的。
對此,人大本《財政學》就指出,他們之所以持有大財政觀,就是因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得國家具有了經濟職能,使得財政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分配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財政直接伸延到生產領域,把國家預算、銀行信用同企業(yè)財務緊密地銜接在一起。國家預算和銀行信用是社會主義集中性財政,……國營企業(yè)財務是非集中性財政”。(12)
然而,企業(yè)和銀行畢竟與國家存在根本區(qū)別,即使是在計劃經濟下,企業(yè)和銀行也仍然不是國家,它們的分配活動仍然不是國家直接進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將企業(yè)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列入財政范圍,換言之,企業(yè)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也都是財政,這就取消了財政與企業(yè)財務和銀行信貸的區(qū)別,其結果必將導致實踐工作的混亂。所以,如同國家資金運動論一樣,大財政觀的贊同者也鮮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再來看中財政觀就可以明了,這類觀點的合理性是與大財政觀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點也是與大財政觀相一致的,簡言之,中財政觀能否成立的關鍵是國營企業(yè)財務問題。
對于將國營企業(yè)財務說成是財政基礎環(huán)節(jié)的觀點,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點:“有的同志在講到社會主義財政的實質的時候,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為行使其職能而形成的分配關系,但在說到社會主義財政的范圍(體系)的時候,又說包括國營企業(yè)財務在內。而國營企業(yè)財務顯然不僅僅是分配,而且包括資金的周轉。…為了解決這個邏輯上的矛盾,已經出現了種種說法。”(13)
為擺脫這一矛盾,有些中財政論者主張國營企業(yè)財務分配與財政發(fā)生直接聯系的那部分才屬于財政范圍。但這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其原因就在于將國營企業(yè)財務歸人財政范圍本身就是不對的,不管歸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個分配,還是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為國營企業(yè)作為其財務的活動主體,畢竟不是國家主體。
如果說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計劃經濟下是難以判明的話,那么到了今天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則是簡單明了的。改革開放導致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現,我國財政的“基礎”顯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國有經濟之上了。尤其是當著國有企業(yè)逐步成為獨立的市場運營主體之際,再以國有經濟對于各級政府的行政附屬關系為依據,強調國有企業(yè)財務的財政基礎地位,顯然是不能成立了。
總之,財政屬性和范圍問題,大體上可以說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理論問題。了解這些理論及其爭議,對于了解和剖析我國的計劃型財政理論,對于如何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我國的市場型財政理論,都是有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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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鄧子基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第1版,第5頁、第111-112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3)鄧子基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第1版,第6-7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4)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88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5)中國人民大學財政教研室編著:《財政學》(初稿),第1版,第2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6)鄧子基:《社會主義財政理論若干問題》,第1版,第19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
(7)(8)(9)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39-141頁、第87、90頁、第250-2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10)《社會主義財政學》編寫組:《社會主義財政學》,第1版,第29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
(11)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21頁、47頁和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